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年代》
霍布斯邦不愧是左派史家的高手，瞧下《革命的年代》（麥田，1997）貼文，將“雙元革命”寫的多有感情！
可也未免感性超過理性，不然怎會在合理化美化法國大革命的恐怖統治之餘，又弱化英國工業革命起因的合理性、並強化其負面性？
不然怎稱左史？再說右史不也有其立場！反正看誰的書暢銷。
以資本主義的暢銷論左史，也太荒謬反諷了吧！
不過，左邊大陸江蘇人民的簡字版訂價（20）、硬是不到右邊台灣麥田的繁字版（380）的1/4，這就很有左右之別的意義了。
《革命的年代》第二章 工業革命
讓我們從工業革命，也就是說，從英國談起。乍看之下，工業革命的起點令人捉摸不定。在1830年以前，人們肯定不曾明確無誤地感受到工業革命的影響，至少在英國以外的地區是如此。大約在1840年前後，它的影響可能也不太明顯，一直要到我們所論述的這段曆史的較晚時期，人們才實實在在感受到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影響。
文藝作品要到19世紀30年代才開始明顯地夢魂索繞于資本主義社會的興起，那是一個除了赤裸裸的金錢關系（該詞來自于卡萊爾［Carlyle〕）以外，所有的社會束縛都已打破的世界。巴爾紮克（Balzac）的《人間喜劇》（Comedie Humaine），這部資本主義興起時期最爲傑出的文學代表作，就是那個時代的産物。
大約到1840年，官方和非官方關于工業革命社會影響的作品才開始如溪流般湧現出來，在英國，有大量的藍皮書和調查統計資料，如維勒梅（Villerme）的《工人物質和精神狀況之概述》（Tableau del’etat Physique Moral des Ouviers），恩格斯（Engels）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在比利時有迪克珀蒂奧（Ducpetiaux）的作品；從德國到西班牙和美國，到處都有憤世嫉俗的批評家評論。無産階級這個工業革命的産兒和當時熱衷于社會運動的共産主義——《共産黨宣言》中的那個幽靈——也在19世紀40年代開始遊蕩于歐洲大陸。
工業革命一詞是英國和法國的社會主義者——他們本身也是前無古人的一群——在 19世紀20年代發明的，可能是從與法國那場政治革命的類比中引伸而來。工業革命這個名稱反映了它對歐洲大陸影響的相對落後。在英國，在工業革命一詞發明之前，工業革命已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
不論英國領先的原因是什么，它在科技方面並不占優勢。在自然科學方面，法國幾乎肯定走在英國之前。法國大革命相當大程度地加強了這種優勢，至少在數學和物理學方面是如此。因爲，在法國，科學受到革命的鼓勵，而在英國，反動派則懷疑科學。甚至在社會科學方面，英國人距離使經濟學成爲——並且基本保持爲— —盎格魯-撒克遜人顯學的優勢還遠得很呢。
不過在此時，工業革命的確使它們置身于毫無疑問的首要地位，18世紀80年代的經濟學家不僅喜歡讀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而且——或許比較有益——喜歡研究法國重農學派和國民所得會計學派，魁奈（Quesnay）、杜爾哥（Turgot）、尼摩爾公爵（Dupont de Nemours）、 拉瓦錫（Lavoisier），或許還能讀到一兩位意大利人的著作。法國有著比較獨到的發明，例如1804年的雅凱（Jacquard）紡織機，這架機器的裝置要比任何一架英國設計的機器複雜。法國也制造了較好的船只。日耳曼人擁有像普魯士礦業學校 （Berg akademie）那樣的技術培訓機構，在英國就沒有類似的機構。法國大革命創造了獨一無二、 給人深刻印象的巴黎綜合工科學校（Ecole Polytechnique）。
相較之下，英國的教育如同兒戲，盡管它的不足之處多少因要求嚴格的鄉村學校，以及具有嚴謹、激情和民主氣息、信奉加爾文教派（Calvinist）的蘇格蘭大學所抵消。這些學校把一大批才華出衆、勤奮刻苦、追求事業、具有理性精神的年輕人，源源不斷地送往南方，這些年輕人包括瓦特、特爾福德（Thomas Telford：英工程師）、麥克亞當（Loudon McAdam：蘇格蘭發明家）、穆勒（James Mill）等人。
牛津和劍橋是英國兩所僅有的大學，從學識上看，它們無足輕重，除了那些被排斥在（英國國教）教育體制之外的非國教異教徒們所建立的專科學校之外，這兩所大學和公立學校或文法學校一樣，毫無生氣可言。甚至希望自己兒子能接受教育的貴族家庭，也依賴私人教師或蘇格蘭的大學來完成學業。19世紀早期，教友派信徒蘭開斯特（Quaker Lancaster）（以及在他之後，他的國教派競爭對手）建立了一種自願式的大衆識字教育，這個教育系統在經曆了一番教派爭論之後，很偶然地永遠承擔起英國教育的重責大任，而在此之前，英國並沒有任何初等教育體系。社會恐懼阻礙了窮人的教育。
所幸的是，進行工業革命並不需要太多高深的學問。（“一方面，我們欣喜地 看到，英國人通過對古代作家的研究，爲他們的政治生活取得了巨大財富，不論他們如何從中賣弄學問，議會中的雄辯家們出于良好的目的，經常引用古人的語言，這種做法議會樂于接受，並且無法不對議會有所影響。另一方面，在這個國家裏，制造業已占據統治地位，從此以後，讓科學和工藝家喻戶曉，以促進人們對科學和藝的追求，這些需要顯而易見。但是，在年輕一代的教育課程中，人們幾乎不曾注意到缺少上述科目，這無法不令我們驚訝。同樣令人驚的是，那些缺乏任何正規 職業教育的人，其所取得的成就依然是那么巨大。”W．Wachsmuth，Europaeische Sittengeschichte5，2［L eipzig，1938年〕，p．736．）
工業革命的技術發明極爲平常，其技術要求絕不會超出在工廠學得豐富操作經驗的聰明工匠，或者說，絕不會超過木匠、磨坊制作匠和領匠的創造能力：如飛梭、珍妮紡紗機、騾紡織機。 即使從科技上看來最爲複雜的機器（1784年瓦特發明的旋轉式蒸汽機），其所需的物理水平也不會超過前此大半個世紀已經達到的程度——蒸汽機的完善理論直到19 世紀20年代才由法國人卡諾（Carnot）加以發展——並且可以在以往幾代人實際使用蒸汽機（主要在煤礦）的基礎上制造出來。假如條件適當，工業革命的技術革新（可能化學工業除外），實際上是水到渠成。
但這並不表示早期工業家通常對科學不感興趣，只一味尋求實際利益。 在當時，這種適當的條件在英國是明擺著的。在英國，人民有史以來第一次正 式審判並處死了國王，個人利益和經濟發展變成了政府政策的最高目的，這些都已是一個多世紀以前的事了。
