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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13 09:00:00阿楨

《中國大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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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宇下列史著皆是其《中國大歷史‧序》的「大歷史觀」之注腳（似「六經皆我注腳」！）。

黄自誇其史觀（資本主義）來自歸納法而非（韋伯“新教倫理”）演繹法，其實是像科哲對科學實證主義歸納法之批評：已先有史觀存在了。

哎呀！大眾史學之作，何必認真。啥是「數字管理」？瞧下《數字資本主義》和《統計數字：是事實還是謊言》吧！

《萬曆十五年》（北京：中華書局，1982；臺北：食貨，1985）
《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臺北：聯經，1991）
《中國大歷史》（聯經，1993）

　　黃仁宇先生繼（萬曆十五年）後，從1984年開始撰寫（中國大歷史）（China:A Macro History），對中國的歷史與文明進行系統的分析與解釋。1987年定稿，而於1988年由美國Sharpe出版公司出版。出版後，普受好評與重視，1990年再印行修訂版。
　　《中國大歷史》涵蓋了從史前到當代的歷史發展過程，雖然是通史性的論著，卻突破了傳統通史的格局。寫作方式上，仍然保持黃仁宇先生的一貫風格：從小事件看大道理；從長遠的社會、經濟結構觀察歷史的脈動；從中西的比較提示中國歷史的特殊問題。解釋觀點上，黃仁宇先生仍然秉持他的「大歷史」角度，注重人物與時勢的交互作用，理念與制度的差距，行政技術與經濟組織的衝突，以及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的結合。
　　黃仁宇先生以他獨到的歷史眼光，賦予幽遠遼闊的中國歷史一個現代的生命，不但引人入勝，而且發人深思。
　　回應：
　　閱讀黃仁宇的著作是一種全然不同於歷史課本所學的感受，一個朝代接著一個朝代的斷代史的學習方式固然可以清楚區分每一個朝代所發生的史事，但往往忽略了時空的延續性。 
　　改朝換代對政治人物而言是重要的，但對歷史上廣大的農民而言是不太有意義的。皇帝換了姓氏，但人民還是一樣的人民，管理人民的官僚體系也沒有大的改變，因此不是每次改朝換代都會出現英主，也未必出現英主就能導致一段太平聖世。 
　　作者除了拉長歷史的縱深之外，也提出了「在數字目上管理」的概念，即便是在21世紀的中國，同樣的土地上，這都還是一個尚待努力的方向。 
　　姑且不論黃仁宇的史觀，在這本書中國大歷史的序中提到「資治通鑑是以“二十四史”為藍本」，司馬光編資治通鑑時怎麼會有二十四史？寫一本書,由其是歷史書,應該要有嚴謹的態度,這本中國大歷史裡頭的論述只要詳讀,便可發現還有許多類似的細節都寫錯了,嚴格來說本書是不值得讓人有那麼高的評價的.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010363

外國人寫的中國曆史書08-05-14  草莓 (北京) 

　　久慕黃仁宇大名，很久前就買了《中國大曆史》，但一直沒讀下去。看完柏楊《中國人史綱》，又重新翻出這本《中國大曆史》。雖然興趣很濃，書也不厚，但讀了很久還是讀不下去。原因是這本書太澀。 
　　作者雖是黃皮膚的中國人，也有個中文名字，但從此書來看，他實在是個黃皮香蕉——皮是黃的，瓤是白的。他的思維是西式的，文字也是西式的，看得人昏昏欲睡。雖然他不是曆史學科班出身，雖然他是棄武從文，但他的文字實在夠八股夠晦澀，不知道的以爲是一個80多歲老教授的課堂筆記。 
　　從神采飛揚的柏楊到英翻中的黃仁宇，這個跳躍實在夠大，也夠讓人失望。 
　　如果說柏楊的曆史書是一碗香氣撲鼻的熱湯面，那黃仁宇的曆史書就是一碗冰涼涼的藥渣，連湯都沒有，幹巴巴的藥渣。 
　　柏楊的曆史書多的是豐富的細節，讓人如臨其境。黃仁宇的曆史書是給研究生上課的教案，只給出一些脈絡，余下的細節和結論需要去挖掘，那是給學生留的作業和論文題目。 
　　也許兩位的書正反映出中外在教育領域的差異，中外在教育思路上的差異。不知道學曆史的學生感受如何，但我不是抱著研究的心態看曆史書的，我需要的不是脈絡是細節。因此我喜歡柏楊遠勝黃仁宇。 
　　回應
　　黃仁宇也算不得外國人吧。至少從文化概念上不能算。黃的書建議看看《萬曆十五年》。看了這個就知道柏楊和黃仁宇的區別或者可以說差距在哪兒。柏楊的書看起來像故事書，黃的書更能引起人的思考，關于文化，財政，軍事，政治制度等。
　　我覺得你是喜歡看故事性強的那種感覺吧。個人覺得黃仁宇的表述方式很好，而且跳出了錢穆、柏楊那種中國式的治史方法。從經濟學理論角度來研究曆史，故事性必然不會很強。而且要注意的是，黃仁宇的書稿比較接近學術論文，事實上已經很簡明易懂（我這個文科生都看得懂），但不會滿足“讓人如臨其境”的需要。從我個人來說，黃仁宇能告訴我的比柏楊更多。 
　　另，黃仁宇是不折不扣的中國人，前半輩子在中國度過。雖然他做學術是在美國，研究方法也是西方式的（其實這已經是全球式的了），但完全不能說他是個黃皮香蕉，我想他對中國的了解並不比傳統中國史的學家低多少，甚至眼界更開闊。 
　　說到底，你對黃仁宇這本書的不滿，只是因爲黃仁宇沒有滿足你的期望需求罷了，而不是黃仁宇本身有什麽問題。
　　樓上兩位黃仁宇的粉絲，本不想打擊你們，但忍了半天還是想說，我對黃仁宇沒成見，我也不是熱愛柏楊，我只是想說，再精美的思想也要通過文字來表達，既然寫成中文，就要讓看中國字的中國人一看就懂，而不是佶屈聱牙故弄玄虛。如果只想給精英等一小撮看，不如寫成希伯來文之類，那才顯出作者的高水平呢。黃仁宇這本書的文字絕對是英翻中的水平，還是比較低的水平。
　　同意樓主，也許思想是深刻的，視角是新穎的，但是看起來實在太艱難了，有時候看半天都不知道在說什麽，又要從頭來過，句法晦澀拗口，樓上說的“黃仁宇這本書的文字絕對是英翻中的水平，還是比較低的水平。”就是這種感覺。
　　非常同意樓主的，這本書用詞非常晦澀，很難懂。我讀黃仁宇也是從《萬曆十五年》開始的，很奇怪那本書就寫的很流暢。我也同意二、三樓的，黃仁宇的書與柏楊的視角是完全不同的，黃寫曆史的手法確實是一大創新，從這本書就貶低黃仁宇有些偏激。 
　　此書框架、構思都還不錯，可惜因爲文字晦澀而影響到讀者對他本意的理解，以致他的表達是斷續而不連貫的。遺憾。
　　柏楊不算曆史學家，他是寫雜文的。兩者不在一個範圍內。
http://www.douban.com/review/1379868/

