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8-09 06:56:33阿楨
《南京大屠殺》
《南京大屠殺》相關之圖書、影視何其多，我只有二書：郭岐著《南京大屠殺》（中外雜誌社，1979），孫宅巍著《1937南京悲歌》（台灣先智，1995）。
多又何益？日本右翼及其走狗，正用屠殺人數的多種說法，否認南京大屠殺！
德國人怎不敢用屠殺人數的多種說法，否認滅絕猶太人？
《德國與日本的省思》大不同啦！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1755657/20050929095449
南京大屠殺指1937至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中華民國在南京保衛戰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淪陷後，日軍于南京及附近地區進行長達數月的大規模屠殺。其中日軍戰爭罪行包括搶掠、強奸、對大量平民及戰俘進行屠殺等。屠殺的規模、死傷人數等沒有世界共同認可的數字，但一般認爲死亡人數超過30萬。
在中國，南京大屠殺往往是民族主義的重要關注點。而在日本，公衆對南京大屠殺的認識存在著廣泛不同的情緒及觀點，尤其是日本部份極右份子，認爲南京大屠殺是被誇大、甚至是憑空捏造的反日本外交工具，也有人認爲否認南京大屠殺是曆史修正主義、否認主義的表現。由于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的意見著廣泛的分歧，因此視乎講話者的觀點，南京大屠殺可能被稱爲“南京大虐殺”、“南京虐殺”、及“南京事件”等。對南京大屠殺的認識，是中日外交及人民關系中存在的問題之一。
而在歐美等西方國家，南京大屠殺一般英譯爲Nanjing Massacre（南京屠殺）或Rape of Nanjing（南京的洗劫、南京的強奸）等字眼，但總體上人民對其的認知往往遠不如對納粹的種族滅絕過程的認知。
親曆和目睹
“南京大屠殺”的中國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經不可多得了，能作見證的人亦即將與時俱逝。但是，這個中國曆史上空前的慘案還懸而未決，讓我們活著的，尤其是作爲這段曆史的見證人的一代，有責任把“南京大屠殺”這件在第二次中日戰爭中最突出的慘絕人寰的日軍罪行，徹底澄清，以對祖先，以儆子孫，更爲“南京大屠殺”中死難的34萬同胞伸冤。
日期與地點：
在南京審判（1946年1月至1948年11月）時，親曆“南京大屠殺”，曾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的梅奇牧師（返美後任耶魯大學駐校牧師）、貝德士教授（金陵大學曆史教授，後任該校副校長，返美後任紐約聯合神學院教授） 及南京紅十字會副會長等出庭作證。貝德士說“南京失陷後在兩禮拜半到三禮拜的期間恐怖達于極點，從第六禮拜到第七禮拜的期間恐怖是嚴重的。”另外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司庫和秘書金陵大學社會學教授史邁士也對南京審判法庭說∶“在最初的六個禮拜中，曾每天提出兩次抗議。”于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才有“在日軍占領後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20萬人以上”的裁定。據此，學者及一般人多沿用“南京大屠殺”只爲期六個星期。“南京大屠殺”不只是六個星期，雖然這六個星期的屠殺最爲嚴重。
如果我們需要確切說明“南京大屠殺”的最嚴重階段，那應該是從1937年12月13日 南京淪陷至1938年2月5日，新任日本南京守備司令官天谷直次郎到任。兩天後，日本上海派遣軍總司令松井石根曾下令恢複南京秩序。盡管有松井上將和天谷少將的允諾，日軍在南京的屠殺、奸淫、掠奪、放火並沒有顯著的改善。
當時納粹德國駐華大使館政務秘書喬治‧羅森于1938年2月10日自南京發往柏林外交部的電報還說“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統治已達無以複加的程度。”他于3月4日的電報更清楚地分析日本人暴行的情形“二月份及本月近幾天南京及其周圍的形勢已有些穩定……日本人的暴行在數量上已有減少，但在性質上沒有變化。”羅森還提到直到他動筆寫信那一天（3月4日），南京還看不到一家中國商店 。
史邁士教授在其1938年出版的《南京戰禍寫真》中說，南京市區在1938年3月份，有許多大門還是封著的。再有蔣介石的德國顧問團團長法爾肯豪森，當時留在南京在德國大使館工作，其遺稿中記有“一個日本兵于三月十九日在美國教會院內強奸一女孩”。
上述留在南京的西洋人所報道的南京二三月的恐怖情形完全符合很多留京的中國人所作之記述。南京失陷後未及逃出的野戰救護處處長金誦盤及其科長蔣公谷兩位醫生于1938年2月15日搭美僑李格斯的汽車作南京陷後對市區的首次巡示，蔣氏于其《陷京三月記》有如下之記載“出新街口，經太平路，夫子廟，轉中山路，沿途房舍，百不存一，……行人 除敵兵外，絕對看不到另外的人，一片荒涼淒慘的景象，令我們不忍再看。”
蔣介石的衛隊中央軍官學校教導總隊的郭岐營長于南京淪陷後三個月逃出，著有《陷都血淚錄》，連載于1938年8月之《西京平報》。戰後，郭在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出庭作證，對質日軍第六師團長谷壽夫爲“南京大屠殺”的瘋狂劊子手。郭寫到“有人說獸兵剛進來頭三天總是放槍奸淫燒殺的……結果過了一禮拜不見停止，過了三個月仍不見停止！”
另一位教導總隊的士兵營長鈕先銘，系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抗戰開始時，正肄業法國軍校，當即遄返報國。南京陷敵後，鈕落發爲僧，潛居八個月始逃出南京，現仍健在並息影于美國洛杉磯。在其所著之《還俗記》中，描述他化裝和尚搭京滬 火車脫險，在車廂內的情景“當時京滬淪陷已半載有余了，日軍爲了確保他們的統治權，憲兵當然已不便在公共場所明目張膽地殺人，……在鬼子憲兵監視下，我不敢過分地東張西望；因此我又收回了我的視線，閉上眼簾，一只手搓著頸項上所挂的佛珠子，以作念佛狀 。”
一位文化人李克痕于南京城西鄉村躲避兩個多月後，于1938年3月初入南京城，6月3日逃離南京，著有《淪京五月記》，連載于1938年7月的漢口《大公報》。李描述其在南京所見∶“近來日兵奸淫婦女的事，在白天雖少有見到，但在晚間仍多得很。我女同胞行大街上，日兵見之即趨前阻攔，籍檢查爲名，遍摸全身，百般調戲，任意玩弄，但也只好忍辱含羞，聽其胡爲，否則，刺刀舉起，立刻戳死，故在白天，大街上沒有一個婦女的影子。”
南京的恐怖局面一直持續到1938年的夏天，雖然明顯的在3月中旬以後，屠殺和奸淫的程度逐漸減少。可以說三月中旬到5月底是“小屠殺”時期。最有力的證明就是兩個慈善機關（世界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及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于1938年5月份埋葬806人的記載。林娜在其《血淚話金陵》中道出其緣由“從日本兵進城起，到我離開止——五月二十日——掩埋屍骸的工作從未停止，其實埋也埋不了，一批被埋掉，馬上又有一批新的來補充。”南京雖早在1938年元月一日即有漢奸自治委員會的成立，以陶寶慶及孫淑榮爲正副會長，但未能使日軍的燒、殺、奸、掠稍擱，以致“小屠殺”繼續到1938年的夏天。南京的秩序直到1938年11月梁鴻志的“維新政府”（3月成立于上海）還都南京時，始得恢複。客觀地判斷，“南京大屠殺”的期限應該說是“半年”，或者說三個月的“大屠殺”和三個月的“小屠殺”，才與事實符合。“東京審判”的判決說“在日軍占領後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20萬以上。”又說“在城外的人比在城內的人稍稍好一點。在南京四周200華裏（66英裏）以內的所有村莊，大體上都處于同樣的狀態。”“南京四周200華裏”應即爲上述之“南京及其附近”。這正好是東起于南京城東北，長江南岸之烏龍山，經堯化門、仙鶴門、麒麟門、馬群、蒼波門、高橋門、上方鎮越秦淮河而西向花神廟、吉家凹，再越江南（即京贛）鐵路，再東北上直趨江心洲對面之上河鎮。實際上，這也就是保衛南京的防線，主要是南京之東南兩方，也是人煙稠密的區域。同時，這一區域是南京防禦的戰場，村民多在日軍未到前遠走逃避。或入南京城避難，所留者多爲老弱和婦孺。日軍所至，未及逃避者，幾乎極少幸免。
http://baike.baidu.com/view/5778.html
日軍一路屠城殺向南京
日軍２０萬分六路逼向南京，一路屠城奸淫，屋舍城墟，人煙絕迹。日軍第六師團于１１月５日在杭州灣之金山衛登陸後直接北上破松江城。據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著名記者田伯烈報道一位英國記者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４日親赴松江考察後 所發的電報∶“松江全城本來可以容納１０萬人左右的居民，我卻只看見五個年老 的中國人，躲在法國教會的一幢宅子裏，流著眼淚，他們已經斷食，懇求我帶到上海。”
有中國威尼斯之稱的蘇州爲日軍第三師團于１１月１９日攻陷。據１９３８年 上海《密勒氏評論》一篇文章報導“美麗古雅的蘇州城原有３５萬居民，日軍占 領該城後，只剩５００人了。”但最痛心的事情還如下述“就是日軍侮辱各種階 層的婦女。獸欲勃發的日本兵到底奸污了多少婦女，恐怕沒有人能夠估計。”穌實在其最近所著之《中國婦女作日軍慰安婦》一文中說“蘇州城陷後有二千多婦女被擄。”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女士在其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５日重慶《中央日報》所發表的《抗戰建國與婦女問題》一文中證實，日軍不僅將被擄婦女編號供奸淫，甚至 當衆將被擄婦女“剝掉衣裳，在肩上刺了號碼。一面讓我們女同胞羞恥，不能逃跑，一面又充當他們的獸欲的工具。”
素有“小上海”之稱的無錫，爲一工業中心，平時人口達９０萬人，１９３７ 年１０月下旬以來幾乎每日均遭日機轟炸。據上述《密勒氏評論》文章所載，１１ 月１０日日軍于一日之內竟投炸彈１６０余顆，全城工廠與商業區盡成瓦礫，軍民 死傷無算。惡名昭彰的日軍第十六師團所屬之第二十聯隊（相當于中國的團單位） 于１１月２６日陷城後，大施屠殺，縱火焚城達十余日。據該聯隊第三大隊上等兵 北山于１９８７年公布之《北山陣中日記》所載，日軍入城後不分軍民一律屠殺。
上述穌實的文章裏報導日軍在無錫擄奪中國婦女３０００人，其中爲軍官所占有， 隨軍押向南京者爲數不少。日軍于１１月２９日陷常州（武進）。按《北山陣中日記》所載，日軍接上級命令，所擄居民皆殺，結果四千余人被屠。
鎮江爲南京之屏蔽，運河中樞，且系江蘇省會，日軍于１２月９日破城後，數 千未能離境之難民皆遭屠殺，婦女被輪奸致死者極多。後來紅十字會收屍共３０００具。當時年僅７歲的尹正美，全家五口居鎮江城內，其祖母、母親、大爺和哥哥 皆死于日軍屠刀之下，本人之後背被日兵刺了３刀，後被救活，現居北京，其背後３刀傷痕仍清晰可見。尹女士已撰文報導其受害經過，在《日本侵華研究》第十六期發表。
田伯烈在其書中提到∶“中立的外國觀察家曾赴日軍占領下揚子江下遊三角地 帶旅行視察。據他們的報告，破壞毀滅的情形，決非局限于上海及其附近。……生 産和生存工具的全部絕滅比較幾千幾萬人犧牲于奸淫屠殺之下，其影響實在更爲可 怕啊！”田氏估計上海附近三個月的戰事，造成中國官兵傷亡至少３０萬人，平民 的死傷數目也不相上下。但是，最可怕的“南京大屠殺”繼踵而至。
日軍近八個師團約２０萬人，此外還有飛機助戰，海軍遊弋長江（因其武器精良，火力優于中國軍隊的三倍），分六路圍攻南京。守軍約１２萬人（除教導總隊 及憲兵兩團外，有十三個師）。日軍第十三師團之一部連同第十一師團之一部編成 之天谷支隊于鎮江北渡長江，先取揚州，再西向迂回南京對岸之浦口。第十三師團 的六十五聯隊組成山田支隊沿長江南岸直趨下關。第十六師團于１２月５日進據句容後，其第三十八及三十三聯隊繞湯水鎮經紫金山（針山）北麓奔向下關之東煤炭 港江邊，以其第九及二十聯隊攻麒麟門經馬群由紫金山南麓直逼中山門。第九師團第七、三十五、三十六，及十九各聯隊在第十六師團之南並進，奔向光華門及通濟門。第十軍所屬之第一一四、第十八及第六師團自杭州灣登陸後即西向，經太湖之南，其中第一一四師團繞太湖南岸北上取宜興，經溧水而攻南京城西之花神廟、雨花臺、而中華門。第六及第十八兩師團西進，于１１月３０日陷廣德後，第十八師 團及僞滿于芷山旅繼續西進，于１２月８日陷江南重鎮蕪湖。第六師團之第十三、 四十七、二十三聯隊即北上爲第一一四師團之左翼進攻中華門；其第四十五聯隊由 最左翼直奔下關。另有第五師團之第四十一聯隊，由國崎登旅團長率領之國崎支隊 未參加廣德戰事即北上，經固城湖及石臼湖之南，于馬鞍山之北渡長江而東向浦口 ，對南京形成包圍之勢。１２月９日南京外圍要地龍潭湯山、淳化鎮、秣陵關盡失，于是環城防衛戰開始。１２日晨日軍攻陷城西南之中華門。當日下午五時，自告奮勇保衛南京之投機 軍閥唐生智長官召集師長以上人員開會宣布撤退，部隊由下關渡江北上與正面突圍 南下；唐迅即渡江北逃。入夜後，南京徹夜槍聲不停，各奔生路，無路可走的官兵多化裝到老百姓家，特別是國際安全區藏匿。日軍于１３日晨９時許始由中華門及 中山門湧入市區，三個月的“南京大屠殺”隨即開始。
1937年12月13日，日軍進占南京城，在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師團師團長谷壽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揮下，對我手無寸鐵的同胞進行了長達6周慘絕人寰的大規模屠殺。
日軍占領上海後，直逼南京。國民黨軍隊在南京外圍與日軍多次進行激戰，但未能阻擋日軍的多路攻擊。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亂中被日軍占領。日軍在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揮下，在南京地區燒殺淫掠無所不爲。
12月15日，日軍將中國軍警人員2000余名，解赴漢中門外，用機槍掃射，焚屍滅迹。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軍押往海軍魚雷營，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殺害。
16日傍晚，中國士兵和難民5000余人，被日軍押往中山碼頭江邊，先用機槍射死，抛屍江中，只有數人幸免。
17日，日軍將從各處搜捕來的軍民和南京電廠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門江邊用機槍射斃，一部分用木柴燒死。
18日，日軍將從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難民和被俘軍人5.7萬余人，以鉛絲捆綁，驅至下關草鞋峽，先用機槍掃射，複用刺刀亂戳，最後澆以煤油，縱火焚燒，殘余骸骨投入長江。令人發指者，是日軍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進行“殺人比賽”。他們分別殺了106和105名中國人後，“比賽又在進行”。
在日軍進入南京後的一個月中，全城發生2萬起強奸、輪奸事件，無論少女或老婦，都難以幸免。許多婦女在被強奸之後又遭槍殺、毀屍，慘不忍睹。與此同時，日軍遇屋即燒，從中華門到內橋，從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廟一帶繁華區域，大火連天，幾天不息。全市約有三分之一的建築物和財産化爲灰燼。無數住宅、商店、機關、倉庫被搶劫一空。“劫後的南京，滿目荒涼”。
後來發表的《遠東國際法庭判決書》中寫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縱的野蠻人似的來污辱這個城市”，他們“單獨的或者二、三人爲一小集團在全市遊蕩，實行殺人、強奸、搶劫、放火”，終至在大街小巷都橫陳被害者的屍體。“江邊流水盡爲之赤，城內外所有河渠、溝壑無不填滿屍體”。
據1946年2月中國南京軍事法庭查證:日軍集體大屠殺28案，19萬人，零散屠殺858案，15萬人。日軍在南京進行了長達6個星期的大屠殺，中國軍民被槍殺和活埋者達30多萬人。
中華民族在經曆這場血淚劫難的同時，中國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奪。據查，日本侵略者占領南京以後，派出特工人員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從1938年3月起，花費一個月的時間，每天搬走圖書文獻十幾卡車，共搶去圖書文獻88萬冊，超過當時日本最大的圖書館東京上野帝國圖書館85萬冊的藏書量。 南京大屠殺慘絕千古人寰！
關于“南京大屠殺”的證據與資料，爲了中國審判戰犯和遠東國際法庭的審理，南京市議會自１９４５年８月即開始收集資料，曆時兩載。首先中國軍事法庭于 １９４７年２月初審判“南京大屠殺”首要戰犯第六師團長谷壽夫。親曆其境之證 人如美籍貝德士及史邁士教授等１２５０余人出庭或具結作證，連同物證資料提作 審判依據。３月１０日宣布判決“計我被俘軍民，在中華門花神廟、石觀音、小心橋、掃帚巷、正覺寺、方家山、寶塔橋、下關草鞋峽等處，慘遭集體殺戮及焚屍滅迹者達１９萬人以上；在中華門下碼頭、東嶽廟、堆草巷、斬龍橋等處，被零星殘殺，屍骸經慈善團體掩埋者，達１５萬人以上，被害總數共３０余萬人。”
判決書所定之集體屠殺１９萬人及零星屠殺１５萬人，系根據身曆其境之１２５０余人，及當時主持掩埋屍體之許傳音、周一漁、劉德才、盛世徵等具結證明；具有紅十字會掩埋屍體４３０７１具，崇善堂收埋屍體１１２２６６具之統計表； 靈谷寺無主孤魂３０００余具之碑文；及谷壽夫在法庭上猶洋洋自得敘述其以叢葬 方式集中掩埋之“萬人坑”五處所起出之頭顱數千具；並有衆多的出版物和照片爲物證。
其實，中國政府檢察官陳光虞根據十四個團體的調查，于１９４６年５月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出的“南京大屠殺”確定的被屠殺者２９４９１１人，未確定的被屠殺者２０萬人。同年九月，陳氏根據繼續收到的確實資料，又增列被屠殺者９ ６２６０人，故確定被屠者應爲３９１１７１人。東京審判對“南京大屠殺”頗爲重視，聽取來自中國親曆目睹的中外證人十余人（包括貝德士、梅奇、威爾遜醫生、許傳音、伍長德、粱延芳、秦德純等）的口頭證言並接受了百余件書面證詞，最後作出慎重的保守的判決“在日軍占領後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２０萬以上。這種估計並不誇張，這由掩埋隊及其他團體所埋屍體達１５．５萬人的事實就可以證明了。……這個數字還沒有將被日軍所燒棄了的屍體，投入到長江 ，或以其他方法處理的屍體在內。”
１９８１年以來，在日本軍國主義複活聲中，日本文部省猖獗地竄改曆史教科書，否認對華侵略和“南京大屠殺”。南京各文化學術團體，尤其是南京大學及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組織“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編輯委員會”，重新調查研究並編寫“南京大屠殺”的史料與著述。據１９８４年的調查，南京全市尚有仍健在 的受害者、目睹者１７００余人，他們接受采訪的證言都收藏在１９８５年建立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內。這番重新調查和研究的結果對于１９４７年中國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的判決作了一些補充，但重新肯定“南京大 屠殺”的數目爲３４萬人，即集體屠殺１９萬人，零星屠殺１５萬人。
“南京大屠殺”的消息首先傳到外界是由《紐約時報》駐南京記者竇奠安所發 的電稿《紐約時報》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８日封面大標題爲“南京強奸事件”；其 小標題爲“日軍陷南京，屠殺兩萬人”，世界輿論爲之大嘩。以後東京審判亦沿用 “南京強奸事件”一詞。事實上，南京淪陷後，我女同胞所遭遇的是再悲慘沒有了 。日軍隨時隨地不分晝夜強奸我國婦女。東京審判十一名法官之一的中國法官梅汝敖說“強奸和殺人是分不開的，因爲日軍在強奸之後，通常是把被奸的婦女，甚至連同他們的家屬子女，一齊殺掉的。”曾出席“東京審判”法庭作證的許傳音舉 一實例“水西門外某寡婦，有女三人，長女十八歲，次女十三歲，幼女九歲，均被輪奸，幼女當場死去，長女次女亦不省人事。”
金陵大學校園內，一個十一歲的幼女，被日軍輪奸致死。另珠江路口，有一個 七十九歲的老婦，被強奸，其子向日軍拼命，亦被殺死。兩年前受日本記者訪問之 李秀英，當時懷孕七月被刺三十余刀而未死之奇迹亦爲世人所周知。奸後必殺幾乎成了日軍的一條規律。在國際檢查處向東京審判庭提出的證據裏，有一件是日本軍 部發給戰區司令長官的秘密命令，禁止日軍士兵歸國後談論他們在華的暴行，並引用某中隊長關于強奸給士兵的指示∶“爲了避免引起太多的問題，或者是給以金錢，或者于事後殺掉。”該命令中又說∶“如果將參加過戰爭的軍人一一加以調查，大概全都是殺人、搶劫、強奸的犯人。”正如日本《讀賣新聞》隨軍記者小俁行男在其《中國戰線隨軍記者的證言》中所說“不強奸的士兵幾乎沒有，（被奸婦女）大部分在事後殺掉。”
東京審判確定“日軍入城後的一個月內，強奸中國婦女達２萬名”。國際安全區主席拉貝亦向德國政府報告南京被日軍占領一月之內發生不只２萬起強奸事件。 麥加倫牧師送東京審判庭的證詞有“強奸——強奸——又是強奸，我們計算一夜至少有一千起”之語。東京審判判決書說“全城中，無論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婦人，多數都被強奸了。”貝德士在作證時說過，從１９３８年２月６、７日直到那年夏天，很多嚴重的暴行還在發生。因此，據“安全區”的國際人士的統計與估計，“南京遭受強奸的婦女至少８萬人之多。”
日軍四出強奸婦女而奸殺並施，日以千起，我南京全城婦女，人人自危。日軍 蹂躪我婦女之方式離奇慘虐，古今史冊前所未聞。我婦女堅貞不肯受辱或受奸含羞 而投井和懸梁自盡者何止萬千。
日軍入南京後大肆搶劫放火，不僅把南京商業區搶劫一空，而且縱火焚燒。日軍入城後，見人就殺，遇屋即燒，烈火不停七周之久，夜晚照成白晝。大火延至白下路、朱雀路、中華路太平路、中山東路，繁華商業區不數日而化爲灰燼。日軍總 司令松井石根于１２月１７日抵南京舉行入城儀式，在南京逗留一周。１２月２０日後複作有計劃的縱火燒城，市民有敢營救者，盡殺無赦。是日費吳生博士同史邁 士教授駕車外出所見“城內最重要的商業區太平路一帶，烈焰沖天。向南行，我們看見日兵在店鋪內放火。更向南行，我們看見日本兵忙著把東西裝入軍用卡車。青年會已起火，尚未波及附近的房屋，起火的時間顯然不久。我們無心細看，匆匆前進，夜間我從窗口眺望，十四處的火舌向天空飛騰。”
