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噻！原來綠的「國家ｘｘ」的機構改名之目的是在消滅中華民國、中華文化。

你太小見多怪了吧！不滅中，獨假的嗎？

當然是假獨了，全是＜假愛台之名＞啦！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7151878/20070527055728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97575158/20071028053430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10258180/20080916065146/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2360014/20080124055700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5096985/20080327063818/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5927527/20080416061927/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2532229/20080127061658

 
接收「文化政權」 藍軍擔心不測【聯合報記者李明賢08.10.08

弊案纏身的前總統陳水扁，至今仍是國家文化總會會長，是政壇一大笑柄。據透露，由於文化總會慣例由現任總統兼任會長，為讓「文化政權」和平移轉，總統府日前悄悄布局，展開「另類扁馬對決」。
府方高層證實，馬英九總統上周三邀集相關學者、幕僚會商，就國家總會交接事宜沙盤推演，由於是高度敏感的扁、馬接交，府方低調以對。
知情人士解釋，陳水扁的會長任期到十一月十八日屆滿，慣例上雖應由現任總統續任會長，但會長異動須經全體會員改選程序，基於阿扁執政「綠化有成」，府院憂慮文化總會無法「和平移轉」，才審慎以對。
據透露，在馬總統指示下，委由輔選大將楊渡操盤，積極運作、拉攏不少親藍的藝文界人士加入文化總會，藉此平衡文化總會藍綠失衡局面；楊渡是內定秘書長人選。
府院暫定文化總會十一月下旬召開會員大會，馬英九將以會長身分親自出席，加上陳水扁已卸任，屆時應不會出現扁馬同台的尷尬場面。
目前除陳水扁、呂秀蓮有文化總會正副會長身分，有案在身的前總統府副秘書長陳哲男是會務委員，羅文嘉、蘇進強、杜正勝等是諮詢委員，加上秘書長陳郁秀等，扁嫡系人馬勢力不小。
據指出，文化總會前身是中華文化復興總會，擁有龐大資源，尤其文建會等單位每年補助至少兩千萬元，等於是半官方性質，是政府推動文化活動的重要機構。
馬政府積極運作取得文化總會主導權，外界也關注該會是否正名為中華文化復興總會，府高層低調說，變更組織名稱牽連甚廣，府方並無既定立場，官方低調說，若把「中華」兩字納入組織名稱，難保不引發另一場政治風波。

國家文化總會 反共堡壘到去中指標【聯合報記者李明賢08.10.08
 
「國家文化總會」前身是政府出資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成立於民國五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當年中共大搞文化大革命，政府打著「反共抗俄」的旗幟成立文復會，是特殊時代背景下的產物。
八十九年政府輪替後，文復會難逃綠化命運，當年九月二十五日，推選前總統陳水扁出任會長，揭示「文化台灣‧世紀維新」的願景，並更名為國家文化總會，拿掉「中華」的字眼，被視為是扁政府「去中化」的指標。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中華民國以復興文化為名開展的思想文化運動。由於中國大陸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對中華傳統文化破壞嚴重。為了保護中華文化，並與中國共產黨的文革運動分庭抗禮，1966年11月由孫科、王雲五、陳立夫、陳啟天、孔德成等一千五百人聯名發起，要求以每年11月12日(即國父孫中山誕辰日)為中華文化復興節。次年（1967年）七月臺灣各界舉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後改名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發起大會，蔣中正任會長，運動即在臺灣和海外推行。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96%87%E5%8C%96%E5%BE%A9%E8%88%88%E9%81%8B%E5%8B%95

文化總會改名 扁:建立台灣文化主體為宗旨

【大紀元06年12月19日報導】（中央社記者劉嘉韻台北十九日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今天下午召開會員大會，通過更名為「國家文化總會」。總統陳水扁以文化總會會長身分致詞指出，正式通過更名後，明年起將以新的名稱再出發，同時以建立台灣文化主體性、弘揚普世人本精神為宗旨，成為推動文化工作的最佳平台。
陳總統指出，每個國家或群體在不同的階段都肩負不同的使命，早年中央政府還沒有設置文建會、地方政府也沒有文化局的情況下，文化總會的成立，具有推動文化工作、提升人文素養的階段性使命與任務。
他說，當這個階度性任務完成後，文化總會於一九九一年轉型為民間社團，扮演政府與民間溝通的橋樑，繼續深耕台灣文化、展現在地活力，並將觸角廣泛地伸向國際，開拓台灣的國際能見度。文化總會在每一個時期都能適應時代需要，與時俱進地扮演不同的角色，發揮積極功能。
陳總統表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為完成下一階段的重要任務，經過深思熟慮並請益社會賢達，在上次會員大會提案討論，並經諮議委員會通過後，將再一次調整角色功能，隨即修訂組織章程，如果今天大會正式通過，明年起將以新名稱國家文化總會再出發。
陳總統期許未來文化總會，以建立台灣文化主體性，弘揚普世人本精神為宗旨，以提倡優質文化，表彰人文典範；營造人文社會，協助文化產業；型塑國家形象，建構文化願景；活絡多元文化，強化國際交流做為推動會務的四大任務。
文化總會共有會員三百多人，下午約一百八十人出席會員大會。文化總會專門委員曾明財指出，會員大會無異議通過更名國家文化總會。

林果顯著《中華文化復興與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稻鄉出版社，2005）

一九九五年的台灣「文化復興運動」與「文化建設」成果
http://blog.udn.com/cty43115/1520075

蔣公以「復興中華文化」對抗「文革」＞比利時魯汶大學哲學博士 石朝穎

【大紀元08年10月30日訊】記得在二十幾年前的台灣，每年的十月三十一日：「蔣公誕辰紀念日」，人們都要紀念這位所謂的「民族救星」…
在今天，這個日子已漸漸被人們淡忘，但蔣介石先生在二十世紀六零年代，以「復興中華文化，光復大陸國土」為口號，所推行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對台灣在承傳五千年的中華文化精神上，產生了一種移植「原生文化」的現象…。

