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2000年主編的《東史郎日記圖證》似非《東史郎日記》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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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爲東史郎作證 追憶測繪工作者對東史郎的聲援

　　東史郎先生走了。
　　1999年4月10日在盧溝橋畔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見到東史郎的情景至今曆曆在目。
　　那天，春寒料峭，北風呼呼地拂過盧溝橋上的石獅，聲討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正義之聲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裏又一次響起。反映中國勞工在日本遭迫害、遭槍殺的《花岡事件》的畫冊出版座談會在這裏舉行，一個特別邀請來的客人就是東史郎。時任國家測繪局副局長的黃雲康同志和時任中國地圖出版社社長的汪季賢同志，以及《中國測繪報》總編輯辛英女士來到這裏，爲的是向東史郎贈送6幅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南京地圖，並向他表示聲援。作爲隨行的《中國測繪報》記者，在這裏，我目睹了中國人民對日本軍國主義殘忍暴行的控訴和聲討，目睹了東史郎對他及其同夥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懺悔和謝罪，也目睹了中國測繪工作者對東史郎的聲援和支持。
　　史郎之所以受到中國人的邀請和聲援，緣于他對曆史的正視，緣于他對日軍曾經犯下的罪行的懺悔，緣于他對他的國家曾經有過的暴虐的反思，緣于他對那些否定曆史的日本右翼勢力不懈鬥爭的勇氣，以及在受到不公正判決後仍不屈服的精神。
　　東史郎作爲侵華日軍的一員，曾于1937年參加過攻占南京的戰鬥，目睹了侵華日軍在南京實施的種種慘無人道的大屠殺罪行。1987年7月6日，即七七事變50周年的前一天，年逾古稀的東史郎公開了他封存了40年的《陣中日記》，特別是將1937年12月日軍在南京屠城、殺戮30萬中國人的罪行公之于衆。日記公開後，企圖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曆史事實、推卸侵華戰爭罪責的日本右翼分子立即對東史郎起而攻之。1993年，東史郎日記中提到的“郵袋殺人事件”的主角橋本光治，向東京地方法院控告東史郎，否認自己曾有過那樣的殘忍行徑，進而全盤否認南京大屠殺，並要求東史郎給予名譽損失賠償。而東京地方法院居然顛倒黑白，完全不顧曆史事實和中國人民的感情，認定東史郎日記“沒有客觀依據”，判決東史郎敗訴並賠償原告50萬日元。東史郎不服判決，向東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訴。1998年12月22日，東京高等法院在經過12次開庭調查和辯論後，依然判決東史郎敗訴。日本司法方面公然否認史實的消息，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一位資深的老地圖工作者、親曆日軍侵華深重苦難的古稀老人――中國地圖出版社原副總編輯陳潮，更是義憤填膺，徹夜難眠。他決定用鐵的事實來回擊日本右翼勢力，用確鑿的證據來聲援東史郎！
　　東史郎訴訟案的焦點是，東史郎日記中提到的“郵袋殺人事件”。東史郎在日記中這樣寫道：“12月21日，受命整肅南京城，離開郡馬鎮(馬群鎮)。位于中山北路上的最高法院是一棟灰色的大樓房，大概相當于日本的司法省。法院前面橫臥著一輛撒了氣的小轎車，馬路對面有一池塘。不知從哪裏帶來一個支那(中國)人。戰友們像孩子耍小狗似的耍弄他。西本(橋本光治)提出一個殘忍的辦法，即把他裝進袋子裏，澆上汽車用的汽油點火燒。哭喊著的支那人被裝進郵袋中，袋口紮得牢牢的。他在袋子裏掙紮、哭泣、大聲喊叫。袋子像足球一樣被踢來踢去，像蔬菜一樣被澆上小便。西本(橋本光治)從撒了氣的轎車裏拿來汽油澆到袋子上，袋子上系上一根長繩子，能夠到處拖著走。有良心的戰友皺著眉頭注視著殘酷的行爲，沒良心的戰友有趣地聲援著。西本點著了火，汽油一下子燃燒起來。就在這時，袋子裏發出一種無法言狀的可怕的喊叫聲。