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9-09 06:10:51阿楨
《批判于丹》
遍讀李悅，李放的《批判于丹：正說《論語》智慧》（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07）
心得如前書評《于丹論語心得》所言：
啥"十四處謬誤"？同行相嫉加上學術vs通俗之爭的成分居多，除①明顯是謬之外，其餘多是屬如何解釋《論語》的小問題。
而非書商之宣傳：
《批判于丹》是由著名作家、“塞外鬼才”李悅和著名創新學家、創商（CQ）教育專家李放聯袂打造的一部對“學術超女”于丹的文化批判著作。于丹現象無疑是近年來中國文化界的一大熱點，于丹因爲在央視“百家講壇”戲說《論語》和《莊子》而聲名鵲起，被譽爲“學術超女”、“國學超女”。然而，于丹在受到一些媒體和觀衆們熱列追棒的同時，也遭遇到了衆多學術文化界人土的一致批評，形成了一場口誅筆伐的“倒于風暴”。
從李悅、李放和“十博士”等人對于丹的學術爭鳴和文化批判中，讀者們可以看到他們對于丹現象進行的理性分析和深刻反思，體現出文化學者和莘莘學子們捍衛人類思想的價值和尊嚴的堅定信念和拳拳之心。她必將在中華文化的創新發展曆史上鐫刻個輝煌的篇章。
作者簡介
李悅，遼寧省沈陽人，生于北京。素有“塞外鬼才”之稱。13歲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創作詩歌、散文、小說、文藝評論、影視劇本達200萬字。曾出版過長篇小說《漠王》、《千金公主》；中篇小說集《女檢察員》、《黑森林間的小屋》；短篇小說集《死光》；評論集《聽雪集》。根據他的劇本拍攝的電影《婚禮上的刺客》、電視劇《大清蒙古王》、《俠客行》、《活出個樣兒》、《功夫驕子》和《唐人街的故事》受到觀衆好評。其中《活出個樣兒》榮獲第20屆電視劇飛天獎及1999年全國“五個一”工程獎。李悅先生還是內蒙古一位著名藏書家，1995年他被評爲“首屆青城十大藏書家”之一。所幾年，他非常注重對文化的研究，寫了很多文化批評方面的文章，尤其對弱文化的批判，在社會上産生了深遠的影響。目前他正在創作反映晉商生活的百集電視劇《大盛魁商號》。
目錄
序一 爲李悅和李放的批判喝彩
序二 弘楊偉岸孔子的創新精神
序三 捍衛孔子思想的理性尊嚴
上篇 于丹《論語》心得批判
1.于丹的任意曲解《論語》
2.于丹的“心得”是些什麽
3.于丹的“心得”的危害性
4.易中天、于丹現象批判
下篇 敢對“學術超女”說不
1.“百家講壇”咋成“評書聯播”
2.揭秘于丹成名之謎
3.“于丹紅”蓋過“蘇丹紅”
4.拒絕于丹的思想課奔
5.于丹遭遇“思想滑鐵盧”
6.于丹不配做文化的“守望者”
7.于丹熱背後的“平庸文化”
8.于丹《心得》的錯訛舉例
9.于丹趣味語錄和故事賞析
10.于丹海外《論語》心得摘錄
11.于丹，請別忘堅守學術品位
12.破除對文化偶像的權威崇拜
“修養內心”能代表《論語》嗎？＞塞外李悅
“《論語》流傳2500多年,影響世代中國人。它的真諦,就是告訴大家,怎樣才能過上我們心靈所渴望的那种快樂生活。”這是《于丹〈論語〉心得》封面開宗明義的宣示。《論語》的核心价值只是“修養內心”，以求過上“快樂生活”生活嗎？
我們把于丹教授的所有心得加在一起，就能清晰地看出于丹這本書的主題思想。
第一章天地之道的心得：內視，去發現你的內心。
第二章心靈之道的心得：保持良好的心態。
第三章處世之道的心得：修養內心。
第四章君子之道的心得：返回內心進行修養。
第五章交友之道的心得：修身養性才能交上好朋友。
第六章理想之道的心得：理想之道就是心靈修養之道。
第七章人生之道的心得：人生之道就是心靈歷練之道。
看來這七項心得還不能相加，因為項与項之間十分相似，講的都是四個字：修養內心。抽取任意一項心得都能代表這本書的主題思想。七項心得只是一項心得的同義重复。于丹教授對“修養內心”的七次重复，是為了不斷加深大眾的印象，不斷加強主題的重量。