大曆史不會萎縮  《東方早報》唐小兵

伴隨著美國中層理論的興起和翻譯引入，曆史研究已經越來越社會科學化了。這由當前社會史研究的盛極一時可以得到證明。如果曆史研究不是建立于微觀的經驗研究基礎之上，從而內在生長出一種比如公共領域概念式的分析框架，那麽這種曆史研究就容易被學界詬病爲一種“宏大敘事”，意謂其是一種空洞無物的甚至意識形態性的曆史書寫。 
　　相對于這種主流的史學研究趨勢，黃仁宇無疑是一個“異端”。新近出版的《大曆史不會萎縮》就是一種“撥亂反正”的聲音。針對學界對他的“大曆史觀”的批評，黃仁宇沒有輕易地就繳械投降，放棄自己觀察曆史的獨特視野。在我看來，黃的主張是：作爲觀者的曆史研究者，應該更多地“介入”當時的曆史性進程之中，通過對曆史事件的爬梳甚至是“神遊八極”式的勾連，盡可能把曆史作爲一種相互關聯的空間和時間元素的再生産過程來看待，從而有效地揭示繁複的曆史表象背後的“真實故事”，而與此同時，曆史學者應該盡量擯棄從一種後設的立場出發，把單個的曆史人物或事件從它的語境中“拎”出來，粗率地對之作出道德或者價值判斷。這種判斷往往是苛求于前人，用俗語說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因而黃仁宇在他的文章中就直言不諱地批評道：“中國人重褒貶，寫曆史時動輒把筆下之人講解成爲至善與極惡。這樣容易把寫曆史當作一種抒情的工具。”中國是有史官傳統的，而史官的職責就是記錄曆史的同時作道德判斷。而史官對曆史的書寫往往又是與意識形態緊密地糾纏在一起的。最後往往是采取簡單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意識形態主導了曆史的書寫。這種曆史書寫由于忽視了關系千萬重的曆史面相，而主題先行地把一個已經設計好的標簽強加給曆史，最後不是削足適履就是挂一漏萬。也許正如黃仁宇所雲，寫曆史的人應該重視事情的因果關系，而不是私人情緒上的好惡，只有這樣，曆史學才能正本清源，關注曆史何以如是展開，而不是去譴責曆史的如是展開。換言之，曆史學家才能真正地如錢穆所講的那樣，對曆史抱持一種適度的溫情與敬意，到達一種“同情性的理解”，而不至于粗暴而荒唐地針砭曆史。這點，在黃仁宇對中國近代史的積極評價和對毛澤東、蔣介石的評述中可以得到印證。 
　　黃仁宇研究中國曆史的一個重要結論就是：中國曆史缺乏數目字管理，即便在他對于近代史的研究中他仍然堅持這種觀點。值得注意的是，他雖然強調從技術、經濟和法律的角度來認識曆史，卻從不主張把曆史學徹底地實證主義化。曆史是一種關系的建構，而這種建構與人性的複雜因素是共生性的關系。因而曆史就成了一個生成性的具有巨大可能性的想像空間，而不是像以往那樣按照曆史規律只能線性地展開。也許只有這樣，作爲曆史書寫者，才可能真正地抵達曆史本身那些幽暗而歧異的空間，使曆史成爲一個具有包容差異性能力的超級文本。這當然是對意識形態宰制下的曆史書寫模式的一次顛覆和革命，同時也開辟了我們理解自己的曆史記憶的另一種途徑。
　　與別的曆史學家不同的是，黃仁宇曾經有過當下級軍官時“半像土匪，半像乞丐”的從軍經曆。這使他對中國社會的底層有一種深切的體察，可以說，他的曆史書寫是從日常生活中生長出來的，多了些人間煙火氣和血肉感，而不像時下的一些曆史書更像是“書齋裏的革命”。如果說，黃仁宇的曆史書寫反抗了把曆史研究毛細血管化的趨勢，那麽這種反叛導致的“宏大敘事”倒可能結出善果，那就是把親曆曆史的日常敘事與反思曆史的宏大想像結合起來，從而使曆史學能夠在故事的敘述中展現曆史自身的脈絡。 
http://www.sinoshu.com/1420254/

