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8-22 06:22:07阿楨
《傳統與變遷》
讀周曉虹的《傳統與變遷：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的嬗變》（北京：三聯書店，1998 ）
其內容不過是以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式，研究周莊與虹橋（分別代表改革開放的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的傳統與現代之變遷過程。
目錄首章怎會標：中國農民的心理世界：一種社會史或心態史的研究？
你太孤陋寡聞或學術本位主義了吧，由本台已貼相關書評，可知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史學、甚至文學，早已科際整合了。
是嗎？不過由後貼諸文，可知《傳統與變遷》結論：
蘇南模式在建立集體所有的鄉村工業的過程中，農民為接觸現代工業文明付出的代價較小，並因此形成适應變遷的秩序感；溫州模式在建立個體所有的鄉村工業的過程中，農民付出較高的心理和社會代價，但也獲得了高度的個人自主性和效能感（p.317）。
就未免有點過時了，其因在於隨著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之發展，兩種模式均面臨各自不同的挑戰和調整。
第一章 中國農民的心理世界：一種社會史或心態史的研究
一、問題的緣起
二、社會史，抑或心態史
三、傳統性與現代性：概念的詮釋
四、周莊和虹橋：研究個案和史料的選擇
第二章 傳統及其對農民行爲的塑造
一、鄉與土：農業文明的底色
二、血緣和地緣
三、禮俗：神聖化了的傳統
四、鄉民的心態
第三章 接觸現代：壓力、困境與選擇
一、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與自然經濟的解體
二、貧困的境地
三、現代性的滲入與生長
四、走出土地：對變動社會的被動適應
五、朝向現代的最初嘗試
第四章 徘徊于傳統和現代之間
一、土地改革及其社會影響
二、集體化的動力
三、人民公社：對小農經濟的反動
四、狂熱與冷漠
五、走大寨之路，或人民公社的最後歲月
第五章 劇變，或向現代的進一步邁進
一、變革依舊始于土地制度的變動
二、鄉鎮企業：現代性的熔爐
三、“浙江村”：以特有的方式進入城市
四、江浙農民社會心理的實態分析
五、有關江浙農民邊際性的若幹說明
第六章 結語：比較與前瞻
一、周莊與虹橋：兩種模式及相關的比較
二、江浙農民精神世界的未來圖景
周曉虹 1957年出生于杭州。自1977年起先後考入南京醫學院醫學系、南開大學社會學系和南京大學曆史系，並分別獲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現爲南京大學社會心理學研究所所長，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已出版專著《現代社會心理學》（上海，1997）、《現代社會心理學史》（北京，1993）； 譯著《薩摩亞人的成年》（臺北，1990）、《社會學習理論》（臺北，1995）、《人格，文化的積澱》（長春，1989）、《社會心理學的曆史與體系》（貴州，1991）等。另在《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曆史研究》、《社會學研究》和《讀書》等雜志發表學術論文四十余篇。
021《中國東部地區社會結構變遷》
關家麟 黃陵東 編著的《中國東部地區社會結構變遷：福清市社會階層個案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
雖屬於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結構變遷課題組”計劃之一，但由後評《中國中部地區社會結構變遷》的寫作方式之異，可看出各地區各有其主導性。
《東部》是通過訪談、問卷和個案資料，理論聯系實際，整個研究計劃由主編主導，探討福建省福清市社會階層結構變遷的基礎和動因；“農民”的流動；“工人群體”的分化與重組；“幹部——知識分子階層”的更新與重構；社會的新興階層、社會的“邊緣階層”和現階段階層結構整體透視等方面，分析闡述了福清市社會階層結構變遷的背景。
而《中部》將湖北省漢川市選為中國社會結構變遷調查的縣級市調查點，除了未署名的一篇總報告、還包括分別都由數人撰述的33篇分報告。報告雖詳細描述了漢川改革開放20年來社會階層結構的變遷，對漢川社會階層變化作了總體分析，報告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生產資料佔有狀況和勞動就業為標準，把漢川的群體劃分為9個階層:管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人員階層、個體業者階層、商服人員階層、工人階層、農民階層、無職業者階層、無勞力者階層。報告對每個階層的地位、特徵作了界定。但却嫌瑣碎，不如《東部》有整體感。
《東部》大意：
20年來，“我國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這一變化根源于當代中國社會的“兩個轉型”，即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與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而從根本上說，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又根源于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中國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應該說從19世紀中期就已經被動地開始了。由于是被動的，因此中國也就經曆了種種磨難。中國人民經過了一百多年的艱苦卓絕的鬥爭，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實現了國家的獨立和統一，中國才開始了自主的現代化建設進程。然而，在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到改革開放之前的一段時期中，我們曾致力于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的體制。在這一模式下，我們在一定時期裏也曾取得過經濟的較大發展。然而，實踐卻告訴我們，這種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是同現代社會的發展不相適應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探索著經濟體制的改革，並進而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改革目標，從而取得了經濟建設的高速發展。因此，可以說，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是在中國這一特定的背景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必然要求；或者反過來說，在中國這一特定的背景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必然要求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
正是這兩個相互交織的轉型促使了這20年來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重大變遷。以“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爲框架的“剛性結構”正在逐步消解，並由此分化出分層次多梯級的社會階層結構。①以福清市（1990年12月撤縣建市，爲了全書一致，以下文中均稱市）爲例，1978年全市農業人口占人口總數的93.7%；其余人口僅占6.3%，而其中主要是行政機關、國有企事業的人員。到了1999年農村人口已減少爲60.5%，其余人口已上升到39.5%，分布于各種不同的行業之中。如果說在以前“剛性結構”的社會框架中農村內部、國有企事業和行政機關內部，以及他們之間的收人分配還不存在太大差距（或者說差距很小）的話，那麽，經過20年的發展情況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總之，隨著社會生産的發展（其中主要是産業結構的發展），在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隨著社會流動，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對原“農民階級”、“工人群體”、“幹部——知識分子階層”的變化與現狀，以及新興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和“邊緣階層——農民工”的狀況，進行了實證分析；並對福清市現階段社會階層結構做了整體的透視，對各階層之間的關系；“幹部——知識分子階層”矛盾和趨勢做了具體探討。
目錄
第一章社會階層結構變遷的基礎和動因
一社會階層結構變遷是由何開始的
二社會階層結構變遷是如何發生的
三一點規律性的認識
第二章“農民階級”的動遷流變
一流動、縮容與結構弱化
二“中度分化”的喜悅與陣痛