于丹教授知道如果她個人去宣講“修養內心”，完全可能像孔子一樣四處碰壁。于丹教授不愧是一位“知名影視策划人”，經過一番策划，她用《論語》包裝了自己，告訴大眾是孔圣人要求你們返回內心去修養。此法果然奏效，于丹教授不但在央視百家講壇上一連講了七天心得，而且她的這本僅有六万多字的心得一下子印了六十万冊，簽名售書還“創造了書業史上的一個奇跡”。她一下子成為了文化名人，一夜之間名利雙收。
孔子最具价值的思想哪里去了？
于丹教授只從《論語》中取了一點儿微不足道的邊緣思想，不能代表《論語》的主要思想。而她取的這一點儿有關“內心修養”的思想也是對孔子“內圣”与“外王”思想的割裂。孔子的最主要核心思想是仁愛思想，包含了原始人道主義的成分，孔子重理性、道德、人生的人本主義思想，曾對古今中外啟蒙思想家的反專制產生了巨大影響。孔子創建的儒家文化，是人類在農業文明時代最為成熟和發達的思想体系，然而于丹教授對此卻沒有一點儿心得和感想。
不管是于丹教授所理解的“士”還是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他們并不僅僅退回內心去進行修養，而是“道”的承擔者。他們自身的价值就在于像顧炎武所說的那樣“明道救世”。他們深知自己所堅守的“道”代表了超越性的精神世界，還代表了積极入世、干預社會、安頓百姓、為民族謀福的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只有他們才有資格代表社會的良知。
請這些“士”們退回內心去進行修養，就是讓社會的良知沉默、泯滅。良知讓知識分子們成為捍衛文化价值的群体，他們爭取的不是政治權力，而是社會的合理与公正。
于教授還寫道：“我們的物質生活顯然在提高，但是許多人卻越來越不滿了。因為他看到周圍總還有乍富的階層，總還有讓自己不平衡的事物。”
并不是因為出現“乍富的階層”，使我們大眾“越來越不滿”。我們的不滿是因為看到有許多人的“乍富”來得不公正，他們不是靠辛勤的勞動正當獲利，而是靠腐敗，靠權力，靠權錢交易而暴富起來。莫非對于這些丑惡現象也不能抱怨嗎？也不能反對嗎？
由于于丹教授的頭腦里從來沒有“合理”与“公正”的概念，所以即使對分配不合理的質疑也是于丹教授不想听到的。她寫道：“我們經常看到，老年朋友在一起，互相的交流是什么呢？往往是抱怨。抱怨儿女顧不上自己，說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們拉扯大了，現在你們都去忙了，連回家來看看都沒有時間；抱怨社會分配不合理，說我們當年干革命的時候，一個月才拿几十元錢，你們看我孫女，現在一去外企就掙三四千元錢，這對我們老干部公平嗎？”
社會分配不合理是存在的，而今我們的民主与法制的不斷改善与健全，就是為了爭取調節的正義和分配的正義。
曲解《論語》，掩飾生活真相
于丹教授在《于丹〈論語〉心得》一書的結尾處寫道：“我想圣賢的意義就在于，他以簡約的語言點出人生大道，而后世的子孫或蒙昧地，或自覺地，或痛楚地，或歡欣地，去實踐，從而形成一個民族的靈魂。”
如果拋開合理与公正，拋開物質利益，拋開思想的斗爭与進步，我們民族的靈魂會是什么模樣呢？那只能是犬儒主義式的靈魂。
在中國改革開放走向民主和法制社會的時代宣傳犬儒主義，無疑是一种倒退行為，等于給大眾讀者注射了強劑量含毒麻醉劑。
如今我國貧富差別日益拉大，弱勢人口不斷在增加。大量的文化和文學作品并不關注弱勢群体的生存狀況，在大眾的疾苦面前無動于衷。其結果是造成一個人格真空的時代，對我們的民族形成嚴重的精神毒害。
于丹若只是不關注弱勢群体，危害也還不算太大。她是在麻醉和毒化包括弱勢群体在內的大眾讀者。讓他們安于苦行，退回內心，不關注社會、國家和民族的發展，不与腐敗群体做斗爭，不去抨擊假、惡、丑現象，不必搞什么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成為一群在黃連樹下苦中作樂的快樂的庸人。這是用心靈的自我撫慰來消解對現實的理性認識，用曲解《論語》來掩飾生活的真相；用“返回心靈”的逃世方式來躲避對生存重荷的承擔。現實生活并不因躲避而有絲毫的改變，改變的只能是躲避者，他們的人格只能日益萎縮化、侏儒化和動物化。
