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隊是現代社會中，最封閉的威權體系。軍隊是社會的縮影；尤其是社會中「權力關係」的縮影。

在東亞儒家文化圈，威權主義普遍存在於社會中每一種人際關係裡。所謂「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其中所說的「關係」，除了指套交情之外，其實也隱含權力關係的概念。

各種牛鬼蛇神都在軍隊裡頭橫行。再有理想抱負的年輕人，一旦當了兵，很難不被這種「洗禮」給磨練得更加現實老成。所謂「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這句話，說穿了，就是說，從現實主義生存之道的思維來看，威權主義可以被合理化。

洪仲丘被誰殺死的？也許很難說哪幾個人必定是有意謀殺他的直接兇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個「權力結構」本身給他製造了一個非死不可的場域。他的死亡反映出「權力關係」最可怕的一面：即「濫權共犯」存在的必然性！

所謂權力，必須透過「結構」才能行使。具體有形的常見權力結構，例如長官必須透過組織中的程序才能下達命令；而無形卻常見的權力結構，則例如情人想使喚對方，必須透過「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情侶親密關係，才有可能實現。

軍隊表面上說，是一種具體有形的權力結構，即依「職權」而存在的指揮體系，但骨子裡，如「關係」這類無形的權力結構也同樣充分運作。

從「權力結構」來看洪仲丘案，這是典型的「濫權共犯」集體凌虐弱者的案例；在這個結構中，每個參與的共犯，都在為「整洪仲丘」這個共同目標服務。雖說每個人都只為此目標出了一小點力氣，但因參與者眾（直接間接至少一二十人以上），導致加總起來的「結構性暴力」總力量十分驚人，足以將一個身強體壯的屆退士官操到暴斃。

這不由得讓人再度想起著名的《電擊實驗》，即《米爾格倫實驗》（Milgram experiment），又稱《權力服從研究》，Obedienceto Authority Study）。此實驗佐證了親身經歷並研究納粹大屠殺的漢娜鄂蘭「邪惡之平庸性」的觀點。以通俗語言簡要而言，即是說，尋常人性習慣於服從權威，卻不易深思挑戰，如此使權力結構本身每個組成份子，都可能只因為簡單的服從命令舉措，而參與成為恐怖的結構暴力罪惡之共犯。

目前，洪為何被操死，真相仍未完全明朗，但初步已知相關權力結構關係如下：

一、洪仲丘本人：

義務役。退伍前172公分，體重98.3公斤，BMI值33，且有有輕微「幽室恐懼症」，屬操練上「高危險群人員」，依規定不可貿然進行重度操練，卻被大熱天下狂操，導致嚴重中暑，大量內出血，急救無效而暴斃。

於6/25士評會中被決議關禁閉，原因為何尚待釐清，疑因與范、陳二位士官理念不合，遭到設局惡整。

洪仲丘性格敢言，於6/26離營保密座談會中，直指連部幾項缺失，使旅長隔日親自突擊檢查，座談內容遭洩漏後，疑因此於禁閉期間狂操。

洪遭惡整前，曾發簡訊給旅政戰主任求救，錯發給旅長，後旅部所作所為，卻似反而要故意加速惡搞他。

（洪未善用「間接權力－關係」的運作保護好自己，且太過信任軍中的正規體系之申訴等管道之運作合理性，以致洪平日所得罪的人，可能為數不少，當這些人要集體濫用「直接權力－職權」凌虐他時，很快就集結進行了。洪甚至不相信他自己竟會遭旅長出賣。）

二、已經浮出檯面的主要加害者有多人，有意無意間，都成了殺人共犯：

1.上士范佐憲、士官長陳以人二人－屬於志願役。因與義務役的洪帶兵方式不同，喜歡玩兵，和洪理念不合交惡已久；後趁洪退伍前，故意設局惡整洪仲丘，向副旅長打小報告稱洪仲丘帶智慧型手機入營且行事乖張，不服管教。使副旅長逼副連長下令開士評會決定是否對洪關禁閉，然而范不按規定召開士評會，會中還引導士評會決議成對洪不利結果。（濫用「間接權力－關係」）。

後來為了讓禁閉前的體檢時間縮短趕在禁閉前出爐，二人又攜帶飲料至體檢醫院國軍813醫院，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與體檢醫官套交情，果然火速將體檢表拿到手。（濫用「間接權力－關係」）

2.被收押的542旅副旅長何江忠－施壓威脅副連長必須火速將洪仲丘關入禁閉室，「不然下一個關禁閉的就是你」。（濫用「直接權力－職權」）

3.蘭指部班長、禁閉室戒護士陳毅勳－在洪仲丘已舉手表達不堪負荷時，未依規定降低訓練強度，仍強硬要求洪繼續操練。（濫用「直接權力－職權」）

4.洪仲丘的連長徐信正、副連長劉廷俊－原本不想服從副旅長命令將洪關禁閉，但遭副旅長威脅後低頭，將洪送禁閉。（受長官濫用「直接權力－職權」之害，自己也被迫濫用「直接權力－職權」）

