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社會生活史》
書名原法文明明是:Livie Quotidienne en Chine a La veille de I’onvasion Mongole:1250-1276！
內容則是專述南宋都城杭州社會生活
那大陸劉東的簡字譯本《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算是忠於原書名了？
死忠不如意譯為《南宋杭州城研究》。
啥《ｘｘ城研究》《ｘｘ社會生活史》（後評）的！中國自己人的研究、單看書名就知學術乾枯，不如外人謝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的異國情調有趣：
法國漢學家謝和耐筆下的南宋杭州“教育生活場景”-------周維強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是一部十分有趣的書。書的作者法國漢學家謝和耐在這部書的《導言》裏寫道：
……我所選定來描繪中國生活的特定曆史時期，是被稱之爲南宋的那個王朝的末年(1227—1279)，即其國都從1276年起陷入蒙古人之手以前的數十年。我所選定的區域則爲杭州地區，尤以杭州城本身爲主，當時這個大都市稱作臨安，是中國建都之處。……在1275年前後，它卻是世界上規模最大和最爲富庶的大都會。
謝和耐以中文文獻——包括宋代以來的筆記小說、地方志等——作爲基本的依據，描述了南宋杭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正如這部書的章節名稱所表明的：“城市”、“社會”、“衣食住”、“生命周期”、“四時節令與天地萬象”、“消閑時光”等等。
謝和耐借助古代書面材料而勾畫了南宋杭州的社會生活——它們的整體景象和細部細節，並作出了——個生活：廣西方在四方文化中生長起來的人文學者的思考。
譬如對當時杭州的“教育生活場景”的描摹，就饒有興趣。
在書的第四章“生命周期”的第三節“撫養與教育”中，謝和耐——開頭就給出了—個總的概貌：
中國的孩子被教養得和氣、文雅和恭順。他們被教導得把自我克制看成最高的品德，同時必須學會樂天知命，並與親戚、朋友和外人和睦相處。禮法除此之外並無其他目的， 它甚至已經傳播到了下層百姓之中。這種禮法反映了某種對人生的理解，並且自有其動人的魅力。這是因爲，合乎禮法的彬彬舉止並非單純外在形式，它還伴隨著和喚醒著其表達的情感——在它成爲唯一准許的表達情感方式時尤其如此。由此，待人接物的規範就教導孩子們從中興發出尊長敬賢的感情。他們受到這樣的教誨：在聆聽父母訓誡時不得還嘴；在長者(包括父母及其朋友和其他長輩)仍然站立時不得就座；在長輩勸飲時不得推托不喝。在從中亞發現的晚唐時期的文獻中，有些教化德行的課本就包括了這類訓誡。孝子、摯友和節婦乃是擺在成年人面前的人格理想，那些人在孝敬和忠信方面表現了登峰造極的英雄主義。
這一大段的文字，或許表明了古代中國教育的以德爲先的特色，而“德育”的核心內容就是禮，構成禮的主要內容的兩翼則是忠和孝。
謝和耐以一個生長于西方文明中的法國人，很顯然地對這樣的教育是持有所保留的態度的，所以他接下來就說：
這種教養的方式窒息了個性，並且傾向于塑造出順應社會的刻板人格類型。這很難培養出叛逆精神和個人野心，也不易鼓勵出好鬥的個性和尚武的精神。
謝和耐又引用了古代的文獻，追根溯源：
“據記載，體育運動到13世紀已經不大受提倡了。實際上，從唐代開始身體鍛煉就開始走下坡路，盡管當時的上流社會還對從伊朗傳入的馬球投以極度的熱情。無論如何，在13世紀，只有軍隊才演練拳擊、角力、擊劍、馬球、射箭和蹴鞠了。宋代時期，在尋常百姓所喜愛的鍛煉身體技能的遊戲項目和爲文人士大夫所喜愛的貴族化的遊戲(棋類、書法和文學)之間，恰成一強烈反差。爲軍事用途而進行技藝訓練的情況已很罕見，且不受歡迎。這就導致了應召入伍者大多屬于文盲和農民。”
在作出這樣的總體的描述和概評之後，謝和耐的筆觸就伸向了當時杭州的更具體更細微的“教育生活場景”。
謝和耐從他所見到的中國古代文獻裏，推斷出當時的杭州人“孩提時代是人生最幸福的階段之一”——“孩子們獲准成群結隊地在街頭巷尾盡情嬉戲。他們從不被責打，即使對付實在太淘氣的孩子，也只不過是借妖怪之類的東西嚇唬他們罷了。”換句話說，嚴格的禮教，在那個時候的杭州，是還沒有施加到孩子們身上的。他們的童年充滿了快樂和自由。謝和耐還說：“我們只要看一看走街串巷賣糖果和玩具的小販爲數甚衆，便可想見當時的孩子們一定是更經常地受嬌慣，而不是受懲戒。”孩子們大約到了七歲左右，會被送人學堂，接受教育。富裕人家則會爲孩子延聘家庭教師。
在南宋杭州或中國古代社會裏一種主流的“基礎教育”，可能還是爲科舉而准備的“基礎教育”：
城市生活的發展、中産階級的成長，也許還有印刷術的傳播(從公元10世紀起就有兩種印刷版本的經書)，均有助于推動中國東南城鎮之公共教育和私人教育的繁榮。這自然而然地會增加參加官方科舉考試的考生數量，而通過這種考試，官僚機構吸收了新的成員，統治階層也獲得了新鮮血液。
在官本位的社會裏，如果中舉人升進士而進入官僚階層可以帶來更多的好處，則科舉教育必有深厚的土壤，爲科舉而准備的“基礎教育”也必定繁榮，所以“杭州城內有不少小規模的學校，其教師爲致仕官吏或科場失意者，他們靠學生家長繳納的束修過活”。這是私學，教師可以靠學費的收入來維持生計，則可知這類私學廣有“市場”。而“政府”也爲滿足貴族和高官的子弟之外的社會公衆的子弟的讀書需求，在杭州城裏興辦了一家府學和兩家縣學，“均開設在官衙的圍牆之內”。
正如謝和耐所說的，“初級教育完成以後，所有的課程均朝著一個方向設計：把學生塑造成適應官方科場的考生。”學生們于是“終日沈浸在這些古代經典之中，變得不僅能諗熟其中的思想與情感，而且能熟練地掌握表達這些思想情感的方式……進一步說，機械式的訓練被賦予了極度的重要性；一位優秀的學生須在心中牢牢記住主要的經典著作，並能充分掌握古代和近代詩人的作品，可以仿照他們的風格寫詩”。