潛心內視并尋求心之所安的思想并不是始于于丹教授，中國傳統文化本來就有著內傾精神，當“外推”遇到了一個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外在世界時，出于無奈和絕望，就只好轉而“內傾”。
這种內傾精神難以積极地激勵一個民族去尋求對外在世界的系統了解，而科學則是對于自然現象各方面的規律進行系統的研究，西方文化的外傾精神有助于系統科學的發展。
中國的內傾文化与西方的外傾文化在尋找人自身的問題上大有差异。西方人把人當成認知對象，中國人把人當成充滿感情和欲望的生命整体，能与天地万物為一体，還能通向世俗人間，构成人倫秩序，因此中國的政治很難從人倫秩序中划分出來，也就很難建立民主政治。遠的不說了，就談清朝吧，內傾文化影響國人為尋求內心的修養和安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們的科學技術落后，政治上沒有民主制度，當西方列強國家的船堅炮利入侵時，我們只得喪權辱國，就連內心的安宁淡然之境也隨之破碎了。
以媚俗為目的，只能錯誤百出
大眾讀者并不是因為想研究《紅樓夢》而去讀劉心武的紅學，也并不是想研究《三國演義》而讀易中天的《品三國》，當然這次爭讀《于丹〈論語〉心得》也并不是想成為儒學專家。
劉心武不過是個索隱派，硬是要為虛构的小說《紅樓夢》找到真實的原型；易中天以史書當武器，去批判虛构的小說《三國演義》，犯的是方法論的錯誤；這次的《于丹〈論語〉心得》曲解和閹割了《論語》，宣揚了錯誤的思想。
以上三位文化名人都因錯而名聲大振。這是一种充滿矛盾的文化現象。對此現象進行分析，有的人會說是強勢媒体起了巨大作用。其實，媒体的炒作包裝只是一种外在形式，但起主要關鍵性作用的應該是文化心理，是大眾讀者的文化心理的興奮中樞被一下子點擊中了。
美國學者理查德·凱勒·西蒙在他所著的《垃圾文化》一書，明白指出：“所謂的‘垃圾文化’，無一不是古典文化在當代新現實中的翻版。”讀了劉心武、易中天和于丹的大作之后，我更理解了理查德教授的意思。原來劉心武、易中天与于丹成功的秘訣，就在于將古典文化在新現實當中翻了一下版，雖然是曲解的翻版，畢竟也是翻版，這樣就擊中了大眾讀者文化心理的中樞。
劉心武、易中天与于丹等人無論走上“百家講壇”，還是出書，都是為了媚俗，他們知道這是一個媚俗的時代，媚了俗就有听眾，就有讀者，就能名利雙收。
欲媚俗，就得將古代經典文化作品翻成現代版，翻版的方法就是折散過去文化的全部結构，以期從中找到合适的材料。劉心武是拆散了《紅樓夢》，從中找到了秦可卿這么個由頭，然后經營他的“大眾紅學”；易中天從《三國演義》中找到曹操等歷史人物為他“品三國”的由頭；于丹則從《論語》上找到“回歸內心”的由頭。然后易中天与于丹再去給“大眾讀者”制造出“大眾文化”。
這种制造大眾文化的方式原本是以媚俗為目的的，怎么能不錯誤百出呢？
于丹誤讀示例
子貢問政（第9頁）
原文：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于丹的解釋：“沒有糧食無非就是一死，從古而今誰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國民對這個國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潰和渙散。物質意義上的幸福生活，它僅僅是一個指標；而真正從內心感到安定和對于政權的認可，則來自于信仰。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政治理念，他認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個國家凝聚起來。”
于丹在這里把“民無信不立”的“信”解釋成“信仰”和“對政權”的認可，顯然將“民”當成了這一句話的主体。子貢向孔子問政，是問一個國家政治穩定的條件。孔子回答時也是把國家當成主体的，只有國家才能做到“足食”和“足兵”，同樣也只有國家在“必不得已而去”時，有權力和有能力“去兵”和“去食”。因此，“民信”的主体是“國家”，而不是“民”。“民信”的正确解釋應該是“取信于民”，就是讓老百姓相信。