日軍放火是在軍官指揮下，先由他們在認爲可燒的門上劃一記號，士兵們再使用汽油和化學藥品縱火。國際安全區委員會曾收集了日軍放火用的幾種化學引火物的樣品。
費吳生在給他在上海的友人信裏說“今天是一月十一日。……我昨夜駕車外出時，還看到四處火警，並目睹日本兵正在另一家店鋪動手放火。從十二月十九日迄今，日本兵幾乎沒有一天不放火。 前天，克魯治君曾設法溜出東門，回來告訴我們，他所經過約二十哩的區域內，廬 舍均已焚毀，闃無人迹，連家畜也看不見。”
羅森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５日給外交部的報告說日本軍隊放的大火，在日軍 占領一個多月之後至今還在燃燒；全城三分之一被燒毀。
日軍在南京的搶劫也是破天荒的。梅奇牧師在其１２月１９日信中說∶“整個 過去的一星期，日軍已把南京城搶奪一空，任何東西都要；他們甚至搶走德國領事 館的汽車。”費吳生在其給上海友人的信中也說“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論是被占領的或未占領的，大的或小的，中國人的或外僑的，都蒙日軍光顧，劫掠一空。 ”美大使館職員晉欽，女傳教士苞爾，及德人雷伯、巴赤德、波濮羅、蒸姆生等之住宅均遭多次搜劫，損失嚴重。德國六十幢房屋，有四十幢遭受不同程度搶劫。
日軍在南京的搶劫是有計劃的，上自師團長下至士兵無不從事搶掠，很多發了 橫財。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１日自第六師團長谷壽夫手中接管南京城防的第十六 師團長中島今朝吾就是滿載而歸回日本的；他偷去了蔣介石的文房四寶。社會學家 史邁士率領國際安全區委員會新培訓之工作人員作三個月（１９３８年３月８日至 ６月１５日）的南京附近六縣（即長江北的江浦、六合兩縣，江南的江寧、句容、溧水、高淳四縣）的農村調查及南京市的家庭調查，而完成《南京戰禍寫真》由該會于１９３８年在南京出版。調查結果南京市內房屋遭破壞者爲百分之八十九；其中因交戰因素毀壞的有百分之二，毀于縱火焚燒的有百分之二十四；另外的百分之 六十三是由于掠奪和搶劫。城外地區房屋及房內財産損失估計爲二億四千六百萬元（當時國幣三點五元兌換一美元）。１９４６年南京市臨時參議會公布的“南京抗 戰損失調查表”，估計“南京大屠殺”期間公私財物之損失約爲國幣兩千三百億元 （當時二十元兌換一美元）。
幸存者證言
在我們家住的附近有個崇善堂，是個慈善團體，滿清時就有這個堂，日本兵進城以後，崇善堂找人收屍埋屍，我去的時候大約三四月光景。頭一天是到水西門外二道埂子金華醬油廠，在這個廠醬油缸打撈屍首，都是日本兵把中國人扔進去的，還有別處收來的屍首。埋屍時，每人發一個背心，前後都有字，白底黑字，寫的崇善堂，不然日本兵會亂抓亂殺的。埋屍就在附近挖坑埋，或拉到原來的壕溝扔下去，填些土；埋的屍首沒有多少是整體的，工具就是鐵鈎子。埋屍的時候崇善堂有人跟著專門計數。 崔金貴
我1937年往在上海路革新巷1號，那年12月6號上午11時左右，被日本兵抓住。我們兩人一組被綁起來，帶往長江邊上的下關，那裏已抓了1000以上的男人，我們的面前，四、五十碼遠的地方，對著我們架起了10幾挺機槍。 4點左右，一個日本軍官來了，下令日本兵對我們進行機槍掃射。我在壓得暈了過去。不久，我從堆積如山的屍體中爬了出來，這才能夠逃回去。 尚德義
日軍進城前，我全家搬至難民區上海路新華巷4號住。日本鬼子進城後，家裏老人就把大哥、二哥藏在後屋。有一天，6個日本兵扛著槍、拿著刀、提著繩子來抓人。我聽到有喊聲，連忙躲到廁所裏。在廁所裏，我看見7個小夥子反綁著被鬼子用繩子連在一起押出去，其中有我的大哥、二哥。約半小時後，聽到陰陽營處有機關槍響聲。過後，父親帶領我到山上去找大哥、二哥，只見滿山都是屍體，你有幾百具，血肉模糊，辨認不出自己的親人。大哥、二哥就慘死在鬼子槍下，真是慘不忍睹。 馬鴻有
南京大屠殺時, 我們一家有父親、母親、兩個姐姐、三個弟弟和我共8口人。當時，因爲母親沒有奶水，小弟弟哭著要吃奶。有十來個日軍從堤上經過，順著哭聲找來 , 發現了我母親 , 欲拉出去強奸 . 母親抱著弟弟 反抗 , 日本人從母親懷中奪過小弟弟 , 用力摔在地上 . 母親哭著撲倒在地 , 日本人向母親背後開了2槍 , 打死了母親。第三天 , 日軍將我父親抓走 , 從此一去杳無音信。又過了2天 , 日軍看到我11歲的二姐 , 竟要強奸她 , 由于二姐極力反抗 , 一個日軍抽出軍刀 , 將二姐從頭劈爲兩半！就這樣 , 在幾天之內 , 日軍槍殺了我母親 , 摔死了我弟弟 , 刀劈了我姐姐 , 又抓走了我父親 , 使我家破人亡，成爲孤兒。 姜根福
日軍進南京前，我是白天剃頭，晚上拉人力車。 日軍進城的第2天，他們闖進我家，把我抓走，到第3 天下午2點多鍾，用繩子把我捆起來，和300多個人一起，押到下關煤炭港。大約快到下午4時，到了煤炭港，他們把人集中起來，用機槍掃射。我眼冒金花，突然昏過去了。後來，死屍把我壓在底下，直到晚上九、十點鍾時，我才醒悟過來。擡頭一看，還有幾個人坐著，有的被繩子捆著，有的沒有捆。我們互相解開繩子以後，就各奔東西。我順著鐵路，走到火車渡江的地方，到江邊把身上的血洗掉，到附近人家要了一件衣服穿起來。第2天晚上才逃回姑媽家 潘開明
日軍占領上海後，直逼南京。國民黨軍隊在南京外圍與日軍多次進行激戰，但未能阻擋日軍的多路攻擊。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亂中被日軍占領。日軍在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揮下，在南京地區燒殺淫掠無所不爲。
12月15日，日軍將中國軍警人員2000余名，解赴漢中門外，用機槍掃射，焚屍滅迹。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軍押往海軍魚雷營，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殺害。
16日傍晚，中國士兵和難民5000余人，被日軍押往中山碼頭江邊，先用機槍射死，抛屍江中，只有數人幸免。
17日，日軍將從各處搜捕來的軍民和南京電廠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門江邊用機槍射斃，一部分用木柴燒死。
18日，日軍將從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難民和被俘軍人5.7萬余人，以鉛絲捆綁，驅至下關草鞋峽，先用機槍掃射，複用刺刀亂戳，最後澆以煤油，縱火焚燒，殘余骸骨投入長江。令人發指者，是日軍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進行“殺人比賽”。他們分別殺了106和105名中國人後，“比賽又在進行”。
在日軍進入南京後的一個月中，全城發生2萬起強奸、輪奸事件，無論少女或老婦，都難以幸免。許多婦女在被強奸之後又遭槍殺、毀屍，慘不忍睹。與此同時，日軍遇屋即燒，從中華門到內橋，從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廟一帶繁華區域，大火連天，幾天不息。全市約有三分之一的建築物和財産化爲灰燼。無數住宅、商店、機關、倉庫被搶劫一空。“劫後的南京，滿目荒涼”。
後來發表的《遠東國際法庭判決書》中寫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縱的野蠻人似的來污辱這個城市”，他們“單獨的或者二、三人爲一小集團在全市遊蕩，實行殺人、強奸、搶劫、放火”，終至在大街小巷都橫陳被害者的屍體。“江邊流水盡爲之赤，城內外所有河渠、溝壑無不填滿屍體”。
據1946年2月中國南京軍事法庭查證:日軍集體大屠殺28案，19萬人，零散屠殺858案，15萬人。日軍在南京進行了長達6個星期的大屠殺，中國軍民被槍殺和活埋者達30多萬人。
中華民族在經曆這場血淚劫難的同時，中國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奪。據查，日本侵略者占領南京以後，派出特工人員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從1938年3月起，花費一個月的時間，每天搬走圖書文獻十幾卡車，共搶去圖書文獻88萬冊，超過當時日本最大的圖書館東京上野帝國圖書館85萬冊的藏書量。 南京大屠殺慘絕千古人寰！
關于“南京大屠殺”的證據與資料，爲了中國審判戰犯和遠東國際法庭的審理，南京市議會自１９４５年８月即開始收集資料，曆時兩載。首先中國軍事法庭于 １９４７年２月初審判“南京大屠殺”首要戰犯第六師團長谷壽夫。親曆其境之證 人如美籍貝德士及史邁士教授等１２５０余人出庭或具結作證，連同物證資料提作 審判依據。３月１０日宣布判決“計我被俘軍民，在中華門花神廟、石觀音、小心橋、掃帚巷、正覺寺、方家山、寶塔橋、下關草鞋峽等處，慘遭集體殺戮及焚屍滅迹者達１９萬人以上；在中華門下碼頭、東嶽廟、堆草巷、斬龍橋等處，被零星殘殺，屍骸經慈善團體掩埋者，達１５萬人以上，被害總數共３０余萬人。”
判決書所定之集體屠殺１９萬人及零星屠殺１５萬人，系根據身曆其境之１２５０余人，及當時主持掩埋屍體之許傳音、周一漁、劉德才、盛世徵等具結證明；具有紅十字會掩埋屍體４３０７１具，崇善堂收埋屍體１１２２６６具之統計表； 靈谷寺無主孤魂３０００余具之碑文；及谷壽夫在法庭上猶洋洋自得敘述其以叢葬 方式集中掩埋之“萬人坑”五處所起出之頭顱數千具；並有衆多的出版物和照片爲物證。
其實，中國政府檢察官陳光虞根據十四個團體的調查，于１９４６年５月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出的“南京大屠殺”確定的被屠殺者２９４９１１人，未確定的被屠殺者２０萬人。同年九月，陳氏根據繼續收到的確實資料，又增列被屠殺者９ ６２６０人，故確定被屠者應爲３９１１７１人。東京審判對“南京大屠殺”頗爲重視，聽取來自中國親曆目睹的中外證人十余人（包括貝德士、梅奇、威爾遜醫生、許傳音、伍長德、粱延芳、秦德純等）的口頭證言並接受了百余件書面證詞，最後作出慎重的保守的判決“在日軍占領後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２０萬以上。這種估計並不誇張，這由掩埋隊及其他團體所埋屍體達１５．５萬人的事實就可以證明了。……這個數字還沒有將被日軍所燒棄了的屍體，投入到長江 ，或以其他方法處理的屍體在內。”
１９８１年以來，在日本軍國主義複活聲中，日本文部省猖獗地竄改曆史教科書，否認對華侵略和“南京大屠殺”。南京各文化學術團體，尤其是南京大學及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組織“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編輯委員會”，重新調查研究並編寫“南京大屠殺”的史料與著述。據１９８４年的調查，南京全市尚有仍健在 的受害者、目睹者１７００余人，他們接受采訪的證言都收藏在１９８５年建立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內。這番重新調查和研究的結果對于１９４７年中國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的判決作了一些補充，但重新肯定“南京大 屠殺”的數目爲３４萬人，即集體屠殺１９萬人，零星屠殺１５萬人。
“南京大屠殺”的消息首先傳到外界是由《紐約時報》駐南京記者竇奠安所發 的電稿《紐約時報》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８日封面大標題爲“南京強奸事件”；其 小標題爲“日軍陷南京，屠殺兩萬人”，世界輿論爲之大嘩。以後東京審判亦沿用 “南京強奸事件”一詞。事實上，南京淪陷後，我女同胞所遭遇的是再悲慘沒有了 。日軍隨時隨地不分晝夜強奸我國婦女。東京審判十一名法官之一的中國法官梅汝敖說“強奸和殺人是分不開的，因爲日軍在強奸之後，通常是把被奸的婦女，甚至連同他們的家屬子女，一齊殺掉的。”曾出席“東京審判”法庭作證的許傳音舉 一實例“水西門外某寡婦，有女三人，長女十八歲，次女十三歲，幼女九歲，均被輪奸，幼女當場死去，長女次女亦不省人事。”
金陵大學校園內，一個十一歲的幼女，被日軍輪奸致死。另珠江路口，有一個 七十九歲的老婦，被強奸，其子向日軍拼命，亦被殺死。兩年前受日本記者訪問之 李秀英，當時懷孕七月被刺三十余刀而未死之奇迹亦爲世人所周知。奸後必殺幾乎成了日軍的一條規律。在國際檢查處向東京審判庭提出的證據裏，有一件是日本軍 部發給戰區司令長官的秘密命令，禁止日軍士兵歸國後談論他們在華的暴行，並引用某中隊長關于強奸給士兵的指示∶“爲了避免引起太多的問題，或者是給以金錢，或者于事後殺掉。”該命令中又說∶“如果將參加過戰爭的軍人一一加以調查，大概全都是殺人、搶劫、強奸的犯人。”正如日本《讀賣新聞》隨軍記者小俁行男在其《中國戰線隨軍記者的證言》中所說“不強奸的士兵幾乎沒有，（被奸婦女）大部分在事後殺掉。”
東京審判確定“日軍入城後的一個月內，強奸中國婦女達２萬名”。國際安全區主席拉貝亦向德國政府報告南京被日軍占領一月之內發生不只２萬起強奸事件。 麥加倫牧師送東京審判庭的證詞有“強奸——強奸——又是強奸，我們計算一夜至少有一千起”之語。東京審判判決書說“全城中，無論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婦人，多數都被強奸了。”貝德士在作證時說過，從１９３８年２月６、７日直到那年夏天，很多嚴重的暴行還在發生。因此，據“安全區”的國際人士的統計與估計，“南京遭受強奸的婦女至少８萬人之多。”
日軍四出強奸婦女而奸殺並施，日以千起，我南京全城婦女，人人自危。日軍 蹂躪我婦女之方式離奇慘虐，古今史冊前所未聞。我婦女堅貞不肯受辱或受奸含羞 而投井和懸梁自盡者何止萬千。
日軍入南京後大肆搶劫放火，不僅把南京商業區搶劫一空，而且縱火焚燒。日軍入城後，見人就殺，遇屋即燒，烈火不停七周之久，夜晚照成白晝。大火延至白下路、朱雀路、中華路太平路、中山東路，繁華商業區不數日而化爲灰燼。日軍總 司令松井石根于１２月１７日抵南京舉行入城儀式，在南京逗留一周。１２月２０日後複作有計劃的縱火燒城，市民有敢營救者，盡殺無赦。是日費吳生博士同史邁 士教授駕車外出所見“城內最重要的商業區太平路一帶，烈焰沖天。向南行，我們看見日兵在店鋪內放火。更向南行，我們看見日本兵忙著把東西裝入軍用卡車。青年會已起火，尚未波及附近的房屋，起火的時間顯然不久。我們無心細看，匆匆前進，夜間我從窗口眺望，十四處的火舌向天空飛騰。”
日軍放火是在軍官指揮下，先由他們在認爲可燒的門上劃一記號，士兵們再使用汽油和化學藥品縱火。國際安全區委員會曾收集了日軍放火用的幾種化學引火物的樣品。
費吳生在給他在上海的友人信裏說“今天是一月十一日。……我昨夜駕車外出時，還看到四處火警，並目睹日本兵正在另一家店鋪動手放火。從十二月十九日迄今，日本兵幾乎沒有一天不放火。 前天，克魯治君曾設法溜出東門，回來告訴我們，他所經過約二十哩的區域內，廬 舍均已焚毀，闃無人迹，連家畜也看不見。”
羅森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５日給外交部的報告說日本軍隊放的大火，在日軍 占領一個多月之後至今還在燃燒；全城三分之一被燒毀。
日軍在南京的搶劫也是破天荒的。梅奇牧師在其１２月１９日信中說∶“整個 過去的一星期，日軍已把南京城搶奪一空，任何東西都要；他們甚至搶走德國領事 館的汽車。”費吳生在其給上海友人的信中也說“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論是被占領的或未占領的，大的或小的，中國人的或外僑的，都蒙日軍光顧，劫掠一空。 ”美大使館職員晉欽，女傳教士苞爾，及德人雷伯、巴赤德、波濮羅、蒸姆生等之住宅均遭多次搜劫，損失嚴重。德國六十幢房屋，有四十幢遭受不同程度搶劫。
日軍在南京的搶劫是有計劃的，上自師團長下至士兵無不從事搶掠，很多發了 橫財。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１日自第六師團長谷壽夫手中接管南京城防的第十六 師團長中島今朝吾就是滿載而歸回日本的；他偷去了蔣介石的文房四寶。社會學家 史邁士率領國際安全區委員會新培訓之工作人員作三個月（１９３８年３月８日至 ６月１５日）的南京附近六縣（即長江北的江浦、六合兩縣，江南的江寧、句容、溧水、高淳四縣）的農村調查及南京市的家庭調查，而完成《南京戰禍寫真》由該會于１９３８年在南京出版。調查結果南京市內房屋遭破壞者爲百分之八十九；其中因交戰因素毀壞的有百分之二，毀于縱火焚燒的有百分之二十四；另外的百分之 六十三是由于掠奪和搶劫。城外地區房屋及房內財産損失估計爲二億四千六百萬元（當時國幣三點五元兌換一美元）。１９４６年南京市臨時參議會公布的“南京抗 戰損失調查表”，估計“南京大屠殺”期間公私財物之損失約爲國幣兩千三百億元 （當時二十元兌換一美元）。
幸存者證言
在我們家住的附近有個崇善堂，是個慈善團體，滿清時就有這個堂，日本兵進城以後，崇善堂找人收屍埋屍，我去的時候大約三四月光景。頭一天是到水西門外二道埂子金華醬油廠，在這個廠醬油缸打撈屍首，都是日本兵把中國人扔進去的，還有別處收來的屍首。埋屍時，每人發一個背心，前後都有字，白底黑字，寫的崇善堂，不然日本兵會亂抓亂殺的。埋屍就在附近挖坑埋，或拉到原來的壕溝扔下去，填些土；埋的屍首沒有多少是整體的，工具就是鐵鈎子。埋屍的時候崇善堂有人跟著專門計數。 崔金貴
我1937年往在上海路革新巷1號，那年12月6號上午11時左右，被日本兵抓住。我們兩人一組被綁起來，帶往長江邊上的下關，那裏已抓了1000以上的男人，我們的面前，四、五十碼遠的地方，對著我們架起了10幾挺機槍。 4點左右，一個日本軍官來了，下令日本兵對我們進行機槍掃射。我在壓得暈了過去。不久，我從堆積如山的屍體中爬了出來，這才能夠逃回去。 尚德義
日軍進城前，我全家搬至難民區上海路新華巷4號住。日本鬼子進城後，家裏老人就把大哥、二哥藏在後屋。有一天，6個日本兵扛著槍、拿著刀、提著繩子來抓人。我聽到有喊聲，連忙躲到廁所裏。在廁所裏，我看見7個小夥子反綁著被鬼子用繩子連在一起押出去，其中有我的大哥、二哥。約半小時後，聽到陰陽營處有機關槍響聲。過後，父親帶領我到山上去找大哥、二哥，只見滿山都是屍體，你有幾百具，血肉模糊，辨認不出自己的親人。大哥、二哥就慘死在鬼子槍下，真是慘不忍睹。 馬鴻有
南京大屠殺時, 我們一家有父親、母親、兩個姐姐、三個弟弟和我共8口人。當時，因爲母親沒有奶水，小弟弟哭著要吃奶。有十來個日軍從堤上經過，順著哭聲找來 , 發現了我母親 , 欲拉出去強奸 . 母親抱著弟弟 反抗 , 日本人從母親懷中奪過小弟弟 , 用力摔在地上 . 母親哭著撲倒在地 , 日本人向母親背後開了2槍 , 打死了母親。第三天 , 日軍將我父親抓走 , 從此一去杳無音信。又過了2天 , 日軍看到我11歲的二姐 , 竟要強奸她 , 由于二姐極力反抗 , 一個日軍抽出軍刀 , 將二姐從頭劈爲兩半！就這樣 , 在幾天之內 , 日軍槍殺了我母親 , 摔死了我弟弟 , 刀劈了我姐姐 , 又抓走了我父親 , 使我家破人亡，成爲孤兒。 姜根福
日軍進南京前，我是白天剃頭，晚上拉人力車。 日軍進城的第2天，他們闖進我家，把我抓走，到第3 天下午2點多鍾，用繩子把我捆起來，和300多個人一起，押到下關煤炭港。大約快到下午4時，到了煤炭港，他們把人集中起來，用機槍掃射。我眼冒金花，突然昏過去了。後來，死屍把我壓在底下，直到晚上九、十點鍾時，我才醒悟過來。擡頭一看，還有幾個人坐著，有的被繩子捆著，有的沒有捆。我們互相解開繩子以後，就各奔東西。我順著鐵路，走到火車渡江的地方，到江邊把身上的血洗掉，到附近人家要了一件衣服穿起來。第2天晚上才逃回姑媽家 潘開明
加害者證言
澤田小次郎
1915年9月出生
南京戰時 第16師團步兵第33聯隊
第1大隊某中隊指揮班
2000年7月采訪
昭和12年(1937年)7月，支那事變爆發，我們接到動員令，就在9月5日或是6日又一次去了那邊。當時我是個上等兵。沿長江到南京，一路上抗日情緒高漲，特別是在常熟和無錫一帶。
我所在的中隊發出了“男女老幼格殺勿論”的命令。這也就是屠殺了。在殘暴的進攻戰中，那種殘暴性一進入南京城馬上就表現出來了。
下關逃命的中國人的情形很壯觀，有好幾萬人，都跳到了江裏，雪崩似地隨著江水漂流。
也不知道是幾師團，就等在江對岸，一有中國人漂到對岸，就馬上把他殺掉。這就是作戰。不過，江很寬，到達對岸的人很少。但是漂到下遊的人多，這些人我們就動用軍艦來處理。軍艦有兩三艘，我曾經親眼見到他們開槍。
追趕的時候，士兵拿步槍射擊，殺人殺紅了眼。當時的中國兵手裏已經沒槍了，他們也沒有反擊，總之是只想盡量保命的樣子，場面混亂至極，總之就是在撤退。
中國兵撤退的時候，好像是把馬跟其他所有東西都拴在車上渡過江去的。上頭說我們一直保衛著南京，需要保存體力，而敵方不逃就會抵抗，所以就給他們開好了一個逃跑的出口。從那裏套掉的家夥，根據我們的戰略部署，由實現守在那裏的師團把他們統統殺光。
沿江漂流的家夥，無論什麽，哪怕是拐杖也好，抓起來就跳進去漂走了。這些人群是從下遊上來的軍艦殺的。所以，中國士兵基本上都是在對岸被殺的。
我們從最靠近長江的城門進城，然後對殘留的士兵進行了掃蕩。城裏早已經戒備森嚴，沙袋堵住了城門，所以剛快餐我們進不了城。
對方抵抗到了最後。記得是13日的早上，脅阪部隊從光華門進了城，33聯隊則越過挹紫金山江門進去了。
掃蕩戰一直在進行。掃蕩戰也殃及到了普通百姓，這就是問題所在了。
那時候有俘虜收容所，我們抓了人就往收容所裏送。地點在長江岸邊，外面有士兵監視著。那是在長江岸邊。對岸有重機槍守著，一有東京，馬上就能“嗒嗒嗒”，也就是馬上就能射擊。這是各大隊都做過的事。
出水榮二
1914年3月生
南京戰時 第3師團步兵第68聯隊第2機槍中隊
2001年5月采訪
我是昭和10年(1935年)的兵。8月20日從名古屋乘海軍的巡洋艦出港，23日抵達揚子江支流黃埔江，從那兒登陸。1937年12月進入南京。
(俘虜也)同樣是人，很可憐。毫無疑問，對方的士兵也珍惜生命。對方也是服從命令。殺俘虜時，也有人說“趕快殺吧”。
那樣的教育，日本的軍隊沒有，只說“當俘虜就是死”。抓了俘虜，是殺還是怎樣都沒有辦法。我沒幹過，但看到過砍中國俘虜的頭。中國人有的在砍頭的人面前伸出脖子的，有的怕死央求的，還有被活埋的。日軍進去的地方，哪兒都有砍頭、刺死的事。
平民、女人都有，各種各樣，因爲是戰爭，所以沒有辦法。不殺的話就被殺，當然是什麽都幹。即使攻陷了南京，南京的周圍還有敵人。必須把他們都殺了。要不我們就將被殺。
所謂征發就是去偷。自己沒有吃的，就去偷中國人的東西。那時，覺得是理所當然的。誰反抗就殺。想要的東西都去偷。強奸女人的家夥也有。對方的女人臉上塗了鍋底的炭。即使是滿臉漆黑，但年輕的馬上就能看出，強奸的人也有。我們部隊是不管男的女的，抓來了就讓他們拿行李。人數不確定，都老實地跟著。
青春時代被戰爭剝奪了，因爲是天皇的命令，毫無辦法。那場戰爭不是聖戰。進入了中國的領土，那是侵略戰爭。沒有想轉告給年輕人的東西。不想說這場戰爭的事。我認爲是侵略戰爭不能有第二次，殺人的事不願跟兒孫們說。那個時代，天皇的命令是絕對的，所以沒有辦法。現在天皇是裝飾品，不是什麽偉人。
德田一太郎
1914年6月生
南京戰時 第16師團步兵第33聯隊第2大隊
1999年8月采訪
我于昭和9年(1934年)接受召集合格，在入伍的同時馬上出發去滿洲，接受了現役訓練。最初到的是泰安鎮，在那兒待了半年左右。不方便的地方是沒有電和暖氣。還要時常去討伐土匪。