出于實際的目的，英國已經找到了解決土地問題的革命性辦法，這是獨一無二的。相當一部分具有商業頭腦的地主幾乎已經取得了對土地的壟斷地位，這些土地由農場主人雇用無地或小土地持有者來耕作，農村大量古老的集體經濟殘余，仍需藉由《圈地法》（Encl osure Acts，1760－1830年）和私人交易加以掃除。
但是，我們已幾乎不能再以法國農民、德國農民或俄國農民那種意義上的農民來形容“英國農民”了。市場已經支配著農場，制造業早已滲透到非封建性的農村。農業已經做好了在工業化時代實現它的三個基本功能的准備：（一） 增加生産，提高生産率，以便養活迅速增長的非農業人口；（二）爲城市和工業提 供大量不斷增長的剩余勞動力；（三）提供一個累積資本的機制，把資本用于經濟 活動中較爲現代的部門。（另外還有兩個功能在英國可能不太重要，那就是在農業 人口中——通常占總人口的大部分——創造一個足夠大的市場；以及提供出口盈余， 以助于保證主要商品的進口。）
大量的社會管理資本已經被創造出來，它們是爲使整個經濟平穩前行所必須投人的昂貴基礎設施，尤其在船運、港口設施，以及道路和水路的改進方面更加明顯。政治已經適應利潤的需要。
商人的特殊需求可能會遭到其他既得利益團體的抵制，如我們將會看到的那樣，土地利益團體將在1795－1846年間豎立最後一道障礙，以阻止工業家前進。但是，從整體上看，金錢萬能已深入人心，工業家要想在社會的統治階層中掙得一席之地，其所必備的前提，就是要有足夠的金錢。
毫無疑問，商人正處在發達致富的過程中，因爲對大多數歐洲國家來說，18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是一個繁榮的時期，是一個經濟自由發展的時期，是伏爾泰 （Voltaire）《老實人》中的潘格羅斯（Dr．Pangloss）幸福樂觀主義的真實背景。
人們很可能認爲，這種受到輕微通貨膨脹推動的經濟發展，遲早會把某些國家推過區分前工業化經濟與工業化經濟的分水嶺。但是，問題並沒那么簡單。事實上，18 世紀大部分的工業發展並沒有立即，或者說並沒有在不遠的將來導致工業革命，即導致一個機械化“工廠制度”的産生。
這個制度反過來生産大量的産品並使成本迅速降低，它不再依賴于現有的需求，而是創造了自己的市場。（現代汽車工業就是這方面的最佳例子。並不是存在于19世紀90年代的汽車市場需求，創造了現代規模的汽車工業，而是制造廉價汽車的生産能力，創造了對汽車大規模的現代需求。）
例如建築貿易，以及在英國中部和約克郡（Yorkshire） 無數生産家用金屬制品——釘子、鐵鍋、刀具、剪刀等等 ——的小規模行業，在這一時期顯得蓬勃發展，但是，在其中發揮作用的總是現存的市場。在1850年，它們所生産的商品遠多于1750年，但生産方式本質上還是舊式的。當時經濟所需要的並不是隨便哪一種類型的發展，它所需要的是一種創造了曼徹斯特而不是伯明翰的特殊發展。
初始的工業革命是在某種特定的曆史條件下發生的，在這個條件下，經 濟發展是從無數個私人企業家和投資者紛繁複雜的決斷中出現的，每一個決策都根據那個時代的第一條聖訓，即賤買貴賣。他們是怎么發現最大的利潤來自于有組織的工業革命，而不是他們更爲熟悉（在以前也是更有利可圖）的經營活動？他們是怎么知道當時尚無人知曉的秘密：工業革命將創造一種空前的力量，加速擴大他們的市場？
倘若工業社會主要的社會基礎已經打好，就如18世紀晚期的英國幾乎肯定已經形成的那樣，它們仍需要具備兩個條件：第一，需要存在一個已經爲制造商提供了特殊報償的行業，如果需要的話，他可以通過簡便廉價的革新，迅速擴大他的産量；第二，需要有一個基本上爲某個生産國所壟斷的世界市場。（“購買力的擴大只是隨著人口和每人平均收入的增長，隨著運輸費用的下降，以及對貿易限制的消除而緩慢進行。但市場正在不斷擴大，而此時問題的關鍵在于某些大衆消費品的生産者能夠把握機遇，使他們的生産能持續、快速地發展。”）
上述考慮在某些方面適用于本書所述時期的所有國家。例如，在所有這些國家，工業成長的前導都是大衆消費品——主要（但不是絕對）是紡織品——的制造商，因爲這類商品的巨大市場已經存在，商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擴大生産的可能性。
但是，在別的方面，上述考慮只能適用于英國。因爲早期工業家面對的問題最爲艱難。一 旦英國開始實行工業化，其他國家就可以開始享受由原發性工業革命所推動的經濟迅速發展所帶來的好處。此外，英國的成功證明了工業化的成就，其他國家可以模仿英國的技術，引進英國的工業和資本。薩克森的紡織工業，由于自己無法創造發明， 有時它就在英國技工的指導下照搬英國人的發明。像科克裏爾（Cockerill） 這類對歐洲大陸感興趣的英國人，在比利時和德國各地自己設立工廠。1789－1848 年，英國的專家、蒸汽機、紡織機和投資，像潮水一般湧入歐洲和美國。英國本身享受不到這種好處。
但另一方面，英國擁有足夠強大的經濟和敢作敢爲的政府，可以從它的競爭者手中奪取市場。1793-1815年的戰爭，實際上是英法長達一個世紀決鬥的最後決定性階段，從某種程度上說，除了年輕的美利堅合衆國外，這場戰爭把所有的競爭對手從非歐洲人的世界中排擠了出去。而且，英國還擁有一個令人羨慕、適合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首開工業革命的行業，以及允許其與棉紡織業和殖民擴張相連結的經濟紐帶。
《革命的年代》第十六章 結語：邁向1848
那是一個登峰造極的時代。在這個講求計算的時代裏，人們企圖藉著統計數字記錄已知世界的所有情事，衆多的新統計簡報（約有50個這種類型的主要簡報在 1800－1848年之間發表，這還不包括政府的統計［人口普查、官方調查等等〕或充滿了統計表格的衆多新專業性或經濟學性雜志）能夠公正地總結說，每一個可量度的數據都比之前的任何時期更大（或更小）。
已知的、畫在地圖上的、而且彼此之 間互有聯系的世界面積比以往的任何時代都來得大，其相互之間的聯系更是令人無法想象的快速。世界人口比此前任何時候都多，在某些地區，甚至多到超出一切預料或以前根本不可能的程度。大城市以空前的速度持續增加。
工業生産達到了天文 數字：19世紀40年代，大約挖掘了6．4億噸的煤。只有更爲反常的國際貿易超越了工業生産的天文數字。國際貿易自1780年以來已增至四倍，其貿易額達到約8億英鎊，如果用比不上英鎊那樣穩固的貨幣單位來計算的話，數字還要大得多。
在此之前，科學從來沒有如此成功；知識從來沒有這般廣泛傳播。4000份以上的報紙爲世界各國公民提供訊息，每年光是在英國、法國、德國和美國出版的書籍數就達五位數之多。
