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蒙塔尤：西方文化進入中國鄉村社會之後 ＞蔚然

《上主的葡萄園——鄂西北磨盤山天主教社區研究（1636-2005）》康志傑著／臺灣輔仁大學出版社2006年８月第１版／350元（新臺幣）
《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小山村》［法］勒華拉杜裏著

對于草根社會的研究曾是被學術界忽略的一個側面，近年來開始有中外學者關注這一課題。西方學術界在這方面的力作是法國學者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裏的《蒙塔尤：１２９４～１３２４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小山村》（有關該書評論詳見本報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１日總第１３８２期《閱讀周刊》第５版頭條文章），該書對法國南部一個講奧克語的小山村３０年的曆史進行了精細的詮釋和探索；中國學者相似的研究是湖北大學康志傑教授的新著——《上主的葡萄園——鄂西北磨盤山天主教社區研究（１６３６～２００５）》，這是一部以生活在偏僻山區農民爲研究對象的鄉村生活史。
磨盤山位于鄂西北的崇山峻嶺之中，明朝末年有西方傳教士在此傳教，此後發展成爲一個由基督徒集中居住的鄉村社區，方圓１５０平方公裏的山區有十多個信仰天主教的村落，經曆了３００多年歲月的洗滌和沖刷，這個社區既有中國農村的一般特色，也保存了自身的一些特點。
明末以利瑪竇爲代表的西方傳教士不僅帶來了宗教信仰，也帶來了西方文化，由此而引發的沖突以及文化融合學術界多有論述。但這類文化交流多囿于精英階層，西方文化進入中國草根社會是一種什麽樣的態勢，由于資料匱乏，學者們較少涉獵。康志傑教授選擇了一個類似于蒙塔尤的偏僻山區，對天主教信仰傳入這一封閉的區域所發生的文化變遷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該書與其說是一部鄉村天主教史，不如說是鄉村文化史或農民心態史更爲恰切。
以儒家倫理爲核心的中國傳統鄉村社會，宗族勢力十分強大，祠堂往往成爲家族核心的象征，而在磨盤山，教堂常常是社區的核心和靈魂，具有強大的聚集力和向心力；傳統鄉村的族長具有相當的威望和權勢，而磨盤山的權力人物是主教和本堂神父（第二次鴉片戰爭至１９４９年之前），核心層對社區擁有一定的自主性，爲了進行有效的管理，保證社區機制正常運行，核心層會想盡種種辦法，抵制、消解那些危害社區秩序的異己力量，以保證自身“文化世界”的延續。
在磨盤山，信仰作爲一種文化對鄉民們産生了深刻的影響，且呈現出與非天主教社區不同的文化差異（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隨著天主教在中國以強勢文化態勢的推進，沖突中的“文化抗阻”逐漸弱化，在文化的演進之中，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某些元素開始融合。
文化變遷是一種動力過程，驅動個體行爲的文化內驅力與信仰傳播有著密切的關聯，在文化沖突、調適之中，磨盤山逐漸被構建成爲一個社區成員信仰同一種宗教、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相近的價值觀和人生觀的區域文化模式（Ａｒｅ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通過對磨盤山社區的分析，可以發現，這是一個經過中西文化整合的區域文化，社區內部的元素既保留了中國文化的因子，也浸入了西方信仰的內容，文化諸要素所具有的獨特功能反映在生活習俗、思維模式、倫理道德、群體行爲等多個側面。
西方文化的傳播既是帶有韌性力量的浸入，又表現出文化傳播中的“涵化”功能。在長時間的天主教信仰的“涵化”和“濡化（ｅ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過程中（一種意識或無意識的制約作用），鄉村信徒獲得了一種文化的適應能力。因而作者在研究的過程中，注重探索草根社會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和理解，分析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農民兄弟的心理和心態，如對基督徒家族的研究，對社區禮儀、朝聖功能的探索，對山民們在生産勞動中所結成的人際關系網絡的分析，對他們的日常起居以及靈性生活的解讀，等等。作者是希望透過一粒小小的水珠來折射天主教這樣一種異質文化傳入中國鄉村的種種表現和特點，在理解農民、親近農民、描述農民的曆程中尋覓一種“活”的草根文化，以進一步凸顯中國鄉村研究的意義和價值。
曆史研究的基礎是翔實的文獻資料，這一點“磨盤山”沒有“蒙塔尤”幸運。法國著名曆史學家勒華拉杜裏在研究中，發現了主教雅克?富尼埃在宗教裁判所辦案時的調查記錄，而這些文獻能夠保存下來，與雅克?富尼埃之後升任教宗有一定的關系。而關于磨盤山的信息散見于繁雜的中西文獻之中，且西文資料涉及的語種多樣，通過全書可以發現作者在收集曆史資料過程中的艱難，這裏不僅有中外檔案館珍藏的各類文獻，而且還有作者深入山區調查所發現的第一手原生態資料，如碑文、家譜、民歌、民謠、日記等，用曆史文獻和口述資料相互補充、相互印證，在大曆史的背景之下挖掘一個特定文化空間的真諦，力圖做到宏觀與微觀的結合，是該書的一個特色。
全書分爲兩大板塊：一是用曆史學的方法對社區曆史進行梳理和分析，二是把田野調查作爲中性的、漸進的認知過程，並綜合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民俗學、考古學等多學科方法，把一個鄉村社區的曆史全方位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近年來，已有學者提出把心態曆史作爲曆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在磨盤山中，讀者或許會發現，草根社會有草根社會的活法，他們有屬于自己的生活、思維和心態。
磨盤山是了解西方文化傳入中國鄉村社會之後，如何本地化（ｉ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的一扇窗口。這種跨學科的研究、多角度的切入，可以讓人們更加深刻地理解東方蒙塔尤的內涵和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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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年鑒學派第三代和中國史學——讀勒華拉杜裏的《蒙塔尤》有感