袋中人用渾身的氣力使袋子跳了起來，自己滾動。抓著郵袋繩子的西本說：‘喂，你那麽熱的話，給你涼一涼怎麽樣？’說著把兩枚手榴彈系在繩子上並將袋子扔進了池塘。火滅了，袋子沈下去了，就在波紋即將恢複平靜的時候，手榴彈在水中爆炸了。水咕嘟躥了上來，然後又恢複了平靜。遊戲結束了。這樣的事在戰場上什麽罪過也沒有，大家只是對西本的殘忍厭煩而已。接下來，好像一點兒也不記得剛發生的事情，這一隊人又哼著小曲繼續行進了。”事隔50年，東史郎終于鼓足勇氣，將日軍滅絕人性、殘害中國人的暴行公之于衆。而橋本居然公然否認他的罪行，否認南京大屠殺。橋本謊言的理由之一，就是南京最高法院門前的馬路對面根本不存在大水塘。于是，能否證明當時的南京最高法院前確有水塘，就成了此案的關鍵。
　　已經退休了的陳潮老先生，懷著滿腔的義憤，來到了他工作了幾十年的中國地圖出版社，查找舊南京地圖。憑著他廣博的地圖知識，陳老先生很快就從中圖社的藏圖中查找出了6幅極有價值的舊南京地圖。找到地圖後，陳老先生激動地立即給我來電。在中圖社的資料室裏，我見到了那6幅發黃的舊南京地圖(如圖2)：1935年5月商務印書館發行的比例尺爲1:1.45萬的《南京城市圖》，1935年9月武昌亞新地學社發行的比例尺爲1:1.8萬的《新南京市實測詳圖》，1946年中外史地編譯社編制的比例尺爲1:2.15萬的《南京全圖》，1947年2月中華書局印刷發行的比例尺爲1:1萬的《最新南京地圖》，1948年7月武昌亞新地學社發行的比例尺爲1:1.8萬的《南京市街道詳圖》，1949年亞光輿地學社出版的比例尺爲1:2.26萬的《南京市街道詳圖》。那6幅地圖雖然出版單位、日期不同，比例尺各異，但所有標有位于中山北路的南京最高法院的前面都有3個清晰可見的大水塘（如圖3），每張地圖都用鐵的事實爲東史郎日記提供了有力的證據。采訪回來的當天，我便寫下了《東史郎言之鑿鑿 中圖社有圖爲證》的消息，刊發于1999年1月8日的《中國測繪報》頭版頭條。消息見報後，立刻被新華社、光明日報、解放軍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文彙報、北京日報、法新社等幾十家新聞媒體轉載，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大反響。
　　1999年4月，在得知東史郎第五次來華謝罪、來京參加《花岡事件》畫冊出版座談會的消息後，中國地圖出版社決定將這6幅地圖贈送給東史郎，以表示對他的正義行動的支持與聲援。在贈圖儀式上，黃雲康副局長對東史郎發表日記、尊重曆史的義舉表示了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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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史郎（1912年4月27日－2006年1月3日，即生於明治四十五年），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後町人。

生平經歷

1937年8月應徵加入日本派遣軍，為日本軍第16師團二十聯隊士兵，參與了1937年12月開始的南京大屠殺暴行。還曾參加過天津、上海、徐州、武漢、襄東等戰鬥和戰役。
二次大戰後先後經營電影院、機床製造業等，生有四個女兒和一個兒子，長男東隆史，二女細井壽子，家庭生活水準富裕；1987年，他把在中國期間寫的日記整理為《陣中日記》、《手記》（記錄他自1940年至1944年3月所為之事）。同年12月，日本青木書店以其日記為藍本，出版了《我們的南京步兵聯隊——一個召集兵體驗的南京大屠殺》。由此起至至2004年，東史郎先後7次到中國取證、懺悔。
但是，有些日本人認為南京大屠殺不存在，東史郎日記也是不真實的。日記中的一個人物更就此對東史郎提出訴訟，1993年4月26日，東京地方法院開始一審，1996年4月26日判決東史郎敗訴。1998年二審駁回東史郎的上訴。在一審之後、東史郎上訴期間，一些中國人和日本人多方奔走，查找並提供了南京大屠殺期間南京市地圖等物證以證明東史郎所說的是事實。但是，東京地方法院並未審理而直接駁回上訴。
2004年12月29日和2005年6月11日和12月15日相繼傳出病危消息。他因大腸癌於2006年1月3日上午11時45分於日本京都一家醫院逝世。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和日本的傳媒報道逝世消息大相逕庭；中國傳媒的相關消息、悼念專題文章在病逝消息後一天已舖天蓋地，但日本傳媒多只有在訃告一欄才有簡短報道，專題文章則一概欠奉。
