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這類繪畫（全世界約有二三十種），最早見於敦煌藏經洞，最晚見於元明時期。在這幾百年中，全國各地，甚至西亞東亞，都出現了各種各樣這樣造型的僧人圖。這是一種繪畫的類別，為了穩妥起見，學界一般稱為“行腳僧人圖”，或者“伴虎行腳僧圖”。這類行腳僧，或因為沒錢，或因為專一苦行，或走的路本來也不太遠，是不騎馬的，所以才會背這個大包。另外，一般情況下，這僧人身邊會畫一隻老虎，是為了表現這位僧人的神通的。只是因為玄奘法師是歷史上最著名的一位行腳僧，所以大眾凡是看到這樣的像，就以為他一定是玄奘了！
　　最後多說一句：佛藏裡公認的玄奘形象，其實是下圖這樣的。大概是年紀大了，眼角有了皺紋，下巴也有點陷進去了。但這幅圖收在《大正藏》圖像部，旁邊標明了“玄奘”“三藏”的字樣，這恐怕才算得上玄奘法師的標準像呢。
　　（感謝孫英剛兄為此文提供了指導。本文參考了孫英剛《三藏法師像初探——一件珍貴的圖像文獻》、陸宗潤《玄奘法師像非玄奘》、李翎《玄奘畫像解讀——特別關注其密教圖像元素》。）
http://www.guancha.cn/WenZhai/2016_05_12_360029.shtml

日本鎌倉時期，相當於中國的宋代到元代。假如它有中國傳過去的底本的話，肯定要更早。於是我們繼續追踪，就又會發現，在敦煌繪畫中（約相當於唐代），還可以找到這類背這麼一身行頭的僧人，比如下面這位，他又是誰？
　　這是大英博物館藏的一幅敦煌的行腳胡僧像。除了畫工和日本那幅不一樣外，也是背著包，戴著斗笠，拿著拂塵。只是長了一副中亞人的面孔而已。
　　甚至在西藏的繪畫中，我們都發現了這樣背“登山包”、戴個斗笠或雨傘的和尚。比如下面這位：
　　15世紀西藏行腳僧像
這是15世紀西藏的一幅行腳僧像。也是背著高過頭的登山包，戴著斗笠，是一副西藏人的模樣。莫非他也是玄奘不成？
　　有朋友說也有可能啊，玄奘大師這麼有名，這麼受愛戴，當然各族人民都會畫他的像；不同民族的畫家，當然會把他畫成本族人的樣子。但是下邊這幅，是我們漢族人畫的，難道也是玄奘麼？
　　看箭頭，貧僧在這裡
這是宋代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放大了看得更清楚：
　　這幅圖的出處十分明確，是宋代《清明上河圖》裡的一個人物（頭上類似小燈的東西，零零碎碎掛了不止一盞），他難道是玄奘？想想也能明白：《清明上河圖》是宋代張擇端按照汴京城的實景繪製的。唐代的玄奘法師怎麼可能穿越到宋代來呢？他只是一位普通的行腳僧（也有人說他是賣貨的），絕不可能是玄奘。
　　甚至宋代的雕塑也來湊熱鬧：
這是國家博物館藏北宋的一塊塔磚。同樣是一個和尚，背著“登山包”，戴著雨傘。
　　到這裡估計很多朋友就明白了：這恐怕就是一種繪畫題材，畫（雕像）裡的和尚，都背著這麼一身行頭。不是說這個造型的就一定是玄奘！
　　而且還有個問題，這樣的僧人，身邊一般都有一隻老虎。例如下圖，是西藏山南桑耶寺二樓壁畫，這位背“登山包”的僧人，身份很明確，是十八羅漢之一，達摩多羅尊者。這位尊者一般的畫法，就是右手持禪杖，左手持拂子，身背經篋，頭罩華蓋，奔走途中，身旁猛虎相隨。玄奘法師什麼時候養老虎當寵物了？

