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誕生》
此片由戴維?沃克?格裏菲思(David Llewelyn Wark "D. W." Griffith)執導,情節設定在南北戰爭期間及戰後,於1915年2月8日首映。由於拍攝手法的創新,以及因為對白人優越主義的提倡,以及對三K黨的美化所引起的爭議性,使得此片在電影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一個國家的誕生》的劇本是改編自湯瑪士?狄克森(Thomas Dixon)將三K黨描寫成英雄的小說和舞臺劇《同族人》。(詳參【圖博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Eznh2JZvrI
劇情概要
此片最初是以一個中場休息分為前後兩部份的。故事的前半段描述內戰前的美國,從兩個家族的並排對照切入:北方的史東曼家族(Stonemans)包括主張廢奴的眾議員奧斯汀·史東曼(原型是重建時期眾議員泰迪爾斯·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他的兩個兒子以及女兒愛茜(Elsie),而南方的卡梅隆家族(Camerons)則有兩個女兒(瑪格麗特(Margaret)和芙蘿拉(Flora))和三個兒子(最有名的是班(Ben))。
史東曼家的男孩們到南卡羅萊納的卡梅隆莊園去拜訪卡梅隆一家,那兒是老南方(Old South)的頂點,也是老南方所代表的一切最繁華的時代。史東曼的大兒子和瑪格麗特·卡梅隆墜入情網,班·卡梅隆也望着愛茜·史東曼的畫像如癡如醉。南北戰爭爆發時,這兩家的每一個男孩各自加入了己方的軍隊。一支由白人軍官帶領的黑人民兵洗劫了卡梅隆莊園,並且企圖強暴卡梅隆家的每一個女眷,但邦聯軍隊擊潰這些民兵,拯救了她們。同時,史東曼最小的兒子和卡梅隆家的兩個男孩都戰死沙場;班·卡梅隆也在一場英勇的戰鬥中負傷,這一戰使他贏得了「小上校」(the Little Colonel)的綽號,這也成为了在之后的情节中影片對他的稱呼。小上校被送進一所北軍的醫院,在那兒和擔任護士的愛茜重逢。戰爭結束,亞伯拉罕·林肯在福特戲院(Ford's Theater)遭到暗殺,則使奧斯汀·史東曼及其他激進派眾議員得以透過重建「懲罰」南方的脫離聯邦。
芙蘿拉試圖逃離格斯的追逐。後半段則開始敘述重建時期。史東曼和他的黑白混血門徒塞拉斯·林奇(Silas Lynch)來到南卡羅萊納,親自實行他們透過選舉作票(election fraud)加強南方黑人力量的計畫。同時,班受到白人小孩裝鬼嚇跑黑人小孩的啟發,想出了一個試圖扭轉南方白人明顯失勢狀態的計畫,那就是組織三K黨,儘管他成為三K黨一員的事實激怒了愛茜。
隨後,一個性格兇殘,圖謀佔有白種女人的前奴隸格斯(Gus)粗野地向芙蘿拉求婚。她逃進森林,格斯緊追不捨;最後,在斷崖邊上無路可逃的芙蘿拉跳崖自盡,以免自己遭到強暴。三K黨的反應則是追捕格斯,將他私刑處死,並把他的屍體放在副州長塞拉斯·林奇的門前。林奇隨即展開報復,下令取締三K黨,卡梅隆一家逃過黑人民兵的追捕,躲進兩名前聯邦士兵所住的一間小屋;根據字幕,兩人同意幫助他們過去的南方敵人捍衛他們的「雅利安人的天賦權利」(Aryan birthright)。
這時,在奧斯汀·史東曼離開之後,林奇試圖逼迫愛茜嫁給他。喬裝打扮的三K黨人發現了她的處境,趕緊到別處求救兵。此時勢力達到極盛的三K黨騎着馬回來解救她,並且把握機會將所有黑人逐出他們的住所。而在此同時,林奇的民兵開始圍攻卡梅隆一家藏身的小屋,但三K黨人又一次及時拯救他們。大獲全勝的三K黨人上街遊行慶祝,鏡頭隨即跳到下一次大選,三K黨成功地將所有黑人剝奪公民權。
電影的結局是雙重大團圓,菲爾·史東曼和瑪格麗特·卡梅隆,以及班·卡梅隆和愛茜‧史東曼兩對佳偶終成眷屬。最後一幕顯示,遭受神話般的戰神壓迫的大眾,突然發現自己在耶穌基督的聖像下重獲平靜;最後一行字幕更是極盡華麗地呼籲:「我們難道不敢夢想一個不再由殘忍戰神統治的黃金時代,取而代之的是和平之城(City of Peace)裡安坐於友愛殿堂(Hall of Brotherly Love)的仁慈君王。」
對原著的改編
全片是以湯瑪士·狄克森的兩部小說《同族人》和《美洲豹的斑點》為藍本。二月在洛杉磯克魯恩會堂(Clune's Auditorium)首映的片名仍是同族人,但由於作者湯瑪士W狄克森的建議,三週後(3月3日)在紐約時代廣場的自由劇院(Liberty Theater)正式舉行東岸首映時,片名也隨之更改。
片名自「同族人」改為「一個國家的誕生」,反映了格里菲斯的信念:在南北戰爭前,美國只是一個由彼此敵對的各州所組成的鬆散聯合體,北方戰勝了南方分離的各州,則最終將聯邦各州結合於同一個國家權威之下。然而,三K黨即使到了今日也以保衛「白人女性」的「隱形帝國」和「隱形國家」自命,因此也有些人將片名解釋為「一個隱形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the Invisible Nation)。
製片過程
戴着頭罩的三K黨人抓住了格斯。電影製片者將這名黑人形容為「一個叛徒,提包客所傳播的邪惡教條之產物。」格里菲斯同意付給狄克森一萬美元,以購買其劇本《同族人》的版權,但金錢卻不敷使用,只能支付最初選擇權的2,500美元。為了抵償欠款,他同意給予狄克森電影紅利的百分之二十五。狄克森勉強接受,但電影史無前例的成功卻讓他一夜致富:狄克森的收益在當時創下了原作者自電影獲得的最高總額,多達數百萬美元。
格里菲斯的預算從四萬美元開始,但這部電影最終花了他十一萬美元(相當於2007年的220萬美元)。結果,格里菲斯不得不一再為電影尋找新的資金來源。該片二美元的票價(相當於2007年的40美元)創史上新高,但它一直是有史以來最賺錢的電影,直到《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在1937年取而代之。
西點軍校的工兵為南北戰爭戰鬥場景提供技術指導,同時為格里菲斯帶來片中使用的大量火砲。
此片於1915年2月8日在洛杉磯市中心的克魯恩會堂首映。
種族主義