　　黃仁宇的史觀實爲勝者爲王的史觀，完全以近代的“大結局”作爲判斷過去曆史正確與否的根據：在近代成功的文明，就證明其古代曆史是合理的、正確的；在近代失敗的文明，就證明其古代曆史是荒謬的、錯誤的。
　　《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自有專業價值，《萬曆十五年》的寫法創新也不容抹殺，但其他著作所論對象雖異，卻幾乎都是大曆史觀注腳，局部或有所見，大體仍屬不經，真正的史學價值甚微。黃著最大的意義，我以爲在于給讀史者（尤其是初學者）提供一種異乎尋常的曆史感，其曆史比較出入古今、打通中外，並融入個人的曆史經驗，實足以引人入勝，從此角度而言，可以說他是曆史學的余秋雨。不過余氏只是散文作家，其錯誤多屬局部的史實方面，而黃氏卻以史學家的身份出臺，其錯誤又屬總體的史觀方面，因此才不能以文學家標准將他輕輕放過。
　　從純學術的角度，他對曆史學及相關社會科學的知識准備仍較欠缺，對曆史的體認往往先入爲主，其史學實有嚴重欠缺，他不爲美國主流學界接納亦可以說事出有因。據說臺灣史界對他也並不認同，大陸對他浮泛的頌揚雖多，但似多出自一般讀書界而非專業史學界（據我所見，只有徐友漁、朱學勤先生寫過較深入的批評文字）。我有一點懷疑，黃氏著作的流行，是不是也因爲他的曆史目的論提供了一種填補曆史決定論（曆史唯物主義）空缺的學術替代品？大家是多麽需要一種凡事都可解釋的華麗曆史觀啊。——胡文輝（胡一刀）《局部或有所見，大體仍屬不經——黃仁宇大曆史觀批判》
　　黃仁宇先生自辟了一套名之曰“大曆史”（Macro-History）的史觀派史學，在八○年代後半期的臺灣史學界投下一塊巨石，激蕩出陣陣回響。
　　或許，稱呼先生爲創作家，要允當得多。他不在乎理論體系是否周密，不在乎遣詞用字是否爲同儕所認可，他真正致力的，是理念與想法的普及傳布。在生命經驗的參佐下，允許讀者以最淺白直接的影像，去掌握資本主義最精淬的內涵，然後回到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國史中，證成包含作者本人在內的集體記憶。誰說先生不是一名嚴謹的史學家﹖對先生來說，走出象牙塔，進入人群，將半生的思考與同他一起走過那個時代的人共享，才是他最終心願。他何必在乎學術界對他的評價﹖作爲一名廣義的創作者，他在世紀末的臺灣有過的影響力，遠遠超出許多嚴謹史學家們的想象之外。——（臺灣）李福鍾《黃仁宇和他的大曆史》
http://baike.baidu.com/view/47410.html?tp=0_11

中國大歷史＞維基百科

《中國大歷史》是歷史學家黃仁宇體現其「大歷史觀」的一部專著，它旁引了不少研究內容，分析中國歷朝發展的問題，從歐洲的歷史，以至經濟學都有利用。
傳統中國史家研究歷史，歷來都是以斷代史方式研究，研究時又常會人事角度、意識形態以至歷史人物善惡評價。黃仁宇在這部著作中以其大歷史觀概念，指出中國數千年來發生的問題，都是缺少了現代社會發展下一些關鍵元素，他把這些統稱為「缺少數目字上管理」。而所謂的「缺少數目字上管理」，就是沒有行之有效的經濟制度和相關法規系統，而這兩者都是現代社會必須包含，同時也是西方國家普遍已建立的框架。黃仁宇觀點是，中國早在幾千年前為了對抗外族侵略，早在二千多年前已完成大一統。自秦漢以還為了方便治理這個大一統國家，不斷以意識形態用作統治國家的工具，整個政治架構由文官集團主導，而皇帝的權威亦不過是由道德上的基礎維繫。這種社會文化，自明代起已越來越強烈，許多宮廷內爭議都由此而起。
同時黃仁宇還用了相當文字談論到傳統經濟特質。他認為中國傳統經濟都是由一些細小的自耕農作主導，商業架構數千年來都從未建立，尤其是欠缺了一些像銀行、法律、保險等商業社會需要有的機構。所以在評論王安石變法時，便明確指出王安石改革內容具有現代金融體制的雛型，偏偏北宋的經濟本身缺少的現代社會的基本要素，因此改革推行工作不易見效。
而稅制也是黃仁宇的重點。他的觀點是中國傳統政權主要靠稅收維繫，失去了稅收，政權也無法維持。由東漢開始中央對地方失去掌握，主因是稅收基礎受到破壞，至唐朝才重新建立，到其後又沒有有效稅制建立，結果在每次對抗外患中，都總是敗的多，贏的少。
黃仁宇還指出這種種結構加上社會經濟結構（廣大民眾都是一些細小的自耕農），令近代中國引進西方的代議政制時，出現了很大矛盾，故他簡單概括說這是「新舊體制不銜接」。
　　背後理念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一書內容和背後理念跟傳統的中國史家很不同。傳統的中國史家都傾向於斷代史研究，但黃仁宇卻是以勘破時代與時代間相互關係，剖析中國歷朝社會體制演變。關於此書特點如下：
以「大歷史觀」研究中國歷史：黃仁宇在書中前頁中開宗明義地引言，指出這是按著現代經濟學中「宏觀經濟學」的概念，把歷史分作「大歷史」部分，專門勘破各時代間相互關係。 
不以歷史人物善惡作評論：黃仁宇的理念認為，歷史從來不是批判善惡的歷史，故他在《中國大歷史》一書中也盡量避免這一點。如他講到武則天一段歷史時，便指出武則天之所以大殺群臣，真正原因是唐代君主集權中只有靠皇帝威權纔可駕馭臣下。他又常批評傳統史家「過於強調道德上的議論而忽視技術上的探討」。 
以經濟角度剖析歷史：全書中黃仁宇用了很多篇幅說到經濟，如指中國缺少數目字上管理、唐朝以後沒有有效稅收制度、北宋的商業僅服務文官階級、王安石經濟改革超越了該時代限制。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A4%A7%E6%AD%B7%E5%8F%B2