雖然，當時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為了對抗中共在大陸推行破壞古典中華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不過，也正因為這種「文化意識型態」的對抗，使得台灣成為今日全球華人居住地區，最能承繼中華傳統文化的地區。

我們回顧台灣近代史，就能清楚的觀照到：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在內戰失守後，於民國三十八年（１９４９年）把當時在中國大陸的國民黨中央政府搬遷到台灣來，造成人類史上的一次大遷移，人數有近兩百多萬人，這一批移入台灣的人口中，除了跟隨國民黨的軍隊外，就是有一大批中央政府的行政人員和眷屬、學者、知識份子…等。這批隨國民政府移入台灣的學者或知識份子，在文化知識水平上，可以說是程度不錯的一批人。

其中最特別的是：國民政府竟然把整個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重要文物，都搬運到台灣來，這在人類文明史上的大遷移中，可算是一件不可輕忽之事！因為這批搬運來台灣的故宮文物，可以算是中華文明的「原生文化」的一種精神象徵，這也使得後來隨同國民政府遷移台灣的這批知識分子，能夠依此護衛中華文明「原生文化」的精神…

那麼；所謂的「原生文化」指的是什麼？如果我們以錄音機的「錄音」來比喻，就是所謂的「原聲帶」（或「母帶」）同樣的一個文化的原始發源地，我們也可以稱作「原生地」。換句話說；在一個文化原生地逐漸形成的文化，我們也可以稱它為「原生文化」（The Culture of Origin）。

在六零年代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政策下，台灣在當時從小學教育到大學的入學考試，以及政府的公務人員的考試，都大量強化了學習古典中華文化的相關科目。尤其是以孔子為主的儒家學說，受到特別的推崇。原因也是因為中共當時為了政治上的鬥爭，進行所謂「批林批孔」的運動，把孔子的儒家學說，打成「反動派的文化」。蔣介石為了反抗中共對孔子學說的打壓，在台灣成立了以維護孔子學說為使命的「孔孟學會」，也以復興中華文化為教育的目的，成立了「中國文化大學」，以進行中華文化的發展和研究之任務…

從「文化人類學」來說，蔣介石以信仰中華文明「原生文化」的領導者，推動的這次「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確實影響到後來生活和在台灣接受教育的整個一代人。這也使台灣成為移植中華「原生文化」成功的基地。這在保存人類古典文明共同遺產的價值上，是不能被否定的成就！
http://news.epochtimes.com/b5/7/10/30/n1885071.htm

政治與經濟：以文化爲旗幟——臺灣“中華文化複興運動”述評　　

臺灣當局于1966年底發起的中華文化複興運動到80年代中後期隨著蔣經國先生的去世已告一段落。這是一場兼具政治和文化雙重屬性的社會運動。從政治層面講，它旨在追求“中華文化——三民主義——中華民國”三位一體的政治目標。從文化層面看，它實際展現了“中華文化複興——三民主義實踐——儒教資本主義建立”的東方式現代化發展模式。
　　我們正是立足于後者，對此運動作一述評。

　　一、思想背景和現實背景

　　國民黨的創建者是孫中山先生。從這位革命先行者的思想看，至少在理論上國民黨與中國傳統文化維持著深厚的淵源關系。
　　中國文化中的“國”與“天下”是兩個概念。一姓的江山終結了，繼之而起的統治者並不能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准則，反而必須到其中去爲自己的政權尋求合法性基礎。孫中山先生在與第三國際駐中國代表馬林的談話中強調，“中國有一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而發揚光大”。從其最重要的著作《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看，以三民主義爲核心的孫文學說主要是通過引證儒家學說而得以論證闡揚的。
　　其論民族主義雲：“民族主義的基礎是以仁愛爲中心的道德”，並“用固有的和平道德做基礎，去感化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他的民權主義也異于西方文化中以個體爲本位的天賦人權論。他認爲民權的真義是一種通過法律達成的社會公正，把天生的不平等（體力智力的差異）與人爲的平等（貧富貴賤）打成平等。他的民生主義既不同于否定私有制的共産主義，也區別于完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而是主張“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節制資本，平均地權”，追求“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的東方社會理想。
　　這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是中國傳統文化“致中和”的哲學思維和“求大同”的仁愛精神在特定時代的具體體現和落實。正統的性善論實際是以文化爲人的本質。孫氏的基本認知亦是如此：“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于是“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因爲“民生是社會一切活動的原動力”，故民生主義在三民主義中占據核心地位。《禮記?禮運篇》所描述的大同社會是儒家的理想，亦是孫氏唯生論的完滿體現。
　　孫氏對東西方文化的分野十分清楚，他有著堅強的民族自信心，反對全盤西化。在一次講演中他指出：西方文化是一種主張功利強權的霸道文化；東方化則是講仁義道德的一道文化。
　　儒家的文化理想表達的是自然經濟條件下的平民的願望，因而總是寄望于聖賢將它付諸實現，政治上表現爲精英主義或賢人政治。孫氏十分欣賞行井田的王莽和行新法的王安石，認爲這些“都是民生主義的事實”。但二十世紀初期的內憂外患使這位臨時大總統有名無實，無所施其仁。
　　蔣介石是以孫氏的三民主義傳人自任的。著名學者艾森斯塔特在《傳統、變革與現代性》中將國民黨1927—1937這十年的工作特點概括爲“新傳統主義”。說它“仍是按照傳統主義的方式來定義社會、政治和文化秩序中的中心象征，並將由革新性群體所形成的新象征和取向的內部整合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這時的艾氏是一個以西方爲中心的單線進化論者，他所謂的“新象征和取向”即是歐美文化。所以，他的貶評正說明了國民黨不僅在理論上，同時在實踐上與傳統文化確是頗有淵源。
　　1952年，從大陸潰退臺島後的國民黨第七次全體代表大會，把“保衛中國文化”，“實行民主憲政”，“平均社會財富”作爲“複興基地”建設的工作重點。當然，這一切者是在“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專制政體下實施。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之交，臺灣的經濟已趨穩定。但經濟發展並不等于社會發展。現代性是社會的穩定因素，現代化過程卻因導致社會結構的重組而常常引起社會動蕩。臺灣社會的危機來自（1）以歐美社會爲發展參照的“西化派”（自由派）知識分子；和（2）極端的地方勢力“臺獨派”。
　　以胡適等人爲代表的自由主義西化派曾經是國民黨的忠實盟友。但當他們對當局的政治批評發展到與地方勢力全作組建“在野黨”時，這種盟友關系也就走向了反面。由于這個群體本身缺乏廣泛的社會基礎，隨著當局對《自由中國》雜志的查封，他們也就基本銷聲匿迹了。
　　《文星》雜志可視爲這個群體的回聲或余響。其主角李敖把這一種思想或思路發展到了極端，即全盤西化，否定自身的文化傳統。李敖的激烈言辭風動一時，反映了經濟強壯，文化貧血的臺灣社會思想的迷惘。當時世界上風頭正勁的將傳統與現代作二元劃分的現代化理論，爲這種思想提供了認知上的基礎。依此理論，工業化過程即是西化過程。在相當長時間內，它誤導著第二次工業化浪潮中的國家和地區。
　　但更爲嚴峻的挑戰來自“臺獨”勢力，。由于曆史的原因，臺島近代以來長期孤懸海外，殖民文化有一定影響。“二?二八”事件和國民黨政權的大播遷使臺灣的人口自然地劃分爲臺灣人和外省人兩大塊。土地贖買政策使臺灣本地人在工商經濟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市場經濟的發展更增加強了他們表達自己意願的渴望和能力。以彭明敏、廖文毅等爲代表的“臺獨”運動在美國、日本等國際勢力的支持鼓勵下，將內部的政治矛盾放大爲一般的文化乃至種族沖突。他們鼓吹：“臺灣與大陸分離太久，文化習俗不同，已不同于中國人”；“臺灣應由臺籍人執政”，“臺灣前途由1800萬臺灣人決定”等等。
　　凡此種種不能不激發以中華文化衛道者自居的國民黨當局的警醒與自覺，：經濟起飛已經開始，但它將把“中華民國”帶向何方？從內部說，這種警醒和自覺乃是中華文化複興運動所以發起的最深刻的動因（從外部說，還有大陸所謂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作用）。