人類每一年的發明都在攀登更爲令人眩目的高峰。當稱作煤氣廠的巨大實驗室，通過沒有盡頭的地下管道將煤氣輸送出來，開始照亮工廠（鮑爾頓和瓦特于1798年引進煤氣燈，曼徹斯特的“菲利普斯和李”棉紡廠自1805年起長 期使用1000個煤氣燈頭。），緊接著照亮歐洲的城市（倫敦自1807年起，都柏林自1818年起，巴黎自1819年起，甚至偏遠的悉尼也在1814年被煤氣燈照亮。）之時， 與這一成就比較起來， 阿爾岡燈（Argand lamp，1782－1884年）——它是自油燈和蠟燭發明以來第一個重大進步——在人造照明方面幾乎完全不具革命性作用了。而此時，電弧光燈也已開始爲人所知。
倫敦的惠斯頓（Wheatstone）教授已計劃用海底電報線聯系英、法兩國。才一年的時間（1845年），就已有4800萬乘客搭乘過英國的鐵路。男男女女已可以沿著大不列顛3000英裏（1846年，1850年前夕爲6000 余英裏）長的鐵道奔馳。在美國有9000英裏長的鐵道。定期的汽船航線早已將歐洲和美洲、歐洲和印度群島連接起來。
無疑，這些成就都有其陰暗面，盡管無法輕易從統計表格中歸納出來。人們如何以計量的方式來表達那些今天已很少有人會否認的事實，像是工業革命創造了人類曾居住過的最醜陋環境，例如曼徹斯特後街曾經曆過的邪惡腐臭與滿無廢氣；或是工業革命創造了最悲慘的世界，它將數量空前的男女趕出家園，使他們失去生命。
不過，盡管如此，我們仍然能夠原諒19世紀50年代進步旗手們的信心和決心：“商業可以自由地進行，一手引導文明，一手引導和平，以使人類更加幸福，更加聰慧，更加美好。”帕麥斯頓勳爵即使在最黯淡的1842年，仍繼續發表這種樂觀的言論：“先生，這是上帝的安排。”
無人能否認，當時存在著最爲令人震驚的貧困。許多人認爲，貧困甚至在加劇和深化之中。但是，若用估量工業和科學成就的空前標准來衡量，即使是最悲觀的理性觀察者仍能堅持說，在物質方面，它比過去任何時候，甚至比迄今尚未工業化的國家還糟嗎？他不能。說勞動貧民的物質情況比不上黑暗的過去，有時比記憶猶新的一些時期還要差，已是足夠嚴厲的譴責了。
進步的捍衛者試圖以下述論點來抵擋攻擊：這不是由新興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造成的，相反，而是由舊的封建主義、君主制度和貴族制度，在完善的自由企業之路上仍然設置的障礙造成的。
與此相反，新的社會主義者則認爲，它正是由該制度的運作造成的。 不過，兩方都同意，這是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痛苦。一些人認爲，它們將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之內得到克服，而另一些人則認爲不可能。不過，雙方都正確地相信，隨 著人類對自然力量的控制力日益加強，人類生活也將迎向物質改善的光明前景。
但是，當我們著手分析18世紀40年代世界的社會和政治結構時，我們卻把最精妙的那些部分留待有節制、有保留的評述。世界多數居民仍和以前一樣，還是農民，盡管某些地區，特別是英國，農業早已是少數人的職業，而城市人口已達超過農村人口的邊緣，如同1851年人口普查首次顯示的那樣。
奴隸也相對減少，因爲1815年 正式廢除了國際奴隸貿易；英國殖民地實際存在的奴隸制度已于1834年廢止；已獲放的西班牙和法國殖民地，奴隸制度則于法國大革命期間和之後被禁止。但是， 當西印度群島，除一些非英國人統治的地區外，現在都成爲法律上的自由農業區之時，奴隸的數量卻在巴西和美國南部這兩大殘存據點持續增長。這種增長受到工商 業快速進步的刺激，任何有關貨物和人力的限制都會遭到工商業的反對，官方的禁止反倒使奴隸貿易更爲有利可圖。1795年，在美國南部一個從事田間勞動的黑奴大 概叫價300美元，但是到了1860年，竟漲至1800美元；而美國的奴隸數量則從1792 年的70萬人，上升到1840年的250萬人，以及1850年的320萬人。他們仍然來自非洲，但是在擁有奴隸的地區，亦即在美國邊境州裏，奴隸出售的數量也在增加，他們被賣往迅速擴展的棉花種植區。
此外，原本便已存在的半奴隸制度也在不斷完善，例如將“契約勞工”從印度 出口到生産甘蔗的印度洋島嶼和西印度群島。
農奴制度或者農民的法律束縛，在歐洲的大部分地區都已廢除，盡管這對像西西裏或安達魯西亞這樣的傳統大莊園的農村窮苦人民來說，並無多大差別。
然而，在其主要的歐洲據點裏，農奴制度仍頑固地存在下來，盡管在最初的大量擴增之後，自1811年起，俄國的男性農奴數量已穩定保持在1000萬到1100萬之間，也就是說，相對衰落了。（在凱塞琳二世和保羅[Paul，1762－1801]統治時期，農奴制度的擴 展使男性農奴人數從約380萬增加到1811年的1400萬。 ）
不過，農奴制度的農業 （不同于奴隸農業）明顯在走下坡，其經濟弊端日益顯著，而且，尤其是自19世紀 40年代起，農民的反抗也日漸增強。最大規模的農奴起義可能要算1846年奧地利的利西亞農奴起義了，它是1848年普遍解放農奴的序曲。但是，甚至在俄國，1826 －1834年間便曾爆發了148次農民騷動， 1835－1844年間216次，1844－1854年間 348次，而在1861年農奴解放之前的最後幾年則達到最高潮，共計474次。
在社會金字塔的另一端，除了像法國這種發生了直接農民革命的國家外，土地貴族的地位也比想象中的可能變化要小一些。無疑，當時已出現像法國和美國之類的國家，該國最富有的人已不再是土地所有者了。（有些富人購買土地以作爲他們進入最高階層的標志，比如羅思柴爾德家族就是這樣。這種情況當然要除外。）但是，甚至在19世紀70年代的英國，最大量的財富集中當然仍是出現在貴族階層；而美國南部，在司各特、“騎士精神”、“浪漫”以及其他概念（這些概念對于他們所剝削的黑人奴隸和未受教育、自食其力的清教徒農夫們毫無意義）的鼓舞下，棉花種植者甚至爲他們自己創造了一個貴族社會的拙劣仿冒品。當然，在貴族制度的穩固之中，隱藏著一種變化：貴族的收入越來越依賴于他們所藐視的資産階級，依賴他們的工業、股票證券和房地産的發展。
當然，中産階級已迅速增加了，但即使如此，他們的數量並未達到壓倒性的多數。1801年，英國年收入150鎊以上的納稅人口約10萬人；在本書所論時期結束之際，則可能增加到約34萬人，也就是說，包括其龐大的家族成員在內，在2100萬總人口中占了150萬人（1851年）。（這類估計是主觀的，不過，假定每一個可劃歸 中産階級的家庭至少有一名仆人，那么1851年的67．4萬名女性“一般家仆”，則爲我們提供了一個超出中産階級最大戶數的數字。大約5萬名廚師，“女管家和女 仆的數量約與此相同”，則提供了最小的數目。）
