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時看到有人宣揚改開之前的社會比改開之後更加美好理想 2023-09-12 胡錫進

那樣的人應該住回到筒子樓裡去，吃飯用糧票，一個月只有半斤油，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車和公共汽車，出了北京就沒見過地鐵，坐不起計程車，更沒坐過小汽車，從沒有過全家一起旅遊的經歷，老婆孩子都穿打補丁的衣服……中國人民收穫感最大的時期肯定是改革開放的這四十多年。請那些人回歸常識，不要繼續宣揚與黨的檔精神南轅北轍的極左論調，停止蠱惑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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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搞“選擇型回憶+選擇型無視+選擇型講述”。
正常。網上的別有用心 + 發發牢騷 + 確實存在的問題！
我猜老胡最不喜歡改開前的平等,平安,純樸吧。
　改革前哪裡平等？也存在等級制。國有企業的工作崗位只有少數必有城市戶籍的人佔有，多數農民不能進城工作。那個時代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你不是這個派就是那個派，你的個人資產根本不會受到保護，罄竹難書是對那個時代最好的解釋。當時還純樸？出門就戴著面具說假話，怕別人告密，最假的時代，沒有之一
　很多人懷念漢唐盛世，可是漢武帝唐太宗連個手電筒都沒有，按某些人的說法他們還不如五六十年代白雲黑土這種貧困戶富裕。
　秦始皇沒自行車騎，不耽誤他巡遊天下，漢軍沒自動步槍，不妨礙，陳湯喊出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懷念漢唐懷念的是那個時代人的心勁，那是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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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沒有民族主義，只有族群概念，晚清以來，民族主義確實是一個好用的武器，會反噬自身。

國發會好扯 《飲食男女》也要轉型正義 2023/01/03 中國時報

接手促進轉型正義基金，國發會將自中影公司取得的202部影片資產所有權及著作財產權，捐贈文化部轄下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片單赫見大導演李安的《推手》、《囍宴》、《飲食男女》等钜作。不過國發會新聞稿提及，這批影片需作為轉型正義相關文化事務之用，引發外界沾染政治味的疑慮。
中影2018年被黨產會認定為不當黨產，118億元資產慘遭凍結，雙方展開漫長行政訴訟，最終於2021年8月24日締結行政和解契約，包括給付國庫9.5億元，及2006年4月27日前的著作、影片權都讓與國有。
中影這批轉讓作品包括軍教片《英烈千秋》、《八百壯士》，侯孝賢早年作品《兒子的大玩偶》、《童年往事》，李安的《推手》、《囍宴》、《飲食男女》以及蔡明亮《愛情萬歲》等電影著作權，及其影片資產所有權讓予政府。在促轉會依法解散後，轉由國發會承接促進轉型正義基金業務。
國發會去年9月召開首次會議，達成多項共識，包括透過契約捐贈方式，將這批影片贈與國家影視聽中心，並約定相關使用時應落實傳達轉型正義理念。也強調係因各方的支持與努力，這批影片才能由促轉基金贈與國家影視聽中心，接續妥為保存並研究推廣，普及轉型正義理念，發揮資產公共化價值。
對於國發會說法，藝文界頗有微詞，認為這批影片雖然是中影拍攝，但如今都是珍貴文化資產，就別再扯政治了，如果連取得授權使用，都得提交說明，編一大串落落長的轉型正義理由，「不累嗎？」
導演蔡明亮表示，「沒有特別的想法。」國家影視聽中心則說，收到這些影片後，會策劃不同的主題影展，強調中影電影承載了很多台灣人的成長經驗，是珍貴的文化資產，會善加利用及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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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臺北不知道文革還在搞.....
蔡果然是綠共！
人不要臉則天下無敵！
司馬昭之心。