　　二、運動的展開：倫理建設

　　前文介紹的思想和現實背景實際已暗示了中華文化複興運動所要解決的問題及其所要采取的形式。蔣介石不僅爲這場運動制定了思想綱領，還親自出任中華文化複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簡稱文複會）會長。
　　他說：“中華文化之基礎，一爲倫理；故日‘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其始也，固在‘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且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棄者皆有所養’。二爲民主；故日：‘民爲貴’，‘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乃日‘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三爲科學，此即正德、利用、厚生之道，故孔子以爲政之急者，莫大于使民富且壽。而致富且壽道，則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耳。余篤信倫理、民主、科學乃三民主義思想之本質，亦即爲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之基石也。”
　　傳統文化包羅萬象，有經有權，有常有變。孔孟荀所稱道的三代禮樂文化，內聖與外王之道是統一的。但到宋明理學之後，二者漸趨分離，使儒學僅僅成爲一種心性修養功夫。孫中山先生以革命先行者的膽識和氣魄，勾勒出了孔子以仁愛爲哲學基礎，以大同爲社會理想的新形象，爲儒學在現代的複興開辟了廣闊前景。但是，作爲其政治綱領的三民主義，最初只是三個十分具體的目標（驅除撻虜；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缺少理論的超越性。稍後，將它們定義爲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則又完全失去了中華文化自身的特征。
　　蔣介石的這一段講話的意義即在于，在孫氏的三民主義思想框架裏，把東方和西方的文化精華整合到一起，從而將張之洞“中體西用”的文化展模式落實爲貫通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同時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思想綱領。蔣氏據此綱領，提出中華文化複興運動的基本路線是“守經知常，創新應變”，表明複興不是複古，一方面要發揚傳統，另一方面又要吸收外來文化之積極因素。它的前途是“吸收中西文化的精髓，融合一種新型的第三種文化。”
　　由蔣氏親自挂帥，黨政要員擔綱的文複會從“發揚倫理道德，培養法治觀念，促進生産建設”三個層面展開工作。這裏的倫理道德較之“三綱五常”有更爲豐富的內涵，包括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孫中山嘗謂，“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文複會秘書長谷鳳翔則說，“要健全社會，必須以孝弟仁愛的精神維護家庭倫常關系”，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愛精神建設互助盡已的大同社會。所謂“促進生産建設”，也不只是單純經濟發展，而是指社會生活水平的提高，即“實施充分就業，做到均富安和”。至于“培養法治觀念”，主要是指促進社會由“訓政”向“憲政”的過渡。
　　文複會設有衆多專門機構，各司其職，如學術出版促進委員會負責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輕一代普及學術精華。負責倫理道德之發揚工作的是國民生活輔導委員會。1967年，文複會即發起了“複興中華文化青年實踐運動，”制定出“青年生活規範”三十條。“規範”包括通則、食、衣、住、行五大部分，斟古酌今，均是按照可行性原則，以培養健全優秀的國民爲目的。此後，文複會又制定了“國民生活須知”，對全體國民在食、衣、住、行、育、樂諸日常生活方面出了基本要求。1970年，經過修訂的“國民禮儀範例”正式頒行，把對青年的培養目標擴展爲全社會的生活理想。
　　重視教育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臺灣當局對教育實行經費保證和法律保證。1969年，義務教育從六年延長至九年。這不僅有助于經濟發展和社會公正，同時也有助于中國文化在社會生根。孫中山認爲語文教育是統一國家，團結民族的重要工具。蔣介石亦指示“國文是一國文化的根基，無論學習文科和理科的學生，都要特別注意”。亡國先亡史。日據時期，臺灣的學校禁讀中國史，光複以後，臺灣教育部門爲增強民族認同，培養民族自信心，堅持以“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爲重的政策，自小學至大專院校，均講授《生活與倫理》、《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及《國民思想》等課程，冀使中國文化和道德“得以生根闡揚”。
　　臺灣經濟獲得長足的發展後，1986年文複會又通過“現代國民生活綱要”，指出文化複興運動推行的目標是；“提升現代化的國民素質，建立現代化的幸福家庭，締造現代化的社會國家”。針對工商社會物質主義對人的精神生活的侵蝕，這場“現代國民生活運動”重點推行孝弟、勤儉、禮節、秩序與整潔諸德日，希望借此使人們確立生活准則，注意身心修持，重視家庭倫理，增進社會和諧。尤其是希望能通過發揚孝道，由孝親而推廣爲愛人，以至于愛國愛民族，“使世界人類認識我們中華文化的精神價值，鼓舞群倫，相與爲善”。
　　著名社會學家金耀基先生指出：“中國文化傳統之落根處在家，中國文化複興之著力處亦必在家”。工商社會使人與人的關系日趨理性化，人文資源日漸稀缺。東方式的現代社會應該具有經濟與倫理二元合一的特征。文複會將蔣介石去世的四月定爲“教孝月”，以促進家庭的和睦，社會的和諧，民族的團結，堪稱爲中華文化培根固本之舉。文複會的具體措施有評選孝行楷模、編印《孝行傳真》、鼓勵三代同堂制度，建宗詞修族譜等等。八十年代，又會同教育部門推出了“加強家庭教育的五年計劃”。
　　當局重孝，確有“推此孝順之心，擴大爲民族感情，爲民族盡大孝”的考慮和作用，但同時也包含有移孝作忠，爲專制黨國尋求社會基礎的動機。在體制上，國民黨政權與其它專制國家的差別只在程度上。但從其五十年代以來的實踐看，卻屬于享延頓所謂的新權威主義，亦即傳統文化所謂的賢人政治。從二個角度可以對這種新權威主義表示理解。其一是臺島孤懸海外，需要某種權威維持其對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其二是在現代化進程中極易發生的“發展病”，諸如通貨膨脹、失業、分配不公和社會脫序等，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機構加以預防克服，爲現代化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保障。
　　哈佛大學的傅高義教授在述及臺灣社會和政治後來演變時寫道：“與共産主義不同，臺灣在實現工業化以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放松了政治控制，實行民主化。在臺灣工業化頭幾十年中取得巨大經濟發展和對財富的公平分配，使臺灣當局獲得更大的民衆支持，這種支持在其它後起工業化國家中是很少見的”。因爲這時的臺灣社會結構中，中産階級占有主導地位，保證了民主程序不致淪爲各種利益落差過大之社群間進行鬥爭的手段，而是社會協調發展的保障。