伍德羅·威爾遜的《美國人民史》(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被引述於「一個國家的誕生」之中。此片由於對歷史的詮釋角度而倍受爭議。休士頓大學電影史學者史蒂芬·敏茲(Steven Mintz)將此片傳達的訊息概述如下:重建是一場大災難,黑人永遠不可能平等整合於白人社會之中,三K黨的暴力行為則被合理化為重建正直政府的行動。此片將內戰後的南方描繪成因為南方的敵人(廢奴主義者、黑白混血兒、和來自北方的提包共和黨政客)操縱黑人對抗南方白人而岌岌可危,並暗示三K黨是重建秩序的一方。這也是當時美國白人歷史學者幾乎一面倒的看法,其中以唐寧學派最具代表性,但它也受到W·E·B·杜波瓦(W.E.B. Dubois)及同時其他黑人歷史學者的強烈批判,而唐寧學派對這些人完全不予理會。某些學者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還堅持這個觀點,例如E梅頓寇特(E. Merton Coulter)的《重建下的南方》(The South Under Reconstruction,1947年);直到1950和60年代的民權運動,才能讓新一代史家(如艾瑞克·方納(Eric Foner))重新思考重建時期,對那個時代產生不同的看法。
此片的許多內容在今天的觀眾看來,似乎都是駭人聽聞的種族主義:片中的黑人色瞇瞇地尾隨着白種女人,黑人議員則在議事進行中大啖雞肉,還把鞋子脫掉。儘管此片用了幾位黑人演員飾演次要角色,但絕大多數的黑人或混血兒角色,都是由黑臉扮裝(blackface)的白人演員飾演。這是好萊塢當時的流行風尚,因為任何一個和白人女演員近距離接觸的角色,都必須要由白人男性飾演。(例如,卡梅隆家的女僕不僅是白人,而且明顯是男性。)
其中一段插卡字幕(intertitle)宣稱,接下來的場景來自於一幀州議會的真實照片;但這段字幕事實上被安插在一個空無一人的法庭場景,而後隨場景淡出,開始上演黑人的譁眾取寵鬧劇。這被認為是格里菲斯的掩飾手法;他實際上是以空無一人的法院照片作為場景來源,但卻以字幕的說法誤導觀眾。
回應
儘管此片獲利豐厚,也獲得一些白人影評及廣大白人影迷的喜愛,卻也從上映開始就遭受黑人的強烈抗議。電影在各地的首映廣受新近成立的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抗議。格里菲斯說,嚴厲的批判令他感到意外。
《一個國家的誕生》所表述的政見,使它一上映就引發對立。波士頓、費城及其他大城市都發生暴動,而芝加哥、俄亥俄州、丹佛、匹茲堡、聖路易、堪薩斯城和明尼阿波利斯則禁止此片上映。據傳,這部電影創造了一個鼓勵白人幫派攻擊黑人的氛圍。在印地安納州的拉法葉(Lafayette, Indiana),一名白人在看完此片之後殺害了一個黑人青少年。
原著劇本《同族人》的作者湯瑪士·狄克森曾是威爾遜總統的同班同學。狄克森在白宮為總統、部會首長和他們的家人安排了一次放映。據報導,威爾遜對電影的評語是「宛如以閃電刻劃歷史。我唯一的遺憾是,這一切竟是如此真實。」亞瑟·林克(Arthur Link)在《威爾遜:新自由》(Wilson: The New Freedom)一書中則引用威爾遜機要秘書約瑟夫塔默提(Joseph Tumulty)的證言,否認威爾遜說過這些話,並宣稱「總統在放映之前對這部劇本的性質一無所知,並且從未對它表示讚許」。這個在報章雜誌上一再重複出現的錯誤引述,顯然出自狄克森本人,他為了宣傳這部電影幾乎不擇手段,甚至以「聯邦政府認可」的名目進行推銷。然而,在此片引發的爭議擴大之後,威爾遜卻在私人通信中表示不贊成這一「不幸的產品」。
幾位獨立的黑人製作者則發表了埃米特·史考特(Emmett J. Scott)導演的《一個種族的誕生》(The Birth of a Race,1919年),以回應《一個國家的誕生》。這部描繪黑人正面形象的影片慘遭白人影評痛批,但黑人影評,以及前往種族隔離戲院觀賞的影迷們卻讚不絕口。身兼導演、製片人和作家三者的奧斯卡·米修(Oscar Michaeux)也以《在我們的家門裡》(Within Our Gates,1919年)回應《一個國家的誕生》,並以一個好色的白人侵犯黑人女性的情節,逆轉了格里菲斯片中的一個關鍵場景。
《一個國家的誕生》也和三K黨的復活密不可分,它在長期銷聲匿跡之後,於此片上映的同一年重振旗鼓;它還影響北方對於南方輿論的轉變。[來源請求] 即使已經過了半世紀,親邦聯的理想主義仍在南方流傳,並對國家意識形態的統一造成阻礙。直到1970年代,三K黨仍將此片用作招募新兵的工具。
即使在上映將近一世紀之後,此片仍然充滿爭議性。2000年2月22日,《洛杉磯時報》編輯克勞蒂亞·考克爾(Claudia Kolker)在一篇名為〈歷史學家正視國家血腥過往時的痛苦呈現〉的報導中寫道:
一戰結束既帶來了經濟危機,也引發了一場影響遍及少數族群和工會團體的恐共熱潮。就在三年之前,死去多時的三K黨則在電影《一個國家的誕生》幫助下借屍還魂。
對電影史的重要性
此片於1915年問世,由於確立了劇情長片(feature-length film,長度超過60分鐘的電影皆屬之)的未來發展,同時落實了電影語言的運用而為人稱道。
它是當時收益最高的電影,據現有的謝巴德版(Shepard version)DVD封面所述,此片的門票收入超過一千萬美元(相當於2007年的兩億美元)。
1992年,美國國會圖書館認為此片具有「文化上的重要性」(culturally significant),並選入美國國家電影保護局(National Film Registry)典藏。
美國電影學會曾分別在1998年、2007年評選百年百大電影(AFI's 100 Years... 100 Movies)、百年百大電影(10週年版)(AFI's 100 Years... 100 Movies (10th Anniversary Edition))。此片曾列在1998年的百年百大電影名單第44名,但是在新版退出前一百名之外。
儘管劇情充滿爭議,此片還是受到許多影評人的讚許。羅傑艾伯特(Roger Ebert)即表示:「《一個國家的誕生》並不因為主張邪惡而成為爛片。如同里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的《意志的勝利》,它是一部為邪惡申辯的偉大電影。瞭解它如何為邪惡辯護,不僅是學到更多對電影的知識,更能使我們對邪惡多了解一些。」
