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臺灣再彈回過去的體制，或是納入目前的中國體制，那麼，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大概就會分成兩大類：統派和臺獨，前者將被褒揚，後者再度打入歷史的黑牢。同樣是黨國暴力的受難者，卻被分化了。然後我們的一小撮年輕人，再度開始那漫長、苦痛的歷程；開始那可能為期半世紀，甚至更長久的暗路行旅。而垂垂老去的我們，要如何告訴我們的年輕人？識時勢為英雄？

臺灣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解除戒嚴，但實際上，一直要到一九九二年刑法一百條修正，人民的思想自由才真正受到保障。這中間歷經一九九○年的野百合運動，次年廢除持續四十三年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結束「萬年國會」。這些過程我都錯過了，包括解嚴後的原住民運動。一九九三年冬天，我回到臺灣，已經是電話不怕竊聽的時代了。

一位學生下課來問：「那麼說來，臺灣的民主還很年輕？」當下我突然驚覺：沒錯，還很年輕，如果以修改刑法一百條來算，才十七年啊。或許我們應該樂觀一點，或許我們應該把頓挫看成考驗，看成我們社會重新確認、鞏固核心價值的機會。面對可能喪失或喪失的可能，我們再度體認到民主、自由和人權的不可放棄；相對於黨國一體的威權體制、相對於思想控制、相對於軍警情治單位的濫權，我們肯定民主、自由和人權。只有在這樣的框架下，解嚴以後臺灣社會逐漸肯定的多元文化才能體現，社會各種不同的價值觀才能並立共存。

在這篇文章中，我提到我在臺大時期交往的朋友，我盡量記下他們的名字，但個人記憶力不佳，必有疏漏。何以要記下人名？一方面，我研究歷史，總是覺得紀錄很重要。另外，這些朋友日後頗多「隱沒」在社會中，各自士農工商去了。就是因為他們隱沒了，特別提醒我們，很多事情之所以能成立，是許多人參與的結果，他們很可能懷抱著同樣的理念投入後來的工作或事業中，在社會中為一個更為美好的臺灣打樁。當然，我也相信，此刻他們當中有人可能不要和繼承黨外運動的民主進步黨有所關連。這都是很可以理解的。只有當我們的社會繼續往民主、自由與人權之路前進，大家或攜手、或各自以自己的方式為一個更理想、更美好的臺灣奮鬥，前輩的努力才不是浪擲，才不是青春的謬誤。

關心時事的讀者也會在這篇文章中認出好幾位後來成為檯面人物，若干人漸行越遠，甚至南轅北轍。我還在電視上看過我的一位「舊雨」當場毆打我的一位「新知」。胡忠信是我大學時代和留美初期交往密切的朋友，今天若見了面，我也不知道要跟他說些什麼。眾人分道揚鑣，其實是很正常的，隨著威權體制的崩解，有人的中華/中國民族主義思想（或中國文化主義）終究證明凌駕了其他價值。這我能理解，解嚴以後，臺灣急遽本土化，有一定比例的人無法忍受從來不了解、從來看不起的東西竟然變得重要起來，變得有價值，甚至壓過他們所習慣的優位事物。我認得一位臺灣出身的海外女性學者，他和夫婿曾竭力支持中國的六四運動，但他信奉黨國教育中學到的中國歷史文化，認為那是至高無上的，臺灣的本土化、政治上可能出現的臺獨路線，當然是他無法接受的，必得竭力打擊。支持六四、反臺獨，在他沒有矛盾。反過來說，我不用猜也知道他不會同情西藏人的奮鬥，遑論維吾爾族了；追根究底，他的中國民族主義其實也是現代版的中國帝國主義。

另一方面，臺灣自解嚴以來，思想、文化論述不再定於一尊，人們的思維和視野也從原來的重重束縛中解放出來，於是我們看到一些人選擇了和原先「理所當然」的取徑相背反的道路；一個社會能真正擺脫獨裁體制的魔咒，必須靠社會絕大多數人深切地「覺今是而昨非」，在個人那往往是一種帶著苦痛的勇氣。但是，有人則「背反」了再「背反」，終究又回到原先的路徑──人己白忙一場！大家都在摸索，就像我自己，也是逐漸才確立了各種價值的先後次序，在這個過程中我也摒棄了一些價值。我相信，經過我們每個人確實思考、反省過的路徑，才是一條有意義、值得堅持的路徑。

但是，在後現代思潮席捲知識界的今天，我有我的困惑。我常問我先生J君：如果人世間果真沒有真理，如果所有價值果真都相對化，那麼，為何要堅持捍衛自由與人權？那麼劉曉波的奮鬥，意義何在？我們支持他，意義又何在？