這樣的教育模式裏教育出來的學生，通過科舉而進入“各級政府”，能夠經世致用麽?很多人早就表示過疑問，“有宋一代，許多有識之土對于教育形式的藝術性質深爲憂慮，認爲這種辦法只能教育出審美家和業余的文藝愛好者，而並不具備任何實際的知識——質言之，人們並未爲其在行政系統中的預定角色做好准備。”著名的譬如北宋“拗相公”王安石，謝和耐在書裏寫道——
……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他曾經創辦過州學和縣學)曾于1071年上書痛陳當時的開科取士制度的謬誤和闕失。他宣稱，這種制度之所以得以創立，完全是因爲科場提供了晉身官場的唯一正常途徑。可是，究竟還有什麽能比強迫精力充沛的青年人關在書齋裏以其全部時間和活力去吟詩作賦更荒唐的呢?教育必須爲政治哲學和實際行政能力提供更多的空間。
王安石的批評未始沒有道理，但是在南宋的杭州，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在總體上恐怕已呈多樣化的格局。爲科舉而准備的“基礎教育”依舊是主流，但其他形式的基礎教育也是存在的。正如謝和耐所表述的：“到了12世紀初葉，實際問題無疑已不再像原先那樣受到忽視。”譬如：商業的繁榮，杭州成爲大都會，這都使一個人接受基本的文化教育成爲必需。所以在那個時代的杭州，謝和耐寫道：“也許會有大量孩子受到某種形式的基礎教育，也就是說，他們被教會粗通文墨，以及如何使用廣泛用于計算的算盤。”因爲將來到社會上去謀生或立足，用得著這些。這也表明，在杭州一般老百姓那裏，教育有沒有用，他們以作爲人所具備的趨利避害的本能，是可以從生活實踐中自發地得出結論的。但他們的認識恐怕也僅止于此，離開活生生的生活的體驗和實踐，就未必能將其認識再往更高一個層次提升了。再進一步說，教育的方式和內容要想爲公衆所接受和認可，其前提必是教育的意義和功效能夠爲一般公衆的生活實踐所驗證。教育的理想和激情固然可貴，可若不能被公衆認可，又如何能夠推行開去呢?一般百姓的實用性的價值判斷誠然有其“短視”的一面，但這因講求“實用”而帶來的“短視”，是不是多少也能避免“烏托邦”所可能帶來的高成本無收益的風險呢?未成年人爲今後能夠在社會上立身處世而預先打一些底子所進行的學習，可以叫作基礎教育。所以基礎教育也就必須與它所對應的社會相適合。“……大量孩子……被教會粗通文墨，以及如何使用廣泛用于計算的算盤。”
——我想，這就是立足于南宋杭州商業文明的有別于爲科舉作准備的“基礎教育”之外的另樣的“某種形式的基礎教育”吧。
“教育也並非總是純然文學性和書卷氣的。進士科當然是最爲人向往的，它考的是韻文和散文，而一登龍門則身價十倍，並爲高中者打開了一條輝煌的仕途。不過，此外還有更專門化和更技術性的考試科目，如九經、五經、三禮、三傳、開元禮、三史、學究、明法等，不必說還有武學和醫學了。”謝和耐講述道。專科教育不始于宋，唐代就有了。但正如謝和耐所說的，到南宋，實際問題在教育中不再受到忽視。
在謝和耐的這部著作裏，我們看到，南宋杭州的教育，在科舉教育的主流旁側，也還並存著其他形式的教育的支流。或者說：謝和耐的著作給我們勾畫了南宋時代杭州城裏文明普及化和教育多樣化的生動場景。假如有所謂的“南宋遺風”，這個“文明普及化和教育多樣化”的傳統，不是很有意味的麽?
2005年8月29日的《錢江晚報》上刊發了一條標題爲“杭州欲爲‘南宋遺風’正名”的消息：
“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杭州的人文精神在精致和諧之外，總是留有“南宋遺風”的影子。多年以來，人們總是將杭州人注重享受、追求安逸的生活態度追究到“南宋遺風”身上，且多持批判態度，而學界對于宋代曆史的研究也多只集中于北宋。現在有一批學者准備重修南宋史，50卷本大型南宋史學研究叢書于日前正式啓動。
《南宋史研究叢書》由杭州市社會科學院、杭州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持編纂，邀請了一批國內外在南宋史研究領域內一流水平的專家學者，開展南宋的政治、經濟、社會、軍事、科技、文化等諸多領域內的研究，立體挖掘“南宋遺風”。該叢書包括了《南宋史研究論文集》2卷、《南宋史專題研究》20卷、《南宋人物研究》10卷、《南宋都城臨安研究》10卷、《南宋史全書》8卷。其中，“南宋史專題”(上、下卷)將在今年年底出版，其余48卷將在6年內陸續出版。
這是杭州近年繼《西湖叢書》之後，又一套集政府和學界之力修訂的大型文史類叢書，是杭州市又一項重大文化工程。有關人土表示，杭州曾經作爲南宋的都城，時間長達近一個半世紀之久，南宋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城市建設、衣食住行、風俗習慣，乃至性格、方言等方面，都對後來杭州的發展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但“南宋遺風”對當今杭州人文精神的形成，究竟有哪些影響，學界未有系統的研究；民間對南宋的看法也多停留在“偏安”文化的負面印象上。重修南宋史，旨在全面挖掘“南宋遺風”中的優秀文化傳統，尋找適于當下和諧杭州建設的傳統文化遺産。
“南宋遺風”究竟有哪些內容?對今天還有哪些影響?這個研究肯定是有意義的。然而研究還沒有整體上的展開，標志性的成果也還沒有出現，就已經可以“以論帶史”地說要“爲‘南宋遺風’正名”，就可以匡定叢書的卷數和出版的時間，這或許也表明了今日杭州的人文社會科學界裏存在著浮誇風和行政化的積弊吧，這是不是也可以叫作“杭兒風”呢?——這是不是也算“南宋遺風”之一呢?
如果謝和耐這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著作裏描繪的南宋杭州“文明普及化和教育多樣化”的場景內容屬實的話，或許值得我們作更深入和更開闊的考察。或許這個南宋杭州“文明普及化和教育多樣化”的場景，是可以列爲替“南宋遺風”正名的一個題目的吧?