事君數（第40頁）
原文：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于丹解釋：“如果你有事沒事總是跟在國君(領導)旁邊，雖然表示親近，但离自己招致羞辱就不遠了；你有事沒事總是跟在朋友旁邊，雖然看起來親密，但离你們倆疏遠也就不遠了。”
“事君數”中的“事”當“事奉”講，而不能當“有事沒事”講。同樣“朋友數”是指与朋友相交頻繁無度，而不是“有事沒事總是跟在朋友旁邊”。這段話准确地講應是：“服事君主頻繁無度，就會招受羞辱；与朋友相交頻繁無度，就會遭受疏遠”。兩种解釋是有區別的。
言寡尤，行寡悔（第44頁）
原文：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余，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于丹在解釋這段話最后一句時說：“一個人如果在說話里面少了指責、抱怨，在行為中少了很多讓自己后悔的經驗，這個人出去做官做事，就能成功了。”
“尤”在此處應當“過錯”講，而不能當“指責、抱怨”講。因此“言寡尤，行寡悔”，應解釋成“說話過錯少，行動悔恨少”。
君子不器（第64頁）
原文：子曰：君子不器
于丹寫道：“君子不器。”君子在這個世界上不是作為一個容器存在的。容器是什么呢？就是你合格地中規矩地擺在那儿做一份職業而已。
“君子不器”四字被實解了，解釋成“一份職業”，殊不知《論語》上這四個字是一种比喻，是說君子不要像各有其用的器皿一樣，用固有的模式來局限自己才德的發揮，這個比喻強調君子全方位發展的重要性。
「學術超女」于丹竄紅大陸 引學術論戰＞ 李黛娜
正當全球吹起中文熱的時候，去年年底以個人的理解，透過口語化的方式在大陸媒體講演《論語》與《莊子》的「學術超女」于丹急速竄紅，在中國刮起了復古傳統風。不過人紅是非多，批評者認為于丹對經典的評點不到位，乃至有褻瀆經典的嫌疑。支持者認為，文化是多元的，沒必要一味標榜經典、聖賢。
于丹並不是研究古漢語出身，她是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從事電視研究的教授，影視傳媒系主任、影視學博士、碩士生導師。去年十一期間在央視百家講壇講讀《論語》心得一舉成名，其後著述《于丹「論語」心得》銷量超過150萬冊，被媒體稱為「學術超女」。
今次于丹在央視百家講壇的《莊子》心得剛剛播完，文史專家張蔚星就提出，于丹的講解存在不少謬誤，再加上媒體的廣泛報導，于丹的著作熱銷，她對傳統文化很多不正確的解釋，會被大眾奉為真理，貽害巨大。
3月5日更有來自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山大學、暨南大學等知名大學的10名博士在網上聯名發帖，稱要「將反對于丹之流進行到底」。發起者為中山大學研究古詩詞和古文獻的徐晉如博士，稱于丹「極度無知，傳播錯誤的甚至有害的思想」。
他們認為，「當于丹用『心靈雞湯』般的語言來猥褻孔子時，人們早就在不知不覺中被煮熟」，還呼籲不要再鬧出「把廁所當客廳的笑話」了。帖子在網上貼出後，立即引起萬人跟帖。甚者，更在于丹新書籤售會的現場穿著「孔子很生氣，莊子很著急」T恤進行抗議。
13歲開始發表文學作品的文藝評論家、劇作家──塞外李悅，特別撰文〈「論語」可以亂講嗎——批評于丹〉發表於論壇。他認為，現在似乎是一個沒有文化大師的時代，卻是一個文化名人輩出的時代。文中指出，于丹曲解了《論語》，認為該書誤導了那些沒讀過《論語》的讀者。
2007年3月3日，于丹在北京簽售新書《于丹〈莊子〉心得》，引來數千讀者冒雨排隊等候。不過火爆的場面不光引來了追捧于丹的讀者，還招來了學術反對者的光臨， 一男子身穿寫有“孔子很著急，莊子很生氣”等反對于丹學術標語的白色T恤，沖到簽售現場欲與于丹理論，被中關村圖書大廈一群保安連推帶搡架出門外。（新紀元）