自然，那些正在追趕中産階級生活標准和方式的人，其數量更是大得多了。但這些人並不是都非常富有，比較有把握的推測是，年收人5000英鎊以上的人數約爲4000人，包括貴族，這個數字與雇用 7579名私人馬車夫來裝點英國街道的雇主人數相去不遠。我們可以假定其他國家的 中産階級比例顯然不比英國高，事實上普遍還要低一些。
工人階級（包括新的工廠、礦山、鐵路等等方面的無産者）自然是以最快的速 率在增長。不過，除了英國，這種增長至多也只能以數十萬計，而不能以數百萬計。與世界總人口相比，工人階級在數量上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並且再一次除了英國和其他的一些小核心地區外，無論怎么說他們都是無組織的。然而，如我們已見到的 那樣，工人階級的政治重要性已經相當大了，與其人數或成就不成比例。
及至19世紀40年代，世界政治結構已經曆過極大的改變，不過無論如何，改變 的幅度還是趕不上樂觀的（或悲觀的）觀察家在1800年時所預期的。除了美洲大陸之外，君主制度仍然是統治國家的最普遍模式；甚至在美洲，面積最大的國家（巴西）仍是一個帝國，另有一個國家（墨西哥）至少在1822－1833年之問，曾在伊圖爾比德將軍（奧古斯丁一世）統治下，試用過帝國的名稱。的確，包括法國在內的一些歐洲王國，可以被形容爲君主立憲國家，但是除了集中于大西洋東緣的這類國家之外，專制君王仍在各處占有絕對優勢。
的確，到了19世紀40年代，革命孕育出 一些新國家：比利時、塞爾維亞、希臘，以及拉丁美洲諸國。雖然比利時是一個重要的工業強國（主要是因其追隨法國這個偉大鄰居的腳步所致），但是因革命建國的政權中，最重要的還是那個在1789年早已存在的美國。美國享有兩項巨大的有利條件：一是不存在任何能夠、或的確想要阻止其越過廣大內陸而向太平洋沿岸擴張 的強鄰或敵手——法國在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購買案》中，事實上已賣給美國一塊相當于美國當時面積的土地；二是其經濟發展以異乎尋常的速度向前飛躍。
巴西也分享了第一項有利條件，這個從葡萄牙手中和平分離出來的國家，避免了長達一代人的革命戰爭所帶給西屬美洲大部分地區的分裂命運；不過，它的資源和財富實際上依然未得到開發。
不過，政治仍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大約從1830以來，變化的動力明顯地增加了。1830年革命將溫和的自由中産階級憲法（反民主的，但同樣是反貴族的），引進了西歐的主要國家。這當中無疑意味著妥協，這是由于害怕爆發超出溫和中産階級願望的群衆革命。這些妥協使得政府當中的地主階級人數過多，比如英國；而新興階級，特別是最富生氣的工業中産階級，在政府中卻沒有代表性，比如法國。
然而，這些妥協仍然使政治天平決定性地傾向中産階級。1832年後，在一切具有分量的事情上，英國工業家都取得成功。爲了贏得《谷物法》的廢除，放棄功利主義所提出的更極端的共和主義和反教會提議，是非常值得的。毫無疑問，在西歐，中産階級自由主義（雖然不是民主激進主義）正處在上升階段。它的主要對手（在英國是保守黨人，在其他地區是普遍集合在天主教會周圍的那些集團）則處于守勢，並深刻體認到這一點。
但是，甚至激進的民主制度也未曾取得重大進展。經過50年的猶豫和敵視之後，西部拓荒者和農民的壓力終于在傑克遜總統在位時（1829－1837年），使民主在美國確立了。這大致是在歐洲革命重新獲得其動能的同時。就在本書所論時期行將結束之際（1847年），瑞士激進派與天主教徒之間的一場內戰，把民主帶給了這個國家。
但是，在溫和的中産階級自由派當中，很少有人會認爲，這樣一種主要由左翼革命派把持，並且看起來至多也只適合于那些山區或平原的粗俗小生産者的政府制度，有一天會成爲資本主義的典型政治結構，並且保護他們去反對那些在19世紀40 年代曾擁護過這項制度的人們所發起的新攻擊。
只有在國際政治中，才有一場明顯是總體而且實際的無限革命。19世紀40年代的世界，是由歐洲的政治和經濟列強，加上正在發展中的美國全權支配的。1839－1842年的鴉片戰爭，證明惟一尚存的非歐洲大國中華帝國，已無力招架西方的軍事和經濟侵略。看起來，自此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擋帶著貿易和《聖經》隨行的少數西軍隊了。而且，在西方主宰世界的大潮流中，由于英國擁有比其他西方國家更多 的炮艦、貿易和《聖經》，遂順理成章地榮登霸王寶座。英國的霸王地位是如此絕對，以至于其運作幾乎不需要政治控制。
除了英國之外，其他殖民強國都已衰退，因此英國也就沒有任何敵手。法蘭西帝國已縮減到只控有少數分散的島嶼和貿易據點，盡管它正著手跨越地中海，以圖恢複它在阿爾及利亞的地位。印度尼西亞已處于英國新貿易集散地新加坡的監視之下，因此在印度尼西亞恢複統治的荷蘭人，已不再與英國競爭；西班牙人保住了古巴、菲律賓群島以及對于非洲領土的模糊權力；葡萄牙殖民地則完全被遺忘了。
英國貿易支配著獨立的阿根廷、巴西和美國南部，同時也支配著西班牙殖民地、古巴或英國在印度的殖民地。英國人的投資在美國北 部，事實上是在世界各個經濟增長地區，都有其強大的影響力。有史以來，從未有過一個大國像19世紀中期的大英帝國那樣，行使過世界霸權，因爲曆史上最強大的帝國或霸權國家，都只是區域性的，如中華帝國、阿拉伯帝國和羅馬帝國。自那以後，沒有任何單一大國成功地再建過一個可與之相匹敵的霸權，而且實際上在可預見的未來，也絕沒有任何國家能夠這樣做，因爲再也沒有任何大國可以聲稱自己擁有“世界工廠”這種獨一無二的地位。
不過，英國在未來的衰落已經明顯可見。像托克維爾和哈克斯特豪森這類聰明的觀察家，甚至早在19世紀30和40年代就已預言，美國和俄國的巨大版圖和潛在資源，終究將使他們成爲這個世界的兩大巨人；在歐洲境內，德國（如恩格斯于1844年所預言的那樣）也將很快就會在同等的條件下進行競爭。只有法國已決定性地跌下國際霸權的角逐臺，盡管這一點尚未明顯到讓多疑的英國和其他國家政治家放心的地步。
簡而言之，19世紀40年代的世界已失去了平衡。在過去半個世紀所釋放出來的經濟、技術和社會變化的力量，是史無前例的，並且，甚至對最膚淺的觀察者來說，都是不可抗拒的。不過，另一方面，它們的制度性成果仍相當微小。如同英國必然 不能永遠是惟一的工業化國家一樣，或遲或早，合法的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除了尚未被新經濟觸及的偏遠地區之外）也必然要消失。在強大的資産階級正在發展的任何國家裏面，貴族地主和專制君主的退卻都是不可避免的，無論他們以什么樣的政治妥協方案來企圖保留其地位、影響，甚至政治權勢。