　　這應歸功于民生主義的實踐。

　　三、運動的展開：民生的建設

　　盡管倫理建設表現爲中華文化複興運動的重頭戲，但實際並不表現爲“運動”形式的民生主義經濟實踐，才是這一運動更爲本質的內容。
　　同是儒教資本主義，在日本，儒學是作爲一種社會資源，在民間促成了東方式的管理文化的形成；在臺灣，卻是通過三民主義而被最高當局當作社會發展的價值標准，自覺追求“東方式現代化”。這自然要“先立乎其大者”。在運動的領導者乃至孫中山先生看來，“大者”就是中庸之德，以大同社會爲終極目標的民生主義經濟。
　　中國曆史上沒有個體本位的自由主義傳統。“均富安和”的文化理想決定了執政當局必然在市場經濟的生産和分配過程扮演某種解色，來發揮協調和均衡的作用，而不可能象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鼓吹的那樣，放縱個人行爲，相信物競天擇即可自然而然形成合理的制度格局。臺灣官方明確指出：“我國的經濟政策是根據民生主義而制定的，是計劃性自由經濟”。所謂自由，是指允許民營經濟的自由發展；所謂計劃則是指公營經濟以社會責任爲動作軸心，二者公私相協互補，共同促進。從均富安和的社會發展目標出發，對自由的民營經濟並不完全放任。當局一方面節制個人資本，防止兩極分化，一方面又平均地權，使“耕者有其田”。有學者將此民生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經濟進行對照，認爲：資本主義偏于個體和自由，社會主義偏于群體和公平，民生主義則同時兼顧二者。換言之，在解決公平與效率這背反之二律的問題上，民生主義是取其中道，超越了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
　　這種思想有著傳統文化的背景依托。《易傳?系辭》謂：“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及萬民。”“富民”與“教民”是政府的本分和義務。孫中山從“正德、利用、厚生”的人文主義出發，提出中國實業之開發應分兩路進行：1）個人企業；2）國家經營。他特別強調，“要完全解決民生問題，不但要解決生産問題，分配問題也是要同時注意的”。毫無疑問，孫氏“實業計劃”中的“分配社會化”，必須以相當規模之分營經濟的存在爲前提。1958年，臺灣分營企業産值爲全部工業産值的50%。隨著民營企業的飛速發展，這個比率逐漸下降，但是在70年代降至20%左右時，便穩定下來。
　　蔣介石認爲，“政治的內容，綜合起來講，就不外國計民生四個字”。但他並沒據此即認爲政治家即等于經濟管理之專門人才。傅高義注意到，從表面上講，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是經濟政策的最高決策機關。但在實際上，1949年後的幾十年中，一部分受到技術訓練的官員們被賦予極大的權力，指導工業的發展。在臺灣經濟起飛的年代，臺灣的44位最高層經濟計劃官員中，有43位是大學畢業；其中52%在美國取得學位，9%在歐洲取得學位。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官員中工程師的比例較經濟學家爲高。因爲民生主義並不崇拜市場，而注重社會系統工程的協調，強調政府在獲得科技成果，爲重點項目分配資金和指導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因此，有研究者將尹仲容、李國鼎這樣的專家比作傳統的儒家謀士。
　　正是由于這種儒家謀士的存在，才使政府投資中公營事業的高投資比率得到維持，才使臺灣經濟的民生主義性質得到組織上的保證。在石油危機和世界範圍內經濟衰退的1974年和1975年，臺灣經濟大幅下跌，外貿出現巨額逆差。但十分注重協調就業增長率與收入增長率關系的臺灣決策機構並沒象一般資主本義國家那樣，用裁減員工的手段以保證收入的增長，也沒有通過壓低工資以維持充分就業，而是通過由政府采取財政與金融措施，動用公營經濟力量，保證老百姓在困難時期亦能爭取就業率與收入的同步增加。
　　論者注意到，“臺灣在經濟發展、産業政策、貿易方式上采取一套非常精致細密的幹預及鼓勵政策。臺灣的奇迹不是自由市場經濟的結果，而是指導型經濟所産生的結果。”這種指導既體現在生産上，也體現在分配上。臺灣當局把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作爲促進社會之均富安和的重要一環。統計資料顯示，工資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上升，而財産收入的比重則在總比重中呈下降趨勢。80年代初，“臺灣研考會”所做的第五次現代化調查表明，臺灣地區有56%的民衆主觀上認爲自己屬于“中産階級”。臺北和高雄兩個人口逾百萬的“院轄市”，在1988年則有94%的人口認爲自己屬于“中産階級”。
　　節制資本而又鼓勵民營實業，于是導致了中小企業的繁榮。1982年，臺灣中小企業占全部企業總數的99.5%，占全部從業人數的70%。全部附加值的55%和出口總額的65%。這些中小企業不僅是臺灣經濟的基礎，也是臺灣社會發展的基礎。從文化角度看，中國傳統家庭的通財之義，節儉之德，以及光宗耀祖的成就動機結構，均有助于零細資本的集中和積累，促成農業人口向工商業（手工業、加工業和零售業）轉變。臺灣經濟發展的決策者意識到並利用了這種文化資源。