據說寫出了煌煌巨著《曆史研究》的英國大曆史學家湯因比講過這樣的話：要是允許他自由投胎，他最願意生活的時空區間，當是九世紀(唐代)中國的新疆北部。而寫了《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的法國漢學家謝和耐，令他最爲沈醉的則是七百多年前南宋的臨安城，“他有滋有味地細細描繪杭州城的百姓生活，堪稱文字的清明上河圖。”(引自劉爽《到哪個朝代活一次》(刊1999年6月11日《中國青年報》)
謝和耐(JacquesGemet)，法國著名漢學家，1921年12月22日生于當時法國的殖民地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1942年之前在阿爾及利亞完成其學業，獲得了古典文學(法文、拉丁文、希臘文和語言學)的學士學位和高等教育文憑。1942年，美軍在北非登陸，謝和耐應召入伍參加了抵抗德國法西斯及其同盟的正義戰爭。1945年退伍後，他便將精力轉向中國研究。1952年底完成學位論文《中國5-10世紀的寺院經濟》，獲得文學博士學位。法國是歐洲的漢學重鎮。謝和耐則是繼馬伯樂之後出任法蘭西學院漢學講座教授的戴密微(P．Demi6ville，1894-1979)的高足。戴密微很早就注意到了敦煌文獻中的禪宗寫本，他曾與畢業于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的王重民先生一同研討過敦煌卷子中有關漢地和印度僧人在吐蕃爭論頓漸問題的材料。
謝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已由劉東譯作漢語，江蘇人民出版社列入“海外中國研究叢書”，1995年6月出版。我的這篇短文的引文均采自劉東的這個譯本。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系教授王子今曾撰寫《“豆瓣醬”與“洗澡狂”——翻譯的故事與文化》(刊2001年8月24日《中華讀書報》)，對劉東這部譯著的若幹譯文瑕疵(主要涉及中國古文獻的回譯問題)作了糾誤，可參看。這部譯著第62頁的腳注，譯者誤將莫裏哀名劇《貴人迷》(又譯《醉心貴族的小市民》)寫成《最新貴族的小市民》，則真不知所雲了。
http://www.wenlanonline.com/lib/zjwx_36/36mryhz1.htm
上一篇：《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
下一篇：《宋代開封府研究》
從城市生活變化看唐宋社會的消費變遷＞吳曉亮
唐宋時期，中國城市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不惟是表現在各個生産部門，而且表現在城市居民消費的方方面面，這在古代文獻中有許多記錄，而學術界對生存性消費及其消費品的充裕和富足早有研究，它們多蘊含在那些研究唐宋城市的學術成果中。本文主要針對節慶消費、性欲消費、曲藝說唱消費以及人們爲轉變身份而進行的人力、資金和教育的個人或家庭的投入等具體現象作初步探討，以尋找那一時期人們在精神享樂性消費和發展性消費中的特點，進一步探討唐宋社會變遷的問題，以管窺之見求教方家。
一
精神消費是一種既基于物質基礎但又高于物質基礎的消費，它通常應在人們的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滿足後才可能産生，所以，精神消費怎樣又是我們衡量社會發展水平的一個標尺。本文把節慶消費首先看成是一種精神消費，但它又與物質消費聯系密切，故有其特殊的價值。
節慶消費，即指在節日期間人們通過個體體驗，並在體驗過程中所經曆的精神和物質的消耗。之所以將它列于精神消費中闡述，是因爲節慶本身有濃厚的文化精神因素。長期以來，人們在社會實踐中通過對自然界和對自身的理解、對生産和生活經驗的總結、對信仰的追求、對先賢聖明的崇拜等積累，形成了各式各樣的節日。盡管節日的産生與人們的生産勞動和社會實踐有關，但卻有著豐富的思想文化積澱、極其濃厚的心理指向、濃郁的民風民俗的影響等非物質因素，所以人們在節慶活動中的精神消耗實際上包含著一種對傳統大文化的精神體驗和享受過程。之所以說它也是物質消耗，是因爲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在節慶期間常常會在自覺或不自覺中運用物質的多種特性來豐富節慶活動，充實自己的精神體驗，使節慶消費在精神與物質的交融中達到喜慶的高潮。我們熟悉的春節、端午、中秋節等就是經曆史積澱並延續至今的。
唐宋與曆朝曆代一樣，無論城鄉，節慶活動都是人們社會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每逢佳節，人們總是通過各式各樣的方式來慶祝或紀念它，以期未來生活的美好、祈求聖明的護佑和精神世界的滿足。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節慶活動也越來越豐富，也由此帶來日益擴大的節慶消費，形成一種起自精神或文化，最終又與物質享受相融合的消費。在唐朝，像皇帝的誕節、中和節、降聖節、佛誕節是唐朝新創置的節日；較重要的歲時節日有元日、中和節、上巳節、中秋節、重陽節、除夕等，紀念性節日有誕節、人日、寒食、清明、端午、乞巧節等，宗教性節日有上元節、降聖節、佛誕節、盂蘭盆節等。在當時，政府承認的正式節日假期就達47天之多。由唐入宋，雖然有改朝換代的變化，萬衆歡度各種節日的風氣不變，但隨時日的流逝，節慶的內容有所變化，體現出新的社會風氣。
以中國傳統中最重要的元旦爲例，唐元日(即元旦)期間，除了朝廷舉辦盛大的慶典活動外，長安城裏各家各戶要懸幡立竿，設豐盛的家宴，孩子們穿上新衣，有的貴族之家還要燃放燈樹，舉家同慶，家家戶戶都洋溢著喜慶和歡樂的氣氛。同時，還有元日拜年、賀壽、逐日宴請鄰裏等社交活動；由于元日的重要性，唐朝廷爲此規定了除夕前後在內的7天法定假，官員也得到休假，全城沈浸在節日的氣氛中。入宋以後，宋人的元旦節慶增加了新的內容，如北宋都城開封城內：“正月一日年節，開封府放關撲三日，士庶自早，互相慶賀，坊巷以食物、動使、果實、柴炭之類，歌叫關撲。如馬行、潘樓街、州東宋門外、州西梁門外踴路。州北封丘門外及州南一帶，皆結?棚，鋪陳冠梳、珠翠、頭面、衣著、花朵、領抹、靴鞋、玩好之類，間列舞場歌館，車馬交馳。向晚貴家婦女，縱賞觀賭。入場觀看，入市店飲宴，慣習成風”。關撲是類似後世攤錢和賭擲財物的一種活動，帶有賭博的性質，“或以數十笏銀，或以樂藝女人爲一擲，其他百物無不然”。正因爲這樣，官府才對關撲有限制，僅允許民衆在元旦、冬至和寒食三個節日期間參與。盡管這樣，這在當時顯然是一種爲民衆所喜好的活動，以致東京城內主要的商業大街上物貨豐裕，人聲鼎沸，道途壅塞。在南宋的臨安，元旦又有幾許變化，史日：“不論貧富，遊玩琳宮梵宇，竟日不絕。……此杭城風俗，疇昔侈靡之習，至今不改也”。
