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大師張開濟:設計了半個北京城

　　他不肯安靜，總要發出一些“不受歡迎”的聲音。

　　張開濟：原籍杭州，1912年出生於上海，1935年畢業于南京中央大學建築系。曾任北京建築設計研究院總建築師、北京市政府建築顧問、中國建築學會副理事長。1990年被建設部授予“建築設計大師”稱號，2000年獲中國首屆“梁思成建築獎”。

　　這間不大的屋子裡，多了七八個帶有挽聯的花籃，少了一個陪伴男主人的輪椅。

　　除此之外，一切都還保持著原來的樣子，木雕、掛畫、盆景、筆硯，安靜地守在原位。只是，缺少了主人的氣息，這些東西似乎也減了幾分生氣。

　　相框裡的主角笑容依然生動，提醒著來客，這間並不華麗的雅居，當真是一代建築大師的家——雖然他剛走。坐在沙發上，總讓人有種錯覺，輪椅上的耄耋老者似乎正在對面“壞笑”著，一如3個月前。那一次，推門進屋的時候，他已經端坐在輪椅上等著了，笑眯眯的，極具親和力。當我們問他，“您覺得您和兒子張永和誰厲害”，他立即用手指著自己的鼻子說，“我！”

　　以前別人都說“這是張開濟的兒子”，後來變成“這是張永和的爸爸”。對於這一點，做爸爸的始終有些不服氣。94歲高齡，精力差了些，但卻因生性幽默，時時要“耍賴皮”，對於各種疑問一概不答。小他11歲的老伴孫靖，是他的“貼身秘書”，幫他處理各種外界事務，比如回憶他的“往事前塵”，比如代筆簽名。這個時候，他會專注地聽著，說到他往日的得意之作，聊到夫妻間讓老伴無可奈何的小段子，他就像小孩一樣，滿臉頑皮的笑容。

　　設計了半個北京城

　　上世紀50年代，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及國慶工程給了新中國第一代建築師大展身手的機會。作為建築設計院3位總建築師之一，張開濟在北京市重點工程建設中被委以重任。這一時期，他完成了18件大作品，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釣魚臺國賓館、天安門觀禮台、北京天文館這些首都地標式建築，北京小湯山療養院、中央民族學院校舍、百萬莊和三裡河住宅區等，均出自他的手筆。有人說張開濟“設計了半個北京城”。

　　也許你要羡慕他的“生逢其時”了，其實並非全然如此。把時光往前倒推20年，抗戰初期，當時建築行業正是一片蕭條，著名的中央大學建築系1934年畢業的11人中，許多人被迫改行。張開濟算是運氣好一點的，1935年夏天畢業後，他先後在上海公和洋行等建築設計機構工作，1937年赴成都新華興業公司建築部任主任，後因重慶屢遭日軍轟炸，他回到上海，在建築師事務所做了3年，1942年冬自己開辦事務所。抗戰勝利後，張開濟開辦南京偉成建築師事務所，經營到1949年夏，在此期間，他結識了陳果夫。

　　解放前夕，前往台中養病的陳果夫臨行前曾邀張開濟同行，但他拒絕了。當時他還有一個選擇是去美國，在1946年國民政府教育部組織的留美生考試中，他考了建築專業第二名，“出於專業方面的考慮”，最終他選擇了去北京，“我想，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建築師正是大有用場的時候，既可以施展才華，又能賺錢。我本想賺夠了錢再去美國，誰知第二年，朝鮮戰爭打起來了，美國去不了了。”在之前的一些訪談中，張開濟非常坦率地講了當時的“小算盤”。

　　晚年遇到貝聿銘時，貝聿銘喊他“大哥”，張開濟謙虛道，“我歲數比你大，成就可並不大，比你差遠了，你是全世界出名。”貝聿銘說，“各人的環境和條件不同，如果你在國外，情況就不同了。”