塞外李悅認為，于丹的主要感想是，「《論語》的真諦，就是告訴大家，怎麼樣才能過上我們心靈所需要的那種快樂的生活。」但是實際上，《論語》並不是提供「心靈所需要的那種快樂生活」的百科全書。于丹只能選取與「快樂的生活」有關的篇章，這些篇章只不過佔《論語》的1/10左右。于丹所講的《論語》的10％，卻有許多曲解之處，需要給讀者一個正解。
比如《論語‧顏淵》中，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于丹解釋：「沒有糧食無非就是一死，從古而今誰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國民對這個國家失去信仰以後的崩潰和渙散。物質意義上的幸福生活，它僅僅是一個指標；而真正從內心感到安定和對於政權的認可，則來自於信仰。這就是孔夫子的一種政治理念，他認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個國家凝聚起來。」
于丹將「民無信不立」的「信」解釋成「信仰」和「對政權」的認可，顯然將「民」當成了這一句話的主體。子貢是問一個國家要想政治穩定，需要哪些條件。孔子回答時也是把國家當成主體的，因此，「民信」的正確解釋應該是「取信於民」，就是讓老百姓相信。
再比如，《論語‧雍也》篇中，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于丹解釋為：「你自己想有所樹立，馬上就想到也要讓別人有所樹立；你自己想實現理想馬上就會想到也要幫助別人實現理想。能夠從身邊小事做起，推己及人，這就是實踐仁義的方法。」
李悅在文章中批評說，實際上，「能近取譬」是講與身邊相類似的人將心相比，而不是「從身邊小事做起」。「從小事做起」怎麼會「推己及人」？諸如此類的在于丹的書中共有14處「謬誤」。
不過，支持于丹的人則認為，以前沒讀過《論語》、《莊子》，但看了于丹的節目，覺得經典離的很近，她把一些為人的道理講出來，讓人覺得經典不再難懂。用一些淺顯的語言娓娓道來，也沒什麼不好。
也有學者指出，這也是中華民族的悲哀，以《論語》為例，這是一部流傳了幾千年的文化經典，可是，現在的中國人，從小到大，有幾個人完整地或者較完整地讀過《論語》？即便出身如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的大學生們恐怕也沒有幾個真正的讀過。雖然中小學教科書裏選有《論語》的部分章節，但那比蜻蜓點水還不如，簡直可以忽略不計。《論語》如此，遑論其他。民族傳統經典的斷裂，造成了整個社會文化生態鏈的斷裂。
南京大學中文系學者傅元峰接受大陸媒體採訪時說：「從表面看，大家的矛頭都指向了通過央視百家講壇成名的學術名人們，實際上真正的罪魁禍首是『百家講壇』。只要百家講壇存在，就會有源源不斷的于丹被製造出來，如果這個平臺的節目理念不改變，批判的聲音會越來越多。」
因此，他認為真正應該反思的是「百家講壇」：「對於它這樣的文化傳播者來說，不是收視率高了節目就獲得成功了，相反欄目的文化責任擔當、欄目對傳統文化的保護、闡發等是相當匱乏的。不客氣地說，『百家講壇』代表的是典型性文化症狀。在這種前提下，僅僅去批判學術明星們，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做法。」
華府中國問題專家石藏山也認為不應該單純批判于丹，他告訴新紀元記者，「可以從更大角度看這個問題。一是中國社會需要一種內向的文化認同，二是于丹提供了一個契機，使中國從新向中國傳統的古典去尋找，這些都是正面的。」
石藏山認為，于丹對傳統的解讀錯誤，源於中共近年對中國文化的扭曲。不過應該強調，任何文化和藝術，都是心物的一種共振感應，而現代心、和古代的物（儒家）發生的感應，肯定不是傳統儒家的東西。但總體看，也許應該採取某種程度的寬容，因為這總比共產黨那套要好得多。
http://mag.epochtimes.com/014/2878.htm
于丹之爭：文化符號還是利益博弈