更有甚者，法國大革命的偉大遺産之一，即不斷灌輸給群衆的政治意識和持續不斷的政治活動，意味著這些群衆遲早必定會在政治中發揮重要的作用。1830年以後，社會變動的顯著加快，以及世界革命的複興，明白揭示了變革（無論其精確的制度性本質爲何）已無法避免，且無可推延。（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當時普遍被認爲是必然會發生的所有變革都有必要發生，例如，自由貿易、和平和代議政體的普遍勝利，或是君主及羅馬天主 教會的消逝。）
上述種種，已足以給19世紀40年代的人們一種變革迫在眉睫的意識。但這還不足以解釋何以整個歐洲都感覺到一場社會革命已蓄勢待發。值得注意的是，變革就在眼前的迫切感，並不限于已對其進行了詳盡表達的革命者，也不限于懼怕貧民群 衆的統治階級。窮人自己也感受到變革即將來臨。人民中的識字階層曾表達了這種感覺。
在1847年的饑荒期間，美國領事從阿姆斯特丹報告了途經荷蘭的德國移民的情緒，他寫道：“所有消息靈通之人都表達了這樣一種信念：眼下的危機是如此深 刻地交織在當前的事件之中，‘這’一定就是那場偉大革命的開始，那場他們認爲遲早會瓦解現存事物與法則的偉大革命。” 迫切感的根源在于舊社會留下的危機看來恰好與一次新社會的危機重合。
回顧19世紀40年代，人們很容易把預見資本主義最終危機將近的社會主義者，視爲一批錯把希望當作現實的夢想家。因爲事實上接著發生的，不是資本主義的崩潰，而是它最迅速而且無可抗拒的擴張時期。
然而，在19世紀30和40年代，下列事實卻仍相當模糊：新經濟終將能夠克服它的困難，即那種隨著它以越來越革命的方式生産越 來越大量的貨物之能力的增加而增加的困難。資本主義的理論家被一種“靜止狀態” 的前景所困擾：他們（不像18世紀或之後的那些理論家）相信，那種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即將枯竭，而且這不僅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對于資本主義的未來，其捍衛者持兩種態度。那些即將成爲高級財政和重工業首領的法國人（聖西門主義者），在19世紀30年代，對于工業社會贏得勝利的最佳路徑究竟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這一問題仍無定見。
像格裏利（Horace Greeley，“年輕人，到西部去吧”是他的 名言）這樣的美國人，在19世紀40年代卻是烏托邦社會主義的信仰者。他們建立了 傅立葉主義的“法倫斯泰爾”，並在理論上闡釋了其優點。這些法倫斯泰爾是類似以色列集體農業屯墾區（kibbutz）與今天被認定的“美國風格”十分不配。商人們自己都絕望了。
于今回顧，我們可能無法理解，像布賴特和成功的蘭開夏棉紡主人那樣的教友派實業家，在他們擴張的最有生氣的階段當中，竟會爲了廢除關稅一事，准備以一種普遍的政治封鎖將他們的國家投入動亂、饑餓和騷動之中。
然而，在可怕的1841－1842年間，對于有思想的資本家來說，工業發展所面臨的不僅是麻煩和損失，還有普遍的窒息，除非能立即清除其進一步擴張的障礙。對于廣大的一般人民來說，問題甚至更加簡單。如我們已見到的那樣，在西歐和中歐的大城市和工廠地區，他們的狀況必然會將他們推向社會革命。他們對他們生活于其中的那個苦難世界裏的富人和權貴的仇恨，以及他們對一個美麗新世界的夢想，給了他們絕望的眼睛一個目標，即使他們之中只有少數人（主要在英國和法國）看得到那個目標。利于進行集體活動的組織賦予他們力量。法國大革命的偉大覺醒教導他們，普通人不必對不公正逆來順受：“在此之前，這些國家一無所知，而其人民則認爲國王是世間的上帝，他們一定會說，不管國王做什么都是對的。經過現在這場變化，統治人民將會更困難了。”
這就是遊蕩于歐洲的“共産主義幽靈”，這反映了對“無産階級”的恐懼。這種恐懼不僅影響了蘭開複或法國北部的工廠主人，也影響了農業德國的政府文官、 羅馬的僧侶和各地的教授。這是罪有應得的。因爲，在1848年頭幾個月爆發的這場革命，並不僅是在它涉及動員了所有社會階層這一意義上才是一場社會革命。在中西歐的大城市，特別是首都當中，它是一場名副其實的勞動貧民起義。他們的力量，而且差不多就僅是他們的力量，將把從意大利巴勒摩到俄國邊界的舊制度推倒在地。
當塵埃在其廢墟上落定之時，人們發現，工人們（在法國實際上是社會主義工人） 正站立其上，他們不僅要求面包和就業，而且還要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和社會。
當窮苦的勞動者奮起之時，歐洲舊制度的虛弱與無能，增加了富人和權貴世界 的內在危機。對他們來說，這並不是個美妙的時刻。如這些危機換個時間出現，或在允許統治階級內部不同派別和平調整其爭端的體制下出現的話，他們導致革命的可能性，恐怕比不上18世紀俄國宮廷常年不斷的爭吵導致沙皇制度沒落的可能性。
例如，在英國和比利時，農業家與工業家之間，及其各自的內部派別之間，都有大的沖突存在。 但是，顯然可以理解的是，18 30－1832年的變革已以有利于工業家的結果決定了權力問題；否則，只有冒險革命才能將政治現狀加以凍結，然而，革命卻是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加以避免的。
正因爲如此，所以主張自由貿易的英國工業家和農業保護主義者之間有關《谷物法》的尖銳鬥爭，居然能在憲章派的騷動中展開並取得成果（1846年），而且一刻也未曾危及到所有統治階級對抗普選威脅的團結性。
在比利時，雖然自由主義者于1847年的選舉中戰勝天主教徒，使工業家脫 離潛在的革命者行列， 而1848年經審慎判斷的選舉改革，一舉將選民增加了一倍 （在400萬人口中，選民仍不多于8萬人），多少消除了下層中産階級核心人士的不滿。因此比利時沒有爆發1848年革命，盡管以實際遭受的苦難而論，比利時（或者不如說佛蘭德斯）可能比除愛爾蘭之外的西歐地區都要糟。
但是，專制主義的歐洲，是由1815年的頑固政體所主導，該體制旨在杜絕任何具有自由主義或民族主義性質的變革，甚至對最溫和的反對派，該體制也未留下除了承認現狀或進行革命之外的其他選擇。
他們可能不准備自己起來反叛，但是，除非發動一場不可逆轉的社會革命，並且除非有人起來進行這樣的革命，他們也將一無所獲。
1815年的政權遲早得讓路。他們自己知道這一點。“曆史反對他們”的意識削弱了他們的抵抗意志，正如曆史的確是在反對他們這一事實削弱了他們抵抗的能力一樣。在1848年，革命（常常是國外的革命）的第一陣輕煙就把他們吹跑了。不過，至少得有這一陣輕煙，否則他們是不會走開的。