《中國大歷史》講古是唄 要講大家來講

從《中國大歷史》這本書，阿仁伯開始有系統演譯「大歷史」的概念。
簡單說，三句話：
(一) 從「小」看「大」，不著意個別獨立的事件，看重整合事件的大道理和綱領；
(二) 從宏觀的角度觀察歷史脈胳；
(三) 從「壓縮的歷史」的概念，以中西不同的觀點看中國歷史的特殊課題。
　　從「小」看「大」
阿仁伯是從技術，而不是從道德的角度去看歷史。他不重演譯，重歸納。他著重概念的關係和連貫性，沒有以中華文化為本位的沈重道德感，沒有以道德和賢愚恩怨觀點月旦歷史人物，祇探討他們在歷史轉變的角色。中華五千年的歷史，濃縮緊扣在不足四百頁的書本中。阿仁伯從他特別的歷史觸覺，以他熟悉的明朝稅制為例子，提出中國管治文化是缺乏「數字管理」的基礎。中國雖然在二千年前已建立稅制，但由於官僚主義和薄弱的稅制基礎，稅制是失敗的。從很多考據，他提出改善「數字管理」是中國現代化重要的一環。
　　從宏觀的角度看歷史
他從歷史事件，總結出氣候、地形和與邊疆遊牧民族的關係是促成中華民族的中央集權管治的原因。法家制度，配合了一些儒家概念和墨家的兼愛，亦大大鞏固了集權的道統和管治。中國政治早熟，但中央集權以外，缺乏中層階級，農村的發展是以小自耕農為主體，構成組織上的弱點。舉一事例來說，東漢末至隋代統一，本是漢朝/漢族本為下屬曹魏竊篡，五胡亂華的「黑暗時代」，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是「新型態的戰國時期」。萎靡的南朝，並非單單由於幾個負面人物所造成。反之北朝外族新興集團，拓展農業基礎，解除胡漢豪族的威權，直接向農戶徵稅，「漢化運動」更強化治權和道統，對帝系體制有實質貢獻，開統一南北契機，下啟隋唐盛世。政治外，佛教的昌盛，補充了當時南朝極度的精神空虛，影響深遠。
　　「壓縮歷史」的概念
阿仁伯善於在他的著作中，運用「壓縮歷史」的方法比較中西概念的異同。在《中國大歷史》中，他以曹操、楊堅和朱元璋等人的政治手段和西方的馬基維利 (Machiavelli)的政治現實主義相比較。另外，他亦將唐朝「三省」制(尚書、中書和門下三省)的運作和西方民主體制下的「互相制衡」(checks and balance) 作出相對的分析。它們的分別在於前者較重帝制內的秩序，亦沒有明顯的界別利益，但明顯卻缺乏司法獨立精神。
作為一般讀者，閱讀《中國大歷史》，雖然有些觀點值得商榷，總括來說，除了增加對中國歷史的認識，啟發了研讀中國歷史的方法外，也開拓了讀者的視野，特別是中西方觀念下史實的對比。
　　總的說，三收穫：
阿仁伯一生際遇頗為轉折，行伍生涯到大學教書到潛心寫作，均有不同的體驗和經歷。殘酷的戰場令人性扭曲，人的非道德性行為令他感到無奈，從而以較同情的態度去看人性的表現。美國生活的經驗帶給他很大的文化衝擊，令他建立新的歷史觀。我們在工作上亦倡議轉變生機，但轉變並不是革命，無必要和過去經驗截然分開，所以我們亦應借鏡阿仁伯的經歷，學習自強不息，配合新的磨煉，以更大的自信心接受新挑戰。
從「大歷史」概念的演譯，我們認識到努力工作的同時，除了要注意每件工作的獨特性和細節外，亦須了解工作環節的關係及連貫性，從較宏觀的角度去分析工作和處理工作的需求。我們要為工作環節定位，顯示不同環節的關係及因由，有助我們應付繁複的工作。
《中國大歷史》提供了具體「大歷史」的概念，阿仁伯其他著作亦有深入探討，特別是他最後遺作《黃河青山》(Yellow River and Blue Mountains)，以自傳方式更詳細剖析他處理中國歷史的理念，都是值得推介的讀物。
http://blog.roodo.com/0r2_oo/archives/2215854.html


中國大曆史（免費網文）
http://www.lingkong.com/shuwu/lishi/macro_history/macro_historyIndex.htm 
爲什麽稱爲“中國大曆史”？ —中文版自序
第一章  西安與黃土地帶
第二章  亞聖與始皇
第三章  土壤、風向和雨量
第四章  兵馬俑的幕後
第五章  第一帝國：樹立楷模
第六章  名士成爲軍閥
第七章  長期分裂的局面
第八章  曆史向側面進出
第九章  統一的途徑
第十章  第二帝國：已有突破,未竟事功
第十一章  北宋：大膽的試驗
第十二章  西湖與南宋
第十三章  蒙古人的插曲
第十四章  明朝：一個內向和非競爭性的國家
第十五章  晚明：一個停滯但注重內省的時代
第十六章  滿洲人的作爲
第十七章  1800年：一個瞻前顧後的基點
第十八章  從鴉片戰爭到自強運動
第十九章  百日維新、民國成立和五四運動
第二十章  現代中國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十一章  臺灣、香港與澳門