初夏時節我們乘公務船回來，以後暫時在久居的聯隊，12月以上等兵退役。
昭和12年(1937年)7月7日“支那事變”後的8月25、26日前後，天氣非常熱，我接受了第二次大動員的召集。那時我26歲，還沒有結婚，征兵的紅紙就到了。
我親眼看到過南京大屠殺。不僅僅是在太平門看到屠殺，我自己也直接參與了。在到南京之前我就看到過一個軍官讓3個支那人面朝江坐下，從後面用軍刀將他們的脖子砍了，然後將頭“嗵”地扔進前面的江中。支那人不懂日本語，但那時大概也明白“不行了”吧。
忘了是在往南京途中的哪個地方的戰鬥，有個村莊好象有共産黨的兵在，上面來命令說：“不管是否負傷，將共産黨的兵全都殺了。”所以就把那村莊點火燒了，從身後冒起了濃煙，裏面傳來嬰兒“哇哇”的哭聲。
回國以後的一段時間了，當年的事情常常在夢中浮現，回想起南京的事就怎麽也睡不著。妻子聽到了我的呻吟就問我：“他爸，你怎麽了？”夢的內容是大群的中國人向我襲來的場面。我明白，因爲自己殺了中國人，所以他們在夢中襲來了。現在回想起來自己是幹了非常殘酷的事。想去看看現在的南京，但很害怕，實在去不了。
到現在，東京都的石原慎太郎知事還在說沒有過南京大屠殺。我認爲，石原慎太郎是在“胡說八道”。南京大屠殺是根據日軍和政治家的命令發生的，我們直接參加了，所以不是謊言。我不相信政治家，他們害怕把南京的事實公開出來，說給學校、曆史研究者和老師們聽。我到了這樣的年紀，如果說這樣的話，也許有什麽人聽到，所以害怕，說不出口。我有兒子、孫子，更加不能說。
回顧一下自己參加的戰爭，戰爭是不應該有的。但當時是沒有辦法，在天皇的命令下，爲了國家去幹，以爲是當然的事。現在想來，現在孫子生活的時代是最好的時代。當然，日本把滿洲、韓國當做殖民地的事都可以說成是侵略戰爭。德國把這些事都如實地告訴了年輕人，而日本卻什麽都不說。
鬼頭久二
1916年8月生
南京戰時 第16師團步兵第33聯隊第1大隊
1999年10月、2000年9月采訪
昭和11年(1936年)1月10日，我進入了久居的33聯隊，開始了現役生活。昭和12年(1937年)戰爭開始了。我們作爲現役軍人在9月份直接去了中國。到句容後，經過湯水鎮來到了南京。
掃蕩的時候是挨家挨戶進行搜查，如發現女孩子，當場就給強奸了。女孩子們大概都躲在床下或窗簾後邊。被發現的時候，不知是害怕還是什麽原因，反正沒有反抗。因爲沒有受到憲兵隊的組織，所以可以隨便幹，沒有限制。女人們臉上都塗著墨水之類。想不起來自己強奸了多少女人，只有一件事有印象，那是抓到逃跑的母女倆時，母親說女兒還小，所以求我們只對自己來，我說了句“笨蛋”，把母親推開了。幹的時候是兩三個人一起幹。幹的時候當然覺得不好，也想過，如果日本被占領，自己的女兒或者是女人被強奸該怎麽辦。但是，當時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什麽時候死，所以趁還活著的時候幹自己想幹的事情，這跟天皇的命令什麽的沒有關系。這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我在南京當然有過強奸的經曆，並且是不分場所，有很多空房子，就在空房子裏的床上幹。平時也拿著米去向母親要女兒。還有，有的女人是自己從難民區走出來，用自己的身子換大米。米是我們自己吃的大米，一回給裝滿一只襪子的量(相當于五合[日本的計量單位，一合約0.18升。)。不是在南京城，而是在南京郊外，如果被憲兵隊抓住的話比較麻煩，所以就殺死了女人。我是只在掃蕩時進城的，也殺過人。從這些事情來看，我認爲南京大屠殺是有過的，我認爲是幹了壞事。
小竹嚴一
1915年12月生
南京戰時 第16師團輜重兵第16聯隊第1大隊
2000年11月采訪
我在昭和12年(1937年)初接受召集，加入了京都的輜重16師團。半個月後在信田山成立了小隊，接著成立中隊，然後編成大隊乘上了船。我們最初去哪兒都不知道，沒人告訴我們。那條船乘了有好幾天。支那事變開始時在上海附近登陸，是個熱天，大概是8月。下船時敵人的炮彈像下雨一樣落下來夥伴中有人中彈了。因爲是戰爭，只有往前進。那是一場激戰。我的運氣特別好，沒中一顆子彈。在占地要是聽班長、分隊長、中隊長等上司的話就沒命了。他們說他們的，我們士兵想我們的，自己的命自己來保。在國內我是號手，所以與中隊長一起行動。在那兒把敵人消滅，占領以後退到後面，休養一個月。如果沒有發現敵人，那就一個月兩個月連續戰鬥，在占領以前得沒白天沒黑夜地戰鬥。休養的時候有露宿的，也有在老百姓家睡覺的，老百姓家裏有人的話也害怕得逃跑了。中國人很老實。
去過南京、徐州、杭州。以中隊爲單位前進，但分隊各自行動。戰鬥時以分隊爲單位。
征發的時候看到女人被士兵追著到處亂跑。士兵中有一班人都幹過。幹的時候不分例外，不管是路上還是哪兒。在南京是先往普通人家裏“砰砰”地打槍，往裏窺視。中國人有的在家中畏縮地躲著，有的躲在草堆中，有的躲在牆後。只要看到動的東西就“砰”地一槍。中國人一逃就開槍。叫聲“喂”，“砰”地一槍，對方就撲通倒下了。路上屍體重疊著躺在一起，不踩著屍體就無法前進。看到過處置俘虜，他們成群結隊地在一起。揚子江上到處是屍體。從上海到南京糧食很緊張，家裏人寄來很多東西，但送不到第一線，找吃的東西很辛苦。所謂戰爭就是爭奪國家，爭奪生命。糊裏糊塗就沒有了命。因爲是在敵區，今天有命不能保證明天也有，所以當然就亂來了。從上海到南京時進攻速度很快，有時就光嚼蘿蔔，沒吃沒喝。餓得要死。這些都不想跟年輕人說了。
澤田小次郎
1915年9月出生
南京戰時 第16師團步兵第33聯隊
第1大隊某中隊指揮班
2000年7月采訪
昭和12年(1937年)7月，支那事變爆發，我們接到動員令，就在9月5日或是6日又一次去了那邊。當時我是個上等兵。沿長江到南京，一路上抗日情緒高漲，特別是在常熟和無錫一帶。
我所在的中隊發出了“男女老幼格殺勿論”的命令。這也就是屠殺了。在殘暴的進攻戰中，那種殘暴性一進入南京城馬上就表現出來了。
下關逃命的中國人的情形很壯觀，有好幾萬人，都跳到了江裏，雪崩似地隨著江水漂流。
也不知道是幾師團，就等在江對岸，一有中國人漂到對岸，就馬上把他殺掉。這就是作戰。不過，江很寬，到達對岸的人很少。但是漂到下遊的人多，這些人我們就動用軍艦來處理。軍艦有兩三艘，我曾經親眼見到他們開槍。
追趕的時候，士兵拿步槍射擊，殺人殺紅了眼。當時的中國兵手裏已經沒槍了，他們也沒有反擊，總之是只想盡量保命的樣子，場面混亂至極，總之就是在撤退。
中國兵撤退的時候，好像是把馬跟其他所有東西都拴在車上渡過江去的。上頭說我們一直保衛著南京，需要保存體力，而敵方不逃就會抵抗，所以就給他們開好了一個逃跑的出口。從那裏套掉的家夥，根據我們的戰略部署，由實現守在那裏的師團把他們統統殺光。
沿江漂流的家夥，無論什麽，哪怕是拐杖也好，抓起來就跳進去漂走了。這些人群是從下遊上來的軍艦殺的。所以，中國士兵基本上都是在對岸被殺的。
我們從最靠近長江的城門進城，然後對殘留的士兵進行了掃蕩。城裏早已經戒備森嚴，沙袋堵住了城門，所以剛快餐我們進不了城。
對方抵抗到了最後。記得是13日的早上，脅阪部隊從光華門進了城，33聯隊則越過挹紫金山江門進去了。
掃蕩戰一直在進行。掃蕩戰也殃及到了普通百姓，這就是問題所在了。
那時候有俘虜收容所，我們抓了人就往收容所裏送。地點在長江岸邊，外面有士兵監視著。那是在長江岸邊。對岸有重機槍守著，一有東京，馬上就能“嗒嗒嗒”，也就是馬上就能射擊。這是各大隊都做過的事。
出水榮二
1914年3月生
南京戰時 第3師團步兵第68聯隊第2機槍中隊
2001年5月采訪
我是昭和10年(1935年)的兵。8月20日從名古屋乘海軍的巡洋艦出港，23日抵達揚子江支流黃埔江，從那兒登陸。1937年12月進入南京。
(俘虜也)同樣是人，很可憐。毫無疑問，對方的士兵也珍惜生命。對方也是服從命令。殺俘虜時，也有人說“趕快殺吧”。
那樣的教育，日本的軍隊沒有，只說“當俘虜就是死”。抓了俘虜，是殺還是怎樣都沒有辦法。我沒幹過，但看到過砍中國俘虜的頭。中國人有的在砍頭的人面前伸出脖子的，有的怕死央求的，還有被活埋的。日軍進去的地方，哪兒都有砍頭、刺死的事。
平民、女人都有，各種各樣，因爲是戰爭，所以沒有辦法。不殺的話就被殺，當然是什麽都幹。即使攻陷了南京，南京的周圍還有敵人。必須把他們都殺了。要不我們就將被殺。
所謂征發就是去偷。自己沒有吃的，就去偷中國人的東西。那時，覺得是理所當然的。誰反抗就殺。想要的東西都去偷。強奸女人的家夥也有。對方的女人臉上塗了鍋底的炭。即使是滿臉漆黑，但年輕的馬上就能看出，強奸的人也有。我們部隊是不管男的女的，抓來了就讓他們拿行李。人數不確定，都老實地跟著。
青春時代被戰爭剝奪了，因爲是天皇的命令，毫無辦法。那場戰爭不是聖戰。進入了中國的領土，那是侵略戰爭。沒有想轉告給年輕人的東西。不想說這場戰爭的事。我認爲是侵略戰爭不能有第二次，殺人的事不願跟兒孫們說。那個時代，天皇的命令是絕對的，所以沒有辦法。現在天皇是裝飾品，不是什麽偉人。
德田一太郎
1914年6月生
南京戰時 第16師團步兵第33聯隊第2大隊
1999年8月采訪
我于昭和9年(1934年)接受召集合格，在入伍的同時馬上出發去滿洲，接受了現役訓練。最初到的是泰安鎮，在那兒待了半年左右。不方便的地方是沒有電和暖氣。還要時常去討伐土匪。
初夏時節我們乘公務船回來，以後暫時在久居的聯隊，12月以上等兵退役。
昭和12年(1937年)7月7日“支那事變”後的8月25、26日前後，天氣非常熱，我接受了第二次大動員的召集。那時我26歲，還沒有結婚，征兵的紅紙就到了。
我親眼看到過南京大屠殺。不僅僅是在太平門看到屠殺，我自己也直接參與了。在到南京之前我就看到過一個軍官讓3個支那人面朝江坐下，從後面用軍刀將他們的脖子砍了，然後將頭“嗵”地扔進前面的江中。支那人不懂日本語，但那時大概也明白“不行了”吧。
忘了是在往南京途中的哪個地方的戰鬥，有個村莊好象有共産黨的兵在，上面來命令說：“不管是否負傷，將共産黨的兵全都殺了。”所以就把那村莊點火燒了，從身後冒起了濃煙，裏面傳來嬰兒“哇哇”的哭聲。
回國以後的一段時間了，當年的事情常常在夢中浮現，回想起南京的事就怎麽也睡不著。妻子聽到了我的呻吟就問我：“他爸，你怎麽了？”夢的內容是大群的中國人向我襲來的場面。我明白，因爲自己殺了中國人，所以他們在夢中襲來了。現在回想起來自己是幹了非常殘酷的事。想去看看現在的南京，但很害怕，實在去不了。
到現在，東京都的石原慎太郎知事還在說沒有過南京大屠殺。我認爲，石原慎太郎是在“胡說八道”。南京大屠殺是根據日軍和政治家的命令發生的，我們直接參加了，所以不是謊言。我不相信政治家，他們害怕把南京的事實公開出來，說給學校、曆史研究者和老師們聽。我到了這樣的年紀，如果說這樣的話，也許有什麽人聽到，所以害怕，說不出口。我有兒子、孫子，更加不能說。
回顧一下自己參加的戰爭，戰爭是不應該有的。但當時是沒有辦法，在天皇的命令下，爲了國家去幹，以爲是當然的事。現在想來，現在孫子生活的時代是最好的時代。當然，日本把滿洲、韓國當做殖民地的事都可以說成是侵略戰爭。德國把這些事都如實地告訴了年輕人，而日本卻什麽都不說。
鬼頭久二
1916年8月生
南京戰時 第16師團步兵第33聯隊第1大隊
1999年10月、2000年9月采訪
昭和11年(1936年)1月10日，我進入了久居的33聯隊，開始了現役生活。昭和12年(1937年)戰爭開始了。我們作爲現役軍人在9月份直接去了中國。到句容後，經過湯水鎮來到了南京。
掃蕩的時候是挨家挨戶進行搜查，如發現女孩子，當場就給強奸了。女孩子們大概都躲在床下或窗簾後邊。被發現的時候，不知是害怕還是什麽原因，反正沒有反抗。因爲沒有受到憲兵隊的組織，所以可以隨便幹，沒有限制。女人們臉上都塗著墨水之類。想不起來自己強奸了多少女人，只有一件事有印象，那是抓到逃跑的母女倆時，母親說女兒還小，所以求我們只對自己來，我說了句“笨蛋”，把母親推開了。幹的時候是兩三個人一起幹。幹的時候當然覺得不好，也想過，如果日本被占領，自己的女兒或者是女人被強奸該怎麽辦。但是，當時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什麽時候死，所以趁還活著的時候幹自己想幹的事情，這跟天皇的命令什麽的沒有關系。這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我在南京當然有過強奸的經曆，並且是不分場所，有很多空房子，就在空房子裏的床上幹。平時也拿著米去向母親要女兒。還有，有的女人是自己從難民區走出來，用自己的身子換大米。米是我們自己吃的大米，一回給裝滿一只襪子的量(相當于五合[日本的計量單位，一合約0.18升。)。不是在南京城，而是在南京郊外，如果被憲兵隊抓住的話比較麻煩，所以就殺死了女人。我是只在掃蕩時進城的，也殺過人。從這些事情來看，我認爲南京大屠殺是有過的，我認爲是幹了壞事。
小竹嚴一
1915年12月生
南京戰時 第16師團輜重兵第16聯隊第1大隊
2000年11月采訪
我在昭和12年(1937年)初接受召集，加入了京都的輜重16師團。半個月後在信田山成立了小隊，接著成立中隊，然後編成大隊乘上了船。我們最初去哪兒都不知道，沒人告訴我們。那條船乘了有好幾天。支那事變開始時在上海附近登陸，是個熱天，大概是8月。下船時敵人的炮彈像下雨一樣落下來夥伴中有人中彈了。因爲是戰爭，只有往前進。那是一場激戰。我的運氣特別好，沒中一顆子彈。在占地要是聽班長、分隊長、中隊長等上司的話就沒命了。他們說他們的，我們士兵想我們的，自己的命自己來保。在國內我是號手，所以與中隊長一起行動。在那兒把敵人消滅，占領以後退到後面，休養一個月。如果沒有發現敵人，那就一個月兩個月連續戰鬥，在占領以前得沒白天沒黑夜地戰鬥。休養的時候有露宿的，也有在老百姓家睡覺的，老百姓家裏有人的話也害怕得逃跑了。中國人很老實。
去過南京、徐州、杭州。以中隊爲單位前進，但分隊各自行動。戰鬥時以分隊爲單位。
征發的時候看到女人被士兵追著到處亂跑。士兵中有一班人都幹過。幹的時候不分例外，不管是路上還是哪兒。在南京是先往普通人家裏“砰砰”地打槍，往裏窺視。中國人有的在家中畏縮地躲著，有的躲在草堆中，有的躲在牆後。只要看到動的東西就“砰”地一槍。中國人一逃就開槍。叫聲“喂”，“砰”地一槍，對方就撲通倒下了。路上屍體重疊著躺在一起，不踩著屍體就無法前進。看到過處置俘虜，他們成群結隊地在一起。揚子江上到處是屍體。從上海到南京糧食很緊張，家裏人寄來很多東西，但送不到第一線，找吃的東西很辛苦。所謂戰爭就是爭奪國家，爭奪生命。糊裏糊塗就沒有了命。因爲是在敵區，今天有命不能保證明天也有，所以當然就亂來了。從上海到南京時進攻速度很快，有時就光嚼蘿蔔，沒吃沒喝。餓得要死。這些都不想跟年輕人說了。
誰負“南京大屠殺”的責任？
３４萬中國無辜的男女老少死于日軍的屠刀之下，幾十億美元的財産遭到日軍的破壞和掠奪，這樣滔天罪行和暴行當然每個直接犯罪者都負有法律和道德的責任。首先，日軍士兵和軍官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普遍地殺人和強奸。我們前已提到隨軍 記者小俁行男的報導“不強奸的士兵幾乎沒有。”另有《每日新聞》社的記者鈴 木二郎出席“東京審判”爲“南京百人斬競賽”作證明時說“在城內掃蕩殘留的中國軍人。如果捉到軍官，就綁在楊柳樹上，教新兵射擊 及劈刺的方法當活靶；士兵被捉了，就讓他坐在坑前砍頭。我是二等兵，只用刺刀刺中國兵。”
世人多熟知的兩位“殺人競賽”日軍向井敏及野田岩兩少尉在入句容縣城（距 南京２０公裏）時即分別殺死我無辜平民７８和８９人，當兩位抵達南京城外紫金山時，已分別殺至１０５和１０６人之數，但兩人相約殺至１５０人爲止。這兩位 “殺人魔鬼”的競賽爲東京報紙所贊揚，稱之爲勇士。但“殺人競賽”之主凶爲田中軍吉大尉，以其“寶刀”砍死中國人３００余人，惜尚未爲世人所周知。
事實上，所有來侵略的日本軍官都是“殺人犯”，極少例外。田中、向井、野 田三位日軍官僅是比較特殊的例子。曾來紐約參加北美廿世紀中華史學會主辦的七七事變五十周年紀念會的前日軍第十二軍軍曹塚越正男在會場上痛哭流涕地說“ 當上了下士官，變成了擁有二十六名部下的騎兵分隊長，而且被允許佩帶日本刀。 佩有日本刀具有什麽意義呢？變得想殺人，有一個叫試新刀的斬首項目。”塚越說 他在中國四年多，共殺死１０６個中國人。
凡是被派到中國戰場的排長必須當衆，通常是團長營長和連長的面前，以其戰刀砍殺中國俘虜，否則便無資格作排長。請見最近在美出版頗引起讀者重視的庫克夫婦所著之《戰爭中的日本——口述曆史》。最驚人的莫過于中島今朝吾以中將師 團長之尊，在南京當衆以中國俘虜試刀，砍下戰俘兩人的頭顱，其慫恿部下之任意 屠殺我無辜百姓當可想見一斑。派到中國戰場的新兵需再經三個月的訓練始能成爲 一個合格的士兵，最後一個訓練節目就是以刺刀刺死一活人。
由此可見，“南京大屠殺”不是孤立現象，日軍在華暴行，屠殺和奸淫並未因“南京大屠殺”使舉世震 驚抗議而終止，或真正收斂。
其次，殘暴爲日本軍事訓練之核心。日軍以嚴格紀律、打罵、生活幹擾、個人 尊嚴之摧殘，呆板的階級制度造成無條件的服從，使下級或士兵接受任何命令，不 僅來自上級或直接發號施令者，更認爲所有命令皆來自大帝國的最高峰，最高統帥天皇本人。
日本之殘酷和輕生與其地理環境、文化、及封建制度也是不可分的。“ 大和魂”（日本民族精神）的思想灌輸了每個士兵，培養其使命感及爲“大和民族 ”的自負感。中國受帝國主義數十年之淩辱，尤其是甲午戰爭，使日本人對中國人 普遍輕視。３０年代，日本以納粹希特勒爲師，增強大和民族的優越感。在“南京大屠殺”中，很多日軍官兵稱中國人爲“清國奴”，任意殺戮。正如宮崎縣的一位士兵記錄所說“殺一個支那人，在我們就如殺一只貓或狗一樣”；梅奇牧師所說“日軍像獵取兔子一樣在街上射殺中國平民”；郭岐營長所說“敵人視我同胞 之生命簡直不如一蟲蟻了！”
複次，掠奪與征收也與“南京大屠殺”有關。日本對華的七十年侵略就是搶掠 。在戰時國家有計劃的侵略掠奪與個人犯罪的搶劫就混而爲一了。日軍２０萬自上 海和杭州灣向南京進攻，交通破壞，部隊分散，糧食無法補給，乃實行“就地征收 ”。如日軍一排長曾根一夫所述，他們的部隊自距上海三十公裏的太倉開始即“就 地征收”維持生命。征收成爲各部隊的主要活動，經常進行，迅即演變成爲搶劫、 強奸、焚燒及屠殺。曾根並說那時已有一部分部隊采取“三光作戰”，“即對敵人不分軍民全部的殺光，將財物資源全部搶光，將人民居住的市街、村莊全部燒光 。”
最後，“南京大屠殺”的直接責任問題，馬吉與田伯烈在東京審判作證時，都 認定大屠殺系在南京戰地指揮官與東京統師帥部完全知悉與同意下進行的。貝德士在作證時更說“在這秩序混亂的七個星期中，我們一次也沒有看到或聽到過懲辦這些士兵犯罪行爲的情況，更談不上有人受到處分了。”按著上述東京審判所獲的日軍命令所說“如果將參加過戰爭的軍人一一加以調查，大概全部是殺人、搶劫 、強奸的犯人”，則２０萬進入南京的日本官兵從上到下幾乎全是犯人，應對“南 京大屠殺”負責。但是，日軍是層層節制，階級服從，迄止日本戰敗，維持不變。
中外學者對于“南京大屠殺”的命令來源多追溯至１９３２年上海事變禍首之一，後任日本陸軍部軍務局長田中隆吉少將，在其１９４８年東京新風社出版之《被割斷的曆史∶戰敗秘話》中所作的回憶。于１９３８年４月曾在朝香宮指揮下的“上海派遣軍”任情報主任參謀的長勇中佐（後調任第七十四聯隊長晉升大佐），對田 中誇說，是他擅用軍司令官的名義下令屠殺俘虜“由于在杭州灣登陸的柳川兵團推進神速，大約有三十萬中國兵被切斷了退路，他們丟下武器，向我投降。要處理這麽多俘虜，糧食方面是個最大的問題。我立即擅自向所屬各部隊發出命令應全部殺掉這些俘虜。我利用軍司令官的名義，通過無線電訊傳達了這項命令。命令的全文，當即燒毀。由于這一命令，大屠殺開始了。”
我們對田中和長勇的話實在難以相信。以區區中校竟敢擅自代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發令，而且是口頭命令，恐在任何有組織有紀律的軍隊都不可能，何況可謂當時世界上最講階級服從的日軍。另據第十六師團一位炮兵觀察班長澤田正久的證言“俘虜數目一萬左右，遂報告軍司令官，司令部命令立刻予以槍決。”
這個命令顯然來自上海派遣軍參謀長飯沼守，因爲澤田還批評他說在五個月 前在東京聽飯沼演講時，他還講應該善待俘虜，今卻說“應立即予以槍決”。參謀長是幕僚，爲主官出謀劃策，處理日常工作，如此關系成千上萬的俘虜的生命問題，他既無權也不敢擅自處理。參謀長當然可以代主官下達命令，可是處理這樣重大問題絕不能作主。軍司令官朝香宮鳩彥王爲日皇裕仁的叔父，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日始被日皇任命繼松井（晉升爲華中方面軍總司令官）爲上海派遣軍司令官，而于１２月５日趕至前線就職，他勢必與各師團長經常以電話電報聯絡，就近指揮。另據第十六師團第三十八聯隊副官兒玉義雄的回憶（連同澤田正久之回憶，均載 于畝本正己所著《證言南京戰史》（５）１９８４年８月份《偕行》雜志）“當聯隊的第一線接近南京城一、二公裏，彼此正在混戰時，師團副官以電話 說是師團命令‘不能接受支那兵的投降，並予以處置。’……師團長中島今朝吾這個命令我實在無法接受，我曾對參謀長及其他參謀建議過幾次，但未能獲得其同 意，所以我也有責任。”
第三十八聯隊長助川靜二大佐在證言中說，屠殺俘虜的命令是師團長所下的。 中島師團長在其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的日記（《增刊曆史與人物》，中央公論社，１９８４年１２月）說“因采取大體不留俘虜的方針，故決定全部處理（屠殺）之，……據知，僅佐佐木部隊就處理掉約１５０００人，守備太平門的一中隊長處理掉１３００人，現集中在仙鶴門附近的，約有七千到八千人，而且俘虜還在 不斷來降。”
上海派遣軍的第十三師團屬下之山田支隊（即第六十五聯隊）于１２月１４日 在南京東北幕府山附近獲得中國俘虜１４０００余名。經山田少將支隊長上報請示處理辦法，軍部三次向東京大本營軍部請示，第三次複電爲“按照軍司令部的責任去幹”，遂有朝香宮司令官及師團長所下達的一連串“處理掉”的命令，該批俘虜 延至１９日上午始動員予以全部殺掉。
“南京大屠殺”中殺我軍民最多的是第十六師團。其次是第六師團。第六師團 是屬于自杭州登陸的第十軍。其軍司令官是日軍皇道派，支持１９３６年“二二六 ”政變的三將領之一的柳川平助中將（１８７９——１９４５年）。他在杭州灣登陸的演說中曾說∶“山川草木都是敵人。”該軍“軍參謀長的注意”有“對支那老 百姓的注意”一項“在華北尤其是上海方面的戰場，一般支那老百姓，縱令是老人、女人或者小 孩，很多幹敵人的間諜，或告知敵人以日軍的位置，或加害于日軍的單獨兵等等，有這樣的實例，故不能粗心膽大，需要特別注意，尤以後方部隊爲然。如果發現這些行爲，不得寬恕，應采取斷然處置。”（見藤原彰∶《新版南京大虐殺》，東京岩波書店，１９８８年）。
柳川第十軍的隨軍記者乃說柳川兵團的進攻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爲在官兵 之間有“可以任意掠奪、強奸的暗默諒解。”
柳川麾下的第六師團，其師團長谷壽夫中將爲中國軍事法庭因“南京大屠殺” 而判處死刑的最高將領。他本人就是罪魁。如同第十六師團長中島，谷也親自用軍 刀殺人，他本人強奸中國婦女十余人。第六師團的隨軍攝影記者河野公輝曾在該師 團司令部看到一份上級傳達的命令“不容許共産主義的暴虐，爲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動，農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婦女兒童皆應殺戮之。”難怪該師團進入南京後，立即屠城。