所以，黃教主在電影裡這麼一身打扮，當然不能說錯，但實際上更是一種電影藝術的需要，看上去很有視覺效果。那麼，第二個問題又來了：這個大登山包樣子的“經篋”或者“背簍”，是根據什麼設計出來的呢？
　　這個問題好回答：背一個大經篋去取經的形象，正是我們大多數人熟悉的玄奘形象。因為很多玄奘像，就是這樣畫的。下面這幅圖，是我們從小學就能見到的。它被畫在建國以來的各種教科書裡，以及和玄奘有關的書籍封面上。這些書無一例外告訴我們，他就是玄奘法師，玄奘法師就是得備這麼一身行頭的。
　　然而剛才我們分析過，玄奘法師去的時候是一直騎馬的，回來的時候又是有運經隊伍的。那麼第三個問題又來了：誰告訴我們，這幅圖畫的這位和尚，就一定是玄奘呢？
　　有人說：所有的教材、書本都這麼寫的啊，這還能有問題麼？
問題大得很！因為上面這幅圖，來自陝西興教寺的一方石刻，旁邊的標題確實是《玄奘法師像》，看樣子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但是石刻旁邊的小字暴露了問題，“民國二十二年冬月長安李枝生摹繪郭希安刻”，也就是說，這幅圖是從別的地方摹過來的！並不是一幅原創的畫。
　　那麼，這幅圖的底本又在哪裡呢？
這幅圖的底本在日本！它的原圖，藏於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這幅圖很著名，還到中國來展覽過，構圖和興教寺的這幅一模一樣！只是上面的雨傘不知為何被石刻搞沒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僧人像
這幅絹本設色的僧人像，是日本鎌倉（1185-1333）後期繪製的，當然比興教寺的早七八百年。但它也是有底本的，是從中國傳過去的。只是它的底本今天已經找不到了。起初很多人（包括筆者）也以為，這幅畫畫的是玄奘，但後來經過一些學者辨析才發現：這幅畫只是畫了一位僧人而已，他的穿戴、打扮，其實是日本式的，無論是圖上還是別的文獻，都沒有任何證據說明這位僧人的身份。說他是玄奘，是我們後人腦補出來的！（基本上可以確定是日本人腦補的。日本這樣同樣的畫不止一張，有的題為《玄奘負笈圖》的，是比較晚出的）
　　其實想一想就知道，這麼一身行頭，任何人都可以背。比如《倩女幽魂》裡張國榮演的寧采臣，一出場還背這麼一個盛賬本的竹簍呢。這又不是玄奘法師專用的。

文摘：玄奘法師為什麼要背個大登山包？2016-05-12 李天飛

　　最近熱映的《大唐玄奘》，演玄奘法師的黃曉明，他的標誌造型，就是背著一個類似今天登山包的東東，高過頭頂，一副驢友的樣子，上面插一把傘，前面掛一盞燈。還真佩服黃教主的敬業精神，這大包他從離開長安就背在身上，休息的時候就戳在地上，在印度遊學的時候就橫在大像上，回到長安仍然帶著。
　　這個東西，雖然長得像登山包，其實它的真正名字叫“經篋”或“經笈”。然而現在第一個問題來了：歷史上的玄奘法師真的窮得連匹腳力都沒有，必須背​​著這個大傢伙徒步嗎？
　　玄奘法師是取經去的，又不是傳經送寶去的，俗話說遠路無輕擔，幾萬里路，就算空的也不輕啊。據黃曉明說，這玩意有四五十斤重！拍電影的時候，顧問星海法師嘗試要背這個“背簍”，一個不當心就被墜得後仰在地。再說，回來的時候，已經有車馬隊伍了啊，他取回的經，一共657部，一個人怎麼可能背得了！
　　其實，我們都小看了歷史上的玄奘法師了，第一，他路上艱險是艱險，但肯定不會自己折磨自己。第二，他實際上很有錢。《大唐玄奘》電影裡，演的是他一直沒有馬，直到瓜州，一位美女才送了他一匹馬。其實玄奘法師沒那麼苦兮兮的，他一路上一直是有馬騎的！
　　玄奘剛出長安時怎麼樣，史書上沒說。但他走到涼州時，這邊涼州總督李大亮不許他走，那邊玄奘還在舉辦大法會。這法會是賺了不少錢的，根據玄奘弟子彥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這是第一手史料，以下簡稱《法師傳》）：“散會之日珍施豐厚”，金銀無數。玄奘法師拿了一半用來“燃燈”，剩下一半，施給涼州的寺院了。“燃燈”，其實就相當於今天的“香火錢”。這筆錢，成了玄奘法師的重要路費，既然“金銀無數”，起碼一匹馬總是買得起的！我們大可放心：我們的玄奘法師聰明得很！絕對不會缺錢花的。沒這兩把刷子，敢上西天取經？
　　根據《法師傳》，到了瓜州，他“所乘之馬又死”，正說明他此前是騎馬的。這馬死了後，他又連著買了兩匹馬，一匹自己騎，一匹給收的那個徒弟石盤陀騎，連整套行李都買了，出手闊綽得很！

