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9-12 07:00:00阿楨
錢伯斯：名建築師24
威廉•錢伯斯 維基百科
威廉•錢伯斯勛爵（英語：Sir William Chambers，1723年－1796年），蘇格蘭建築師、造園家。
1723年生於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1740年至1749年間，威錢伯斯在瑞典東印度公司工作期間，曾多次往中國旅行，研究中國建築和中國園林藝術。1749年到法國巴黎學習建築學，隨後又到義大利進修建築學五年。1755年返回英國創立一家建築師事務所。後被任命為威爾斯親王的建築顧問，為威爾斯王妃奧古思塔在倫敦西南的丘園建造中國式塔、橋等建築物。1757年錢伯斯出版的《中國房屋設計》是歐洲第一部介紹中國園林的專著，對中國園林在英國以至歐洲的流行起重要作用。
1759年著《土木工程論》
1773年著《論東方園林》
1796年錢伯斯在倫敦逝世。
錢伯斯設計、建造的建築物保存至今的有：
倫敦丘園中的中國式塔
倫敦黑石南寶塔園的中國式塔。
為布克留公爵、公爵夫人建造的三層中國式樓閣。
倫敦索默塞大廈（Somerset House）薩府立面和聖母教堂，河岸街，1836年
薩府中庭的樂舞噴泉安裝於1990年代
都柏林三一學院小教堂和劇院
著作
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 (London 1757)
Treatise on civil architecture. (London 1759)
Plans, elevations, section and perspectives of the garden and building at Kew in Surrey. (London 1763)
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Chambers, Sir William,Dublin,1773
威廉·錢伯斯
威廉·錢伯斯作品
威廉·錢伯斯勳爵（SirWilliamChambers，1723年－1796年），蘇格蘭建築師、造園家，1723年生於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1740年至1749年間，威錢伯斯在瑞典東印度公司工作期間，曾多次往中國旅行，研究中國建築和中國園林藝術。1749年到法國巴黎學習建築學，隨後又到意大利進修建築學五年。1755年返回英國創立一家建築師事務所。後被任命為威爾斯親王的建築顧問，為威爾斯王妃奧古思塔在倫敦西南的丘園建造中國式塔、橋等建物。1757年錢伯斯出版的《中國房屋設計》是歐洲第一部介紹中國園林的專著，對中國園林在英國以至歐洲的流行起重要作用。
設計風格
18世紀的英國造園界並不只有布朗的自然式風景園一種流派，與他同時代的威廉·錢伯斯就是他的一位堅定的反對者，在他的大力推動下，英倫大地上又出現了另一種風格———繪畫式園林。在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兩種風格各領風騷，各自向世人展現著自己的風采。威廉·錢伯斯於1723年出生在一個蘇格蘭富商家庭，家境較為優越，由於父母在瑞典經商，無暇照顧他，他12歲時就被送往英格蘭一所學校學習，四年以後回到瑞典，子承父業，在當時的東印度公司任職。由於在公司主要從事對外貿易，因此，威廉·錢伯斯經常出差，他也因此遊歷了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但是，經過數年工作之後，威廉·錢伯斯發現自己對建築、園林越來越感興趣，他甚至利用業餘時間搜集了大量的有關中國建築資料並彙編成書。1749年，威廉·錢伯斯終於不顧家人的反對，辭掉了工作，全身心的投入到對建築的研究中去。隨後幾年中，他先後在法國、意大利求學，學成後回到英國擔任了英王喬治三世的建築師，隨後又為皇太后設計建造了歷史上著名的皇家植物園———邱園，一時間聲名顯赫。在其後的歲月裡，錢伯斯除了進行一些園林設計之外，還出版了一些書籍，如《邱園庭院和建築的平面、立面和透視圖集》、還有《東方造園論》等書，通過它們來表明自己的造園思想和風格。1796年，73歲的威廉·錢伯斯在英國去世。
威廉·錢伯斯最著名的代表作理所當然的就是邱園了，這座世界上著名的植物園是錢伯斯式風格最佳體現。錢伯斯對中國園林非常熱愛，他不僅在邱園中建造了著名的中國塔和孔子小屋，而且邱園中某些局部的規劃也具有相當程度的中國特色，在水面以及池岸處理上尤顯突出，兩者之間過渡自然，也反映出英國自然式風景園與中國傳統園林對水面的處理在某些地方還是有相似之處的。同時，就像前面提到的一樣，錢伯斯一直對布朗式的自然風景園持批評態度，他認為布朗設計的自然式風景園過於自然，充其量只是在自然的基礎上稍加改造而已，完全沒有體現出造園者的創造力和想像力來，毫無藝術價值可言。按照他的想法，真正動人的園林應該源於自然，但要高於自然，要通過人的創造力來改造自然，使其成為適於人們休閒娛樂之處。錢伯斯還非常重視色彩在園林中的獨特作用，並首先將這種理論運用到實踐中去。
邱園中那如茵的綠草地，點綴其間的鮮艷的花卉，佇立一旁的深色調的參天古木組合在一起顯得相當協調，充分體現錢伯斯獨特的藝術感覺和創造力。其實，錢伯斯也追求一種畫意，但和布朗追求的不同，他追求的是一種充滿野趣、荒涼、憂鬱、懷舊的情調，並最終開創了屬於他的繪畫式園林時代和其他造園家相比，威廉·錢伯斯是當時歐洲很少見的比較瞭解中國園林藝術的造園家，正是由於他的努力，18世紀的歐洲刮起了一陣追求東方式園林情調的旋風，雖然後來無疾而終，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錢伯斯確實對東西方造園藝術的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威廉·錢伯斯和他那充滿懷舊情調和東方韻味的繪畫式園林永遠與他同在。
