2003-09-02 19:43:52stanley
孟子所言之「利」
「利」，一般來說，它的解釋都是正面的、有價值的，是一個好字眼。
《說文》曰：「利，銛也。人钫人刀；和然後利，人钫人和省。」《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利」與「和」同義也。
「利」亦可解作吉、順利之意。例如，《廣韻‧至韻》曰：「利，吉也。」《易‧乾》中有：「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有大吉大利之意。
《正字通‧刀部》：「利，害之反。」《墨子‧經上》亦有云：「利，所得而喜也。」它是利益，意與「害」相對。
它也表達了善、優良、美好。如《玉篇‧刀部》：「利，善也。」
「利」亦作喜愛之意。《荀子‧正名》：「不利傳辟者之辭。」楊倞注：「利，謂悅愛之也。」
除此以外，「利」亦作貪。《廣雅‧釋詁二》：「利，貪也。」《禮記‧坊記》：「先財而後禮，則民利。」鄭玄注之曰：「利，猶貪也。」
由此可見，「利」的普遍解釋是正面的。
「亂之始也」
然而，似乎普遍對「利」的解釋都不適用於《孟子》。在《孟子》一書中，凡為利者，皆是不當的。這一點，司馬遷也對此作出總結和評論。
於《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卷七十四)的開首：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 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獘何以異哉！」
從這裏，可看到孟子所言之「利」，非作正面之意。司馬遷肯定了「利，誠亂之始，禍之源。」並對孟子對待「利」的弊害應予以防範和約束，加以讚賞。
社會道德
為何孟子認為「利」是「亂之始」，指之為不當呢？於《孟子》中，更特別把「利」與「義」作對立論。這除了牐孔子「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之說外，與當時的社會道德亦有緊密之關係。
春秋以後，諸侯各有兼併之心。有識之士，皆書其學以期救世，是故百家爭鳴。這個先秦學術思想的黃金時代，正是孟子所譏為「處士橫議」者也。
《滕文公下》: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竹盈天下。」
《莊子‧天下》有云: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烕一曲之士也……是故內聖外王之學，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為，以自為方。悲夫。」
自商鞅變法後，人樂於軍功；自商業勃興後，人但求富利。而禮義廉恥則蕩然無存。
《荀子‧大略》言：
「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
《史記‧蘇秦列傳》：
「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又《史記‧吳起列傳》：
「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
從蘇秦和吳起的典型例子，可見時人見利而忘義，為「利」而不顧廉恥。所以，孟子特別將「利」、「義」對立。
孟子對「利」的看法
從《孟子》一書中，我們可看到孟子對「利」的看法。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在《盡心上》：
「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孟子舉堯舜之徒與盜跖之徒之分，以說出善和利之間的分別。從此處看來，「利」有指不當之意，是為君子聖人所不取的。
於《萬章上》：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系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伊尹以堯舜之道為樂，誦其詩、讀其書。如果不合道義，縱使以天下財富作為他的奉祿，他都不回頭望一下，正是「君子喻於義」。
於《公孫丑下》: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饋七十?而受；於薛，饋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饋贐。』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饋之，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饋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孟子認為送行者之禮和兵備之饋(《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是可以取的，是因為取送行者之禮和兵備之饋都沒有違反「義」，是適宜的，不是「利」。但齊王所贈的一百金，「未有處也」，是「貨」是「利」，故不能受之，因只有小人才會「喻於利」，是君子所不為的。
於《離婁下》：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遍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批評齊人的行為，認為他是捨義(羞惡之心)而取利；同時，亦批評當時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與齊人無異也。於義、利之間，孟子選擇義而捨棄利的。
孟子於本章節就義利之形象，進一步說明了孔子所說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誌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誌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陳代勸孟子枉尺直尋，以見諸候，但孟子不肯。
此處的「枉尋」可比全體百性犧牲其福祉；「直尺」可比國君滿足其個人野心。但從國君的立場來看，其個人之利既國家之利，故曰：「枉尋直尺而利」。對於陳代而言，見諸候是「枉尺」，王霸之利是「直尋」。
對於儒家而言，王道之實現可謂天下之大利。但在孟子看來，見諸候是「枉道」；枉道而從利，君子所不為也。
利蔽本性
《告子上》中: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脪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 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鐘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鐘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孟子舉「一簞食，一豆羹」極言食物之少，而「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則又說明這極少的一點食物的重大價值。這樣珍貴的食物若經「脪爾」、「蹴爾」而施捨出來，那便是對人格的侮辱，這不義之食，一個瀕臨死亡的人尚且不肯接受。可見人們的羞恥之心，是勝過求生的欲望，而所謂「羞恥之心」，乃孟子所謂「義之端也」。
