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2-11 12:21:56求逑
(年輕的小把戲)戀戀楊德昌
楊德昌：關於《獨立時代》
人類真的有這麼不同嗎？不同到必須要對“人”作多種不同的定義？
去年此時，我正在籌拍(《獨立時代》)這部喜劇小品之際，國際人權組織正要在維也納召開大會，幾個亞洲國家成員，包括中國，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國，基於文化立場不同的理由，聯合要求大會修改國際人權宣言。當時這項爭議引起全世界的注目——當然我也一樣；甚至《時代》雜誌都以此為題做了封面報導。從此，“新儒家思想”之名響徹全球，我這喜劇小品也因此急轉直下，追根究底地深入這個主題。因為我發現我這個故事的一切細節，都是來自這個最核心的問題。對我而言，文化立場的不同只應該更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交流，而非更加造成人與人之間的猜疑及誤會。
對我而言，這項爭議更明顯地指出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一方面，我們東方人必須努力對自己文化的特殊傾向產生反省；同時，另一方面，西方人亦需立即對我們東方文化隱晦的部分，努力做深刻的瞭解。由於儒教文化的勤奮紀律，造成我們這些儒教社會過去十年來驚人的經濟成長及財富累積，也因此改變了一百五十年來西方與東方原有的相對關係。這是自鴉片戰爭及殖民主義至今，這些儒教社會首度能挾持著財大氣粗的自信，向西方社會毫不留情地分庭抗禮。西方在震驚之余，只有天真無知地接受這種新局面，甚至繼續縱容自己一向的無知，幾到可能被東方愚弄的地步。東西雙方自我反省的努力必須是相互的，沒有這種雙方自我檢討的努力，一切文化的交流及溝通都將毫無意義。(《獨立時代》)這部電影，代表了我在東方的這一半世界裏，向這交流溝通的努力付出一己之責。
我們二千五百年之久的歷史教育課程裏，甚至近期的一些中國電影中，苦難，窮困似是我們文化中最明顯的特徵。在儒教教條之中，人民的富裕從來就不是一切訓令的終極目標，儒教教條從道德出發，用同流，服從，紀律，個人對群體的犧牲以保障社會的和諧及團體的安全自由，極力包裝中央權力核心的正常合法性。反諷的是，這些同流及紀律的素養，竟然造成了這些儒教國家這二十年間的經濟奇跡及每年二位數的經濟成長率。突然之間，我們被長久儒教教條訓練下來的因循習性無法在儒教教條重找到任何指引我們如何去面對富裕物質生活的標準答案。在用盡了借自西方模式的既有工具(如民主政治)之後，我們不知道往前應該因循抄襲何種既有教條，來繼續向前邁進。現在，也許我們能夠大膽地向西方強權叫囂要求修改人權宣言；然而，我們能夠大膽的告訴自己如何走向未來嗎？這種困惑已經使我們每個人的生活細節之中浮現了隱藏已久的潛在焦慮。
在我們強調整齊劃一性的同流文化中，每個人最主要的生活目標就是「人緣」。若沒有人緣，就可能有遭受到被別人摒棄及孤立的危險。然而，同流也暗示了一種虛偽。從小我們的教育就不斷地灌輸我們如何做才是「正確」，任何個人獨特的想像力及創意，都會遭受強大的排斥及否定，以致每個人都需要戴上假面具扮演一個別人熟悉的角色，來隱藏內心的許多感觸，以免被懷疑為「與眾不同」。因此，我們同時更相信別人都同樣時時刻刻在裝出同一副樣子，隱瞞著他深藏不露的城府，使我們無法真正在群眾之間建立最基本的相互信任。二千年來，假借孔老夫子之名而建立于社會全體成員之間的這種自相監視的預警系統，使中央權威有效地統治了這個幅員浩瀚的大國家。然而，問題是，如果一個文化無法自其社會成員中汲取，累積個人的智慧及反省，是無法去修正它過去的錯誤，無法評估它的現況，更無法遠瞻它未來的需要。