分析以上所引資料，可知唐朝除了拜年、賀壽、觀燈是走出家門的社交類活動外，各家庭中最主要的元日節慶活動就是合家團圓的家宴，即便是邀請鄰裏到家中做客屬于社交的範疇，但我們所要注意的是，這個社交是以家庭爲載體，仍局限在一個有限的空間內。由此，這種社交好似家宴的放大。是否可以這樣看，元日節慶的消費主要體現在家宴中。可以肯定，作爲精神消費，無論家境是否貧富，大多數家庭都可以在這一時刻享受親人團聚、鄰裏和睦、新年好運等喜慶的氣氛。但作爲物質消費的元日家宴，其價值高低與各個家庭經濟能力的大小密切相關，官貴之家的美味佳肴必然是價值不低的支出，豐裕的物質享受可能成爲增添喜慶，講究排場的砝碼。而城市中數量最多的中下層官吏和普通民衆則不可能與之相比。盡管元旦是一年當中最重要的節日，但直到北宋，仍有“小民雖貧者，亦需新潔衣服，把酒相酬爾”的記載，這說明唐宋城市貧困人戶節慶消費的一個側面。
元日既然是舉國上下歡慶的節日，那必然伴隨著各種各樣的物質消費，不難想像，元日除家宴中的酒水、菜肴原料，出行時的車馬工具，還有制作新衣時的衣料；而進入節慶消費人口的多少，則可反映出節慶消費支出的總量。古代的文獻資料記載有諸多的模糊性，但仍然可以作一些估測。據學者研究，唐代都城長安的人口不下百萬，北宋都城汴京極盛時期的人口約有150萬；南宋鹹淳(1265—1274)年間，都城臨安的人口約有120—130萬。根據《新唐書?食貨志》載，代宗時期有人說“少壯相均，人食米兩升”，由此粗略推算，若唐都長安以人口百萬計，元日的米消耗量是2萬石，北宋都城東京是3萬石，南宋臨安則在2萬多。再根據學者的相關研究推測，制作一套新的春衣需要用布37尺，可折絹0．74匹，這裏暫以每人元日都制作一套春衣計，唐都長安需要用絹74萬匹；兩宋依此類推，北宋都城需絹111萬匹，南宋都城需絹88．8—96．2萬匹。當然，這只能是一種估算，但至少使我們看到衆多民衆在節慶間的消費支出是相當可觀的。
由于節慶習俗是唐宋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飲食消費又是節慶消費中的重頭，所以飲食消費成爲節慶消費中發展變化最明顯的一種，在唐朝的史料中不同節日有不同食品的記錄，以洛陽張手羹食店爲例，“每節則專賣一物，遍京輻輳”，其節日飲食有元陽臠(元日)、油畫明珠(上元油飯)、六一菜(人日)、涅?兜(二月十五)、手裏行廚(上巳)、冬淩粥(寒食)、指天悛餡(四月八)、如意圓(重午)、綠荷包子(伏日)、辣雞臠(二社飯)、摩喉羅飯(七夕)、玩月羹(中秋)、盂蘭餅?(中元)、米錦(重九糕)、宜盤(冬至)、萱草面(臘日)、法王料鬥(臘八)等，其中的“元陽臠”應當是元旦期間很有代表性的菜肴。從相關的文獻記載中，學者們已經看到隋唐五代時期“節日食品的豐富並相對固定化”的迹象，但民衆的消費方式卻不大明晰，即是直接進入食店消費?還是買半成品，經再加工後擺上家宴的餐桌?從有關資料以及當時的習俗分析，作爲一種城市管理制度的“坊市制度”在唐朝得以實行，就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人們的或說大衆的節日消費。在相關記載中，朝廷雖然重視節日，但真正開坊市之禁的不是元旦，而是上元節。有資料記載說上元節在隋代已經成爲大衆的狂歡節，從京城到地方都邑“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嫂爲歡娛，用鄙褻爲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陵雲，?服靚樁，車馬填噎。肴醑肆陳，絲竹繁會，竭貲破産，兢此一時”。至唐朝，上元節賞燈成爲最重要的一項內容，朝廷爲此開坊禁。盡管是這樣，在實行坊市制度的歲月裏，大衆也只能享受到三、四個夜晚的歡樂。到唐玄宗時期仍然是“每載依舊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開坊市燃燈，永爲常式”。由此推測，唐朝元旦期間民衆更注重家宴的消費；而張手羹食店所做出的“元陽臠”很可能有相當部分是作爲供給元旦家宴的半成品。這猶如今日春節期間市場供應的生餃子、端午節供應的生粽子之類。入宋以後，元旦慶祝活動出現的新氣象之一是表現出“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另一個就是總有“孔方兄”的陪伴。到了南宋，臨安人不僅“不論貧富，遊玩琳宮梵宇，竟日不絕”；許多居民也卷入關撲；其飲食消費直接走進市場的趨向更加明晰。如果說唐朝的食店已經開啓節慶飲食的市場大門，那麽宋朝元旦期間“入市店飲宴，慣習成風”的記錄就進一步說明節慶飲食市場的擴大：北宋末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那些鱗次櫛比的飲食店、茶肆都是宋代可以容納節慶期間龐大的飲食市場消費量的一個印證。
傳統節慶飲食市場的擴大化較普通飲食市場的存在更能夠反映當時民衆消費較深層次的變化。從民俗的角度看，唐代元旦節慶消費以家宴爲主要內容，說明其消費還帶有鄉村經濟那種以家庭爲基本單位、傳統都市社會化程度不高的特點；而宋代的節慶消費直接進入市場則說明其消費日益社會化、日益市場化的特點，具有明顯的都市特征。因爲節慶與日常生活相比較，它最能表現中國那種傳統文化和習俗。中國大部分節日，都與人類早期的生産活動，尤其是農業生産相關。以農立國的中國社會，一年之首的元日即後世之春節，本身就具有春天來臨，萬物複蘇，萬象更新之深義。對農業生産而言，它是播種季節之伊始。古代中國的農耕，是以家庭爲基本生産單位。在這樣的經濟環境裏，慶祝元日到來以家宴爲主要內容之一就不足爲奇了。從上述所引資料和分析看，節慶消費是否在家庭或庭院內外，是否直接進入市場實際上反映的是唐宋社會變遷的一個側面。換句話說，唐宋的都市雖然都十分發達，但僅就節慶消費來看，唐代的都市仍然有較多傳統的鄉村氣息，而宋代都市則表現出更多的城市化特點。當然，有什麽樣的生産，就會有什麽樣的消費；同樣，有什麽樣的消費，就會有什麽樣的生産。這兩個相互依存的經濟要素，與分配、交換一道推動著社會的發展，唐宋飲食消費市場的擴大化正是以那時社會經濟發展中生産與消費互爲條件的反映。