與英、比相反的是，在這類國家當中，即使是較小的摩擦（統治者與普魯士和匈牙利議會的爭執；1846選舉出一位“自由主義”教皇，即一位急于把教皇國帶到離19世紀稍微近一點的教皇； 對巴伐利亞的一位王室女主人的怨恨等等。），也都會釀成重大的政治震蕩。
理論上，路易‧菲力普的法國應該有著英國、比利時、荷蘭以及丹麥和斯堪的納維亞人的政治靈活性才是。但是，事實上它卻沒有。因爲，法國統治階級（銀行家、金融家以及一兩個大工業家）僅代表了中産階級利益的一部分，而且是其經濟政策爲更有活力的工業家以及不同利益集團所討厭的那部分；此外，對1789年革命的記憶，仍然阻礙著改革。因爲，反對勢力不僅有不滿的中産階級，而且還有政治上起決定作用的下層中産階級，尤其是巴黎的下層中産階級。（盡管選舉權受到限制，他們仍在1846年投票反對政府。）擴大選舉權可能因此而引入潛在的雅各賓黨人，亦即激進派，這些人除非被正式加以禁止，否則一定會變成共和分子。
路易‧菲力普的總理兼曆史學家基佐，因此傾向于將擴大政權之社會基礎的任務留給經濟發展來承擔。因爲經濟發展將自動增加具有進人政界財産資格的公民數量。事實上正是如此。選民從1831年的16.6萬人上升到1846年的24.1萬人。不過，這還不夠。
對雅各賓共和的恐懼使法國政治結構無比僵化，而且使法國政治形勢日趨緊張。在英國，于宴會之後舉辦一場公共政治講演——就像法國反對派在1847年所舉行的那樣——絕對不會引起任何問題。但是在法國，它就代表著革命的序幕。
如同歐洲統治階級的其他政治危機一樣，1848年革命與一項社會災難同時發生，即自19世紀40年代中期開始橫掃歐洲大陸的大蕭條。歉收，尤其是馬鈴薯歉收引人注目。愛爾蘭和程度上較輕的威斯特利西亞和佛蘭德斯的所有人口都在挨餓（在佛蘭德斯的亞麻種植地區，1846－1848年之間，人口下降了5％。），食品價格飛漲。
工業蕭條使失業加劇，大批城市勞動貧民恰好在其生活費用飛漲之時，被奪去了他們微薄的收入。不同國家與國內不同地區之間的形勢都有所不同，但是，對于當時政權有幸的是，諸如愛爾蘭人和佛蘭德斯人或一些地方工廠工人這樣最悲慘的人，在政治上也是最不成熟的。例如，法國北部地區的棉紡工人將他們的絕望發泄在湧入法國北部同樣絕望的比利時移民身上，而不是發泄在政府甚至老板身上。而在最工業化的國家當中，不滿情緒的鋒芒早已被19世紀40年代工業和鐵路建設的大繁榮所磨滅。1846－1848年是個壞年頭，但還沒壞到1841－1842年那種程度，而且，它們只是在現已清晰可見的經濟繁榮曲線上的暫時下滑而已。不過，如果把中歐和西 歐當做一個整體，1846－1848年的大災難則是普遍性的，而總是處在生存邊緣的群衆，他們的情緒則是緊張而激動的。
一場歐洲的經濟災難就這樣與舊政權的顯然瓦解同時發生。1846年加利西亞的 一場農民起義；同年一位“自由主義”教皇的當選；1847年末，一場由瑞士激進派 打敗天主教徒的內戰；1848年初在巴勒摩發生的西西裏自治起義，上述事件都不是 大風中飄動的草，而是狂風的最初怒吼。每個人都知道這一點。很少有革命像這場革命那樣被普遍預見到，盡管並不一定正確預見到在哪些國家或哪些日期發生。整 個歐洲大陸都在等待著，他們已准備就緒，可立即將革命的消息藉由電報從城市傳向城市。1831年，雨果寫道，他早已聽到了“革命沈悶的轟響，仍然在地層深處， 正在歐洲的每一個王國底下，沿著其地下坑道，從礦場的中心豎井——巴黎——向 外湧出”。1847年，革命之聲高亢而逼近。1848年，正式引爆。
http://www.shuku.net/novels/history/gmdndai/gmdndai.html
2011年到達尾聲，這一年必定會在歷史上留下顯著的軌跡，著名的歷史學家（霍布斯邦）觀察從年頭到年尾，在全世界發生的群眾運動，他發現，這個時代，引領示威風潮的不再是工人，而是中產階級。
政治篇章以阿拉伯世界為重心的這一年即將結束，（霍布斯邦）說他非常欣喜的再一次見證到，街頭運動依然有能力扳倒國家機器。
（霍布斯邦）是英國少數幾個著作能夠登上暢銷排行榜的歷史學家，他是猶太人，生於埃及，兩歲的時候，一家人搬到歐洲，1948年他出版第一本書，目前為止已經有三十多本著作。
這一生很長的一段時間，他都活在革命的幽暗和光亮中。他在1917年出生，出生後幾個月，就發生了俄羅斯革命，成年後，他大半的歲月，都是共產黨員，他同時也是一個有創見、深具影響力的作家和思想家。他研究革命，有時也鼓吹革命性的改變。雖然已經九十好幾，他對政治的熱情不減，這份狂熱，不只反應在他最新著作的書名上（如何改變世界），也反應在他對阿拉伯之春民主運動的高度關注上。
最近，他在接受BBC專訪的時候說，今年發生在阿拉伯世界的民主運動，令他興奮也讓他欣慰。他說想要一場革命，這是最起碼該有的樣子，至少頭幾天，大家該走上街頭，為他們認為對的事，一起站出來，就算心裡明白這可能持續不了多久。
（霍布斯邦）把今年的阿拉伯之春和將近兩個世紀前的歐洲革命浪潮相互比擬，1848年，法國的人民起義，在義大利、德意志、奧地利以及其它地區，掀起風潮，從一個國家開始的革命，短短時間內，就蔓延到整個大陸。對於那些曾經聚集在開羅解放廣場，為埃及民主抗爭，現在卻擔心革命的成果可能化為烏有的群眾，（霍布斯邦）覺得他們不需要太悲觀，他說，1848年過後兩年，看起來，革命好像是白忙了一場，可是把時間拉長，大家就明白革命並沒有失敗，歐洲在自由與民主上，出現了長足的進展，透過長時間的累積，一點一滴的進步，形成了很大的改變，只是這個改變不是以革命的形式來實現。
對於阿拉伯之春民主運動，（霍布斯邦）說，除了突尼西亞以外，其他阿拉伯國家應該不太可能落實自由民主或是發展出類似歐洲的代議式政府。他說，大家沒注意到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差異，它們或許都在發生革命，但是卻是不一樣的革命，它們的共通之處是對當權者的不滿以及動員起來的群眾類型，也就是一群現代化的中產階級，特別是年輕人，當然科技也在現在的群眾運動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透過社群網站的連繫，群眾串連與動員，變得更加容易。這不只顯現在阿拉伯世界的民主示威中，也在佔領華爾街運動裡，獲得印證，佔領華爾街的群眾運動，也同樣吸引到（霍布斯邦）的注意，他帶著一點欽佩，觀察著這場社會革命，他認為，這項運動的起點可以追溯到歐巴馬的競選活動，他成功的動員了對政治原本冷感的年輕族群，在這當中，網路發揮了相當大的力量。
佔領華爾街運動儘管號稱代表社會上百分之99的人，它的某些訴求也確實引發公眾迴響。但是它的抗爭場面，多數都沒有達到大家認知的群眾運動規模。