新華網重慶頻道４月２８日電（記者張琴）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于丹的走紅一直爭議不斷，北京十博士發表“批于檄文”認爲于丹誤導大衆錯讀經典，隨後重慶十博士發表聲明認爲應該寬容對待于丹及其學術解讀。不久前，北京十博士推出了新書《解“毒”于丹－－－告訴你未被糟蹋的孔子與莊子》，而此外批判于丹的書還有３本。
時至今日，有關于丹的爭論越發沸沸揚揚，一場本該純屬文化和學術的探討漸漸演變得十分複雜，商業利益的陰影揮之不去。
于丹走紅惹惱了誰？
于丹是從“百家講壇”的“造星運動”産生的明星學者之一。在她極富感情和現實背景的詮釋下，“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等《論語》裏的經典話句，成爲當下流行的“時髦”語。《于丹的〈論語〉心得》賣了６０萬冊，最多一天的簽售量達８０００冊。更令人吃驚的是，網絡中甚至出現了以年輕人爲主的“魚丸”（于丹的擁戴者）、“乙醚”（易中天的擁戴者）和“海飛絲”（紀連海的擁戴者）。
在正在此間舉行的第十七屆全國書市上，《于丹的〈論語〉心得》仍然十分暢銷，甚至成爲團購圖書排行榜的第二名。書市團購負責人告訴記者，零售暢銷書成爲團購的搶手書，這樣的情況並不多見，可見這本書的受歡迎程度。記者在全國書市展銷現場也看到，有很多人自掏腰包購買《于丹的〈論語〉心得》。
然而，于丹的走紅卻受到了廣泛的關注乃至爭議。北京的十位博士聯合發表聲明《我們爲什麽要將反對于丹進行到底》，批判于丹的解讀中有諸多“硬傷”，認爲她對學術的不嚴謹“戲說”已經對大衆産生了誤導。這十位博士還于近期推出了新書《解“毒”于丹－－－告訴你未被糟蹋的孔子與莊子》，繼續批判于丹及其學術解讀。在此之前，《孔子很著急》、《莊子很“生氣”》兩本同樣批判于丹的書已經出版發行，而另一本《當〈論語〉遭遇于丹》一書也將于近期上市。
記者本想采訪事件主角于丹教授，但她始終明確表示不願意就此接受媒體采訪，並在參加完全國書市的幾個活動後于２７日匆匆離開重慶。
十博士交鋒所爲何？
就在北京十博士發出批判于丹的聲明後，重慶十位博士也發表了聯合聲明，提出大家應該平和看待于丹走紅現象，寬容對待于丹對學術的解讀。這十位博士分別是重慶工商大學的蔡敏、鄧偉、黃文、程世波以及西南大學劉幼昕、四川外語學院譚代龍、重慶交通大學李紅秀、重慶大學錢鋒和劉揚。
兩地十位博士的兩種態度的聲明，一時間再次將公衆對于丹及其學術解讀的關注熱度點燃，爭議也隨之而來。
重慶的十位博士指出，于丹對于《論語》和《莊子》的解讀，起碼促成了更多人關注和喜愛國學經典，而且大家應該寬容對待不同文化傳播形式的出現，尊重和相信觀衆和讀者也有自己選擇的權利和鑒別能力。此外，對于丹諸如“最淺薄的作者”、“中國文化到了危機關頭”等措辭也是不夠嚴謹的，甚至有點像是人身攻擊。
錢鋒博士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于丹之爭也反映出現在知識分子的一種浮躁，一些批判根本不是就學術本身，而是對于丹走紅的一種心理不平衡的宣泄。此外，媒體的炒作使得這些人有了發揮的空間，也反映出包括媒體的整個社會的功利、浮躁和淺薄。
針對受到批判的于丹講學中的“硬傷”，鄧偉博士對記者說：“中國古代經典作品到了現代不該只有嚴肅學術一種傳承方式，而是應該有多元化的形式。于丹的解讀也許有不妥之處，但她講的是于丹心得，每個人都有權利說自己的心得，但不要攻擊別人的說法就是‘褻瀆學術’。”
劉幼昕博士認爲，《于丹〈論語〉心得》是將晦澀難懂的傳統經典內容通俗化、平民化的一種創新嘗試，更多國民通過此從有聽講的興趣、到産生閱讀經典原著的行爲，從而産生自己獨到的思考和心得。這未嘗不是教育和社會的一種進步。
“大學課堂也罷，公衆論壇也罷，應當多些思想與心得的真誠分享，少些無知者嘩衆取寵般的炒作與惡搞。某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士也要反思自己作爲教育的所謂“精英”，能否爲大衆和社會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劉幼昕博士說。