藝術視角
威廉·錢伯斯
威廉·錢伯斯作品
17世紀末，尤其是18世紀，關於中國的工藝品和建築、園林設計，在歐洲大陸，同時在英國，均已引起廣泛的關注，而且出版了不少專著。西方藝術史家及中西文化關係研究者已基本達成共識，即中國的建築和工藝品直接促成了歐洲的「羅可可」（Rococo）風格；而中國的園林也直接對發源於英國的「英華園林」（Anglo－ChineseGarden）產生影響。威廉·錢伯斯（1726－1796）在歐洲（甚至包括在英國）遠不是傳播中國建築、園林藝術的第一人，但他的影響卻舉足輕重。錢伯斯的父親是蘇格蘭商人，兒子開始也子承父業。他16歲時以一艘東瑞典東印度公司船隻的押運員身份來到遠東，20歲時再度前來。隨後，他放棄商業，赴意大利和法國學習建築。在他投身於建築業前，錢伯斯曾在廣州呆過數月。德國學者利奇溫在其1925年出版的《歐洲與中國：18世紀的知識和藝術接觸》裡說：「在他的後半生，他以英王建築師的身份再度前往遠東，並為後來出版的《論東方園林》帶回了觀點。」其後的絕大多數研究者據此推斷他曾兩度來華，但當代學者法國的德特利（MurielDetrie）及美國的鮑爾德（R.C.Bald）對此表示懷疑或異議。後者的理由比較充分：錢伯斯本人及其傳記作家並未明確提及。
在這數月裡，錢伯斯在廣州走訪了不少的家庭、庭院和藝術家，並做了大量的測繪工作。這些工作均出自當時還是業餘愛好者的錢伯斯之手，而且工作條件極其惡劣，不能不令人驚歎。在《中國建築、傢俱、服飾、機械和生活用具的設計》（DeignsofChineseBuildings，Furniture，Dresses，Machines，andUtensils）正文的第一頁，作者在註解裡就坦言：「在中國要很精確地測量公共建築是極其困難的，因為那些民眾對陌生人百般刁難，扔石子或進行其他方式的侮辱。」1755年，錢伯斯經在巴黎、羅馬深造後，回到英國，定居倫敦從事建築業，並最終得到英王喬治三世的賞識，這奠定了他在這個行業的地位和發展前景。
中國風編
1757年，《中國建築、傢俱、服飾、機械和生活用具的設計》在倫敦出版。這本「前言」4頁、「正文」19頁、「附圖」21幅總共不足50頁的小冊子，其貌不揚。之所以被多次再版、轉載，影響重大，人們不能不想到18世紀中葉在英國尚盛極一時的「中國熱」（Chinoiserie，也譯為「中國風」）。關於「中國熱」以及中國的工藝品、建築、園林等藝術及其對歐洲的影響，中外的研究論著如集中起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足以擺成一個圖書館。對以上藝術門類均屬「門外」的筆者，還是老老實實對這兩部作品做些文本分析，看看一個曾經到過中國的英國建築師關於中國藝術的敘述特性及其評價。有趣的是，18世紀英國大文豪、錢伯斯的朋友約翰遜博士為本書的前言開了個頭：避免讚譽不及或讚譽過頭均很困難。對中國的學問、政策和藝術的一貫溢美之詞說明了新奇對注意力的吸引有多大，敬重膨脹為仰慕是多麼自然。我絕沒有廁身於眾多的中國之優秀的誇張者行列的意圖。他們僅僅相對於鄰國是聰明偉大的；絲毫沒有想要讓他們與人們這一邊世界的古人、今人相比。但是，他們作為一個非常獨特的種族，作為一個與所有文明國家隔絕的地域的居民，肯定值得人們的關注。他們在無從模仿的情況下，形成了自己的習俗，發明了自己的藝術。
約翰遜博士無疑為錢伯斯在評價中國時定下了基調，即中國文明成就之偉大不過是地域性的，不能與歐洲同日而語。這就與當時大多數耶穌會士和法國思想家的看法有較大不同了。人們暫且避開評價不論，看看錢伯斯本人是如何點明他出版「少作」的原因的：「可能在制止整日裡假中國之名興濫造之風方面能發揮些作用。」在作者看來，道地的中國貨至少有原創性，而「濫造之風」刮的無非是憑空捏造，或抄自那些瓷器和窗紙上的變了形的造型。也就是說，錢伯斯當時看到在英倫三島上正如火如荼、泥沙俱下的「中國熱」，想憑借他在中國的實地觀察、大量速寫及精確描寫來給予正本清源。
錢伯斯覺得中國的建築與古希臘羅馬的建築、生活用具有不少令人驚奇的契合點，但它們之間顯然不可能相互借鑒。但是，作者馬上就此打住，說：「我雖出版關於中國建築的著作，但千萬別懷疑我有推廣其品位大大低於古典，同時又不適合人們氣候的中國建築的野心。」但他又說：「雖然中國建築並不適合歐洲的需要，但是，在建造大型的園林或宮殿時，為了多樣化，運用中國風格建一些二、三流的景色和房舍也許很合適。」顯然，在作者的心目中，中國的獨特性、樸實性和美感是可以作為歐洲建園林的調劑、補充的，就像他的「建築裡的玩具」這個比喻。以上就是這位御用著名英國建築師對中國建築的定位看來，英國人對東方文化的吸收，照樣有像中國人那樣較強的「體」、「用」之辯。
作者還特別提到中國的生活用具和機械。認為前者構思巧妙、形式樸實而雅致、裝飾自然而有分寸，頗有古典之風。但是，它們還是缺乏古典及現代歐洲一些作品的高雅之氣，原因是中國人在實用部分的設計上顯得遜色。關於機械，他認為中國遠遠落後於歐洲，這倒與18世紀以降歐洲人的看法驚人一致。
設計觀點
有一點挺有意思，而且很值得注意，即當時流行的「羅可可」之風以及「英華花園」，均是對注重「形式、規律、高雅」的古典主義的反撥，但錢伯斯反而處處用「古典」作為衡量中國建築等藝術的標尺。在「前言」的最後，作者提到一些好心的朋友建議他不要出版這部關於中國建築的專著，原因是「它將使我作為建築師的名譽受損」。在英國社會追逐來自中國的瓷器、茶葉、窗花之時，一個出版根據實地測繪並配以精確文字說明的中國建築作品的英國建築師，將冒被看作「對自己職業無知」的風險，簡直不可思議。但這恐怕正說明了正步入現代社會的英國18世紀思想言論的多元並存，至少職業人或文化名流與普通民眾的審美情趣和世界觀是很不相同的。