當然對於真正熱愛旅遊的人來說，時空的限制不是問題。有個叫黃省曾的蘇州人，生性風流儒雅、卓越罕群。嘉靖十七年（1538）進京應科考時，正巧遇到一個友人，對方大談西湖之秀美，黃省曾便輟裝往遊，連科舉考試都不參加了。
　　還有個叫周公美的文人，年輕時就喜好旅遊，不到四十歲，就把家政大權交給兒子，自己漂泊山水之間，不問俗務。有些人對旅遊已經達到痴迷的狀態，當他們年老體衰跑不動，便蒐集觀看山水畫，過一下旅遊的干癮，前面提到的那位何良俊就是一個例子。
　　甚至有人做夢也要去旅行，有個叫李日華的嘉興籍官員，在萬曆四十二年的新年第一天，他“寐至五更，忽夢有轎夫四人抬他登山，至山之絕頂可俯視江海，景色異常。”
　　翻遍明朝的筆記，除了題詞留名外，其他的不文明行為（亂丟垃圾、隨地小便）很少有記載，治安狀況也比較良好，大多數風景區的環境尚屬宜人。文人士大夫之所以鄙視大眾旅遊，一口一個“污穢羶腥”，是為了試圖分辨雅俗。他們自帶高冷光環，認為普通老百姓體驗不到旅行的意義，這跟現代中產階級前幾年跑到麗江烏鎮，現在奔奈良沖繩出於同樣心理，旅行成為展示高雅情趣，提升素質的重要手段。

（楨：一群理盲濫情的霉體酩嘴政剋冥眾鄉民 /邪者磚家叫獸/公知大V噴子憤青糞青屌絲 在鬼打架！另參【圖博館】：《公共知識份子》 海龜與烏龜 《世界的中國觀》 《中國人的性格》 《中國民族性》 啥是慢城 啥是居遊 《慢活》 《人類思想史中的休閑》 《休閒與人類行為》 《旅遊心理學》 《旅行與人生的奧義》 )

此類文人作品對當地旅遊產業相當於免費廣告，而且吸引力還不錯，許多風景區是靠遊記軟文打響品牌。
　　明末學者潘耒去黃山旅行就是因為十年前讀到《黃山圖經》，萌生興致；邵長蘅看到別人寫的泰山遊記，書中寫到太華絕頂，日月升降的奇景後，便親自觀遊，一探究竟。
　　出版方由此看到商機，把由古至今相關的遊記、詩詞總集成冊。這個風氣​​起自萬曆三十七年(1609)輯刻的《新鐫海內奇觀》一書，內有全國各地風景畫一百三十餘幅，發行後大受歡迎，成為當時的暢銷書。晚明的書畫收藏家何良俊就認為，那些文學大師的文字寫得再好，也不如圖文並茂的山水畫精彩。他每天都掛一副畫冊放在客廳大堂欣賞。
　　這些圖文印刷品提供了人們旅遊景點時的一種視覺印象，頗似現代風景畫冊或名信片。由此可知，明朝的媒體人，很早就知道配圖的重要性。
　　景色一旦出名，就會引來四方遊客,，人聲鼎沸， 一片嘈雜，敗人清興。文人旅遊，大多需要獲取自己對山水的體驗， 在他們眼中， 民間百姓之群遊， 不過是一種“哄遊”而已。
　　避開人群的第一種方式是錯開時間點，這點對於古人是非常方便的，現代上班族習慣了朝九晚五的生活，旅行時機只能挑五一、十一長假。古代的公務員就沒有這種限制，他們的工作時間很有彈性，很容易找到遊人稀少的空檔。
　　就連西湖這樣的勝景，袁宏道也以為只有“朝日始出，夕舂（即夕陽）未下”這兩個時間點適合出行，得以避開遊人高峰期午、未、申三時（上午十一時到下午五時），並且稱“此中佳趣，安可為俗士道哉”！
　　李流芳則喜歡在“夜半月出無人”時來游，達到“山空人靜，獨往會心”的境界。
　　另一種方式是盡量遠離大眾旅遊線路，不去西湖這種名氣太大的地方。李流芳就說虎丘的不幸就是離蘇州市區太近了，“遊者皆以附羶逐臭而來，非知登覽之趣者也”。王世貞論及蘇州的旅游去處，避開虎丘，推崇石湖；再以南京而言，竟陵派文學家譚元春特別喜歡烏龍潭，而不是知名的莫愁、玄武湖。
　　這些文人墨客遊山時， 刻意追求奇險。譚元春在遊武當山時，特意避開眾人，獨自探幽。還有華山,，青柯坪地勢險惡，一般遊人很少登上。王士性偏偏攀登險峰，領略別樣風光。