電影史學者喬納森萊柏(Jonathan Lapper)的看法正好相反,他主張此片不應該再被視為經典名作。他在〈一個國家的迷思〉(The Myth of a Nation)這篇文章中寫道:「大多數影評人(業已)對這部電影形成了一種延續至今的反應模式:讚美該片的技巧、譴責該片的內容、讓技術這張王牌壓倒內容,最後宣布它是傑作。」但他認為,將電影的內容和技術二分是偽善的作法。
肯塔基州奧爾德姆郡(Oldham County, Kentucky)的官方網站,將出身該郡的D·W·格里菲斯列為知名人物,並以此片作為他最偉大的成就。
續集
此片的續集於一年後(1916年)上映,名為《一個國家的衰亡》(The Fall of A Nation)。該片由湯瑪士·狄克森執導,片名取自他的同名小說。電影分為三幕,還有一段開場白。這部續集咸認已亡佚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0%E5%80%8B%E5%9C%8B%E5%AE%B6%E7%9A%84%E8%AA%95%E7%94%9F
大衛?格裏菲斯(英文全名爲David Llewelyn Wark Griffith,一般稱爲D.W. Griffith,1875年1月22日出生,1948年7月23日逝世),美國導演,被認爲是對早期電影發展作出極大貢獻的開創性人物。他最著名的作品包括《一個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和《黨同伐異》(Intolerance)。
早年生涯
格裏菲斯出生在美國肯塔基州的鄉下的一個破落家庭,父親雅各布?格裏菲斯(Jacob Griffith)是南北戰爭時期南方軍隊的上校。格裏菲斯從小耳濡目染的都是浪漫的英雄傳說,父親的言傳身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的種族觀。父親所灌輸的感情偏見,由于格裏菲斯熱愛維多利亞風格的詩篇,更得到了助長。他自幼熟讀勃朗寧、金斯利、丁尼生和胡德的作品。這令格裏菲斯一直保持著浪漫的觀念和詩意情懷,有人評價格裏菲斯的一些作品充斥著矯揉造作、甜言蜜語的情調和喋喋不休說教的特點,也就是說,他在創作中太容易動感情了。
17歲的格裏菲斯在《路易士維爾信使報》擔任記者,並開始業余寫作劇本,在朋友的勸告下,加入巡回劇團。他在演戲的同時沒有停止創作劇本和詩歌,但這些小作品很難得到發表。
Biograph時期
格裏菲斯的理想是成爲一名劇作家,1897年,格裏菲斯取藝名勞倫斯?格裏菲斯進入劇場從事表演和寫作,但結果並不理想。于是在1908年格裏菲斯很不情願地加入了愛迪生公司,雖然申請的是編劇,但是埃德溫?S?波特(Edwin S. Porter)只給了他在影片Rescued from an Eagle's Nest的一個表演角色。出演了自己的第一個電影角色後,格裏菲斯爲了養家糊口,馬上又作爲電影演員加盟Biograph公司。但是當時Biograph的生意並不景氣,已經欠銀行二十萬美元,平均每個影片只能賣出不到二十個拷貝,而它的導演又生病。于是Biograph主動要求格裏菲斯當導演,並允諾如果不成功還可以回去當演員。格裏菲斯拍攝第一部影片是《多莉曆險記》(The adventures of Dollie,1908年7月14日上映)。在Biograph的五年多時間裏,格裏菲斯制作了幾百部影片,直到《貝斯利亞女王》(Judith of Bethulia,1914)。這個階段,又通常稱爲格裏菲斯的學藝階段(apprenticeship),從時間上又可以1911年爲界分爲兩個小階段。在此以前,格裏菲斯在兩次合同上堅持用自己的藝名“勞倫斯”,在第三次合同上,格裏菲斯主動把Biograph給他的合同上的名字由勞倫斯改回了David Wark (D.W.),說明他已經改變了自己對電影的觀念,承認電影是一門藝術,並願意將自己的名字和這個行業聯系在一起。
初次開始導演,Biograph給格裏菲斯搭配了1896年就加盟公司的資深攝影Billy Bitzer來幫助他拍攝,從此兩人開始了長達幾十年的合作,是影史上第一對完美的導演/攝影搭檔。在Bitzer的幫助下,一開始對電影導演一無所知,乃至每個場景布置都要Bitzer代做的格裏菲斯在加盟Biograph的第二年就拍攝了近150部影片,Biograph也因爲他成爲炙手可熱的電影公司,以至于公司不得不在發行的影片裏不時加入AB的防盜標志,以防止其它公司偷梁換柱。在Biograph時期,格裏菲斯表現出對電影敘事的無以輪比的天賦,他不但學習一切電影技術需要的知識,還廣泛吸納新技巧,並發揚光大。他和攝影師Billy Bitzer一起,共同研究和發展出了一整套電影敘事的基本語法,爲後來電影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格裏菲斯首先把他喜愛的狄更斯小說的敘事手法拿進電影,創造出後來被稱爲格裏菲斯的最後一分鍾營救(Griffith's last minute rescure)的平行剪輯手法。他在影片The Fatal Hour(1908)裏第一次采用了平行剪輯的手法在高潮段落營造緊張感(當時的業內報紙稱此技術爲alternate scenes,也叫switch-back或者cut-back)。此後格裏菲斯很快將平行剪輯的技巧發展到普通的敘事,而不僅僅是最後高潮的段落。他也讓不止兩條線索平行進行。到1909年的A Corner in Wheat,故事取材于Frank Norris的兩部小說,故事也同時在三個地點平行進行,鄉下麥田窮苦農民的生活,面包店的生意,和股票經紀人的辦公室,而且三個故事線裏的人物和情節完全沒有交疊。通過對窮人和富人的平行剪輯,不僅能看到後來格裏菲斯名作《黨同伐異》的影子,也能看到對蒙太奇技術的啓發。格裏菲斯後來對這種剪輯手法運用的越來越純熟,到1912年,據The Moving Piture World雜志做的統計,在格裏菲斯的影片The Sands of Dee裏竟然有多達68個鏡頭,而同時期其它單本影片的鏡頭數一般只有它的一半甚至更少(一般一部單本電影的長度是10到16分鍾),比如同時期在美國大熱的意大利影片《Queen Elizabeth》,53分鍾卻只有23個鏡頭,可見格裏菲斯的敘事技巧已經遠遠超越了同時代全世界的電影人。