本書的最後一章題為《中國人設計園林的藝術》（「OftheArtofLayingOutGardensAmongtheChinese」），在19頁正文裡佔了差不多滿5頁的篇幅，但並未專門附圖例。這是惟一的錢伯斯給予毫不保留讚美的中國藝術。他說：「中國人在園林設計方面技藝高超。他們那方面的品位很高。人們英國在那方面也已經做了不短的努力，但並不太成功。」因此，為了指導英國的園藝師們迎頭趕上，他在這方面所費的筆墨並不少於其專業建築。關於中國的園林設計，也許錢伯斯意猶未盡，也許他另有圖謀，在他的「設計」出版15年後，即其事業處於鼎盛時期的1772年，錢伯斯出版了《論東方園藝》（DissertationonOrientalGardening）。這部論文篇幅也不大，連同前言在內才有32開本94頁。（其實，錢伯斯的兩部專著從外觀上均很像18世紀流行的論戰性的小冊子或「檄文」）
批判攻擊
從他的長達10頁的前言，人們可以看出其寫作或出版動機：一、對當時流行於英國的園藝風尚進行徹底的批判；二、對其競爭對手的攻擊。「一門與人們娛悅的重要方面息息相關的藝術，在人們這邊的世界裡竟沒有一個博學之士參與其中，這不是很奇特嗎。在這個島嶼，一個精於沙拉菜的種植而疏於裝飾性園林的設計原則的菜園子種植人竟被賦予此任。人們無法想像，一個把精力都浪費在勞作上的大老粗，能在這個精細困難的追求上走多遠。」顯然，錢伯斯對於當時正如日中天的英國園林藝術家布朗（LancelotBrown，1715－83）真是惱怒成羞，幾近於罵街了。難怪，名列其第一本專著「訂閱者名單」的英國作家及著名社會評論家沃爾浦爾（HoraceWalpole，1717－1797）評論道：「我讀了錢伯斯的書。它比最低劣的中國窗紙更屬粗製濫造，而且是用來野蠻報復布朗……錢伯斯的書本是用『裝飾性園藝』而非『東方園藝』的名字來流傳的。」在沃爾浦爾看來，《論東方園藝》決非像他的第一部那樣嚴肅的專著，只不過是借當時流行的中國園林藝術之名實行其文學策略而已。簡單地說，錢伯斯的這本貌似論文的著作其實與早十幾年前出版的借他人之口攻擊當時英國社會的哥德斯密《世界公民》是一路貨。
當然，據筆者的閱讀，本書雖然具有以上背景，但錢伯斯對當時已成為當然準則的根本排斥藝術加工的「自然式」園藝心懷的憂慮，以及他所希望的英國園藝走出一條自然與藝術交融和諧的道路，還是躍然紙上。這種寄托，就不是什麼個人恩怨或社會批判策略可以道盡了。說到底，蘊涵於此論文中的思想是與他15年前一脈相承的。
http://www.internet.hk/doc-view-10387.html
威廉•錢伯斯
威廉•錢伯斯勳爵（SirWilliamChambers，1723年－1796年），蘇格蘭建築師、造園家，1723年生於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1740年至1749年間，威錢伯斯在瑞典東印度公司工作期間，曾多次往中國旅行，研究中國建築和中國園林藝術。1749年到法國巴黎學習建築學，隨後又到義大利進修建築學五年。1755年返回英國創立一家建築師事務所。後被任命為威爾斯親王的建築顧問，為威爾斯王妃奧古思塔在倫敦西南的丘園建造中國式塔、橋等建物。1757年錢伯斯出版的《中國房屋設計》是歐洲第一部介紹中國園林的專著，對中國園林在英國以至歐洲的流行起重要作用。
設計風格：
18世紀的英國造園界並不只有布朗的自然式風景園一種流派，與他同時代的威廉•錢伯斯就是他的一位堅定的反對者，在他的大力推動下，英倫大地上又出現了另一種風格———繪畫式園林。在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兩種風格各領風騷，各自向世人展現著自己的風采。威廉•錢伯斯于1723年出生在一個蘇格蘭富商家庭，家境較為優越，由於父母在瑞典經商，無暇照顧他，他12 歲時就被送往英格蘭一所學校學習，四年以後回到瑞典，子承父業，在當時的東印度公司任職。由於在公司主要從事對外貿易，因此，威廉•錢伯斯經常出差，他也因此遊歷了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但是，經過數年工作之後，威廉•錢伯斯發現自己對建築、園林越來越感興趣，他甚至利用業餘時間搜集了大量的有關中國建築資料並彙編成書。1749年，威廉•錢伯斯終於不顧家人的反對，辭掉了工作，全身心的投入到對建築的研究中去。隨後幾年中，他先後在法國、義大利求學，學成後回到英國擔任了英王喬治三世的建築師，隨後又為皇太后設計建造了歷史上著名的皇家植物園———邱園，一時間聲名顯赫。在其後的歲月裡，錢伯斯除了進行一些園林設計之外，還出版了一些書籍，如《邱園庭院和建築的平面、立面和透視圖集》、還有《東方造園論》等書，通過它們來表明自己的造園思想和風格。
中國式塔
威廉•錢伯斯最著名的代表作理所當然的就是邱園了，這座世界上著名的植物園是錢伯斯式風格最佳體現。錢伯斯對中國園林非常熱愛，他不僅在邱園中建造了著名的中國塔和孔子小屋，而且邱園中某些局部的規劃也具有相當程度的中國特色，在水面以及池岸處理上尤顯突出，兩者之間過渡自然，也反映出英國自然式風景園與中國傳統園林對水面的處理在某些地方還是有相似之處的。同時，就像前面提到的一樣，錢伯斯一直對布朗式的自然風景園持批評態度，他認為布朗設計的自然式風景園過於自然，充其量只是在自然的基礎上稍加改造而已，完全沒有體現出造園者的創造力和想像力來，毫無藝術價值可言。按照他的想法，真正動人的園林應該源于自然，但要高於自然，要通過人的創造力來改造自然，使其成為適於人們休閒娛樂之處。錢伯斯還非常重視色彩在園林中的獨特作用，並首先將這種理論運用到實踐中去。
邱園中那如茵的綠草地，點綴其間的鮮豔的花卉，佇立一旁的深色調的參天古木組合在一起顯得相當協調，充分體現錢伯斯獨特的藝術感覺和創造力。其實，錢伯斯也追求一種畫意，但和布朗追求的不同，他追求的是一種充滿野趣、荒涼、憂鬱、懷舊的情調，並最終開創了屬於他的繪畫式園林時代和其他造園家相比，威廉•錢伯斯是當時歐洲很少見的比較瞭解中國園林藝術的造園家，正是由於他的努力，18世紀的歐洲刮起了一陣追求東方式園林情調的旋風，雖然後來無疾而終，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錢伯斯確實對東西方造園藝術的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威廉•錢伯斯和他那充滿懷舊情調和東方韻味的繪畫式園林永遠與他同在。