第三章“工人群體”的分化與重組
一分化與重組
二階層群體意識的轉化
三內部分化與改革期待
第四章“幹部—知識分子階層”的更新與重構
一幹部階層的變化與發展
二知識分子階層的變化與發展
第五章福清社會的新興階層
一福清社會新興階層概述
二私營企業主階層典型分析
三福清社會新興階層的幾點探討
第六章福清社會的邊緣階層
一福清社會邊緣階層概述
二福清農民工典型分析
三關于邊緣階層的總體思考
第七章現階段福清市社會階層結構的整體透視
一現階段福清市社會階層分析
二現階段福清市社會階層結構變遷引發的問題及政策思考
蘇南模式，通常是指江蘇省蘇州、無錫和常州（有時也包括南京和鎮江）等地區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實現非農化發展的方式。其主要特征是：農民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所有制結構以集體經濟爲主；鄉鎮政府主導鄉鎮企業的發展。
蘇南地區位于太湖之濱、長江三角洲中部，人多地少，但農業生産條件得天獨厚。蘇南地區毗鄰上海、蘇州、無錫和常州等發達的大中工業城市和市場，水陸交通便利。蘇南地區的農民與這些大中城市的産業工人有密切的聯系，接受經濟、技術輻射能力較強。同時，蘇南地區還是近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祥地。早在計劃經濟時期，蘇南地區就有搞集體經濟的傳統和基礎，爲發展鄉鎮企業積累了寶貴的經濟和必要的資金。
蘇南地區通過發展鄉鎮企業，走的是一條先工業化，再市場化的發展路徑；溫州模式則通過發展個體私營企業，通過市場化來促進工業化。兩種路徑的形成各有其主客觀原因。
早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時期，蘇南各地在集體副業基礎上辦起了一批社隊企業，主要爲本地農民提供簡單的生産資料和生活資料。到20世紀70年代，這些小型社隊企業逐漸發展成爲農機具廠，爲集體制造一些農機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社隊企業發展的明確支持，促使社隊企業步入了一個大發展的階段。它們利用這一地區工業基礎比較薄弱的特點，抓住市場空隙，迅速壯大起來。改革開放初期，上海大量技術工人節假日到蘇州、無錫等地，給蘇南帶來了信息、技術和管理經驗。因此，曆史上的積累和接受上海的輻射爲蘇南地區工業化的起步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而當時的短缺經濟，以及一些偶然因素，如80年代中期的信用擴張，對工業化的發展也起了推動作用。至1989年，蘇南鄉鎮企業創造的價值在農村社會總産值中已經占到了60%。
蘇南地區采取以鄉鎮政府爲主組織資源方式。政府出面組織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産資料，出資辦企業，並由政府指派所謂的能人來擔任企業負責人。這種組織方式將能人（企業家）和社會閑散資本結合起來，很快跨越和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實現了蘇南鄉鎮企業在全國的領先發展。不可否認，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初期，政府直接幹涉企業，動員和組織生産活動，具有速度快、成本低等優勢，因而成爲首選形式。
這樣做的好處是：第一，鄉鎮企業可以從不多的社區積累中獲取原始資本，並可以依靠“政府信用”從銀行取得貸款，還可以無償或低成本占用社區內的土地資源，廉價使用社會區內的勞動力，從而帶來創業成本的節約。第二，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其身份和信譽，爲企業取得計劃外的原料，促進産品銷售和處理商務糾紛，並幫助管理人員規避來自于財産轉移和國家政策歧視方面的風險，這也是許多私營企業寧願放棄部分財産控制權和收益權，爭當集體企業的一個主要原因。第三，政府組織資源，企業規模一般比較大，可以生産一些資本密集型的産品。第四，在鄉鎮企業發展初期，人們的産權意識、競爭觀念比較淡薄，平均主義思想嚴重。此時興辦社區成員名義所有、地方政府實際控制的集體所有制企業，社會比較容易接受。此外，政企關系不明、社區成員共擔風險的特性，客觀上也使社區政府和企業決策者敢于大規模舉債，上一些技術含量高但風險大的項目，使蘇南地區在産業結構高級化、企業組織規模化方面領先溫州地區。但這種模式帶來的長期結果是，集體資源實質上成爲政府的資源，個人的財産權得不到應有的尊重，民營經濟、基層企業家的力量得不到發展，市場活力長期受到壓制。
在蘇南，由鄉村集體支配資源，它們同時也是財富積累的主體。而在溫州，由個人積累財富和支配資源。有人認爲蘇南模式是資源共享，但如何保證在資源分享前提下的共享，是一個重要問題。這是因爲，如果不能保證絕大多數人都能分享到資源，那就是少數人獨享資源。
蘇南模式是“地方政府公司主義模式”、“能人經濟模式”和“政績經濟模式”，本質上是“政府超強幹預模式”。有學者把蘇南村鄉鎮政權對鄉鎮企業的實際幹預和控制看作是一種鄉鎮的“地方産權制度”、事實上存在著政企不分的問題，同時産生低激勵和負激勵效應。但改革初期大量經濟空隙的存在爲包括蘇南地區在內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提供了曆史機遇，致使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蘇南地區政府超強幹預模式取得了輝煌的成果。那段時間，企業的部分利潤被用來建學校、建鄉村養老院，農地也被集中到種田大戶。政府幹預的結果，使鄉鎮企業承擔了大量社會政府職能和“公共企業家”職能。盡管這種結果在一段時間內可能是積極的，但政企不分的集體産權制度安排的隱患最終由于外部宏觀環境和競爭環境（如買方市場的出現）的變化而使得蘇南經濟滑坡，人們對蘇南模式開始提出了疑問。
企業制度創新的動力一般有兩種：一是“利益導向”，二是“危機導向”。蘇南模式的制度創新基本是出于危機導向，是迫于經濟形勢的要求。但由于政府利益的存在和采取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改制遠不是一帆風順。
1998年，隨著我國進入買方市場和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經濟空隙的數量、形式和分布發生了本質變化，使在同一個空隙中生存的企業遇到前所未有的競爭，蘇南鄉鎮企業經曆了第一次改制。當時的做法大多是把鄉鎮企業改成集體控股的企業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但這次股份合作制化以後，鄉鎮村的地方産權制度問題仍然存在，政企不分的弊端仍然沒有根本的改觀。由于設置“不可分配給個人的集體股”以及地方政府通過集體股掌握決策權等做法，地方産權制度以另外一種形式制度化和合法化了。
第一次改制並未達到建立起企業內部治理規範化的現代企業制度，或者說，産權清晰了，但集體控股的存在又造成了新的政企合一，使得許多縣市在考慮進行必要的“二次改制”。二次改制的方向是政企分開，打破地方政府的地方産權制度，確立生産者和消費者在市場中的自主地位，以及私人作爲獨立産權主體的地位。二次改制的實質是讓市場內生的發展力量發揮作用。二次改制轉移出來的鄉鎮企業的社會政策職能需要政府來承擔。由此出現一種趨勢，那就是蘇南的經濟路徑將與溫州模式的趨同。也就是說，事態的發展可能導致根本沒有獨立的“後蘇南模式”。
http://baike.baidu.com/view/557931.htm
溫州模式
"溫州模式”說到底，是發展市場經濟的模式。“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孰是孰非的激烈爭論圍繞的關鍵問題之一就是，發展市場經濟還是堅持計劃經濟。在“溫州模式”興起之初，提倡“市場經濟”還是“違禁”的，居主流地位的觀念是，必須堅持計劃經濟，而且計劃經濟必須“爲主”，市場（還談不上“市場經濟”）只能“爲輔”。“溫州模式”之所以最終被認同，是因爲經過不斷的實踐，反複的思考。人們從“溫州模式”的實踐中看到，與僵化的計劃經濟相反，市場經濟充滿了活力，效率很高。市場經濟植根于溫州，溫州經濟的發展便加快了，就業的途徑拓寬了，市場供給豐富了，人民迅速地富起來了，政府財政的日子也好過了。
第二，“溫州模式”說到底，是放手發展民營經濟的模式。“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孰是孰非的激烈爭論圍繞的另一關鍵問題就是，如何看待發展民營經濟。當時居主流的觀念是，即使在農村發展非農産業也必須以發展集體經濟爲主，只能讓民營經濟起“補充作用”，因爲只有這樣才能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經過包括“溫州模式”實踐在內的不斷的實踐，反複的思考，人們終于認識到，要發展市場經濟就必須發展民營經濟，沒有民營經濟就沒有市場經濟，民營經濟或者說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民營經濟具有很強的利益激勵和約束機制。溫州放手發展民營經濟符合人們要求致富和追求過好生活的願望。“溫州模式”的實踐證明，放手發展民營經濟的結果，在利益的激勵下，蘊藏在群衆中的巨大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便可煥發出來，轉化成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無須政府的安排和鞭策，也不依賴政府，人們自己就會千方百計地尋求致富之路、發展之路，按照市場的變化去配置資源，在市場的壓力下去提高效率，並自己承擔風險。