格裏菲斯也在景別上大膽前進。當時的影片,還習慣于演員頂天立地撐滿整個銀幕,而觀衆已經開始發現格裏菲斯的影片裏演員的腳常常在畫面之外了,Biograph以爲這是格裏菲斯的疏忽,卻不知道這是格裏菲斯有意爲之,好在觀衆沒有意見,也就讓格裏菲斯繼續他的開拓。格裏菲斯在影片中開始實驗不同的景別,到1910年的《Unchanging Sea》,格裏菲斯將大全景加入到自己的鏡頭語言裏,經典電影敘事的全景-中景-近景/特寫的鏡頭語言已經都被格裏菲斯找到。格裏菲斯在景別上的進一步貢獻是在同一場景中根據劇情使用不同的景別和機位。這一做法徹底打破了舞臺化的時空觀念,將一個場景空間拆分開來,表現出不同層次的細節,是電影敘事的一個重大突破。相比之下到1913年,著名導演Edwin S. Porter導演的《Prisoner of Zenda》裏還是保持人物全身入鏡的一種景別,完全沒有任何進步。
另外格裏菲斯也非常喜愛使用景深鏡頭,他的畫面裏在縱深方向的細節特別豐富,格裏菲斯不怕讓演員從遠處走向乃至走過攝影機,也不吝嗇讓演員慢慢遠離攝影機。在影片《The Redman's View》裏,被迫遷徙的Kiowa部落的印第安人先在一個全景裏拉成一條線,再折向並從一側走過攝影機,最後在主角Silver Eagle和他父親走到中全景的位置上時停下,表現Eagle的父親病重倒下,在一個鏡頭裏完成了多個景別的變化。格裏菲斯對景別的追求也自然的讓他對攝影機的運動進行了大膽的發展。在此之前,攝影機的運動只限于左右和上下的搖鏡。在1910年以後,格裏菲斯開始實驗其它的攝影機運動,比如更大的搖鏡,把攝影機放到汽車上。在《The Lonedale Operator》(1911)裏,格裏菲斯和Bitzer把攝影機放到運動的火車上,讓他的最後一分鍾營救看上去更加驚險刺激,壓迫觀衆的神經。在1914年的Cabiria移動出現之前,格裏菲斯在攝影機運動上一直保持世界領先水平。
此外格裏菲斯也對布光的可能進行了有意義的探索。早在1908年的影片《The Drunkard's Reformation》裏,Griffith就大膽采用了火光作爲光源。在1909年的影片《Pippa Passes》裏,格裏菲斯模擬了日光在一天中的變化。1916年格裏菲斯說回顧自己在Biograph的日子,他非常喜歡這部影片。雖然格裏菲斯以後很少用這種布光,但是這種布光顯然被其他電影人借鑒,比如Cecil De Mille的攝影師Alan Wyckoff就稱這種布光是“Rembrandt式布光”,並且在De Mille的影片中大量使用,如1915年的《The Cheat》。
格裏菲斯和Bitzer還有很多其它的貢獻。比如淡入淡出,圈入圈出,"iris shot"。Bitzer對于圈出的手法非常自豪,因爲通過圈出將畫面中心集中在一小塊焦點區域來引導畫面切換,既沒有過于唐突的跳躍,也不會讓心急的觀衆發出噓聲。
由于格裏菲斯的影片中已經采用大量的中景甚至更近的鏡頭,他敏銳的意識到鏡頭的變化讓電影表演不同于舞臺表演,特寫的出現讓演員不需要做出誇張的動作,從而獲得最接近真實生活的表演。格裏菲斯的這種電影表演的觀念讓他旗下聚集了一批年輕的演員,除了Mary Pickford和Lionel Barrymore是成名舞臺演員,其他很多演員,比如Mae Marsh、Dorothy Gish、麗蓮?吉許、Blanche Sweet等後來的明星以前都沒有表演經驗。從一定程度上格裏菲斯是影史上第一個懂得指導演員表演的導演,比起其它電影公司,他不吝嗇時間進行排練,他影片的成功讓他能拿出別人四倍的工資留住演員。這些人在後來格裏菲斯離開Biograph時也一起跟格裏菲斯離開了。
除了演員,大量電影工業的有生力量也從格裏菲斯的團隊裏最終走進電影圈,比如Mark Sennett在Biograph負責喜劇拍攝就爲他後來創立Keystone打下了基礎。其它各時期從格裏菲斯電影學校畢業的導演就包括埃裏克?馮?斯特勞亨,格裏菲斯影片裏著名的Hun形象),Sidney Franklin,拉烏爾?沃爾什,在《一個國家的誕生》裏扮演Wilkes),Allan Dwan(爲《黨同伐異》裏巴比倫一段設計了著名的推拉鏡頭),Tod Browning,Joseph Henabery(在《一個國家的誕生》裏扮演林肯),Donald Crisp,Paul Powell等。
格裏菲斯在Biograph時期也在影片題材上廣泛取材,他拍攝的內容廣泛,除了最後一分鍾營救賴以成名的追逐片,也有喜劇,正劇等等。1912年的《The Musketeers of Pig Valley》被視作“幫夥片”的鼻祖。格裏菲斯也開始大膽觸及社會問題,認爲嚴肅的社會題材能夠提升電影的藝術地位。1909年他拍攝了《The Redman's View》,通過兩個印第安人在部落因爲白人勢力擴展被迫遷徙時的愛情來反映社會問題(格裏菲斯一生影片裏有四十多部片子有關于印第安人的戲)。同年他還拍攝了反應貧富差距的《A Corner in Wheat》,以傳統清教徒的價值觀念對現代社會的經濟貧富差距問題進行了置疑。到後期格裏菲斯拍攝的《貝斯利亞女王》已經有了史詩級的戰爭場面。在取材上格裏菲斯開始傾向于使用現成的小說。另外格裏菲斯說早期影片對他影響最大的是法國人Charles le Bargy拍攝的《吉斯大公遇刺記》(L'Assassinat du duc Guise,1908),也是在美國最賣座的法國電影,這讓格裏菲斯對華麗的曆史題材也産生了濃厚的興趣。
1911年後格裏菲斯對電影藝術的全方面的追求讓他不願局限于單本劇的長度,他開始向時間更長,劇情更複雜的劇情長片發展。由于多本影片在美國逐漸興盛,Biograph公司答應格裏菲斯拍攝兩本的電影。1912年格裏菲斯在加州拍攝了三部兩本的電影,但是上映時卻遇到意大利大片《Queen Elizabeth》和《Quo vadis?》等影片的沖擊而默默無聞。從電影技術本身這些歐洲的film d'art影片遠遠比不上格裏菲斯的影片的技術水平,但是大制作大場面帶來的大片效應卻讓它們成爲了公衆的焦點,《Quo vadis?》近五萬美元的投資爲制作者帶回了20倍的票房,意大利片場不得不24小時輪班倒的洗印拷貝才能趕上發行的需要。這些無疑對格裏菲斯産生了影響。1913年他拍攝《貝斯利亞女王》的素材足夠一部長片,但是Biograph最後卻只讓格裏菲斯剪出了一個四本的影片。由于影片花了三萬六千美元,超過預算一倍,Biograph的負責人決定將格裏菲斯升職成不參與具體拍攝的制作總監。而同時爲了迎合長片走紅的需求,Biograph和劇院制作人Klaw和Erlanger簽下協議,翻拍他們的舞臺作品。