　　貝聿銘說的話不是沒道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張開濟的成績單幾乎為空白。“我們這一代知識份子，正準備出成果時，‘文革’來了，一切都搞不成了。國內的建築師，我相信有才華的人是有的，但一輩子窩在這個小圈子裡，成不了大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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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開濟，實在的建築師

北京西二環與西三環之間的三裡河路，被俗稱為“西二點五環”，一到秋天就聚集著攝影愛好者。道路兩旁金黃銀杏樹的映襯下，從南向北，墨綠琉璃瓦、灰磚牆的“四部一會”辦公樓，雕樑畫棟的釣魚臺國賓館，紅磚牆坡屋頂的百萬莊住宅社區，蒼穹般圓拱屋頂的北京天文館，構成一幅色彩絢麗古樸大氣的油畫。這些都是新中國第一代建築師、今年迎來百年誕辰張開濟的手筆，他還設計了中國歷史博物館和革命博物館、天安門觀禮台等。

　　張開濟的建築功能和規模各異，但都有一個特點：適宜攝影和入畫。這是因為在他的圖紙上，每座建築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而是城市的一部分，造型不追求華麗奇特，而追求與城市的時空和諧統一。他把這種境界叫做“此處無聲勝有聲”。在那個崇尚敢叫日月換新天、推倒一切重來的時代，張開濟的“無為”，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智慧和勇氣。

　　為施展才華和賺錢留在新中國

1912年7月，張開濟出生於上海，小時候淘氣，學習不好，但非常喜歡畫畫，畫得投入時飯都顧不上吃。中學畢業，他在書上看到，美國大學裡的建築系要學水彩畫、透視畫、人體寫生，就下定決心學建築。1935年從南京中央大學建築系畢業後，張開濟在上海、南京、成都等地開辦建築事務所，業務開展順利，但沒有空間充分施展才華。“炮火連天的，誰還造房子?只有達官貴人可能造一些房子。”

　　1949年，和許多知識份子一樣，張開濟有三條路可選：臺灣，美國，北京。抗戰勝利後他經朋友介紹認識了陳果夫，陳果夫很欣賞張開濟，交給他不少工程，1949年赴台之前邀他一起走；張開濟參加過國民政府教育部組織的留美生考試，考了建築專業第二名，也可以赴美留學。

　　考慮再三，張開濟決定去北京。晚年接受作家祝勇訪談時，一向被老伴兒評價為“愛瞎說”的張開濟，坦誠地說：“這並不是因為我多麼愛國才留下來的，這個我得說實話，我是出於專業方面的考慮。我想，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建築師大有用場，既可以施展才華，又能賺錢。”

　　北上途經天津時，張開濟住在舅舅許丹（字季上）家裡。許丹是著名佛學家，和魯迅、梁漱溟、趙朴初等有深厚友誼。當他聽說張開濟想在北京開辦建築事務所，把他訓了一通，說“解放了，你還想搞自己的事務所，你應該參加政府機關工作才對。”張開濟這才瞭解新社會形勢不同。他給從未謀面的梁思成寫信，請他幫忙引薦。沒想到梁思成馬上回了信，告訴他現在北京很缺建築師，邀他來北京一晤，這封回信張開濟始終保存著。

　　張開濟進入北京市建築設計院，當上總工程師，成為現代中國第一代真正意義上的建築設計師。他在設計院安排的聯誼舞會上結識未來夫人孫靖。四海漂泊只顧給別人建房子的建築師，終於建立了自己的家。1951年結婚時，張開濟39歲，孫靖28歲。孫靖出身大戶人家，輔仁大學家政系畢業，婚後獨自管理所有家務並負責兩個兒子的教育，張開濟作了甩手掌櫃，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設計上。張開濟晚年總結，人一生最重要的一是事業，二是婚姻，在這兩方面，我都很走運。