沒有個人想像力及創意的啟發，一個社會的人性絕對無法透過藝術來得到肯定。因此，儒教社會中的藝術，除了有加強肯定中央集權核心的政治合法性的功能之外，別無他圖，何況中央權力才是判決「人性」為何地終極主審。因此，在我們的文化裏，藝術和政治宣傳之間從來就沒有明顯的區分。這種偏頗的現象，被儒家「天人合一」的理論偉大的圖飾。換言之，一切疑慮的解答，都能在每個人周遭的大自然中尋獲，簡言之，這一切是沒有任何問題的！而且這種沒有問題是永恆不變的。因此，我們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忽略所有問題發生的可能性；為此，我們也同時放棄了一切自己未來的可能性。沒有了帝王，我們推出一個獨裁者來取代帝王；沒有了獨裁者，我們找個意識形態完全相同的國會來取代獨裁者；政治宣言無效了，我們用商業廣告取而代之。反正，無論如何，任何不經反省，不經檢討即能維持我們原有的相同外貌及相同思想的標準答案都行。
可惜，在今天生活的各個層面之中，我們所擁有的富裕，逼迫我們不得不去面對一切對切身前途的選擇與判斷。我們所面臨的龐大挑戰及困惑是不難理解的。孔老夫子若能及時投胎轉世，像歷史課本所述一樣地來指點我們的迷津，不亦樂乎？而且我們還能借此機會問問他：這二千年來，我們是否有曲解他原意並以訛傳訛地違背了他的教訓？這樣一來，我們也許終於可以不必只盯著別人彼此找茬，而讓每個人都能自在地過自己的生活，作自己認為對自己最有益的決定。不論是在選擇吃一份起司漢堡還是一碗牛肉麵；還是在決定用針灸或是服用抗生素；還是投票給執政黨候選人或投票給他採取同樣政見立場的反對黨孿生兄弟……。
你可知道中文裏沒有Irony這個字？也沒有Frustration這個字？所幸中文還是有一個人類共同的字眼——選擇，Choice！這個激發鼓勵人類個體思想及智慧的字眼，是我們的文化中唯一能帶給我們對未來產生希望的概念。
這部電影的主題是「我們」，迄今西方尚未有緣一識的我們那最隱私的一面。(《獨立時代》)這部電影談的是我的信念，不論最後我們賦予「人」這個名詞是何等地定義，我都深信我們都屬於同樣的人類。如果不然，我們又何必拍電影？如果我們的思想不能在共同的基礎上交流，國際影展還有什麼意義？
楊德昌寫於一九九四年四月
赴坎城國際影展競賽之前
轉載自：
《獨立時代》——楊德昌的活力喜劇
作者：楊德昌
出版發行：臺灣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楊德昌
1947年出生於上海，廣東梅縣人，1949年舉家遷至台灣。1967年自交大控制工程學系畢業，1972年赴美佛羅里達州利大學修習電腦碩士，在南加大學習研究電影一年，並在美國擔任電機工程師七年。1981年回到台灣，與詹宏志、余為彥、徐克等人參與獨立製作《一九0五年的冬天》，擔任編劇及演員，此片後來入選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隨後參加張艾嘉製作的台視節目「十一個女人」系列劇集，導演其中《浮萍》上、下集，頗受好評。1982年，被中影啟用為導演，與柯一正、張毅、陶德辰合拍《光陰的故事》（楊德昌導演其中《指望》一段），由於本片在各方面的創新嘗試，被公認為「台灣新電影」的濫觴，而本片的好成績也使得四位年輕導演有機會繼續拍攝電影。1983年創作其第一部劇情長片《海灘的一天》，以複雜的敘事結構，討論社會轉型中的女性議題及轉型後的都會空間對人的影響，引起諸多討論。1985年拍攝《青梅竹馬》，探討台灣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男女心理。1986年拍攝《恐怖份子》，以其特殊的敘事風格，及對現代都市中人們深刻的觀察，獲得國際許多獎項的肯定。1991年所拍攝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引起廣大的討論，楊德昌更被日本「電影旬報」選為年度電影獎的最佳外國導演。1994年的《獨立時代》獲得第三十一屆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獎。1996年拍攝《麻將》，獲得柏林影展評審團特別獎。2000年的《一一》，承續以往擅長的多條敘述線、理性思辯的敘述風格，深刻檢視當代的台北都會，更為他奪得至高榮譽的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成為享譽國際的重要導演。2001年偕同夫人彭鎧立進入網路領域，於10月24日成立miluku.com網站，經營網路動畫。
