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婉窈老師寫的陳文成基金會「我的31歲」接力串寫活動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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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要想「三十一歲時，我做些什麼？」毫無頭緒，無法從自己的年歲想起，只好開始換算西元，哦，是一九八七（一開始還算錯一年呢）。我生在二月中旬，因此嚴格來說，我的三十一歲是從一九八七年二月中旬到一九八八年二月中旬。這其間發生什麼大事呢？最直接想到的是解嚴──那個臺灣歷史重要時刻的七月十五日，以及隔年一月蔣經國過世。而我自己呢？好不容易在時間座標上找到自己的三十一歲。那年，我約一半時間在美國耶魯大學，約一半時間在臺灣，最後的幾天則是在日本。

臺灣的戒嚴是世界最長的，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七年，共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這是我一直記在腦海裡的，最近因為教書的關係，才知道臺灣不是最久的──當時著實嚇一跳，心想那又是哪一國呢？怎麼自己一直以為是臺灣。原來還要分「臺灣省」和「福建省金門馬祖」！後者一九九二年解嚴，因此才是全世界戒嚴最久的地方，共四十三年。總之，以臺灣本島來說，我一九八一年離開臺灣赴美求學，我人生的前二十五年都在戒嚴體制下度過，如果不出國，就是從生下來到三十一歲都被戒嚴！

這些像流水帳一樣的數目，對我這種數字感特別弱的人來說，真夠為難了。讓我們暫時擺開算術吧。何以三十一歲那一年我會在美國、臺灣和日本？是哪些因素把我帶到這個時段的幾個地點呢？

可能年紀大了，最近和學生聚餐時，往往會提到過去在臺大的種種，越來越像個「白頭宮女」。前幾天，不知為什麼提到大學時代送稿審查的故事。我進臺大歷史系後，不久即加入《大學新聞》，由於年級小，分派到校對和送審稿等工作。我記得當時負責審查的那位先生坐鎮在臺大行政大樓一樓的辦公室。《大學新聞》每篇文稿都要他審過才能刊登，包括文藝版的小說、詩文等。他可以決定文章可否刊登，也可以刪改我們的文字。好幾次，我從行政大樓出來，回頭看這棟紅磚建築，很想把它炸掉。如果說我曾萌生「恐怖分子」的念頭，那當然有，但是要像當時的教官跑到系主任室說臺大附近有個炸彈案可能是我做的，那可是沒的事。教官要系主任孫同勛教授找機會安排我抄寫什麼的，以比對筆跡，孫主任和鄭欽仁老師商量此事，鄭先生告訴孫主任，此事萬萬不行，絕對要拒絕。這是事隔多年後，鄭先生告訴我的。兩位師長是我的貴人。

話說回頭，這位審稿的先生，記性不好的我已經忘了他的姓名，印象中是退伍軍人，人可挺和氣的，久了還會對我這個南部來的學生噓寒問暖。有一次，他指著一篇外文系的投稿，真誠地問我：「哈姆雷特是誰？」

家二哥弘憲從嘉義中學考上臺大法律系後上臺北。我記得有一天他向家父表示想去拜訪黨外民主運動領導者郭雨新先生，請家父替他寫封信。家父是中國青年黨員，和郭先生算得上熟識。後來我聽家兄說，他依約到長安東路羅馬賓館郭雨新先生的辦公室，郭先生和他講話之前，先把收音機打開，聲量開大。那時候，牆壁有耳朵，這是「常識性」動作。家兄於是認識郭雨新先生的秘書陳菊小姐，也因此陳菊「進到」臺大校園來，變成黨外人士和臺大學生之間的橋樑。

家兄比我大兩歲，從小我就覺得他很沈著，很有思想。現在想起來，家兄那時候不過才十九、二十歲，就是我現在教的大一、大二學生的年齡，再怎麼看都是很小。那時候，家兄獨自想到去見郭雨新先生，實在很不容易。

加入《大學新聞》後，我也認識了《大學論壇》的社員，當時這兩個學生刊物好像是姊妹刊物，或許說是難兄難弟更恰當。陳菊當時二十四、五歲，算是大姊頭，也很有大姊頭的分量。我記性不好，有些人名不復記憶，實在可惜。印象中，《大學新聞》最常接觸的是李美慧、張俊福、陳素香、陳連順、黃毓秀、林嘉誠、陳玲華、林蒼祥、黃振銘、粘榮發、陳瑞仁等人。歷史系研究所學長林瑞明也常參與活動，我記得他邀請過吳濁流先生來參加座談（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前輩文學家，印象深刻）。《大學論壇》則是謝明達、吳重義、李美夏和曾國隆等人（後來才又認識蕭裕珍、蘇煥智）。鄭優屬於《臺大法言》，至於田秋堇、吳乃德、邱義仁、林正杰、史非非（范巽綠）等人，好像是透過陳菊小姐認識的。陳菊也帶我去見當時在臺大農學院圖書館工作的蘇慶黎小姐。我記得蘇慶黎很有小姐的樣子，皮膚白皙，很清秀，但講起話來，眼神和表情給人一種堅忍的感覺。