南京市江東門紀念館隨即在4日下午舉行追思會；葬禮於1月6日上午十時於京都府京丹後市網野町舉行，南京市政府派代表前往。

相關書籍

《東史郎日記》
簡體字版：東史郎著，張國仁譯，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初版。ISBN 7534334810
日本語版：東史郎著，熊本出版文化會館2001年6月版。ISBN 4915252566
《わが南京プラトーン― 一召集兵の體験した南京大虐殺》（中譯《我們的南京步兵聯隊─ 一個召集兵體驗的南京大屠殺》）
日本語版：東史郎著，青木書店1996年10月初版。ISBN 4250960439
《東史郎和他的訴訟案：一個日本侵華老兵的反省》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　編，北方文藝出版社2000年4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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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史郎日記》序

每個戰場上都有戰死的危險，若戰死我將化爲灰燼，即使還剩一口氣，也不可能把我帶回日本。我在戰場上目睹了老百姓的一切悲慘的情景、戰爭的罪惡。
由于我受過很深的觸動，有過非同尋常的經曆，因而如實地寫下了善和惡。
我們受過“中日戰爭是聖戰”的訓導。
“效忠天皇重于泰山，你們的生命輕如鴻毛。寧當護國之鬼，不受生俘之辱！”既然自己的生命輕于鴻毛，不值一提，中國人的生命豈不是更輕嗎？所以就喪盡天良地屠殺了他們。
軍國主義思想武裝的日本軍沒有人類愛，沒有人道主義，戰鬥的目的是勝利，勝利就是正義。我們士兵成了“作戰的活武器”。訓導我們的是：“忠于天皇，光榮戰死！”
軍國主義教育把我們士兵加工成作戰武器，麻木不仁地盲從長官。在“活武器”心中只有爲天皇盡忠。
然而，人的天性中就具有人類愛和同情心。有一次西原少尉命令我說：“明天早晨要把她們統統殺掉，要看守好，防止逃跑！”我想：“這五個女人犯了什麽罪，爲什麽非要殺她們不可呢！”遂違抗軍令把她們放跑了。她們向我叩頭感謝後便消失在夜幕之中。在我的“南京戰記”裏有一篇寫的就是這件事。另外，十二月五日淩晨，五個男青年和一個女青年被捕時，因爲他們身邊帶著無線電發報器，被認定是特務，相繼遭到了殺害。當時青年的相互友愛和女性的純真的愛及其崇高的行爲深深地打動了我，我在日記中寫道：“愛的力量比死還大！”
（你有人性嗎？impossible！）
我還記錄了由于我們發動了侵略戰爭，使當地的老百姓失去了工作，斷了生計。在邯鄲有一家靠妻子和十五歲的少女賣春糊口，在饑寒交迫中掙紮。我含著眼淚在日記中記下了黃河大堤被炸後的悲慘情景。不僅是人在殺人，還有那慘不忍睹的成堆白蛆正在活活地咬死老嫗的場面。我在爲日本軍侵略的犧牲品而落淚，然而，自己又是侵略者中的一分子。
（你有眼淚才見鬼！）
我是忠于天皇敕諭“軍人天職乃臨戰當敵，片刻不可忘記‘武勇’二字”的盲從兵；是一個侵略中國的兵；是一個被天皇授予武功超群這一最高榮譽獎——金鷂勳章的忠實士兵。
人類愛和戰士的使命感使我産生了疑惑，爲此，我寫了日記。每次作戰結束後就著手下次進攻的准備，部隊要休整。
我利用休整期間把戰場的情況寫了下來。因爲是匆忙之中寫下來的，所以是一個概況。
一九三九年九月我回到了日本。
在一九四0年和一九四一年，我回顧了戰場的情況，並且趁還沒有忘記的時候對戰地日記進行了整理。
因爲當時我經營了八個電影院，沒有能將日記全部清稿，在清稿日記的開頭我寫道：我要在這裏記下戰場上的真實。
要記錄戰場上的美與醜。
只以一個人的立場加以如實記錄。
戰爭是什麽？
“戰爭”二字就是殘忍、悲慘、暴虐、放火、屠殺等等慘無人道的衆惡之極的概括性代名詞。
所謂戰爭，就是包括了一切非人道的罪惡無比的巨大的惡魔口袋，它茶毒生靈，破壞良田，摧毀房屋，恣意暴虐，毀滅文化，使人間變成地獄，導致無數的生靈成了孤魂野鬼。
戰爭的真實情形，……似乎是最大的痛楚，又似乎是無盡的悲痛，還似乎是對永恒怨恨的呐喊的感傷。
