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思考，為什麼在國家體制的推進之外，人們可以這麼輕易地接收新自由主義的觀念呢？這或者跟它強烈賦予個人的自由有關係，大衛．哈維引用了波隆尼的概念「好的自由一定會伴隨不好的自由」為我們揭開甜蜜底下的毒藥，在這個體制之下，人們擁有的是信仰、言論、集會以及更多選擇的自由，而交出去的確是「剝削他人的自由，或得超額利潤卻不願貢獻社會的自由、阻止技術發明用於公益事業的自由、或發國難財的自由」。個人承擔的自由極大化了，集體性的自由卻萎縮了，當利益與公眾發生衝突時，自由流向的往往會是擁有較大資源的資產者。
　　曾經有一段時間，人們彼此差異並沒有那麼多，勞資之間有著巧妙的平衡，人們有過改變出身階層的機會，如今，這都不復存在了。
　　當人的價值，當一切的事物都商品化了；當最有錢的62位富翁的財富，等於最貧窮35億人資產的總和時，請回頭想想這個世界──「自由」遠非我們所想像的那麼美好。
　　那我們的選擇呢？

同時，一旦市場建立起來之後，政府的干預必須限縮在最小的限度，因為政府不可能得到準確的市場信息，同時這些訊息也將被利益集團給扭曲。簡單的說，就是盡可能讓市場自行決定。這個淵源於「國富論」的「看不見的手」概念，在新自由主義這裡，政府的角色被加重，同時也被揚棄了。因此我們看見，鬆綁、私有化，國家從社會供給的領域退出，被信仰這些理念的國家，廣泛的執行了。
　　這一切並非突然展開的，關於新自由主義，人們可以追溯1947年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的朝聖山學社，他們信奉個人自由的思想，激烈的反對政府干預的理論，在經濟學科學與政治上的個人自由理念，卻不能完全相合。同時，不信任一切政府力量與要求政府必須提供強制性的力量以保護制度框架，也產生一種扞格。這些理論性的漏洞，在未來的理論與政治實踐間，造就了兩者之間的走樣。
　　大衛．哈維在本書中，細細闡述，新自由主義如何從概念生成到定於一尊的過程。七○年代末期，當戰後以充分就業及社會階級間平衡的施政理念，日漸產生疲態，新自由主義似乎成為當時唯一可用的一帖良方，並在雷根、柴契爾夫人聯手推動下，加速了推動的進程，此後從拉丁美洲、中國到東歐，乃至原本強調福利政策的北歐國家，莫不席捲進來，紛紛轉變國家方向，最終構築成我們眼見的這一個強調商品、金融自由的全球化世界。
　　這一帖看似當時經濟萬靈丹，如今深入我們行為意識的觀念，帶給我們什麼改變呢？奉行新自由主義的國家，通常會有兩項特徵，一是致力於打造「良好的經商環境」，另一則是，當金融體系與人民利益發生衝突時，國家往往傾向維護金融體系的存在。
　　在前者，我們看見為了致力於經商環境，對內打壓工會運作與人民抗爭，讓位於資本家的土地開發遷移與環境破壞，而資本家總能在地理差異的不平等下，持續找到下一個降低成本的地方，獲取最大的利益。在後者，幾次基於投機風潮所衍生的金融震盪，幾乎無一例外的運用一般大眾的資產，來挽救這些大到不能倒的體系。這最終的結果，就是巨大的貧富差距與階級的重建，而這就是我們唯一所能擁有的世界嗎？

「自由」遠非我們想像那樣，都是美好的。作者： cancer / 2016-12-20

如果讀者們在九○年代末，已是國高中生，那麼想必會對一些事情有印象。彼時正興起公營企業民營化的風潮。為了提高公營企業的經營效率，人們相信競爭與自負盈虧是保持良好經營績效的不二法門，於是台汽改為國光客運，電信局改成了中華電信，那個過程中，我們隱約記得冗員消失了，服務態度明顯好過以前。不過，你可能不會記得，改為國光客運因為經營績效的壓力，很多服務於偏鄉的賠錢路線，就此消失了，因為多數的我們並不需要這樣的路線。
　　讀者們可能也會記得，在本世紀初，主婦們料理用的紅標米酒，忽然一瓶從20元漲到上百元，記得白米炸彈客導致社會人心惶惶，這些肇因於WTO這個人們還陌生的名詞。後來我們知道它叫「世界貿易組織」，它是台灣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體得以參與國際貿易與降低關稅的入口，為了這個目標，我們犧牲一些沒有競爭力的產業，是可以被諒解的，當然，弱勢的產業，我們會以輔助轉型的方式為他們重新找到出路（但沒有人證明他們是否真的有出路）。
　　從很多方面來說，我們的確得到了很多，我們能夠以更少的金錢得到便宜多樣的農產品與消費品，這種建立在自由競爭與國際貿易的觀念深深的影響了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很少懷疑它，即便有些人在這個過程掉隊了──因為是他們沒有持續提升自己的競爭力，所以我們沒有太過在乎，直到有一天，你才發現自認不斷努力的你，也失業了，成了掉隊的那一群。
　　是的，我們在談的是新自由主義理念漫延與實踐所造成的後果。這個後果導致了人們對全球化進程的反撲，導致對多元主義的抗拒，導致歐洲極右派的興起，導致美國的人們選出了川普。有趣的是，這位喊出要「讓美國再度偉大」，即將入主白宮的新主人，不一定會知道這一系列的推進，是源自有過同樣口號的雷根總統。
　　新自由主義簡史
大衛．哈維的《新自由主義簡史》告訴我們的正是這樣一段故事。什麼是新自由主義呢？「通過一個制度框架內──此制度框架的特點是穩固的個人財產權、自由市場、自由貿易──釋放個體企業的自由與技能，能夠最大程度地促進人類的幸福。」對此，國家的角色在於創造並維持這樣的制度框架，例如，確保貨幣穩定，建立必要的軍事、國防，透過治安與法律保護人民的財產權，在需要的時候用武力保護市場運轉，或者打開市場。