陳菊常帶著我們一群學生到處跑，不是拜會某人，就是打點小雜。在總是下著小雨的冬天，搭小貨車去發選舉傳單也是陳菊安排的。我記得我生平第一次到鶯歌，就是那時候。由於人手不夠，我就一個人站在小貨車上，在風雨中聽著宣傳車播放的音樂和競選口號，車子停下來，我就下來發傳單。有時人們會多看我一眼，好像對這個「學生樣」的我有一絲的好奇。我記得鶯歌的房子大都矮矮的。

回程的宣傳車，由於過了規定的時刻，不能播放錄音帶，車子在死靜的黑夜中急駛，我頂著風，感覺很孤獨，感覺前途茫茫。

宣傳車收班回到臺北市，有時已經過了臺大女九宿舍門禁時間。記得有一次，林瑞明學長和另一位男同學協力把我舉起來，讓我爬過圍牆進去。

那次選舉是一九七五年「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額立法委員六十四年選舉」。那是好不容易才有的「增額立委」選舉，現在年輕人已經不曉得什麼是「萬年國會」了。當時報紙抹黑黨外人士，黨外有可能當選的就是郭雨新，媒體聯合圍剿他，儼然視他為社會公敵。郭雨新是臺大校友（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畢業），弘憲二哥為了打破一般人的成見，建議大家穿臺大校服為郭雨新發傳單，讓社會知道臺大學生支持郭雨新。陳菊很贊成，由周弘憲和謝明達負責聯絡學生。我一時找不到校服，還去借一件來穿。於是陳菊帶著我們一群學生，約七、八位，浩浩蕩蕩搭車到宜蘭，我們在上宣傳車之前換上卡基色校服。宣傳車沒開多久，突然後頭出現一輛灰色吉普車，不知誰喊說大家下車分頭跑，二哥臉色鐵青，要我跟他一起跑。我想他一定緊張極了，他已出過事情，如果再帶著妹妹出事，如何跟家人交代？我們真的是作鳥獸散，各自逃竄，後來大家卻又都集合在一起。事後我實在不清楚，大家如何又能集合在一起。總之，我也嚇到了。搭公路局車子回臺北時，天色已暗，從車窗望著萬家燈火的宜蘭平原，感覺一種遙不可及的遼闊。

我們的「壯舉」只維持幾分鐘，頂多十分鐘吧。年輕人畢竟是天真的，就算沒被特務車子追，只憑我們穿臺大校服，在宜蘭街頭兜幾圈，哪真能扭轉媒體長期以來所塑造的黨外形象？

那年我大二。我一位學長家住蘆洲，家裡收了某候選人的買票錢，一票五百元，他家人丁多，換得四千五百元，後來給他做一套西裝。原預期當選的郭雨新，一夜之間被金錢打垮。前面提過，我數字感很弱，但「四千五百元」這個數目竟然牢牢印在我的腦海裡。當然打垮他的不止金錢，還包括大規模做票，於是而有姚嘉文、林義雄兩位律師為郭雨新先生打的「虎落平陽」選舉官司。

話說回頭，我讀高三時，有一天上午家裡（嘉義縣大林鎮）接到一通電報，是臺大法學院發的，內容簡短，大意是：「令郎有事，請速來院一談。」我父親看了電報，即刻出門，打算到車站搭任何一班可到臺北的火車。我的母親正在廚房，炸東西，沒講話，一直沈默著，我也一直看著油鍋噗嗤噗嗤的，那天好像天色有點暗，母親的臉色跟著很黯淡。終於母親說：「會不會被流氓打？」像是自言自語，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回答。等過一個漫長的下午和傍晚吧，父親回來了，一臉高興，說法學院院長韓忠謨先生還跟他說令郎很優秀，做的事沒有錯。我只記得和法學院學生刊物《臺大法言》有關，直到為寫這篇文章，才問清細節。

當時二哥是《臺大法言》總編輯，社長是法代會主席陳紀元（法代會主席即是當然社長），由於審稿問題，以及邀請胡秋原、朱文伯先生座談等事，學校逼著他們兩人「讓出」《臺大法言》，他們堅持不退，導致層層上報，最後學校高層決定以退學處分，二哥說他和陳紀元都想好：退學就退學，就去當大頭兵，當完兵再考插班。但院長韓忠謨先生一直在擋這件事，最後大概想出「親情計」，把家長找來勸退。二哥回憶說，家父接到電報，以為兒子已經被抓走（sa-khì），進到法學院院長室，看到二哥坐在裡面，整個心才放下來。二哥說，家父口袋中還帶著青年黨朱文伯和陳翰珍等先生的電話，萬一兒子被抓，打算向青年黨元老求救。二哥說，當時年輕，真的就想堅持到底，也不覺得退學有什麼了不得，韓院長畢竟閱歷深，知道退學的嚴重性。結果二哥被記一個小過，陳紀元兩個大過、兩個小過、留校察看。導致學校要把二哥和陳紀元退學的「情節」，現在聽來簡直「匪夷所思」，簡直「不可思議」。但是我們的確就是活過那樣的一個年代──近日得知，海軍儀隊上尉區隊長金陵先生為了和雷震先生的女兒美琳小姐結婚，遭軍方記兩大過處分，並被調離原職，同樣感到不可思議。家父已經過世了，我無法再問他這件事，但要到此刻，我才比較了解，何以他回家時「一臉高興」。