“南京大屠殺”時期的侵華日軍最高統帥松井石根大將，于戰後經東京審判以 “南京大屠殺”罪行責任，與東條英機等七人被處絞刑。松井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７日發出“南京城攻略要領”之作戰命令即使守軍和平開城，日軍入城後也要分 別“掃蕩”。對戰俘問題未提只字。在“掃蕩”的名義下，不僅可屠殺戰俘和散兵（日軍稱之爲“敗殘兵”或“便衣兵”），亦可屠殺平民。南京淪陷第三日（１２ 月１５日），松井再發出作戰命令“兩軍（上海派遣軍和第十軍）在各自警備地區內，應掃蕩敗殘兵，收集隱匿之武器與軍需器材，掃除戰場。”所謂“掃蕩敗殘兵”，意即屠殺戰俘與散兵（見李恩涵《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屠殺責任問題》，載于１９９０年５月《日本侵華研究》第二期）。
松井和各師團長的“不要接受俘虜”，“槍斃俘虜”，甚至“難民”的命令已 昭然若接。事實上，松井入城後（１７日）山田支隊在幕府山所獲之１４０００余 名俘虜于１９日上午才動員殺掉。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朝香宮即進駐南京，一直留到翌年１月。同時，１２月２１日第十六師團接替第六師團擔任南京城防，不但殺人放火、強奸、搶劫未能如日駐南京副領事田中及梅奇牧師所期望的減少，而且更行加劇，第十六師團成爲在“南京大屠殺”中屠殺我軍民最多的部隊。
日本上海總領事館獲悉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並報告東京外交部。該部東亞局長 石射豬太郎在其１９３８年１月６日的日記中寫著“上海來信，它詳報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掠奪、強奸，慘不忍睹。嗚呼！這就 是皇軍？”“這就是‘聖戰’和‘皇軍’的真面目！”（見陳鵬仁譯∶《石射豬太郎回憶錄》，臺北水牛圖書出版公司１９８７年。）
石射自那時起便稱之謂“南京大屠殺”，並提出于三省（陸、海省及外務省） 事務局長會議，警告陸相和外相予以制止。“南京大屠殺”當然不可避免地在１９ ３７年１１月２０日設立的“大本營”會議上討論。大本營的聯席會議，首相、陸、法相、外相、參謀總長等及各部門次長和局長都出席的，會議內容由首相親奏天皇，同時陸相及參謀總長經常不通過首相、直接上奏天皇。日本重大問題之最後決策均操于天皇之手。裕仁對進攻南京極爲重視，支持軍部及內閣之主戰派，擴大對華侵略戰爭，密切注意南京戰事之進展，何況十天前他才派他的叔父朝香宮接任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翌年２月２６日，裕仁親自召見松井石根、朝香宮及柳川平助，對于他們之攻克南京，予以嘉勉，並各贈一對鑲皇家菊花的銀瓶爲獎。毋庸置疑的，裕仁對南京大屠殺的責任遠超過這三位受獎的現行戰犯。
３４萬中國無辜的男女老少死于日軍的屠刀之下，幾十億美元的財産遭到日軍的破壞和掠奪，這樣滔天罪行和暴行當然每個直接犯罪者都負有法律和道德的責任。首先，日軍士兵和軍官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普遍地殺人和強奸。我們前已提到隨軍 記者小俁行男的報導“不強奸的士兵幾乎沒有。”另有《每日新聞》社的記者鈴 木二郎出席“東京審判”爲“南京百人斬競賽”作證明時說“在城內掃蕩殘留的中國軍人。如果捉到軍官，就綁在楊柳樹上，教新兵射擊 及劈刺的方法當活靶；士兵被捉了，就讓他坐在坑前砍頭。我是二等兵，只用刺刀刺中國兵。”
世人多熟知的兩位“殺人競賽”日軍向井敏及野田岩兩少尉在入句容縣城（距 南京２０公裏）時即分別殺死我無辜平民７８和８９人，當兩位抵達南京城外紫金山時，已分別殺至１０５和１０６人之數，但兩人相約殺至１５０人爲止。這兩位 “殺人魔鬼”的競賽爲東京報紙所贊揚，稱之爲勇士。但“殺人競賽”之主凶爲田中軍吉大尉，以其“寶刀”砍死中國人３００余人，惜尚未爲世人所周知。
事實上，所有來侵略的日本軍官都是“殺人犯”，極少例外。田中、向井、野 田三位日軍官僅是比較特殊的例子。曾來紐約參加北美廿世紀中華史學會主辦的七七事變五十周年紀念會的前日軍第十二軍軍曹塚越正男在會場上痛哭流涕地說“ 當上了下士官，變成了擁有二十六名部下的騎兵分隊長，而且被允許佩帶日本刀。 佩有日本刀具有什麽意義呢？變得想殺人，有一個叫試新刀的斬首項目。”塚越說 他在中國四年多，共殺死１０６個中國人。
凡是被派到中國戰場的排長必須當衆，通常是團長營長和連長的面前，以其戰刀砍殺中國俘虜，否則便無資格作排長。請見最近在美出版頗引起讀者重視的庫克夫婦所著之《戰爭中的日本——口述曆史》。最驚人的莫過于中島今朝吾以中將師 團長之尊，在南京當衆以中國俘虜試刀，砍下戰俘兩人的頭顱，其慫恿部下之任意 屠殺我無辜百姓當可想見一斑。派到中國戰場的新兵需再經三個月的訓練始能成爲 一個合格的士兵，最後一個訓練節目就是以刺刀刺死一活人。
由此可見，“南京大屠殺”不是孤立現象，日軍在華暴行，屠殺和奸淫並未因“南京大屠殺”使舉世震 驚抗議而終止，或真正收斂。
其次，殘暴爲日本軍事訓練之核心。日軍以嚴格紀律、打罵、生活幹擾、個人 尊嚴之摧殘，呆板的階級制度造成無條件的服從，使下級或士兵接受任何命令，不 僅來自上級或直接發號施令者，更認爲所有命令皆來自大帝國的最高峰，最高統帥天皇本人。
日本之殘酷和輕生與其地理環境、文化、及封建制度也是不可分的。“ 大和魂”（日本民族精神）的思想灌輸了每個士兵，培養其使命感及爲“大和民族 ”的自負感。中國受帝國主義數十年之淩辱，尤其是甲午戰爭，使日本人對中國人 普遍輕視。３０年代，日本以納粹希特勒爲師，增強大和民族的優越感。在“南京大屠殺”中，很多日軍官兵稱中國人爲“清國奴”，任意殺戮。正如宮崎縣的一位士兵記錄所說“殺一個支那人，在我們就如殺一只貓或狗一樣”；梅奇牧師所說“日軍像獵取兔子一樣在街上射殺中國平民”；郭岐營長所說“敵人視我同胞 之生命簡直不如一蟲蟻了！”
複次，掠奪與征收也與“南京大屠殺”有關。日本對華的七十年侵略就是搶掠 。在戰時國家有計劃的侵略掠奪與個人犯罪的搶劫就混而爲一了。日軍２０萬自上 海和杭州灣向南京進攻，交通破壞，部隊分散，糧食無法補給，乃實行“就地征收 ”。如日軍一排長曾根一夫所述，他們的部隊自距上海三十公裏的太倉開始即“就 地征收”維持生命。征收成爲各部隊的主要活動，經常進行，迅即演變成爲搶劫、 強奸、焚燒及屠殺。曾根並說那時已有一部分部隊采取“三光作戰”，“即對敵人不分軍民全部的殺光，將財物資源全部搶光，將人民居住的市街、村莊全部燒光 。”
最後，“南京大屠殺”的直接責任問題，馬吉與田伯烈在東京審判作證時，都 認定大屠殺系在南京戰地指揮官與東京統師帥部完全知悉與同意下進行的。貝德士在作證時更說“在這秩序混亂的七個星期中，我們一次也沒有看到或聽到過懲辦這些士兵犯罪行爲的情況，更談不上有人受到處分了。”按著上述東京審判所獲的日軍命令所說“如果將參加過戰爭的軍人一一加以調查，大概全部是殺人、搶劫 、強奸的犯人”，則２０萬進入南京的日本官兵從上到下幾乎全是犯人，應對“南 京大屠殺”負責。但是，日軍是層層節制，階級服從，迄止日本戰敗，維持不變。
中外學者對于“南京大屠殺”的命令來源多追溯至１９３２年上海事變禍首之一，後任日本陸軍部軍務局長田中隆吉少將，在其１９４８年東京新風社出版之《被割斷的曆史∶戰敗秘話》中所作的回憶。于１９３８年４月曾在朝香宮指揮下的“上海派遣軍”任情報主任參謀的長勇中佐（後調任第七十四聯隊長晉升大佐），對田 中誇說，是他擅用軍司令官的名義下令屠殺俘虜“由于在杭州灣登陸的柳川兵團推進神速，大約有三十萬中國兵被切斷了退路，他們丟下武器，向我投降。要處理這麽多俘虜，糧食方面是個最大的問題。我立即擅自向所屬各部隊發出命令應全部殺掉這些俘虜。我利用軍司令官的名義，通過無線電訊傳達了這項命令。命令的全文，當即燒毀。由于這一命令，大屠殺開始了。”
我們對田中和長勇的話實在難以相信。以區區中校竟敢擅自代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發令，而且是口頭命令，恐在任何有組織有紀律的軍隊都不可能，何況可謂當時世界上最講階級服從的日軍。另據第十六師團一位炮兵觀察班長澤田正久的證言“俘虜數目一萬左右，遂報告軍司令官，司令部命令立刻予以槍決。”
這個命令顯然來自上海派遣軍參謀長飯沼守，因爲澤田還批評他說在五個月 前在東京聽飯沼演講時，他還講應該善待俘虜，今卻說“應立即予以槍決”。參謀長是幕僚，爲主官出謀劃策，處理日常工作，如此關系成千上萬的俘虜的生命問題，他既無權也不敢擅自處理。參謀長當然可以代主官下達命令，可是處理這樣重大問題絕不能作主。軍司令官朝香宮鳩彥王爲日皇裕仁的叔父，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日始被日皇任命繼松井（晉升爲華中方面軍總司令官）爲上海派遣軍司令官，而于１２月５日趕至前線就職，他勢必與各師團長經常以電話電報聯絡，就近指揮。另據第十六師團第三十八聯隊副官兒玉義雄的回憶（連同澤田正久之回憶，均載 于畝本正己所著《證言南京戰史》（５）１９８４年８月份《偕行》雜志）“當聯隊的第一線接近南京城一、二公裏，彼此正在混戰時，師團副官以電話 說是師團命令‘不能接受支那兵的投降，並予以處置。’……師團長中島今朝吾這個命令我實在無法接受，我曾對參謀長及其他參謀建議過幾次，但未能獲得其同 意，所以我也有責任。”
第三十八聯隊長助川靜二大佐在證言中說，屠殺俘虜的命令是師團長所下的。 中島師團長在其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的日記（《增刊曆史與人物》，中央公論社，１９８４年１２月）說“因采取大體不留俘虜的方針，故決定全部處理（屠殺）之，……據知，僅佐佐木部隊就處理掉約１５０００人，守備太平門的一中隊長處理掉１３００人，現集中在仙鶴門附近的，約有七千到八千人，而且俘虜還在 不斷來降。”
上海派遣軍的第十三師團屬下之山田支隊（即第六十五聯隊）于１２月１４日 在南京東北幕府山附近獲得中國俘虜１４０００余名。經山田少將支隊長上報請示處理辦法，軍部三次向東京大本營軍部請示，第三次複電爲“按照軍司令部的責任去幹”，遂有朝香宮司令官及師團長所下達的一連串“處理掉”的命令，該批俘虜 延至１９日上午始動員予以全部殺掉。
“南京大屠殺”中殺我軍民最多的是第十六師團。其次是第六師團。第六師團 是屬于自杭州登陸的第十軍。其軍司令官是日軍皇道派，支持１９３６年“二二六 ”政變的三將領之一的柳川平助中將（１８７９——１９４５年）。他在杭州灣登陸的演說中曾說∶“山川草木都是敵人。”該軍“軍參謀長的注意”有“對支那老 百姓的注意”一項“在華北尤其是上海方面的戰場，一般支那老百姓，縱令是老人、女人或者小 孩，很多幹敵人的間諜，或告知敵人以日軍的位置，或加害于日軍的單獨兵等等，有這樣的實例，故不能粗心膽大，需要特別注意，尤以後方部隊爲然。如果發現這些行爲，不得寬恕，應采取斷然處置。”（見藤原彰∶《新版南京大虐殺》，東京岩波書店，１９８８年）。
柳川第十軍的隨軍記者乃說柳川兵團的進攻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爲在官兵 之間有“可以任意掠奪、強奸的暗默諒解。”
柳川麾下的第六師團，其師團長谷壽夫中將爲中國軍事法庭因“南京大屠殺” 而判處死刑的最高將領。他本人就是罪魁。如同第十六師團長中島，谷也親自用軍 刀殺人，他本人強奸中國婦女十余人。第六師團的隨軍攝影記者河野公輝曾在該師 團司令部看到一份上級傳達的命令“不容許共産主義的暴虐，爲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動，農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婦女兒童皆應殺戮之。”難怪該師團進入南京後，立即屠城。
“南京大屠殺”時期的侵華日軍最高統帥松井石根大將，于戰後經東京審判以 “南京大屠殺”罪行責任，與東條英機等七人被處絞刑。松井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７日發出“南京城攻略要領”之作戰命令即使守軍和平開城，日軍入城後也要分 別“掃蕩”。對戰俘問題未提只字。在“掃蕩”的名義下，不僅可屠殺戰俘和散兵（日軍稱之爲“敗殘兵”或“便衣兵”），亦可屠殺平民。南京淪陷第三日（１２ 月１５日），松井再發出作戰命令“兩軍（上海派遣軍和第十軍）在各自警備地區內，應掃蕩敗殘兵，收集隱匿之武器與軍需器材，掃除戰場。”所謂“掃蕩敗殘兵”，意即屠殺戰俘與散兵（見李恩涵《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屠殺責任問題》，載于１９９０年５月《日本侵華研究》第二期）。
松井和各師團長的“不要接受俘虜”，“槍斃俘虜”，甚至“難民”的命令已 昭然若接。事實上，松井入城後（１７日）山田支隊在幕府山所獲之１４０００余 名俘虜于１９日上午才動員殺掉。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朝香宮即進駐南京，一直留到翌年１月。同時，１２月２１日第十六師團接替第六師團擔任南京城防，不但殺人放火、強奸、搶劫未能如日駐南京副領事田中及梅奇牧師所期望的減少，而且更行加劇，第十六師團成爲在“南京大屠殺”中屠殺我軍民最多的部隊。
日本上海總領事館獲悉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並報告東京外交部。該部東亞局長 石射豬太郎在其１９３８年１月６日的日記中寫著“上海來信，它詳報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掠奪、強奸，慘不忍睹。嗚呼！這就 是皇軍？”“這就是‘聖戰’和‘皇軍’的真面目！”（見陳鵬仁譯∶《石射豬太郎回憶錄》，臺北水牛圖書出版公司１９８７年。）
石射自那時起便稱之謂“南京大屠殺”，並提出于三省（陸、海省及外務省） 事務局長會議，警告陸相和外相予以制止。“南京大屠殺”當然不可避免地在１９ ３７年１１月２０日設立的“大本營”會議上討論。大本營的聯席會議，首相、陸、法相、外相、參謀總長等及各部門次長和局長都出席的，會議內容由首相親奏天皇，同時陸相及參謀總長經常不通過首相、直接上奏天皇。日本重大問題之最後決策均操于天皇之手。裕仁對進攻南京極爲重視，支持軍部及內閣之主戰派，擴大對華侵略戰爭，密切注意南京戰事之進展，何況十天前他才派他的叔父朝香宮接任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翌年２月２６日，裕仁親自召見松井石根、朝香宮及柳川平助，對于他們之攻克南京，予以嘉勉，並各贈一對鑲皇家菊花的銀瓶爲獎。毋庸置疑的，裕仁對南京大屠殺的責任遠超過這三位受獎的現行戰犯。
結語
裕仁天皇是富有現代知識的人，在未繼位前，曾漫遊歐洲，特別向往英國社會及皇族，應該了解近代英國標榜的人道主義和國際公法的存在；也無須重溫日本爲簽字國之一的１８９９年海牙第二公約和１９２９年的日內瓦陸戰公約。裕仁天皇和普通日本人都會明了對放下武器的俘虜和非戰鬥人員是應該予以保護，絕對不可殺戮的。否則，日本政府及軍部爲什麽一直對日本人民隱瞞“南京大屠殺”呢？
可以看出，日本人在沒有相應的實力的時候他們是采取一種迷惑的手段來學習和改進自己，一旦覺得自己的實力足以挑戰任何一個他們野心的對象就會揭下他們的僞裝，暴露出真實的獸性，所以對我們來說，時刻保持對日本的警惕和戰備，時刻將他們設置爲我們的假想敵。時刻牢記他們是我們的仇敵，時刻牢記這些人處心積慮要推翻曆史的獸行。
中國要想不被別人欺負，首先就要牢記曆史，牢記用武力來保衛自己，不要去搞那些噱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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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殺
南京下關碼頭屍體堆積如山（村瀨森安（Murase Moriyasu，南京大屠殺參與者）拍攝）進城兵力約5萬，執行軍紀維持的憲兵卻僅有17人。日軍除了個別地或小規模地對南京居民隨時隨地任意殺戮之外，還對中國人，特別是解除了武裝的軍警人員以及日軍認為是可能參加過抗日活動和適合兵役年齡的中國青壯年，進行過若干次大規模的「集體屠殺」。大規糢屠殺方法有機槍射殺、集體活埋等，手段極其殘忍。
12月15日（日軍佔領第3天）：已放下武器的中國軍警人員2000多人被集體解赴漢中門外用機槍密集掃射，多當場遇難。負傷未死者亦與死者屍體同樣遭受焚化。夜，解往魚雷營的中國平民及已解除武裝的中國軍人9000多人被日軍屠殺。又在寶塔橋一帶屠殺3萬多人。在中山北路防空壕附近槍殺200人。
12月16日（日軍佔領第4天）：位於南京安全區內的華僑招待所中躲避的中國男女難民5000餘人被日軍集體押往中山碼頭，雙手反綁，排列成行。日軍用機槍射殺後，棄屍於長江以毀屍滅跡。5000多人中僅白增榮、梁廷芳二人於中彈負傷後泅至對岸，得免於死。日軍在四條巷屠殺400多人，在陰陽營屠殺100多人。
12月17日（日軍佔領第5天）：中國平民3000多人被日軍押至煤炭港下游江邊集體射殺。在放生寺、慈幼院避難的400多中國難民被集體射殺。
12月18日（日軍佔領的第6天）夜，下關草鞋峽。日軍將從南京城內逃出被拘囚於幕府山的的中國難民男女老幼共57418人，除少數已被餓死或打死，全部用鉛絲捆扎，驅集到下關草鞋峽，用機槍密集掃射，並對倒臥血泊中尚能呻吟掙扎者以亂刀砍戮。事後將所有屍骸澆以煤油焚化，以毀屍滅跡。此次屠殺僅有石明一人被焚未死，得以逃生。大方巷難民區內日軍射殺4000多人
侵華日軍在南京集體屠殺的主要地點(由北到南)
屠殺地點 所在位置 遇害人數 倖存者（含見証人）
燕子磯 50000人以上 唐光譜、葛仕坤、郭國強
草鞋峽 60000人 石明
寶塔橋 30000人以上
魚雷營 10000人以上 楊開基
煤炭港 5000人 陳德貴、潘開明
龍江口 700人以上
中山碼頭 10000人以上 劉永興、白增榮、梁廷芳
下關 5500人以上 曹永興、陳光興、王秀英、尚德義(已故)
大方巷 5000人以上 程金海、吳連城、劉文靜、鄧明霞
靈谷寺 40000人以上 陳光秀、陸玉華、邵翰珍
漢中門 3000人以上 梁玉山、孟憲梅、湯正有、伍長德
江東門 10000人以上 劉修榮
上新河 30000人 邢久發、何玉峰
中華門 孫成英
花神廟 30000人
雨花台 10000人
其他地方 趙福友、葛國華、周紀穆、陸安莉
李道煃、徐正陶、徐建陶、皇甫澤生
胡秀蘭、鄭秀英、湯必俊、樊嘉瑚
夏洪芝、孫淑珍、鄭周氏、趙春山
袁世豐、楊余氏、許自強、許金鳳
夏淑琴、伍正禧、伍必毅、吳芝生
羅瑾、吳璇、倪翠萍、馬忠山
馬秀一、馬鴻有、金家仁、姜根福
崔金貴、李秀英(已故)
日軍罪行的證據
收屍記錄
據統計，世界紅十字會在南京城內外掩埋屍體總計43,121具，南京紅十字會收埋22,371具，慈善機構崇善堂收埋112,267具，慈善機構同善堂共埋屍7,000余具，雞鵝巷清真寺王壽仁以「南京回教公會掩埋隊」名義掩埋回族屍體400余具。僅此5個慈善團體收埋屍體就達18.5萬余具。另有中國平民芮芳緣、張鴻儒組織難民30餘人掩埋屍體7,000余具；湖南木商盛世征雇工，收埋上新河地區死難者遺體28,730具。
此外，日軍支持的傀儡政權對屍體也進行了掩埋。如偽下關區公所在下關、三汊河一帶收埋屍體3240具；第一區公所在城東南一帶收埋屍體1,233具；南京市政公署命偽衛生局於1939年1月收集中山門外靈谷寺一帶遺骨3,000具，葬於靈谷寺之東，立「無主孤魂碑」記錄埋屍經過。
南京淪陷前，日軍曾在上海、蘇州、嘉興、杭州、紹興、無錫、常州等地屠殺平民。有日本部分歷史學家曾經懷疑中方聲稱的三十萬被殺平民，實際上包括了這批南京以外被殺的華東人口。而中國歷史學家認為若華東地區被殺人口也計算在內的話，總數可能高達一百萬人。
根據孫宅巍（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高興祖（南京大學教授）的研究認為死亡人數30萬人以上。
非交戰國人證物證
《拉貝日記》
《魏特琳日記》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前印有222名「歷史證人的腳印」的銅版路。路長40米、寬1.6米。
美國牧師約翰·馬吉1937年用一架1930年代的老式16毫米攝影機、拍攝記錄了迄今唯一的南京大屠殺影像，共四盤放映長度達105分鐘的電影膠片（2001年約翰·馬吉的兒子大衛·馬吉親自將它捐贈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約翰·馬吉在當時的信件中也有大量關於大屠殺的描寫：「強姦婦女的行為已無法形容和想象」，「我能說的是，這個城市的每一個大街小巷都有死屍，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下關地區。」。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總幹事費區目睹日軍在南京地區的暴行，將馬吉牧師拍攝的記錄日軍暴行的膠片偷運到上海柯達公司，製作並帶到美國各地放映，並在美國《讀者文摘》上揭露日軍違反國際戰爭法的暴行：「日本人從我們的宿營地抓人時，把手上有老繭和剃光頭的，都當作當兵的證據，認為務必判以死刑。他們想要槍殺誰，就把誰拉出去。」
1930年代英國《曼徹斯特導報》駐華記者田伯烈1938年初撰寫了《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一書，第一次向世人完整公佈了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真相，痛斥日軍製造了「現代史上破天荒的殘暴記錄」。
1937年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的約翰·拉貝救助中國難民時，詳細記錄了日軍的殺人暴行：「12月14日，日軍士兵的搶劫、強姦和屠殺等恐怖活動鋪天蓋地地壓了過來……」
受害者人證
李秀英，懷著7個月身孕，與3個日本兵搏鬥身中33刀，在鼓樓醫院收治並留下了影像資料。她並赴日本進行對日索賠訴訟，在審訊期間逝世。
夏淑琴，全家9口人被殺7口，她被刺傷後從死人堆里爬出。
姜根福（1929年12月20日-），弟弟被日本兵摔死，母親因為反抗強姦而被開槍打死，父親被抓走，二姐因反抗強姦被刀劈死。
崔金貴，親眼見慈善團體崇善堂的收屍埋屍過程，並確定崇善堂在埋屍時有計數。
尚德義，1937年12月6日上午11時被日軍抓獲，同時與1000名以上的中國男子一起被機槍掃射，絕大多數當場死亡。他由於被屍體壓住暈倒而倖免於難。
伍正禧，在南京新華巷62號避難時，其二哥伍正保、大表哥雲館、三表哥三雲、表叔老王被抓走並槍殺。祖父被刀捅死，30歲的表娘被強姦。
邵翰珍，父親邵錦晴、祖父邵才潮和舅舅任發和被日軍槍殺。
皇甫澤生，保衛南京的一個士兵。被日軍俘獲後與幾百人一起，在板橋鎮一個山溝里集體被日軍用機槍射殺。日軍在射殺後再用刺刀捅死倖存者。他和另一個重傷難友為僅存者。
孟憲梅，在淌水溝接水時，親眼看到日軍用多輛卡車把老百姓押到現在的漢中門新橋橋口下面用機槍射死。
陳光秀，在南京湯山鎮許巷村，父親被槍殺，包括弟弟在內的村裡100多個年輕人被刺刀刺死。艾家四兄弟被扔到天空摔死。多名女性被強姦。母親因為父親和弟弟被殺導致憂鬱而死。
劉文靜，大方巷廣場集體屠殺（一百多人）見證人。
天津工商銀行退休職工、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劉鐘銘當年在南京一家商鋪當學徒，說道：「日本鬼子進城後見人就殺，城裡到處都是屍體，載著日本兵的汽車就從屍體上開過去。那個慘景，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更多倖存者介紹請參見南京大屠殺倖存者