那麼，經常讓我們跳進騙局裡的慣性思維有哪些呢？根據心理學家的研究，影響決策的慣性思維被分類為三種經驗法則：
　　第一種是代表性法則，我們會將某種特徵與某種事物固定而緊密的聯繫在一起，通俗來說就是我們習慣用自己的經驗形成一套刻板的認知。比如，我們會習慣性地認為理科生不懂情趣、女博士不食人間煙火，壞人都是一副尖嘴猴腮的樣子，當有人告訴你某人不修邊幅、熱情卻不善交際的時候，你一定會猜他是一個藝術家而絕對不會想到也許他是一個商人甚至政府官員。
　　第二種是可利用性法則，我們判斷一件事或者一類事發生的可能性，往往會以我們能夠回想到或者經歷過的此類事件的多寡來決定，而這種判斷往往與事實不符。
　　第三種是定錨和調整法則，我們往往會對自己並不太了解的事物或者情況作出一個預設和估計，然後再根據我們獲得的真實的信息逐漸調整自己的判斷，也就是說先入為主是人類的思維慣性，我們總是會進行預判，然後根據實際情況對預判進行調整。所以很多僅憑第一眼感覺就掐的死去活來的男女在劇末終成眷屬的橋段並非空穴來風。
　　慣性思維就像一套能夠自動彈出的強制啟動模式，在不知不覺間控制著人們的決策和行為，就像游泳者在激流中依賴於自己的泳技，能夠在緊急的求生關頭作出下意識的快速反應拯救自己，但是我們也應該知道，絕大多數的溺水事件的主人公都是那些對自己的泳技過分自信的人們。
　　慣性思維基於我們長期的生活經驗和生存需求對我們的決策施加影響，有的時候能夠幫助我們順利過關，而同時，它們也挖下了一個個或大或小的思維陷阱，當我們完全信任並依賴它們進行決策的時候，很多失敗的種子就開始發芽。
　　然而慣性思維的可怕之處不在於常常使人沿著習慣的軌跡走向決策的失敗，而在於每一次面對失敗的總結和反思的時候，它們總能隱入思維的暗區而不被察覺。
　　如果我們再次面對失敗，不妨潛入到思維的深處，看看始作俑者是不是最讓我們舒服和熟悉的思維慣性。想了解更多關於思維的奧秘，不妨看看這本書——《邏輯學是什麼？》。

你以為的“自由決策”，一直被慣性思維牽著走 2016-10-11

回想一下人生中那些重大的決策失誤，我們會發現一些耐人尋味的相似性：大多數嚴重的決策失誤並非源自無知、陌生和自卑，卻恰恰發生在我們最熟悉的領域、最自信的時刻和最習以為常的思維慣性中。　　
　　在各種介紹心理學的書籍中有一個被用爛的例子很直白地顯示人們的決策如何被慣性思維左右。
　　在面對A和B兩個選擇時，A是肯定能夠贏得1000元，B是有百分之五十的機率能夠得到2000元而還有另一半可能是什麼也得不到。一般情況下人們會如何選擇呢？大多數人都會果斷地選擇A，因為人類在長期進化的過程中依然保留了原始的趨利避害的求存需求，在任何情況下，規避風險看起來都符合思維慣性，與其面臨分文不得的風險，不如保證有1000元揣在兜里來得實在。
但是換一種說法，如果A代表你肯定損失1000元，B是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你損失2000元，還有一半的可能性你什麼都不會損失，你會怎麼選擇呢？大部分人都會選擇B。這個時候規避風險的慣性思維已經無法佔據決策的主導地位，取而代之的是面對損失的恐懼，在這種思維下，人們寧可冒著更大損失的風險也要為損失為零的可能性做一次賭博。
　　實際上，上面兩種表述本質上反映的是同一個選擇，假設你本來能夠贏得2000元，那麼選擇肯定贏1000元就等於是從贏得的2000元里損失1000元；有一半可能性贏得2000元就等於是有一半可能沒有損失錢；而有一半可能一分錢不得就等於是有一半可能損失2000元。
　　基於此，200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卡尼曼提出了“前景理論”的定律，即在面對所得的時候，人們總是保持著謹慎的慣性，不願冒任何風險；而面對失去的時候，人們又會為了極其微小的機會變成勇敢的冒險者甚至賭博者。
　　所以當一個創業失敗的年輕人從產品規劃、市場營銷、人員配置、組織架構、資金引進等等方面來總結自己的過失的時候，可能忽略了影響決策的本質因素：在得失博弈的慣性思維里，也許該擔風險的時候退卻了，該保守的時候卻犯了險。
　　每個人都會跳進去的思維陷阱
在卡尼曼等心理學家看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在按照自以為理性的方式進行選擇的時候並不一定能夠導出最優的決策，而人們在決策的時候往往依賴的不是理性而是準則和經驗（也就是我們說的思維慣性），無論是否合理，人們都會優先選擇符合自己思維慣性和經驗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