　　“四部一會”辦公樓中途擱淺　　

1950年，梁思成與陳占祥提出“梁陳方案”，建議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地點選定在三裡河，當年那裡還是一片農田。專案規劃建築面積近九十萬平方米，蘇聯專家選中了張開濟代表北京建築設計院提出的方案：基地分成五個區，中心區是國家計劃委員會，四周是第一機械工業部，第二機械工業部，重工業部和財政部，總稱“四部一會”辦公樓。

　　在城市建設理念上，張開濟與梁思成一脈相承，他是新首都大膽的設計者，更是古京城謹慎的守護者。為保護古都開闊的視野，他設計的辦公樓以六至七層為主，避免過高。樸素灰磚牆，配墨綠色琉璃瓦大屋頂，既符合蘇聯專家推崇的“民族主義形式”，又與古城牆城樓相協調。1954年突遭變故。2月，“高饒事件”發生，國家計委領導人高崗自殺，以計委為核心的“四部一會”工程擱淺。“四部一會”辦公樓剛完成西南一角，占地九萬平方米，只有原計劃十分之一。

　　這西南一角也未能按照張開濟本來的設計建成。兩座配樓的琉璃瓦大屋頂已建好，主樓大屋頂剛要蓋時，建築界掀起批判“大屋頂”的反浪費運動。“四部一會”辦公樓成為眾矢之的。據說，屋頂一隻瓷鴿子壓脊獸，就抵得上一輛飛鴿自行車的價錢，更不要說琉璃瓦的造價。而張開濟本人又是三反五反運動中，設計部揪出的“老虎”之一，因在一次調查中，“愛好”一欄大家都寫著“讀毛主席著作”、“看報紙”等，他竟填了“金錢、女人、狗”，結果受到批判。可他不當回事，“打老虎”時還甩著心愛的勞力士手錶玩。

　　李富春當時既主管“四部一會”工程，又領導反浪費運動，他只得以身作則，大義滅“頂”。已經送到頂層的琉璃瓦又搬了下來，上百隻瓷鴿子也棄置一旁漸漸不知所蹤，張開濟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檢討了自己作品中“搞復古主義的錯誤”。過了一段時間，“反浪費”運動高潮過去，彭真等領導看了三裡河路這座大型辦公樓，成了“兩個道士”（帶屋頂的配樓）和“一個和尚”（未蓋屋頂的主樓），批評張開濟沒有堅持設計原則，於是張開濟又檢討。

　　晚年提起“四部一會”工程，張開濟說，“來回檢討，自相矛盾，內心痛苦，真是一言難盡！”最令他遺憾的並不是廢掉一個屋頂，他相信，如果整組辦公樓按計劃建成，舊城內就不必再大拆大建，辦公用房與古城保護問題也許可以妥善解決。

　　遺憾天安門廣場“太大”

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在全國大躍進的背景下，中央決定興建十大建築，為國慶十周年慶典獻禮。北京市副市長萬里在9月8日的國慶工程動員大會上特別說：“在設計中大家要敢想，敢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過去曾經反對過浪費，也反對過一陣大屋頂，我看這些框框可以打破，如果認為琉璃瓦大屋頂能搞出高度藝術水準也可以嘗試搞大屋頂；如果有其他更好的形式，就應當去創造更好的形式。” 大屋頂又受到肯定了，說明政治氣候發生變化，鼓勵建築師大膽發揮創意，盡可能把工程完成得漂亮，向那些“老認為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人證明新中國實力。

　　最後完成並確定為首都國慶十大建築的是：人民大會堂、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歷史博物館、軍事博物館、農業展覽館、民族文化宮、北京工人體育場、北京火車站、民族飯店、華僑大廈、釣魚臺國賓館。其中革命和歷史博物館、釣魚臺國賓館由張開濟主持設計。

　　所有工程同時破土，張開濟每天奔波於天安門和玉淵潭之間。博物館採用歐式古典立柱，與人民大會堂呼應，氣勢恢宏。而國賓館則與這種風格截然相反，採用分散式的低層建築，圍繞以中國式的小橋流水、庭院遊廊。張開濟希望帶給來賓溫馨舒適的感覺。這種設計在當時並不受認可。外交部派來幾名幹部和張開濟一同草擬設計任務書，他們經常訪蘇，推崇蘇聯建築，要求把賓館房間建得很大、很高，張開濟據理力爭，才稍稍降低了尺度。