楊德昌與侯孝賢同為八0年代「台灣新電影」時期的主將，兩人風格迥異，但卻一直互相砥礪互相扶持，1985年的《青梅竹馬》就是由侯孝賢資助楊德昌，並擔任片中男主角，兩人惺惺相惜的革命情誼可見一斑。至今，兩人皆以其各自的電影成就，同為受到國際肯定的台灣導演，為「台灣新電影」寫下傳奇的一頁。
◆作品年表-導演作品
年份 片名 英譯片名
1982 《光陰的故事》第二段『期待』 In Our Time
1983 《海灘的一天》 That Day on The Beach
1985 《青梅竹馬》（與朱天文、侯孝賢合作） Taipei Story
1986 《恐怖份子》（與小野合作） The Terrorizers
1991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A Bright Summer Day
1994 《獨立時代》（與閻鴻亞合作） A Confucian Confusion
1996 《麻將》 Mahjong
2000 《一一》 One and a Two
◆作品年表-編劇作品
年份 片名 英譯片名
1981 《1905年的冬天》
1982 《光陰的故事》第二段『期待』 In Our Time
1985 《青梅竹馬》 Taipei Story
1986 《恐怖份子》 The Terrorizers
1996 《麻將》 Mahjong
◆作品年表-音樂作品
年份 片名 英譯片名
1984 《冬冬的假期》
◆作品年表-其他作品
年份 片名 英譯片名
1981 《浮萍》（台視綜合劇場「十一個女人」系列）
1986 《成人遊戲》（蔡琴MTV音樂錄影帶，與侯孝賢合作）
人類真的有這麼不同嗎？不同到必須要對“人”作多種不同的定義？
去年此時，我正在籌拍(《獨立時代》)這部喜劇小品之際，國際人權組織正要在維也納召開大會，幾個亞洲國家成員，包括中國，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國，基於文化立場不同的理由，聯合要求大會修改國際人權宣言。當時這項爭議引起全世界的注目——當然我也一樣；甚至《時代》雜誌都以此為題做了封面報導。從此，“新儒家思想”之名響徹全球，我這喜劇小品也因此急轉直下，追根究底地深入這個主題。因為我發現我這個故事的一切細節，都是來自這個最核心的問題。對我而言，文化立場的不同只應該更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交流，而非更加造成人與人之間的猜疑及誤會。
對我而言，這項爭議更明顯地指出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一方面，我們東方人必須努力對自己文化的特殊傾向產生反省；同時，另一方面，西方人亦需立即對我們東方文化隱晦的部分，努力做深刻的瞭解。由於儒教文化的勤奮紀律，造成我們這些儒教社會過去十年來驚人的經濟成長及財富累積，也因此改變了一百五十年來西方與東方原有的相對關係。這是自鴉片戰爭及殖民主義至今，這些儒教社會首度能挾持著財大氣粗的自信，向西方社會毫不留情地分庭抗禮。西方在震驚之余，只有天真無知地接受這種新局面，甚至繼續縱容自己一向的無知，幾到可能被東方愚弄的地步。東西雙方自我反省的努力必須是相互的，沒有這種雙方自我檢討的努力，一切文化的交流及溝通都將毫無意義。(《獨立時代》)這部電影，代表了我在東方的這一半世界裏，向這交流溝通的努力付出一己之責。