5.陸軍542旅旅長沈威志、旅政戰主任戴家有、參謀主任張治偉－沈因嚴格，素有「大魔王」綽號。接到洪求救簡訊後，指示戴主任與張主任和洪約談，卻輕忽問題嚴重性，約談後竟然仍批准關禁閉。三人明知洪屬操練之高危險人員，已求救卻不聞問，甚至援引錯誤條文判定洪仲丘悔過處分，且未依「人事評議會」規定召開懲處會議。（濫用「直接權力－職權」）

此外，沈主持的6/26離營座談，後卻未嚴格保密，而使洪談話內容洩漏到連部，可能使洪於禁閉期間遭狂操。（未有效行使「直接權力－職權」，導致共犯間的「間接權力－關係」之危害進一步擴大，釀成命案）

案發後，542旅部還向所有的軍士官兵說謊，指洪案完全合法，旅長等人出於私心，包庇縱容所有相關人員。（命案發生後濫用旅部自身的「間接權力－關係」集體串供，對外謊稱合法。）

6.陸軍269旅政戰主任陳毅銘－涉嫌下令刪除禁閉室周圍四支監視器的兩部分關鍵錄影，雖尚未有證據顯示直接參與加害洪，卻於事後湮滅證據，成為包庇犯罪者的直接共犯。（濫用「直接權力－職權」）

三、間接共犯至少包括：

1.國軍813醫院體檢部門－配合542旅部要求，只花一天即火速將體檢報告做出，交由部隊領回。（同時有多人濫用「直接權力－職權」＋「間接權力－關係」，才能火速跑完所有流程，一天內取得體檢報告）

2.陸軍269旅部其他長官－負責禁閉室執行悔過教育，卻未按規定執行，也未改善禁閉室生活設施，任令禁閉生生活環境不佳。且洪案爆發後，禁閉室四周的四支監視器皆同步消失80分鐘影像，被疑湮滅證據。（同時有多人濫用「直接權力－職權」＋「間接權力－關係」，才有可能同時集體湮滅證據）

3.洪仲丘的連輔導長吳翼竹，及其他士官－默許洪遭到不當管教卻默不吭聲，欠缺道德勇氣，心態狹隘自私懦弱，也都算比副連長間接的共犯。（未能有效行使「直接權力－職權」和「間接權力－關係」來拯救洪，也未堅持維護正當合理的管教之程序正義）

4.陸軍269旅禁閉室不合格管理人員集體，包含7名士官－天氣已達危險等級，仍持續重度操練。（濫用「直接權力－職權」）

5.陸軍司令部第六軍團指揮部－對禁閉室督管不周。（未有效行使「直接權力－職權」）

6.軍事檢察官－原本宣告洪為「意外」死亡，偵辦態度消極，動作慢吞吞，等到早已引起民怨沸騰，才開始動起來，押了一人。相關人等早就串供了。（未有效行使「直接權力－職權」，導致共犯間的「間接權力－關係」之危害進一步擴大）

7.陸軍、國防部、國防部長、三軍統帥－明知軍中腐敗文化、潛規則問題嚴重，卻長期忽視，欠缺改革。

四、救人不成卻反遭強揹黑鍋的：

醫官呂孟穎－隨救護車全程陪伴洪仲丘，第一時間因未診斷出中暑症狀，誤判病情，未使用氧氣瓶，錯失搶救黃金時間。後在懲處名單中，遭其他同仁卸責，成為唯一扛責者。（救人時未能有效運用「直接權力－職權」，後又遭「間接權力－關係」之害）

五、洪仲丘本人的反擊權力：

1.與洪交情較好的爆料者同袍劉烜揚、鄭博元－洪的同袍劉烜揚、鄭博元等人強力反擊加害者不實說詞，惜洪已去世。劉指出，洪仲丘其實沒有智慧型手機，而是有照相與MP3功能的手機，違背規定情節並不重大，且是因與其他士官理念不合才遭惡整。真正愛玩智慧型手機的是范佐憲、陳以人，被多次投訴使用智慧型手機，但旅長並未徹查。鄭則爆料稱范陳二人就像軍中土皇帝、作威作福。（劉、鄭等人運用「間接權力－媒體擴音器」，透過媒體幫洪說話；這也相當於洪在冥冥中仍然運用「間接權力－關係」在替自己伸冤、揭露真相、反擊加害者）

2.洪的父母親友－大力為洪奔走呼求真相。(洪的「間接權力－關系」，運用「間接權力－媒體擴音器」討公道)