第三，在關于“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的爭論中，人們對“溫州模式”貶斥最多的問題之一是市場的無序。確實，在溫州出現過大量違反市場規則的現象，溫州的商品一度成爲假冒僞劣商品的代名詞。柳市生産的僞劣低壓電器給用戶的生産和生活造成了巨大損失，遭到中央有關部門的通報，並受到國務院聯合檢查組的檢查。這種市場的無序狀況理應受到譴責和處罰。但也要指出，在計劃經濟秩序依舊占統治地位，市場經濟秩序尚未建立的情況下，溫州率先突破計劃經濟的“秩序”發展市場經濟，一度出現市場無序是必然的，人們對溫州一些企業違反市場規則的種種無序現象嚴加譴責，也是正確的。與此同時，也要看到，當時許多人是帶著長期生活在計劃經濟秩序中形成的觀念來看溫州的，他們把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如競爭、投機、長途販運）也看作是無序，而加以否定。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溫州人自己也漸漸認識到遵守市場規則、維護市場秩序的重要，逐漸糾正了自己的行爲，轉而注重産品質量，重視市場信譽。同時人們也逐漸習慣了市場經濟的正常秩序，從而改變了對“溫州模式”的看法，認同了“溫州模式”。此後“溫州模式”迅速在各地移植和推廣，各地民營經濟迅速發展起來，甚至連長時間堅持以發展集體經濟爲主的“蘇南模式”地區（主要是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一帶）也逐漸放棄原有模式向“溫州模式”轉變。當然，各地民營經濟的發展有先有後，有快有慢，差別很大，有些地方民營經濟發展得很不錯，有些地方則還未發展起來。實際上，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並不容易，而且各地條件也相差很大。從各地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的情況來看，我認爲，有幾點需要指出來。
第一，“溫州模式”的最可貴之點在于，溫州人有很強的致富欲望和創業精神。這與溫州的地理環境、曆史和傳統有很大的關系。溫州地處沿海，早在1876年，根據《中英煙臺條約》的附約，就開辟爲對外通商口岸。這使溫州有著久遠的經商傳統、開放傳統和手工業制造技能，而且有廣泛的海外關系，因此商業文化或者說市場經濟文化較爲發達。溫州人不安于現狀，不墨守成規，不甘于貧困。爲了追求財富，追求更富裕的生活，他們不辭艱辛，善于學習，敢于冒險，勇于進取，無論到那裏都能紮根，生存，發展。而在不少地方，特別是內地的一些地方，曆史上就未經曆過市場經濟的洗禮，或很少與市場接觸，農業文化根深蒂固，計劃經濟的秩序又成爲不可逾越的成規，以致人們在思想觀念、行爲方式、生活態度等方面與溫州人相差甚大，甚至截然相反，只要我們親身到一些地區特別是邊遠山區看看，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差距有多大。在這些地方要移植“溫州模式”，發展民營經濟絕非易事。溫州人能夠不遠千裏到異地他鄉開發廊，辦服裝店，甚至擺修鞋攤，設法尋找賺錢的機會，而當地人卻對眼前的機會視而不見，或者雖然看到了，卻不屑于幹，不願意幹，或者不會幹卻又不去學。當然，有了溫州的經驗，以及在全國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情況下，這一切都在改變之中，不過需要經曆較長的過程。因此，各地在學習溫州經驗，發展民營經濟的過程中，首先要學習和培育市場經濟文化，學習溫州人的創業精神。
第二，一些地方在移植“溫州模式”以發展民營經濟時，往往注意給民營經濟以各種優惠，這在民營經濟剛起步時可能有必要，但從溫州的經驗看，要發展民營經濟，最重要的是要爲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適宜的寬松的環境，讓人們自己去闖，去創業，去承擔風險。要知道，在“溫州模式”興起之初，溫州幹部受到來自各方的壓力很大，也做過一些不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事，例如，曾把最早創業的“八大王”投入了監獄。但不久，在溫州市場經濟的特定環境的影響下，派到溫州去“滅火”的幹部，經過實地考察，反而給民營經濟助燃。那時，在異常困難的條件下，溫州市政府不可能給民營經濟以優惠，但政府的支持和保護卻爲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必要的環境，民營經濟之火才越燒越旺。而在有些地方，民營經濟也曾點燃過星星之火，但卻沒能燃燒起來。現在，各地都在提倡發展民營經濟，可是許多地方民營經濟發展的環境並不好，當地政府並不懂得在市場經濟下自己應該做什麽和怎樣做。或者是政府管得太多，不放手；或者是步步設卡，處處幹預；或者是把民營經濟當作“唐僧肉”，各個部門都去“吃”一口。
第三，在溫州，在民營經濟的發展中確實出過不少問題，有些問題甚至是嚴重的。究其原因有民營經濟自身行爲不規範的問題，也有外部環境不規範的問題。對此應從曆史的角度、發展的眼光來看待，並采用正確的辦法去解決。試想，如果當年在處理柳市制造和銷售僞劣低壓電器問題時，一棍子將其打死，也就不會有今天中國電器之都的柳市；同樣，如果當時不嚴加整頓，不實施“質量立市，名牌興市”的方針，也不會有今天中國電器之都的柳市。可見，各地在學習“溫州模式”、發展民營經濟的過程中，如何對待民營經濟發展中産生的問題，值得注意。有的地方一看到民營經濟發生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就把民營經濟看作漆黑一團，借整頓之名，將其封殺，更多的地方則是從本地的狹隘利益、短期的利益出發，對嚴重破壞市場規則的民營企業（如制造假冒僞劣商品者），肆意包庇，甚至縱容，這樣，民營經濟同樣會走上絕路，因爲在混亂的市場環境中不可能造就優秀的民營企業。然而遺憾的是，許多地方政府尚未認識這個道理，他們應該從“溫州模式”的經驗教訓中獲得教益。這裏還要指出的是，雖然“溫州模式”現在已得到普遍認同，但它以往有過現今依舊存在著一些不足。因此“溫州模式”也需要進一步發展，這是各地在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時更應注意的。
第一，“溫州模式”是發展市場經濟的模式，溫州經濟的發展也離不開完善的市場環境。在溫州經濟的發展中，我們看到，固然溫州經濟的發展推進了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展，但是溫州經濟的發展也受到市場發展不足和不完善的約束。以金融來說，在市場經濟中，沒有良好的金融服務，企業是很難發展的。溫州的經濟由于在長時間裏缺乏正規金融的支持，爲了滿足民營企業融資的需要，不得不依靠各種非正規的融資渠道融資，成本很高，風險很大，也確實發生過一些嚴重問題。但在國家銀行不能滿足民營經濟發展需要的情況下，簡單地取締這些非正規的金融組織和活動並不能解決問題，迫切需要的是發展正規的民間金融機構（如民營銀行）來替代，否則非正規的金融一時取締了，但它還會冒出來。市場發展不足和不完善，不是溫州所能解決的，需要有關部門來解決，但溫州也有過一些有益的嘗試，如成立和發展民間投資的城市信用合作社，可惜未得到應有的支持。
第二，“溫州模式”把千千萬萬的農民卷入到創業的洪流中，這使溫州許多早期創業的老板素質不高，文化教育水平低。在“溫州模式”興起之初，他們還能駕馭企業，適應市場的變化，而在全國市場經濟發展起來對外開放程度愈益提高後，他們只有不斷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經營管理能力，才能適應這種形勢，否則就會被市場所排斥。雖然經過市場的錘煉和自身的刻苦學習，在溫州已經産生了一批很有作爲的企業家，然而有全國影響的一流企業家還很少。這個問題可能是關系到溫州經濟在未來能否繼續走在前列的一個關鍵問題。有些溫州企業的創業者已經認識到自己的先天不足，因而不惜花大本錢培養子女，以至聘用高素質的人才。這是很好的。
第三，“溫州模式”下的企業絕大多數是家族企業，對它們不能全盤否定。家族企業有其優越的地方，例如，企業的領導成員間容易溝通，決策快，管理成本低，容易保守商業秘密等。家族企業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如果家族的主要成員的素質和能力不能隨著企業的發展而提高，就會成爲企業發展的障礙；如果形成了家長式的領導就容易發生決策失誤；家族企業是靠親緣關系來維系的“人和”企業，一旦家族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超過了親緣的維系力，企業就會分裂甚至倒閉。受文化素養的影響，溫州的老板大多“寧爲雞首，不爲牛後”，他們把企業封閉起來，不願外人進入，不願與其他企業合並，更不願被其他企業收購和兼並，一般不願接受股份公司的企業形式。這是溫州企業難以長大的一個原因，也是溫州至今只有一家上市公司的原因之一，而這家上市公司還是由國有企業改制而成的。當然，在溫州，實行公司制的企業已經多了起來。總之，對家族企業要全面看待。溫州的企業制度仍然需要創新，學習現代企業制度。即使保留家族企業，也可以考慮，在有些企業的最上層保留家族控股，而將其屬下的企業改制爲公司制的企業。這樣既可以保留家族企業，同時又可突破家族企業的束縛。