藝術視角：
17世紀末，尤其是18世紀，關於中國的工藝品和建築、園林設計，在歐洲大陸，同時在英國，均已引起廣泛的關注，而且出版了不少專著。西方藝術史家及中西文化關係研究者已基本達成共識，即中國的建築和工藝品直接促成了歐洲的“羅可哥”（Rococo）風格；而中國的園林也直接對發源於英國的“英華園林”（Anglo－ChineseGarden）產生影響。威廉•錢伯斯（1726－1796）在歐洲（甚至包括在英國）遠不是傳播中國建築、園林藝術的第一人，但他的影響卻舉足輕重。錢伯斯的父親是蘇格蘭商人，兒子開始也子承父業。他16歲時以一艘東瑞典東印度公司船隻的押運員身份來到遠東，20歲時再度前來。隨後，他放棄商業，赴義大利和法國學習建築。在他投身於建築業前，錢伯斯曾在廣州呆過數月。德國學者利奇溫在其1925年出版的《歐洲與中國：18世紀的知識和藝術接觸》裡說：“在他的後半生，他以英王建築師的身份再度前往遠東，並為後來出版的《論東方園林》帶回了觀點。”其後的絕大多數研究者據此推斷他曾兩度來華，但當代學者法國的德特利（MurielDetrie）及美國的鮑爾德（R.C.Bald）對此表示懷疑或異議。後者的理由比較充分：錢伯斯本人及其傳記作家並未明確提及。
在這數月裡，錢伯斯在廣州走訪了不少的家庭、庭院和藝術家，並做了大量的測繪工作。這些工作均出自當時還是業餘愛好者的錢伯斯之手，而且工作條件極其惡劣，不能不令人驚歎。在《中國建築、傢俱、服飾、機械和生活用具的設計》（DeignsofChineseBuildings，Furniture，Dresses，Machines，andUtensils）正文的第一頁，作者在注解裡就坦言：“在中國要很精確地測量公共建築是極其困難的，因為那些民眾對陌生人百般刁難，扔石子或進行其他方式的侮辱。”1755年，錢伯斯經在巴黎、羅馬深造後，回到英國，定居倫敦從事建築業，並最終得到英王喬治三世的賞識，這奠定了他在這個行業的地位和發展前景。
中國風：
1757 年，《中國建築、傢俱、服飾、機械和生活用具的設計》在倫敦出版。這本“前言”4頁、“正文”19頁、“附圖”21幅總共不足50頁的小冊子，其貌不揚。之所以被多次再版、轉載，影響重大，人們不能不想到18世紀中葉在英國尚盛極一時的“中國熱”（Chinoiserie，也譯為“中國風”）。關於“中國熱”以及中國的工藝品、建築、園林等藝術及其對歐洲的影響，中外的研究論著如集中起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足以擺成一個圖書館。對以上藝術門類均屬“門外” 的筆者，還是老老實實對這兩部作品做些文本分析，看看一個曾經到過中國的英國建築師關於中國藝術的敘述特性及其評價。有趣的是，18世紀英國大文豪、錢伯斯的朋友詹森博士為本書的前言開了個頭：避免讚譽不及或讚譽過頭均很困難。對中國的學問、政策和藝術的一貫溢美之詞說明了新奇對注意力的吸引有多大，敬重膨脹為仰慕是多麼自然。我絕沒有廁身於眾多的中國之優秀的誇張者行列的意圖。他們僅僅相對于鄰國是聰明偉大的；絲毫沒有想要讓他們與人們這一邊世界的古人、今人相比。但是，他們作為一個非常獨特的種族，作為一個與所有文明國家隔絕的地域的居民，肯定值得人們的關注。他們在無從模仿的情況下，形成了自己的習俗，發明了自己的藝術。
詹森博士無疑為錢伯斯在評價中國時定下了基調，即中國文明成就之偉大不過是地域性的，不能與歐洲同日而語。這就與當時大多數耶穌會士和法國思想家的看法有較大不同了。人們暫且避開評價不論，看看錢伯斯本人是如何點明他出版“少作”的原因的：“可能在制止整日裡假中國之名興濫造之風方面能發揮些作用。”在作者看來，道地的中國貨至少有原創性，而“濫造之風”刮的無非是憑空捏造，或抄自那些瓷器和窗紙上的變了形的造型。也就是說，錢伯斯當時看到在英倫三島上正如火如荼、泥沙俱下的“中國熱”，想憑藉他在中國的實地觀察、大量速寫及精確描寫來給予正本清源。
View of the Lake and the Island from the Lawn at Kew (plate 38), 1763
William Marlow (English, 1740–1813)
Designed by Sir William Chambers (English, 1726–1796)
錢伯斯覺得中國的建築與古希臘羅馬的建築、生活用具有不少令人驚奇的契合點，但它們之間顯然不可能相互借鑒。但是，作者馬上就此打住，說：“我雖出版關於中國建築的著作，但千萬別懷疑我有推廣其品位大大低於古典，同時又不適合人們氣候的中國建築的野心。” 但他又說：“雖然中國建築並不適合歐洲的需要，但是，在建造大型的園林或宮殿時，為了多樣化，運用中國風格建一些二、三流的景色和房舍也許很合適。”顯然，在作者的心目中，中國的獨特性、樸實性和美感是可以作為歐洲建園林的調劑、補充的，就像他的“建築裡的玩具”這個比喻。以上就是這位御用著名英國建築師對中國建築的定位看來，英國人對東方文化的吸收，照樣有像中國人那樣較強的“體”、“用”之辯。作者還特別提到中國的生活用具和機械。認為前者構思巧妙、形式樸實而雅致、裝飾自然而有分寸，頗有古典之風。但是，它們還是缺乏古典及現代歐洲一些作品的高雅之氣，原因是中國人在實用部分的設計上顯得遜色。關於機械，他認為中國遠遠落後於歐洲，這倒與18世紀以降歐洲人的看法驚人一致。本書的最後一章題為《中國人設計園林的藝術》
（“OftheArtofLayingOutGardensAmongtheChinese”），在19頁正文裡占了差不多滿5頁的篇幅，但並未專門附圖例。這是惟一的錢伯斯給予毫不保留讚美的中國藝術。他說：“中國人在園林設計方面技藝高超。他們那方面的品位很高。人們英國在那方面也已經做了不短的努力，但並不太成功。”因此，為了指導英國的園藝師們迎頭趕上，他在這方面所費的筆墨並不少於其專業建築。關於中國的園林設計，也許錢伯斯意猶未盡，也許他另有圖謀，在他的“設計”出版15年後，即其事業處於鼎盛時期的1772年，錢伯斯出版了《論東方園藝》（DissertationonOrientalGardening）。這部論文篇幅也不大，連同前言在內才有32開本94頁。