如果我們能從故紙堆中擡頭，把目光投向現實，走進一家書店，那麽，明眼人或許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國人所著的史書往往讓人“敬而遠之”，或者是“畏而遠之”，西方人的一些曆史著作卻總會有較好的銷量——《全球通史》與《萬曆十五年》即是例證。面對此情此景，國內史界在慨歎“門前冷落鞍馬稀”之余，在悲哀“史學饑餓”和“史學困惑”之際，是否要想想該有所改變了。在讀完勒華拉杜裏的《蒙塔尤》之後，筆者尤其強烈地感受到這一點，因爲這本書不唯是一部經典史學著作，而且也正是一本在西方流行一時的暢銷書，雖然它的暢銷甚至也出乎著作者的意料之外。
　　書作者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裏是法國年鑒學派第三代著名史學家。《蒙塔尤》于一九七五年于巴黎出版，其全稱卻是《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透過這個標題，讀者已可了解其研究之一斑。勒華拉杜裏對蒙塔尤這個小村莊的研究是根據主教雅克?富民埃——後來任教皇伯努瓦十二世——任帕米埃主教時的審判記錄而進行的。這個審判從1318年到1325年，共進行了370天，計578次審訊，總共涉及案件98個，有114人受到起訴或者追究，其中48人爲婦女。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在這些被追究者中絕大多數是普通百姓，如農民、工匠、小販等。第二，審訊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不僅可以反映當地居民的社會生活和物質生活，而且可以反映居民們的精神世界。但是，面對同樣一份記錄，並非每一個研究者都能挖掘其中蘊涵著豐富內容。在被發現的一個世紀以來，曾有不少學者了解這份記錄並利用它做了某些方面的研究，如德國的多林格爾，研究法國的教派與羅馬教皇的沖突以及宗教異端；法國研究中世紀的學者如夏爾‧莫裏尼埃、杜埃和維達爾等。然而，在所有這些作品中，沒有一部可以象《蒙塔尤》一樣取得那麽大的成功，産生那麽大的影響。這當然應歸功于勒華拉杜裏這位年鑒派第三代新史學家的學識和才能，特別由于他運用的方法得當。
　　 　　
一、 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入史