侵華日軍及戰後日方的人證物證
侵華日軍各級指揮機構當時的命令和軍官的記錄為直接物證：
攻佔南京的日軍第6師團司令部曾接到命令：「不論婦女兒童，凡中國人一概都殺，房屋全部放火焚燒。」
日軍第16師團長中島今朝吾的日記中也記道：「大體上不保留俘虜，全部處理之。」
日本外相廣田弘毅致日駐美國大使館的電文1938年1月11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電文中稱：「自從前幾天回到上海，我調查了日軍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報導，據可靠的目擊者直接計算及可信度極高的一些人來函，提供充分的證明：日軍的所作所為及其繼續暴行的手段，不下30萬的中國平民遭殺戮。」（吳天威，譯自華盛頓國家檔案館公開的《日本外交檔案》）
侵華日軍隨軍記者的報導、士兵的日記、證言也被列為南京大屠殺的證據：
侵入南京的日軍第6師團輜重第6聯隊小隊長高城守一日記中說，1937年12月14日，他看到南京下關江邊：「屍體像漂流的木頭被浪沖了過來；在岸邊，重疊地堆積著的屍體一望無際。這些屍體可能有幾千、幾萬，數目大得很。」
日軍第16師團老兵東史郎的日記（《東史郎日記》）為重要實證，例如他在1937年12月21日的日記中寫道：「哭喊著的支那（中國）人被裝進郵袋中，西本（日本兵）點著了火，汽油一下子燃燒起來。就在這時袋子里發出了一種無法言狀的可怕的喊叫聲。袋中人用渾身的力氣使袋子跳了起來，自己滾動。……手榴彈在水中爆炸了，水面一下子鼓了起來，然後平靜下去。」
其他重要的日本兵日記還有：高島市良日記、小原孝太郎日記、會攻南京的日侵略軍第十六師團師團長中島今朝吾的日記等。
《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的著作《中國之旅》，記錄「百人斬」等屠殺事件。
笠原十九司教授，日本國內研究南京大屠殺的權威學者之一，曾多次提供南京大屠殺證據（《侵略亞洲的日本軍隊》，大月書店出版）。
人證檔案
2007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開始建立歷史證人個性化檔案。共新建立檔案12425份，包括39名外籍人士、103名原侵華日軍老兵、2663名大屠殺倖存者和9620名大屠殺遇難者。
裕仁天皇是富有現代知識的人，在未繼位前，曾漫遊歐洲，特別向往英國社會及皇族，應該了解近代英國標榜的人道主義和國際公法的存在；也無須重溫日本爲簽字國之一的１８９９年海牙第二公約和１９２９年的日內瓦陸戰公約。裕仁天皇和普通日本人都會明了對放下武器的俘虜和非戰鬥人員是應該予以保護，絕對不可殺戮的。否則，日本政府及軍部爲什麽一直對日本人民隱瞞“南京大屠殺”呢？
可以看出，日本人在沒有相應的實力的時候他們是采取一種迷惑的手段來學習和改進自己，一旦覺得自己的實力足以挑戰任何一個他們野心的對象就會揭下他們的僞裝，暴露出真實的獸性，所以對我們來說，時刻保持對日本的警惕和戰備，時刻將他們設置爲我們的假想敵。時刻牢記他們是我們的仇敵，時刻牢記這些人處心積慮要推翻曆史的獸行。
中國要想不被別人欺負，首先就要牢記曆史，牢記用武力來保衛自己，不要去搞那些噱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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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殺
南京下關碼頭屍體堆積如山（村瀨森安（Murase Moriyasu，南京大屠殺參與者）拍攝）進城兵力約5萬，執行軍紀維持的憲兵卻僅有17人。日軍除了個別地或小規模地對南京居民隨時隨地任意殺戮之外，還對中國人，特別是解除了武裝的軍警人員以及日軍認為是可能參加過抗日活動和適合兵役年齡的中國青壯年，進行過若干次大規模的「集體屠殺」。大規糢屠殺方法有機槍射殺、集體活埋等，手段極其殘忍。
12月15日（日軍佔領第3天）：已放下武器的中國軍警人員2000多人被集體解赴漢中門外用機槍密集掃射，多當場遇難。負傷未死者亦與死者屍體同樣遭受焚化。夜，解往魚雷營的中國平民及已解除武裝的中國軍人9000多人被日軍屠殺。又在寶塔橋一帶屠殺3萬多人。在中山北路防空壕附近槍殺200人。
12月16日（日軍佔領第4天）：位於南京安全區內的華僑招待所中躲避的中國男女難民5000餘人被日軍集體押往中山碼頭，雙手反綁，排列成行。日軍用機槍射殺後，棄屍於長江以毀屍滅跡。5000多人中僅白增榮、梁廷芳二人於中彈負傷後泅至對岸，得免於死。日軍在四條巷屠殺400多人，在陰陽營屠殺100多人。
12月17日（日軍佔領第5天）：中國平民3000多人被日軍押至煤炭港下游江邊集體射殺。在放生寺、慈幼院避難的400多中國難民被集體射殺。
12月18日（日軍佔領的第6天）夜，下關草鞋峽。日軍將從南京城內逃出被拘囚於幕府山的的中國難民男女老幼共57418人，除少數已被餓死或打死，全部用鉛絲捆扎，驅集到下關草鞋峽，用機槍密集掃射，並對倒臥血泊中尚能呻吟掙扎者以亂刀砍戮。事後將所有屍骸澆以煤油焚化，以毀屍滅跡。此次屠殺僅有石明一人被焚未死，得以逃生。大方巷難民區內日軍射殺4000多人
侵華日軍在南京集體屠殺的主要地點(由北到南)
屠殺地點 所在位置 遇害人數 倖存者（含見証人）
燕子磯 50000人以上 唐光譜、葛仕坤、郭國強
草鞋峽 60000人 石明
寶塔橋 30000人以上
魚雷營 10000人以上 楊開基
煤炭港 5000人 陳德貴、潘開明
龍江口 700人以上
中山碼頭 10000人以上 劉永興、白增榮、梁廷芳
下關 5500人以上 曹永興、陳光興、王秀英、尚德義(已故)
大方巷 5000人以上 程金海、吳連城、劉文靜、鄧明霞
靈谷寺 40000人以上 陳光秀、陸玉華、邵翰珍
漢中門 3000人以上 梁玉山、孟憲梅、湯正有、伍長德
江東門 10000人以上 劉修榮
上新河 30000人 邢久發、何玉峰
中華門 孫成英
花神廟 30000人
雨花台 10000人
其他地方 趙福友、葛國華、周紀穆、陸安莉
李道煃、徐正陶、徐建陶、皇甫澤生
胡秀蘭、鄭秀英、湯必俊、樊嘉瑚
夏洪芝、孫淑珍、鄭周氏、趙春山
袁世豐、楊余氏、許自強、許金鳳
夏淑琴、伍正禧、伍必毅、吳芝生
羅瑾、吳璇、倪翠萍、馬忠山
馬秀一、馬鴻有、金家仁、姜根福
崔金貴、李秀英(已故)
日軍罪行的證據
收屍記錄
據統計，世界紅十字會在南京城內外掩埋屍體總計43,121具，南京紅十字會收埋22,371具，慈善機構崇善堂收埋112,267具，慈善機構同善堂共埋屍7,000余具，雞鵝巷清真寺王壽仁以「南京回教公會掩埋隊」名義掩埋回族屍體400余具。僅此5個慈善團體收埋屍體就達18.5萬余具。另有中國平民芮芳緣、張鴻儒組織難民30餘人掩埋屍體7,000余具；湖南木商盛世征雇工，收埋上新河地區死難者遺體28,730具。
此外，日軍支持的傀儡政權對屍體也進行了掩埋。如偽下關區公所在下關、三汊河一帶收埋屍體3240具；第一區公所在城東南一帶收埋屍體1,233具；南京市政公署命偽衛生局於1939年1月收集中山門外靈谷寺一帶遺骨3,000具，葬於靈谷寺之東，立「無主孤魂碑」記錄埋屍經過。
南京淪陷前，日軍曾在上海、蘇州、嘉興、杭州、紹興、無錫、常州等地屠殺平民。有日本部分歷史學家曾經懷疑中方聲稱的三十萬被殺平民，實際上包括了這批南京以外被殺的華東人口。而中國歷史學家認為若華東地區被殺人口也計算在內的話，總數可能高達一百萬人。
根據孫宅巍（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高興祖（南京大學教授）的研究認為死亡人數30萬人以上。
非交戰國人證物證
《拉貝日記》
《魏特琳日記》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前印有222名「歷史證人的腳印」的銅版路。路長40米、寬1.6米。
美國牧師約翰·馬吉1937年用一架1930年代的老式16毫米攝影機、拍攝記錄了迄今唯一的南京大屠殺影像，共四盤放映長度達105分鐘的電影膠片（2001年約翰·馬吉的兒子大衛·馬吉親自將它捐贈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約翰·馬吉在當時的信件中也有大量關於大屠殺的描寫：「強姦婦女的行為已無法形容和想象」，「我能說的是，這個城市的每一個大街小巷都有死屍，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下關地區。」。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總幹事費區目睹日軍在南京地區的暴行，將馬吉牧師拍攝的記錄日軍暴行的膠片偷運到上海柯達公司，製作並帶到美國各地放映，並在美國《讀者文摘》上揭露日軍違反國際戰爭法的暴行：「日本人從我們的宿營地抓人時，把手上有老繭和剃光頭的，都當作當兵的證據，認為務必判以死刑。他們想要槍殺誰，就把誰拉出去。」
1930年代英國《曼徹斯特導報》駐華記者田伯烈1938年初撰寫了《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一書，第一次向世人完整公佈了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真相，痛斥日軍製造了「現代史上破天荒的殘暴記錄」。
1937年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的約翰·拉貝救助中國難民時，詳細記錄了日軍的殺人暴行：「12月14日，日軍士兵的搶劫、強姦和屠殺等恐怖活動鋪天蓋地地壓了過來……」
受害者人證
李秀英，懷著7個月身孕，與3個日本兵搏鬥身中33刀，在鼓樓醫院收治並留下了影像資料。她並赴日本進行對日索賠訴訟，在審訊期間逝世。
夏淑琴，全家9口人被殺7口，她被刺傷後從死人堆里爬出。
姜根福（1929年12月20日-），弟弟被日本兵摔死，母親因為反抗強姦而被開槍打死，父親被抓走，二姐因反抗強姦被刀劈死。
崔金貴，親眼見慈善團體崇善堂的收屍埋屍過程，並確定崇善堂在埋屍時有計數。
尚德義，1937年12月6日上午11時被日軍抓獲，同時與1000名以上的中國男子一起被機槍掃射，絕大多數當場死亡。他由於被屍體壓住暈倒而倖免於難。
伍正禧，在南京新華巷62號避難時，其二哥伍正保、大表哥雲館、三表哥三雲、表叔老王被抓走並槍殺。祖父被刀捅死，30歲的表娘被強姦。
邵翰珍，父親邵錦晴、祖父邵才潮和舅舅任發和被日軍槍殺。
皇甫澤生，保衛南京的一個士兵。被日軍俘獲後與幾百人一起，在板橋鎮一個山溝里集體被日軍用機槍射殺。日軍在射殺後再用刺刀捅死倖存者。他和另一個重傷難友為僅存者。
孟憲梅，在淌水溝接水時，親眼看到日軍用多輛卡車把老百姓押到現在的漢中門新橋橋口下面用機槍射死。
陳光秀，在南京湯山鎮許巷村，父親被槍殺，包括弟弟在內的村裡100多個年輕人被刺刀刺死。艾家四兄弟被扔到天空摔死。多名女性被強姦。母親因為父親和弟弟被殺導致憂鬱而死。
劉文靜，大方巷廣場集體屠殺（一百多人）見證人。
天津工商銀行退休職工、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劉鐘銘當年在南京一家商鋪當學徒，說道：「日本鬼子進城後見人就殺，城裡到處都是屍體，載著日本兵的汽車就從屍體上開過去。那個慘景，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更多倖存者介紹請參見南京大屠殺倖存者
侵華日軍及戰後日方的人證物證
侵華日軍各級指揮機構當時的命令和軍官的記錄為直接物證：
攻佔南京的日軍第6師團司令部曾接到命令：「不論婦女兒童，凡中國人一概都殺，房屋全部放火焚燒。」
日軍第16師團長中島今朝吾的日記中也記道：「大體上不保留俘虜，全部處理之。」
日本外相廣田弘毅致日駐美國大使館的電文1938年1月11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電文中稱：「自從前幾天回到上海，我調查了日軍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報導，據可靠的目擊者直接計算及可信度極高的一些人來函，提供充分的證明：日軍的所作所為及其繼續暴行的手段，不下30萬的中國平民遭殺戮。」（吳天威，譯自華盛頓國家檔案館公開的《日本外交檔案》）
侵華日軍隨軍記者的報導、士兵的日記、證言也被列為南京大屠殺的證據：
侵入南京的日軍第6師團輜重第6聯隊小隊長高城守一日記中說，1937年12月14日，他看到南京下關江邊：「屍體像漂流的木頭被浪沖了過來；在岸邊，重疊地堆積著的屍體一望無際。這些屍體可能有幾千、幾萬，數目大得很。」
日軍第16師團老兵東史郎的日記（《東史郎日記》）為重要實證，例如他在1937年12月21日的日記中寫道：「哭喊著的支那（中國）人被裝進郵袋中，西本（日本兵）點著了火，汽油一下子燃燒起來。就在這時袋子里發出了一種無法言狀的可怕的喊叫聲。袋中人用渾身的力氣使袋子跳了起來，自己滾動。……手榴彈在水中爆炸了，水面一下子鼓了起來，然後平靜下去。」
其他重要的日本兵日記還有：高島市良日記、小原孝太郎日記、會攻南京的日侵略軍第十六師團師團長中島今朝吾的日記等。
《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的著作《中國之旅》，記錄「百人斬」等屠殺事件。
笠原十九司教授，日本國內研究南京大屠殺的權威學者之一，曾多次提供南京大屠殺證據（《侵略亞洲的日本軍隊》，大月書店出版）。
人證檔案
2007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開始建立歷史證人個性化檔案。共新建立檔案12425份，包括39名外籍人士、103名原侵華日軍老兵、2663名大屠殺倖存者和9620名大屠殺遇難者。
戰後審判
遠東國際法庭的判決書上寫道：「在日軍佔領後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20萬以上。這種估計並不誇張，這由掩埋隊及其他團體所埋屍體達十五萬五千人的事實就可以證明了（由紅十字會掩埋的是43071人，由崇善堂收埋的是112266人，這些數字是由這兩個團體的負責人根據各該團體當時的記錄和檔案向遠東法庭鄭重提出的）。」
法官之一的梅汝璈指出，對於南京大屠殺一案「花了差不多三個星期的工夫專事聽取來自中國、親歷目睹的中外證人（人數在十名以上）的口頭證言，及檢查和被告律師雙方的對質辯難，接受了一百件以上的書面證詞和有關文件，並且鞫訊了松井石根本人」，「審理是特別嚴肅認真的」。松井石根聽取了法庭宣佈的罪狀和科刑後，表示「南京事件，可恥之極」。
法庭判決書中遂有鄭重聲明：「這個數字還沒有將被日軍所燒毀了的屍體，以及投入到長江或以其他方法處死的人們計算在內。」值得注意的是：遠東國際法庭認定被殺害者為二十萬人以上，未包括屍體被日軍消滅了的被害者在內，而且這個數字僅是「在日軍佔領後六個星期內」的。
東京審判判處死刑的7名甲級戰犯中，松井石根的唯一罪狀是南京大屠殺。
參與大屠殺的日軍部隊
參與大屠殺的中支派遣軍主要由上海派遣軍第10軍構成。
中支那方面軍 - 司令官：陸軍大將 松井石根
上海派遣軍 - 司令官：陸軍中將 朝香宮鳩彥王
第3師團先遣隊 - 連隊長：陸軍大佐 鷹森孝
第9師團 - 師團長：陸軍中將 吉住良輔
第16師團 - 師團長：陸軍中將 中島今朝吾
山田支隊（第13師團的一部分）歩兵第103旅團長：陸軍少將 山田栴二
第10軍 - 司令官：陸軍中將 柳川平助
第6師團 - 師團長：陸軍中將 谷壽夫
第18師團 - 師團長：陸軍中將 牛島貞雄
第114師團 - 師團長：陸軍中將 末松茂治
國崎支隊（第5師團歩兵第9旅團） - 支隊長：陸軍少將 國崎登
證據的爭論
對南京大屠殺最大的爭議在於，否認方認為日軍進入南京城後城內人口僅二十萬人，認為拉貝日記等可以佐證，而拉貝日記記載的事實是——在南京城中的國際安全區內就有20萬平民，中國方面認定至少有三十萬人罹難；埋葬總人數的問題，也是否認方對南京大屠殺進行質疑之處。另外，日軍無條件投降之後到盟軍接收之前，有充足的時間銷毀隨軍文件和照片等直接罪證，造成日後追查的直接證據不足，無法一一求證其事實，也是遭到否認方質疑之處。日本否認方認為有不少的書面記錄都顯示，日軍進入南京後南京並未成為空城，沒有屠殺的跡象；另外有國民黨軍便衣兵假冒日軍犯罪而遭國際安全委員會發現的事情；他們也提出「部分照片造假，有些照片的加害者並非日方；甚至把在中日僑的受害照片列為南京大屠殺證據」。
遇難人數
南京大屠殺遇難人數一直是各方爭論的焦點，而且至今沒有定論。中國政府和學界堅持採信30萬的遇難人數，這是國民政府在戰後軍事法庭的相關審判中提供的。[來源請求]日本內閣會議於2007年4月24日通過一份答辯書稱，對於南京大屠殺「不能否認發生過殺害非戰鬥人員和掠奪等行為，但在具體的被殺害人數上存在各種議論，政府作出斷定是困難的。」]日本學界對遇難人數的主流看法是，從數萬至十萬以上的中國人遭到日軍殺害。
對於中國來說，30萬這個數字的象徵意義大於統計意義。這個數字在中國已經成為日本軍國主義在戰爭中對中國人民造成深切苦難的象徵，並且這一由戰後法庭所確認的數字，被當作對日本侵略者正義審判的結果的一部分。因此，在中國警惕日本右翼美化和否認侵略戰爭的背景下，來自日本的對這一數字的質疑，就會被中方理解為日本對侵略歷史的否認，從而激起中方對這一數字的進一步守護和確認。而在日本，對於右翼來說，30萬這個數字被認為是中國式的誇張，更是「東京審判史觀」的象徵，而中方對這一數字的強調，則是對日本施加政治壓力的一張歷史牌。
實際上，要根據現有的檔案、證詞以及其他歷史記錄得出在南京大屠殺中遇難的確切人數或者較準確的估計數是非常困難的。
首先是檔案的匱乏。南京從1937年大屠殺發生直至1945年戰敗，都在日軍佔領之下。因此，直到1946年中國國民政府正式還都南京之後，6月11日成立南京臨時參議會時，才正式開始了對南京大屠殺的調查。而對確認大屠殺經過最為重要的日本官方文件，已經被日本方面在1945年8月15日之後有計劃地進行了銷毀和隱藏。中方的調查遇到諸多困難，最終提交的數字也有爭議之處。除了缺乏資料和眾多大屠殺事件的受害者已經遇難之外，倖存者之中有的因為對自身補償不報希望而對調查十分冷漠，有的則因為對於受害感到羞恥而隱瞞自身的情況。在遇難者遺體的統計上，由於大量屍體被焚毀和拋入長江，這一部分的數字只能進行估計，而在屍體掩埋的統計上，崇善堂提供的數字則存在疑問。
其次是屠殺範圍認定的不同，包括遇難者身份、大屠殺的地理範圍和持續時間三個方面。中方的統計數字並未分辨戰死的軍人、被俘後被殺的軍人，以及平民。而一些日本學者則將日軍以俘虜兵名義抓捕並殺害的平民歸入戰死的軍人，從而將這一類遇難者排出在統計之外。戰後審判提出的日軍大規模施暴時間為日軍入城的12月13日開始的6個星期。實際上，日軍在南京的暴行至少在12月10日南京戰役爆發時已經開始，即使在第二年2月，日軍的零星殺戮仍未停止，強姦和搶劫仍然嚴重。1937年的南京在行政上包括城牆內的8個城區（城區內設有國際安全區）、近郊的6個郊區，以及遠郊的8個縣。如果採用較狹義的地理統計範圍，就會得到較小的數字。由於對遇難者人數的統計範圍採用不同的標準，在日本學者中出現了相差甚遠的結論。例如以笠原十九司為代表的「十萬人以上，或接近二十萬人，或者更多」，以秦郁彥為代表的「四萬人左右」，甚至數千、數百或「不存在」。
戰後日方觀點
許多曾在當時南京附近作戰的日籍老兵承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日本左翼的日本社會黨及左翼背景的日本教職員組合對南京大屠殺也多抱持承認大規模屠殺的立場。儘管如此、還是有部分日本右翼民眾否認南京大屠殺。而因為秉持觀點與政治立場不同，不同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有不同的解讀與看法，其中死傷人數的部分，有十多萬人、四萬、數千、數百乃至於完全否定者等各種說法；
研究大屠殺事件的日本學者對死亡人數主要有幾種看法：
至少十數萬人以上: 主要支持者有笠原十九司（都留文科大學教授）、洞富雄 （早稲田大學教授）、藤原彰（一橋大學教授）、吉田裕（一橋大學教授）、吉見義明（中央大學教授）、井上久士（駿河臺大學教授）、本多勝一（新聞記者）、小野賢二（化學工作者）、渡辺春巳。
四萬人左右 : 主要支持者有秦郁彥（日本大學教授・法學博士），另外岡村寧次在《岡村寧次陣中感想錄》中認為約有4到5萬人被屠殺，搶劫、強姦等「大有其人」。
兩萬至數千 : 主要支持者有畝本正己（元防衛大學教授）、板倉由明（南京戦史編集委員・南京事件研究家）、原剛（防衛研究所調査員）。
認為僅有數百人死亡，乃至於完全否定的態度: 主要支持者有鈴木明（雑誌記者）、田中正明 （拓殖大學講師）、東中野修道（亜細亜大學教授）、冨澤繁信（日本「南京」學會理事）、阿羅健一（近現代史研究家）、勝岡寛次（明星大學戦後教育史研究）、杉山徹宗（明海大學教授）、渡部昇一（上智大學名譽教授）、大原康男（國學院大學教授）、竹本忠雄（筑波大學名譽教授）、西岡香織（軍事史學會會員）、深田匠（日本歴史修正協議會會長）、前野徹、鈴木正男、水島總（紀錄片《南京真相》導演）
早稻田大學教授洞富雄，1973年7月發表《南京事件和史料批判》。《駁南京大屠殺是所謂「無稽之談」》（日本現代史出版會），批判鈴木和山本的否定史觀。1967年寫成《近代戰史之謎》（人物往來社，後半部分為《南京事件》），1972年4月出版單行本《南京事件》（新人物往來社），1972年11月出版日中戰爭史資料《南京事件》（河出書房新社），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審定教科書時對教科書文字進行修改，他又立即於同年12月出版定本《南京大屠殺》進行駁斥。
1984年，教文社出版了松井石根的親信秘書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殺」之虛構》。
遠東國際法庭的判決書上寫道：「在日軍佔領後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20萬以上。這種估計並不誇張，這由掩埋隊及其他團體所埋屍體達十五萬五千人的事實就可以證明了（由紅十字會掩埋的是43071人，由崇善堂收埋的是112266人，這些數字是由這兩個團體的負責人根據各該團體當時的記錄和檔案向遠東法庭鄭重提出的）。」
法官之一的梅汝璈指出，對於南京大屠殺一案「花了差不多三個星期的工夫專事聽取來自中國、親歷目睹的中外證人（人數在十名以上）的口頭證言，及檢查和被告律師雙方的對質辯難，接受了一百件以上的書面證詞和有關文件，並且鞫訊了松井石根本人」，「審理是特別嚴肅認真的」。松井石根聽取了法庭宣佈的罪狀和科刑後，表示「南京事件，可恥之極」。
法庭判決書中遂有鄭重聲明：「這個數字還沒有將被日軍所燒毀了的屍體，以及投入到長江或以其他方法處死的人們計算在內。」值得注意的是：遠東國際法庭認定被殺害者為二十萬人以上，未包括屍體被日軍消滅了的被害者在內，而且這個數字僅是「在日軍佔領後六個星期內」的。
東京審判判處死刑的7名甲級戰犯中，松井石根的唯一罪狀是南京大屠殺。
參與大屠殺的日軍部隊
參與大屠殺的中支派遣軍主要由上海派遣軍第10軍構成。
中支那方面軍 - 司令官：陸軍大將 松井石根