透過黨外學生活動，我認識了一些朋友，但在自己的科系中，卻感到很孤立、很孤單，女教官指派一位同學監視我。當時歷史系女生很多，我幾乎只跟二、三位女同學來往，臺中女中出身的紀麗雪直到現在還是我一生最好的朋友之一。當時念文科很慘，什麼書都看不到，少數男同學在傳禁書，我也忝為讀者（兼買主）之一。到了大三、大四，終於在系裡結交到幾位學術興趣比較接近的朋友，如丘為君、楊清順、蔡志祥、胡忠信，以及陳弱水；系外有考古人類學系的林開世。丘為君最喜歡喊「衝決網羅」，至今還記得青年丘君的神態。

我升大四那年（1977），黨外運動有個大突破。該年十一月舉辦「自由地區五項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黨外人士表現相當出色，獲得四席縣市長，二十一席省議員，八席臺北市議員，一百四十六席縣市議員，二十一席鄉鎮市長。這也是張俊宏先生以省議員身分進入政壇的處女航，選前在陳菊的引薦下，我替張先生整理出一本書來，就是《我的沈思與奮鬥──兩千個煎熬的日子》，據說有助於張先生的選舉。這是我第一次替候選人捉刀，當「ghost writer」，第二次是一九八○年周清玉女士競選時，替他寫文宣小冊〈與我同行〉，當時無法親自到印刷廠校對，印出後發現有兩個嚴重錯字，好久都無法釋懷。如果我個性有點「龜毛」（fussy），大概那個時候就顯露出來。

現在一般人都知道陳菊因美麗島事件被捕，但很少人知道其實這是第二次。一九七八年六月下旬，我大四畢業時，陳菊被補，一個多月後釋放。他的被捕，把我們這些學生都嚇壞了，由於我的名字在他的電話簿上，我也受到一些間接干擾（透過騷擾我的大哥和小妹）。陳菊被捕，家二哥很緊張，把他的日記用紙包起來，拿來要我替他藏起來。那時候，我才知道他寫日記。過沒多久，他又來取走，大概怕拖累我，說是要燒掉。從此以後，他好像放棄寫日記的習慣。後來我以歷史為業，深切體悟到歷史往往是勝利者的歷史，失敗者的歷史不是被毀，就是自毀。通常兩者兼具。呂芳雄在〈追記我的父親呂赫若〉一文中寫道：「外祖母惟恐父親留下來的手稿及書籍，會有帶來二次傷害的恐懼，在外祖母的一聲令下，大哥和我就在家中前面荔枝園中，挖了坑，把父親所留下來的手稿及書籍全部埋掉，埋好之後，還在上面潑了幾桶水。父親的手稿，寫好尚未發表的〈星星〉以及收藏的書籍，就此化做一堆塵土。唯一倖存的一本日記，是因為裡面有記載子女出生年月日而保留下來。」（《呂赫若日記（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中譯本，頁492）雖然已經知道太多這種故事，應該麻木才對；記性不好的我，整篇文章看過後，好像就只記住這一段。

大約在大三下學期，我決定考研究所，隱隱約約想研究臺灣歷史──這個課堂上幾乎學習不到的歷史，卻又讓我這麼困惑。考研究所對我父母來說，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我父親家無恆產，在國小教書，母親是家庭主婦，能讓女兒讀大學已經很了不得了。我想，他們期望我畢業後找個中學教書。什麼是「研究所」，我想他們並不清楚，其實我自己也不清楚，只是有個意念想繼續唸書。我決定考研究所，大概給父親帶來很大的困擾。但是父親是真正的自由派，失望歸失望，卻從不干涉我們的選擇。

順利考上臺大歷史學研究所後，我以課業為重，較少參與黨外活動。我記得邱義仁（啦叭）要出國時，應該是一九七八年秋天吧，幾位朋友到他家看他，臨走時，已經很晚了，他送我出來搭客運車子。當時，一個人一出國，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見面，而臺灣前途茫茫。學生時代的我，非常靜默，話都講不好（現在話也還是講不好），但我想，我一定要鄭重地送別他。我一路斟酌躊躅，車子要開了，我們握手言別，我說：「為國珍重！」聽到這句話，我可以感覺到，他更加把勁握住我的手。

那是一個讓人毫無緣由會有「悲壯感」的時代。無力的自我悲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