幾位博士在接受采訪時都表示，他們沒想到發表聲明後也卷入于丹爭論的旋渦中去，針對他們的各種評論也層出不窮，讓他們很無奈，因此現在也不再關注和參與有關的評論。
文化探討應該平和回歸
其實，類似的“爭鬥”早就存在。余華推出《兄弟》後，批判書《爲余華拔牙》應時而出，而劉心武的紅樓夢解讀書籍也引發了數十本批判其“紅學觀”的圖書。
鄧偉博士說，大家可以探討學術觀點，但不能爲了某些利益隨意批判，這不利于國學的傳播，甚至也不利于批判者自身的學術研究和社會形象。
同爲《百家講壇》明星學者的紀連海則在全國書市期間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大家對學術的解讀不一樣很自然，針對不同受衆選擇不同的解讀方式也很自然，所以他覺得百家講壇的講學方式能夠普遍適合最廣大受衆的需求和情況，讓普通百姓也了解一些國學和曆史文化。“我不覺得丟人現眼，也不怕別人批判，我們本來就不是針對學術界的專業研討，而是針對普通人的通俗講學。”紀連海直言不諱。
重慶社科院心理學研究中心主任孫元明認爲，易中天、于丹和紀連海等明星學者的講學是將學術與大衆傳播的有效結合，給公衆提供了一種通俗的國學解讀大餐。他們是具有專業知識，又善于表達的現代學者，他們傳播的國學與曆史文化對促進國民閱讀古典經典是有積極意義的。此外，“論語百家煮”，一百個人對孔子就有一百種解讀，沒有是非對錯，討論研究要保持平和寬容的心態。
孫元明還指出，什麽樣的觀點不重要，只是擔憂公衆以爲于丹或者別的誰的觀點就是全部，這就有産生誤導的可能。所以，其他專家學者也應該利用各自可能的渠道，盡量發表和傳播自己的觀點，讓公衆全面接受各方信息，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國學與曆史文化。
http://www.cq.xinhuanet.com/news/2007-04/29/content_99280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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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涉及對“攝衣”的解釋。易先生把它翻譯成穿衣服，於情理倒也無大礙，但於詞義就有些不能安了。清代王念孫《讀書雜誌•漢書九》有“輟洗起衣”條，說的正是文中這件事，考證的就是“攝衣”這個詞。他說：“此文本作輟洗起，攝衣，延食其上坐。鄭注《士冠禮》曰：攝，猶整也。謂整衣而延之上坐也。”“攝”就是整理，原文正確的翻譯應該是：劉邦站起身來，整理一下衣服（以示鄭重），向酈食其賠罪。
九、第178頁：“他小時候，他叔叔項梁先讓他學字、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
《史記•項羽本紀》：“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
這段話乍看沒什麼問題，但從邊欄上所引的《史記》原文看，斷句有誤，作者的理解自然也有偏差。這個問題倒不能怪易先生，因為中華書局標點本《史記》就是這樣斷句的。造成斷句錯誤的原因在於對“去”字的誤解，在古漢語中，“去”的意思是離開，而不是前往，如果說“去長安”，今天表達的是到長安去，古代說的卻是離開長安，意思正好相反。在《史記》這段話中，應在“去”之後斷，“去”自成一句，意思說他學書不成，就放棄（離開）了，而不能連下文“學劍”為句，那就講成今天的“去”了。
十、第189頁：“（欒布）從齊國出使回到京城，要向劉邦匯報工作，匯報的地方就是懸掛彭越人頭的那個地方。於是欒布把工作匯報了，這是公事優先；匯報完工作，完成了使命，交代了任務，欒布轉過身來就跪在彭越的人頭下放聲大哭，就當著劉邦的面。劉邦是勃然大怒，心想還有這樣不把朕的命令放在眼裡的人？”
《史記•季布欒布列傳》：“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 …”