上海派遣軍 - 司令官：陸軍中將 朝香宮鳩彥王
第3師團先遣隊 - 連隊長：陸軍大佐 鷹森孝
第9師團 - 師團長：陸軍中將 吉住良輔
第16師團 - 師團長：陸軍中將 中島今朝吾
山田支隊（第13師團的一部分）歩兵第103旅團長：陸軍少將 山田栴二
第10軍 - 司令官：陸軍中將 柳川平助
第6師團 - 師團長：陸軍中將 谷壽夫
第18師團 - 師團長：陸軍中將 牛島貞雄
第114師團 - 師團長：陸軍中將 末松茂治
國崎支隊（第5師團歩兵第9旅團） - 支隊長：陸軍少將 國崎登
證據的爭論
對南京大屠殺最大的爭議在於，否認方認為日軍進入南京城後城內人口僅二十萬人，認為拉貝日記等可以佐證，而拉貝日記記載的事實是——在南京城中的國際安全區內就有20萬平民，中國方面認定至少有三十萬人罹難；埋葬總人數的問題，也是否認方對南京大屠殺進行質疑之處。另外，日軍無條件投降之後到盟軍接收之前，有充足的時間銷毀隨軍文件和照片等直接罪證，造成日後追查的直接證據不足，無法一一求證其事實，也是遭到否認方質疑之處。日本否認方認為有不少的書面記錄都顯示，日軍進入南京後南京並未成為空城，沒有屠殺的跡象；另外有國民黨軍便衣兵假冒日軍犯罪而遭國際安全委員會發現的事情；他們也提出「部分照片造假，有些照片的加害者並非日方；甚至把在中日僑的受害照片列為南京大屠殺證據」。
遇難人數
南京大屠殺遇難人數一直是各方爭論的焦點，而且至今沒有定論。中國政府和學界堅持採信30萬的遇難人數，這是國民政府在戰後軍事法庭的相關審判中提供的。[來源請求]日本內閣會議於2007年4月24日通過一份答辯書稱，對於南京大屠殺「不能否認發生過殺害非戰鬥人員和掠奪等行為，但在具體的被殺害人數上存在各種議論，政府作出斷定是困難的。」]日本學界對遇難人數的主流看法是，從數萬至十萬以上的中國人遭到日軍殺害。
對於中國來說，30萬這個數字的象徵意義大於統計意義。這個數字在中國已經成為日本軍國主義在戰爭中對中國人民造成深切苦難的象徵，並且這一由戰後法庭所確認的數字，被當作對日本侵略者正義審判的結果的一部分。因此，在中國警惕日本右翼美化和否認侵略戰爭的背景下，來自日本的對這一數字的質疑，就會被中方理解為日本對侵略歷史的否認，從而激起中方對這一數字的進一步守護和確認。而在日本，對於右翼來說，30萬這個數字被認為是中國式的誇張，更是「東京審判史觀」的象徵，而中方對這一數字的強調，則是對日本施加政治壓力的一張歷史牌。
實際上，要根據現有的檔案、證詞以及其他歷史記錄得出在南京大屠殺中遇難的確切人數或者較準確的估計數是非常困難的。
首先是檔案的匱乏。南京從1937年大屠殺發生直至1945年戰敗，都在日軍佔領之下。因此，直到1946年中國國民政府正式還都南京之後，6月11日成立南京臨時參議會時，才正式開始了對南京大屠殺的調查。而對確認大屠殺經過最為重要的日本官方文件，已經被日本方面在1945年8月15日之後有計劃地進行了銷毀和隱藏。中方的調查遇到諸多困難，最終提交的數字也有爭議之處。除了缺乏資料和眾多大屠殺事件的受害者已經遇難之外，倖存者之中有的因為對自身補償不報希望而對調查十分冷漠，有的則因為對於受害感到羞恥而隱瞞自身的情況。在遇難者遺體的統計上，由於大量屍體被焚毀和拋入長江，這一部分的數字只能進行估計，而在屍體掩埋的統計上，崇善堂提供的數字則存在疑問。
其次是屠殺範圍認定的不同，包括遇難者身份、大屠殺的地理範圍和持續時間三個方面。中方的統計數字並未分辨戰死的軍人、被俘後被殺的軍人，以及平民。而一些日本學者則將日軍以俘虜兵名義抓捕並殺害的平民歸入戰死的軍人，從而將這一類遇難者排出在統計之外。戰後審判提出的日軍大規模施暴時間為日軍入城的12月13日開始的6個星期。實際上，日軍在南京的暴行至少在12月10日南京戰役爆發時已經開始，即使在第二年2月，日軍的零星殺戮仍未停止，強姦和搶劫仍然嚴重。1937年的南京在行政上包括城牆內的8個城區（城區內設有國際安全區）、近郊的6個郊區，以及遠郊的8個縣。如果採用較狹義的地理統計範圍，就會得到較小的數字。由於對遇難者人數的統計範圍採用不同的標準，在日本學者中出現了相差甚遠的結論。例如以笠原十九司為代表的「十萬人以上，或接近二十萬人，或者更多」，以秦郁彥為代表的「四萬人左右」，甚至數千、數百或「不存在」。
戰後日方觀點
許多曾在當時南京附近作戰的日籍老兵承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日本左翼的日本社會黨及左翼背景的日本教職員組合對南京大屠殺也多抱持承認大規模屠殺的立場。儘管如此、還是有部分日本右翼民眾否認南京大屠殺。而因為秉持觀點與政治立場不同，不同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有不同的解讀與看法，其中死傷人數的部分，有十多萬人、四萬、數千、數百乃至於完全否定者等各種說法；
研究大屠殺事件的日本學者對死亡人數主要有幾種看法：
至少十數萬人以上: 主要支持者有笠原十九司（都留文科大學教授）、洞富雄 （早稲田大學教授）、藤原彰（一橋大學教授）、吉田裕（一橋大學教授）、吉見義明（中央大學教授）、井上久士（駿河臺大學教授）、本多勝一（新聞記者）、小野賢二（化學工作者）、渡辺春巳。
四萬人左右 : 主要支持者有秦郁彥（日本大學教授・法學博士），另外岡村寧次在《岡村寧次陣中感想錄》中認為約有4到5萬人被屠殺，搶劫、強姦等「大有其人」。
兩萬至數千 : 主要支持者有畝本正己（元防衛大學教授）、板倉由明（南京戦史編集委員・南京事件研究家）、原剛（防衛研究所調査員）。
認為僅有數百人死亡，乃至於完全否定的態度: 主要支持者有鈴木明（雑誌記者）、田中正明 （拓殖大學講師）、東中野修道（亜細亜大學教授）、冨澤繁信（日本「南京」學會理事）、阿羅健一（近現代史研究家）、勝岡寛次（明星大學戦後教育史研究）、杉山徹宗（明海大學教授）、渡部昇一（上智大學名譽教授）、大原康男（國學院大學教授）、竹本忠雄（筑波大學名譽教授）、西岡香織（軍事史學會會員）、深田匠（日本歴史修正協議會會長）、前野徹、鈴木正男、水島總（紀錄片《南京真相》導演）
早稻田大學教授洞富雄，1973年7月發表《南京事件和史料批判》。《駁南京大屠殺是所謂「無稽之談」》（日本現代史出版會），批判鈴木和山本的否定史觀。1967年寫成《近代戰史之謎》（人物往來社，後半部分為《南京事件》），1972年4月出版單行本《南京事件》（新人物往來社），1972年11月出版日中戰爭史資料《南京事件》（河出書房新社），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審定教科書時對教科書文字進行修改，他又立即於同年12月出版定本《南京大屠殺》進行駁斥。
1984年，教文社出版了松井石根的親信秘書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殺」之虛構》。
訴訟和政界事件
2007年6月19日，由約百名日本眾議院議員組成的議員聯盟「思考日本前途和歷史教育之會」（日本の前途と歴史教育を考える議員の会）指稱，1937年日軍入侵南京時，死亡人數只有2萬人。該會會長中山成彬（自民黨籍眾議員）表示，根據1938年國民政府向國際聯盟呈交的文獻，國民政府譴責日軍在該次攻擊中殺害2萬平民，該數據是時任中國駐國際聯盟大使顧維鈞根據1938年1月28日《每日電訊報》和另一份報紙的報導所得。該會「南京大屠殺史實查證小組」組長戶井田徹（自民黨籍眾議員）則要求中國政府移除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內的日軍負面照片。[14]
2005年，參與「百人斬」的兩名日軍軍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3名遺屬向東京地方法院控告《東京日日新聞》於1937年11至12月間的報導失實，和《朝日新聞》於1971年出版的《中國之旅》一書中所提及關於兩名軍人的「百人斬」競賽失實並損害其名譽，向該兩報社索償3600萬日元。2005年8月23日，東京地方法院審判長土肥章大裁定報導屬實並非捏造，駁回賠償請求。撰寫《中國之旅》的前《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在判決後指出：「『百人斬競賽』真實性無容置疑，原告意圖否定整個南京大屠殺以至對中國發動侵略；不過在訴訟過程中找到新的事實和資料，卻進一步肯定這個史實。」[15]
1994年，戰時日軍大佐、二戰後日本法務大臣永野茂門接受《每日新聞》採訪時說：「(在日軍進入南京後)不久，我就到了南京」，「我認為南京大屠殺及其他事情是編造的謊言」。
1990年，日本眾議員石原慎太郎在接受採訪時說：「人們說日本人在那裡（指南京）搞了一次大屠殺，但那不是真的，它是中國人編造的故事。這個故事破壞了日本的形象，它全是謊言。」
1989年，索尼公司董事長盛田昭夫與自民黨國會議員石原慎太郎等人撰寫的《日本可以說不》、《日本還要說不》、《日本堅決說不》等三本書中說道：「無端挑起戰爭的好戰的日本人，製造南京大屠殺的殘暴的日本人，這就是人們對日本人的兩個誤解，也是『敲打日本』的兩個根由。我們必須採取措施消除它。」
1988年春，戰時特別高等警察課（特高）課長、二戰後法務大臣、文部大臣、日本國土廳首腦奧野誠亮否認南京大屠殺，「東京審判無效」，要從輿論上「再審東京審判」，遭到日本國內外輿論抨擊。當年5月，奧野誠亮被迫辭職。
1986年9月，日本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宣稱南京暴行不是戰爭罪行而「僅僅是戰爭的一部分」，並說1910年日本對朝鮮的吞併是朝鮮心甘情願成為殖民地。當日，藤尾正行被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免職。
1977年，日本文部省在一個標準歷史書中把二戰中的日本給戰爭對方造成的傷亡、日本的戰爭暴行，和強行將中國及朝鮮犯人送往日本勞動營的內容刪去，只留下了一些美國轟炸東京的照片、一幅廣島廢墟的照片和一份日本戰爭死亡人數的統計表。
1973年，日本作家鈴木明出版《南京大屠殺之虛幻》一書，首次指出「百人斬」為虛構。此後在日本，關於「百人斬」是否屬實，成為爭論的話題。
1965年，日本歷史學家家永三郎起訴日本文部省大幅刪改及掩飾日軍在南京大屠殺和整個侵華戰爭中的暴行描寫，其家門口遭到日本右翼極端分子的圍堵、騷擾。1970年，東京地方法院法官杉本良吉裁決，教科書審查不得超出糾正事實及印刷錯誤的範圍，家永勝訴，右翼極端分子向律師、法官和家永本人威脅要暗殺他們。
有關影視作品
2007年6月19日，由約百名日本眾議院議員組成的議員聯盟「思考日本前途和歷史教育之會」（日本の前途と歴史教育を考える議員の会）指稱，1937年日軍入侵南京時，死亡人數只有2萬人。該會會長中山成彬（自民黨籍眾議員）表示，根據1938年國民政府向國際聯盟呈交的文獻，國民政府譴責日軍在該次攻擊中殺害2萬平民，該數據是時任中國駐國際聯盟大使顧維鈞根據1938年1月28日《每日電訊報》和另一份報紙的報導所得。該會「南京大屠殺史實查證小組」組長戶井田徹（自民黨籍眾議員）則要求中國政府移除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內的日軍負面照片。[14]
2005年，參與「百人斬」的兩名日軍軍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3名遺屬向東京地方法院控告《東京日日新聞》於1937年11至12月間的報導失實，和《朝日新聞》於1971年出版的《中國之旅》一書中所提及關於兩名軍人的「百人斬」競賽失實並損害其名譽，向該兩報社索償3600萬日元。2005年8月23日，東京地方法院審判長土肥章大裁定報導屬實並非捏造，駁回賠償請求。撰寫《中國之旅》的前《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在判決後指出：「『百人斬競賽』真實性無容置疑，原告意圖否定整個南京大屠殺以至對中國發動侵略；不過在訴訟過程中找到新的事實和資料，卻進一步肯定這個史實。」[15]
1994年，戰時日軍大佐、二戰後日本法務大臣永野茂門接受《每日新聞》採訪時說：「(在日軍進入南京後)不久，我就到了南京」，「我認為南京大屠殺及其他事情是編造的謊言」。
1990年，日本眾議員石原慎太郎在接受採訪時說：「人們說日本人在那裡（指南京）搞了一次大屠殺，但那不是真的，它是中國人編造的故事。這個故事破壞了日本的形象，它全是謊言。」
1989年，索尼公司董事長盛田昭夫與自民黨國會議員石原慎太郎等人撰寫的《日本可以說不》、《日本還要說不》、《日本堅決說不》等三本書中說道：「無端挑起戰爭的好戰的日本人，製造南京大屠殺的殘暴的日本人，這就是人們對日本人的兩個誤解，也是『敲打日本』的兩個根由。我們必須採取措施消除它。」
1988年春，戰時特別高等警察課（特高）課長、二戰後法務大臣、文部大臣、日本國土廳首腦奧野誠亮否認南京大屠殺，「東京審判無效」，要從輿論上「再審東京審判」，遭到日本國內外輿論抨擊。當年5月，奧野誠亮被迫辭職。
1986年9月，日本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宣稱南京暴行不是戰爭罪行而「僅僅是戰爭的一部分」，並說1910年日本對朝鮮的吞併是朝鮮心甘情願成為殖民地。當日，藤尾正行被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免職。
1977年，日本文部省在一個標準歷史書中把二戰中的日本給戰爭對方造成的傷亡、日本的戰爭暴行，和強行將中國及朝鮮犯人送往日本勞動營的內容刪去，只留下了一些美國轟炸東京的照片、一幅廣島廢墟的照片和一份日本戰爭死亡人數的統計表。
1973年，日本作家鈴木明出版《南京大屠殺之虛幻》一書，首次指出「百人斬」為虛構。此後在日本，關於「百人斬」是否屬實，成為爭論的話題。
1965年，日本歷史學家家永三郎起訴日本文部省大幅刪改及掩飾日軍在南京大屠殺和整個侵華戰爭中的暴行描寫，其家門口遭到日本右翼極端分子的圍堵、騷擾。1970年，東京地方法院法官杉本良吉裁決，教科書審查不得超出糾正事實及印刷錯誤的範圍，家永勝訴，右翼極端分子向律師、法官和家永本人威脅要暗殺他們。
有關影視作品
電影
《屠城血證》（中國大陸）陳道明、翟乃杜、雷恪生主演。
《南京的基督》：香港、日本合資，香港導演區丁平執導
《南京1937》：1998年，吳宇森監製、吳子牛導演、譚盾配樂、劉若英、早乙女愛、秦漢主演。
《棲霞寺1937》：鄭方南導演，2005年8月在南京首映。
《東京審判》：2006年，高群書導演、編劇，劉松仁、曾江主演。
《南京浩劫》 ：中、英、美共同投資，於2006年秋開拍，製片人傑拉德·格林；劇本由編劇威廉·麥克唐納根據張純如的《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改編。影片於2007年南京大屠殺70周年時全球公演。[16]
《黃石的孩子》（美國）周潤發、楊紫瓊、Jonathan Rhys Meyers主演，2008年4月於亞洲上映。
紀錄片
《一寸河山一寸血》
《南京大屠殺：南京夢魘 (中文版)》：兩小時版本記錄片
《南京真相》：2007年，水島總導演，認為南京大屠殺「是當年蔣介石政府捏造的謊言」。[13]
《南京》（Nanking）:美國出資拍攝，Bill Guttentag、Dan Sturman執導。片中演員扮演當年見證南京大屠殺的西方人士，整理了他們的日記，以口述的形式做影片主線，加入對倖存者的訪談和大量珍貴歷史資料，對南京大屠殺歷史進行回顧。
音樂錄影帶
《1937南京大屠殺紀念單曲》：張穆庭作詞、作曲、導演、編劇，2005年3月在南京發行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A%AC%E5%A4%A7%E5%B1%A0%E6%AE%BA
《南京！南京！》：生死兩嘆，勝敗皆無奈 文：No1Kelvin
英文片名「The City of Life and Death生死之城」則更能呼應片中的情節與主題：在那樣的時間與空間裡，死固然不幸，但生又有何幸？
印象中，從以前到現在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電影拍了不少，但我有看過的只有1995年的《南京１９３７》。因為是小時候看的，所以電影怎麼拍、裡頭怎麼演，也都忘得差不多了。這部《南京！南京！》是大陸導演陸川花了四年心血的作品，全片以黑白影像試著還原當年的歷史感，兩個小時劇情緊湊、張力十足，幾度讓我喘不過氣來。
唉，這樣驚心動魄的題材，看了心不揪在一起也難吧。
導演將焦點聚在三人身上，中國軍官陸劍雄、留學回國的老師姜淑雲，以及日本軍官角川，電影以不同的角度來呈現這場人類的世紀悲劇。
其實講到屠殺就覺得很可笑，中國人自己殺自己的數量，又何曾少過南京大屠殺？(文革十年死了幾百萬人、台灣228事件有數萬人死亡，而近年的法輪功鎮壓也死了數千人)或許是中國人被異族所屠殺這事情關乎民族自尊，加上日本戰後至今的態度依舊冷處理，故南京大屠殺才變成中國仇日情結的永恆地雷（楨：不相干的亂扯！敢問那國那族沒內戰過？台島械鬥死更多吧。）。不管怎麼樣，人類永遠在自相殘殺，因此在悲劇過後，探討為何要殺、或是譴責殺戮，意義都已不大，再多的恨也無法改變過去，世界只會更加混亂，遑論和平共處。重點是學到教訓，了解戰爭背後的意義不是誰勝誰敗，因為戰爭裡從來就沒有所謂得勝的一方，只要狼煙昇、烽火起，就註定了無邊無際的悲涼與喟嘆。
我不覺得此片有刻意去挑起仇恨或揭開傷疤，陸川很中肯地去拿捏每個人的立場與作為，沒有刻意放大悲慘或是加深醜陋。陸劍雄對已方落跑將領感到失望，但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依舊昂首挺胸。姜老師盡心盡力去拯救同胞，到了不得已的地步也寧願一死了之。角川代表比較有良知的日本軍官，舉目所及的殘破與淒涼，我看到他的眼神中有一種難以承受的沉重。在教堂裡被他誤殺的數名婦人的慘死，心愛的妓女百合子的染病而死，姜老師的乾乾脆脆懇求賜死，種種的無奈和無力感，讓他去困惑、去思考「生又有何幸？」的問題。
對於被派上戰場的士兵來說，不殺人的話就會反被人殺，這是打仗的本質，但兵破中國首都南京城，更加狂了日軍心中那股傲氣，強化了占城的欣喜，紀律失控之後，就一發不可收拾。錯的也變成對的，砍人也變成可以互相比拚的遊戲。這就是戰爭的恐怖，它到底是泯滅人性，還是挑起最可怕最醜陋的人性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開了一槍殺了一個人，就開啟了無盡的殺戮心，心想著反正都殺了人，殺一個是殺，殺一百個也是殺。他們是這樣想的嗎？為什麼可以早上用力殺人、強姦婦女，下午就輕鬆地跳舞喝酒玩遊戲呢？對於這部分，我真的無法理解。如果人可以走到這樣子，那戰爭真的是一種太可怕的東西了。但陸川在片中除了描繪出戰爭的黑暗人心之外，也安排了幾道生命的希望光芒。
拉貝祕書在被槍斃前對日軍的司令說：「你曉得嗎？我太太懷孕啦。我的太太又懷孕啦。」眼睛透著一種勝利者的神色，明明是將死之人，發出的氣勢卻凌駕於活著的人。從他們身上，體會到「生」好像並不一定等於勝利，「死」也不代表就是輸家。活得無奈又骯髒，反倒不如死得瀟灑光明。另外，電影前半段屠殺士兵後，一個軍人與小孩幸運生還，最後那小孩還被角川釋放了。他在原野上一邊奔跑，一邊開口大笑，但那笑臉卻又像哭臉，瞇起來的眼縫裡似乎又藏滿淚水。如此小小年紀卻看透了世上最醜陋的人事物，即使他最後存活下來，但我感覺只有心疼與唏噓而已。
戰爭已是殘酷的浩劫，如果恣意燒殺擄掠姦淫，那麼人間煉獄四個字也不足已形容於萬一。我相信看完之後，該有的反應不是陷入歷史的悲憤泥沼，而是要好好想想現在與未來。即使人類永遠就是學不會歷史教訓，但還是要時時提醒自己這種教訓是用多少血淚與破碎換來的，告訴自己這樣的慘劇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南京！南京！》的中文片名有兩個「南京」配上兩「驚嘆號」，感覺好像在呼喊著當初那戰火中的破城，而又有那麼一點警告未來的語氣和意味。英文片名「The City of Life and Death生死之城」則更能呼應片中的情節與主題：在那樣的時間與空間裡，死固然不幸，但生又有何幸？
http://app.atmovies.com.tw/eweekly/eweekly.cfm?action=edata&vol=233&eid=v233111
印象中，從以前到現在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電影拍了不少，但我有看過的只有1995年的《南京１９３７》。因為是小時候看的，所以電影怎麼拍、裡頭怎麼演，也都忘得差不多了。這部《南京！南京！》是大陸導演陸川花了四年心血的作品，全片以黑白影像試著還原當年的歷史感，兩個小時劇情緊湊、張力十足，幾度讓我喘不過氣來。
唉，這樣驚心動魄的題材，看了心不揪在一起也難吧。
導演將焦點聚在三人身上，中國軍官陸劍雄、留學回國的老師姜淑雲，以及日本軍官角川，電影以不同的角度來呈現這場人類的世紀悲劇。
其實講到屠殺就覺得很可笑，中國人自己殺自己的數量，又何曾少過南京大屠殺？(文革十年死了幾百萬人、台灣228事件有數萬人死亡，而近年的法輪功鎮壓也死了數千人)或許是中國人被異族所屠殺這事情關乎民族自尊，加上日本戰後至今的態度依舊冷處理，故南京大屠殺才變成中國仇日情結的永恆地雷（楨：不相干的亂扯！敢問那國那族沒內戰過？台島械鬥死更多吧。）。不管怎麼樣，人類永遠在自相殘殺，因此在悲劇過後，探討為何要殺、或是譴責殺戮，意義都已不大，再多的恨也無法改變過去，世界只會更加混亂，遑論和平共處。重點是學到教訓，了解戰爭背後的意義不是誰勝誰敗，因為戰爭裡從來就沒有所謂得勝的一方，只要狼煙昇、烽火起，就註定了無邊無際的悲涼與喟嘆。
我不覺得此片有刻意去挑起仇恨或揭開傷疤，陸川很中肯地去拿捏每個人的立場與作為，沒有刻意放大悲慘或是加深醜陋。陸劍雄對已方落跑將領感到失望，但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依舊昂首挺胸。姜老師盡心盡力去拯救同胞，到了不得已的地步也寧願一死了之。角川代表比較有良知的日本軍官，舉目所及的殘破與淒涼，我看到他的眼神中有一種難以承受的沉重。在教堂裡被他誤殺的數名婦人的慘死，心愛的妓女百合子的染病而死，姜老師的乾乾脆脆懇求賜死，種種的無奈和無力感，讓他去困惑、去思考「生又有何幸？」的問題。
對於被派上戰場的士兵來說，不殺人的話就會反被人殺，這是打仗的本質，但兵破中國首都南京城，更加狂了日軍心中那股傲氣，強化了占城的欣喜，紀律失控之後，就一發不可收拾。錯的也變成對的，砍人也變成可以互相比拚的遊戲。這就是戰爭的恐怖，它到底是泯滅人性，還是挑起最可怕最醜陋的人性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開了一槍殺了一個人，就開啟了無盡的殺戮心，心想著反正都殺了人，殺一個是殺，殺一百個也是殺。他們是這樣想的嗎？為什麼可以早上用力殺人、強姦婦女，下午就輕鬆地跳舞喝酒玩遊戲呢？對於這部分，我真的無法理解。如果人可以走到這樣子，那戰爭真的是一種太可怕的東西了。但陸川在片中除了描繪出戰爭的黑暗人心之外，也安排了幾道生命的希望光芒。
拉貝祕書在被槍斃前對日軍的司令說：「你曉得嗎？我太太懷孕啦。我的太太又懷孕啦。」眼睛透著一種勝利者的神色，明明是將死之人，發出的氣勢卻凌駕於活著的人。從他們身上，體會到「生」好像並不一定等於勝利，「死」也不代表就是輸家。活得無奈又骯髒，反倒不如死得瀟灑光明。另外，電影前半段屠殺士兵後，一個軍人與小孩幸運生還，最後那小孩還被角川釋放了。他在原野上一邊奔跑，一邊開口大笑，但那笑臉卻又像哭臉，瞇起來的眼縫裡似乎又藏滿淚水。如此小小年紀卻看透了世上最醜陋的人事物，即使他最後存活下來，但我感覺只有心疼與唏噓而已。