《醜陋的中國人》絕版，臺灣的中國人瀕危？ 2021-11-16 雁默

柏楊遺孀張香華正式向兩岸出版商發出聲明：“依柏楊生前交代，如今將永遠停止發行《醜陋的中國人》”。原因是有出版社希望取得授權，摘文選入臺灣中學一年級教材，張擔心此作品被用來辱華，故而斷然拒絕。
張對現在臺灣教育和新課綱“去中國化”甚至“反中”無法苟同，尤其痛心於如今的“國文”、歷史教材，刪減文言文，以“東亞史”觀點取代“中國史”等現象，根本是執政者“去中國化”的教學策略。“（青少年）在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的情況下，即便讀了柏楊的文章，又怎能領會柏楊的精神？”
《醜》將於2024年與兩岸原出版社合約到期後，永不再續約，張甚至希望兩岸出版社自即日起便不再出版此書。她強調，柏楊生前一再交代，當大陸文明已經進步了，就要廢除這本書的發行。
《醜陋的中國人》絕版，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
就像李敖一樣，被蔣家關過，自然討厭老國民黨與其党國體制與思想，因此在思維上，只有在西方文化裡能找到容身之地，並據此反國民黨。
《醜》全書的重點在於闡述“醬缸文化”，所針對的是中國的官場文化，以及在此文化支配下的中國社會，而腐敗的核心則被認為是儒家文化。
國恥時代的中國文人，有著恨鐵不成鋼的強烈情感，以西方文化作為對照組，對儒家文化的理解偏差得很嚴重。柏楊對儒家的誤解與偏見，是那個時代普遍的文化現象。
但在今日，自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破產後，所有曾經以西方文化為高標的文化理論也都隨之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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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陋的中國人》將停止發行？人民文學出版社：目前正常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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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楊是中華文明衰弱時代自卑者集中表現，早已被時代所拋棄，幸有佳偶，全其後事，免得被掛在歷史恥辱柱上。

錢鍾書對老師吳宓的愧悔

錢鐘書才華蓋世，但其爭議也頗多，他與老師吳宓、陳寅恪的恩怨和他短期執教西南聯大後離職等往事間流傳很多，那到底是怎樣一段往事？
學者孔茂慶《錢鐘書傳》據說年輕氣盛的錢鐘書在西南聯大任教時，曾評價：“西南聯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但錢鐘書夫人楊絳同時在《人民日報》與《文匯報》，公開替錢鐘書辯白，說錢氏根本沒說過這句話。
此外，他不選陳寅恪的課，並幾次公開批評陳寅恪的著作，在《管錐編》、《宋詩選注序》以及與外國學者交流的信函中，均有直接或間接的指責陳氏治學之語。
28歲的錢鐘書海外留學結束後，經馮友蘭等力薦，回國執教西南聯大，但幾個月後就“不辭而別”，離開昆明轉赴湖南藍田師範學院任英文系主任，關於錢鐘書為何離開西南聯大，學術界有許多說法，有代表性說法是錢鐘書年輕氣盛，得罪了人，只能離開西南聯大。
錢鐘書在離開聯大後，輕狂的性格與心態有了很大收斂，逐漸藏而不露，正是得益於這一轉變，才使他躲過了後來的“反右”與“文革”劫難。
1993年春，吳宓女兒吳學昭開始整理吳宓日記和遺著，發現有許多關於錢鐘書的記載。
他給吳學昭回信時自我譴責檢討：“先師日記中道及不才諸節，讀後殊如韓退之之見殷情，‘愧生顏變’，無地自容。”稱自己“少不解事，又好諧戲，同學複慫恿之，逞才行小慧，以先師肅穆，故尊而不親。且先師為人誠愨，胸無城府，常以其言情篇什中本事，為同學箋釋之。眾口流傳，以為談助。”錢鐘書深悔自己隨眾而對老師恭而不尊，以致“弄筆取快，不意使先師傷心如此，罪不可逭，真當焚筆硯矣!”但事已至此，“內疚於心，補過無從，惟有愧悔”。
後來這封“請罪信”就成了由三聯書店出版的《吳宓日記》的代序。