爲什麽稱爲“中國大曆史”？ —中文版自序

    macro-history這名詞刻下看來由我創用。如果有前人用過，則恕我查訪未周。其實此間之出處與是非已無關宏旨，因爲這名詞縱是新穎，已乏創意。經濟學家以貨幣之流通影響到物質與雇傭之最基本的原則統稱之爲‘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而以內部較精密之觀察有如涉及物價指數與商業周期等詳情稱爲“微視經濟學”（microeconomics）由來已久。亦從未有人出面自稱爲始作傭者。宏觀與微觀亦不過放寬視界與計及精微之不同。改稱大小，轉用于曆史，顯系模仿而非發明。
    至于我自己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曆史研究裏去，倒確經過一段長期間的周折。
    大部原因出自命運之安排。我年輕時從軍10年。解甲退伍之後，負笈于海外，可謂“學書未成先習劍，用劍無功再讀書”。有了這樣一段顛簸之經驗。自己尚在憧憬于近身所見聞的事迹之真意義，而一旦授有學位，作爲人師，在美國學子之前講解中國曆史，深覺得不能照教科書朗誦，尤其每次複習與考試之後，不免捫心自問；他們或她們須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與他們日後立身處世有何用場？難道他們或她們必須知道與HanFei Tzu（韓非子）同受業者有Li Ssu（李斯）其人；他曾鼓勵Shih-huang-ti（秦始皇）焚書，後又爲宦官Chao Kao（趙高）所構殺？Empress Wu（女皇武則天）的一生事迹僅是“穢亂春宮”？對我的學生講，除了用她與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凱瑟琳二世）比較；或與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後）比較，這段知識尚有何實用之處？
    當然我無從將數千年的曆史內凡一人一時一事提出與今日之西方處處銜接，講到午前之用場與黃昏之用處，提供建築師與會計師應參考的地方，這樣一來更感到綜合的重要。
    在1960年代，我就覺得我們應當廣泛的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的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和西歐史與美國史有了互相比較的幅度與層次，才談得上進一步的研究。
    其實我們自己對中國現代史的看法，亦複如此。到目前爲止，我們對蔣介石、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看法亦無非出自個人之愛憎。可是他們代表廣大的群衆運動，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爲既成事實，不可逆轉，那我們就應當考慮這些群衆運動之積極性格及其前後連貫的出處，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當作曆史之轉折點了。
    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一筆研究費，前往麻省劍橋研究明代的財政稅收，受費正清教授的督導。費教授對我個人和我家庭的善意照顧，我已在其他書刊裏敘及。可是在治學方法上，我們卻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處。他重分析，我主張綜合；他堅持以20年爲研究的範圍，我動輒牽涉一個世紀或一個朝代；他用演繹法，我用歸納法。後來《明代十六世紀之財政與稅收》書成，未交哈佛出版，而送至英國劍橋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個明顯的例子，作《財政與稅收》時，我曾用明代方志39種，內中無不包括當日徭役稅收的標准名詞，有如“裏甲”。“均徭”、“驛傳”與“民壯”。如果用以分析，讀者可以—眼看出當中毫無體系，可算雜亂叢蕪，互相矛盾，我們可以斥之爲官僚制度之無能．也可能責之爲腐化。可是經過一段綜合之後，所見又不同了。明代稅收章程一方面包括著一種中央體制，一方面又顧及地方實況，內中有永久法則，亦有臨時條款，總之即不明白區分，而系囫圇的套入，所以外表全國一致，實際當中則萬別幹差。因爲如此，全朝代避免整體的改組而能支持276年。但是如此之中央管制産生一種負面作用：此體系不鼓勵各地發展其特長，而制造一種人爲的平衡。這種作用，是好是壞與我們今日所面臨的問題仍然有關。所以曆史學不專恃記憶，它本身也成爲一種思維的方法。
    日後我作《萬曆十五年》時注重官僚系統裏以儀禮代替行政，維持各品級文官的協同和諧，不顧及各區內經濟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大致得益于研究明代財政與稅收之心得。
    1972年我去英國劍橋襄助李約瑟博士關于《中國科學技術史》當中一段的研究工作，有機會和這位“魁梧長者”接近。有人批評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確是如此。他的書籍與筆記就擺在學院裏四五處不同的地方，分類的方法也全在他自己腦內，如果要尋覓某種資料，他不待說完就走，學院中的草地向來就禁人通行，他在此時常用做院長之特權，不顧禁忌，以最直線的途徑大步跨線而去，使我緊隨在後也只好跟著犯規。
    我和他討論辯論多次之後，發覺他治學的方法，也以綜合爲主，尤以他和我說及：“在我看來，歐洲的宗教改革，文藝複興，成立民族國家，進行資本主義是一成套的行動，一有都有。”那麽就有一種歸納重于分析的趨向了。他又和我說起：“即算陰陽五行，大家都認爲是假科學。我們不要不加審問，劈頭就說它錯了。我們先要檢閱此中邏輯，如果是錯，我們也要追究錯在什麽地方。我和李公相處一年，以後又在1974、1975和1978年重去劍橋。我受他啓發的力量非一言可盡，事後想來，我寫《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采用一種綜合的幅面，不隨著別人去走牛角尖，其設計已肇始于1970年代與李博士在劍河河畔閑步縱論古今時。
    迄至70年代的後期，我已將自己在課堂上的講稿逐節修正，一步一步接近于現有布局。中國通史的原始資料不能脫離《二十四史》。可是這叢書篇幅浩繁。以北京中華書局所出標點本言之，雖醒目易讀，也有76000余頁，即一個學者不務他事專心每日讀50頁，也要四五年，井且當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節婦的記錄與今人甚少關系。《資治通鑒》也用《二十四史》作藍本，只是將分列在本紀、列傳、志各處的節目再加以不見于上篇幅之資料剪裁連綴成書，其弊也仍是過于支持傳統社會的價值。《資治通鑒》英譯爲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再直譯回來即是：“用以資助于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鏡子”，這當然不放棄傳統道德的立場，而司馬光本人就卷入了王安石改革中的遊渦，他的觀念免不了一個曆史“應當如是”演進的偏見，而不及于我們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開的因果關系。