第四，一般而言，溫州的企業規模較小，技術水平較低，開發能力弱。這也有其曆史原因。但溫州人的模仿能力極強，可把別的企業的産品仿造得足以亂真。在“溫州模式”興起之初，這難以完全避免。在商品短缺的情況下，溫州的商品盡管質量不高，仍還可以“橫行”于市場。目前，市場情況變了，許多商品供過于求，特別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後，競爭更加激烈了，更不容許侵害他人的知識産權，一味模仿不僅吃不開，還會阻礙技術創新。對此，溫州有些企業已經注意到了，正在改進，他們的品牌意識也在增強。然而受企業規模小、融資渠道窄、技術力量弱的限制，溫州企業如何提高技術水平，開發新技術仍是需要解決的問題。溫州在傳統的加工制造業方面相當強，而在高新技術産業方面則相當弱。爲在未來的市場上繼續保持競爭的優勢，溫州面臨著用高新技術來改造傳統加工制造業和著力發展高新技術産業的課題。
第五，資本市場不發達，是溫州經濟的另一弱點。而且溫州的企業多靠自身利潤的積累來發展，很少利用資本市場來擴展。目前只有少數的企業在利用資本市場。隨著形勢的發展，不改變這種狀況，溫州企業在與其他企業的競爭中便會處于劣勢地位。
第六，在經曆了柳市的低壓電器被通報和檢查，溫州的皮鞋被焚燒等事件後，溫州企業吃到了不講信譽的苦頭，吸取了教訓，端正了行爲，溫州的商品逐漸獲得了市場的信任。不過，也還有一些企業至今仍在幹著毀壞溫州信譽的事，如不少假證件出自溫州。因此整頓市場秩序仍是艱巨的任務。
上面指出的爲進一步發展“溫州模式”所需要解決的一些問題，對于正在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的一些地方來說，也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因爲，“溫州模式”産生的大環境（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等）其實也是其他地區發展民營經濟的大環境，雖然其他地區在發展民營經濟時，大環境已有不同，如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被確定爲改革的目標，非公有制經濟已經被認定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溫州模式”已經得到廣泛的認同，等等。這些地方在發展民營經濟中遇到的來自意識形態和計劃經濟體制影響的阻力也比溫州當初發展民營經濟時小得多，而且可有溫州的經驗供借鑒。但是，由于曆史的、傳統的、地理和自然條件等方面的原因，原有經濟基礎弱以及商品普遍供過于求的市場狀況等，又使不少地方發展民營經濟的條件在有些方面還不及“溫州模式”興起之初。“溫州模式”當前存在的問題，他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此外還須指出的是，民營經濟在各地發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已經出現了很有實力的民營企業，而且在發展民營經濟中創造了新的經驗，也都值得借鑒和推廣。
發展民營經濟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面臨的重大任務，要使民營經濟更爲健康迅速地發展，需要進一步研究“溫州模式”的經驗，研究“溫州模式”在進一步發展中需要解決的問題。同時也要研究各地在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中遇到的問題以及新創造的經驗。
http://baike.baidu.com/view/165669.html
蘇南模式與溫州模式的較量
無論蘇南模式還是溫州模式，其關鍵都是民間的張力得以釋放和湧流，只不過路徑不同罷了。在所有人都開始相信寧波人修建杭州灣大橋是爲了與上海接軌，與正宗的長三角聯動時，寧波人在竊笑
蘇南模式肇始于無錫、常熟、江陰，但典型的蘇南模式不僅僅在于此，還有浙北的蕭山、紹興、鄞縣。只不過隨後的溫州模式更具備無中生有的魅力，讓人們誤以爲蘇南模式僅僅開始于江蘇。而浙江省在1993年後向浙東和浙北地區大力推廣溫州模式，有先見之明地改造了浙東北的“蘇南模式”。蘇南在占得了無盡的先機時也加深了人們的這種誤會。于是，提到江蘇就是蘇南模式，提到浙江就是溫州模式。江蘇把吳越核心區域的鄉村工業化模式搶先冠以“蘇南模式”的稱號，在贏得無限風光的同時也被這種勝利沖昏頭腦。
第一次的優劣互換
經濟的發展往往超出人們想像地改變生活，改變地域競爭態勢。變化比計劃來得快，這是工業化加速過程中的必然現象。
1980年代武進曾是蘇南模式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在1992年第一屆農村綜合實力百強縣的評比中它名列第二，僅次于無錫縣，而高于第三的江陰縣。當時的蘇南內部並非如今天人們想像的那樣，越靠近上海就越發達。無錫縣、武進縣和江陰縣的鐵三角是當時蘇南地區最發達的三極，他們都不屬于江蘇離上海最近的蘇州。經典的蘇南模式的創新也是圍繞這一核心的。那時昆山還很平庸，張家港也才小荷露角。而且在蘇州所轄的六縣中，當時最發達的、發展最快的都不是直接與上海接壤的太倉、昆山和吳江。此時也是蘇南模式聲譽最著和實惠最多並存的黃金時期。盡管溧陽、金壇稍次，但那時提到蘇錫常，不僅強將無弱兵，而且彼此也不敢小瞧。不論聲勢還是人均，基本上是無錫第一，而常州與蘇州相差並不懸殊。可僅僅過了幾年，蘇錫就漸漸無“潮了。伴隨這種變化的，還有武進甚至宜興的相對衰落，和蘇州總量和人均的節節攀升“蘇錫無潮並非是江蘇的勝利，而是上海的勝利。蘇錫特別是蘇州的繁榮得益于上海而不再是內生的結果。這樣，常州遙遙領先鎮江等地的盛況亦已不再。鎮江對常州也不是望而不及。經典的蘇南模式從1995年風光最無限的巔峰突然滑落不僅讓中央始料未及，也讓蘇南人和江蘇人無法理解。
很多人談論傳統的蘇南模式從萬衆歡呼滑落至舉步艱難時，僅僅停留于蘇南模式的集體經濟的性質。這雖不膚淺卻不深刻。如果在蘇南模式風光後把武進、宜興、無錫縣、丹陽等地放到浙江那種行政狀況下，這些地方今天的城鄉面貌會跟溫州、晉江那裏一樣繁囂：外地人比本地人多，本地人樓房起碼六層，人人是老板，家家有汽車，滿街是蹬三輪的外地人，盡管雜亂無章卻生機勃勃。可惜的是曆史不可重寫，假設也不可能是現實。經典的蘇南模式成也政府，敗也政府，有一定的道理。蘇南模式中的政府特點在張家港的兩個文明建設中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張家港精神本質上是大寨精神的延續，本身也並非一無是處，然而在長期堅持下必然始終是粗放型的而不可能是集約化的。結果不僅勞民傷財，而且極易鈍化居民。長此以往，必然會窒息內生型的民間張力。而經典的溫州模式雖然得益于政府某時的保護，但主要動力在民間，它的興起和富民得利始終仰仗于民間對政府的敬而遠之和政府心知肚明的袖手旁觀。
經曆數百億資金打水漂于南方的地産、鄧斌的集資案和省內被迫北上做秀般的扶貧，江蘇經濟也軟著陸了“二國有”的蘇南企業體制相繼走入絕境。作爲1980年代全國最富裕的農民的蘇南人一朝醒來才發現桂冠是如此的燙手，富裕亦已相對名不符實。曾經不屑的浙江那些專門造假坑蒙拐騙的土帽如今似乎個個都是腰纏萬貫的老板，而蘇南人卻依舊只能是農民式的工人。每天要去工廠上班，集資款轉眼間化爲烏有。更重要的是見識有限，卻還總期望政府，這特別是蘇州以西的曾經是蘇南模式核心地區的鄉村寫照。
蘇南人普遍勞工化的起因
根源很多，惟有細細梳理。無論蘇南模式還是溫州模式，其關鍵都是民間的張力得以釋放和湧流，只不過路徑不同罷了。蘇南模式成長和壯大，在其企業投資機制和經營方式上存在一個向上走的趨勢：即興辦企業的最主要動力存在一個由民間到政府，由下級政府向上級政府轉移的趨向。而在溫州這種現象是不存在的。蘇南模式首先肇始于大集體時期的農村生産小隊的自辦加工作坊（後來的村民小組），再到生産大隊（行政村），再到人民公社（鄉、鎮），再到縣，甚至市。在這個過程中，企業的規模愈來愈大，模式的光環越來越亮。可是企業産權的主體卻越來越模糊，企業一步一步地蛻化爲准國有企業。固定資産越來越多，機制卻越來越死；與政府越來越近，離民間卻越來越遠；企業招收的農業富余人員越多，農民整體的創新能力就越來越弱：整個蘇南地區的發展活力愈來愈弱也就不那麽讓人稀奇和深感詫異了。蘇南農民的創業沖動被無形地抵消，農民甘願成爲勞工者，而非經營者。這是對經典的蘇南模式走過的路途所作的理性描繪。
翻開當代的改革開放史，中國成功的區域發展模式中，農民都是無可厚非的領導者之一和絕對主力。無論在珠三角，還是長三角，無論是溫州還是晉江。解放農民創業的束縛是上述四地鄉村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主要動力。于是當蘇南把大量土著農民保護式地轉移進當地的集體工廠時，危機就已經潛伏。這種狀況延續至今，也是蘇南之所以成爲國際資本大量進駐無阻而入的關鍵，這同樣也是蘇南GDP越高，而人均收入相對而減的症結之一。
而在溫州則遠不一樣。在溫臺那裏，不論企業還是當初的作坊，行政權力始終無法介入。當家庭作坊式的企業初現時，政府不願幹預；當前店後廠雨後春筍般多起來時，政府無暇顧及；當合作企業做大時，政府已經無力介入了。政府無可厚非地都有嗜利的一面，否則江蘇的各級政府不會如此勤勉地介入鄉鎮企業——這是鄉鎮企業最終失去活力的重要根源。而浙江政府也會從地方和政府利益考慮行使地方保護的政策：在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浙江省嚴厲查辦造假企業的背景和壓力下，浙江造假企業仍然打而不滅。盡管浙江付出了巨大的聲譽代價和道德成本，但企業最終卻越做越大，經曆了一次風波，企業就上一個臺階。地方保護主義並不一定要徹底擯棄，關鍵是僅是遮醜還是夾緊尾巴力圖臥薪嘗膽。這個曆程同樣值得廣東汕頭人尋味。