這一做法激怒了格裏菲斯,于是1913年10月格裏菲斯離開Biograph,以獨立制片人/導演身份加盟Reliance-Majestic,年薪5200美元。Relian-Majestic的頭Aitken允諾除了常規作品,格裏菲斯一年可以拍攝兩部自己的獨立制作。而此後Biograph公司則每況愈下,在1915年宣告破産,完成了它的曆史使命。
因爲Biograph公司從來不宣傳自己的演員和導演,所有影片除了名字沒有其它信息,所以雖然人人知道Biograph的電影好看,卻很少有人知道格裏菲斯。于是格裏菲斯離開Biograph後,在New York Dramatic Mirror周刊上發表廣告,列出自己指導的150部影片,公開宣布他就是讓Biograph成功的制片人。他在廣告裏列舉了對電影藝術的創新:近景和特寫畫面,大全景,狄更斯式平行剪輯,懸念保持,圈出,自然的表演。雖然這些手法很難說是格裏菲斯首創,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些電影語言在格裏菲斯手裏得到了相當系統化的使用,奠定了經典電影敘事的基本語法,他的影片在電影界得到了廣泛的贊許,成爲普遍模仿和學習的對象,影響深遠,這些都令格裏菲斯無愧于電影之父的地位。
電影生涯的頂峰
《一個國家的誕生》和《黨同伐異》是美國電影早期的兩個無法逾越的高峰,各個方面都遠遠超過了同期的其他電影。它們預示著格裏菲斯達到了個人生涯的頂峰,也展示了電影技術上的最佳手法,爲電影開始爭取作爲藝術的地位,並斷然指出:電影是美國社會最強大的社會力量之一。
這兩部影片的誕生絕非偶然,都是導演五年緊張工作的結果。早在Biograph公司時期,格裏菲斯就醞釀著這兩部作品。在離開Biograph公司後,格裏菲斯爲新公司制作了四部影片,都不是他所喜愛的。隨後,格裏菲斯得到了《同族人》(即後來的《一個國家的誕生》)的拍攝權,發現這正是他一直追求的故事。格裏菲斯開始大規模投入拍攝這部電影,他不僅全盤負責創作,連所有雜務都包了下來。
格裏菲斯在進行這項電影有史以來最龐大的項目時候,沒有使用“電影劇本”,沒有事先寫好的分鏡頭腳本,他在頭腦中將素材拼湊、提煉、規劃起來。具體拍攝中,他的直觀能力和即興發揮起了關鍵作用。
1915年2月,這部巨片完成,影片耗資50萬,一共有十二本,成爲美國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電影長片。在此之前,雖然意大利的電影長片The Last Days of Pompeii和Cabiria在全世界走紅,美國電影業還是看好短片。格裏菲斯無疑受到了這些史詩長片的影響,比如《一個國家的誕生》和《黨同伐異》的史詩題材,大場面的調度。《一個國家的誕生》是美國第一部門票高達2美元的電影,賣座率極高,1915年3月3日在紐約Liberty Theatre首輪院線上映,連映620場,自此情節劇(Melodrama)和史詩大片成爲好萊塢商業體系中最賺錢的電影類型。
影片回顧了南北戰爭,對南方遭到破壞,三K黨爲恢複南方榮譽、懲治黑人的努力作了謳歌,最後奠定南方的合法地位,從而誕生了一個新的國家。因爲影片十分激烈地宣揚黑人的低劣,所以引起了社會爭議,甚至有七個州禁止該片在州內上映。格裏菲斯在1916年爲此自費印發了一本名爲《美國言論自由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Free Speech in America)的小冊子爲自己辯護,一方面提出所有電檢的根源就在于黨同伐異,爲他的下一部影片做選了宣傳。
爭議喚起了全國上下對電影社會功能的認識,不過更重要的是,人們意識到了這部影片高超的藝術造詣和豐富的想象力。格裏菲斯被認爲真正掌握了電影這門工具,他能夠服服帖帖地安排每個鏡頭,從而産生最強烈的效果。格裏菲斯將梅裏愛創立,並由波特發揚的剪輯原理推進到新的高度,後來所有人都從此受益。文化界于是瘋狂贊美影片的成就,並自然而然地將格裏菲斯捧上第一電影大師的寶座。
之後的《黨同伐異》遇到了更大的財政困難,據稱耗資達190萬美元,長達13本,格裏菲斯認爲“影片是抗議專制和各種形式的不公正”,主題實在過于龐大,需要精確的耐心和非凡的藝術能力。《黨同伐異》更主要的特色在于內部的組織結構。影片的想法來自于《一個國家的誕生》封鏡後的一個新劇The Mother and the Law。格裏菲斯在研究劇本後發覺作爲《一個國家的誕生》後的下一部作品,這個故事太反高潮了,于是他又從曆史的不同時期上選擇了三個故事並成一部。格裏菲斯這次比《一個國家的誕生》走得更遠,他將影片擴大爲四個故事同時進行的複雜形式,在敘事過程中從一個故事剪輯到另一個故事,並行不悖。一個鏡頭在尚未完畢之前就剪斷進入下一個;攝影機移動和表情同時進行增強效果;圈入圈出和遮片拍攝用來強調有意義的細節或有說服力的過場;西部的大特寫鏡頭和極遠的遠景可以産生緊張和壯闊的效果。可以說,每個變化,每個鏡頭,都按照本身的意義和對全局的需要加以控制和慎重挑選。格裏菲斯把全部的積蓄投入到《黨同伐異》的拍攝中來。他在洛杉磯日落大道附近搭建了宏偉的布景,四層樓高的巴比倫城牆上面可以並排疾馳兩輛由四匹馬拉著的古代戰車。城牆內的宮殿縱深達1600米,四周的尖塔高達70米。影片召集的演員陣容更是極爲龐大,僅波斯軍隊出征一場,就動用了1.6萬名群衆演員。爲了保證這支龐大的隊伍的運輸、後勤和調度指揮,工作人員甚至在制片廠裏架設起了電話線和臨時鐵道。
1916年9月5日,《黨同伐異》公映,評價卻不如前一部《一個國家的誕生》,很多人看不懂新穎的剪輯風格,把故事情節都弄混了,于是批評格裏菲斯離經叛道,多年後普多夫金也批評“(影片)太冗長沈悶,使人疲勞,因而把它的傑出效果抵消了大部分。”此外,由于影片發行時候美國國內狂熱的好戰精神在滋長(美國最終于次年四月對德宣戰),人們覺得《黨同伐異》鼓吹的和平傾向與戰鬥氣質格格不入,反對這部影片的情緒開始高漲,後來在不少城市被查禁。所以最終,在經濟上,《黨同伐異》給格裏菲斯帶來巨大損失。但是這並沒有影響到《黨同伐異》對世界電影發展帶來的意義,著名導演奧遜?威爾斯就說:“這一失敗同時也是電影史上最大的成功。”而丹麥導演卡爾?T?德萊葉在他早期的影片《Leaves from Satan's Book》 (1921年)中也將自古到今的四個故事串起來講,顯然是在借鑒《黨同伐異》。