戰爭已是殘酷的浩劫，如果恣意燒殺擄掠姦淫，那麼人間煉獄四個字也不足已形容於萬一。我相信看完之後，該有的反應不是陷入歷史的悲憤泥沼，而是要好好想想現在與未來。即使人類永遠就是學不會歷史教訓，但還是要時時提醒自己這種教訓是用多少血淚與破碎換來的，告訴自己這樣的慘劇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南京！南京！》的中文片名有兩個「南京」配上兩「驚嘆號」，感覺好像在呼喊著當初那戰火中的破城，而又有那麼一點警告未來的語氣和意味。英文片名「The City of Life and Death生死之城」則更能呼應片中的情節與主題：在那樣的時間與空間裡，死固然不幸，但生又有何幸？
http://app.atmovies.com.tw/eweekly/eweekly.cfm?action=edata&vol=233&eid=v233111
何東：爲《南京、南京》而震驚！
身邊的事情，就是這樣奇怪。像那些毫無內容的什麽“江山美人”、像那些毫無史實根據的天上飛來飛去的古代打架片；一般還離首映日多老遠，娛樂八卦卻早就嗅著味道積極開始幫閑炒作了。比如，某大片裏有沒有女星泡著花洗澡了？她的後背或者屁股是不是自己的？還是裸替？都關心著呢！而且之後還有會人站出來光榮地說：光著的是我！
但像《南京、南京》這樣，真應該全國炒作並且應當全國人都觀看一遍的電影；我在網上報紙等了這麽好久，卻只見有不疼不癢的有限報道。
不知道，現在的大片，是不是就是爲了讓觀衆看明星在天上打架？或是看其中的女星泡在池子裏洗澡？再或者，有一種看電影的新說法一直都很流行：不要那麽認真，現在的電影就是一種娛樂、就著可樂和米花的一種消遣，如此而已。
但我無法知道，再有人抱著一包彩色米花，走進電影院看《南京、南京》的話，他們是否還能把那麽甜的東西，對著銀幕上的中國最大國恥能吃得下去。
《南京》這部電影裏，其實也有江山和美人。但江山卻是被侵華日軍徹底夷爲平地；而電影中的美人，卻是被日本人拉去慰安殺了無數中國人的日本軍人。
現在網上對日本人的習慣叫法是“小鬼子”；其實在改革開放之前的國産抗日電影裏，也習慣于把曾經占領中國整整八年的日本軍隊叫作“小鬼子”。
但在《南京》這部電影裏，首先讓我震驚而愕然的，就是日本軍隊當年的空前強大，幾個端槍的日本兵，就可以當場屠殺幾百甚至上千中國人。侵華日軍對侵略中國的有備而來，包括對屠殺中國人的訓練有素，都讓我第一次真正了解了南京大屠殺究竟是怎麽一回事情。當年最現代化的日本軍隊，就像虎狼一般，將幾千上萬如同綿羊般的中國人，圈到江邊，再用機槍用炮全部殺死，不留一個活口。
這讓我想起了不久前，有年輕人網上跟貼《中國兄弟連》時的大話留言：編個殺小鬼子痛快點的劇，好讓我們看著痛快一點，過過癮！
我們的精神勝利法，經常就是這樣無所不在地自大于世界民族之林。從來以爲大刀一掄，日本鬼子的頭顱，就可以像西瓜那樣滾得滿地；而打敗美國軍隊，更可以像踩死一群螞蟻那樣輕易。
但在《南京》裏，事情卻完全不是這麽簡單。爲了還原真實曆史拍出這部電影，導演陸川前後整整花了四年（換別的導演一年恨不得拍兩部高票房的江山或者美人），研究了中國自己記錄的曆史，也認真考證了當年侵華日軍筆下記錄的南京大屠殺。
很遺憾，在國人記述的南京大屠殺史料中，只有悲慘和哭訴。而在侵華日軍的日記裏，陸川卻發現他們眼睛裏對當年南京城裏中國軍人與平民的拼死反抗和不屈不撓。
影片中，最讓我震憾的一個鏡頭是：一輛被日本兵放棄的報廢坦克，當突然槍聲大作，將整群的日本兵掃射在地，而當大批日本軍隊湧過來，將坦克團團圍住喊話要裏邊的人投降時，坦克裏的烈士，卻一聲不吭，就等著日本兵將自己活活炸死！
幾名日本兵突然遭到槍擊死亡，更多日本兵趕過來，卻發現開槍的竟是南京城裏未成年的中國孩子。
以上事實，都被當年的日本兵心驚膽戰地記在了日記裏。但我們自己的曆史上，這樣的反抗皆是空白。
陸川沒有像以往那些國産抗日片那樣，只把日本兵矮化成彎腰屈膝的仁丹胡加豬頭小隊長。他認爲如果那樣故意刻畫，就等于是在侮辱中國人自己：難道我們當年就是被這樣可笑的小醜們整整鐵蹄踩了整整八年時間？
只有如實再現了當年侵華日軍的凶悍與強大，《南京》當中那些拼死反抗，才能讓人看出來真正的壯烈與偉大。甚至其中範偉的出色表演，都看得我心裏格登一下：當日本兵把他押上刑場馬上執行槍斃之前，他居然對日本軍官戲弄地這樣說了一句：告、告訴你一件事情：我老婆又懷上了！
這恰恰是一種執拗：告訴你，再多的槍炮，你殺不絕！
《南京》裏也有全裸的鏡頭，但那是南京婦女被日本兵活活強奸又屠殺至死的。沒有裸替，也容不得誰爲這樣的電影脫了之後還可能再拿出來在八卦上炒作自己。因爲，那樣的曆史往事，只在記錄著我們曾經蒙受的奇恥。
《南京、南京》，是我從小到現在，看到的最讓我震驚的一部抗日電影。
整個電影從頭至尾，沒有任何刻意渲染暴力和血腥。但它的冷調敘述與沈痛壓抑，卻一筆不落地如實記錄了日本侵略者，當年都對南京城犯下了怎樣的曆史罪行。
所謂的愛國，完全不是跳起來朝侵略者吐幾嘴口水，真正的愛國，是要首先記住曆史、正視曆史、面對曆史。
南京城曾是中國的國都。但日本鬼子當年沖進南京城時，卻非常清楚地知道，城裏一共有多少水井，哪些水井裏的水是最好的水質。而即使到了今天，那些經常破口大罵日本人是小鬼子的，他們又對日本有多少真正的了解？
當影片中那位年輕的妓女，她爲了讓更多的人免于一死，而率先舉起手志願報名去當日本兵慰安婦時，我對她的凜然大義不由肅然起敬，而當她最後被日本兵輪奸至死時，我已經看得滿眼是淚。
所有的中國人，都應當去看《南京》這個電影。所有的中國媒體，都應當開足馬力爲這部電影炒作。
日本電視臺，從《南京》最初開拍，一直跟到了電影完成。甚至日本某右翼黨派重要人士，還因爲這部電影，而跟導演陸川發生過激烈爭論。
陸川曾在他的博客裏罵過我幾句。但我對他能拍出這樣的電影，表示我真誠的敬意。
不是老嚷嚷要愛國主義教育嗎？
去看一遍《南京》，就是接受一次最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
最後，請記住陸川拍攝《南京、南京》過程中的兩段導演手記——
“我想給中國觀衆知道，在70年前我們輸給了一個什麽樣的對手。”
“戰爭的本質說到底是精神的折磨，它是一種文化在你的廢墟上舞蹈。現在讓我們漢族，或讓我們中國人拿出一段震懾人心的代代相承的文化的東西，我覺得已經沒了，我們就剩秧歌了，我們真正的東西在哪兒呢？”
http://www.yihaolou.com/2009/04/16/2490
但像《南京、南京》這樣，真應該全國炒作並且應當全國人都觀看一遍的電影；我在網上報紙等了這麽好久，卻只見有不疼不癢的有限報道。
不知道，現在的大片，是不是就是爲了讓觀衆看明星在天上打架？或是看其中的女星泡在池子裏洗澡？再或者，有一種看電影的新說法一直都很流行：不要那麽認真，現在的電影就是一種娛樂、就著可樂和米花的一種消遣，如此而已。
但我無法知道，再有人抱著一包彩色米花，走進電影院看《南京、南京》的話，他們是否還能把那麽甜的東西，對著銀幕上的中國最大國恥能吃得下去。
《南京》這部電影裏，其實也有江山和美人。但江山卻是被侵華日軍徹底夷爲平地；而電影中的美人，卻是被日本人拉去慰安殺了無數中國人的日本軍人。
現在網上對日本人的習慣叫法是“小鬼子”；其實在改革開放之前的國産抗日電影裏，也習慣于把曾經占領中國整整八年的日本軍隊叫作“小鬼子”。
但在《南京》這部電影裏，首先讓我震驚而愕然的，就是日本軍隊當年的空前強大，幾個端槍的日本兵，就可以當場屠殺幾百甚至上千中國人。侵華日軍對侵略中國的有備而來，包括對屠殺中國人的訓練有素，都讓我第一次真正了解了南京大屠殺究竟是怎麽一回事情。當年最現代化的日本軍隊，就像虎狼一般，將幾千上萬如同綿羊般的中國人，圈到江邊，再用機槍用炮全部殺死，不留一個活口。
這讓我想起了不久前，有年輕人網上跟貼《中國兄弟連》時的大話留言：編個殺小鬼子痛快點的劇，好讓我們看著痛快一點，過過癮！
我們的精神勝利法，經常就是這樣無所不在地自大于世界民族之林。從來以爲大刀一掄，日本鬼子的頭顱，就可以像西瓜那樣滾得滿地；而打敗美國軍隊，更可以像踩死一群螞蟻那樣輕易。
但在《南京》裏，事情卻完全不是這麽簡單。爲了還原真實曆史拍出這部電影，導演陸川前後整整花了四年（換別的導演一年恨不得拍兩部高票房的江山或者美人），研究了中國自己記錄的曆史，也認真考證了當年侵華日軍筆下記錄的南京大屠殺。
很遺憾，在國人記述的南京大屠殺史料中，只有悲慘和哭訴。而在侵華日軍的日記裏，陸川卻發現他們眼睛裏對當年南京城裏中國軍人與平民的拼死反抗和不屈不撓。
影片中，最讓我震憾的一個鏡頭是：一輛被日本兵放棄的報廢坦克，當突然槍聲大作，將整群的日本兵掃射在地，而當大批日本軍隊湧過來，將坦克團團圍住喊話要裏邊的人投降時，坦克裏的烈士，卻一聲不吭，就等著日本兵將自己活活炸死！
幾名日本兵突然遭到槍擊死亡，更多日本兵趕過來，卻發現開槍的竟是南京城裏未成年的中國孩子。
以上事實，都被當年的日本兵心驚膽戰地記在了日記裏。但我們自己的曆史上，這樣的反抗皆是空白。
陸川沒有像以往那些國産抗日片那樣，只把日本兵矮化成彎腰屈膝的仁丹胡加豬頭小隊長。他認爲如果那樣故意刻畫，就等于是在侮辱中國人自己：難道我們當年就是被這樣可笑的小醜們整整鐵蹄踩了整整八年時間？
只有如實再現了當年侵華日軍的凶悍與強大，《南京》當中那些拼死反抗，才能讓人看出來真正的壯烈與偉大。甚至其中範偉的出色表演，都看得我心裏格登一下：當日本兵把他押上刑場馬上執行槍斃之前，他居然對日本軍官戲弄地這樣說了一句：告、告訴你一件事情：我老婆又懷上了！
這恰恰是一種執拗：告訴你，再多的槍炮，你殺不絕！
《南京》裏也有全裸的鏡頭，但那是南京婦女被日本兵活活強奸又屠殺至死的。沒有裸替，也容不得誰爲這樣的電影脫了之後還可能再拿出來在八卦上炒作自己。因爲，那樣的曆史往事，只在記錄著我們曾經蒙受的奇恥。
《南京、南京》，是我從小到現在，看到的最讓我震驚的一部抗日電影。
整個電影從頭至尾，沒有任何刻意渲染暴力和血腥。但它的冷調敘述與沈痛壓抑，卻一筆不落地如實記錄了日本侵略者，當年都對南京城犯下了怎樣的曆史罪行。
所謂的愛國，完全不是跳起來朝侵略者吐幾嘴口水，真正的愛國，是要首先記住曆史、正視曆史、面對曆史。
南京城曾是中國的國都。但日本鬼子當年沖進南京城時，卻非常清楚地知道，城裏一共有多少水井，哪些水井裏的水是最好的水質。而即使到了今天，那些經常破口大罵日本人是小鬼子的，他們又對日本有多少真正的了解？
當影片中那位年輕的妓女，她爲了讓更多的人免于一死，而率先舉起手志願報名去當日本兵慰安婦時，我對她的凜然大義不由肅然起敬，而當她最後被日本兵輪奸至死時，我已經看得滿眼是淚。
所有的中國人，都應當去看《南京》這個電影。所有的中國媒體，都應當開足馬力爲這部電影炒作。
日本電視臺，從《南京》最初開拍，一直跟到了電影完成。甚至日本某右翼黨派重要人士，還因爲這部電影，而跟導演陸川發生過激烈爭論。
陸川曾在他的博客裏罵過我幾句。但我對他能拍出這樣的電影，表示我真誠的敬意。
不是老嚷嚷要愛國主義教育嗎？
去看一遍《南京》，就是接受一次最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
最後，請記住陸川拍攝《南京、南京》過程中的兩段導演手記——
“我想給中國觀衆知道，在70年前我們輸給了一個什麽樣的對手。”
“戰爭的本質說到底是精神的折磨，它是一種文化在你的廢墟上舞蹈。現在讓我們漢族，或讓我們中國人拿出一段震懾人心的代代相承的文化的東西，我覺得已經沒了，我們就剩秧歌了，我們真正的東西在哪兒呢？”
http://www.yihaolou.com/2009/04/16/2490
由《南京南京》想到中國制造
誠然《南京南京》是國産片子裏面的優秀作品，但這句誇獎就像我誇賣筆的“得力”一樣，當我需要一支可靠的水筆的時候，我還是會毫不猶豫的去買MUJI。
中國制造的普遍問題從《南京南京》中可見一斑。
中國制造的普遍問題從《南京南京》中可見一斑。
中國制造不中國
《南京南京》翻來覆去就那麽幾個場景，那個教堂，那個城門，那個大街。逃亡的時候用，鬼子進來的時候用，招魂的時候用，拉貝走的時候也用。任憑你開多久的車，走多遠的路，反正就這麽幾個場景來回轉唄。除了日本人拉倒的孫中山雕像，基本上看不出哪像南京。于是乎，陸川你是不是留了個心眼，明天把片子的配音改成朝鮮語拿去獻給金日成吧，保證給你個平壤居住特權。
脫不了的西方陰影
戰爭片應該是什麽樣的？這怎麽可能有定論，但是觀衆朋友們看太多《拯救大兵瑞恩》或者《鋼琴師》，大概都記住了戰爭片長那樣。于是北影畢業的陸川也逃不了課堂教學的印象，把《南京南京》的戰爭場面拍成了一部音效華麗的戰爭片。于是，我這樣的普通觀衆便心生好感，咱也能拍出《拯救大兵瑞恩》這樣的大片了。
還在成長的過程中
除了那句“中國不會亡”讓我想起奧運會開幕式上的“中國加油”，基本上沒什麽地方是在直接煽動民族情緒。如果陸川是因爲黨國贊助的原因加上那句“中國不會亡”，我可以理解；如果不是，那我真懷疑他的品味。相比先來者，《南京南京》已經做到都是人在演電影，而不是一尊尊神像。但是我到覺得一部跨國題材的電影，檢驗它成功與否要看他在涉及國家的影響力是否均衡與平衡，所以等《南京南京》在日本上映完了再評論它到底有多好是比較明智的。
和《南京南京》的故事一樣，今日的電影圈，我們依然敞開門等著日本電影來，然後日本還是敞開門等著歐美電影來；唯一和《南京南京》的不同，就是今日的外來電影只帶走人民幣，不帶走人民的生命了。
http://www.yihaolou.com/2009/05/02/2762
和《南京南京》的故事一樣，今日的電影圈，我們依然敞開門等著日本電影來，然後日本還是敞開門等著歐美電影來；唯一和《南京南京》的不同，就是今日的外來電影只帶走人民幣，不帶走人民的生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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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陸川，一廂情願的蒼白示好
1937年那個冬天，30萬國破之民在南京城下引頸受戮。30萬人等死，還示好得不夠嗎？爲什麽還要在72年後，再追加上一個奮力示好的陸川，以及他的N多擁躉？
後人皆知，汪精衛是那個時代裏的“天下第一漢奸”。但其時其人，並不以爲自己是什麽“漢奸”，而是發自內心地認爲自己在救國。這位汪先生的邏輯是：戰爭就是暴力，暴力橫行就難免塗炭生靈，所以，無論你國軍共軍，和日本人硬碰硬是絕對不行的，我泱泱華夏子民要用自己的理性來喚醒日本人的理性，從而挽國家于既倒。
汪的失敗和遭唾，已有定論。和之前在黃浦江畔的血戰相比，南京，雖然也偶有對侵略者的血性噬咬，但終歸是一座不抵抗之城。這足夠向那獸性大發的軍隊示弱、示好、示理性了吧？然而，有用嗎？
汪已身爲曆史渣滓，但汪氏的邏輯，卻有著比余則成還深厚的潛伏功力，與時俱進，老樹新芽。說陸川就是這樣一株新芽，未免太不厚道。他和他的團隊爲《南京！南京！》付出的心血、淚水和態度，都值得尊重。然而，他一邊嚴肅著，卻一邊落入了泛談人性的思想俗套；他一邊深刻著，卻一邊操起了太過天真的曆史邏輯。
《南京！南京！》不吝膠片與時間，塑造了本性善良的日本兵角川，優美而淒婉的日籍慰安婦，並莊重且炫耀地展示了那場日軍祭祀。它把對南京大屠殺的記敘，扭曲爲一首人性被戰爭摧殘的挽歌。這相當的文藝，相當的全球化，卻也相當的幼稚，相當的小知識分子化。“70後”陸川敢碰南京大屠殺這個題材，其實值得嘉許。他的藝術創作本來已走上了前門大街這條通衢，卻一不留神，還是犯了文藝青年的老毛病，于是一抹身，拐進了全北京最窄之一的錢市胡同，且還是條死胡同。
全世界都不乏這樣的小知識分子。他們將人類社會的主要矛盾，簡單地歸結爲，用他們的語境則是“升華爲”、“深刻爲”——人性與非人性的矛盾。不僅馬克思、恩格斯同志不同意他們這種論調，亞裏士多德、黑格爾先生也不會同意。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矛盾力量，從來都是取自國家間，民族間，正義與非正義間，先進的生産力與落後的生産關系間，等等。之于1937年的中國南京，那是侵略者與被侵略者之間的矛盾。這矛盾制造了屠殺，也煥發了隨後的8年血戰。
那樣的矛盾，是彼時無法靠汪精衛們的糊塗邏輯來抹稀泥的。今天，對那段曆史真相的徹底認知，也不可能靠人性本善、人性大同，抑或共同反戰這樣的超國家、超民族意識來彌合。然而，小知識分子們卻天真地認爲，南京城裏所有的個體，無論中國妓女還是日本軍士，既然都被我劃入了戰爭的受害者，那麽我主動展現了你侵略者的善良一面，這足以打動東海那一邊，那70多年來冷若堅冰的對屠殺史實的否認與忽視了吧？
這樣的小知識分子一旦入行做了電影導演，他就會擇機拿起執導筒，比侵略者的後代還起勁地挖掘侵略者的善良本性，以此對漠視曆史者婉轉示好，不惜以扭曲曆史和藝術誇張爲代價，試圖達成投桃報李的21世紀和諧新曲。
21世紀，是要講究和睦。中日兩個民族，也需要和睦。但和睦，不是靠一廂情願的蒼白示好來換取的，不是靠對曆史真相的模糊處理來換取的，不是靠輕松地否定國家立場、忽視民族情感來換取的。尤其是面對南京大屠殺這樣我們民族記憶裏剜肉般的一處創傷——在我們偶爾爲它拍一部電影的時候，在這場剝奪了30萬人的生命、而侵略者曆經70年仍不肯正視的屠殺面前，一個有正確曆史觀和現實責任感的知識分子，應該格外珍惜自己手裏的話語權。文藝青年陸川爲拍《南京！南京！》用了很大力氣，但他在該用力的地方惜墨如金，在不該用力的地方用力過度。
這絕非藝術手法上的得失。而是陸川這一代年輕藝術家仍欠缺曆史教育、仍難堪民族大任的尷尬寫照。（來源：新京報 作者：楊禹）
http://www.yihaolou.com/2009/04/29/2728
後人皆知，汪精衛是那個時代裏的“天下第一漢奸”。但其時其人，並不以爲自己是什麽“漢奸”，而是發自內心地認爲自己在救國。這位汪先生的邏輯是：戰爭就是暴力，暴力橫行就難免塗炭生靈，所以，無論你國軍共軍，和日本人硬碰硬是絕對不行的，我泱泱華夏子民要用自己的理性來喚醒日本人的理性，從而挽國家于既倒。
汪的失敗和遭唾，已有定論。和之前在黃浦江畔的血戰相比，南京，雖然也偶有對侵略者的血性噬咬，但終歸是一座不抵抗之城。這足夠向那獸性大發的軍隊示弱、示好、示理性了吧？然而，有用嗎？
汪已身爲曆史渣滓，但汪氏的邏輯，卻有著比余則成還深厚的潛伏功力，與時俱進，老樹新芽。說陸川就是這樣一株新芽，未免太不厚道。他和他的團隊爲《南京！南京！》付出的心血、淚水和態度，都值得尊重。然而，他一邊嚴肅著，卻一邊落入了泛談人性的思想俗套；他一邊深刻著，卻一邊操起了太過天真的曆史邏輯。
《南京！南京！》不吝膠片與時間，塑造了本性善良的日本兵角川，優美而淒婉的日籍慰安婦，並莊重且炫耀地展示了那場日軍祭祀。它把對南京大屠殺的記敘，扭曲爲一首人性被戰爭摧殘的挽歌。這相當的文藝，相當的全球化，卻也相當的幼稚，相當的小知識分子化。“70後”陸川敢碰南京大屠殺這個題材，其實值得嘉許。他的藝術創作本來已走上了前門大街這條通衢，卻一不留神，還是犯了文藝青年的老毛病，于是一抹身，拐進了全北京最窄之一的錢市胡同，且還是條死胡同。
全世界都不乏這樣的小知識分子。他們將人類社會的主要矛盾，簡單地歸結爲，用他們的語境則是“升華爲”、“深刻爲”——人性與非人性的矛盾。不僅馬克思、恩格斯同志不同意他們這種論調，亞裏士多德、黑格爾先生也不會同意。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矛盾力量，從來都是取自國家間，民族間，正義與非正義間，先進的生産力與落後的生産關系間，等等。之于1937年的中國南京，那是侵略者與被侵略者之間的矛盾。這矛盾制造了屠殺，也煥發了隨後的8年血戰。
那樣的矛盾，是彼時無法靠汪精衛們的糊塗邏輯來抹稀泥的。今天，對那段曆史真相的徹底認知，也不可能靠人性本善、人性大同，抑或共同反戰這樣的超國家、超民族意識來彌合。然而，小知識分子們卻天真地認爲，南京城裏所有的個體，無論中國妓女還是日本軍士，既然都被我劃入了戰爭的受害者，那麽我主動展現了你侵略者的善良一面，這足以打動東海那一邊，那70多年來冷若堅冰的對屠殺史實的否認與忽視了吧？
這樣的小知識分子一旦入行做了電影導演，他就會擇機拿起執導筒，比侵略者的後代還起勁地挖掘侵略者的善良本性，以此對漠視曆史者婉轉示好，不惜以扭曲曆史和藝術誇張爲代價，試圖達成投桃報李的21世紀和諧新曲。
21世紀，是要講究和睦。中日兩個民族，也需要和睦。但和睦，不是靠一廂情願的蒼白示好來換取的，不是靠對曆史真相的模糊處理來換取的，不是靠輕松地否定國家立場、忽視民族情感來換取的。尤其是面對南京大屠殺這樣我們民族記憶裏剜肉般的一處創傷——在我們偶爾爲它拍一部電影的時候，在這場剝奪了30萬人的生命、而侵略者曆經70年仍不肯正視的屠殺面前，一個有正確曆史觀和現實責任感的知識分子，應該格外珍惜自己手裏的話語權。文藝青年陸川爲拍《南京！南京！》用了很大力氣，但他在該用力的地方惜墨如金，在不該用力的地方用力過度。
這絕非藝術手法上的得失。而是陸川這一代年輕藝術家仍欠缺曆史教育、仍難堪民族大任的尷尬寫照。（來源：新京報 作者：楊禹）
http://www.yihaolou.com/2009/04/29/2728
評論：南京南京，中國電影之恥
《新周刊》執行總編封新城不久前與陸川有一次對話。對話之前，封總不吝贊美之辭，說陸川的《南京！南京！》是“中國電影的進步”。于是，我去看了該電影，沒有感覺到它進步在哪裏。當然，它的視聽元素比過去關于南京大屠殺的電影確實完美多了，但感覺它仍然是在圖解導演們自以爲是的思想，人物形象是幹癟的，語言是生硬的，行爲是沒有根據的，與張藝謀後來的那些商業大片如出一轍。從陸川談話中感覺它唯一有了“進步”的地方，是以日本兵的視覺來講述了南京大屠殺。就象其他一些國産電影一樣，看了就看了，一看而過，我只把他們當作是純粹娛樂一下而已。最近看了《拉貝日記》，我脫口而出，說出這樣的話：《南京！南京！》不但不是中國電影的進步，而且是中國電影的恥辱！有網友罵《南京！南京！》是一部“漢奸”電影，也不是沒有道理。
我看《南京！南京！》是陸川他們來本市舉行在本市的首映式第二天。本市有一家時報，居然拿了幾個版來詳細披露與《南京！南京！》有關的內容，比如拍攝經過，選角經過以及首映式的各種花絮等等。陸川很得意地說，票房上了1.5億元就要祼奔，他和投資人，發行人以及那些演員們關于“祼奔”的賭局，就是在這裏笑談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似乎都說完了，說盡了，但就是沒有一篇文章來真正分析一下影片的優劣與得失。作爲曾經的記者，深知這些報道可能是影片投資方、發行方和演員經紀人所提供的內容，或者是他們希望報道的東西，記者實際上沒有自己真正的感受。我們現在的電影報道或者影評，好像都被投資方和發行人以及經紀人綁架了似的。
想從我們中國人自己拍的電影來感受一下南京大屠殺，那是肯定要失望的。《南京！南京！》似乎有意要抹去日本侵略者制造南京大屠殺的罪惡，用封總的話說，就是：“原來關于戰爭的電影可以這樣拍，可以這樣來訴說啊！”陸川自己說的更直白，“不能拍成一個哭訴的電影。”如此，《南京！南京！》就從一個代表了“中國電影進步”的角度來拍了一個關于南京大屠殺的電影。這本來也沒有什麽不對。但是，陸川卻沒有表現侵略者在制造南京大屠殺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殘暴，泯滅了人性的喪心病狂。在長江邊，那些在大屠殺中的年輕日本兵，就象一群來自異國的大學生，在洗澡、嬉戲、玩樂，根本不是剛剛殺了人的人。電影表現了日本侵略者在屠殺過程中人性的複活。從所有的曆史資料中，好象還沒有人找到有日本兵在屠殺過程中因爲悔恨殺人而自殺的記錄。雖然後來有日本兵在反悔中自殺，但那是在戰後。《南京！南京！》卻讓日本兵在大屠殺還在進行的時候就在反悔中自殺了。這難道就是“中國電影的進步”嗎？不顧曆史，不顧客觀事實，導演想怎麽拍就怎麽拍，甚至不惜篡改曆史。