兩個發展資質類同的地區，經濟發展好的地區，政府未必是好政府；但經濟發展活力不足的地區，當地政府或前屆或當屆一定難逃其咎。1995～2000年的蘇南模式的絕境及其重整的巨大代價，政府顯然不能置身度外。浙江GDP在總量上遠落後于江蘇，可浙江的老板數目之多，資本之巨卻足令江蘇汗顔。江蘇鮮有王均瑤、徐冠巨那樣白手起家的風雲人物，這不會是偶然。這是蘇南模式江蘇化與溫州模式浙江化的必然後果。蘇南模式是離土不離鄉的就地城市化。盡管蘇南是村村冒煙，但只是村辦廠、鎮辦廠，而少有家辦廠。然而在溫州早期卻相反，那裏鮮有集體辦的工廠，多是家庭辦的作坊。這就使1980年代蘇南的企業規模遠大于溫州。在1980年代，全國民工數還很有限，而且大量湧入的是大城市和廣東等外資勃興的地區。當時江浙的外來民工還是涓涓細流。這樣，蘇南的鄉鎮企業需要大量的員工，就爲當地的農業剩余勞力提供了就近且風險不大的轉移歸宿。大多數農民于是順理成章地成爲工人。這也是直至如今蘇南的民工數量與廣東甚至浙江都無法比肩的曆史原因。而在溫州，農業剩余勞力比例遠大于江蘇，而當地集體屬規模大的工廠有限，于是只有外出經商。與蘇南比較起來，溫州這種模式中個體需要冒的風險超出想像。
蘇南模式的優點多具即期性，而溫州模式的優點相對滯後。因而，蘇南模式的不足讓本地人隨後承擔得更多，而溫州模式的弊端則是更多地抛給了當時和後來的外地和外地人。並不是浙江群體的有意爲之，但面對這個格局“越人”的確比“吳人”幸運。今天的蘇南人普遍勞工化和相對貧窮正是緣于此。政府勤勉作爲，卻爲光環褪卻後的經濟相對停滯准備了致命的起因。這種“政府好心辦壞事”是當時的蘇南及江蘇政府始料未及的。
蘇南是作爲下一個短暫時期的世界工廠的加工車間，還是今後較長時期無可爭議的全球制造業基地，不僅僅取決于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當地政府的親商程度，更取決于當地民間活力的激發和互動。1990年前後，當集體性質的企業束縛了蘇南民間自主創業的活力後，一向勤勉的政府眼光開始向外，適逢浦東開發開放，長江大流動，外向型經濟成了一根救命的纜繩。它使因溫順地接受1988年開始的治理整頓而在總量上先後被廣東、山東超過的江蘇，在1990年代初再度火冒，雖然追不上廣東，卻勉強壓過了山東。這一是由于江蘇的開發區經濟，二是由于鄉鎮企業基礎龐大，而且在1992～1995年還惡性膨脹。但這兩點都與政府強力推動密切相關，很可能翻水覆舟般地轉眼間變成致命傷。于是回味江蘇的發展，總讓人欣羨浙江發展大戲中那種行雲流水般的感覺。
置之死地而後生，人均0.3畝地的溫州人奮起正得于此。給之豔羨而後活，像城裏人一樣安逸地生活，這是蘇南農民興辦社隊工業的樸素理想和原始動力。農民創造出財富膨脹的神話後，集中、建鎮、進城，農民企業家的空間身份完成了變遷，富裕的農民進城後，一是提高了城裏人的平均生活水准，二是狼入羊群，羊皆變狼。城鎮居民一改安逸地等待國家安排的懶惰，主動出擊，自主生産，城鄉一起聯動，居民泛老板化，收入自然也就水漲船高了。這是對浙江城鎮居民收入居高難趕、節節上漲的簡要描述。而江蘇自發的行程卻因鄉鎮企業惡性膨脹，導致相當部分農民的集資款血本無歸而被迫中斷。于是，退而求其次，小富即安，守著征地款，穿著工作服，住著兩層樓，安享別人對蘇南贊譽的同時，自己只能老老實實地成爲新的有一點私産卻不能個人風光的新工人階級。這是今天蘇南大多農民的心理和實況。這種危險的心理，與西北白天放幾頭羊，晚上蜷縮熱炕頭，吃飽即安的文盲老農區別只在于，那裏自然條件太惡劣，而這裏得盡地利和天時。
不僅在蘇南，而且在溫州以及大佛山，成功的地區發展的中堅必是制造業，而打造制造業興旺景象的主力必來自鄉村精英。如今有許多人把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希望放在知識分子和科技人員身上，這很可能只是一廂情願。高科技能帶來巨大財富確是事實，但其風險同樣巨大。擁有光環的知識分子和一窮二白的農民比起來，誰更有創業致富的沖動，誰更有不擇手段遨遊市場海洋的潛力，知情者有自己的發言。市場是一個無法窮盡的黑箱，專業的經濟學人士也無法全部琢磨透徹，無論是學富五車的知識分子，還是胸中無溝壑的激情農民，對于市場本質上只能在遊泳中學習遊泳。知識越多，思考越多；考慮越多，擔心越多；擔憂越多，膽量就會越小。並不是空穴來風的“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曾經是生動的寫真，現在亦沒有完全失效。
缺乏創業激情，一味引用別人資金，成爲加工車間，就只能是附屬而無法獨立。在今日蘇南，東部的昆山，一擲千金的是臺灣阿土伯，在南部的盛澤，腰纏萬貫的多是閩浙越蠻，只是在北部的江陰、張家港、常熟，本地的富人還能風光正盛，然而由于他們的資産實在太大，整個社會分配得並不均勻。老板更多的是曾有政府背景的由鄉鎮企業經理人轉制而來的大老板，並不存在大、中、小老板從小到大的梯隊和有序跟進的連動。而且由于就那麽幾個人被披紅戴綠地供奉爲民營經濟的能手，滿身貼遍對于企業家而言並不實用的勳章。這種氣氛不僅在事實上阻礙了蘇南本地中、小企業主的成長，而且掣肘了蘇南大企業主的繼續做大。在衆目睽睽之下，即使做著早已耳熟能詳的瑣事，激動緊張也是必不可免的，而失誤也就在所難免了。
第二次優勢互轉的危機已在湧動
當蘇州、昆山已經指望無縫隙融入大上海時，寧波、慈溪只能提出“接軌大上海，融入長三角”。口號本身的差異也反映出兩地與上海地緣似的親疏。
浙江與上海地理上最接近的是嘉興。但嘉興與周邊的蘇州、杭州、無錫、寧波、紹興比起來，還是弱了點。嘉興、湖州以及北杭州古屬于“吳”，而跨過錢塘江才是“越”。
“吳”的核心區域就是狹義的江浙，而這必然包括浙江的湖嘉。浙省的吳地與蘇省的吳地天然親近，而與越地因錢江和杭州灣的阻隔而相對疏遠。因爲吳地屬于浙江太少，更由于江蘇的吳地太過顯耀，于是浙江省向來以“越”自稱。這不僅促成了江蘇以“吳”自居而把吳越等同于廣義的江浙，也影響到浙江的發展策略。
烽煙不斷的江浙間的競爭也影響到浙江的吳地的命運。從浙江省曆來的發展策略和政策傾斜來說，湖嘉也一直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甚至有邊緣化的趨向。盡管不能完全歸因于此，但多少與此有關卻是無疑。因爲蘇南的吳地太正宗，因而不管從實惠上還是情感血緣上，“越”才是浙江的靈魂。在1990年代的浙江省區域發展討論中，曾經認定地區的發展極有可能黑洞似地吸光周邊資源，進而認爲如果任憑上海的中心地位，必然會把浙江的資源吸走而讓浙江空殼化。在這個背景下，浙江省的政策制定和基礎設施建設明顯地偏向了越地的寧紹而冷落了吳地的湖嘉。
1990年代以後，江蘇的蘇州奉行“大樹底下種好碧螺春”的方針，主動融入上海，做好錯位發展的文章。而浙江及寧波則竭力疑懼作爲區域中心的上海會無底洞般吸走本屬于浙地的資源，由此對上海盡量做出敬而遠之的姿態，把打造杭甬經濟軸作爲浙江的主要對策。于是在江蘇抓住浦東開發，甘願與上海合作，換來外資蜂擁而入時，浙江卻竭力與上海爭奪，盡量拖滯合作。雖然當時的上海市委黃菊書記來自嘉興，但當上海將滬杭高速修到嘉善路口多年時，浙江的杭滬高速段還是紋絲不動。浙江把精力集中到北侖港和杭甬高速的建設上。這一政策導向有著高深的野心，卻暫時給浙江帶來了負面影響，拖緩了浙江引資的幅度和力度。結果是人才産量和投資環境不遜蘇州的寧波，在外資這一塊無法不向蘇州俯首稱臣。然而這種格局最終對兩地的影響卻禍福難料。因爲在江蘇希冀外資時，寧波浙江民企乘機興旺，自有品牌林立，這乃一筆無形的競爭後勁。但外資蜂擁而入，GDP總量迅速膨脹的蘇州，在蘇、甬兩地的爭奪中，雖不是全勝，也略占上風。但在蘇州尚無暇休整時，優勢互轉的危機已經暗流湧動。
13%的上海家庭來自寧波，陳良宇、韓正兩位上海大員是寧波籍。杭州灣大橋已經動工，雅戈爾、羅蒙、洛茲、太平鳥、奧克斯等優勢品牌的效益和本地企業家群體的強勢，北侖港的第一深水良港的地位，等等，特別是杭州灣大橋的興建，將會使寧波和紹興的優勢無限放大。而蘇州則面臨土地儲量枯竭，內部造血功能欠缺，勞動力成本上升，居民生活水平改善乏力，強勢政府的弊端，內部行政區離心傾向加劇等諸多不足。這種後勁不足的缺憾是擺在蘇州面前的巨大危險。對于90年代初蘇南模式與溫州模式在刹那間優劣互轉的危機可能重現的恐懼，像懸在蘇州、江蘇面前晃悠的利劍在鄉鎮企業神話破滅之後，因蘇南地理優勢而勉強撐起的江蘇繁榮，將會因寧波浙江的加劇競爭而凶兆畢現。倘若國際資本斷流的迹象一旦出現，與浙江相比失去優勢的江蘇經濟增速將遭受毀滅性的打擊，整個社會發展也會出現根源性的危機，包括“兩個率先”在內必將成爲空話。而這可能就以杭州灣大橋的開工爲起點。
在所有人都開始相信寧波人修建杭州灣大橋是爲了與上海接軌，與正宗的長三角聯動時，寧波人在竊笑。當江蘇人趕緊試圖捂緊外商的錢袋，防止浙江引資後來居上時，站在背後的越東人得意洋洋。其實他們的目標並非是做上海的後花園，也不是與蘇州爭當別人金寶寶的炕房。被上海洋山港逼到險境的寧波正在將計就計，准備力促昔日輝煌的再現。杭州灣大橋修建後，上海與寧波的公路連線雖然縮短，卻很有限。有心人可能已經發現，寧波到上海仍然是一個半圓，但大橋及配套的高速經嘉興和慈溪將蘇州、寧波幾乎連成了一條直線。雖然寧波到上海的公路裏程減少了120公裏掩蓋了這一直線，但這卻是杭州灣大橋對于寧波和浙江的意義的關鍵。杭州灣大橋修建的真實目的並非僅僅著眼于上孩寧波的聯動。如果它是這個目的，它必然不惜一切代價爭取從金山衛下海直達鎮海或慈溪東圍的杭州灣大橋，而不是現在的這個。大肆渲染的背後是一個表面的幌子和預設的退路。杭州灣大橋重新洗刷了浙江的經濟版圖，它的出現爲寧波叫板蘇南提供了更充足的力氣和更充分的底本。
http://www.xslx.com/htm/szrp/shts/2003-9-19-14768.htm
蘇南模式的新發展