我第二次出征的時候，在浙江省寧波市迎來了日本戰敗投降。我帶領部下把我們獨立大隊的武器彈藥裝上八艘帆船運往上海。當時，一位尉官以上的中國軍官對我說：“南京交戰時，我在下關碼頭遭到了日軍集體屠殺，因躺在戰友們的屍體下裝死而死裏逃生。夜裏悄悄地逃脫出來後與可恨的日本軍拼命到今天。一想到當時的仇恨，東軍曹！我恨不得把你殺掉扔進黃浦江！但是因爲上面有令‘要以德報怨’，所以今天放你一條生路。”他沒有對我以牙還牙討還血債。多虧中國軍人的寬大，我才幸運地活到今天。這種“源源不斷、不爭先後、大江日夜悠悠流”的大陸民族中國人的寬宏大量，使我感激涕零。想到這些，我覺得日
本軍不但在軍事上吃了敗仗，而且在道德上也是敗將。中國人對不共戴天的敵人日本軍以德報怨饒恕了我，我要感謝感激！（你好意思活在世上嗎？幹嘛不吊死？）
人類的進步來自于學問，
學問、文化産生于文字。
漢字是中國教給日本的，
日本文化的原點是中國。
寫字的紙墨也是中國教的。
火藥也是中國發明的，後又傳到日本，而日本卻忘恩負義地就用這個火藥，來恣意侵略這個火藥之師——中國。十五個春秋裏，中國臥薪嘗膽取得了最終勝利。
應該永世不忘中國人民對我們的恩德，因爲他們並沒有對日本軍國主義——軍閥所犯下的滔天罪惡以牙還牙，而是對我們“以德報怨”。
日清戰爭中，日本占領了臺灣，從中國索取了大量的賠款。然而這次日本戰敗後，中國並沒有占領日本一寸土地，沒要日本人賠償一分錢，反而對我們說：“我們要永遠爲友好而努力！”這種恩德我們要報。
孔子曰：“過，則勿憚改。”因爲我們錯了，所以必須反省，切不可成爲忘恩負義的卑鄙小人。我要懺悔，但白罪過，脫胎換骨。遺憾的是至今軍國主義陰魂仍然不散的那群家夥竟然控告說：“東史郎在說日本軍的壞話，這是毀壞名譽。”“不光彩的侵略和殘暴的日本軍究竟有什麽名譽？！”我義正詞嚴地反駁了他們，六年來與他們鬥了整整兩千個日日夜夜。三百萬人出征，而我爲了洗刷自己的罪過一直在與軍國主義鬥爭。
在原告的律師事務所裏設立了“確認南京大屠殺虛構會”，這是原告的目的。因爲我坦白了日本軍在戰爭中的殘暴行徑，他們就威脅和攻擊我，把我送上審判臺。可是，鐵的曆史事實不容抵賴，必須反省！妄想抵賴南京大屠殺的卑鄙的軍國主義分子拼死地利用審判，其靶子就是我。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一九九八年三月八日，朱成山館長和我一致同意將戰場日記全卷贈送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並且一致同意以中文出版發行，以此使記錄著戰爭實況的“東日記”爲“後事之師”發揮應有的作用。另外，還把當年天皇頒發的金鷂勳章和瑞寶章、從軍章及其證書、簽名軍旗贈給該館，以表我的懺悔之心。

出版前言

這是一部特殊的、深受世人關注的日記。
這部日記的作者東史郎，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出生于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後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歲的東史郎應召入伍，系日軍第十六師團步兵第二十聯隊上等兵，曾參加攻占天津、上海、南京、徐州、武漢、襄東等戰役，一九三九年九月因病回國。一九四四年三月，他再次應召參加侵華戰爭。一九四五年八月，他在上海向中國軍隊投降。一九四六年一月回日本。東史郎有記日記的習慣，他把侵華戰爭期間的所見所聞詳細地記錄下來，共有五卷三十七萬字。
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日記中，他記述了西本（橋本光治）在南京最高法院門前，將一個中國人裝入郵袋，澆上汽油點火燃燒，最後系上手榴彈，投入池塘將其炸死的暴行：二十一日奉命警戒城內，我們又離開了馬群鎮。
中山路上的最高法院，相當于日本的司法省，是一座灰色大建築，法院前有一輛破爛不堪的私人轎車翻倒在地。路對面有一個池塘。不知從哪兒拉來一個支那人，戰友們像小孩玩來的小狗一樣戲弄著他。這時，西本提出了一個殘忍的提議，就是把這個支那人裝入袋中，澆上那輛汽車中的汽油，然後點火。于是，大聲哭喊著的支那人被裝進了郵袋，袋口被紮緊，那個支那人在袋中拼命地掙紮著、哭喊著。西本像玩足球一樣把袋子踢來踢去，像給蔬菜施肥一樣向袋子撒尿。西本從破轎車中取出汽油，澆到袋子上，在袋子上系一根長繩子，在地上來回地拖著。
稍有一點良心的人皺著眉頭盯著這個殘忍的遊戲，一點良心都沒有的人則大聲鼓勵，覺得饒有興趣。
西本點著了火。汽油剛一點燃，就從袋中沖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慘叫聲。袋子以渾身氣力跳躍著、滾動著。