二
享樂性消費是一種能夠較真實地反映人們生活質量的消費。由于它是一種爲了使人達到身心愉悅，或說可使人體感官産生愉悅的一個感受過程，而且其精神愉悅的成分常常超過在此過程中依然存在的物質享樂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消費者的喜好和價值趨向。這種消費通常是在生存資料得到滿足並有盈余時才會産生。隨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的各種享樂日益商品化，有的活動就是像商品一樣推向市場，其享有者不再是僅有達官顯貴，而且有普通民衆，他們都必須通過買賣的形式才能進入娛樂市場。這就是唐宋時期享樂性消費的重要變化。
從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學術界對唐宋城市生活就有許多研究，從前人的研究中可以發現，那時的城市人除了物質享受以外，娛樂消費最突出的或說涉及面較大的主要集中在色情消費和伎藝說唱等消費方面。在唐代，由于宮廷、官府、官員和富戶娛樂的需要，官吏的地域流動性大，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趨勢，以及城市工商業發達和官府的寬松政策，使得娼妓業“存在巨大的消費市場”，十分興盛。像當時的揚州城，“如果你想娛樂，那裏有的是婉轉的歌喉，婆娑的舞態，而裝飾漂亮的青年妓女更是足以使人流連忘返”。入宋以後，盡管宋人在思想觀念上發生變化，性觀念和性生活“呈現出收緊的迹象”，但妓院的“主要光顧者既非官員，也非士人，不用說是那些既腰纏萬貫又不受禁令乃至道德約束的富商大賈”，所以仍然有很大的市場，依然是“遍布各地，生意興隆”。不過，宋與唐代的享樂消費略有不同，在其整個社會的性消費有所“收緊”的同時，以“勾欄”“瓦肆(又稱瓦子、瓦舍)”爲表演場所，以極其豐富的曲藝說唱雜技等表演爲內容，一種更爲大衆性的享樂消費異軍突起。在北宋汴京城裏，有桑家瓦子、中瓦、裏瓦以及大小勾欄50余座。其中瓦子蓮花棚、牡丹棚，裏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數千人”。它們如今日之劇場，爲大衆提供了觀賞各種表演的場所。《東京夢華錄》記，崇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就有小唱、嘌唱、傀儡、般雜劇、小說、講史、散樂、影戲、弄蟲蟻、諸宮調、說諢話、商謎、叫果子等內容。這些內容都是人們喜聞樂見的，史稱當時是“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每日五更頭回小雜劇，差晚看不及矣”，頗有今日爭看“賀歲片”的架勢。總之，瓦子給人們以視覺、聽覺、心情愉悅等多重享受，加上其內“多有貨藥、賣卦、喝故衣、探搏飲食、剃剪紙、畫令曲之類”服務項目，以致人們“終日居此，不覺抵暮”。南宋紹興年間，勾欄瓦舍又傳至杭州。紹興年間，由于杭州是駐蹕之地，軍士多是西北人，故專門在城外“創立瓦舍，召集妓樂，以爲軍卒暇日娛戲之地”。臨安作爲南宋都城後，瓦舍發展很快，城內瓦子發展17家之多，諸般伎藝更是名目繁多，舉不勝舉。
作爲享樂性消費，性消費無論從消費支出還是消費群體等方面分析都可以明顯看到，無論古今，性消費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以經濟作支撐的，即需要以金錢投資才能換取性欲的享受。由此推論，只有那些具有經濟實力的官貴、富戶以及家境較好的士人才有這種能力。如《太平廣記》“李娃傳”，記載了唐都長安裏那位色藝超群的女子，平日裏多與“貴戚豪族”交往，“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因此“所得甚廣”。那個癡情的滎陽公子爲了她，短短的一年，就耗盡了父親爲他准備赴京應考的所有資財。當身無分文之時，即被逐出住所而淪爲歌伎。這條大家熟知的資料反映出唐代娼妓業之一斑，盡管李娃是當時的名妓，身價很高，但至少看出一點，無論何人，與妓女周旋沒有金錢是不行的。就這一點而言，李娃傳反映的又是性消費的一般情況。總之，性消費的支出不僅需要經濟的支撐，更要注意的一點就是可以享受性消費的群體相當有限，不外貴族、官吏、富戶、商人和經濟條件較好的士人，經濟條件差的普通人群不在其內。
與性欲消費相比，宋代大大興盛起來的曲藝說唱伎藝等娛樂享受消費則具有更多的積極因素，最突出的就是它所具有的大衆性。從兩宋都城裏勾欄瓦舍的規模，我們看到它不再是那種僅服務于少數人的地方，而是供大衆享樂的地方；它們在城市裏的數量及分布清楚地表現出大衆的文化場所在一個城市空間裏所占有的地位。從豐富的表演內容看，我們看到城市文化，尤其是都城文化裏那種貴族氣息逐漸淡化，市民精神開始上揚，那種代表市民貼近生活的、親切自然的、自娛自樂的文化精神日益崛起。從參與的人群看，它不再僅僅局限于官貴、富戶和經濟條件較好的士人，而是有廣大的、地位卑微的普通民衆。在唐宋時期，一座城市中娛樂享受的大衆化趨勢代表著社會的進步。
三
個人發展性消費是一種基于某種目標，爲了最終實現那個目標而進行的先期投入或說消耗，它包含有個人或家庭的個體勞動和資金投入。這種投入也是常常受到個體或家庭收入的制約。根據當代消費經濟學理論，認爲收入與消費之間的關系通常是收入決定著消費，即消費者總是以確定的收入爲基礎進行消費支出的。當詹姆士?摩根(美國最著名的消費經濟學家之一)提出消費決策影響收入的假定以後，西方經濟學界視其爲有關收入和消費關系理論的又一個新發展。因爲一個家庭中的收人通常包含有現期收入和未來收入，但兩者中仍有不確切的成分，而詹姆士?摩根的理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指出了消費決策可以影響收入中的不確切部分。也就是說，一個家庭作出消費決策後，通過努力可以把不確定的部分變爲確定的部分，從而使收入增加。盡管這是現代消費經濟學的理論，但其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意義，有助于我們研究古代消費問題，尤其是對發展性消費的研究。由于古代缺乏較爲科學的統計和記錄，于我們的量化分析有諸多不利，但仍然可以作一些嘗試性的探討。