「萬鍾」與「一簞食，一豆羹」相比，數量上是大大增加了，但其意義、價值卻減少了，因為接受「萬鍾」的俸祿，不外乎為了「宮室之美」、「妻妾之奉」 、「所識窮氏乏得我」之類身外之物，這同生命本身的價值相比，當然是微不足道。前一個例子裡，人們在「生」與「義」之間選擇了後者，但在後一個例子裡，人們卻在遠不如生命重要的身外物(利)和義之間選擇了前者，足見這些見利忘義的小人的荒謬可笑。孟子指出人之所以會做出這樣愚蠢的行為，正是受到「利」所蒙蔽，才會失掉本性。
凡事以義為先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裡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梁惠王所談及的「利」，是指富國強兵之類。孟子則說求「利」之害，「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梁惠王的重利輕義可使「國危」、出現公卿大夫弒奪之禍。
希真說孟子以仁義對梁惠王，曰:「凡事不可先有箇利心，才說著利，必害於義。聖人做處，只向義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說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蓋緣本來道理只有一箇仁義，更無別物事。義是事事合宜。」
又曰:「聖賢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向義邊一直去，更不通思量第二著。才說義，乃所以為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義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才於為仁時，便說要不遺其親；為，便說要不後其君，則是先有心於為利。聖賢要人止向一路做去，不要做這一邊，又思量那一邊。仲舒所以分明說『不謀其利，不計其功』。」
孟子認為，凡事不可以利為先，以義為後；應向義處思量，不應以利為依歸；見事須以是和非作準則，不可只重利害。
利，禍之源也
在《告子下》中：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誌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從上可見，「義」、「利」之間，孟子必擇義，這也是「上取乎下，下取乎上」的道理。亦由此可見，重「利」會禍及整個社會，人皆「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綜觀以上而言，孟子認為「利」，乃亂之始、禍之源也，它使蒙蔽人的本性，使人「與義分背」，人人取利捨義，失掉羞惡辭讓之心，禍及社會。他認為凡事以義為先，強調「君子喻於義」。
其實，這可說是發展孔子「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之說。「義」是事之宜，「利」是財利，前者是合理的行為標準，是君子所曉喻；後者則是小人之所欲，與前者相多，有害於完美人格之修養。
另外，孔孟所指的「利」，並不包括為富國裕民的公利；所反對的是個人不合理之私利。
參考書目
1) 朱熹注，《孟子集注》。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58年[1969年]
2) 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3) 朱熹，《朱子語類‧卷五十一》。
4) 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5) 蘇文擢，《孟子要略》。1991年
6) 吳康，《諸子學概要》。臺北：正中書局，民國68年[1979年]
參考網頁
1) 中研院語言所「搜詞尋字」語庫查詢系統
《說文》曰：「利，銛也。人钫人刀；和然後利，人钫人和省。」《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利」與「和」同義也。
「利」亦可解作吉、順利之意。例如，《廣韻‧至韻》曰：「利，吉也。」《易‧乾》中有：「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有大吉大利之意。
《正字通‧刀部》：「利，害之反。」《墨子‧經上》亦有云：「利，所得而喜也。」它是利益，意與「害」相對。
它也表達了善、優良、美好。如《玉篇‧刀部》：「利，善也。」
「利」亦作喜愛之意。《荀子‧正名》：「不利傳辟者之辭。」楊倞注：「利，謂悅愛之也。」
除此以外，「利」亦作貪。《廣雅‧釋詁二》：「利，貪也。」《禮記‧坊記》：「先財而後禮，則民利。」鄭玄注之曰：「利，猶貪也。」
由此可見，「利」的普遍解釋是正面的。
「亂之始也」
然而，似乎普遍對「利」的解釋都不適用於《孟子》。在《孟子》一書中，凡為利者，皆是不當的。這一點，司馬遷也對此作出總結和評論。
於《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卷七十四)的開首：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 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獘何以異哉！」
從這裏，可看到孟子所言之「利」，非作正面之意。司馬遷肯定了「利，誠亂之始，禍之源。」並對孟子對待「利」的弊害應予以防範和約束，加以讚賞。
社會道德
為何孟子認為「利」是「亂之始」，指之為不當呢？於《孟子》中，更特別把「利」與「義」作對立論。這除了牐孔子「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之說外，與當時的社會道德亦有緊密之關係。
春秋以後，諸侯各有兼併之心。有識之士，皆書其學以期救世，是故百家爭鳴。這個先秦學術思想的黃金時代，正是孟子所譏為「處士橫議」者也。
《滕文公下》: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竹盈天下。」
《莊子‧天下》有云: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烕一曲之士也……是故內聖外王之學，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為，以自為方。悲夫。」
自商鞅變法後，人樂於軍功；自商業勃興後，人但求富利。而禮義廉恥則蕩然無存。
《荀子‧大略》言：
「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
《史記‧蘇秦列傳》：
「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又《史記‧吳起列傳》：
「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
從蘇秦和吳起的典型例子，可見時人見利而忘義，為「利」而不顧廉恥。所以，孟子特別將「利」、「義」對立。
孟子對「利」的看法
從《孟子》一書中，我們可看到孟子對「利」的看法。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在《盡心上》：
「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孟子舉堯舜之徒與盜跖之徒之分，以說出善和利之間的分別。從此處看來，「利」有指不當之意，是為君子聖人所不取的。