　　梁啓超曾經尖銳地指出中國的二十四史實際上是帝王的家譜而已。且不論在這批評中包含多少激進的成分，傳統史學在帝王將相、世家英雄的神話圈裏兜兜轉轉是毫無疑問的。新史學正是要粉碎這個神話——仿佛中世紀的思索者努力撥開籠罩在其頭頂的重重鉛幕，欲要窺探這個世界的真面目，它不再傾心于帝王將相的曆史，而更關注普普通通的人及其平平凡凡的日常生活。
　　蒙塔尤是一個小小山村，交通閉塞，遠離政治中心，遠離王權，注定不能發生驚天動地的事件。勒華拉杜裏曾經這樣說：“這個村子走過了漫長的歲月，卻沒有曆史，只有許許多多的故事，從建立村子直到當代的故事。”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些故事是微不足道的。雖然曆史匆匆而過，總是把它的桂冠戴在極少數的幾個前行者的頭頂，卻往往遺忘了在其身後還有無數湧動的人群——正是他們，無數不起眼的個體彙成一股巨流，真正推動著曆史向前，向前。勒華拉杜裏並沒有說過“人民群衆是曆史的創造者”這樣激昂的話，但其努力的方向無疑是大多數的民衆。他把蒙塔尤當作法國社會的一個基本細胞來解剖，他說：
　　“蒙塔尤是一灘臭氣撲鼻的污水中的一滴水珠。借助日益增多的資料，對于曆史來說，這滴水珠漸漸變成了一個小小的世界，在顯微鏡下，我們可以看到許許多多微生物在這滴水珠中遊動。”
　　此時此刻，誰能說一滴水珠不是一個小小世界呢？誰又能否定這滴水珠折射了一個更大的世界呢？相比照之下，國內史學界固然經常有動聽的口號來吹捧民衆，吹捧千千萬萬的農民，可是除卻錯誤年代的一廂情願，誰又曾見一部理性的《中國農民史》呢？沒有。我們的史學家多少還是耽溺于偉人的陰影之中，抱殘守缺，拉著傳統，他們可以給弱勢的大衆以知識分子出于道義的同情，卻從未嘗試著去理解他們，親近他們，描述他們。畢竟，兩者隔得太遠了，數千年造成的溝塹怎麽能在幾十年內輕易填平呢？
　　可是，《蒙塔尤》摒棄所謂正統的史料，摒棄俯視輕蔑和偏執，通過村民自己的資料來研究他們自己，還曆史一個真面，他做到了，他也成功了。我們呢？還要徘徊，還要猶豫不決嗎？
　　

二、 小處著手的微觀史

　　曆史是宏觀的，失卻了完整的全面的把握，曆史便成了撕裂的碎片，不可辨識，混亂一團。曆史又是微觀的，如果沒有感性的具體的東西，只有抽象出來的幾條史理，那麽曆史便不再是曆史，而淪爲了哲學，宛若凋盡了枝葉的枯樹，單調而不生動。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費爾巴哈》一文中即曾指出：
　　“人們爲了能夠創造曆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爲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以及其他東西……即使感性在聖布魯諾那裏被歸結爲象一根棍子那樣微不足道的東西，但它仍必須以生産這個棍子的活動爲前提。因此，任何曆史觀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須注意上述基本事實的全部意義和全部範圍，並給予應有的重視。”
　　勒華拉杜裏在《蒙塔尤》的第一部分，描述了當地的農牧業和作爲居民社會、宗教、文化、家庭生活基本單位的居所。第二部分是全書之重點，作者分析了當地居民的觀念、生活習慣、文化價值觀、道德判斷和社會行爲等。所有這一切，全是圍繞著法國曆史上一個人口只有200-250人的小山村短短30余年的歲月展開的。而這種邏輯安排，是否正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中的“物質決定意識”這一曆史唯物主義呢，答案是肯定的。（楨：？）
　　勒華拉杜裏通過對蒙塔尤貼近生活、具體細致的微觀描述，生動活潑地揭示了曆史真實的一面。加強了我們對某些曆史問題的看法，檢驗或糾正了我們舊有的曆史認識，同時也深化了我們的曆史理論。他在書中描述的“情婦爲情夫捉虱子，女仆爲主人捉虱子，女兒爲母親捉虱子”多少改變了我們從中學時代便已熟悉了的那個黑暗野蠻、空洞沈悶的中世紀，那個“熊與狼的時代”，那個“鷹與烏鴉相搏的時代”。不僅如此，十四世紀初法國南部山村的農民生活和心態也躍然紙上，這對了解當時這一地帶的農村生活及至其他地區的鄉村都是頗有價值的。
　　可以這麽說，《蒙塔尤》暢銷之最大原因就在于它的微觀研究，在所有“瑣碎”的描述背後，凸現著的正是曆史的生動和可愛，這無疑能夠招引起讀者濃厚的興致。國內史界的危機或許可以從中得到更大的啓示。當我們手擎著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卻恰恰忽視了微觀的物質的研究的時候，是否正走向馬克思主義的對立面，走向真理的背面——謬誤呢！（楨：？） 　　
　　
三、 曆史人類學和心態史的研究