    我已經叠次在各處發表，我寫的曆史是從技術的角度看曆史，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曆史。這井不是說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會的道德要靠社會的結構而決定其內涵，不如過去農業社會裏人與人之關系爲單元，所有道德觀念及其尺度可以亙世紀而不變，放大眼光說來，這也是說司馬光等的道德觀念有等于歐洲文藝複興前之標准，尚未進人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之境界。
    作此書時我當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資治通鑒》等基本資料，也仍借重過去寫中國通史諸大師如錢穆，鄧之誠、周谷城各先生的見解，更參考西方的次級資料。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挂一漏萬。我自已了解現代中國的基點仍在晚明。1960年間我曾在教書之余讀過《明實錄》一遍。全書133冊費時二年半，至今受益。至于本書特出之處則來自《二十四史》內之《食貨志》。二十四史內有食貨志12篇。雖然內中繁簡不同，作者的見解尤不能與今人相較，但其中6篇巳有西方及日本學者詳細譯注，構成了今日治經濟史者最好的線索。迄今我最大的困難仍是無法提供一種既適切而又不浮誇“參考書目”。如果要廣泛的張羅則雖四書五經西洋經典著作都應列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經》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簡短則雖費正清與李約瑟的基本著作也應舍棄不提。總之，既爲一種大曆史，又因綜合歸納而成，則自作者束發受教以來所誦習之文件均有影響，旁及于文理哲學報紙雜志。
    1980年我脫離教職，自此花了一段時間整理撰寫修訂此書之英文本。當中若幹資料不易壓縮，曾使我一度躊躇，有如北魏亙北齊、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也前後不同，“五胡十六國’之種姓也極混亂，即南宋與金之和戰亦是前後反複，我在稿中只介紹此爲一種觀念或一種現象，因爲我自己曾經整理明末財政，知道很多技術上之變數在長期曆史上之衍進無決定性之影響，不願以之煩勞我的讀者。反之則袁紹一家父祖經曆、黃巢行軍路線，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與讀者共同的好奇心，其瑣屑之處也代表一種罕有的現象，則又據實寫出。此中差異乃是本書注重想像，不注重機械式的記憶。有了這樣的剪裁，我才能騰出篇幅介紹敦煌龍門石窟的外觀與內景，又在記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閑敘至西湖景色並及“白蛇傳”。
    我認爲近代中國所面臨的最大一個問題乃是傳統社會不容産生現代型的經濟體制，在綜敘背景時我稱唐末帝國帶擴展性，明清帝國帶收斂性。雖然這線索擺在很多小故事之後，明眼人一看就看透了。我剛將書寄往劍橋，不久之後就接李約瑟博士來函：“哎呀，”他寫著，“一切靠抽稅而轉移！”最近香港行政局議員錢果豐博士（私人方面我們是世交）也在香港電臺接受訪問時推薦此書，提到盛唐之後中國再無有效的稅收制度打開局面。可見得他們已先有和我相同的共識，所以一經說破，引起共鳴。
    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位書評者在報刊裏寫出：不論我寫的曆史是否談及古今中外，我總在把中國寫成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
    這個說法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數年之前尼克松講到他見毛澤東時，他恭維毛：“主席，你寫了幾本小冊子，竟使整個中國改觀。”
    毛立即抗議：“我怎麽能使中國改現，我不過使北京一二十裏的地方，這邊那裏稍微扭轉一下罷了！
    毛澤東猶且如是，我怎敢想望由我的文字使中國改變？況且曆史從業員的工作只是報導已經發生的情事之前因後果，不及于籌劃未來，事實倒是這樣的：我剛將《中國大曆史》整頓組織就緒，時值1981年間，正不知如何收篇，而中國領導人正在提倡“摸石頭過河”，關于他們改革的新聞，經常在美國報紙雜志裏出現。這種趨勢和征象與我私下想像中國曆史和西洋文化彙合，以商業組織代替過去農業組織之體系，逐漸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諸條件符合。這種種條件不由我創意，而源于英國研究17世紀的專家克拉克（Sir George N.Clark），他認爲英國在光榮革命後進入這境界。將一個農業國家蛻變而爲一個工商業國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常用的一個隱喻：有等于一只走獸蛻化而爲飛禽。以英國的農業基礎、社會習慣和法規傳統而能使銀行開設于鄉鎮之間，土地能隨意典買抵當，各地創建付費公路（turn－pike），人口能自由移動，17世紀之前已是不可思議。只因爲日子久了，我們以爲英國曆來如此。想像不到要將這樣一個國家當作一個城市國家那樣的處理，以貨幣作管制全民的工具，不可能避免一段奮鬥。本書有10頁左右的篇幅介紹西歐國家進入這境界的程序。中國是否已進入這境界，讀者一望可知，至于中國應稱目下的體制爲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我主張讓摩登學究去爭辯。
    話說回頭，80年代最初的幾年，我雖有以上的愚見，還不敢申張，直到大陸上‘承包到戶”的政策普遍施行，使人民公杜不複成爲生産的單位，情勢確是不能逆轉，才將本書結論作較肯定的說法寫出，再加以背景上有幾十年的籌謀思慮，那也就不能說我和出版者沒有慎重將事了。
    爲什麽稱爲“中國大曆史”？
    中國過去150年內經過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家蛻變而爲一個現代國家，影響到10億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本書作者不是哥倫布，他沒有發現新大陸。可是他像一個普通船員一樣隨著哥倫布航行4次，親曆牙買加、洪都拉斯諸地，回到西班牙，說及確有一個新大陸的存在，聽的人還說他在胡講瞎吹，那也就怪不得他不耐煩了。 黃 仁 宇  1993年8月18日 紐普茲