http://www.designedu.cn/showposts.aspx?type=p&channelid=3&columnid=49&id=210
18世紀歐洲的"中國風" 文化中國-中國網 2010-08-12
啟蒙運動中的“中國熱”
興起于17世紀下半葉至18世紀上半葉的歐洲啟蒙運動是反對封建貴族的專制主義統治，張揚人文主義精神的思想解放運動。客觀上它為新興資産階級走上歷史舞臺作了必要而且有效的輿論準備，直接導致了1789年的法國資産階級大革命。啟蒙運動席捲了歐洲所有主要國家，但他的中心在法國。法國的啟蒙運動以法國“百科全書派”為核心，包括狄德羅（百科全書發起者）、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霍爾巴哈、拉梅特裏、愛爾維修、波維爾、魁奈等一批傑出思想家。他們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至今仍是人類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他們的關注點涉及各個領域。他們在思想領域的主要矛頭是基督教統治，提倡無神論哲學，主張自然神論。
大家知道，文藝復興掙脫了神的統治，確立了人的尊嚴。但是那時教會勢力仍很強大，人們是不敢公開提出反對基督教、否定上帝的口號的。所以馬克思説，人們只能“戰戰兢兢地請出古代的幽靈”，來為自己壯膽，也就是“借古喻今”的意思。現在啟蒙學者們敢於公開這樣做了。他們認為基督教用謊言蒙蔽了世人，掩蓋了世界的真實面貌，把基督教統治的世界美化成世界上最好的世界，最文明的歐洲，因而他們無情抨擊和嘲弄基督教神學的種種謊言，揭露歐洲的所謂文明。
百科全書學派們當時從傳教士那裏深入了解中國的情況，發現中國恰恰是個屬於自然神論的國度，對中國很快産生“熱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推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他把中國視為人類社會最好的標本，説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袤、人口最多而且治理最好的國家。”（《哲學辭典》）他用中國的曆法駁斥《聖經》中的上帝創世説。因為《舊約》記載的創世年代是西元前3761年，而中國“整個民族的聚居與繁衍有50個世紀以上。”而且他認為人類文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無不從中國肇始，並且早就遙遙領先。於是他以鄙夷的口吻嘲弄那些以最高文明自詡的基督教徒：當中國已是泱泱大國，而且治理有方的時候，“我們還只是一小撮在阿爾登森林裏流浪的野人哩！”他稱讚中國的歷史記載“幾乎沒有絲毫的虛構和奇談怪論，絕無埃及人和希臘人那種自稱受到神的啟示的上帝的代言人；中國人的歷史一開始就寫得合乎理性。”（“理性”是啟蒙運動的一面旗幟）伏爾泰也高度稱讚中國天文學的成就和神奇，説“世界各民族中，唯有他們的史籍持續不斷地記下了日蝕和星球的交會。我們的天文學家驗證他們的計算後驚奇地發現，幾乎所有的記錄都真實可靠。”伏爾泰把孔子的儒家學説看做他心目中的自然神論，認為這種以遵循自然規律為原則的“理性宗教”足以取代盛行于西方的帶有迷信色彩的“神示宗教”。在伏爾泰看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啻是道德的最高準則，應當成為每個人的座右銘。
這裡有一段插曲。伏爾泰曾經結識了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二世，一度成為好友，所以被這位大帝接到他的行宮——波茨坦“無憂宮”住了幾個月。在伏爾泰的影響下，腓特烈大帝對中國産生了濃厚興趣，於是在他的“逍遙園”裏，在無憂宮旁邊蓋了一座“中國茶亭”，成為這個皇家園林裏的醒目的一景。
百科全書學派的另一名主要成員霍爾巴哈（德國血統的法國學者，撰寫的百科全書條目達376條之多）也把中國的政治倫理視為治國良策，説：“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將政治與倫理道德相結合的國家。這個帝國的悠久歷史使一切統治者都明瞭，要使國家繁榮，必須仰賴道德。”因此他提出了“德治”的主張，並且號召：“歐洲政府必須以中國為模範。”狄德羅與上述兩位的思路是相近的，他視線裏的儒教“只須以理性和真理，便可治國平天下。”以此他把孔子與古希臘的聖哲蘇格拉底相提並論，甚至認為荷馬與孔子相比不過是“糊塗蟲”。波維爾也把中國人的治國方略看做歐洲的方向，他指出：“如果中國的法律變為各國的法律，中國就可以為世界提供一個作為去向的美妙境界。”可見，法國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都以中國為理想的坐標去構想歐洲的未來。
此外中國的科舉制度也為百科全書學派們普遍叫好，認為剷除了貴族的世襲制，每個人靠自己的本事，“學而優則仕”。（當然歐洲的貴族也可以憑本事取得，如以往的歌德和當代的英國建築師N福斯特。）
啟蒙思想家中有一支“重農學派”，又稱自然主宰學派。這個學派主張以“自然法則”和“自然秩序”替代上帝的神權（這實際上是以盧梭為代表的啟蒙學者“回歸自然”觀點的延伸。這在稍後德國浪漫派那裏也得到反映，他們已經嗅到了工業化發展的弊端）。