　　曾經有人認爲日本儒學以忠爲核心，中國儒學以孝爲核心，所以日本的儒學能夠促進經濟發展，中國的儒學則構成經濟發展的障礙。中日儒學的差別源于中日社會結構的不同。中國的社會結構是“家——社區——國家”，日本的家則是一種家督主義，相當于中國社會結構中的擬血緣結構（社區），而不是血統主義的家庭。臺灣的經驗證明，以孝爲核心的家庭跟以忠爲核心的企業一樣，可能對經濟生産及其過程發生積極的推動作用。並且，由于孝是一種互相對待的愛的天性或情感，故能成爲“德之基”。盡管在企業文化層面它容易導致“裙帶風”諸消極影響，但卻能夠升華出具有普遍意義的仁，爲社會生活提供價值標准，維持人性的完整、自然和豐富。
　　民既富，則教以禮讓，因爲作爲三民方義理想的大同社會並不僅僅是就物質文明而言，同時包含著“講信修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文明因素。王道事業，就是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即《易傳》所謂“正家而天下定”。
　　社會變遷往往以文化變遷爲形式。傳統文化的符號價值系統，經過重新闡釋與建構，能夠成爲新型文化中的積極因素，而此文化的連續性又使社會變遷過程中群體的文化認同得到維持。臺灣經驗之實與中華文化複興運動所追求的理想之間不免存在差距，但客觀地說，其成就已遠遠超過了單純文化認同的維持，而是通過三民主義的接引過渡，使有著五千年曆史的中國文化的價值在現代世界重新得到確認。

　　四、幾點啓示

　　國民黨迄今的曆史可以劃分爲在大陸和在臺灣兩個階段，失敗成功，判然分明。但成敗的原因卻同在其處理政治與文化的關系：以文化價值作爲政治運作的軸心，“政作民之所好”，則興；反之，把集團利益置于天下人利益之上，“政作民之所惡”，則敗。
　　王夫之《讀通鑒論》論文化與政治之關系雲：“儒者之道與帝王之統並行于天下，而互爲興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分，而帝王之統絕，儒者猶保其道以孤行而無所待，以人存道而道不亡。”儒者雖能“以人存道而道不亡”，但其爲天下蒼生計，總是要經世致用“爲王者師”，希望“天下以道而治”。但是，千百年來，道統總是受到政統的抑壓摧折，故朱熹憤激而言日：“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國民黨在大陸時期即是如此。只是一敗再敗之後，退居一隅痛定思痛，才終有所悟而回心向道。在這“匪惟由人，蓋亦天數”的感喟之中，得道者昌，逆道者亡，應視爲臺灣中華文化複興運動帶來的最重要的啓示。
　　文化與經濟的互動在理論上說可以在三個層面進行，即管理文化的建設，經濟學範式的建立和社會發展模式的設計。就東亞那些可以稱作儒教資本主義的國家和地區來說，日本的突出成就在管理文化方面。新加坡達到了第二個層面，即儒學精神滲透到其所使用的經濟理論範式之中。但是，唯有臺灣，是先立乎其大者，把儒學的社會理想自覺當作追求的目標，因此，不僅文化與經濟的互動在多層面立體進行，而且幾十年努力的成功，直接成爲中華古老文化的複興。這樣的運動，是不能僅僅局限在學術界和教育界，亦不是僅僅靠民間社會自發地發展，還必須有政府的倡導，有政治領導者的自覺；上下貫通，多管齊下，形成一種時代潮流。這是啓示之二。
　　中國大陸改革已結束了“摸著石頭過河”的經驗主義，而開始探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這種理論的提出，標志著中共在建國方略不僅已經抛棄了斯大林模式，也已開始反思具有濃厚歐洲中心論色彩的社會曆史發展的五階段學說。但究竟什麽才是中國特色呢？竊以爲它不應是指相對于經典理論中社會主義革命“前夜”生産力高度發展而爲言的“人口多、底子薄”，那只不過是對中國社會主義缺乏信心的托辭。中國特色在其文化，在其獨具特點的社會理想和人生原則。明乎此，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東方式現代化社會模式及其道路的具體化。
　　如果這一切能夠成立，那麽，啓示之二對我們就是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
　　適者生存的市場是人的自然。市場理性是一種盲目的必然力量，它要求把一切事、物和價值乃至人本身商品化。中國文化是一種人文主義，強調“化性起僞”。“僞”即是文化，是對自然之性的超越。“均富安和”是人的文化理想，而不是物競天擇的自然法則，它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好的”中央政府來保障它的實現。
　　全盤西化不僅不是必然的，也遠不是必要的。現代化之初，發展水平的地區差異，群體差異都帶有一定必然性。在社會結構重組的過程中，民主是一把雙刃劍，極有可能毀掉發展本身。因此，新權威主義不僅無法回避，我們也必須承認它的某種合理性。不能不承認，只有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我們才能進入“政治——經濟——社會”三者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圈。這是啓示之三。
　　最後的啓示來自對中華文化複興運動的反思。也許國民黨當民確實是在效法先王力行仁政，但卻不能因此即自以爲聖王再世，而把一切與自己不同的聲音均斥爲異端。儒學是建設的，執著的，亦是批判的，反思的。作爲三民主義之實踐的中華文化複興運動，在民權主義方面乏善可陳，因而遭致了象徐複觀這樣政，這場運動的發展無疑會更健康，成果亦更豐碩。