就像現代土豪喜歡飆車，明清的富豪喜好競逐艦船，爭強好勝。公安派（是文學流派，不是公安警察）成員江盈科，遊虎丘時碰到一次驚險事件：南來巨艦，與我舟爭道，不佞僅避之，躍入船窗，不能得。兩舟橫衝如霆擊，我舟幾覆，不佞倏而墮水。
　　這次巨艦爭道事件差點讓江盈科的遊船翻覆，可見旅行也具有一定的風險係數。你帶著歌妓，出了城，吃著淮揚菜還唱著歌，突然就被巨輪撞了。所以……
　　明朝哲學家湛若水，是看不起旅遊的代表人物。
他以為遊有三等，即形遊、神遊與天遊。他以山水園林這種形遊為下等，而以神遊為上等，以道學的天遊為上上。
　　當然凡夫俗子是理解不了這種高深境界，只貪圖山水之樂，更有甚者，部分商家打著旅遊業的幌子，乾著娛樂業的勾當，最知名的莫過於秦淮紅燈區。
　　湛若水擔任南京兵部尚​​書期間，禁止百姓從聚飲酒、遊嬉。萬曆年間蘇州大荒，一些官員主張禁止遊船等奢侈消費。在當局看來，旅遊是不務正業，破壞大明社會風氣。
　　幸好，明朝還有些務實派，例如當過布政使的學者謝肇淛頗有亞當·斯密學派的頭腦，他指出國家興亡與遊人、歌妓無關。國家承平、管弦之聲不絕反而顯示出太平氣象。如果禁止遊船，富家子弟會跑到其他地方遊玩，而靠遊船生活的數千平民則會失業流徙。王士性去杭州時，觀察到當地形成旅遊產業，“漁者、舟者、戲者、市者、酤者”全靠西湖吃飯。
　　因此旅遊業管制很少執行，大部分地方實行自由放任經濟政策。在充分的市場發展下，明朝的旅遊業相當發達，當時的牙家類似今天的旅行社（如《士商要覽》所稱的“舡行經紀”、《商程一覽》中記載餘杭僱轎夫有“經紀家”），繳納的山稅，相當於現在的門票。城郊客房隨處可見，遊覽名山可以寄宿佛寺道觀。
　　《畫舫餘談》曾記載南京的著名星級酒店有泰源、德源、太和、來儀，至於武俠小說裡出場率很高的連鎖店，同福客棧、悅來客棧，純屬文學虛構。
　　明代中葉以後有水陸聯運、夜間航船的新業務出現，如果需要地陪，除了僧侶之外，還有轎夫、樵夫可供僱傭。到一些水景區遊玩，乘坐遊船還配有套餐。在泰山甚至出現“一條龍服務”，為客人包辦吃、住、行等。
　　在此凡是租房、僱轎都有規則，上了山頂後還有人招待避寒、飲酒。張岱遊玩泰山之後，對當地服務非常滿意，寫下《岱志》，予以讚揚。

中國人旅遊不文明，已經被吐槽四百年了 2016-05-05

　　雖然才上班三天，但五一假期已經恍如隔世。如果你還能回憶起那遙遠的出門旅行的日子，那麼難免又要陷入一個定律：遊客在旅遊景點最討厭的，是別的遊客。他們嘈雜、擁擠、不排隊、亂塗亂畫。中國人旅遊的不文明，也讓剛剛試營業的上海迪士尼景區中招。
　　說起來，這種旅遊習慣，也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至少四百年前就成了中華田園旅遊愛好者的通病了。假使穿越到古代，旅行會更有詩意麼？很不幸地告訴你，所謂古風古雅，只是現代人一廂情願的想像。遊人擁擠、景區髒亂差的現象，古已有之。
　　黃山、西湖等老牌旅遊業中心，三四百年前就是淪陷重災區。明朝的文人遊記不乏“湖舟如鳧，遊人如蟻”的描述。根據《江寧縣志》記錄，春季南京雨花台的遊人不斷，有時一天的客流量達到兩萬。文人李流芳去蘇州虎丘，就抱怨庶民旅遊時眾聲嘈雜，將美景名勝變成庸俗之地，“使丘壑化為酒場，穢雜可恨”，總而言之，這屆遊客不行。
　　國人留名刻印的惡習大概就是這時期形成的。
袁宏道旅行的時候，發現每到一個地方，幾乎總能發現“XX到此一遊”，其中以徽州籍遊客居多。這跟徽商的發達多少有關。作為晚明著名文學家，袁宏道表示非常angry。他寫了篇大作文，把徽州人拿出來批判一番：徽人好題，亦是一僻。仕其土者，薰習成風，朱書白榜，卷石皆遍，令人氣短……青山白石有何罪過，無故黥其面，裂其膚？籲，亦不仁矣哉！《遊齊云記》
　　他認為毀壞風景的罪業在佛法里相當於殺人搶劫。
文人張京元在遊覽西湖時，看到湖心亭的匾額寫滿遊客題詞後，簡直抓狂，說：“安得借咸陽一炬，了此業障！”好好的湖心亭搞成這個樣子，不如一把火燒掉算特了。
　　古人旅遊的另一個不雅行為是炫富，商人置辦豪華遊艇來顯擺身份，“船上加樓，極彩繪之華”，這點對法國傳教士李明留下深刻印象，他形容說遊船的規模跟軍艦差不多。英國使節團秘書斯當東比較東西方後，說中國遊艇比英國、荷蘭的更大、更齊全（《英使謁見乾隆紀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