易先生的譯述真有些駭人聽聞！有兩大奇異之處：一是奇在匯報工作的地點居然就在懸掛彭越人頭的地方。掛人頭的地方必在鬧市，好起到示眾儆百的效果，洛陽雖是劉邦的臨時首都，貴為皇帝也總不至於在大街上辦公吧？況且再嗜血如命的人，也不會特意安坐於人頭之下處理政事啊。
《史記•淮陰侯列傳》：“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
這段話說的是韓信問劉邦自覺與項羽相比怎麼樣，劉邦思量半天老實回答自己不如項羽，這難道是件值得恭喜的事嗎？作者只知“賀”有慶賀、祝賀義，殊不知“賀”還有個義項表示贊同、附和，《漢語大詞典》該義項下舉的第一個例子就是《史記》裡的這段話。此處韓信只是對劉邦的回答表示贊同而已，作者不明就裡，於是大講了一通韓信為什麼要“賀曰”的道理，未免強作解人了。
六、第96頁：“韓信下令：撤！把大將軍的旗子、中將軍的旗子、小將軍的旗子都給我扔地上……咱們跑吧，調頭跑，走水上軍——水上面還有一個軍營——往後撤，全部撤到水上軍營裡面去。”
《史記》交待之前“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然後派出一支軍隊前去挑戰，交戰良久，佯作失敗，逃到“水上軍”那兒，水上軍就是預先“背水陳”（背水布陣）的軍營，這支軍隊是在水邊扎寨的，水上面如何扎寨呢？馬步軍怎麼一下子變成水軍了？
七、第126頁：“劉邦得到的諡號就是'高'，所以稱之為高皇帝，也稱為漢高帝……劉邦得到的廟號也是'高'，叫做高祖……廟號要高於諡號；廟號當中，祖又高於宗。劉邦是祖，而且是高祖，是最高的一個等級，所以劉邦是在漢代得到後世最高評價的一個皇帝。”
劉邦的諡號“高”是沒有問題的，至於他的廟號，就不是“高”了，而是太祖。《史記•高祖本紀》裡說得很清楚：“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所以後世對劉邦準確的稱號應該是太祖高皇帝或漢高帝。漢高祖這個叫法是把諡號與廟號合到一起了，司馬遷這樣說，班固在《漢書》裡也基本沿用，從此造成了後人普遍的誤會。再說一點，即便廟號是“高”，也不是個等級的問題，並不意味著他是後世評價最高的皇帝，因為廟號是宗廟裡的排次，劉邦是開國皇帝，在宗廟裡是始祖，自然排位在上。至於對他的評價是不是最高，那是另外的問題了。
八、第138頁：“劉邦說，對不起，讓兩個足底按摩的小妹走開，然後把衣服穿起來，把鞋子穿起來，一本正經地說，酈先生請坐。”
《史記•高祖本紀》：“酈生不拜，長揖……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
二是奇在欒布匯報完工作，轉過身來就當著劉邦的面，跪哭彭越，太有戲劇效果了，太突顯欒布凜然不懼的高大形象了！可惜不是！原文明明說欒布是被吏捕到，報告給劉邦的，“聞”就是讓皇帝知道的意思，那就不可能是當著劉邦的面。原文接著說，皇帝命令把欒布押送來，如果是在劉邦面前哭，劉邦何需“召”他來呢？
這段話正確的理解是這樣的：彭越生前是被封為梁王的，欒布早先被彭越贖救，做了梁國的大夫，因此，欒佈出使齊國，是梁王彭越派去的（欒布不是中央政府的人，不可能由劉邦派出），出使歸來自然應該向彭越復命的，但此時彭越已被處死，所以他就只能在彭越的人頭下向他奏事，履行程序，然後設祭致哀——其時劉邦不可能在場——結果被拘捕，又被劉邦召去了。易先生把欒布奏事的對象錯當成劉邦，遂製造了這千古奇聞。
書中還有不少筆誤一類的差錯，在此就不求全責備了。
上面這些錯誤，涉及的都是古代的常用詞語和常見文化現象，並沒有多少高深的學問，有些是“百度”都知道的。只要勤查字典勤上網，引用古書多推敲，就可以避免出錯的。語言是思想的工具，一詞一句雖是細枝末節，但理解稍有偏差，闡發的思想就可能南轅北轍。愈用力，愈離題萬里；越有才，越留下話柄。凡為師為文者，能不慎乎？餘為此文，亦以自勉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