我們二千五百年之久的歷史教育課程裏，甚至近期的一些中國電影中，苦難，窮困似是我們文化中最明顯的特徵。在儒教教條之中，人民的富裕從來就不是一切訓令的終極目標，儒教教條從道德出發，用同流，服從，紀律，個人對群體的犧牲以保障社會的和諧及團體的安全自由，極力包裝中央權力核心的正常合法性。反諷的是，這些同流及紀律的素養，竟然造成了這些儒教國家這二十年間的經濟奇跡及每年二位數的經濟成長率。突然之間，我們被長久儒教教條訓練下來的因循習性無法在儒教教條重找到任何指引我們如何去面對富裕物質生活的標準答案。在用盡了借自西方模式的既有工具(如民主政治)之後，我們不知道往前應該因循抄襲何種既有教條，來繼續向前邁進。現在，也許我們能夠大膽地向西方強權叫囂要求修改人權宣言；然而，我們能夠大膽的告訴自己如何走向未來嗎？這種困惑已經使我們每個人的生活細節之中浮現了隱藏已久的潛在焦慮。
在我們強調整齊劃一性的同流文化中，每個人最主要的生活目標就是「人緣」。若沒有人緣，就可能有遭受到被別人摒棄及孤立的危險。然而，同流也暗示了一種虛偽。從小我們的教育就不斷地灌輸我們如何做才是「正確」，任何個人獨特的想像力及創意，都會遭受強大的排斥及否定，以致每個人都需要戴上假面具扮演一個別人熟悉的角色，來隱藏內心的許多感觸，以免被懷疑為「與眾不同」。因此，我們同時更相信別人都同樣時時刻刻在裝出同一副樣子，隱瞞著他深藏不露的城府，使我們無法真正在群眾之間建立最基本的相互信任。二千年來，假借孔老夫子之名而建立于社會全體成員之間的這種自相監視的預警系統，使中央權威有效地統治了這個幅員浩瀚的大國家。然而，問題是，如果一個文化無法自其社會成員中汲取，累積個人的智慧及反省，是無法去修正它過去的錯誤，無法評估它的現況，更無法遠瞻它未來的需要。
沒有個人想像力及創意的啟發，一個社會的人性絕對無法透過藝術來得到肯定。因此，儒教社會中的藝術，除了有加強肯定中央集權核心的政治合法性的功能之外，別無他圖，何況中央權力才是判決「人性」為何地終極主審。因此，在我們的文化裏，藝術和政治宣傳之間從來就沒有明顯的區分。這種偏頗的現象，被儒家「天人合一」的理論偉大的圖飾。換言之，一切疑慮的解答，都能在每個人周遭的大自然中尋獲，簡言之，這一切是沒有任何問題的！而且這種沒有問題是永恆不變的。因此，我們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忽略所有問題發生的可能性；為此，我們也同時放棄了一切自己未來的可能性。沒有了帝王，我們推出一個獨裁者來取代帝王；沒有了獨裁者，我們找個意識形態完全相同的國會來取代獨裁者；政治宣言無效了，我們用商業廣告取而代之。反正，無論如何，任何不經反省，不經檢討即能維持我們原有的相同外貌及相同思想的標準答案都行。
可惜，在今天生活的各個層面之中，我們所擁有的富裕，逼迫我們不得不去面對一切對切身前途的選擇與判斷。我們所面臨的龐大挑戰及困惑是不難理解的。孔老夫子若能及時投胎轉世，像歷史課本所述一樣地來指點我們的迷津，不亦樂乎？而且我們還能借此機會問問他：這二千年來，我們是否有曲解他原意並以訛傳訛地違背了他的教訓？這樣一來，我們也許終於可以不必只盯著別人彼此找茬，而讓每個人都能自在地過自己的生活，作自己認為對自己最有益的決定。不論是在選擇吃一份起司漢堡還是一碗牛肉麵；還是在決定用針灸或是服用抗生素；還是投票給執政黨候選人或投票給他採取同樣政見立場的反對黨孿生兄弟……。
你可知道中文裏沒有Irony這個字？也沒有Frustration這個字？所幸中文還是有一個人類共同的字眼——選擇，Choice！這個激發鼓勵人類個體思想及智慧的字眼，是我們的文化中唯一能帶給我們對未來產生希望的概念。
這部電影的主題是「我們」，迄今西方尚未有緣一識的我們那最隱私的一面。(《獨立時代》)這部電影談的是我的信念，不論最後我們賦予「人」這個名詞是何等地定義，我都深信我們都屬於同樣的人類。如果不然，我們又何必拍電影？如果我們的思想不能在共同的基礎上交流，國際影展還有什麼意義？
楊德昌寫於一九九四年四月
赴坎城國際影展競賽之前
轉載自：
《獨立時代》——楊德昌的活力喜劇
作者：楊德昌