有些戰友面對如此殘暴的玩法還覺得很有趣，袋子像火球一樣滿地滾，發出一陣陣地獄中的慘叫。西本拉著口袋上的繩子說：“喂，嫌熱我就給你涼快涼快吧！”
說著，在袋子上系了兩顆手榴彈，隨後將袋子扔進了池塘。火漸漸地滅掉了，袋子向下沈著，水的波紋也慢慢地平靜下來。突然，“澎！”手榴彈爆炸了，掀起了水花。
過了一會兒，水平靜下來，遊戲就這樣結束了。
像這樣的事情在戰場上算不上什麽罪惡，只是西本的殘忍讓我們驚詫。
一會兒，這夥人便將上面的慘事統統忘記，如同沒事人一樣又哼起小曲走路了。
戰後，東史郎回到日本，先後經營電影院、機床制造業等，生活富裕。一九八七年，東史郎出于對參加侵略戰爭的反省和向中國人民謝罪的願望，在日本京都的和平展覽會上，公布了他的戰時日記，其中包括記錄當年南京大屠殺情景的材料。
他說：“對于一個退伍軍人來說，戰場上的事是不能磨滅的，因爲我常常看到那本日記，當時的情況就常常在我的腦海中出現。半個世紀前的事情大家都忘記了，但我因爲有這些日記，所以才能記得這些事。”同年十二月，東史郎以《我的南京步兵隊》爲題，將日記節選後交青木書店公開出版，在日本國內外産生較大反響，同時也遭到日本右翼勢力的嫉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九八年三月，東史郎先後四次來南京，誠摯地“向南京人民謝罪”。他的家裏因此接到不少日本右翼分子的恐嚇電話，罵他是“叛徒”、“賣國賊”、
“舊軍人的恥辱”、“褻讀了英靈”、“罪該萬死”等，但東史郎及其家屬不懼威脅。東史郎說：“我們日本人對蒙受原子彈的危害大聲呼號，而對加害在中國人民身上的痛苦卻沈默不語。……作爲戰爭的經曆者，講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爲反省的基礎，這是參戰者的義務。”
在侵華戰爭期間，受軍國主義思想的毒害，東史郎無疑是中國人民的加害者，雙手也曾沾上了我同胞的鮮血。但中國有句古話：“知恥者，近乎勇。”東史郎能在半個世紀後，不怕圍攻、謾罵和威脅，勇于站出來對侵略戰爭反省，向中國人民謝罪，並無情地揭露日軍當年的殘暴行徑，這需要相當的覺悟和勇氣，是一個值得稱道的正義行動。
東史郎在他的日記中，曾提到他的原分隊長橋本光治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殘暴行徑。在日記出版後長達六年的時間裏，橋本沒有提出異議。一九九三年四月，在一些原日軍將校的精心策劃下，橋本以日記記述“不實”、“毀損名譽”爲由，狀告東史郎、青木書店和該書編輯下裏正樹，訴訟至東京地方法院，要求登報公開道歉並支付損害賠償金兩百萬日元。日右翼勢力企圖以爲橋本恢複名譽爲突破口，全盤否定南京大屠殺史實。東京地方法院經過三年的審理，迎合右翼勢力的意圖，鼓吹南京大屠殺“未定”論，並于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作出判決，認定《東史郎日記》中的有關“水塘”、“郵袋”、“手榴彈”等記述爲“虛構”，判處揭露南京大屠殺暴行的東史郎等“被告”敗訴，各向橋本賠償五十萬日元。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東史郎日記》案在日本東京地方法院一審敗訴後，日本友人專程來寧，主要就一審涉及的“一九三七年時的郵袋能否裝下一個人”、“最高法院門前的馬路對面當年是否有水塘”和“手榴彈綁在裝有中國人的郵袋上扔進水塘，爆炸後是否對岸上加害者構成危害”三個問題調查取證，得到社會各界的極大支持，人們紛紛舉證，爲上述三個問題提供了有力的證據。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將這些證詞證物，一一轉交東史郎案律師團，成爲《東史郎日記》案的佐證。
位于南京市中山北路101號的原最高法院舊址（現江蘇省商業廳），就是《東史郎日記》記述的當年的慘案發生地。從一九九六年八月至今，南京市民共提供三十三種四十二件當年地圖以及曆史上的兩張航拍照片，均證明原最高法院門前的馬路對面確有水塘。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五日，江蘇省和南京市郵袋調撥局出具的關于郵袋尺寸、質地和字樣的證明書，證明當時的郵袋確能裝下一個人。
南京理工大學徐雲庚教授，是我國手榴彈研制專家。一九三九年，他曾在漢口兵工廠改制了攻防兩用木柄小型手榴彈。他證明，在此之前，中國軍隊使用的手榴彈均爲老式木柄手榴彈。其引爆時間爲五秒～七秒，殺傷半徑爲五米～七米，並提供了當年手榴彈的構造圖和技術資料。一九九八年三月六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委托南京工程爆破設計研究所，在江寧縣上峰地區進行了手榴彈爆炸試驗。