基于社會分工所賦予的特性，私營工商業者在依靠出售自己的産品、或是通過營利後獲取的貨幣購買生存用品之外，他們所有的活動不外是爲了增值財富、獲取最大利潤，這幾乎是他們的天性。以錢生錢，唯利是圖是職業商人應當具備的基本素質。在多變的市場環境中，誰能號准市場的脈絡，舍得投資，誰就是贏家。如果不具備這樣的素質和眼力，他就是不稱職的商人。這一點，任何時代都一樣。對私營手工業而言，唐宋時期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再生産，而具有擴大再生産、積累貨幣財富的因素，有較明顯追逐利潤最大化的傾向。可以肯定地說，工商業者的收入遠遠高于鄉村農戶。盡管收入的多少常常決定著他們的消費能力，但以盈利爲目的的天性常常會使他們做出一些超出常人的舉措，比如在自身現有收入水平之上，制訂擴大發展性支出的消費決策，應當說，他們是最具有發展性消費潛能的一個群體。城市是工商業集中的地方，個人的發展性消費不僅改變著自身的生活質量，且對城市的繁榮與發展做出重要的貢獻。在唐宋時期，最能體現個人發展性消費的是那種爲謀求社會身份和地位變動而發生的消費。
城鎮是工商業者、知識分子彙集的地方。在古代，地位卑微的社會群體常常爲謀求社會身份和地位變動而産生發展性消費，它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改變物力資源和人力資源的配置而獲得，一是通過對教育的投資加大而獲得(即便是超出個體家庭收入的支付能力)。前者的結果是由農而工商的轉換，後者則表現爲由平民而官貴的轉變。
自古以來，不同人群皆因其所處的社會背景、職業的不同而有社會地位高低的差異。作爲一個農業大國，中國廣大的農民群體從古至今一直占中國總人口的絕對數量。在古代，他們人數衆多，但政治地位卑微、經濟能力有限。較其他的社會群體而言，他們又長期處于一種較爲封閉、少變動的狀態。在社會發展較快的時期，社會的巨變會不斷刺激著這個龐大的群體，一部分人爲改變自身命運，擺脫貧困，爭取平等而努力奮鬥。對他們而言，通過自己的雙手進行資源配置的轉向，實現由農而工商的轉變；通過從事流動性較大的工商活動達到居處地域的變動，最終達到勤勞致富的目標，就是最實際的結果。這不僅表現爲個人目標的實現，也與發展變動中的社會目標相吻合。
在唐宋社會，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個人與市場的聯系越來越密切。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棄農而工商就成爲不可避免的事實。唐代已有資料顯示農民轉化爲商人的情況，如姚合詩曰：“客行野田間，比屋皆閉戶。借問屋中人，盡去作商賈”。白居易也看到類似的情況，曰“今人多遊心，地有遺力，守本業者浮而不固，逐末作者蕩而忘歸。……今之人，舍本業趨末作者，非惡本而愛末，蓋去無利而就有利也”。這是那一時代的一個信號。到宋代，農民轉向工商的情況更加突出，尤以專業化的手工業市鎮的增多爲代表。即在這種轉化過程中，原先那些在鄉村裏兼作家庭副業的農人轉變爲專門的手工業生産者，隨著私營手工業生産者隊伍的壯大，在其聚集生活和生産的地方形成了手工業市鎮。宋代手工業市鎮多以專門化商品生産爲特性：在制磁業，像聞名于世的景德鎮，唐時已有陶瓷生産，但僅作爲“假玉器”貢獻給朝廷，到宋代，景德鎮瓷器已經名揚海內外。在它的周邊，發展起商品化的瓷器生産地，由此形成了專門的手工業市鎮，如《夷堅志》中記載的饒州“湖田市”即“燒造陶器處也”；又如徐州肖縣白土鎮有瓷窯30余座，陶匠數百；像吉州廬陵縣永和鎮，五代時期那裏只是一個村落，後周時因居民多種田、制磁而初創草市。在短短50年後，那裏遂成爲“辟坊巷六街三市”，“附而居者數千家”的工商業雄鎮。在印刷業，有福建路建寧縣的麻沙鎮；紡織業有吉州永豐縣沙溪鎮、嘉州的蘇稽鎮和符文鎮、建康句容縣白土市等。從聚落的角度看，這些手工業市鎮已經是承載工商業者生産和生活的地方，居住在那裏的居民是具有城市居民身份的在籍“坊郭戶”。從經濟的角度看，市鎮的形成，可以看成是此前那種與農業相結合的家庭手工業初步完成了向獨立手工業過渡後的結果。如果沒有當時手工業的發展、沒有經濟力量的驅動，要鄉村地區的農戶放棄世世代代所從事的農耕，轉向專門的手工業商品生産是不可能的；要他們成爲專門的手工業生産者也是不可能的。雖然我們無法細分這些生産者何時由農戶轉變爲專門的手工業生産者，無法看到他們怎樣由原來對土地的投入轉向發展手工業生産的投入，但是，從這些手工業市鎮的零星記載中，我們仍可以隱約感受到，在商品經濟日益發展的影響下，先前那些以農耕爲主，兼營他業的農戶在尋求更好收益動機的驅動下做出了跨越“以農爲本”的消費決策，改變其物力人力資源投入的方向，最終完成了由農而工的身份轉變。可以說，這就是發展性的消費導致了我們所看到的結果。
隋唐科舉制度的創立，是朝廷開始運用相對客觀公正的考試方式選拔人才，爲庶民參與治政開辟了更爲寬廣的道路。作爲當時社會中心力量的知識分子，幾乎都寄托于科舉制度上。科舉制不僅對當時的政治有著積極的作用，對後世也有極其深遠的影響，故錢穆先生稱唐以後的社會爲“科舉的社會”。唐宋是科舉制度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科舉制確立後，科舉考試就成爲一股熱潮，其中進士科尤爲世人所看重。有記載說“進士爲時所尚久矣”，由于“由此出者，終身爲聞人，故爭名常切”。即使那些有地位的人，也以不得進士爲遺憾。
在那樣的曆史條件下，人們讀書學習的熱情超越了以往，參加科舉考試幾乎可以說樂此不疲。一次不中，可以二次、三次，甚至十余年，于是出現“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狀況。奮發努力的目標不僅只是爲了學習知識，而是想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以最終改變自己的命運。這樣，唐宋社會變遷中的一個特點顯示出來：讀書帶有明顯的功利色彩!