相反，看了德國人拍的《拉貝日記》，發現他們恰好對日本人制造南京大屠殺有深刻的揭露，也盡量展示了日本侵略者的殘暴和泯滅了人性的喪心病狂，比如日本兵的“砍頭競賽”。過去我們看到的電影似乎都沒有對那個直接制造南京大屠殺的親王有過任何揭露。據說，在戰後審判戰犯中，那個親王因爲是日本天皇的宗親，因此逃脫了審判。《拉貝日記》是第一次在電影中向人們展示了那個親王制造南京大屠殺的凶狠。在攻入南京之前，是親王直接下令由包圍改成攻占。親王對于手下的軍官有一段嚴厲的訓話：“看過圍捕大象嗎？你必須把他殺死，否則你就會被大象殺死”，讓觀衆充分明白了親王的凶狠。這才是真正的進步啊！但表現了“中國電影進步”的由中國人自己拍的《南京！南京！》卻根本沒有這些突破。這是爲什麽呢？因爲一向嚴謹的德國人懂得要拍有關南京大屠殺的電影，就不能回避日本人的殘暴和凶狠，是不能違背曆史事實的。《拉貝日記》也表現了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殺中的人性，比如軍方上層關于包圍與攻占的爭論、個別軍官對大屠殺的反感、日本人對國際輿論的懼怕等，但並沒有讓曆史來迎合導演的意圖啊。
陸川爲會麽要從日本兵的視角來講述故事，刻意表現日本兵的人性呢？其實，在與《新周刊》執行總編封新城的對話中，陸川毫不掩飾地透露了自己的真正“野心”，就是要讓該電影能到日本去上映。我感覺《南京！南京！》並不是爲了實現他們所謂的“中國電影的進步”，而是爲了滿足陸川的這個需要。
陸川說他要再現中國人的抵抗意志，但在影片中，哪裏能感受到中國人的抵抗呢？潰逃的軍隊如潮水一樣湧來，堅持抵抗的士兵們手牽手地排成一列，做出虎視眈眈的樣子。在這裏，所謂抵抗精神，實際上是中國人自己在跟自己作對。似乎中國人在抵抗自己人時非常堅強，而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要麽是忍辱求全，要麽就是猥瑣之人。曆史的記錄說，雖然軍隊潰逃了，但民間的抵抗確實很強烈。在南京陷落幾個月之後，還不斷有人放冷槍射殺日本人。《南京！南京！》卻根本沒有反映這些情況。相反，《拉貝日記》確有小孩藏有手槍，在姐姐遭日本兵強暴時射殺日本兵的情景。陸川所說的，表現了“中國人的抵抗意志”，在電影中似乎看不出來。在巷戰之前，還可看到一些戰爭場面，也可看到中國士兵和中國人作了一些抵抗。不過，那只是日本兵眼中的不成氣候的零星對抗罷了，也只是表現了日本兵在攻入城之後所面臨的一些危險。陸川是把自己從電視和報紙中看到的美國大兵攻入伊拉克的情景移植到了南京大屠殺中，可能他根本就沒有真正去研究和挖掘過南京大屠殺的有關曆史。
巷戰之後，陸川就把主要的鏡頭放在了對慰安婦和強奸的表現上。不得不說，陸川確實是一個商業片的天才。爲了追求票房的成功，就在愛國的幌子下，拿中國人的屈辱來吸引人的眼球。激烈搖曳的蚊帳、床板劇烈振動的音響和女人們痛苦的呻吟，以及全祼的婦女被板車拉走的場面。這一切，與其說是在展示日本兵對中國婦女的殘暴，不如說想借中國婦女被辱來滿足人們的偷窺欲。最能表現陸川無恥心理的鏡頭，是那個做妓女的婦女對老婦說的一句話：“你去人家還不要你呢！”那是在戰爭的狀態下，充滿了被屠殺和被蹂躪的恐懼啊，不是現在的娛樂消費時代啊，即使是妓女，也不可能這麽輕松的。《拉貝日記》也表現了日本兵強暴婦女和蹂躪慰安婦的情景，但它卻沒有這些僅僅只是爲了吸引人眼球的噱頭，我們只能從電影上感到日本兵的瘋狂和殘暴。我去看電影時，電影院人比較多，也很安靜。我覺得，要說《南京！南京！》代表了“中國電影進步”的地方，是比起以前的《南京大屠殺》來，看到日本兵強暴婦女時，沒有讓觀衆感到可笑而笑出聲來。
《拉貝日記》中人物有很多對話，似乎是靠人物的對話來刻畫人物的，他們說的話都有符合人物性格和所處場景的合理根據和基礎。《南京！南京！》人物說的話很少很少，陸川似乎也感到了自己在結構人物對話時的艱難，就只有靠畫面來彌補自己的不足，跟張藝謀沒有太大的區別。一旦離開虛張聲勢的畫面，馬上就顯出語言和表演的蒼白無力。人物所說的話，讓人感到非常生硬、簡單、膚淺、形而上學。但是，導演們卻還認爲這些語言很深刻、正確、充滿了力量呢。實際上，人物對話少表明我們的創作者思想的貧乏和畏難而退的取巧。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電影中中國士兵在被集體槍殺前，呼喊：“中國不會亡”。陸川說他拍這個畫面時非常激動，而我看到這裏時總感覺非常生硬。雖然那是一句非常“政治正確”的一句話，但用在電影中，就完全是導演們的想當然了。看到這裏，聽到這句話時，我總感覺跟以前看《南京大屠殺》時是一樣的別扭。中國人被集體槍殺前高呼“中國不會忘！”，與中國人被捆綁在木樁上時高喊：“日本人，我日你媽！”，有多少區別，有多大進步呢？！
主演《色•戒》的湯唯，因爲演了一個對漢奸心生感情而意志動搖的女人而遭受“封殺”的命運，而《南京！南京！》是一部真正的“漢奸”電影，卻作爲我們建國60周年的重點影片來大肆宣傳，不知道我們的電影主管部門在做些什麽？《南京！南京！》用非常“政治正確”的一句話來掩蓋它真正的目的。照這樣下去，我看根本不用呼喊“中國不會忘”了。如果日本再發動侵略，中國人也許照樣會敗下陣來的。到時，陸川可能會正大光明地做一個“漢奸”，不會象現在在那樣極力做出一個“漢奸”的樣子來。因爲，在《南京！南京！》中，凡有點文化的人，似乎都是漢奸。其實，真正有文化的人，一般都有他們堅守的文化精神，象梅蘭芳先生，並不是象陸川所構想的拉貝秘書唐先生那個樣子。
年輕時經常聽到說，我們不要日本人對戰爭進行賠償，表現了我們的政治智慧和博大寬容的胸懷。但誰給了我們這個代表人民的權力呢？不要戰爭賠償，就是代表了深受戰爭殘害的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嗎？讓日本盡快從戰爭中恢複過來，就代表了人類最先進的生産力嗎？不清算日本軍國主義文化，就代表了我們有兩千多年曆史的儒家文化的前進方向嗎？我現在覺得，當初爲了突破帝國主義的重圍，尋求外交上的承認，只是因出于一時的政治需要，才做出了這個決定。但日本人似乎對中國人表示的友好並不領情，到現在不徹底反省他們發動的是侵略戰爭，不承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據說，《拉貝日記》最後的字幕，德文原版說的就是日本政府至今不存認南京大屠殺，可是翻譯成漢語時，我們非要說是“日本右翼勢力”，好象日本人還是承認的。其實，這只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罷了，難道戰後曆屆日本政府都是右翼勢力嗎？看來，陸川在冠冕堂皇的口號下掩藏著自己的真正“野心”，確實是有文化傳統的。
陸川最爲得意的是日本人在占領慶典中的敲鼓。在與封總的對話中，陸川說自己只是因爲做了一個夢，夢見了這樣的場面，就感到一定要拍。陸川的理由是，他在鼓聲中感受到了日本人的精神。其實，這又是依靠畫面的煊染來圖解導演自己想當然的思想罷了。日本人的文化精神，並不是陸川理解的那麽簡單、膚淺。日本人對自己的文化精神是非常堅守的，同時還善于把人類進步的東西融洽進自己的文化中，堅守而不固執，是在學習中的堅守。日本人對中國人瞧不起，濫殺無辜，但卻對中國的文化非常敬服，現在似乎在日本到處都能看見我們的文化的影響，只不過已融入了他們的文化中，變成了他們自己的文化精神。陸川向《拉貝日記》的德國人學學吧，嚴謹、科學、尊重曆史，該堅守的就要堅守吧，不要爲了自己的一時“野心”就什麽都不顧了。
在與封總的對話中，陸川說他根本不擔心80後和90後，真正擔心的是封總他們這些60後的人。那是，這些人有一定的曆史知識和人生感悟，並不是陸川用一些虛張聲勢的畫面和音響就能把他們噓住的，嚇懵的，不是那麽好忽悠的。不過，封總贊譽陸川是“中國電影的進步”，給人的感覺是，封總雖然從一個電臺的普通記者打拼成了雜志的執行總編，但卻從一個年輕的優秀詩人蛻變成了一個文化掮客，真的是跟現在“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狀況並沒什麽兩樣啊！
http://www.yihaolou.com/2009/05/10/2942
我看《南京！南京！》是陸川他們來本市舉行在本市的首映式第二天。本市有一家時報，居然拿了幾個版來詳細披露與《南京！南京！》有關的內容，比如拍攝經過，選角經過以及首映式的各種花絮等等。陸川很得意地說，票房上了1.5億元就要祼奔，他和投資人，發行人以及那些演員們關于“祼奔”的賭局，就是在這裏笑談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似乎都說完了，說盡了，但就是沒有一篇文章來真正分析一下影片的優劣與得失。作爲曾經的記者，深知這些報道可能是影片投資方、發行方和演員經紀人所提供的內容，或者是他們希望報道的東西，記者實際上沒有自己真正的感受。我們現在的電影報道或者影評，好像都被投資方和發行人以及經紀人綁架了似的。
想從我們中國人自己拍的電影來感受一下南京大屠殺，那是肯定要失望的。《南京！南京！》似乎有意要抹去日本侵略者制造南京大屠殺的罪惡，用封總的話說，就是：“原來關于戰爭的電影可以這樣拍，可以這樣來訴說啊！”陸川自己說的更直白，“不能拍成一個哭訴的電影。”如此，《南京！南京！》就從一個代表了“中國電影進步”的角度來拍了一個關于南京大屠殺的電影。這本來也沒有什麽不對。但是，陸川卻沒有表現侵略者在制造南京大屠殺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殘暴，泯滅了人性的喪心病狂。在長江邊，那些在大屠殺中的年輕日本兵，就象一群來自異國的大學生，在洗澡、嬉戲、玩樂，根本不是剛剛殺了人的人。電影表現了日本侵略者在屠殺過程中人性的複活。從所有的曆史資料中，好象還沒有人找到有日本兵在屠殺過程中因爲悔恨殺人而自殺的記錄。雖然後來有日本兵在反悔中自殺，但那是在戰後。《南京！南京！》卻讓日本兵在大屠殺還在進行的時候就在反悔中自殺了。這難道就是“中國電影的進步”嗎？不顧曆史，不顧客觀事實，導演想怎麽拍就怎麽拍，甚至不惜篡改曆史。
相反，看了德國人拍的《拉貝日記》，發現他們恰好對日本人制造南京大屠殺有深刻的揭露，也盡量展示了日本侵略者的殘暴和泯滅了人性的喪心病狂，比如日本兵的“砍頭競賽”。過去我們看到的電影似乎都沒有對那個直接制造南京大屠殺的親王有過任何揭露。據說，在戰後審判戰犯中，那個親王因爲是日本天皇的宗親，因此逃脫了審判。《拉貝日記》是第一次在電影中向人們展示了那個親王制造南京大屠殺的凶狠。在攻入南京之前，是親王直接下令由包圍改成攻占。親王對于手下的軍官有一段嚴厲的訓話：“看過圍捕大象嗎？你必須把他殺死，否則你就會被大象殺死”，讓觀衆充分明白了親王的凶狠。這才是真正的進步啊！但表現了“中國電影進步”的由中國人自己拍的《南京！南京！》卻根本沒有這些突破。這是爲什麽呢？因爲一向嚴謹的德國人懂得要拍有關南京大屠殺的電影，就不能回避日本人的殘暴和凶狠，是不能違背曆史事實的。《拉貝日記》也表現了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殺中的人性，比如軍方上層關于包圍與攻占的爭論、個別軍官對大屠殺的反感、日本人對國際輿論的懼怕等，但並沒有讓曆史來迎合導演的意圖啊。
陸川爲會麽要從日本兵的視角來講述故事，刻意表現日本兵的人性呢？其實，在與《新周刊》執行總編封新城的對話中，陸川毫不掩飾地透露了自己的真正“野心”，就是要讓該電影能到日本去上映。我感覺《南京！南京！》並不是爲了實現他們所謂的“中國電影的進步”，而是爲了滿足陸川的這個需要。
陸川說他要再現中國人的抵抗意志，但在影片中，哪裏能感受到中國人的抵抗呢？潰逃的軍隊如潮水一樣湧來，堅持抵抗的士兵們手牽手地排成一列，做出虎視眈眈的樣子。在這裏，所謂抵抗精神，實際上是中國人自己在跟自己作對。似乎中國人在抵抗自己人時非常堅強，而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要麽是忍辱求全，要麽就是猥瑣之人。曆史的記錄說，雖然軍隊潰逃了，但民間的抵抗確實很強烈。在南京陷落幾個月之後，還不斷有人放冷槍射殺日本人。《南京！南京！》卻根本沒有反映這些情況。相反，《拉貝日記》確有小孩藏有手槍，在姐姐遭日本兵強暴時射殺日本兵的情景。陸川所說的，表現了“中國人的抵抗意志”，在電影中似乎看不出來。在巷戰之前，還可看到一些戰爭場面，也可看到中國士兵和中國人作了一些抵抗。不過，那只是日本兵眼中的不成氣候的零星對抗罷了，也只是表現了日本兵在攻入城之後所面臨的一些危險。陸川是把自己從電視和報紙中看到的美國大兵攻入伊拉克的情景移植到了南京大屠殺中，可能他根本就沒有真正去研究和挖掘過南京大屠殺的有關曆史。
巷戰之後，陸川就把主要的鏡頭放在了對慰安婦和強奸的表現上。不得不說，陸川確實是一個商業片的天才。爲了追求票房的成功，就在愛國的幌子下，拿中國人的屈辱來吸引人的眼球。激烈搖曳的蚊帳、床板劇烈振動的音響和女人們痛苦的呻吟，以及全祼的婦女被板車拉走的場面。這一切，與其說是在展示日本兵對中國婦女的殘暴，不如說想借中國婦女被辱來滿足人們的偷窺欲。最能表現陸川無恥心理的鏡頭，是那個做妓女的婦女對老婦說的一句話：“你去人家還不要你呢！”那是在戰爭的狀態下，充滿了被屠殺和被蹂躪的恐懼啊，不是現在的娛樂消費時代啊，即使是妓女，也不可能這麽輕松的。《拉貝日記》也表現了日本兵強暴婦女和蹂躪慰安婦的情景，但它卻沒有這些僅僅只是爲了吸引人眼球的噱頭，我們只能從電影上感到日本兵的瘋狂和殘暴。我去看電影時，電影院人比較多，也很安靜。我覺得，要說《南京！南京！》代表了“中國電影進步”的地方，是比起以前的《南京大屠殺》來，看到日本兵強暴婦女時，沒有讓觀衆感到可笑而笑出聲來。
《拉貝日記》中人物有很多對話，似乎是靠人物的對話來刻畫人物的，他們說的話都有符合人物性格和所處場景的合理根據和基礎。《南京！南京！》人物說的話很少很少，陸川似乎也感到了自己在結構人物對話時的艱難，就只有靠畫面來彌補自己的不足，跟張藝謀沒有太大的區別。一旦離開虛張聲勢的畫面，馬上就顯出語言和表演的蒼白無力。人物所說的話，讓人感到非常生硬、簡單、膚淺、形而上學。但是，導演們卻還認爲這些語言很深刻、正確、充滿了力量呢。實際上，人物對話少表明我們的創作者思想的貧乏和畏難而退的取巧。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電影中中國士兵在被集體槍殺前，呼喊：“中國不會亡”。陸川說他拍這個畫面時非常激動，而我看到這裏時總感覺非常生硬。雖然那是一句非常“政治正確”的一句話，但用在電影中，就完全是導演們的想當然了。看到這裏，聽到這句話時，我總感覺跟以前看《南京大屠殺》時是一樣的別扭。中國人被集體槍殺前高呼“中國不會忘！”，與中國人被捆綁在木樁上時高喊：“日本人，我日你媽！”，有多少區別，有多大進步呢？！
主演《色•戒》的湯唯，因爲演了一個對漢奸心生感情而意志動搖的女人而遭受“封殺”的命運，而《南京！南京！》是一部真正的“漢奸”電影，卻作爲我們建國60周年的重點影片來大肆宣傳，不知道我們的電影主管部門在做些什麽？《南京！南京！》用非常“政治正確”的一句話來掩蓋它真正的目的。照這樣下去，我看根本不用呼喊“中國不會忘”了。如果日本再發動侵略，中國人也許照樣會敗下陣來的。到時，陸川可能會正大光明地做一個“漢奸”，不會象現在在那樣極力做出一個“漢奸”的樣子來。因爲，在《南京！南京！》中，凡有點文化的人，似乎都是漢奸。其實，真正有文化的人，一般都有他們堅守的文化精神，象梅蘭芳先生，並不是象陸川所構想的拉貝秘書唐先生那個樣子。
年輕時經常聽到說，我們不要日本人對戰爭進行賠償，表現了我們的政治智慧和博大寬容的胸懷。但誰給了我們這個代表人民的權力呢？不要戰爭賠償，就是代表了深受戰爭殘害的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嗎？讓日本盡快從戰爭中恢複過來，就代表了人類最先進的生産力嗎？不清算日本軍國主義文化，就代表了我們有兩千多年曆史的儒家文化的前進方向嗎？我現在覺得，當初爲了突破帝國主義的重圍，尋求外交上的承認，只是因出于一時的政治需要，才做出了這個決定。但日本人似乎對中國人表示的友好並不領情，到現在不徹底反省他們發動的是侵略戰爭，不承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據說，《拉貝日記》最後的字幕，德文原版說的就是日本政府至今不存認南京大屠殺，可是翻譯成漢語時，我們非要說是“日本右翼勢力”，好象日本人還是承認的。其實，這只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罷了，難道戰後曆屆日本政府都是右翼勢力嗎？看來，陸川在冠冕堂皇的口號下掩藏著自己的真正“野心”，確實是有文化傳統的。
陸川最爲得意的是日本人在占領慶典中的敲鼓。在與封總的對話中，陸川說自己只是因爲做了一個夢，夢見了這樣的場面，就感到一定要拍。陸川的理由是，他在鼓聲中感受到了日本人的精神。其實，這又是依靠畫面的煊染來圖解導演自己想當然的思想罷了。日本人的文化精神，並不是陸川理解的那麽簡單、膚淺。日本人對自己的文化精神是非常堅守的，同時還善于把人類進步的東西融洽進自己的文化中，堅守而不固執，是在學習中的堅守。日本人對中國人瞧不起，濫殺無辜，但卻對中國的文化非常敬服，現在似乎在日本到處都能看見我們的文化的影響，只不過已融入了他們的文化中，變成了他們自己的文化精神。陸川向《拉貝日記》的德國人學學吧，嚴謹、科學、尊重曆史，該堅守的就要堅守吧，不要爲了自己的一時“野心”就什麽都不顧了。
在與封總的對話中，陸川說他根本不擔心80後和90後，真正擔心的是封總他們這些60後的人。那是，這些人有一定的曆史知識和人生感悟，並不是陸川用一些虛張聲勢的畫面和音響就能把他們噓住的，嚇懵的，不是那麽好忽悠的。不過，封總贊譽陸川是“中國電影的進步”，給人的感覺是，封總雖然從一個電臺的普通記者打拼成了雜志的執行總編，但卻從一個年輕的優秀詩人蛻變成了一個文化掮客，真的是跟現在“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狀況並沒什麽兩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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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評價猶太人？ 2020-05-29 盧克文工作室壹
在我青少年時，猶太人被包裝成一個好學、勤奮、愛讀書、擅理財，出現過無數科學家、思想家、藝術家、企業家的優秀民族。各媒體只要提到猶太民族，就會突出宣揚他們苦難深重、知恩圖報，在二戰中猶太人被德國納粹屠殺了600萬，好萊塢一遍遍地用《辛德勒的名單》提醒我們猶太人曾經有多慘，以前的中文雜誌，也著力描繪上海曾經救下部分猶太人後，猶太人默默回報的故事。中國的書店十分熱衷傳播這個理念，什麼《猶太人致富密碼》。
但是，在我這幾年開始深入瞭解世界各國的歷史時，我對猶太人的印象就產生了轉變。
在說出我的觀點前，我想說一下我的判斷邏輯。首先，我反對將任何民族進行面譜化、單一化處理，我反對極端地看待事物，不能簡單地將猶太人設定為“好人”或者“壞人”。其次，我個人跟猶太人沒有任何過節，只“以事實為標準、以利益鏈為準繩”進行分析。
第一個觀點是，今天的猶太人不太像一個靠血緣與猶太教關聯的民族，而更像是一個掌控世界金融與媒體的權貴階層。尤其是美國的猶太人。再通俗點說，今天美國的猶太階層，就相當於印度的婆羅門階層。
第二是，猶太人根本不是什麼高貴、善良、堅韌、智慧的民族，也不是什麼“神的子民”，那是他們吹出來的，他們跟其他民族本質上差不多，愛恨貪嗔癡的欲望也一樣，從來都不高級，最大的不同，是他們很會賺錢。
猶太人會告訴你他們被希特勒殺得有多慘，卻沒告訴你，當時56萬猶太人占德國人的1.5%，卻佔著德國的民生要害部門，占國民經濟收入的1/16（實際不止），猶太人放貸又一直沒什麼好名聲，希特勒順勢，殺掉了三分之一的猶太人。
二戰後，猶太人吸取了過去的教訓，開始向傳媒和文化兩大領域開始進軍，以控制美國金融、媒體、文化三大領域為基點，成功在全世界扭轉了他們過去糟糕的公眾形象。
蘇聯解體時，分食蘇聯財富的七大寡頭裡，有六個是猶太人。
回應
70多年來經過媒體控制、道德綁票和悲情洗腦，猶太人把自己生生變成了道德禁區，說不得，碰不得，一說就是“反猶主義”。
就說二戰，要說淒慘，中國人沒被法西斯屠戮？中國人民遭遇的苦難少？憑什麼誰都敢反華？憑什麼說中國啥都沒事兒？中國啥都不敢幹，國際上動輒得咎，喘氣都是罪；猶太人啥都幹了，文明人噤若寒蟬，一個個睜眼瞎？不就是因為西方人把持國際話語權，猶太人把持西方話語權嘛。
還有一個因素，馬老漢是猶太人，然而最恨馬克思的，就是他同胞。...
馮瑋到B站開課和給書打差評被舉報到學校 2021-03-30 風聞
復旦大學歷史系的教授兼博士生導師馮瑋到B站開課。通過他的課和著作，大家驚訝的發現了他真實的水準。就相當於日本東京大學的一個老師到中國學習中國歷史，回到日本給大家講三國，然後課上把三國演義裡的草船借箭和諸葛亮三氣周瑜當作真實的歷史教給學生，說這些事情是真實發生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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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瑋不但在日本法西斯二戰罪行問題上搞煙霧彈，而且把當前日本右翼的既定戰略歸咎於“中國的刺激”，歸咎於中國鷹派的“強硬言論”和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更竭力淡化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威脅，客觀上充當了日本右翼的賣力宣傳人。還鼓吹上世紀30年代才是黃金期，歪曲歷史美化蔣介石，“暗示”共產黨出讓外蒙，呼籲中國搞憲政，挖空心思影射共產黨是“民族悲歌”。
馮瑋歪曲歷史、言辭污穢，為何還沒被復旦開除？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真理當允許辯論
胡錫進：日本如果廢了和平憲法，將是東亞現狀的重大改變
《華盛頓郵報》2022-07-11社評《美國應該支持日本將其軍隊合法化》。讚揚安倍修改和平憲法的努力，主張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應該支持日本合法擁有軍事能力。由於自民黨在剛剛結束的參議院選舉中獲得了超過三分之二的席位，具備了在國會推動憲法修正案通過、並將之付諸全民公投的能力，自民党實現安倍這一最大“遺願”已經有了現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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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好好發展壯大吧，中國。請大家記住，日本最怕也最崇拜的就是力量。
回應
這次沒有胡扯
老胡好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