歐洲的中國熱在經濟領域的表現，其高潮是18世紀60年代。他的創始人是法國的魁奈（Francois Q u e sn ay ，1 6 9 4 -1 7 7 4 ）。他于1 7 6 7年發表的《中國專制制度》一文,肯定了中國實行專制制度的合法性。此文使他獲得了“中國的孔子”的聲譽。他的《自然法則》一書強調“自然法則是人類立法的基礎和人類行為的最高準則”，而“所有的國家都忽視了這一點，只有中國是例外。”在他看來，自然秩序是人類理性的依據，而人類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權利的依據。他提倡以農為本，極為讚賞中國歷代君王重視農業的政策，認為只有發展農業才能增加財富，貶低貨幣和商業資本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魁奈死後，他的學生繼續鼓吹他的思想。
有一位重農學派的改革家叫杜爾戈（T urgot，1727-1781），一度當上法國財政大臣，一心想仿傚中國，致力於發展農業的改革。那時他認識了兩個中國留學生高類思和楊德望，兩人正要回國，杜爾戈便挽留他們再待一年，以便讓他們熟悉重農學派的思想和理論，並且交給他們52個調查提綱，對中國的經濟、文化與歷史等進行廣泛的了解。這兩人回國後根據提綱了解的情況定期向法國國務大臣貝爾坦彙報。同時在中國的法國傳教士也根據重農學派的要求，收集豐富的資料寄回法國。在整個18世紀，中國的花木嫁接技術也傳到了歐洲，推動了歐洲的園林建設。
總之，中國漫長的農耕文明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經驗，對人類作出了寶貴的貢獻。
文學、藝術激起的反響
慕尼黑英式公園裏的“中國木塔”
當時西方的文學界對中國的反應要晚一拍，主要是因為，西方派到中國來的傳教士中，都是思想家和學者，卻沒有文學家和藝術家。所以儘管中國文學非常豐富，但資訊傳遞不及時。直到18世紀中葉，即“中國風”的尾聲中，中國文學才開始遠征西方。而它的第一個引領者不是傳教士，也不是文學家，而是一位英國商人，名叫詹姆斯魏金森。他在廣東生活多年，通過英語和葡萄牙語譯了一個四卷本的中國小説、戲劇、諺語和詩歌合集，包括《風月好逑傳》、《中國戲提要》、《中國諺語》以及《中國詩歌》，1719年這部合集由英國人湯姆士帕塞刊印了出來。13年後，法國傳教士馬若瑟把元代紀君祥雜劇《趙氏孤兒》譯成法文，題為《中國悲劇趙氏孤兒》，翌年被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志》所收，很快就有了英、德、俄等譯本。但馬譯本沒有唱詞，所以1741年英國出了全譯本。
剛才講的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中，至少有一半都是文學家，如伏爾泰、狄德羅、孟德斯鳩、盧梭等。伏爾泰對《趙氏孤兒》讚美有加，1755年特地把它改編成《中國孤兒》在法國上演。這出元雜劇的故事在司馬遷的《史記》中有記載，它發生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晉國，是一則舍生取義、替友人救孤復仇除姦的故事。伏爾泰則從人文主義出發，把故事挪到成吉思汗的年代，用那些大善大德的事例感染成吉思汗，使他從熱衷於血腥征服的暴力迷狂中轉變為懂得體恤愛護民眾的君王。伏爾泰對於中國文學的西征作了前導。
幾年之後，即18世紀60年代，中國“十才子書”《風月好逑傳》除了英譯本外，很快有了法譯本和德譯本。但中國文學在德國大作家中首先引起反響的也是《趙氏孤兒》。德國著名詩人歌德認為這個劇“最深刻動人”。1781年歌德曾著手根據《趙氏孤兒》和《今古奇觀》改編一個劇本《艾爾彭諾》，可惜沒有完成。歌德最早提出“世界文學”的願景，也是他最先在一部重要小説（《威廉邁斯特的漫遊年代》）中塑造了“世界公民”的形象。因此歌德把眼界朝向東方，朝向中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歌德對中國的了解不是通過傳教士，主要是通過文學作品。就像當年的中國人不了解外國人而一概視之為“蠻人”一樣，當歌德早年不了解中國的時候，對中國也是有誤解的。但當他先後讀到中國文學中諸如《好逑傳》、《玉嬌梨》、《花箋記》、《百美圖》、《今古奇觀》以及戲劇《趙氏孤兒》等作品的時候，很快改變了原來的成見，發現“中國人是一個和德國人非常相像的民族”，“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情感方面幾乎和我們一樣，使我們很快就感覺到他們是我們的同類人，只是在他們那裏一切都比我們這裡更純潔、更明朗也更合乎道德。在他們那裏，一切都是容易理解的，平易近人的……因此和我寫的《赫爾曼與竇綠苔》以及英國理查孫寫的小説有很多類似之處”。儘管他知道，這些書“肯定不是”中國最好的小説。他相信“中國有千百部這樣的小説，他們開始創作的時候，我們的祖先還在樹林裏生活呢。”歌德還把中國詩人與法國詩人貝朗瑞作了對比，指出“中國詩人那樣徹底遵守道德，而現代法國第一流詩人卻正相反，這不是極可注意的嗎？”於是他認為，“正是這種在一切方面保持嚴格的節制，使得中國維持數千年之久，而且還會長期存在下去。”出於對中國人的這種好感，歌德晚年還根據某些中國詩歌的主題，寫了一個小詩集，提名為《中德四季晨昏雜》，共14首詩。
歌德的偉大盟友席勒也是對中國很感興趣的德國作家之一。1794年他從一位德國譯者即穆爾那裏得到一本《好逑傳》的德譯本，愛不釋手，因嫌譯得不好，很想把它改寫一番，而且已經和一家出版社簽了約，打算最晚在1806年完成。可惜1805年他就去世了，留下遺憾。年輕時，1782年席勒曾把義大利戈茨的歌劇《杜蘭朵》改編成話劇，有人猜測，是不是因為劇中有“中國公主”的緣故呢？