　　也許我們所期望的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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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一、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體認
 
　　民國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國父一百晉一誕辰，先總統　蔣公發表中山樓中華文化會堂落成紀念文，其中言曰：「余篤信倫理、民主、科學乃三民主義思想之本質，亦即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之基石。」當時參加此紀念會之全體人士，遂聯合簽名籲請政府明定每年十一月十二日　國父誕辰紀念日，同時為中華文化復興節，並於五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恭請先總統　蔣公為會長，督導推行中華文化復興工作，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即由此開始。
　　民國六十年，中華文化復興會擧行第四次全體委員會議時，先總統　蔣公兼會長對大會指示中華文化復興工作，要「守經知常，創新應變」。守經知常，是發揚原有的優良傳統，創新應變，是吸取外來的新知。中華文化的復興就是要用優良的文化傳統，融合新的文化知識，以創出適合現代需應的更新的文化果實。這是我們對中華文化復興工作的體認，也是我們對中華文化復興所堅守的工作原則。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我們常以此自傲，但決不能以此自滿。近百年來世界局勢的演變，我們因受國內外各種不同因素浪潮的衝擊，中華文化已面臨到了嚴重的危機。
　　第一、西方科學文化的發展，物質文明登峯造極。科技的進步，已進步到把人送上了月球，我們實不能再墨守成規，泥古不化。
　　第二、共匪文化大革命，在大陸上已明目張膽要毀棄中華傳統文化，且想將中華文化從根剷除。我們民族文化已瀕臨存亡絕續的嚴重關頭，人類的精神文明將面臨到人獸不分的境界。
　　第三、經濟的繁榮，社會組織和生產結構的變遷，原有的傳統文化，已不能完全適應時代的需要。如何重估傳統，甄選傳統，來融合現代，適應現代，這是當前一個重要的課題。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促進國家現代化的動力，所以它的指導行則，不是泥古返本，而是溫故創新。因為溫故創新，就必須依據現代的生活需求標準，對文化傳統的價值系統和價值觀念，應重新加以評估、研判，而予以甄選；壞的不合時需的予以改革，好的合乎時需的予以保留，並將其融合於現代的科學精神，而予以發揚光大，這才是中華文化復興之道。
　　先總統　蔣公曾指示：「不按傳統空言現代化，則必失之妄。而墨守傳統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自將為時代所淘汰，必始終成為一劣等民族。因此文化傳統其不合於時代和環境者，故當改革矯正，而其為民族優良歷史文化者，則當審知其不變和可變的軌跡，融合時代和科學精神，而與時俱興，並使之日新又新。」這段話，就是說明了創新文化，必須從傳統的基礎上著手，一方面可藉傳統來啟導我們現代化應有的方向與內涵，一方面可藉西方國家的經驗來甄別與復興某些傳統質素，則所創新的文化，不僅是現代化的，而且是中國的。
 
　　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目標
 
　　（一）以倫理道德為淑世之本：倫理道德是中華傳統文化思想的精華，也是福國淑世最理想的行為準則。其最具體的行為表徵，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其最重要的哲學基礎是「仁」字，孔子對「仁」字的解釋，雖然因人因事各有不同的說明，但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這是最接迎孔子思想本意的闡明。所謂忠者盡己之謂；所謂恕者推己及人之謂。「仁」就是一方要盡其在我，另方面又要推己及人的行為原則。
　　有人說：中國文化是溝通人與人的文化，誠然不錯；因為儒家很明瞭社會上人與人關係的重要。人際關係相處得好，則社會上一切問題都可化戾氣為祥和；人際關係相處得不好，則家庭問題、社會問題、國家問題、世界問題，所有的問題都會發生，國民自無安樂幸福可言。但如何來融洽人際關係，就要靠倫理道德學說思想來促進，來維護。倫理道德的信條，是要大家來遵守，是相對的而不是單方的；是推己及人，達到人我共存共榮，相親相睦的目的。
　　儒家教學的出發點，著重在個人的修身；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也就是說由個人的修身而形成廣大的社會風氣，使社會上人與人之間能建立起良好的倫理關係、道德信守，而後發揮出沖和淑世的精神；但這首先必須從教育著手。
所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教育上，將國民教育改為九年。而且特別注重國民小學和國民中學學生的生活教育。