公知過去二十年為什麼能佔據輿論優勢，歸根到底是西方的實力優勢在中國輿論場上的映射。西方是神，公知就是傳教士，是具有對神諭做出解釋權的人。而中國的經濟發展使得更多民眾也能親身接觸到“神的國度”，這導致公知對“神”的壟斷解釋權不復存在了，而近距離觀察所發現的“神”的醜陋和陰暗，更使得傳教士們的話語權和“道德高地”遭受到毀滅性的打擊。
　　特朗普上臺後的一系列潑皮無賴賤招，加上抗擊疫情和治國理政的無能、甩鍋、膚淺甚至滑稽的面孔，讓美國勉強表面維持的“神性”光環全無，即使拜登上臺，也很難重新建立起來了。
　　世界充滿矛盾，矛盾無處不在，舊的矛盾消失往往意味著新的矛盾開始，或者原先的次要矛盾的地位上升。
　　比如說公知的對立面裡，其實從“極左”到左，到右，到“極右”，各個政治光譜都是存在的。從最左邊的原教旨主義革命派，到最右邊的極端民族主義，以及諸如國家主義者、中華傳統文化捍衛者等等，彼此之間其實並不完全是一路人，而只是由於公知對整個民族、共和國歷史的否定，分別觸碰了這些人群中不同的厭惡點，因此使得他們團結起來反抗公知的話語權。
　　對於民族主義者，他就意識到中華民族不比西方白人差；對於激進革命派，他也會覺得資本主義國家不是不可戰勝；對於部分毛派，他會覺得前三十年打下了基礎；對於國家主義者，他會覺得只有一個強大團結的國家才能更好的生存……
　　但是，這些厭惡點實際上不是完全一樣的。這使得一旦對立面消失或者式微，由主要矛盾蛻變為一般矛盾，那麼這些人內部的不同見解的衝突也會逐漸浮上水面。
　　過去，當公知很容易，只要把“體制”、“專制”、“民主”、“自由”、“獨立思考”、“普世價值”等等幾個詞翻過來覆過去的排列組合，你就是“公共知識份子”了。無論你是高中畢業，還是教授博導，當起公知來，都是半斤八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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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上的公知（茅於是、高曉松、袁騰飛等人）很容易辨別和提防，體制內的公知（張維迎、柴靜、方方之徒）才是更要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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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13年研究：中國民眾對中央政府滿意度超過了93%
相比之下，蓋洛普2020年1月發佈報告稱，美國人對聯邦政府的滿意度僅38%。

老梁怒懟金燦榮| 公知汙名化是社會反智現象的代表 2020-06-2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sSrFdJZD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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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症痿真是無恥到極點！垃圾五毛狗！
金老師說著沒錯啊，公知之所以汙名化，主因是公知失去民心。
拿公知和明末東林黨比的人最無知
在中國5000年歷史上，公知從來沒有發揮過任何健康的作用。公知的問題是什麼？就是這幫人覺得自己代表知識，別人都無知，進而要求特殊的社會地位和利益，沒得到就覺得社會出問題了，那就是政府的錯，所以就恨共產黨。
老梁不懂什麼叫反智。所謂公知，是那些「專業能人，由於並不專心致志，擔心喪失職業頭銜，便自貼公知標籤來魚目混珠。平成以來，公知電視藝人化←知識異化，當職業來做。在利己驅動下，把大義名分與私心相雜交，借煽乎危機來攫名漁利，陷入自欺欺人的困境。」（「知識人とは何か」，《福田恒存全集》第六卷）。中國公知的“知識異化”比日本厲害，知識異化即反智。

崔永元2020-05-13我是公知。我永遠是公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eA3sK9K0xI

公知崔永元的“愛國方式”

所謂的公知，是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和文化底蘊。這些公知在年輕時代，被美國所扶持的漢奸進行誘導和洗腦教育，最後被成功的培育成新一代的漢奸優等生。他們身上所承擔的責任，就是在網路的各種平臺對新一代的學生和社會上的城市居民進行誘導和洗腦，宣揚美國優秀理念，以及國內哪哪都不行的思想。導致的後果就是廣大的線民對於中國的現狀越來越不滿，對於政府的政策越來越不擁護，對於民族的前途越來越沒有信心。到最終，這些公知所營造出來的令人絕望的黑暗氛圍會彌漫到整個互聯網上。被這樣氣氛籠罩的國人，在精神上會被徹底的摧毀。在精神上被瓦解的國人，在文化上又被拆掉了地基，這就是可怕的沒有硝煙的文化戰爭的後果。而在這場戰爭中，這些中國公知充當了急先鋒的角色。

“後公知時代”的中國輿論市場 2020-07-20

2009年時，新自由主義和恨國黨在網路上整體佔據上風，並隨著此後爆發的移動互聯網而一度蓬勃發展，甚至曾經形成了“政治正確”。
2020年一月份面對疫情初期的慌亂，曾經一度讓對中國制度貶低的有些人又興奮起來，又始談論“西方制度優勢”、“‘自由民主‘’面對疫情的優勢”。但令人沒想到，光環在身的西方世介面對疫情竟然能表現出這個樣子。官員竟然能這樣自私、無能、無恥，民眾竟然能這樣愚昧、反智、落後。
　　原本以為是一次反擊，結果變成了迴光返照。