通過科舉，國家政權因此而網絡了大批的人才，唐太宗看到考生魚貫而入參加考試的情景也頗有感觸地日“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進士科中“俊?實集其中”。這股潮流也刺激著個人爲了自身目標的實現而不懈地努力。于是，唐宋以來參與科舉的考生日益增多，科舉及第的人數不斷增長。唐朝初年登科人數不多：高祖武德五年至九年，秀才僅有6人，進士僅26人。到太宗朝的23年間，秀才有22人，進士增加到205人。到高宗武則天時期，其統治的55年成爲唐朝科舉取士最盛的時期，在廢秀才舉後，僅進士及第者共有1 093人，取進士最多的一次達79人。有唐一代，取進士6 610人，諸科1 546人，共計8 156人。入宋以後，登科人數大大增長：宋太祖一朝取士554人。從記載看，太祖時錄取進士最多的一次僅有31人，這與唐朝大部分年代相當。太宗即位後的第二年(太平興國二年，977年)開科取士，應試的人員數量之多，逾5 000人。錄取的名額大幅度增長，禦殿複試得進士109人，超越了唐朝進士登科最高記錄；加上諸科207人，特奏名191人等，這一年共取士500余人。到真宗鹹平三年(1000年)可謂登科人數盛況空前，史稱“校藝之詳，推恩之廣，近代所未有也”。據載，這一年二月登科進士有547人；三月問，真宗接連三天親試，使登科進士又增507人，諸科1 262人；五月，真宗又再次親試，增進士13人，諸科345人。鹹平三年，僅進士的總數就達到1 054人，遠遠超過了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的登科進士數字。有學者統計，宋朝進士約爲43 000人，諸科17 000人，特科約50 000人，兩宋取士11萬人。⑾若以唐宋相比較，唐朝289年間，年均取士28人，而兩宋319年，年均取士344人。若從人口分布密度看，宋朝的疆域較唐朝收縮了許多，故宋朝舉子的分布密度更大。
在此羅列這些數字，其義並不在于要說明科舉及第的人數有多少，而是想藉此說明，在門第觀念日益削弱的時代，日益增多的應試舉子中有相當部分的考生來源于普通民衆之家，來自廣大的農村。這部分人群通過科舉，從平民實現了向官貴階層的轉變，從一個側面印證了發展性消費不斷社會化，消費決策將最終改變他們的收入這樣一個曆史事實。
在古代，全國規模的科舉大考都是在京師舉行，各地的考生都是在經過層層篩選後脫穎而出的。爲了進京應試，無論是原本居住在城市的或是居住在鄉村的考生，都需要支出進京的路費和在京侯考期間的種種生活費用。這些開銷對一個家庭而言是不小的。對官宦人家而言，其子弟應試通常有家庭的支撐，一切就顯得容易得多，如《太平廣記》中記，一個被家中視爲“千裏駒”的青年，“應鄉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不僅可以“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爲其志也”。但所有支出對大部分考生，尤其是家境貧困的鄉村人戶而言將是極大的困難。有許多資料都證實，盡管科舉制度的創立爲庶族參政開辟了道路，但要達到這一人生目標的路途大多是艱難坎坷的。他們除了自身所具備的才氣常常是一名不文。在《太平廣記》中，就有許多記載舉子生活拮據的資料，如隴西李義琛三兄弟，雖在武德年間俱爲進士，但曾貧窮的三人“共有一驢”。在赴京途中投宿旅店時，店主又“鄙其貧，辭以客多，不納”。三人“進退無所舍，徙倚門旁”，狼狽不堪。又有漳州人周匡物，元和十二年(817年)進士及第。此前“家貧，徒步應舉，……路經錢塘江，乏僦船之資，久不得濟”。于是題詩一首譏諷此事，後爲郡牧所見，問罪津吏，以致“天下津渡……舟子不敢取舉選人錢者，自此始也”。長慶年間，張無頗居南康，“將赴舉，遊丐番禺，值府帥改移，投詣無所，愁疾臥于逆旅”。大中年間，“韋顓舉進士，詞學贍而貧窶滋甚。歲暮饑寒，無以自給”。“牛生自河東赴舉，行至華州，去三十裏，宿一村店。其日，雪甚，令主人造湯餅。……及至京，止客戶坊，饑貧甚，絕食”。這些資料說明，要支出進京應試的各種費用對貧困人家而言是何其艱難!平民家庭的子弟人仕之途何其坎坷!但有一點是明顯的，當這些貧家子弟還沒有考中進士、沒有真正進入仕途之前，他們爲求仕途已先期做了發展性支出，屬于發展性消費了。
可以說，對這些家庭來說，求學應試的支出或說消費很可能已經超過他們的正常收入。雖然我們難以確定唐宋時期究竟有多少家庭産生了發展性消費，但學者的一些相關研究也許可以有一些幫助，如有學者對唐宋兩朝的士大夫家庭背景和社會流動問題作過研究，認爲唐朝的士大夫“絕大多數出身于官僚家庭”，而《宋史》有傳的1 953名士大夫中，出身于非官僚家庭者占55．12％；若從嚴考究，至少占32．53％。在宋宰相中，“爲數更多、更典型的是窮書生因考中進士而驟得富貴”。這就是說，由唐至宋，在“學而優則士”的社會推力下，有越來越多的平民家庭在經濟收入極其有限的情況下，對教育進行投入，以期通過發展性消費獲得更好的收益。
事實上，那些最初做出發展性消費決策和投入的家庭，確實有成千上萬的舉子在登科及第、步入仕途、名利雙收的結果中得到了最好的回報。
總之，唐宋城市的節慶消費最突出的一點就是走出家庭，進入市場和廣闊的社會空間，體現出一種由鄉村習俗向都市習俗的轉變；精神享樂性消費那種日益爲大衆服務、爲大衆所享有的趨向，同樣是唐宋城市都市化水平發展的表現；而發展性消費的日益增大則體現出那個時代民衆自覺的一面，是社會的進步。
http://gjgx.widedu.com/wzjj/preview.jsp?id=801A5D80-556D-11DC-9D80-97E3003A95E3
《宋遼西夏金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史書系之一，此套書比人民出版社百卷本中國全史之十本歷代習俗史更學術，但二者皆不如謝和耐筆下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生動有趣。）
《宋遼西夏金社會生活史》大綱目錄：
宋遼西夏金是多民族紛爭和融合的時代。其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顯示了各民族風俗的豐富多彩，並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此期間，中國人風俗的變化主要有四項。一是居室從席地跪坐轉變爲垂足而坐，引起禮儀和家具等一系列變化，女真人傳入的炕在北方開始逐漸普及；二是在衣料方面開始了棉取代傳統的絲麻的漫長過程；三是大量用石炭作爲民用燃料；四是漢文的口語化，以及標准語開始由洛陽話向今北京話的漫長轉變進程。當時宋朝的經濟和文化居世界領先地位。城市的發展，市民即坊郭戶的壯大，造就了文娛體育生活的豐富和活躍。說唱、雜劇、舞蹈、雜技、武術、相撲、足球、鬥禽蟲、雙陸、骰子等，呈現了萬花筒般的奇幻迷離。節日的多樣化和節假日消費，至宋均盛。契丹人嗜食野味，而羊肉是宋宮肉食之尊。絲織品和綿冬服是常見衣裝，而棉布和棉袍反而是稀珍物品。貴婦是乘牛車出行，而不是乘馬車或驢車。