（二）以民主自由為福國之則：我國民主制度的建立，雖然是本世紀的事情，但我國的民本思想和民主觀念，卻早在二千年以前儒家即已發明並加倡導。書經上說：「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子說：「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禮運篇更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可見民主自由思想，不全是西洋的產物，我們早就有了。到　國父創建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才確立民主的定義，建立了一套完美的民主制度和政治理想。他說：「民主政治賴以維繫不墜者，其根本功能在於法律；必須全國有共同遵守的大法，使政治擧措有常軌。必須國會能自由行使其職權，使法律之效力能永固。所謂民治，就是法治」。可見　國父所倡導的民主是要以法治來配合，而不是濫用民主的口號來作宣傳。
　　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民主風度與自由精神的建立，除了依法運用外，更重要的還要有道德的修養，才不會逾越常軌。一方面政府官員要真正作為民僕的好榜樣，徹底革除官僚惡習；要有接受國民意見的雅量，負責盡職，為國民興利除弊，使社會安和樂利，以厚植反共復國的力量，而建立必勝必成的信心。一方面國民要了解個人的自由，要在法律範圍以內才能享受，不要濫用自由，作違法犯紀的勾當，不能讓自由的口號走入歧途，成為罪惡的護符。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倡導的民主自由思想，是要在　國父民權主義遺教中去多加體驗，多加了解。而且要在合法的自由民主權利內，團結一致，爭取國家最高榮譽，最大成功。這樣才可以防杜西方民主自由的偏差，才可以表現我們民主自由的風範。
 
　　（三）以科學技術為正德利用厚生之實：科學的研究與發展，在我國古代並不是陌生的學識，我國所發明的造紙、印刷、火藥、指南針等，對世界文化曾產生極大的影響作用，是人類文明躍進的關鍵所在。我們祖先對科學的智慧並不落人後，在千百年前卽有促進人類文明的科學發明。後儒因專心於性理之學的研究，疏忽了科學的重要性，至科學落後，給國人逐漸失去了研究科學的信心，所以　國父說對西方科學文明要迎頭趕上。但研究科學為的是在造福社會，而不是要殘害人羣，其終極的目的，是在養民，養民之道，不外衣、食、住、行、育、樂六項，故國父特以此六項科學化之建設，為正德、利用、厚生之張本。
　　近代科學方法，講求觀察分析、實驗考證，所以有應用科學之發展。而應用科學用在生產方面，就是機器工業的建設，也是西方國家富強的最大因素。今天我們國家正努力於各項經濟建設，邁向開發和現代化的途徑，發展科學，要厚植科技基礎，培養創新的能力。而整體籌畫，配合國家經建計畫，不僅要培植科學技術人才，而且要作育大規模企業組織的科學管理人才；有高度配合的組織，加上有紀律與效率的科學管理，才能使國家走上現代人的旅途，而獲致文化復興的真正效果。
 
　　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行則
 
　　（一）從教育改革為文化復興奠基：教育的功能除了增進人類智慧，灌輸生活技能外，並指導人類如何順利的適應生活環境，改善生活；而生活的各種表現就是文化。所以教育促進人類文化—生活表徵的動力。教育的進步促進了文化的興盛，而文化的興盛，更提高了教育的水準，充實了教育的內涵，擴大了教育對人類啟導的領域和功德，可見教育與文化確有互為因果的影響關係。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先從教育改革做起，這是必然的規律，也是奠基的工作。先總統　蔣公在倡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同時，也指示九年國民教育改制的成功，這是中華文化復興在我國教育制度改革上，一個劃時代的進步。
　　在教育的科目方面，以德、智、體、羣四育並重；不僅使國民知識水準普遍提高，而且使國民就業的機會普遍增多。重視生活教育，改訂了國小與國中學生生活教育的課本，將倫理道德貫注於學生日常生活中，切實教育施行。因國家經建的成長，對專業人才的急切需要，所以特別注重學生的科技教育，除在國民中學內實施試探性的職業陶冶，而於高中則側重於職業學校的發展，以配合國家經建及生產工作的需要；中華文化復興會並設立科學技術研究發明獎，以獎助社會一般人士對科技之研究發明，數年以來獲得本會獎助之科技人員及物品，不下十餘種之多。由是改善了整個國家的人力結構，提高了人的能力素質，使國家經建順利完成。在體育方面，注重全民體育的倡導與推行，團隊的合作與運用，改進學校與社會的體育設施，加強體育組織及團隊的訓練與活動，並經常擧辦國際體育活動與聯繫。發展體育學術研究，提高全民體育技能，以達到全民體育的良好風氣，使國民強健的體魄與優良的智慧，以發揮其建設國家現代化的高度能力，而達成教育改革的功效。
 
　　（二）從學術整理為文化復興開路：先總統　蔣公曾指示：「以心物羣己關係的和諧，造成新中國三民主義倫理、民主、科學的社會藍圖，是導致文化的整合。」所謂「文化整合」，就是要將我們固有的傳統文化作一番整理，去蕪存菁。同時並選擇西洋文化的精華，吸取採用，合中西文化融於一爐，而造成一種更新的能造福人類的中和文化。所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對古籍的整理而加以今註今譯者計五十七種之多，已有三十餘種註譯完成，現已出版。文字顯明易懂，確能達成宏揚傳統文化，發揮傳統文化功能的效益。編印中華文化概述，出版中國歷代思想家（一百位），介紹其生平思想行誼及其著作的影響作用，使國人對中國學術思想之演變，有較深入之認識。編印中國歷代忠孝人物故事（一百位）及忠孝文選，以發揚民族文化人文精神的宏偉風範。重新英譯四書，並向海外發行，以加強國際學者對中國文化之了解與景崇。譯介西方名著，有關於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等各方面者，已有多種出版。翻譯英人李約瑟所著「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編印「中國科學技術史」叢書、「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中國史學論文選集」、「中國人文及社會科學史叢書」、「中國近代法制研究」、「中國文獻西譯書目」、「現代化建設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專輯、「中華文化總論書目」、「中華文化復興論叢」、「研訂標準行書範本」等書，均已出版。引進新的科學技術，吸收新的科學知識，以加強國家現代化的行程。促進中西文化的交流，俾收文化整合之助益。這些學術上的整理工作，是光大中華文化所必循的途徑，也是融合中西文化所必採的方法。
 