從2011年的群眾運動中，（霍布斯邦）發現，這個時代最有效的群眾運動比較容易發生在以新的、接受過現代化科技洗禮的中產階級為根基，最好是擁有廣大年輕人和學生的社會。
（霍布斯邦）並不認為阿拉伯之春民主運動，會更進一步向全世界蔓延，或者是掀起更大範圍的革命風潮，比較可能的發展是類似於1980年代南韓漸進式的民主轉型。
不過，他比較擔心的是，革命到最後，產生出的集體意識型態，已然背離了革命的動機，這在透過伊斯蘭政治語言催生的第一場革命、也就是1979年伊朗大革命發生過，（霍布斯邦）雖然為阿拉伯世界這波民主浪潮欣喜，卻也不由得對它可能步上伊朗後塵，而感到憂慮。
（另參本館：《革命的年代》伊斯蘭革命 ） 2012-01-01 10:27:57
《革命的年代》第四章 戰爭
從1792年到1815年，歐洲的戰事幾乎連綿不斷，而且與歐洲大陸以外的戰爭相結合或同時發生。先是發生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西印度群島、地中海東岸和印度，接著是偶然于境外爆發的海戰，然後是1812－1814年的英美戰爭。在這些戰爭中，勝利和失敗的後果都很重大，因爲它們改變了世界地圖。所以，我們應當首先研究這些戰爭、戰爭的實際過程以及由此而來的軍事動員和戰役；但我們也必須注意不那么具體實在的問題，即戰時政治經濟措施的面貌如何？ 兩種極不相同的交戰者在這20余年相互對峙，他們的實力和制度都極不相同。 作爲一個國家，法國爲了自身的利益願望而與其他國家對抗（或結盟），但另一方面，作爲革命的化身，法國又呼籲世界各國人民推翻暴政、爭取自由，于是保守和反動的勢力都一致反對它。
無疑，經過革命最初的天啓年代之後，對抗兩邊的差異性逐漸減小了。到拿破侖統治末期，帝國主義征服和剝削的因素已壓倒了解放的因素。每當法國軍隊打敗、占領或兼並了一些國家，國際戰爭與國際內戰（在每一個國家之內則是國內內戰）的混淆情況便可減少一些。反之，反革命強權則順應了法國許多革命成就的不可逆轉性，因此願意談判（帶有一些保留）和平條件，但這種談判是像正常行使職能的強國之間的談判，而不像光明與黑暗之間的談判。反革命強權甚至在拿破侖失敗的最初幾周內，就准備重新吸納法國爲同盟、對抗聯盟、恫嚇、威脅和戰爭等傳統遊戲中的平等夥伴，在這些遊戲中，外交活動調節著主要國家之間的關系。雖然如此，但戰爭作爲國家之間和社會制度之間沖突的雙重性質依然存在。
一般來說，交戰雙方的陣營是很不平等的。除法國本身以外，只有一個重要國家因其革命的起源和對《人權宣言》的贊賞，使其在思想上傾向法國一邊，那就是美國。事實上，美國的確倒向法國那邊，並且至少有一次（1812－1814年）進行了戰爭，即或未與法國人結盟，美國至少也是反對彼此共同的敵人——英國。但是，美國在大部分時間都保持了中立，而她與英國的摩擦也不需要意識形態上的解釋。至于其他的盟友，法國意識形態方面的盟友，是其他國家的政黨和輿論流派，而不是國家權力本身。
從非常廣泛的意義上來說，實際上每一個受過教育、有才能、具有開明思想的人都同情法國大革命，至少在雅各賓專政以前是如此，而且通常持續得更久（直到拿破侖稱帝以後，貝多芬才將獻給他的《英雄交響曲》收回）。最初支持大革命的歐洲天才異士者名單，只有20世紀30年代對西班牙共和國類似的、幾乎是普遍的同情可以與之媲美。
在英國，有詩人華滋華斯（Wordsworth）、布萊克（Blake）、柯爾律治（Coleridge）、彭斯（Robert Burns）、騷塞（Southey），有化學家普 裏斯特利和幾個伯明翰新月學會的傑出科學家（瓦特的兒子親身前往法國，令他父親大爲驚異），有像冶鐵業者威爾金森（Wilkinson）和工程師特爾福德那樣的工藝學家和工業家，以及一般輝格黨（Whig）和非國教知識分子。
在德國，有哲學家康德、赫爾德（Herder）、 費希特（Fichte）、 謝林（Schelling）和黑格爾（Hegel），詩人席勒（Schiller）、荷爾德林（Holderlin）、維蘭德（Wieland） 和年老的克洛普施托克（Klopstock），以及音樂家貝多芬。
在瑞士有教育家裴斯泰洛齊（Pestalozzi）、心理學家拉瓦特（Lavater）和畫家富斯利（Fussli）。
在意大利，實際上所有反教會的輿論界人士都支持法國大革命。
可是，盡管大革命因得到這些知識界人士的支持而陶醉，並授予傑出的外國同情者和那些據信是支持其原則的人法國榮譽公民的稱號，以表示敬意，但無論是貝多芬還是彭斯，他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沒有太大的重要性。（獲此榮譽稱號的有：英國的普裏斯特利、邊沁、 威爾伯福斯［Wilberforce］、克拉克森〔Clarkson：反奴鼓動家〕、麥金托什［James Mackintosh］和威廉斯[David Williams]；德國的克洛普施托克、席勒、坎姆佩〔Campe〕和克羅茨〔Cloots〕；瑞士的裴斯泰洛齊；波蘭的柯斯丘什科[Kosziusko]；意大利的戈拉尼［Corani］；尼德蘭的德保［Cornelius de Pauw〕； 美國的華盛頓[Washington] 、漢密爾頓[Hamilton]、麥迪遜〔Madison〕、潘恩和巴羅［Joel Barlow〕。但這些人並不全是法國大革命的同情者。）
第五章 和平
在避免全面戰爭這個問題上，他們的成就相當不凡。從拿破侖失敗到克裏米亞戰爭（Crimean War， 1854－1856年）之間，歐洲實際上既沒有全面戰爭，也沒有在戰場上發生一個大國與另一大國的任何沖突。的確，除克裏米亞戰爭外，在1815－1914年之間，沒有任何戰爭同時牽涉到兩個以上的大國。20世紀的人民應當可以體認到此一成就的重大。而當時國際舞臺的不平靜以及沖突誘因的層出不窮，更教這樣的成就令人難以忘懷。
革命運動（我們將在第六章加以分析）一次又一次地 毀了得來不易的國際穩定：在19世紀20年代的南歐、巴爾幹半島和拉丁美洲，1830年的西歐（尤其是比利 時），以及1848年革命前夕的全歐。而內有分崩瓦解的危機，外有強國——主要是英、俄，其次是法國——覬覦的威脅，土耳其帝國的衰落，使所謂的“東方問題”（Eastern Question）成爲一個持久的危機根源：19世紀20年代爆發于希臘，19世紀30年代引燃于埃及。盡管它在1839－1841年一場特別尖銳的沖突後，暫時被平息下去，但仍像以前一樣具有潛在的爆炸性。英、俄兩國爲了近東和亞洲兩大帝國間的未被征服土地而關系交惡。法國則十分不甘于比它1815年前微弱甚多的地位。
不過盡管有這許許多多的陷阱和旋渦，外交之船仍然航行在艱難的水道上，並沒有發生碰撞。