主持這次手榴彈試驗的爆破專家吳騰芳教授說：“試驗的結果，完全與《東史郎日記》中的有關記述相吻合，對加害者不會構成威脅。”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日，南京工程爆破設計研究所再次爲《東史郎日記》案進行手榴彈水下定點爆炸試驗，試驗結果驗證了《東史郎日記》記載的真實性。南京市公證處公證員劉慶寧、李巧寶對手榴彈爆炸試驗做現場公證，並出具《公證書》。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日本東京高等法院對《東史郎日記》案作出東史郎再次敗訴的判決。橋本光治的律師高池勝彥及支持者旋即舉行記者招待會，並在會場上打出“南京虐殺捏造裁判勝訴”的大字標語，反動氣焰十分囂張。
消息傳出，全世界正義人士深表震驚。人們對東京高等法院不顧史實、顛倒黑白的不當判決表示驚訝、遺憾和強烈的憤慨。國內外新聞媒體及和平友好人士以各種方式聲援東史郎的正義行動，紛紛譴責東京高等法院的無恥行徑。
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朱邦造，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接受中央電視臺記者采訪，次日又在記者招待會上就《東史郎日記》案敗訴發表評論：中方注意到日本法院對《東史郎日記》案作出的判決，對這一不顧曆史事實的判決結果感到驚訝和遺憾！
日本軍國主義過去發動的那場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慘絕人道的“南京大屠殺”是日軍侵華戰爭期間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這一曆史事實，鐵證如山，任何企圖否認這一史實的行徑都是徒勞的，必將遭到包括日本人民在內的所有主持正義的人們的強烈譴責。我們要求日本方面以實際行動正視曆史、尊重史實、以史爲鑒，防止曆史悲劇重演。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朱邦造再次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們注意到日本外務省發言人關于侵華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這一表態。但必須指出的是，東史郎訴訟案並不是普通的民事訴訟，其實質是極少數日本右翼勢力企圖借司法程序達到否認南京大屠殺的目的。日本東京高等法院無視曆史事實作出錯誤判決，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中方再次對此表示遺憾和義憤，曆史事實是不容抹殺的，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犯下的罪行更是抹殺不掉的。我們要求日本方面以實際行動正視和反省曆史，以史爲鑒，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
爲了把曆史的真實告訴世人，一九九八年三月東史郎第四次來南京時，將他的戰時日記、勳章和軍旗捐贈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並授權紀念館聯系出版《東史郎日記》中文版。紀念館遂授權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東史郎日記》中文版。
江蘇教育出版社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決定出版《東史郎日記》中文版，主要鑒于以下幾點考慮。
一、是向世人全面系統地展示南京大屠殺史料的需要。
近年來，雖然國內公開出版了一批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史料書籍，比如，從受害證人角度出版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證言集》、《南京大屠殺照片集》、《南京大屠殺檔案集》等；從第三國證人角度出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拉貝日記》、《外籍人士證言集》等，但專門從加害者角度出版的史料書籍，除散見于一些書籍中的原日軍官兵的陣中日記外，目前還沒有一本較爲完整的中文版史料書籍，《東史郎日記》正好彌補了這一缺憾。