大學畢業生最新起薪曝光 網友一看噓爆回這句 2020/07/12 中時

台灣近年來大學畢業的起薪有微幅調漲，近期勞動部發布的調查顯示，2019年大學畢業平均起薪有29K，對此，有網友在PTT上分享這項數據，卻意外引起熱烈討論，不少網友都狂噓，「現在拿29000大概跟以前拿24000差不多」、「29k 在台北差不多是吃土」。
但似乎南部數字更慘，「那我怎麼看到中南部一堆比這個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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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選甘願受，呵～南部薪水低那是台灣價值～
加入民進黨，前途無限，也可吃人夠夠。
趕羚羊！綠共的數據能信？

年輕人沒有最苦 只有更苦 2020/07/12 中時社論

全球新冠疫情更惡化，今年全球經濟將衰退3到5%，各界已有共識，今年是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後經濟表現最差的一年，情況比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還差。不少國家的股市卻展現強勢上漲格局，台股上周站上30年來新高。
金融海嘯後，全球主要央行將利率降至零到負利率之外，也大推特推所謂的QE（量化寬鬆），其思維是支持股市就能保有財富效果，讓企業繼續運作，最後對經濟及一般民眾（就業者）都會有好處。
全球經濟表現最好、被稱為「黃金年代」，是在上世紀戰後到70年代，當時各國所得差距較小、經濟成長較高。但80年代後，美國雷根與英國柴契爾夫人上台，自由化與鬆綁成為流行名詞。雷根把個人最高稅率從70%降到28%，英國幾乎所有公營事業都走上私有化、民營化。
這一套「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認為富人受惠後會增加投資與消費，讓窮人也受惠終而全體民眾都能獲利，也有人稱此為「滴漏式經濟」（或下滲經濟），經過30多年試驗，這套經濟政策已出現所得差距嚴重擴大的後遺症，川普上台後又推動大減稅，疫情也讓政府負債大增，未來所得差距必更惡化。
台灣的所得差距如根據官方公布的五等分法比較，最高級跟與最低級距的差距大致在6倍多，已較早年的4、5倍惡化。若就財政部財稅中心資料，最高所得的5%對比於最低所得5%的倍數，1998年時只有32倍，2013年已飆到99倍。
疫情時代經濟，政府負債加重、所得差距拉大、年輕人陷低薪困境，蔡政府若應揚棄新自由主義的思維與政策，讓高所得者繳更多稅，同時壓制可能再上揚的房價。

三、誰在美化民國教育
大多數是作家、業餘的歷史愛好者等。他們對於民國教育充滿著想像、浪漫描述，但那些是否就是民國教育的真相呢？
　　舒新城1924年曾就內地湖南所見聞的教育行政的混亂情形做過批判：內亂對於教育顯明的影響列下：（一）省教育經費積欠至十個月；（二）指定為省教育經費的鹽稅附加稅為軍人提去四十余萬；（三）地方教育經費隨時被軍人提取，致各地欠費自數月至十餘月不等；（四）地方教育機關，隨時被軍人佔據，學校常不能如期開學；（五）內地交通權完全為軍人佔據，學生不能按期到校，甚至於被危險；（六）教會學校特別發達。
　　進入國民政府時期，教育的情形並未得到根本改變。教育社會學家盧紹稷在1931年出版的《教育社會學》一書中曾說：我國教育，因承數千餘年“偏重個人”積習之故，所以近年以來，雖嘗聞有“適應社會”之呼聲，而學校畢業生尚未能皆為社會上實際有用之人物。試觀我國現今學子，除少數外國留學生與國內中等以上學校畢業生講求實學外，大都徒冒虛名，以“文憑”為目的，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無所裨益於社會。小學畢業生，知識幼稚，姑置勿論。中學畢業生，往往學農不農，學工不工，學商不商，甚至有在家賦閑，成為社會上之寄生蟲。至大學與專科學校畢業生，對於學問雖算有一點門徑，但嘗見有畢業於紡織專科，而為普通中學圖畫教員者；有以畢業於農業專科，而為普通行政機關助理員者，甚至有以留學歐美各國大學與專門學校畢業，歸而應考試於書業機關，充普通編譯員者。所用非所學，滔滔皆是。
　　1931年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的主筆陶希聖感歎說：“從小學到大學的幾層等級，逐漸把貧苦子弟剔除下來，最貧苦的農工子弟們沒有受初等教育的機會，其中升入中學的少數青年，大抵出於中資或富裕的工商業、地主、官僚家族，大學則是所謂的上層社會，即大地主、金融資本家、工業資本階級的領域，他們的子弟是最能住進大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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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吹的主要是灣灣和其出資支持的要麼裝傻要麼壞的阿貓阿狗。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345497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家範：晚明江南士大夫的歷史命運 2020-07-12