　　曆史人類學和心態史是年鑒學派第三代大力提倡並身體力行的。年鑒派自1929年形成以來，經過第一代布洛克和費弗爾到第二代布羅代爾達到頂峰。從其創始人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克開始，便試圖創立一種研究人們心理、心態的曆史學方法，以便對曆史上的集體心理進行探討。到70、80年代，年鑒派及其代表的 新史學潮流，不僅在法國而且在西方不少國家都已占據史壇的主導地位，成爲史學的主流。布羅代爾聲望如此之大，以至人們往往一提及年鑒學派及新史學，便會想起這便是長時段、結構分析、包羅萬象的總體史。布羅代爾的長時段固然有助于揭示曆史長遠發展深層的結構和動因，但忽視短時段的結果必然使曆史上豐富的事件和人物的活動無從反映。這便成了“沒有人的曆史”，加上適合中長期的結構分析和計量分析方法，往往使曆史著作充滿了乏味的圖表和曲線，引不起讀者興趣。其“總體史”不僅很難做到，而且同樣也有缺乏事件和人物因而不能引人入勝的缺憾。
　　所以，作爲年鑒學派第三代代表人物的勒華拉杜裏揚棄了布羅代爾的史學方法。他選擇了蒙塔尤這個小山村僅僅30余年的曆史，對其中的人物進行心態分析。他運用審判記錄這份寶貴資料，不是爲了研究審判制度本身，也不是爲了弄清異教思想，而是要研究當時當地農民的心態。他要通過這些被審判的異教徒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
　　心態史的研究開拓了曆史研究的又一 寬闊領域。而這個領域，或許比起我們以往研究的東西更爲廣泛，也更爲接近曆史真相。打個比方說，我們以往的史學，主要關注大海中波瀾起伏的表層，而心態史學，則是要通過這個表層，潛入海底，看更本質的海底世界。
　　而這一點，恰恰是國史學界缺乏的。我們的曆史學家更習慣于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這種惰性同時也扼殺了更廣闊的曆史天地。要掙脫這種惰性，不僅僅是曆史學的問題，它還涉及到許多相關學科的建設，諸如社會學、心理學等等，以及加強各學科間的交流。
　　所幸，我們看到了國內史界的努力。《蒙塔尤》由商務印書館于1997年翻譯出版本身就是一個證明。已經有人在呼籲要眼睛朝下看，要看到占中國極大多數的農民的生活狀態和精神世界，要開辟更爲生動、更爲廣袤的曆史天地。這是希望，而交流、西方史潮的引入， 能刺激國內學術界，讓長久凝滯的空氣流動起來，只是，我們要做的還有太多太多，現在，才剛剛學步。
　　勒華拉杜裏沒有提到曆史唯物主義和曆史辯證法，沒有提到聯系的，整體的觀點，但在其《蒙塔尤》法文版的扉頁上曾引用印度《奧義書》中所說：
　　“孩子，通過一團泥便可以了解所有泥制品，其變化只是名稱而已，只有人們所稱的‘泥’是真實的；孩子，通過一塊銅可以了解所有銅器，其變化只是名稱而已，只有人們所稱的‘銅’是真實的；同樣，通過一個指甲刀可以了解所有鐵器，其變化只是名稱而已，而人們所稱的‘鐵’才是真實的，這便是我對你說的……”
　　這是否可以說是對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另一種詮釋呢。
　　勒華拉杜裏把這段話寫在了書的扉頁上，那麽，我們的曆史學家呢？走在曆史之路上，他們又應該把什麽扛在其肩上，勇敢地走向前呢？這幾乎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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