第二十一章  臺灣、香港與澳門
前言：
臺灣、香港、澳門與大陸的分合，是中國大曆史未來發展的最大課題。但人類的行動在大範圍內展開，只循著若幹因果關系，不能被各個人的意願所左右，更難因著他道德上的希望而遷就。
    爲了保存本書題材的完整。勢必再提到臺灣香港與澳門的特別情形。理論上，今後臺灣的出處很可以改變上章的結論。今日海峽兩岸領導人對臺灣問題的專注，主要的也是由于這原因。 
臺灣的成長
    臺灣是中國之一省、島上的土著從來即未有充足之人數成爲政治上或經濟上特別的問題。因爲說福建或客家方言的移民來臨，臺灣産生了一種中國大陸文化的分枝，家族間之凝聚力強。日據時代，臺灣的農産品以向日本輸出稻米、蔗糖、茶葉、樟腦爲大宗。可是農業生産未曾構成大規模農場，仍然有如大陸，一般以一家一室耕耘門前屋後的田土爲主。只是地理上較爲優越，島上從未有大陸般貧困的情形，例如中國之西北。
    國民黨在對日勝利接收之後，已將臺灣佃農數大爲減低。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以麥克阿瑟在日本的土地改革爲藍本，一家的所有地大致以中等地7英畝半爲最高限額，多余的由政府接收重新分配，其代價只有兩年半的收成數。實際的付出以30%將自日本接收的工商業股票作數，其余以農産證券用稻米甘薯付給，預計20年償請，內帶4％的利息。這種強制接收、強制重新分配的辦法能夠執行，乃因當日臺灣仍在軍政時期，而大陸上中共軍隊來犯的威脅迄未解除。
    工業緊隨著土地改革展開。有了充實之美援，臺灣的工業政策首先避免過度投資于有高度聲望卻無立即效用的企業，著重于以勞力爲主體的産品，以出口著眼，因此這國民黨控制之地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市場的便宜。當日工業先進國一意向最前進的部門發展，將很多次要商品之市場空前開放。臺灣的出口遇到極小的阻力。因著這政策之成功，美援自1965年停止。最近的十余年內，臺灣才致力于鋼鐵的生産、高級科技及汽車之制造。
    臺灣之獨立運動雖然吸引相當注意，但迄至最近不能算作有力左右臺灣今後出處的挑戰者。他們既無從說服大多數受過教育之人士，也不能爭取廣大群衆。因此臺獨成爲無結構而只帶著鄉土氣息的運動。可是這運動引出一個潛在有動力的問題，既有情緒上之煽動性，也在某些方面具有實質，如果處理不善，即不能擔保以上情形不會迅速改變。
    雖說人民共和國不滿，但美國不能算是有意阻撓臺灣與大陸間的統一。如果兩岸人民找到了適當的方式趨向統一，美國決不可能節外生校提出異議，可是美國政府也沒有做中介人的義務去提前促成統一。
兩岸關系
    說到意識形態，兩方面的差異並沒有一般想象之大。中國國民黨是孫中山的政黨，至今尚雇用大批人士編纂它自身的革命紀錄。官方文件裏並沒有認爲“社會主義”是一個不當的名詞。“天下爲公”的標語可在臺北很多的地方看到。在這島上，政府也對銀行業和對外貿易有確實的掌握。它也經營鐵路與公共汽車。在教育和傳播媒體方面，政府的影響尤大。在這許多方面的結構及管理，臺灣與大陸中共並非如水火之不相容。
    在文教方面，國民黨之政策行使已逾40年，更不容分型運動之展開。不僅兒童自幼受教爲中國人，而且博物館圖書館和各處之檔案處尤以大陸上之根源作號召。即使工程師與技術人員在受訓時也不覺得此生事業應當全在島上省內，教師與公務員更無論。最近幾年來已有“臺灣文學”出現，可是絕大多數出版品顯示一種廣泛的眼光，而且往往較大陸作家的範圍尤爲寬闊。
    因內戰而在1945年及1949年來留下來的惡劣情緒亦不足爲永久的仇恨。中國國民黨和中共都曾與日本作戰，不僅兩方都已與日本采取和平方式，而且在很多方面兩方都已從事善意合作。寬大之美德，也爲兩方所重視。蔣介石生前即已原宥一打以上和他作對的軍閥，毛澤東有一個兒子在韓戰中殞身，可是他開懷接待尼克松。如果年輕一代並未實際參戰，倒要將雙方的仇恨永久化，則是不可思議了。
    可是因爲幾十年來的武裝對壘，雙方都以不承認對方之合法地位爲本身立足之邏輯。突然放棄這立場，可能引起內部爭執，也可能投柄于分裂運動。在本書成稿之日，有很多迹象顯示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准備給蔣介石恢複名譽。他在浙江之故居據說已經修整。一座抗戰史迹博物館將開設于盧溝橋畔。在北京和漢口，街道已改用國民黨抗日殞身的將領爲名。黃埔軍校校友會已成立，此中值得注意，這軍校只有蔣介石曾任校長，人民解放軍元帥徐向前則爲現任校友會會長。這一連串事情，邏輯上的結論將是在曆史裏重新樹立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地位。
香港
    香港是一個島嶼，連著九龍半島，更附有大陸上一片領土。以面積言，她的400平方英裏不算極小（如與澳門的6平方英裏比較）。並且香港的摩天樓面對著石山作背景的自然港口，以她直立之價值超越她橫臥著的價值。多年以來這自由港口因物産薈萃，成爲采辦中心和旅遊者下榻之勝地。即使是英國旗，也替中國掙得不少外彙，近年來以本身經濟成長著稱，是亞洲地區成長最快的地區之一。
    除了以銀行業和船舶業爲世界上重要中心之一以外，香港也是紡織品和塑膠品、電氣設備、電子、機器與化學物品的制造場所。她的印刷業、食品處理和電影業也甚爲稱著，這三項對海外華人特別有吸引力。
    本書整備付印之前，作者得到一份香港特區的基本法草案。這文件使我得有機會證實我不久以前的想法：一個國家在現代經曆了一段主要的突破時，連國家這一觀念也可能變更，如400年前荷蘭民國誕生時的情形。這基本法給我們一個機會想見1997年重返中國以後的情形。這特區將保持其獨特的稅收制度和貨幣制度。它將有特別的旗幟，它的行政首長將由選舉産生，他也和被選的立法員一樣，至少已在本地居留20年。現有司法機關將全部保留。香港所立的法律將報告于北京的人民代表大會登記作爲紀錄，可是特區不隸屬中央政府任何機構之下。而且特區有權處理僅與本地有關的外交事宜。起草委員會完成了上述初稿，正在與咨詢委員會商議，兩者都在廣泛征集公衆意見。工作表現地方自治的精神，將各處有價值的地方盡量保存，和對1984年中英兩國協定的尊重。這不是容易的工作，它的成功應當爲澳門造成前例。來日這動力之所致，不難渡過臺灣海峽，使突破曆史的中國一統成爲事實。
本書命意
    在結束本書時，我乘機解釋寫這書的哲學立場。初看之下，宏觀曆史好像與道德全不相關。人類之行動在大範圍內展開，只循著若于因果關系，不能由各個人意願左右，更難因著他道德上的希望而遷就。在寫作以上各章時，我更將前一時代所留下來的影響昭然指出，就和以前的史書不同。傳統的史學家通常將每朝代之初當作一段有創造性的時代，當日的人口和社會都帶著可塑性，可以由一代偉人照著他的理想轉折成器。我自信我的敘述比較近乎實情，可是也會造成一種定命的印象，亦即注定將發生的事物總會發生，道德與否和事實之來往無關。這樣無人性的立論很可能擾亂讀者的心情，更可能冒犯有些敏感的讀者，然則這不是作者之本意。
    下圖裏面，實線部分表示我想象中曆史之形成。它也是人類不斷向前推進所留卞來的紀錄。爲簡明起見，我們以三個較大的段落代表當中無數短程的進展。我們的路程連亙不斷，朝以繼夕，有如印度思想家所謂“羯磨”（或因果報應，karma）或如西方神學家所謂“定命”（predestination）。即從一個讀史者的眼光看來，我們的自由，無論如何也只能始自我們祖先撒手的地點。自此向空伸出的箭頭表示我們理想主義之傾向。道德也在這時候成爲一種有力量的因素。大凡人類全體性的動作既有群衆運動之參與，必帶犧牲自我的決心，也包含著公平合理的性格。可是和這種傾向作對的有向心的力量，以較短的箭頭表示。後者或稱爲“原罪”，或者如宋儒所提的“人欲”。弧線上的曆史進程總是以上兩種力量之總和，也就是陰與陽之合力。
    曆史之總意義，也如這圖所示，在其整個的美感。人類整部曆史不過約10000年，在宇宙的生命裏不過是極爲短促的一部分。而我們所能理解的宇宙生命尚且可能是更大事物當中的又一小部分。如康德所說，“事物自身”（things in themselves或noumena）非人力可得而知。在弧線的前後，我以虛線畫出，此不過根據人類曆史，推想其來蹤去迹。如此看來，實線的真實性也靠虛線之陪襯而得，並且也只有相對的意義。
    人類曆史之大塊文章，以長遠的距離視之，屬于神學領域。作者的經驗識量有限，只好像鸚鵡學舌一樣將大哲學家康德提出作爲交代。除此之外我不能將我個人有限度的觀測去推論無可知之數。同時，曆史家的眼光總是以回顧爲主，在廣大空間劃出幾條短線，並無預言的意義。
    現在有不少教科書作者在敘述西方事物時，乘空插入一兩段有關中國瑣碎之事而稱之爲世界史。在我看來，人類1/4的生活曆程不容如是草率處理，尤其在我們已臨到一個緊要關頭之時。所以我提出中國曆史的全部曆程，注重它內部的節奏和特性，然後才提到它與現代西方沖突與接觸的全部經過。這樣的安排也確能使我們觀察世事時帶著一種前所未有的眼光。以前很多人認爲中國人全不合情理之處即可因此冰釋。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出地理環境在曆史上的重要，而人類長期忍耐力之偉大也因之而顯然。各人對以上的反應不同，可是能將一個古老國家的維新以及她重新振作的態勢筆之于書，作者已有一股愉快的感覺，並且希望讀者有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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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楨 2024-12-09 02:46:07