中國藝術對西方的征服比古代經典要晚，但比文學要早，在18世紀上半葉即引起反響。主要是法國、義大利和英國。法國有兩位代表這個時代歐洲畫風的畫家對中國藝術情有獨鍾，一位是瓦托（Je an -A n to in e W atte au ，1 6 8 4 - 1721），另一位是博歇（Francois Boucher，1703-1770）。兩人都是歐洲羅珂珂風格的主要代表，前者比後者更有名。他們都傾向於淡雅、柔美的審美情趣，而中國的水墨畫，尤其是山水畫比起歐洲的油畫確實要清淡得多。有人評價瓦托“深得中國六法”。據説他的一幅最具中國畫韻致的《孤島帆陰》藏于盧浮宮，我查了一下英文版的《盧浮宮藏畫集》，可惜沒有。他和博歇是師生輩，所以常常是瓦托給博歇出一些有關中國的題意，讓博歇來畫。可是這在他們的主要作品中都沒有體現出來。只是在一些裝飾性的作品中才能看到，如沙發和座椅的靠背、壁毯、陶瓷製品和屏風等。還有就是某些速寫小品。當時英國有一批水彩畫家也受過中國畫的影響，如柯仁和他的學生特涅等。
中國藝術對西方藝術發生的影響具有深遠意義的是園林藝術。中國園林那種飛檐翹角的亭榭、高聳的層塔，富有妙趣的石橋、假山、鐘樓以及蜿蜒的小徑等都使他們讚賞不已。他們還專門給“蜿蜒小徑”創造了一個新的名詞，叫“蛇形曲線”。當年席勒就很欣賞這種蛇形曲線。歐洲不少國家都利用中國造園藝術的這些特徵作為部分元素納入他們一些重要的園林設計中。如18世紀德國薩克森公國的統治者就曾在德累斯頓附近的易北河畔蓋了一座皮爾尼茨宮，其中的“水宮”就是按中國建築的風格建造的。德國卡塞爾一位以往的伯爵威廉索赫還在一條叫“吳江”的小溪旁建了個“木蘭村”，連擠牛奶的黑人都穿中國服裝，儼然是個江南園林。至於波茨坦的茶亭和慕尼黑的木塔就更是代表作了。難怪18世紀中葉的英國皇家建築師威廉錢伯斯，即《中國建築、傢具、衣飾、器物圖案》一書的作者，在他的經典性著作《東方園藝》（1772）一書中這樣讚美中國園林藝術：“中國人設計的園林藝術實在是無與倫比的。歐洲人在藝術方面無法與東方的燦爛成就相媲美，只能像對太陽那樣儘量吸收它的光輝而已。”這位年輕時曾在廣東生活過、後來還再度去那裏考察過的資深建築師在書中強調：“中國庭園以自然為模範，主張一切美來自自然，模倣自然中的無秩序。”因此他主張“我們的庭園通常只與原野相似，完全近乎自然的摹寫。”最能體現他的藝術主張的是他自己設計的、位於倫敦郊區的“丘園”，園中還建了一座高高的中國塔。這種審美趣味顯然造成了一種社會風尚，像英國作家愛迪生、詩人蒲伯等都造了中國式花園。而且還有理論著作做支撐，如哈弗潘尼的《中國趣味的田園建築》（1750）。這樣，歐洲的公園就形成了兩種模式：英式公園和法式公園。前者遵循曲線造型，小橋流水，樹木參天，富有浪漫主義的田園風味和野趣；後者按照幾何造型，整齊有序，人工雕琢痕跡較重。領頭反對“規矩花園”的英國曲線美學的倡導者肯特有一句名言：“大自然不喜歡直線！”英國人的這一觀點顯然也影響了法國，所以後來法國也出現了“中英式庭園”。
羅珂珂風與“中國趣味”
德國邁爾創作的中國人物小瓷雕
歐洲的文學藝術在文藝復興（14—16世紀）以後分成兩大流向，一個是以法國為中心的古典主義流派；一個是以義大利為代表的巴羅克風尚。前者以繼承自古希臘到文藝復興這一正宗的傳統，強調理性、莊重、對稱、諧調等等這樣一些美學法則，即所謂“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溫克爾曼）。這一流派自17世紀一直持續到19世紀上半葉。巴羅克則在中南歐、東歐一帶風行了整整一個世紀即17世紀。然後就開始式微，朝一種新的風尚即所謂“羅珂珂”方向偏移，蛻變為一種不太值得充分肯定的新的變種：它喜好弧形的造型、紛繁的裝飾、艷俗的色調、纖細的筆觸、矯揉造作的情致。而巴羅克則是粗獷、華麗、動感、誇張、俏皮、嘲諷、戲劇性等等。羅珂珂這股風尚差不多持續了半個來世紀，自18世紀初期至中期，或更晚一些。在藝術上，法國主要表現在繪畫方面，而德國則在建築中比較突出。剛才提到的“無憂宮”便是羅珂珂的建築代表作，已列入“人類遺産”。
羅珂珂這股風尚本身本來跟中國沒有什麼關係：他們用石頭蓋房子，我們用木頭；他們吃麵包和土豆，我們吃米飯和饅頭；他們用刀叉吃飯，我們用筷子；我們穿長袍馬褂，他們穿輕便的西服；我們的女人三寸金蓮，亭亭玉立，他們的女人邁著大腳信步由韁……問題是，這時的歐洲由於發展了工業，又經過了兩個世紀的海外掠奪，生活不斷富裕，特別是上層社會追求奢華；原來的勞動階層許多上升為市民階層，消費意識産生了，越來越多的人懂得“瀟灑”了！於是：建築講究裝飾，唯恐不能弄得滿滿噹噹；住宅也想佈置得儘量讓人羨慕，穿戴更希望能搶人眼球！而這一切如果能加點“異國情調”那就更刺激了！而“異國”中，經過兩個世紀的資訊積累和感情升溫，他們正“熱戀”著中國。這時候歐洲人的海外貿易已發展起來了，恰恰從中國運來了他們所沒有的許多特産，它們顯然可以構成羅珂珂風尚的某些裝飾要素，滿足他們消費的需求。那時全歐洲都在流行一個法文的新詞兒：Chinoiserie，即“中國趣味”，或“中國時尚”，指的是對中國風格的工藝品和日用品的愛好。例如絲綢，又光亮又柔軟又細膩，還有精妙無比的刺繡等等，哪個女人見了不心動？特別是瓷器。那瓶瓶罐罐，千姿百態的造型，用的大多是柔和的弧形曲線，這正符合羅珂珂厭棄方形、銳角的審美趣味，是多好的裝飾品啊！而且是多好的食具、茶具啊！以前歐洲有錢人用的杯盤都是金屬製作的，錫啊，銅啊，銀啊等等，既昂貴又笨重，而且沒有色澤。現在你看，搪瓷！又漂亮，又便宜！所以路易十五國王曾經下令：把所有的銀質食具統統熔化掉，派作更重要的用場；食具一律用瓷器替代！那時連法國戲劇家莫裏哀也成了中國瓷的熱烈愛好者。在上層社會，瓷器還用來收藏，作為積累財富的手段。尤其是王公貴族都競相購買。難怪1604年，一艘載有中國貨的葡萄牙大帆船被荷蘭人劫掠（荷蘭人最愛瓷器），海盜們將這批中國瓷器取了個名兒運回國內去拍賣，法王亨利四世和英王詹姆斯一世聞訊後都派人去搶購。後來的法王路易十四還命令他的首相創辦中國公司，專門到廣東訂造中國瓷器，凡爾賽宮就辟有專室儲藏這些東西。俄國的彼得大帝和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都不例外，後者更把儲藏瓷器作為最大的財富。不難想像，中國瓷器怎樣刺激了歐洲的外貿活動，尤其是荷蘭和英國。據統計， 1602—1682 這80 年間，也就是明末清初時期，荷蘭東印度公司從各國輸入的中國瓷器達1600萬件！想想看，再過80年，也就是到羅珂珂的末期，該有多少中國瓷器播散到西方世界啊！要知道，此80年非彼80年，羅珂珂時期隨著茶葉和咖啡在歐洲的普及，瓷器已經從上層社會走進普通家庭。17世紀末，英國進口的茶葉是二萬磅，至19世紀初達到2000萬磅。增加1000倍！那麼茶具需要增加多少呢？