我們這一代人，在國際外交的基本任務上，即避免全面戰爭之上，有著如此顯著的失敗，因而，我們傾向于用他們的直接後繼者不曾感知的敬重，來回顧那些政治家及1815－1848年的外交方法。
1814－1835年間主管法國外交政策的塔列朗 （Talleyrand） ， 迄今仍是法國外交家的典範。 而英國外相卡斯爾雷（Castlereagh）、 坎寧（George Canning） 和帕麥斯頓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 ——他們分別主掌1812－1822年。1822－1827年和1830－18 52年所有非托利黨（Tory）執政期間的外交政策——更已成爲令人仰歎緬懷的外交巨人。
從拿破侖戰敗便出任奧地利首相，直到1848年垮臺爲止的梅特涅（Metternich）親王，在今天通常不會只被當作是一個反對改革的強硬敵手，而更常被視爲一個維持穩定的明智之士，這和以往的看法是不同的。然而，即便以信任的眼光也不能說明在亞曆山大一世（1801－1825）和尼古拉一世（1825－1855）統治下的俄國。這個時期相對說來不那么重要的普魯士外交大臣，是值得加以理想化的。
在某種意義上，上述的贊譽是合理的。拿破侖戰爭之後的歐洲安排，絕不比任何其他決定更公正、更道德；但是，以其制定者完全反自由主義和反民族主義（即反革命）的目標來看，這種安排既現實又合理。他們不曾試圖將全面勝利加諸法國身上，以挑起法國人投入一場新的雅各賓主義。戰敗國的邊界得到了比1789年還要好的保護，金錢賠款並不太高，外國軍隊占領極爲短暫，而到1818年，法國再次被承認爲“歐洲協調” （Concert of Europe）組織的正式成員。（若非1815年拿破侖失敗的複辟舉動，這些條款甚至會更爲溫和。）波旁家族複辟了，但可以理解的是，他們必須向其臣民的危險精神作出讓步。大革命的重大變革被接受承認，而且那個富有煽動性的憲法機制，也在複辟專制君主路易十八“慷慨賜予”的一個憲章 幌子下——盡管自然極爲有限——留給了他的臣民。
歐洲地圖的重劃，既沒有考慮各國人民的願望，也沒有顧及曾被法國人在不同時候趕下臺的王公權利，但卻相當關注從戰爭中崛起的五大列強的平衡：它們分別 是俄國、英國、法國、奧地利和普魯士。而其中只有前三者才真正算數。英國對歐洲大陸沒有領土野心，它在意的是控制或保護在航海和商業上的一些重要據點。
與霍布斯邦談共產主義2012-11-11 中國時報 【江靜玲】
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今年十月一日在倫敦辭世，台灣媒體對這位為西方媒體定位為二十世紀最偉大史學家之一的英國左翼史學大師過世的報導幾乎是零。所幸後來朱雲漢、周平、陳文茜、傅建中等人陸續撰文悼念了這位史學大師。
派駐倫敦這些年，因為工作關係，我很幸運的有機會在廿一世紀前夕、廿世紀僅剩下最後兩個月時，坐在霍布斯邦位於倫敦西北鄰近漢普斯特德山丘的家中專訪這位當代歷史學家。那次訪問，比預定時間要長許多，與其說專訪，倒比較像是在英倫金黃色的秋陽午後，啜著午茶，聆聽一堂難忘的歷史課。
猶太裔的霍布斯邦十四歲參加共產黨，十六歲跟著叔父逃避納粹，從柏林輾轉到倫敦，在劍橋大學完成歷史學業後一直在倫敦的柏貝克大學任教，終其一生都是一位共產主義者，即使在一九九一年英國共產黨解散後，他仍堅持自己是一名獨立共產黨員，「那是我的少年夢，我想保留著它。」
中共十八大本週在北京揭幕，當年訪談中，霍布斯邦有關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有成為世界強權潛能的講述分析，再次在我腦海中迴盪，昨日重看訪談筆記，益發懷念並佩服這位史學大師。
做為一名資深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霍布斯邦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對共產主義者的一項重要承諾，尤其是對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但是，在所謂的「後共產主義」時代，霍布斯邦指出，「我們必需把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與對過去和當今世局的了解區隔開來。」
霍布斯邦說他自己以馬克思主義做為研究歷史主軸，是否可取，見仁見智。但他不否認，馬克思主義與現今局勢發展不同，對人類當前的生活也未必全然有利或有效，「好比經濟，便是最明顯的例子。」
深信在歷史的長河中，「馬克思是個好人」的霍布斯邦，在那次訪談中，令我最感到震撼的是親耳聽到這位左派大師說，「共產主義運動在廿世紀已經證明失敗。」他指出，在廿世紀中，俄共垮台，歐洲共產國家也瓦解了，中國共產黨已走上另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與中國共產黨政府建立之初的政策大不相同，「因此，我不相信這個企圖改變社會的運動是成功的。」但是，霍布斯邦對此解析又十分清楚，他把以「工人運動」和「解放運動」為根源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失敗與共產主義執政質變聯在一起，「當『共產主義』演變成為『政府』的那一刻開始，共產主義已完全變質了。」
霍布斯邦早已預言，中國具有成為世界強權的潛能，甚至可能與美國競逐世界超強地位。在那次訪談中，他再次提到中國在毛澤東時代結束後的急速發展，一直到廿世紀未的表現，都令人覺得中國將會很快的邁向先進國家，「中國在廿世紀，建立了強烈的國家定位和民族主義，甚至可說，是一種強權式的民族主義，因此，我認為，中國有極大的可能在未來發展為世界主要強權。」霍布斯邦並指出，從歷史的角度而言，中國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之一，中國人民勤奮和才能各界有目共睹，「我不相信，也不同意一些人的主張，即中國將會開始分裂的說法。」
儘管終其一生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信仰深信不移，霍布斯邦生前最後數年，對全球極端恐怖主義興起感到憂心不已。後來，在一次非正式場合中晤面，當時行動已需要扶持，但思考依然銳利的霍布斯邦說，「冷戰結束了，我們卻走進了另一個完全不確定的時代。」
另參本館：《革命的年代》 中共十七大 2012-11-11 12:5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