晚明江南的社會經濟已躍居全國首位，經濟的發達，城鎮的繁榮，都為該地區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優越環境。不用說富有資產的官僚、地主，即使僅有瘠田十畝的一般農家，也總勉力讓子孫入泮，冀望其跳躍龍門。明代各地有府學、州學、縣學以至社學、私塾，江南又盛行書院，實則都是科舉預備學校。書院轉向科舉，學校與科舉並為一途，使明代學校教育更是走進死胡同。
江南生員舉子眾多，在顧炎武看來，何以不是文化繁榮、歷史進步的標誌，反成了社會公害呢？
中國生員的唯一出路是科舉——仕途，產生“人才過剩”現象，大量生員被擯斥於仕途之外，又皓首白髮以待“金榜題名”，別無所事。它既是文化教育方面的一種病態，又成為加深政治惡化的病灶，惡性循環，幾成不治之症，到晚明竟成了深伏著亡國滅族的一個禍患。
晚明科場的競爭，已經不純是個人間的命運之戰，而是擴大波及為集團間的廝殺肉搏。為此，晚明江南士大夫的結社之風極盛，這種以文會友的結社或明或暗正與科舉——官場的角逐緊相攀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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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通過完善政治制度，早就完全解決的問題！
正是宋朝“完善政治制度”導致政府被士大夫階層利益裹挾，土地兼併嚴重，社會階層貧富差距嚴重。而王安石變法所採取的極端做法又招致士大夫階層的報復，終兩宋均是在這種溫水煮青蛙的態勢裡緩慢自殺。

1946年三名女孩考清華落榜，真相竟然是？

2020-07-08，有“大V”發佈微博稱“這三位大學者大專家的女孩因為差幾分沒有考上”，並配上一張四名女性圖片標注為“【教育的公平】1946年有三個女孩考清華落榜，這讓人看到了那個年代中國教育的公平和良心。”有“大V”附和“看這些也感動不了那些今天的高考腐敗者”。
　　民國時期的教育真的是這樣嗎？
　　一、照片中的女性並非梁再冰、馮鐘璞、梅祖芬，而是林徽因（右一）和她的表姐王孟瑜、王次亮和曾語兒。
　　二、三名女性落榜清華的真實情況是抗戰勝利後大學第一次招生，考生眾多，競爭激烈。大後方和收復區的應屆高中生，加上多年抗戰積壓下來的往屆沒有考學的高中生，還有大量的復員軍人，使得考生一下子變得特別多。清華不得不擴招新生八百七十人，錄取率也不足5%。

轮回还是报应？ 西方(体制下的)文革如火如荼!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YJTaF8Ozxc

「後浪」火熱　嗶哩嗶哩獲資本市場青睞

在美上市中概股、知名影視平台嗶哩嗶哩（B站）2020-05-03晚間播出五四青年節宣傳片「後浪」，迅速在網路上引爆話題。不僅吸引網友目光，更引來投資者青睞，促使該公司近日股價大漲。
　　回應
這個視頻同時得罪了左和右。左認為是小資產敘事，右認為是獻媚與招安。18年後能讓知乎上兩邊合力討伐的真不多了，B站確實用心。

後浪-維基百科

正面
《人民日報》認為《後浪》中反映年輕人的熱血、奮鬥，並勉勵年輕人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自己的力量。中央政法委發文介紹《後浪》，並稱讚此體現出青年比想像中更優秀。《新民週刊》則認為《後浪》展示了年輕人更廣闊的世界。
負面
《新京報》指何冰表現得過於獻媚，與年輕人產生隔閡。中國記協書記處原書記顧勇華也指，影片「做作、虛假」，沒有反映出青年人面臨困惑、焦慮。有很多人認為，影片聚焦的多為城市中小康家庭的年輕人，其去國外旅行、玩高空跳傘等極限項目、乘搭直升機觀光的生活體驗，大部分人都不能體會，而工作上「996」、經濟上被房貸、車貸束縛的人在影片中卻沒有體現。亦有嬰兒潮一代的人士不滿影片粉飾太平，掩蓋了如Z世代成為小粉紅的弊端。影片中「把民族的變成世界的」、「因為你們這個世界會更喜歡中國」的語句，令人聯想到過激的小粉紅網際網路出征或舉報行為。《紐約時報》專欄作者袁莉稱，《後浪》所傳達的資訊與中國政府向年輕一代傳達的資訊是一致的：「你們今天生活在中國是幸運的，你們應該壓低批評的聲音」。