　　（三）從文藝研究為文化復興發皇：文化復興所倡導的文藝，是要植根於民族文化的土壤中，以吸取民族歷史文化的滋養，而後才可開出民族文藝的花朵，以表現出民族文化的精神和特性。從民族文化人文主義所掀起文藝思潮，第一是宏揚倫理道德的具體行為，以表現國民的忠孝仁愛精神。第二是倡導反共產反奴役反迫害的民主意識，以穩固民主思想與制度。第三是發展科學技術，促進科技進步，以實現國家的現代化與現代文明。從這個立場和意志所作的文藝研究工作，它是有步驟、有計畫的在求研究與發展。其中最顯著的工作項目，如國家文藝基金會的成立，文藝政策的擬定。本會國劇推行委員會對國劇的改進與推行，如國劇的定期演出，劇本的整理與創作，場面人員的訓練，國劇課程的設計與課本的改進，擧辦各大專青年暑期國劇研習會等。並由中央到地方各文化中心機構的建立，聯合全國文藝界擧行文藝座談，各種文藝季的擧辦，文藝創作的獎勵，文藝研究班的設立，輔導各種文藝活動，如書畫展覽、戲劇演出、舞蹈表演、音樂演奏，各種文藝創作的比賽，各種傳統藝術的改進與弘揚。辦理國際文藝交流，研習國際文藝創作技巧。編印中華文藝史，糾正共匪對文藝的荒繆思想。配合大眾傳播的文藝節目，發揚文藝工作的多彩多姿。精印中國當代名家書畫專輯，表現文藝技術的優良進步，…凡此等等，都極強烈的顯示民族文化復興努力的成果，臺灣再也不會是文化沙漠了。

　　（四）從國民生活輔導為文化復興紮根：文化是生活的表徵，修明倫理，發揚道德，一定要從輔導國民的生活做起，使國民了解立身處世、為人做事、待人接物的道理。把倫理道德的真義涵詠於國民日常生活行為中，使其和睦相親與人為善的心理和行為，相習成風，以達成文化復興的紮根工作。因此，國民生活須知的訂定與推行，國民禮儀範例的倡導與實踐，使人與人相處的交互關係，有一定的標準尺度和適當的依據，才不致逾越常軌，有所歧擾。過去農業社會，人與人的接觸比較單純，倫理道德的行為目標，祗著重在家庭和單純的農業社會，問題較少。現在因工業社會的快速成長，經濟繁榮，交往頻繁，人際關係的急速變動，原有農業社會的倫理道德觀念，已不能全面適應；所以除了原有的倫理關係和個人道德修養，仍須積極輔導推行外，為適應現代工業社會的需要，第一，因社會的繁榮，大眾公共關係的增多，加強了公共道德的擴建，如清除髒亂，遵守秩序，愛護公物，維護交通等，均分門別類研訂條款，共同遵守。使國民在道德觀念上，覺得公共利益重於個人利益，就可消除個人自私自利的心理；減少公共的危害，卽可增進社會的福祉。第二，因經濟的發展，個人職業種類增多，職業道德更屬重要；而職業道德的性質，隨著職業的種類各有不同，如醫師、律師、教師、牧師、會計師、農工技師、商人攤販、新聞記者等，他們個人工作的品德，不僅關係大眾的禍福，甚至影響社會的安危。所以各種專門職業社團要簽訂公約，共同遵守，以達成社會的革新和國民的安和樂利。這是國民生活文化的表徵，也是中華文化復興的紮根工作，做的好，可以最顯明的永遠展示出中華民族文化的光彩。
 
　　（五）從融合中西文化達成文化創新的目的：為光大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使中華文化與現代西方學術思想深相結合，藉以攝取西方文化精華，從而促進中華文化創新發展，經擬訂「中華文化與現代西方學術思想融合發展推行計畫」，提本會第九次全體委員會議通過實施。並依照此計畫，復擬訂「中華文化叢書編印實施計畫」。其主旨在肯定中華文化價值，復興民族文化，闡揚　國父遺教暨先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精義，並宣揚三民主義建設成績，貫徹反共復國國策，並進而使民族傳統文化與現代學術思想相結合，與目前我國文化建設、政治建設、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國防建設等相結合，俾從該叢書各種科目的研究撰述中，促進中西文化融合發展，完成文化創新的目的。
　　融合研究發展之叢書，共分十二類，其涵蓋範圍頗廣，包括：1.中西哲學之比較研究發展。2.中西倫理思想之比較研究發展。3.中西文學之比較研究發展。4.中西藝術之比較研究發展。5.中西政治思想制度之比較研究發展。6.中西法制思想制度之比較研究發展。7.中西經濟思想制度之比較研究發展。8.中西教育思想制度之比較研究發展。9.中西社會思想制度之比較研究發展。10.中西禮俗之比較研究發展。11.中西國防思想制度之比較研究發展。12.中西科學技術交流之研究發展。
　　前項十二類叢書所需編撰出版之書，共計一百五十九種，編撰工作分十二個小組分別進行。依照進度管制，現已進到第四階段。全部作業，均有整套妥善之計畫與辦法，預定於五年內全部（包括編印）完全，以達到復興中華文化、融合中西文化之目的。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推行，迄今已十三年，成績如何？社會人士自有公正之定評；惟在此有必要一言者：第一，文化復興導向了正確的路線，倫理、民主、科學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基石，亦為三民主義思想的本質；復興中華文化，卽須切實的實踐三民主義。第二，文化復興促進了文化的蓬勃，過去國際人士謂臺灣是文化沙漠，現在臺灣各種文物活動，各種書刊印行、各種演講會、座談會、觀摩會、展覽會…的擧辦，幾乎每日都有，隨時可見，造成國家一普遍中興景象。第三，文化復興抬高了我國的文化聲譽和地位，在國際上，臺灣被認為是保存中國優良傳統文化最豐富的地方，增加了國際學者仰慕臺灣，崇敬臺灣，甚至熱愛臺灣而增加了來臺觀光人士的數量，改變了國際學者對臺灣的觀感。
　　凡此種種，皆全國同胞莊敬自強，團結奮鬥所獲致的文化復興成果。雖然這些成果，距我們的理想還相差很遠，但願全國同胞繼續努力，必能開創我們復國建國更好的機運和更新的局面。（陳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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