第一章：服飾
第一節 宋朝"衣服之制"
第二節 男子主要服飾：冠帽類；衣裳類；鞋履類
第三節 婦女冠服：頭飾；服飾
第四節 遼、西夏、金和少數民族服飾：遼朝服飾；西夏服飾；金朝服飾
第五節 "衣服變古"：
第二章：飲食(上)：宋代飲食
第一節 飲食品種：五谷；蔬菜；肉類和水産；果品；飲料；調味品
第二節 飲食業的興旺
第三節 飲食習俗及烹飪技藝
第三章：飲食(下)：遼、西夏、金等飲食
第一節 遼代飲食
第二節 西夏等飲食
第三節 金代飲食
第四章：居室和居室用具
第一節 居室"法式"
第二節 居室建築：宋朝城鄉居室風貌；北方民族居室；南方民族居室
第三節 居室用具：炊食具；床榻；被褥；枕席；幃幔簾屏；桌椅；其他
第四節 生活燃料
第五章：交通與通信
第一節 交通設施和管理
第二節 交通工具
第三節 郵遞
第四節 各階層對交通的需求和利用
第六章：婦女(上)：宋轄漢族居住區
第一節 階級：內外命婦；女使之類
第二節 地位：理學家的婦女觀；離婚改嫁權；財産繼承權；家事管理權
第三節 貢獻：參與政治；主持家政；發展經濟；繁榮文化
第四節 時尚：纏足；蓋頭
第七章：婦女(下)：遼、西夏、金、大理轄區及宋轄少數民族居住區
第一節 契丹、女真等東北各族：契丹；女真
第二節 黨項、吐蕃等西北各族：黨項；葉蕃
第三節 西南、南方諸族：大理轄區；壯、黎等族
第八章：婚姻(上)：宋轄漢族居住區
第一節 擇婿貴進士：榜下擇婿；訪婚卜者；婚齡增大
第二節 嫁娶論錢財：直求資財；進士賣婚；宗室賣婚；婚嫁失時
第三節 婚儀較簡便：從六禮到三禮；婚儀較靈活；婚儀難以推廣
第四節 婚俗多樣化：相媳婦；坐花轎；撒豆谷；拜先靈；交杯酒
第九章：婚姻(下)：遼、西夏、金、大理轄區及宋轄少數民族居住區
第一節 契丹、女真等東北各族：契丹；女真
第二節 黨項、吐蕃等西北各族：黨項；吐蕃
第三節 西南、南方諸族：拿大理轄區；壯、黎等族
第十章：生育與養老
第一節 宋轄漢族居住區的生育：育嬰之俗；殺嬰之風；慈幼之舉
第二節 契丹與女真的生育：契丹；女真
汪聖鐸 著《宋代社會生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
本書是作者系統研究宋代社會生活各個側面的成果。研究的重點在下列四方面：一是對精神文化生活，如宋人公私觀，佛教、道教對禮法的滲透，僧人中忠于國家觀念的流行及南宋時期的觀音崇拜。二是對官員、宗室這兩個特殊群體生活狀況的考察，以及對宋代特有的婦女享受俸祿這一社會現象的考察。三是對社會醫療衛生、教育、文化娛樂等的分析，包括對醫官系統的存在狀況及對瘟疫的防範，對童子舉給社會造成的影響，其中還有對《神童詩》作者的考察。四是對社會經濟生活某些側面的考察，包括官府經商、財政對商品經濟發展的影響，交通設施，物價變化，僞鈔、有價證券、金銀錢對社會生活的影響等。
汪聖鐸，男，1948年生，現爲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宋史研究會理事、浙江省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南宋史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錢幣叢書》編委。主要從事宋史、中國古代經濟史、中國曆史文獻學研究，1993年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曾任北京經濟學院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室助教、講師，中華書局文史室編輯、副編審、編審、編輯室副主任等。出版專著《兩宋財政史》（上、下）、《中國錢幣史話》（中國文庫叢書）、《宋真宗》、《兩京夢華》、《兩宋貨幣史》（上、下）、《兩宋貨幣史料彙編》等，發表學術論文100余篇。曾獲中國錢幣學會第一、第二屆學術成果“金泉獎”。《兩宋貨幣史》2004年獲河北省第九屆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專著一等獎。
目錄
宋儒的公私觀
宋朝禮與佛教
宋朝禮與道教
僧人抗金事迹與僧人的忠孝觀
南宋王朝與觀音崇拜
宋朝宗室制度研究
宋代祠祿制度研究
宋朝文官俸祿與差遣
宋代官員俸祿和其他頒給分項考析
宋朝賣官鬻爵辨析
宋代女性享受俸祿研究
宋朝醫官與防範瘟疫
宋代火政研究
宋代種花、賞花、簪花與鮮花生意
宋代的童子舉及《神童詩》
南宋學生參政析論
宋代滑稽戲與鈞容直
墨與宋代社會生活
宋代官府的回易
宋代財政與商品經濟發展
宋代的遞鋪
北南宋物價比較研究
宋王朝的物價管理
宋代貨幣與社會生活
馬鳴謙：安史之亂後，中國文化轉向保守？ 2022-06-25
深究安史之亂的禍亂根源，實由唐玄宗在天寶年間施政昏聵、剛愎自用造成。行政一味交托權相李林甫，而邊鎮則一味信用番將，無所節制。它造成的動盪和毀壞，比之西晉“永嘉之亂”更為嚴重。自李唐立國到唐玄宗天寶年間，前後已承平140年，所以對唐人造成的心理震動尤為劇烈。
回應
從長時間的歷史來看，安史之亂在隋建立時就已註定。首都在西北長安，但主敵在華北和東北，必須在燕山腳下維持一個巨大的軍事集團，隨時應付來自蒙古高原和東北地區的敵人。宋之後元明清，首都在北京，天子守國門，拱衛京師和征服蠻族的武裝力量合二為一，解決邊軍尾大不掉的問題。同樣，兩漢，長安首都也是軍事重鎮，那時主敵在西北和陝北。
從北宋到南宋，儘管百病纏身，但是非常有錢，前後統治了351年。宋的重文輕武，原因是五代十國的“武德過剩”。從長週期來看，南北宋的燕雲十六州的長城被北方少數民族統治了，長城是農民民族修建用來防禦遊牧民族的預警系統，大部分在中國400毫米降水線附近（以北是半乾旱草原適合遊牧，以南是半濕潤旱地適合農耕）。從長週期來看，南北宋進入“冷週期”，400毫米等降水線南移，導致遊牧民族的南移。
很奇怪，保守難道就是罪大惡極？這種政治正確不要搬到中國這個世俗國家來。
保守，是實力下降衰敗後不自信的表現
5000年以上的歷史足夠長，經歷足夠豐富。各有各的“開放”“保守”。不存在單一不變的“正確”，所謂過猶不及，過不過必須在當時條件判斷。羅馬帝國末期，非常開放，結果蠻族進入羅馬帝國，導致羅馬帝國被顛覆。美國工業化的過程其實長期是保護主義對外不開放的，如開放，整個市場早就被英法製造占滿了。
楨：有些公知大V噴子還「理盲濫情」到史盲、說啥「漢唐長城都矮，主動出擊，才能勝利，宋明長城再高，消極防禦，還是會被突破。」其實自從後晉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失去騎兵天然屏障之後，宋根本沒控制過長城，北宋太祖和太宗幾次想收復燕雲十六州、恢復對長城的控制、但皆敗。而明朝一直採取主動進攻戰略，但除了明成祖數次北征稍有成之外，明英宗土木堡被俘、明武宗兒戲般御駕親征、也皆敗，直到萬曆後國衰才變消極防禦，後金也無法突破山海關，最後是靠吳三桂引清兵入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