六月二十四日，我打開學生送我的一盒巧克力，品嚐一小口，很高級的巧克力，看一下品牌，是日本Gonocharoff的Bouquet De Chocolat。這個學期師大課程結束後，我請學生吃飯，他們體貼回送禮物──派出「奸細」，打探出我愛吃巧克力。正品嚐中，我隨意瞄一下電腦螢幕英文Yahoo的頭條，怎麼劉曉波被「placed under arrest」（逮捕），嚇一跳，他不是早被捕了嗎，有被釋放嗎？我怎麼漏了這麼大的消息？由於眼力不好，趕緊印下來，坐到沙發上看，我手上還拿著巧克力，原來是「正式被逮捕」，去年十二月八日的被捕，不是正式被捕！我約略算一下，去年十二月八日到現在不就超過半年了嗎？再高級的巧克力突然變得有點不是那麼有滋味。

該條新聞寫道，劉曉波今年五十三歲，和我同歲。也許因此更感到一種相聯繫的感覺。過去二十年我毫無罣礙地沈潛於知識世界，而他卻冒著生命和牢獄之災持續奮鬥。今年六四的前一天，我有堂講演課剛好講到白色恐怖，我告訴同學，如果我們不肯定民主、自由和人權，那麼臺灣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就算被處決的有四千餘人，以我年輕時代臺灣人口約一千八百萬來說，再怎麼說，都是少數，何足道？中國現在人口十三億，一個劉曉波，只不過是十三億分之一，一個胡佳，也是十三億分之一，就算把所有維權人士通通加起來，只要除以十三億，都是極少數。整個西藏人口也不過五百萬。我請他們不妨在六四的前夕思考我們社會的核心價值到底是什麼。

民主、自由和人權，有可能成為臺灣社會如磐石般的核心價值嗎？過去一年多以來，一方面臺灣民主自由體制似乎出現逆轉的危機，另一方面，從去年三月十四日以來，中國對西藏的鎮壓持續不斷，因此臺灣的遊行、靜坐、絕食等活動似乎非常頻繁。我認為，在每次支持西藏、中國、緬甸，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自由人權活動中，我們再度肯定我們的價值所在，強化我們捍衛它的決心。

臺灣是一個奇怪的地方，運氣特壞。我自己研究歷史，可能所知有限，但好像還沒看過一個類似的例子。一八九五年，這個遠在中國東南海上的「蕞爾小島」，未遭中日戰火波及，卻突然被清廷「永遠讓與日本」。臺灣人不接受這樣的命運，為了保鄉衛土，浴血抵抗，但欠缺奧援，最後只有認命。在日本統治半世紀之後，經歷近代化和殖民地化的複雜歷史過程，在絕大多數人毫無心理準備之下，又突然被盟軍交給中國。如果這個中國是個統一的中國，或許還好，臺灣人誰又知道「國共鬥爭」呢？戰後初期臺灣的漢人知識分子和青年怎麼懂得這些呢？原住民更是無從了解了。沒想到國民黨被中共打敗，「播遷來臺」，以統治一國的軍政情治裝備支配這個島嶼，臺灣捲入「國土分裂」下的國共鬥爭中，成為反共抗俄的復興基地。我們這一代人在黨國教育下成長，終於了解到何謂「國共鬥爭」，沒想到六十年後，不共載天的國共兩黨竟然熱絡攜手合作！好像歷史特意嘲弄臺灣人。

此刻的臺灣，尚待定義。不，更確切來說，正面臨重新被定義的危機。或許，我們好不容易獲致的多元文化的思考，將再度一統化；或許，我們的子孫將在課堂上大聲誦讀：「臺灣自古就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西藏也是、新疆也是。」或許，那個外於臺灣歷史過程的偉大史觀終將再度決定我們怎樣思考、看待這塊土地的過去。陳文成三十一歲的死亡，無庸說，再無究明真相的可能；他被迫縮短的人生也將不具任何意義。解嚴以來的歲月也將成為暗黑長路中偶現的光景，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

如果我們不要這些「或許」成真，那麼，我們必須堅持自己定義臺灣，我們內部可以衝突矛盾，可以歪纏爛打，但是，我們拒絕由外在的力量（或外力加內部少數人）重新定義臺灣。作為研究臺灣史的我，雅不願看到外於臺灣的史觀指導我們如何研究自己的歷史，我們的先民不是沒反抗過日本（武裝的、非武裝的），但是日本的殖民統治得由這塊土地上的人透過嚴謹的知識方法予以了解、予以評價。或甘苦參半、或愛恨交加、或曖昧矛盾，我們可以論證、論辯，但不要告訴我，我得怎麼看。戰後六十多年的歷史，影響今日臺灣非常深遠，我們才剛開始理解，不要告訴我，我們的苦難，我們的被剝奪，是為了成就一個「偉大民族」的必要犧牲。

臺灣尚待定義，但不要告訴我，她只能等待再度被外力重新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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