出版發行：臺灣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楊德昌
1947年出生於上海，廣東梅縣人，1949年舉家遷至台灣。1967年自交大控制工程學系畢業，1972年赴美佛羅里達州利大學修習電腦碩士，在南加大學習研究電影一年，並在美國擔任電機工程師七年。1981年回到台灣，與詹宏志、余為彥、徐克等人參與獨立製作《一九0五年的冬天》，擔任編劇及演員，此片後來入選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隨後參加張艾嘉製作的台視節目「十一個女人」系列劇集，導演其中《浮萍》上、下集，頗受好評。1982年，被中影啟用為導演，與柯一正、張毅、陶德辰合拍《光陰的故事》（楊德昌導演其中《指望》一段），由於本片在各方面的創新嘗試，被公認為「台灣新電影」的濫觴，而本片的好成績也使得四位年輕導演有機會繼續拍攝電影。1983年創作其第一部劇情長片《海灘的一天》，以複雜的敘事結構，討論社會轉型中的女性議題及轉型後的都會空間對人的影響，引起諸多討論。1985年拍攝《青梅竹馬》，探討台灣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男女心理。1986年拍攝《恐怖份子》，以其特殊的敘事風格，及對現代都市中人們深刻的觀察，獲得國際許多獎項的肯定。1991年所拍攝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引起廣大的討論，楊德昌更被日本「電影旬報」選為年度電影獎的最佳外國導演。1994年的《獨立時代》獲得第三十一屆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獎。1996年拍攝《麻將》，獲得柏林影展評審團特別獎。2000年的《一一》，承續以往擅長的多條敘述線、理性思辯的敘述風格，深刻檢視當代的台北都會，更為他奪得至高榮譽的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成為享譽國際的重要導演。2001年偕同夫人彭鎧立進入網路領域，於10月24日成立miluku.com網站，經營網路動畫。
楊德昌與侯孝賢同為八0年代「台灣新電影」時期的主將，兩人風格迥異，但卻一直互相砥礪互相扶持，1985年的《青梅竹馬》就是由侯孝賢資助楊德昌，並擔任片中男主角，兩人惺惺相惜的革命情誼可見一斑。至今，兩人皆以其各自的電影成就，同為受到國際肯定的台灣導演，為「台灣新電影」寫下傳奇的一頁。
◆作品年表-導演作品
年份 片名 英譯片名
1982 《光陰的故事》第二段『期待』 In Our Time
1983 《海灘的一天》 That Day on The Beach
1985 《青梅竹馬》（與朱天文、侯孝賢合作） Taipei Story
1986 《恐怖份子》（與小野合作） The Terrorizers
1991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A Bright Summer Day
1994 《獨立時代》（與閻鴻亞合作） A Confucian Confusion
1996 《麻將》 Mahjong
2000 《一一》 One and a Two
◆作品年表-編劇作品
年份 片名 英譯片名
1981 《1905年的冬天》
1982 《光陰的故事》第二段『期待』 In Our Time
1985 《青梅竹馬》 Taipei Story
1986 《恐怖份子》 The Terrorizers
1996 《麻將》 Mahjong
◆作品年表-音樂作品
年份 片名 英譯片名
1984 《冬冬的假期》
◆作品年表-其他作品
年份 片名 英譯片名
1981 《浮萍》（台視綜合劇場「十一個女人」系列）
1986 《成人遊戲》（蔡琴MTV音樂錄影帶，與侯孝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