考古大發現：30萬年前華龍洞人是東亞最早向智人演化古人類 2024/12/08 中時新聞網

2024華龍洞遺址學術研討會於12月6日至8日在遺址所在地安徽省池州市東至縣舉行，來自中外古人類學研究及相關領域的近百名專家學者齊聚，他們對華龍洞遺址實地考察和深入研討後認為，約30萬年前的華龍洞人是東亞地區向智人(現代人)演化的最早古人類。
據《中新網》報導，華龍洞遺址發掘研究專案領隊、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吳秀傑8日在研討會上發佈研究成果，以及2024年華龍洞遺址發掘進展。她說，華龍洞遺址2024年發掘出土11件古人類化石，其中包括1件保存完整的足部蹠骨，以及40餘件石製品、大量哺乳動物化石和3種爬行類化石等。
他說，華龍洞人屬於一種從古老型人類向現代人過渡的古人類，其面部和下頜部已經開始向智人演化，面部扁平、眼眶較高、頭骨纖細化、出現了智人標誌性特徵——下巴的雛形。最新研究表明，華龍洞人是迄今東亞地區呈現出智人特徵最多、年代最早的從古老型人類向智人過渡的古人類。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劉武指出，華龍洞遺址發現於1988年底。2013年以來，該所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人員進行多次系統發掘，累計發現約20個個體的古人類群體(包括1例較為完整的古人類頭骨)、400餘件古人類製作使用的石製品和大量具有人工切割、砍砸痕跡的骨片，以及超過80餘種脊椎動物化石。通過同位素測年、動物群組成分析及地層對比等多種方法，確定華龍洞古人類生存時間為距今約30萬年。
目前，華龍洞遺址是繼北京周口店遺址之後，在中國發現的重要古人類遺址，同時包含有豐富人類化石和石製品等人類活動證據，為探討東亞地區現代人的演化提供了重要研究材料。
報導說，這次2024華龍洞遺址學術研討會上，包括中國、美國、法國、英國、西班牙、丹麥、日本等19位專家學者應邀作學術報告，並通過華龍洞遺址發展圓桌會議，分享東亞古人類學研究最新科研成果。會議期間，與會代表實地考察了華龍洞遺址及出土化石陳列館等。

阿楨 2024-07-24 11:48:15

紂王被汙名化 2021-12-20 觀察者網 四川師大 李競恒

【導讀】 日前，知識考古類節目《隱秘的細節》因重評紂王妲己，引發爭議。節目說，從史料和文物出發，紂王帝辛不僅不昏庸殘暴，還是個難得的英明強幹的君主
　　《論語•子張》子貢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子貢就很清楚，紂王並沒有傳說中那麼惡。
　　實際上，紂王頭上惡名的疊加過程，如「牝雞司晨」和「惟婦言是用」，但甲骨卜辭和西周金文顯示，商周女性貴族是廣泛參與政治、軍事活動的。最著名的就是婦好，她有自己的領地和軍隊，胡厚宣統計，僅武丁時稱「婦」的就有六十多人。西周王姜，《作冊夨令簋》、《作冊睘卣》之類的銅器銘文都記載過她掌管周朝的武器生產，還擁有龐大的土地、臣屬班子。
　　紂王「酒池肉林」，實際上飲酒吃肉是殷商祭祀禮儀的重要內容，甲骨奏字，即割裂祭祀牲體的祭肉，懸掛在樹上進獻給神靈。《甲骨文合集》第23256片「祭其酒、奏，其在父丁」，即以大量的祼祭之酒與懸掛於樹的肉祭祀父丁之神。類似的獻祭物件還有嶽、河、山、四土、祖乙、妣壬等自然神、祖先神等。

阿楨 2024-07-24 11:47:34

紂王被汙名化 2021-12-20 觀察者網 四川師大 李競恒

【導讀】 日前，知識考古類節目《隱秘的細節》因重評紂王妲己，引發爭議。節目說，從史料和文物出發，紂王帝辛不僅不昏庸殘暴，還是個難得的英明強幹的君主
　　《論語•子張》子貢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子貢就很清楚，紂王並沒有傳說中那麼惡。
　　實際上，紂王頭上惡名的疊加過程，如「牝雞司晨」和「惟婦言是用」，但甲骨卜辭和西周金文顯示，商周女性貴族是廣泛參與政治、軍事活動的。最著名的就是婦好，她有自己的領地和軍隊，胡厚宣統計，僅武丁時稱「婦」的就有六十多人。西周王姜，《作冊夨令簋》、《作冊睘卣》之類的銅器銘文都記載過她掌管周朝的武器生產，還擁有龐大的土地、臣屬班子。
　　紂王「酒池肉林」，實際上飲酒吃肉是殷商祭祀禮儀的重要內容，甲骨奏字，即割裂祭祀牲體的祭肉，懸掛在樹上進獻給神靈。《甲骨文合集》第23256片「祭其酒、奏，其在父丁」，即以大量的祼祭之酒與懸掛於樹的肉祭祀父丁之神。類似的獻祭物件還有嶽、河、山、四土、祖乙、妣壬等自然神、祖先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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