晚年的沒落
《黨同伐異》的經濟失敗標志著格裏菲斯的事業開始走下坡路。尤其是到20年代以後,新的電影人取代了他的地位。
一般認爲,格裏菲斯的沒落有多種原因,包括他自己已經失去對電影的興趣,他的新作品越來越和當時的觀衆脫節,而他的名利心也損害了作爲電影藝術家的完整性。所以一直存在批評認爲格裏菲斯曾經擁有的謙虛敢于探索的精神被嘩衆取寵和矯揉造作取代了。其次,社會道德觀念的日新月異也和格裏菲斯保守傳統的十九世紀正統思想格格不入,他的根深蒂固的成見在後期影片中暴露無遺,受到嘲笑和批評。
1919年,格裏菲斯和好萊塢其他幾位著名人物,包括查理?卓別林、瑪麗?璧克馥 (Mary Pickford)和道格拉斯?範朋克 (Douglas Fairbanks)一起創立聯美電影公司(United Artist)。
格裏菲斯爲聯美拍攝的《殘花淚》(Broken Blossoms or The Yellow Man and the Girl,1919)被認爲是他最後的傑作。
許多媒體盛贊影片的藝術成就,格裏菲斯自此以後,再沒能得到這麽高的評價。以後的幾年,他的影片依然花錢很多,但都是用過時的題材拍出公式化的東西,顯示出創作力的衰退。
《林肯總統》(Abraham Lincoln,1930年)是格裏菲斯第一部有聲片,也是他倒數第二部作品,此片獲得一部分影評人的贊譽,但觀衆反應冷淡。聯美和格裏菲斯終止了合同,他制作了獨立制片The Struggle(1931年),更是徹底的失敗。1931年,格裏菲斯完全退出了電影界。
晚年的格裏菲斯始終和貧困鬥爭,他幾乎被電影工業、同儕和公衆徹底遺忘。1936年,格裏菲斯回到了奧斯卡頒獎禮上,獲得了一份特別榮譽,並爲貝蒂?戴維斯 Bette Davis和Victor McLaglen頒獎。此後偶爾也有電影人突然想起了格裏菲斯,找他咨詢求教,往往毫無結果。
格裏菲斯于1948年7月24日在好萊塢Temple醫院因腦出血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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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優越主義
白人優越主義是一種種族份子的形態意識,其主張白色人種族裔優越于其他族裔。白人優越主義被普遍認爲是與反黑人和反猶太主義的種族主義有關連的,可是,其主義亦用以作爲偏見和歧視的合理理由去排斥亞洲人,非洲人,阿拉伯人,祖先從墨西哥﹑中美洲或南美洲來的有深色膚色的人,和原地民族,如美洲原住民和土著居民(Aborigines)。白人優越主義者常主張以某類歐洲人視爲優等人種,以其“白晢”膚色者爲主。一些人更把這詞所表意的人種收窄至其所謂的北歐或亞利安“族裔”人士。籠統來說,此“北歐亞利安人”不包括猶太人,斯拉夫人(東歐人),和(尤其是在以往)某些南方歐洲人:如意大利人。
舉例來說,在政治上,社會上和經濟上,白人優越主義其實在美國的重建時期(Reconstruction)以前和其以後的幾十年裏都可以說是美國這塊土地上的法律;在南非的種族隔離時代和在不同時期中的部份歐洲,尤其是在納粹第三帝國時期,也是同樣的。白人優越主義的範疇和性質持續對西方文化的影響是一個持繼性的爭議。白人優越主義之義有時狹義爲白種人不但優越于其他人種,進而白種人更應統治其他人種的信條。而白人分離主義者(White separatist)和白人國家主義者(White nationalist)組織通常以此更狹窄的定義來把他們區別于白人優越主義者。不過他們的觀點通常在大體上都是重疊的。
白人優越主義,基本上正如優越主義(Supremacism),是根植于爲我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和對霸權的欲望。它有著不同程度的種族主義和對外仇懼感(Xenophobia)。白人優越主義通常與種族清洗和種族隔離結合,但並不一定是從其而來的。
在美國內的白人優越主義
在以前的美國,有些地方很多非白人都沒有選舉權,他們也被禁止參政.甚至連在大部份政府部門內工作也不能,直至二十世紀的下半世紀爲止。在美國和加拿大的美洲土著和在澳大利亞的澳洲土著,沒有因著他們原居于其地而被給予應有的待遇,而只常被視爲進步的障礙。很多被歐洲人定居下來的太平洋周邊國家,常因著文化上的考量,曾時不時切限著從亞太國家的人來移民和入籍。在美國內某些州份禁止異族通婚直至到1967年(見Loving v. Virginia條)。羅得西亞(現津巴布韋)直至到1979年,和南非直至到1990年代,均完全公開地維系著白人優越主義政體。
當代的白人優越主義意識形態
雖然白人優越主義者和白人分離主義者(White separatist)對族裔混和都是一般的反對,尤其在是異族間之(Interracial)通婚上。但是那受了納粹影響的現代白人優越主義卻有一種區別性的特征,就是他們聲稱“白種人”(常彼定爲北歐或日耳曼民族的祖先)是天生優越于其他一些或以至所有的族裔,因此白種人便應該把他們統治。白人優越主義者差不多都相信深色膚色的人(尤其是那些有著次撒哈拉沙漠非洲人祖先的人)、猶太人和西班牙裔人是低等的。他們很多也會認爲某些“白人”,卻因著非種族因素上的成因,也是低等的(例如:非基督教徒、無神論者、和同性戀者)。
這裏有相當大的存異在不同的白人優越主義群派內,就誰可以被分類爲“白種人”和怎去宣定那些族裔比那些族裔優越。例如,某些白人優越主義組織會認爲東歐人和各類南歐人是“白種人”和優越的,但別的就認爲他們是“非白種人”和次等的。
那些跟隨北歐民族主義(Nordicism)和德意志民族主義意識的人只會認爲那些北歐人或日耳曼民族的(通常還有克爾特人)北方歐洲人是爲白種人,而閉避南歐人,東歐人,和任何不是歐洲傳民族裔的人。這些信條是以納粹主義爲中心。據于納粹來說,那德國的盟友,意大利人不是真正的白種人。那意大利人,與日本人和匈牙利人(Magyars)都被德國納粹政府宣布爲榮譽雅利安人(Honorary Aryan)。在現在一些白人優越主義組織,尤其是在那些說德語的國家裏的,他們極力地宣揚他們是納粹的。所以,在集體上,這些組織共同被標簽爲新納粹。“泛歐洲主義”是白人優越主義的一種,其接納所有道地的歐洲人—但當然,那一定會常有爭議:究竟誰可說是道地的—是白種人﹐一整群從淺色膚色的瑞典人、不列巔(英國本土)人和德國人至深色膚色的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希臘人。但也有很多在歐洲南部的群派,于意大利、西班牙、希臘、和連法國,他們都卻認爲那些源于地中海的人是比源于北方歐洲的人優越,因爲北方歐洲人是蠻人的後裔。