我這幾年的研究基本上是把理論研究和實際結合起來。我在江蘇地區，所以我對蘇南經濟的研究多一點。我爲什麽會研究這樣一個課題，是因爲我覺得我們現在研究中國經濟發展的時候，都面臨著"三農"問題--農業、農村、農民。這三大問題，正在困擾著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 "三農"問題應該如何解決？它的出路在哪裏？這是我們每一個搞經濟學的人都要思考的問題，因爲研究中國經濟問題是避免不了對"三農"問題的研究的。如果我們對它進行深入研究的話，一定會碰上許多理論上的問題。"三農"問題在蘇南地區的發展，可能會預示著中國其他地區未來發展的趨勢。
現在國內的研究，一直有一個"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之爭，過去大家談到這兩個模式時，認爲溫州模式是以私有經營爲主要特征的，而認爲集體經濟則是蘇南模式的主要特征。在當前的一些討論中，有一部分人認爲蘇南模式比溫州模式要好，主要是強調它的集體經濟特征，而有一部分人認爲溫州模式比蘇南模式好，主要是認爲私有經濟的生命力更強。我認爲，無論是蘇南模式還是溫州模式，現在都有了一些新的變化，不能夠把原來的蘇南模式和現在的溫州模式來進行比較，也不能把過去的溫州模式當成現在的溫州模式，因爲這兩個模式都在發展。現在處在改革期間，大家好像都比較偏重于私人産權，所以都在批評蘇南模式，但我認爲經過了這麽多年的改革，蘇南模式本身已經有了新內容。
原來，蘇南模式的基本特征實際上是指蘇南的農民用自己的力量來發展鄉鎮企業，推進非農化。它建立起來的鄉鎮企業有兩大特征：一是集體經濟；二是有鄉鎮政府的推動。這兩大特征在20世紀80年代，尤其是1985年之後，在蘇南地區的發展非常明顯。
我認爲，在非農化的初期階段，在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在以集體經濟爲主體的時期，鄉政府的推動起到了一些作用。因爲在蘇南地區，集體農業比重比較大，農業發展水平比較高，當地的鄉政府把農業的集體積累轉化爲工業積累，所以推動了非農化進程。如果沒有把農業的積累用于發展工業，蘇南的鄉鎮企業是不會有這樣的發展的。所以鄉鎮政府不僅只是在起著政府的作用，實際上是代表了當時鄉鎮企業的利益，對內是鄉政府，對外是作爲鄉鎮企業家在起作用，所以蘇南的鄉鎮企業迅速發展起來了。
我曾到蘇南華西去過，華西的領導人講：上海和蘇西的城市一定要感謝我們。爲什麽呢？假如我們自己不辦鄉鎮企業，我們這些農民就要到上海、無錫、蘇州、常州等地方去找親戚，讓那些地方的城市再也不得安寧。而現在呢，我們把鄉鎮企業辦起來了，我們不用進城市就富裕起來了，並且還可以發展自己的城鎮。
在1997年以後，蘇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實際上在1995年以後，它的經濟就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一是市場由賣方市場轉化爲買方市場。原來，鄉鎮企業進入市場的時候，市場還是短缺的，生産出産品就可以銷售，所以鄉鎮企業發展快。而1995年之後，在宏觀調控，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下，由于整個市場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所以市場並不那麽短缺，競爭變得更激烈。在這種情況下，蘇南地區的經濟發展遇到了許多問題，比如說市場飽和，國企體制改革，原來的動力因素減少等。特別是蘇南鄉鎮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時，就出現了集體經濟比重太大，以及政企不分的問題。這些都阻礙了它的發展。
蘇南鄉鎮企業從1997年開始，進行了大規模的改制。改制的基本趨向就是明確在鄉鎮企業中的私人産權。其具體辦法就是：逐步推出集體經濟的股權。一方面，鄉鎮企業的職工購買企業股權，形成股份合作制。另一方面，企業經營者購買股權，經營者持大股。許多鄉鎮企業改制之後，實際上就變成了私人所有的企業，但又不是現在所講的純粹的私營企業。因爲在許多鄉鎮企業中，既有經營者的股權，又有職工的股權，從而形成了股份合作制。
還有相當多的企業走了另外一條路。一、江陰的鄉鎮企業改制爲上市公司，江陰只是一個縣級市，但是到目前爲止，它已經擁有了十家上市公司。這在全國來說，是絕無僅有的。二、上海的昆山地區，外資、臺資企業大量進入。現在全國的臺資企業大部分是在昆山。昆山的鄉鎮企業大部分和外資、臺資企業合並在一起，規模就比較大。三、組建大的集團。因爲如果打著鄉鎮企業的旗號去參與競爭的話，就會讓人覺得還是鄉下，鎮上的企業，這樣競爭力就比較弱。
由于蘇南鄉鎮企業改制的起點較高，所以它的速度很快。北京的理論界一直在討論要不要實行私有化，私有化到底好不好，我們可以到實地去看看，那些企業基本上都已經改制成私人的企業了。討論歸討論，做歸做。當然，私人企業與私營企業並不是一個概念。私人企業是包含了私人産權的企業，它可以是上市公司，股份制經濟，股份合作制經濟，這是在改制中非常明顯的，實踐已經走在了理論前邊。
從蘇南經濟發展中間，我體會到，現在的"三大經濟"（一是私人經濟，一是外資經濟，一是上市公司經濟）是目前實力最強的三塊經濟。它們之所以充滿了活力，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們都包含了私人産權。現在看來，只有包含了私人産權的經濟，才是有活力，才是有生命力的。從蘇南經濟發展的趨勢中間，我們可以看到今後國企改制的方向就是直接改制爲私人經濟，或直接和外資合作，或者就是被收購成爲上市公司。蘇南經濟發展中，發展私人經濟的含義是比較廣泛的，不僅僅是發展私人企業這一種形式，還要鼓勵私人投資，並且可以投資到國有企業中去，可以投到集體企業中去，形成私人股份，還可以購買股票。
2000年，我到美國去了一趟，曾和美國學者討論私有化的問題。美方認爲，中國如果不實行私有化，就不能發展市場經濟。我說，我們不講私有化主要是反對把國有企業都變成私人企業。這樣的私有化是應該反對的。但是我覺得美國所指的私有化，應該是指股份化。如果我們把私有化定義在股份制企業中私人股權，中美雙方是沒有太大的分歧的。因爲今後改革和改制的重要內容實際上就是發展股份制經濟，並且是包含了私人股權的股份制經濟。
進一步研究蘇南經濟，我認爲還要從新的起點開始，比較重要的就是如何把鄉鎮企業做大做強的問題。私人企業成千上萬，數量已經不少了，關鍵就是私人企業規模不大，競爭力不強。在耶魯大學的一位研究人員說到，在中國，中小企業的貸款不像國有企業那樣方便。他認爲，在貸款問題上，私人沒有享受到與國有企業一樣的待遇，存在歧視。爲什麽國內的中小企業在銀行貸款中會有困難？除了政策上的歧視之外，企業不大，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國加入WTO之後，無歧視待遇原則，國民待遇原則等原則要逐步地實行起來。發展私人企業要依靠多方面的力量，不能把小企業置之不管。這就是說只靠小企業自身的力量它們是變不成大企業的。
現在要研究小的私人企業如何成爲一個大企業，成爲一個強的企業，它的道理有哪些。我認爲現在要把私人企業做大做強，有幾條道理是可以考慮的。一是，私人企業應該參與國有企業改革，改制。現在我們不能孤立地談發展私人經濟。實際上國有制經濟本身的發展也要求和私人經濟的發展結合起來。江陰有一個企業叫盛達集團，它生産的是香煙包裝上的塑料薄膜，在這個産品的市場上它具有壟斷性。這個企業去收購，去參與國有企業改制。還有一家公司叫南京中達公司，它是一個持股票上市的公司，是江陰的一家私人企業控股的上市公司。它裏邊有相當多的股份是中國包裝公司的股份。像這樣的私人企業就已經做得很大很強了，它已經是個控股上市公司。所以現在我們研究如何把私人企業做大做強，其中一條就是參與國有企業改造，去兼並收購國有企業。我們南京有一個公司是搞食品的，是一個私人企業。它收購了十多家國有的食品公司，于是那個地方的食品市場就被它控制了。這個企業也就變成一個大規模的食品企業，而且它完全是一個私人企業。現在國有企業的改制改造也遇到了很多問題，但如果使現在國有企業和私人企業的發展互動起來，用私人企業去收購兼並國有企業，私人企業的股份去控制國有企業，這樣不但私人企業做大做強，國有企業改制也好很多。這就是我們從蘇南模式中間可以體會到的。
另外就是私人企業想要發展，想要變得強大，還要解決家企分開的問題。私人企業的發展到了一定階段之後，就遇到了制度的問題。我們講到國有企業時都會說到它政企不分，現在講到私人企業之後，也就遇到了它家企不分的問題。我們城市許多私人企業一開始就是一些家族制的企業。家族制在企業原始積累的時期有非常積極的作用。因爲企業可以依靠家族制的血緣聯系的紐帶形成一股內部的凝聚力。因此可以使私人企業發展。但是家族企業在發展到一定規模之後，肯定會遇到內部制度的矛盾。就像我們講的"富不過三代"這樣一個觀點。創業是一代，守業是一代，然後的敗業階段又是一代。從理論方面來看，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中講到企業家時，也講到了這個觀點。他說如果一個企業完全靠他的子嗣來繼承的話，那麽到一定階段的時候也會衰敗。所以在西方的企業理論中提出了經濟革命這個問題。我在新加坡時接觸了許多華人的私人企業。華人的私人企業中普遍的一句話就證明了家族的"富不過三代"。現在可能還到不了三代，可能連一代人都發展不下去。因爲現在競爭非常激烈，尤其是國際競爭。如果企業規模太小，到一定階段以後，企業就會遇到內部的一些矛盾，從而導致它的敗業。
現在蘇南的鄉鎮企業正在進行的改革除了産權制度的改革以外還有治理結構的改革。內部治理結構的問題非常重要。前一段時間搞經濟研究的人都在談産權制度，都在談搞股份制的問題。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僅僅具有産權制度的改革而沒有治理結構的改革，這個企業仍然是不可持續發展的。因此一個企業要持續發展，就必須要在産權制度明確了的同時解決好治理結構問題。現在在許多私人企業治理結構方面的改革有一個重要措施就是家企分開。最爲典型的還是剛才講的盛達集團。它搞了一個職業經理人制度，就是它在全國招聘總經理，結果它把清華大學畢業的一個MBA招聘到它公司裏擔任總經理，這就把企業的管理權交給了專家。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私人企業發展到目前這個階段，家企分開是改制的一條重要途徑。這就是我們所談的私人企業問題。