3.關心洪案的社會大眾－產生民意壓力，震動總統與國防部長。(洪的「間接權力－關系」，運用「間接權力－媒體擴音器」討公道)

註一：依禁閉生目擊轉述，關於消失的影帶內容：

分為二部分，一部分是7月1日下午2時至3時20分，進行基本教練的蹲下訓練，洪曾表示右腳扭傷，戒護士要求換腳繼續練習，導致左腳也扭傷。7月3日下午5時30分消失的30分鐘影帶，是洪在操課完後反映說自己曾有氣喘，如今發作，被帶離時曾說：「我剩3天退伍，沒必要拿自己的命開玩笑。」至用餐時，洪雙手撐住餐桌，手腳發抖，體力不支，從板凳上倒臥在地，全身抽蓄，戒護士當即要求2名禁閉生壓住洪手腳，並去找氧氣瓶。洪倒地掙扎期間不斷憤怒又害怕的罵三字經，近20分鐘後救護車才到場將洪送離。

（來源：立委轉述，新聞報導）

註二：洪仲丘最後求救簡訊，全文如下：

主任好，我是旅部連下士洪仲丘，由於我攜帶違禁品被懲處禁閉七日，但我有輕微幽室恐懼症，我不知道我能否撐過這七天，我今天有向心衛中心提出這個問題，但似乎沒用，我甚至懷疑整個程序的正當性及完整性。今天剛體檢完，體檢報告馬上出來，今天心衛中心剛約談完馬上明天就送禁閉室，似乎完全無視我的身心狀況。

我承認我的過錯及接受我的懲處，只是不確定以我的狀況是否能熬過這七天，以及整個質疑整個程序的合法性，另外我今日體檢我看到連上士官長拿著飲料過去813請體檢部門的人，我不知道是否因為這樣以致於我體檢報告如此迅速出爐，還是因為我是屆退人員，為了快速懲處而一切程序即可馬虎且粗糙，整個程序讓我覺得相當無力及無奈，迫於無奈只好傳簡訊告知主任這情形，有打擾到主任的地方我感到相當地抱歉，謝謝主任。

（來源：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715/240764.htm）

以上是洪仲丘案的權力結構初步探討（根據2013-07-17為止的資訊，近日仍可能再根據最新資訊，編修本文）。

（本文寫於2013-07-17）

【後記】－《洪仲丘案陰謀論漸證實，但罪惡被媒體與立委誇大了！》

在洪仲丘家屬毅力不捨的努力下，洪案全貌逐漸拼湊出七八成的輪廓。媒體報導家屬點名「四大惡人」與「五大幫兇」。媒體報導角度也明顯偏向對其最不利的報導角度。

「四大惡人」很可惡，但輿論不該「過度」妖魔化「四大惡人」。因為他們畢竟不可能「蓄意殺人」。

在法律上，「蓄意殺人」屬於一級謀殺，罪刑從死刑、無期徒刑、到一二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都有，但從沒有判很輕的。

若從法律與社會常見人性的角度論「四大惡人」或「五大幫兇」個別的行為，嚴重性實在不能和謝依涵或李宗瑞等人相提並論。因為每個人都只參與了洪暴斃過程的一小部份而非全部，且沒有任一人的哪個舉動可以算是明顯讓其冤死的關鍵原因。

這也就是說，因此殺人權力結構中涉案者太多，責任成為每個參與者都該共同承擔，平均下來，每個人都只分擔了一小部分。也因此，即使依軍法審判，四惡人最後的罪刑也不可能太重，五幫兇更是只可能輕判，到時媒體與社會大眾又要再譁然一次了。(除非有其他新證據顯示有更嚴重的犯行)

當媒體使用「洪仲丘因敢言引來殺機」這類字眼時，明顯誤導了公眾的認知朝向預謀殺人。這也使「輿論監督軍事司法」的方向遭到誤導。軍檢可能因此迫於輿論壓力，而在無足夠證據下，草草羅織罪名起訴四惡人或五幫兇，反而導致法院最後定罪的機率降低。

此外，趙天麟立委幫爆料者轉述還原真相，雖該獲得肯定，但使用的字眼稱「蓄意殺人」也過於誇張了，不僅未審先判，更使正義沒有獲得最正確的伸張方式，反而使軍檢查案方向、國軍改革方向，都遭到一定程度的扭曲。

國軍改革方向，本該從「邪惡的平庸性」著眼，透過「法治」與「文化建設」的進步思維，運用制度設計與人權教育來預防軍中人權侵害事件的發生，並建立萬一發生後的救濟管道。

然而，目前媒體對四人「蓄意殺人」的指控，將導致此種「邪惡的平庸性」遭到忽略，而使國軍對本案的認知受到誤導，國軍的追究方向被輿論導向成為以「懲戒惡人」為主要目標，繼續落入「人治」的思維當中，而妨礙了真正的體制改革。

（後記寫於2013-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