　　十個規模宏大的建築，在不到八個月的時間完成設計建造投入使用，堪稱世界建築史上的奇跡。但張開濟認為，“大”既是十大建築的成就，也是遺憾。作為天安門廣場的設計者之一，他最為遺憾的，也是“大”，“大而無當”。“早期我們受蘇聯的建築設計思想影響，用建築來表現社會主義的偉大。廣場要大，建築要高大，老百姓見了覺得偉大，高山仰止，望而生畏。這種設計思想是非常落後的。現代的建築思想是以人為本，讓人覺得美，有親近感，住著也舒適，人是為主的，建築是為人民服務的。你看看天安門廣場，整個廣場連個人坐的地方都沒有，廣場拿來幹什麼用，除了五年、十年一次的國慶日舉行一 下活動外，平常根本沒發揮作用。”他理想中的廣場，應當“有坐椅、有水池、有鴿子、有植物、有無障礙設施”。

　　革命歷史博物館、釣魚臺國賓館，加上北京天文館、北京科普展覽館，並稱四大館，是奠定張開濟地位的代表作。但張開濟自己常說，他最滿意的不是四大館，而是一個台——天安門觀禮台。提起觀禮台，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天安門有觀禮台？這種表現是最令張開濟得意的。設計觀禮台時，建築師們展開了方案競賽，為了引人注目，有的把觀禮台蓋上琉璃瓦，和故宮配套；有的設計成金黃色，比天安門還鮮亮。“我卻認為這個設計越不顯眼越好。天安門城樓前本來就不應當再搞任何建築，可是又有這種需要，怎麼辦呢？所以我的設計高度不超過天安門的紅牆，顏色是紅色，琉璃瓦絕對不用，讓觀禮台和天安門城樓渾然一體……這就是最大的成功。一個建築師該當配角的就當配角，觀禮台就是天安門城樓的配角。”

　　晚年致力於保護古城風貌　　

作為建築師，張開濟的人生是幸運而遺憾的，盛年之時趕上新政權建立，大興土木，政治為他提供了一張百年不遇的巨大圖紙，卻又在十年後剝奪這一切。進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接二連三的運動使他的職業生涯過早終結。“文革”結束後，他已經將近七十歲，晚年只好致力於保護古都風貌。

　　張開濟對老北京有特別的熱愛，經常回憶自己第一次到北京的情景。1934年，他還在中央大學建築系讀書，同學們集體來北京參觀學習。“火車快到東直門火車站的時候，宏偉的東南角樓進入我的眼簾。角樓上面是碧藍的天空，下面是城牆和城樓，一隊駱駝正在緩緩行進，真是好一派北國風光啊！”

　　在他看來，“不該拆的拆了，不該蓋的蓋了”，是愚蠢的悲劇。在他和老一輩同行的努力下，湖廣會館保護下來，變成戲劇中心；先農壇太歲殿變成了中國建築博物館；五塔寺變成了石刻博物館。他推崇古為今用，但特別反對復古主義。九十年代北京西站建立時，張開濟寫信給北京市長，勸告不要在樓頂建小亭子，“千篇一律，惹人生厭”，交通建築應該講效率，而不是搞氣派，但他的意見沒有被採納。

　　去世前幾年，張開濟呼籲：“高層建築到處冒尖，而四合院則大片拆毀。北京乍看竟很像一個二手香港了……儘管今天北京的古都風貌已經大不如昔，我們仍應該千方百計地加以搶救，那種‘破罐破摔’的消極思想在任何時候都是絕對不能允許的。”斯人已逝，他的作品仍然帶給人美的感受，他的理念仍然給人啟迪。（摘自《文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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