二，是向廣大讀者奉獻一本完整的《東史郎日記》的需要。鑒于日文版《東史郎日記》是個節選本，字數約爲二十萬字，而中文版《東史郎日記》則是采取直譯全文的方式，試圖爲廣大讀者提供一本最爲完整的《東史郎日記》，使人們除了解南京大屠殺真相外，還能夠了解侵華日軍在華北、華東和中原地區的侵略和屠殺暴行。
三、是進一步揭露侵華日軍暴行，回擊日本國內右翼勢力否定侵略戰爭曆史事實的需要。戰後幾十年來，日本國內總有一部分人，一直對半個世紀前發生的侵略中國戰爭的史實，采取遮遮掩掩、不負責任的態度，特別是從八十年代以來，又進一步發展到企圖否定和抹殺曆史的地步。作爲親身經曆那場戰爭的東史郎，從加害者的心理和角度撰寫的日記公開出版，既有助于人們了解曆史的真相，又是對日本右翼勢力的有力批駁。
四。是對東史郎先生正義行動的有力聲援。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八十六歲高齡的東史郎，爲了正義和維護曆史事實，毅然向東京最高法院再次提起上訴。《東史郎日記》案是一起爲期六年至今仍沒有結束的訴訟；是一樁涉及六十多年前曆史而又未能按曆史真實審理的並非普通的民事訴訟；也是人類的良知、正義與堅持反動曆史觀的邪惡勢力之間的一場持久的較量。《東史郎日記》的出版與發行，既是爲關注和支持東史郎的廣大讀者提供一份珍貴的史料，又是對東史郎先生正義行動的肯定和支持。
當然，由于當年的東史郎受日本軍國主義思想毒害，其日記中所反映的立場、觀點是帶有軍國主義思想色彩的，這就需要我們用曆史的眼光來審視和閱讀這本書。
在這本日記的翻譯出版過程中，得到了江蘇省委宣傳部、江蘇省新聞出版局以及南京市委宣傳部的大力支持和幫助。
本著尊重作者和忠實于原著的原則，我們要求譯者對作者提供的日記手寫原稿全文進行直譯，不作更改。只是考慮到日記中所涉及的人多數還健在，所以，我們對其中的人名做了
一些技術處理。原稿中的原有人名保存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中。本書正文中插圖均爲東史郎手繪。書中照片均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提供。
本書譯者多爲南京大學日語專業的教師，他們的具體分工是：張國仁，序、第二卷；汪平，第一卷；汪麗影、陳娟，第三卷；王奕紅、沈琳，第四卷；範玉榮，第五卷。張國仁做了組織工作。另外，曹莉、魏曉陽也翻譯了部分內容。

《東史郎日記》後記

昭和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接到入伍通知書。
因北支事變出征（最初被稱爲上海事變、北支事變的局部戰鬥，後來擴大爲全面戰爭，稱爲日支事變）。昭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返回日本。
昭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接到入伍通知書。
參加大東亞戰爭。八月三日，英、法對德宣戰，變成德、意對英、法、波蘭、新西蘭、奧地利等八國的戰爭。德、蘇媾和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蘇聯與德國于1939年8月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1939年9月1日，德軍進攻波蘭。在此之後，英國、法國對德宣戰。）。
昭和二十一年一月十六日，回到戰敗的日本。
爲完成《日支事變戰記》，想再次執筆。但仍未寫完，在上頁就結束了。在編寫《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聯隊三中隊隊史》時，記載了南京總進攻、潞王墳車站保衛戰、徐州戰、碭山戰鬥、尉氏水攻、從皂市到天門市的掃蕩、襄東會戰。雖然有當時的戰地日記原件，但爲生計所迫，始終未能繼續整理，而放置在一邊。如今四十多年過去了，盡管有原件，但已記憶不詳。
是爲識，略述其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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