既然瓷器這麼吸引人，何不本土製造呢？於是自16世紀末至18世紀初，義大利、荷蘭、德國都進行了努力，最後，終於在1709年讓德國人搶先在德累斯頓附近的邁森造出了彩瓷。過了半個世紀，法國在研究了景德鎮的瓷土後，也在本國找到了瓷土，于1768年生産出了硬瓷。同一年英國也獲得了成功。這樣，中國的“瓷蛋”在羅珂珂風中在歐洲普遍孵出了瓷“小雞”，有力地推動了歐洲的工業品生産。
在羅珂珂風中，中國的漆器也備受歐洲人青睞。漆除用作墻壁和物件的塗料外，還可製作各種觀賞性的工藝品，不僅王宮裏少不了它，作為一般居家的擺設也很常見。當然這一中國特産，同瓷器、絲綢、壁紙等一樣，都被歐洲人仿製了！他們還出版了有關的專著。當然他們模倣的結果都達不到它們的母體的工藝水準或品質。
除此以外，中國的某些生活用品也引起歐洲人的興趣和模倣慾望。如轎子。1700年初，路易十四為慶祝新世紀，在宮中舉行盛大舞會。他自己穿的就是中國的服裝，坐著由八個人提著的大轎子入場，帶來全場一片活躍。但中國的轎子傳入西方後，從來沒有被人抬過，都是用手提的。這大概可以歸結為文化的差異吧。其他如折扇，尤其是絹制的聚頭扇，也成了宮廷裏的貴婦人必不可少的隨身裝飾品，不論冬夏都使用，代替了16世紀流行的羽毛扇。那時的商業廣告、書本插圖、舞臺美術、演員化粧以至飯館服務人員的穿戴等等無不以中國的風格為時尚。醉心於中國的奧地利有為的女皇瑪麗亞苔萊西亞（Maria T h e re sia，1 7 1 7 —1 7 8 0 ）也曾親自在一齣歌劇中扮演一名中國婦女。人們甚至學中國人飼養孔雀、金魚等。這就不奇怪，人們在路易十四的宰相瑪薩林家裏看到了滿滿噹噹的中國陳設和各色名貴的中國物品。有著同樣愛好的路易十五還曾于1764年將一席由博歇設計的、由九幅畫組成的中國主題的壁毯贈送給乾隆皇帝。在路易十五的影響下，他的美麗情婦蓬巴杜爾夫人也成了中國迷，她喜歡穿中國絲綢，也愛養中國的金魚，而且是中國診寶的狂熱收藏家。法國還有一位叫蘭菲的才女，主持一家有影響的沙龍，充當了“中國風”在民間的有力推動者。
所以，説來就不難理解了：那時許多歐洲王宮都設有中國館或中國室。比如斯德哥爾摩的夏宮、法國楓丹白露宮、凡爾賽宮、奧地利古都茵斯布魯克的宮堡、維也納的美泉宮、柏林毀於二戰的首飾宮、夏洛特堡王宮、慕尼黑的紐芬堡王宮、馬德里的阿蘭霍埃斯離宮、那不勒斯郊外波爾幸齊王的別宮等等。
倫敦郊區丘園裏的中國塔（1763）
退潮
自18世紀後期起，中國文化風由於歐洲人的殖民意圖而被推了回來
凡事有興必有衰。兩種不同性質的文化“一見鍾情”的單戀本來就預伏著危機。日久見人心。100年的時間説來也不算短了。隨著資本主義的急速發展及其對世界市場的日盛一日的興趣，歐洲人的進取心變成了咄咄逼人的出擊姿態。這在以封閉性和防守型的心理為特徵的中國統治者看來是忍受不了的，他的“天子”的無上尊嚴更不容挑釁。還在“中國風”吹得正盛的時候，就聽到刺耳的不和諧音了。這就是1715年，當羅馬教皇聽説他在中國的傳教士居然參加中國民俗的祭祀活動，斷然下“禁約”教諭。本來對傳教士的活動越來越不放心的康熙皇帝，豈能容忍這樣的無禮，馬上下達禁止傳教士活動的諭令。傳教士們當然就不會再有歌頌中國的熱情了。只因此時啟蒙運動正在興起，才未被官方阻力影響總的趨勢。
另一方面，歐洲的統治者本來想趁歐中之間長期以來發展的大好勢頭，進一步推動貿易發展，打開中國的通商門戶。但18世紀60年代初，正當腓特烈大帝受了伏爾泰的影響，滿懷對中國的憧景，模倣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寫完了他的書信體小説《中國皇帝的使臣費希胡發自歐洲的報道》，攻擊了一番羅馬教廷，讚頌了一番中國。他以為這無疑是一件給中國皇帝的上好的見面禮。沒想到，當他向乾隆皇帝提出他的通商要求時，馬上被拒絕了！這使腓特烈大帝對中國的熱情驟然下降！他在給伏爾泰的信中寫道：那些中國人“不過是些少見的古怪的野蠻人”，並説那位“當上了中國皇帝的滿族人”乾隆是個蹩腳的詩人！腓特烈大帝這一態度的轉變，標誌著開端良好的中西文化交流關係的轉折，也可以説是整個中歐外交關係的歷史性轉折。因為，腓特烈大帝的情緒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歐洲那些正走上殖民道路的統治者的情緒。
統治者的這種政治傾向實際上也被當時新的社會思潮所推動。自18世紀後期起，西方派到中國的多是新一代的重商主義者，他們對中國的古代哲學不再感興趣，而對中國那些與西方文化不相容的地方則格格不入。因此他們寫的考察報告都寫負面的東西。例如1778年出版的德國哥廷根大學教授克裏斯托弗麥納的著作《在華耶穌會士關於中國歷史、科學、藝術、風俗習慣的論文集》對美化中國的論調進行批駁。法國的皮埃爾索拉內特于1783 年發表的《1774—1781年東印度和中國之行》稱中國人繪畫“只知用刺眼的顏料亂涂一起”；説孔子思想也不過是一些“令人費解的事情、夢幻、格言警句和古老的童話與一點點哲理糅合在一起的大雜燴”。1793年英國派遣使團，説是為乾隆皇帝祝賀83歲大壽，卻讓他們寫了三份考察報告，對中國進行貶損。這時啟蒙運動已經過去，新一代知識界反啟蒙運動者不乏其人，他們厭煩羅珂珂，而且把它與中國相聯繫。他們更反感啟蒙主義者對中國的熱情，而對那些來自中國的負面報道滿懷興趣，包括歌德、赫爾德一度都如此。
這樣，由於歐洲人的召引而向歐洲勁吹了一個世紀的中國文化風，又由於歐洲人的殖民意圖而被推了回來！
結語
一種文化，魅力昭昭，走出深閨，風情萬種。坐等膜拜，時久魅收。留下血緣，再催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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