還有另外一個異素,泛亞利安民族主義接納所有在歐洲大陸天生的歐洲人。其接納伸延至非歐洲的高加索人,如一些中東人、北非人、和中亞洲和西亞洲人。可是,不是所有在這些地區內的人都被泛亞利安民族主義者認定爲“白種人”的。在泛亞利安民族主義意識中,其對中東人的接納來說﹐敘利亞人﹑黎巴嫩人﹑土耳其人(比前兩個少)﹑和伊朗人都被他們接納爲白種人。但是,整體的沙烏地(亞拉伯)人和人﹐他們都不被接納的。整體南亞高加索人(巴基斯坦人﹑北方印度人等等)通常也都不被接納在這意識之內。可是有一些泛亞利安民族主義者承認到他們在其對于系出在這些地區之內,膚色比較淺的亞利安人這信條是有意識上的分歧。而泛亞利安民族主義這意識形態是完全不會存在于如英國和北歐諸如地方上的白人優越主義者之中﹐因爲他們很多都追隨著北歐民族主義。
很多信奉種族主義信條的人都不會用“優越主義者”這字眼,因爲它有想對其他民族統治之欲之含義。但始終,他們很多人都去想信白色人種民族是優越于其他民族的。這些種族主義思想之差異最能被德國哲學家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所代表。他譴責美國的黑奴制導,但卻又持有明顯的種族階級曆史觀,他把卓越文明歸于“白色人種民族”,說他們從在嚴峻的北方之中的改良獲得了敏銳和智慧﹕
“最高的文明和文化,除了古印度人和古埃及人外,就只出現于白色人種民族內;就連在很多深膚色的民族中,其統治階級或種族他們的膚色都是比其余的潔白的。因此﹐事實上他們是從外遷移來的。譬如:波羅門人、印加人、和南海列島的統治者。這都是因爲“人之所需是發明之母”之原因,因爲那些種族部落在早期已向北方遷徙,因而漸漸地變成白人。他們發展他們所有的智力,去發明及圖以盡善所有的工藝,去與所需、不足、和貧困搏鬥。這些多事情都是出于氣候的關系。這樣他們只有去幹,爲了去補償自然界的吝嗇。因而﹐就出現了他們的高度文明。”
在美國,有人宣稱白人優越主義運動與基本教義式的基督信仰有關連。但大多數基督徒都指責其運動根本是非基督屬性的。基督徒身份教派(Christian Identity)運動是與白人優越主義十分接近,他們趨向于認爲其他基督團體支派是異端。有些白人優越主義者,如Matthew F. Hale(Matthew F. Hale),在宣稱信從著一個背負“基督”之名的宗教同時,卻認爲暴力是一種恰當的途徑去捉進他們的目的,而且藐視主流基督信仰爲雜種或“自殺”式信仰。
其他一些白人優越主義團體識別自己爲 Odinists。有一點要注意,大多數 Odinists 均否定白人優越主義的,而在信 Odinism 的人當中,白人優越主義者只占很少部份。Odinism 的白人優越主義版沒有與基督徒身份教派扯上關系,但是這裏有一個主要共同之處:他們的 Odinism 版本提供了二元論-正如基督徒身份教派一樣-于這宇宙,它是由“光明世界”(白人)和“黑暗世界”(非白種人)組成的。其二者在意識形態上最基本的分別是在于 Odinists 相信那舊有的 Norse 衆神而不相信耶穌之神格。有一些團體,例如南非的Boeremag,卻把基督元素和 Odinism 元素並合。
不是所有的白人優越主義組織都信奉基督徒身份教派或者其它的宗教教條。如美國納粹黨(American Nazi Party)或者希臘的 Hrisi Avgi 諸如此類的組織其主要動機是在政治上的,而非宗教上的。三K黨(KKK),其中一個在美國被人認識最廣的白人優越主義組織,其宣揚的種族隔離主義在大體上不是基于宗教的理念。縱使有一些三K黨團體可能是公開的基督徒身份教派,但和接受基督教 (新教)。
現代白人優越主義之組織分布以及其突顯性
在大部份有大量白人人口的國家都能找到白人優越主義組織,包括美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南非、歐洲國家、和部份拉丁美洲。在這些地方中,他們的觀念比占著相對少數的人口。而其組織中的活躍成員就十分少。但是,非白種人移民在以往的25年裏對各個歐洲國家之擁進所成的反勢刺激了在類似的組織中成員有所增加,以及白人優越主義示威和仇恨式罪惡(Hate crimes)之上升。
一些組織的軍事式處事手法使至他們受到執法者深入的觀察。在一些歐洲國家裏,其最近在體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如斯信念的影響是較多的,白人優越主義組織被各種不同法律所禁。其中包括防止“仇恨式言論(Hate speech)”的法律,除外于,禁止被視爲其基本是反任何多元民族、多元種族、和民主社會的組織的法律。
現代白人優越主義組織的暴力行動主義
“創造者之世界教會”﹐現叫作“創造論運動(Creativity Movement)”,他們在呈現了一個最近的暴力例子:白人優越主義者要帶來一場種族戰爭之爲惡。Ben Klassen,那教派的創辦人,他相信個人的族裔便是人的宗教。除了這中心思想外,他的意識形態在對于有猶太人陰謀在控制著美國聯邦政府、國際銀行業務、和傳播媒體的堅信跟很多其他“基督徒身份教派”相似。他們也指令出 RAHOWA,爲一場種族聖戰(Racial Holy War),是注定了的,它會把猶太人和“爛泥種族”從世界上鏟除。在1990年代初,會員人數有注目性的增長﹐因爲對天啓的信念和相信 RAHOWA 已經是十分迫切要來臨的人數在增加。在1996年,Matthew F. Hale,一個于最近因被伊利諾州拒絕發給法律從業執照而獲得名氣的人,被任命爲“創造者之世界教會”新的領導人。Hale 在其組織內作出一些改變,包括把其組織的名字改成“創造者之世界教會”(編者注﹕這裏可能是原作者之筆誤﹐可能是應作“創造論運動”),讓其有著它是一個廣泛運動之感覺。