於《萬章上》：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系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伊尹以堯舜之道為樂，誦其詩、讀其書。如果不合道義，縱使以天下財富作為他的奉祿，他都不回頭望一下，正是「君子喻於義」。
於《公孫丑下》: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饋七十?而受；於薛，饋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饋贐。』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饋之，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饋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孟子認為送行者之禮和兵備之饋(《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是可以取的，是因為取送行者之禮和兵備之饋都沒有違反「義」，是適宜的，不是「利」。但齊王所贈的一百金，「未有處也」，是「貨」是「利」，故不能受之，因只有小人才會「喻於利」，是君子所不為的。
於《離婁下》：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遍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批評齊人的行為，認為他是捨義(羞惡之心)而取利；同時，亦批評當時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與齊人無異也。於義、利之間，孟子選擇義而捨棄利的。
孟子於本章節就義利之形象，進一步說明了孔子所說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誌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誌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陳代勸孟子枉尺直尋，以見諸候，但孟子不肯。
此處的「枉尋」可比全體百性犧牲其福祉；「直尺」可比國君滿足其個人野心。但從國君的立場來看，其個人之利既國家之利，故曰：「枉尋直尺而利」。對於陳代而言，見諸候是「枉尺」，王霸之利是「直尋」。
對於儒家而言，王道之實現可謂天下之大利。但在孟子看來，見諸候是「枉道」；枉道而從利，君子所不為也。
利蔽本性
《告子上》中: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脪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 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鐘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鐘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孟子舉「一簞食，一豆羹」極言食物之少，而「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則又說明這極少的一點食物的重大價值。這樣珍貴的食物若經「脪爾」、「蹴爾」而施捨出來，那便是對人格的侮辱，這不義之食，一個瀕臨死亡的人尚且不肯接受。可見人們的羞恥之心，是勝過求生的欲望，而所謂「羞恥之心」，乃孟子所謂「義之端也」。
「萬鍾」與「一簞食，一豆羹」相比，數量上是大大增加了，但其意義、價值卻減少了，因為接受「萬鍾」的俸祿，不外乎為了「宮室之美」、「妻妾之奉」 、「所識窮氏乏得我」之類身外之物，這同生命本身的價值相比，當然是微不足道。前一個例子裡，人們在「生」與「義」之間選擇了後者，但在後一個例子裡，人們卻在遠不如生命重要的身外物(利)和義之間選擇了前者，足見這些見利忘義的小人的荒謬可笑。孟子指出人之所以會做出這樣愚蠢的行為，正是受到「利」所蒙蔽，才會失掉本性。
凡事以義為先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裡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梁惠王所談及的「利」，是指富國強兵之類。孟子則說求「利」之害，「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梁惠王的重利輕義可使「國危」、出現公卿大夫弒奪之禍。
希真說孟子以仁義對梁惠王，曰:「凡事不可先有箇利心，才說著利，必害於義。聖人做處，只向義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說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蓋緣本來道理只有一箇仁義，更無別物事。義是事事合宜。」
又曰:「聖賢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向義邊一直去，更不通思量第二著。才說義，乃所以為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義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才於為仁時，便說要不遺其親；為，便說要不後其君，則是先有心於為利。聖賢要人止向一路做去，不要做這一邊，又思量那一邊。仲舒所以分明說『不謀其利，不計其功』。」
孟子認為，凡事不可以利為先，以義為後；應向義處思量，不應以利為依歸；見事須以是和非作準則，不可只重利害。
利，禍之源也
在《告子下》中：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誌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從上可見，「義」、「利」之間，孟子必擇義，這也是「上取乎下，下取乎上」的道理。亦由此可見，重「利」會禍及整個社會，人皆「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綜觀以上而言，孟子認為「利」，乃亂之始、禍之源也，它使蒙蔽人的本性，使人「與義分背」，人人取利捨義，失掉羞惡辭讓之心，禍及社會。他認為凡事以義為先，強調「君子喻於義」。
其實，這可說是發展孔子「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之說。「義」是事之宜，「利」是財利，前者是合理的行為標準，是君子所曉喻；後者則是小人之所欲，與前者相多，有害於完美人格之修養。
另外，孔孟所指的「利」，並不包括為富國裕民的公利；所反對的是個人不合理之私利。
參考書目
1) 朱熹注，《孟子集注》。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58年[1969年]
2) 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3) 朱熹，《朱子語類‧卷五十一》。
4) 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5) 蘇文擢，《孟子要略》。1991年
6) 吳康，《諸子學概要》。臺北：正中書局，民國68年[1979年]
參考網頁
1) 中研院語言所「搜詞尋字」語庫查詢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