私人企業做大做強，實際上不僅僅指它的規模問題，還有一個就是看它所處的産業等級。原來，我們有許多發展起來的私人企業所處的産業等級都是比較低層次的。但現在看，加入WTO之後，這些私人企業進入的領域越來越廣泛，層次也越來越高，尤其是現在許多私人企業正在進入到外貿領域。現在看來，搞世界貿易比較成功的企業一般都是私人企業。我們對外貿公司改革的主張就是搞大公司小企業，這些小企業要有私人産權。因爲我看到我們好多公司都有駐外機構，爲什麽？實際上是債權是自己的，虧了是公司的。如果說我們把這些外貿公司改制成私人企業之後（例如臺灣的公司是大主內，小主外，就是大企業導內，小企業導外），反而會取得成功，因爲搞外貿的都是一些私人的客戶。所以現在我特別主張一些外貿的進出口權應該交給我們的私人企業。這樣一來，私人企業也可能做大做強。
另外加入WTO之後，國有企業的挑戰實際上是很大的。尤其是歐洲一些公司一看到你是國有企業，它和你的生意就停止了。他們以爲國有企業都能得到國家的補貼，因此它就不願意和國有企業打交道。如果是私人企業它就願意去了。我的一個學生有一個私人企業，向歐洲一個國家出口一種國外稀有的原材料。當時，許多家大公司都去和那個國家談判，人家一看到那些都是國有企業，都不要，就要了他的，因爲他是私人公司，因此還一下子就給了他一個億的訂單。正當他高興沒幾天的時候，外方告訴他說，據了解他參加了一個行業協會，並且在裏邊當了副理事長。這個行業協會都是由國有企業組成的。因此也就把他的訂單給停了。這也反映出國際上不了解中國的國有企業情況，以爲國有企業都能拿到國家補貼。同樣也反過來說明我國加入WTO之後，私人企業的發展速度可能會進一步加快。
在蘇南的鄉鎮企業發展中間我還有一個想法，就是現在私人企業有一個重塑企業形象的問題。因爲你參加了WTO之後，形象也要必須重新塑造。這個重塑企業形象，特別是鄉鎮企業的企業形象，包括了幾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重塑企業文化，二是重塑企業信用。這個競爭是非常必要的。雖然過去和現在我們都在談競爭，但是競爭的含義大不一樣。
首先是要重塑企業文化。我們如果把私人企業和鄉鎮企業比較，會發現它的文化要求特別高，因爲現在看來，文化本身就是一種競爭。什麽是文化，它的一個方面就是文化知識，另一個方面實際上是指企業家的道德觀和價值觀，這也屬于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我記得一個英國人寫過一本書--《國家競爭力》（我們有中文譯本），他仔細地比較了世界各個國家的價值觀，並且提出一個問題：企業提供給市場的是什麽？是産品？他說不對。企業提供給市場的是企業的文化，就是說這個企業信奉什麽樣的文化。所以現在從重塑企業文化這個角度看，鄉鎮企業家，私人企業家，首先要把鄉土味去掉，別讓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從鄉下來的，就感覺這個企業沒有競爭力，感覺這個企業沒有一種文化的競爭。
在這種情況下，我提到幾個方面：一是鄉鎮企業怎麽脫掉它的鄉鎮外衣。我覺得以後我們應該取消鄉鎮企業這個名字。因爲鄉鎮企業改制到現在，它的內涵也變了。原來鄉鎮企業是指鄉鎮辦企業，是從主體的角度講鄉鎮企業。而現在僅僅是一個地域的概念，是指這個企業辦在鄉鎮。鄉鎮企業的含義發生了變化。現在看來，我有一個主張就是鄉鎮企業的總部應該進城，不應該還在鄉鎮上。我們現在可以發現一個趨勢，就是一些大的鄉鎮企業，已經開始進入城市了。比如講江蘇蘇北的一個生産皮鞋的企業森達集團，現在已經成爲中國的鞋王。這個企業原來是一個村辦企業，它有兩大發展措施，第一大舉措就是把這個企業的總部搬到了上海。第二就是它改制成了私人企業，老總把股份買下來，這就是企業在制度方面發生的變化，在文化上發生的變化。過去我們理解的私人企業家，鄉鎮企業家是沒有文化的，包括他們的舉止衣著。如果現在還是這樣的情況，這個企業在別人面前就沒有競爭力。文化差別是一個企業的形象，是一個企業的競爭力。這是文化上的問題。
第二就是重塑企業信用。這個信用也是一種競爭力。一個企業守不守信用很大程度上關系到人家願不願意和你打交道的問題。現在大家都在研究一個誠信的問題。從理論上來分析，經濟聯系的紐帶在封建經濟中是血緣關系，在計劃經濟中是國家計劃，在市場經濟中是經濟合同，是一種契約。所以也有人把市場經濟成爲契約經濟。大家都是平等的主體，能夠爲大家所接受的就是經濟合同。那麽市場經濟作爲一種契約經濟，他的基本條件是什麽呢？首先是合同。如果信用合同都不能遵守，那麽就不叫市場經濟。我們現在的那些假冒僞劣、坑蒙拐騙、欠債不還的問題都是信用的問題。並且我們也發現，許多私人企業在原始積累的時期是不講信用的。因此這些問題許多都是出現在私人企業中。就我剛剛講的，一方面，鼓吹私人企業，另一方面又不到私人企業去買東西，這個矛盾就在這裏，所以重塑企業信用就非常重要。剛剛我們講到昆山，爲什麽一個縣級市會成爲臺商、外商所集中的地區，而原來外商都是集中在東莞，集中在廣東的，現在大部分都集中到昆山來了，原因就是這個地區經濟活動很講信用。
進一步分析，蘇南發展的水平已經很高，它的一個縣級市一年的財政收入水平普遍已經超過了三十個億，江陰已經達到了三十五億，相當于內地一個省的財政收入。這就是它有一定的制度基礎在那裏，不光是看那個地區的經濟條件。
我們研究到一個地區的投資環境，原來強調得比較多的是政治環境。現在加入WTO之後有無歧視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兩大原則。這兩個規則規定了在利用和引進外資，在講到投資環境的時候不應該再涉及到政治環境。事實上，現在政治環境趨向于一致。這時的投資環境就主要是市場環境（這個市場環境還涉及到這個地方的文化環境以及市場秩序）。我們現在談到地區競爭的時候都在談一個地區的綜合競爭力的情況。它不僅是指經濟競爭力，相當多地區還都包含了非經濟競爭力。就像法制環境，市場秩序和一個地區的行政效率等，這些都是一些非經濟競爭力的表現。所以現在許多學者在談到要改善投資環境的時候，就不僅僅是指像交通設施方面的硬環境，也不僅僅是指政策上的軟環境。更重要的是要加強法制，秩序和行政效率方面的軟環境建設。
進一步研究，我們還應該體會到城市化的問題。當年費孝通在總結蘇南經濟發展的時候用了一句話："小城鎮，大問題"，就是在蘇南地區發展小城鎮，這是蘇南模式的一個重要內容。我們全國的十五計劃還要講城鎮化，但江蘇已經不再講城鎮化，而是在講城市化。爲什麽？實際上，當年發展小城鎮時候解決了大問題，但現在這些小城鎮也出現了大問題。一個城市首先需要有人氣，如果沒有人氣，它就不成爲城市。小城鎮辦得多，人氣都給小城鎮分散了，分散的人氣會使城市功能得不到很好的發展。
一方面，每一個城鎮都達不到規模經濟，什麽叫城市，城市化的"市"是什麽？是市場。市場化就要解決一個市場中心問題。只有當城市成爲一個區域的市場中心的時候，它才是一個真正的城市。但目前國內基本是按照人口的比重來計算統計城市化的，就是看城市人口在地區中占多大的比重，就把城市化水平看得有多高。現在我國城市化水平達到30%多，這完全是按照城市人口來計算的。如果僅從城市人口來判別城市化，這並不是很難的事情。現在許多城市都在增加城市戶口，而且都在解決農轉非。我認爲東部和西部的經濟差別主要差在城市化水平。經濟落後地區落後的原因是什麽，是城市供給不足，就是指城市太少，城市太小，城市功能太弱。
另外一方面，我們要解決一個聚集經濟要素，就是經濟能量的聚集問題。現代經濟中，先進的生産要素，經濟能量都是集中在城市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都是流到城市。城市功能越強，它能夠吸收的各種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的能力也就越強。如果城市功能弱，它就不能吸收先進的生産要素。城市做爲一個經濟要素，應該是經濟能量聚集的場所。蘇南城市經濟水平比較高，一個原因是它離中心城市上海比較近，第二就是這裏是一個城市群，從南京、鎮江、常州、蘇州、無錫到上海，它們能夠充分吸收經濟能量。
現在這個地區的毛病就是片面發展小城鎮，把每個地區的經濟能量分散化了。所以我對這個地區的城市化提出的重要內容就是："城鎮城市化"和"城市現代化"。
說到城市化之後，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市場已經變成買方市場。講到買方市場以後，一個中心已經發生變化，即制造業中心不再是經濟中心，而只有既是服務業中心，又是商貿中心的地方，才會成爲經濟中心。所以現在許多城市化的建設中存在一個問題即城市化的産業依托問題。城市化要靠什麽産業來依托？過去我們理解的城市，是煙囪林立的地方，是城市工業，工業集中的地方，就是城市。而現在哪個地區煙囪林立，哪個地區一定就是最落後的，它就不會是一個城市中心。所以現在城市只有成爲一個服務業中心，它才能夠成爲一個經濟中心。