最近發生的事情經已顯示出這些成員其參與暴力行動的自願自發性。WCOTC 在南佛羅裏達州的成員被認爲與數件因種族爲動機的毆打案有關連。于去年(2005年),四名佛羅裏達州成員因爲用手槍揮打和搶劫一位猶太人開影視店的店東而被判有罪。他們當其時本是爲了去爲其“革命”而籌錢的。
很多人爲了他們的目的而相信有其成爲殉教者的必要。例如﹐Bob Mathews﹐他是一個“規律派(The Order (group))”的領導人﹐死于與執法人員的沖突中。還有﹐William King 他爲謀殺了 James Byrd, Jr. 而會被判死刑之事而爲傲。
白人優越主義組織的組成與分裂
很多白人優越主義組織似乎已呈現出了有容易分裂的趨向,現今出現于互聯網上的白人優越主義運動顯示出在其“運動”之內有很多內亂。這與在政治譜本裏之反極方向上所觀察得到的政治運動是十分相似。
不同的組織都有不和與敵對,不同人物間都有他們之間的爭執等等。可以看得出在這運動中有太多人想作領導者而非其相反之隨從者。較爲不甚極端的白人優越主義者和白人優越主義組織,與及與白人國家主義(White nationalism)和古舊保守主義(Paleo-conservatism)相關的信從者和團體組織會被很多白人優越主義者認爲他們是懦夫和叛逆者,前述的兩個組織都交換確信白人優越主義者和新納粹使他們格外讓別人看起來他們全是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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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參本館<美國民族大熔爐>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4700847/20070422075935
敢對雍正斷章取義?!綠媒竟然說:搞“台獨”第一人是雍正皇帝!2020-12-16環球網
島內綠媒“三立新聞網”15日曝“大料”,聲稱有證據顯示,搞“台獨”的第一個人是清朝的皇帝雍正。對此,國民黨前“立委”蔡正元舉出六大例證打臉,不僅痛批“綠媒和綠線民,又蠢又無知”,更嗆“綠媒和綠線民的蠢,真是筆墨難以形容”。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副院長張文生稱,“台獨”分子為了給“台獨”找理由可謂是“無所不用其極”。雍正說出這句“臺灣地方,自古未屬中國”之後,後面一句是“皇考聖略神威取入版圖”,結合上下文來看,雍正想要說的是“臺灣這個地方自古以來不屬於中國,我父親(康熙皇帝)深具謀略威望,把臺灣納入版圖”。
美國南北戰爭的目的是解放黑奴?可謂顛倒因果!混淆是非!2020-12-18 中國歷史研究院
美國獨立後,版圖不斷由東海岸向西部擴展,但是北方與南方卻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北方是工業資本主義制度,19世紀20年代開始工業革命,經濟發展速度較快。南方依然盛行黑人奴隸種植園制度,它為世界資本主義市場提供原料,換取工業品,雖具有某些資本主義特徵,但不等同於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它以黑奴勞動為基礎,種植場主對黑奴實行超經濟的強迫勞動,視奴隸為財產,可以任意加以處置與買賣。
南北不同社會經濟制度的矛盾隨著美國領土不斷擴張而逐漸複雜尖銳,矛盾逐步集中在南北雙方爭奪聯邦控制權的政治領域,演變成維護聯邦統一還是分裂國家的“政治危機”。終於,這一危機在南方奴隸主製造的陰謀分裂活動中爆發:1861年4月12日上午4點30分,叛軍打響轟擊聯邦軍駐守的薩姆特要塞的第一炮,公然挑起國內戰爭。
林肯並不是廢奴主義者
林肯雖然不贊成奴隸制,但他並不是一個廢奴主義者。林肯的《首次就職演說》裡提到“我無意直接或間接干擾蓄奴州的奴隸制度”,其核心思想是為了避免國家分裂,維護聯邦統一。
美國內戰的事實表明:南方奴隸主為維護奴隸制度而挑起內戰;林肯政府卻為實現維護聯邦統一、保衛主權完整的最高目標,而解放黑人奴隸、解決土地問題。可以說,解放黑奴並非是內戰最初的目的,而只是為了實現勝利,維護聯邦統一的一種手段。
南北戰爭後的美國黑人依舊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
真理的史詩:美國全史(三冊套書)
These Truths: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作者: 吉兒.萊波爾 Jill Lepore
出版社:馬可孛羅 2020/10/05
目錄
第一部 概念1492-1799
第二部 人民1800-1865
第三部 國家1866-1945
第四部 機器1946-2016
第十六章 美國,已被破壞
政大教授嚴震生導讀
中譯本發行的時間,剛好碰到美國極為動盪的二○二○年。
許多美國獨立建國的英雄及制憲先賢,因為曾經蓄奴或是沒有反對這個制度,過去認定美國的偉大歷史經驗乃是由白種盎格魯撒克遜基督徒所創建的共識,如今受到修正主義的挑戰。
新冠病毒、族群衝突、歷史修正主義已經讓美國兩個政黨的激化程度大幅提升。
本書相當精采的一部分是敘述十九世紀末期美國民粹主義的興起,三十六歲時拿下一八九六年民主黨的總統提名。布萊恩代表美國十九世紀末期工業革命後、農民生活相對困頓下南部和西部大草原州的利益,他自認是小市民及被剝削勞工的代言人,因此在競選過程中,搭乘火車到二十七個州進行了約六百場的演講,企圖靠著反對建制派來獲得選民認同,但仍然敗給東部代表工商業利益的麥金利。
一百二十年後,同樣是以民粹方式崛起的川普,卻成功地當選美國總統,在布萊恩獲得勝利的二十二個州中,有十八個是在一百多年後支持川普的南部和西部大草原各州。
作者在不強調修正史觀的情況下,閱讀少數族群及女性在美國歷史發展中的經歷後,我們不難發現為何種族及性別歧視仍然根深柢固地存在美國社會中,而獨立宣言中所謂人人生而平等、享有不可剝奪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的「這些真理」不僅尚未完全實現,不時還會出現倒退的現象,這或許是對美國民主實踐最大的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