現在我們在研究城市化的時候，都在討論一個問題，就是怎麽樣解決這個城市的産業依托問題，答案就是發展服務業（我們在研究經濟的時候，要逐步地明確服務業的重要性）。原來我們傳統的理論，一直以爲：由第一産業發展到第二産業，由第二産業發展到第三産業，這將是一個發展的趨勢。但是千萬不要以爲是第二産業決定著第三産業。在現代經濟中間，是服務業主導制造業。一個地區有多高的服務業水平，它能夠形成多高的制造業水平。如果這個地區沒有很高的服務業水平，它就不可能有很高的制造業水平。爲什麽蘇南地區（包括杭州、寧波）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因爲這裏有一個上海。上海是一個服務業中心。上海能夠提供市場，能夠提供信息，能夠提供國際經濟貿易，上海是這樣一個中心，它就能夠把周圍地區極其制造業帶動起來。上海如果僅僅是一個制造業中心，它就不能夠帶動周圍地區的發展。同樣，我們每一個地區在研究區域經濟的時候，也要考慮：這個地區應該有發展結（就是發展經濟裏面談到的發展結），這個經濟中心也必須要有發達的服務業。所以現在我們講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經濟有什麽影響的時候，我認爲它的積極影響就是能夠使更多的現代服務業進入。
我對現在江蘇的經濟發展戰略提出了一個思想，就是在經濟全球化的時候，江蘇應該成爲一個不設防的省份。爲什麽呢？現在許多人在討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我們應該怎麽進一步保護，即使關稅不能保護，其他一些限制不能保護，那還有什麽辦法可以保護。我對江蘇講，大家不要講保護，一定要講開放。因爲中國面臨全球化的時候有一個特點，是什麽呢？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到九十年代，外商進入中國是首先進入廣東福建地區，是由南到北的。這是因爲第一那時候這些省份給政策優惠，第二那時侯進來的主要是制造業。而到了二十一世紀經濟全球化的時候，外資進來就很有可能是首先進入以上海爲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因爲現在進來的主要是現代服務業，要充分利用上海地區的這樣一個基礎，就是進來必須由外資的銀行，外資的金融機構，保險公司和各種中介機構進來，在這種情況下能夠帶動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如果你這個地區還要鼓勵保護，那它就不來了，因爲經濟全球化，不走你這裏可以走那裏，不一定非要到你這裏來，越是開放越是能夠吸引更多的服務業進來。所以這也是說，我們如何把現代的城市化進程和經濟的全球化有機地結合起來，要充分利用外資，充分利用全球化來推動我們的城市化。我覺得這也是從蘇南模式中間體會到的。我覺得這是蘇南的經濟發展在城市化問題上給我們的一個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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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千萬工程」 獲聯合國大獎2018-09-28聯合報
浙江省「千村示範、萬村整治」工程（千萬工程）昨榮獲聯合國「地球衛士獎」中的「激勵與行動獎」，這是聯合國最高環境榮譽。
聯合國「地球衛士獎」2004年設立，旨在表彰在保護或恢復環境方面展現出卓越領導力、遠見卓識、創新力和行動力，並做出傑出貢獻的個人或組織。
中新社報導，浙江「千萬工程」榮獲「2018地球衛士•激勵與行動獎」，意味浙江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努力和成效得到國際社會認可。
浙江「千萬工程」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在基層農村的成功實踐。
2003年6月以農村生產、生活、生態的「三生」環境改善為重點，浙江啟動「千萬工程」，開啟了以改善農村生態環境、提高農民生活質量為核心的村莊整治建設大行動。其目標為花5年時間，從浙江4萬個村莊中選擇1萬個左右的行政村進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000個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範村。
報導指出，浙江「千萬工程」經歷了三個階段：2003－2007年為示範引領階段，1萬多個建制村率先推進農村道路硬化、垃圾收集、衛生改厠、河溝清淤、村莊綠化。
2008－2012年為整體推進階段，主抓生活汙水、畜禽糞便、化肥農藥等面源汙染整治和農房改造建設；2013年以來進入深化提升階段，啟動農村生活汙水治理攻堅、農村生活垃圾分類處理試點、歷史文化村落保護利用工作，美麗鄉村創建全面鋪開。
報導稱， 截至2017年底，該省累計有2.7萬個建制村完成村莊整治建設，佔該省建制村總數的97%；74%的農戶厠所汙水、廚房汙水、洗滌汙水得到有效治理；生活垃圾集中收集、有效處理的建制村全覆蓋，41%的建制村實施生活垃圾分類處理。
「千萬工程」還注重把環境整治和農民增收結合起來。高汙染的小作坊通過轉型升級，搬遷到工業園區。許多農村開闢了綠色農產品經營、手工藝品等綠色產業，並藉助互聯網電商平臺銷售。同時注重培育農家樂休閑旅遊點，把農村的生態環境轉化成旅遊資源。
今年4月，聯合國副秘書長兼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索爾海姆訪問浙江，對浙江的綠色發展成果給予高度評價和贊賞，他指出：「我在浙江浦江和安吉看到的，就是未來中國的模樣，甚至是未來世界的模樣。」
華西村掌門人回應負債389億元：網傳文章斷章取義
新京報2017.12.22訊（記者彭彬）近日，一篇名為《中國最富村負債389億天下第一村華西村到底經歷了什麼？》的文章在網絡上發酵，對於網傳文章，華西村黨委書記、主任、華西集團董事長吳協恩在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網傳文章斷章取義，今年華西集團鋼鐵、化纖板塊業務盈利大幅度增長，服務業整體平穩，集團經營情況好於往年，納稅穩中有升，整體發展態勢良好。
截至今年前三季度，華西村實現盈利1.62億元，負債總額為387.42億元，去年同期為360.44億元，同比增長6.96%；資產總額為558.26億元，資產負債率69.4%；現營業收入202.13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超20億元。
“今年以來，鋼鐵、化纖行業行情火爆，是近年來表現最好的一年，你說在這種情況下，華西集團會經營不好？”吳協恩表示，負債有所提升，主要是因為佈局了許多新業務。“適度的負債率，對企業經營也有好處，可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吳協恩表示。
據吳協恩介紹，目前投資的效果正在顯現，部分投資收益已達數倍。此外，新佈局的金融、電競等業務也在推進，利潤將逐步釋放。
“我經常跟村民說，有質疑，說明外界一直在關注華西村，有關注也是好事，對於這些傳言，我們也不必過多理會，踏踏實實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吳協恩表示，每隔一段時間，網上就會出現一些傳言，這都是不了解華西村所致。
吳協恩表示，網上有些聲音認為，華西村比較封閉，但實際上華西人心態非常開放。“歡迎有質疑的朋友，到華西實地走走看看，眼見為實嘛。”吳協恩表示。
旺報社評》政治集權、經濟分權的試探 2019/09/25
大陸人大常委會決定，自2020年起改變農村土地僅能由國家徵收的規定，在符合國家資源整體規畫的前提下，作為工商業經營之用的農村建設用地，將可以由農村集體透過出售或出租等方式，轉讓給單位或個人使用。修訂案也大幅改善過往地方政府強制徵收土地的弊病，明確界定土地徵收的公共利益用途，也加入更多限制條件與補償規定，讓地方政府不能隨便亂徵收農村土地，也讓農民擁有更多的參與、監督及話語等權利。
北京這次土地改革獲得正面的肯定。一方面，對人口比重高達4成的大陸農民來說，這是對早先土地管理過度傾向城鎮發展的矯正，也是遲來的公平正義展現。另一方面，對當前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的北京當局而言，此舉將可全面解放長期被凍結的農村土地財富，為陷入成長停滯困境的大陸經濟，注入源源不絕的資金動能活水。除有利市場化的加速進行外，也將有助大陸挺過這一波經濟成長動能趨緩危機。
這些看法，都沒有錯，但似乎流於表面。嚴格說來，這次的土地制度改革，有兩個深層意涵，一是加速推動大陸城鎮化進程，另一是打破中央權力愈來愈加集中的迷思。
首先，在加速推動城鎮化進程方面，農村土地交易的市場化，代表農民不需在苦守著代代相傳的土地，而可以透過土地的買賣移轉，離開鄉村進入城市，從而擺脫農民身分，除可加快城鎮化的步調外，也可縮小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換句話說，土地改革不只是要創造「土地紅利」，更是希望透過這個過程提供農民誘因，加快農業人口轉移為城鎮居民，進而達成2035年城鎮化率（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75%的目標。
其次，這次土地改革，無疑是北京政府再一次大規模的放權讓利行動。目的是把過去國家壟斷的農村土地買賣權利，重新歸還給農民。這就不免令人聯想到，1979年大陸經濟改革的濫觴，即是源自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個讓大陸得以實現市場經濟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這個改革，不僅改變當時農村貧瘠的樣貌，也為大陸經濟帶來40多年的榮景。箇中關鍵，無非就是中央政府願意放手，把權利下放給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