港媒：中國最新的網路潮流——國風

香港《南華早報》2020-01-21文章：中國的最新網路潮流？學傳統文化和穿漢服 他們背唐詩、練書法、學武術，還穿上中國傳統服飾。
國風的影響可在各種網路平臺上感受到，最明顯的是在嗶哩嗶哩2018年到2019年的國風視頻激增60%。這些視頻涵蓋廣泛內容，如傳統音樂、舞蹈和詩歌、動漫……此類視頻在抖音上也很火。
人氣爆棚並非偶然。中國政府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構建“文化自信”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關鍵。與此同時，中國也出現儒學文化學校的復興。
許多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機，絕大多數國風粉絲都是Z世代年輕人。在淘寶網站上，搜索漢服的結果要多於常規服裝，雙十一購物節銷售額超2500萬美元。

河殤式思維已盡窮途末路 2020-05-26 觀察者網

前幾天有朋友強烈建議我認真回顧河殤，他為中國年輕人的自信感到憂慮。保守是錯誤的，擁抱海洋西方文明才是正確的，為何這些年輕人不明白？
對此我只問了一個問題：為何你一定口咬定，年輕人的愛國熱情是一種保守？而你嘴上西方文明就一定是開放的？
他羅列了一大堆孟德斯鳩和喬姆斯，但是面對美國現在的現狀，還是說不出一個所以然。最後他只能感歎：特朗普這群人是民主的大害。
對於這種認識，個人認為已經是河殤式思維人群裡的開明人士了。
河殤式思維在中國已經走向窮途末路，親手埋土的，不是和他們意見截然相反的年輕人，也不是我們這些批判自由主義的不同意見者，而是特朗普、蓬佩奧以及他們代表的極端保守勢力。
是東方的現實主義和西方的魔幻現實主義交錯而成的奇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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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要做了這些河殤們想像的全盤西化，我們現在應該是大號烏克蘭 利比亞 或者伊拉克。
這次看得明明白白的，“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核心明明就不是自由和民主”，還信它們的“自由民主”那他就是個睜眼瞎。
我的青少年時代正值河殤甚囂塵上。但我很驕傲的說，自己從未拿正眼瞧過它和它的擁躉們。
從小讀《上下五千年》，就知道“英雄千千萬”。我們這個民族一路篳路藍縷披荊斬棘，穿過硝煙，歷經苦難，每當危急關頭，總有無數雙手伸出來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於是儘管滄海桑田，但我們的精神仍得以薪盡火傳。
黃河沒氾濫，公知卻變災了！河殤之罪，整整誤導一代人！
一部“河殤”，幾乎把中國再次拖入燃燒的火坑。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316004

安撫左右路線之爭 習近平再提「兩個不能否定」 2019-03-31 聯合報

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將發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文章《關於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文中再度提出「兩個不能否定」的論述，強調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兩個不能否定」，即「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是習近平於2013年1月5日在中央黨校「新進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的講話中提出。
針對習近平「兩個不能否定」論述，有外媒分析指出，習近平「意在安撫中共黨內左右兩派，希望雙方不要陷入永無休止的爭論」，如此論述是「經過精心謀篇佈局的一篇大文章」。
據新華社報導，習近平將在4月1日出版的第7期《求是》刊文強調，道路問題是關係中共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就是中共的生命。
文章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麼主義。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是歷史的結論、人民的選擇。
文章稱，中共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繫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中共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
文章認為，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
因此，文章強調，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跟反反復複強調金庸和托爾金的相似性一樣，傅楠文章反反復複的提意識形態，也是試圖拉近西方讀者想像中的中國與金庸的距離。他不是讓西方讀者真正去理解金庸的獨特內涵，而是把金庸切到好像順了他們的嘴，好咽。
　　就像德國《時代週刊》那個華裔女記者，她不關心劉慈欣對人類的命運有多少思考，只感興趣能不能從劉嘴裡套出多少對集權、監控的看法，只不過劉沒給她想得到的答案，就酸劉“不是個政治思想者，不是個公共知識份子”。
　　就像貝納爾多•貝托魯奇的《末代皇帝》裡，長大了還斷不了奶的溥儀趴在奶媽胸前，幾個皇妃拿著望遠鏡坐在船上觀看，一動不動的活像一隻只僵屍。遙遠、詭異而陰冷。
　　《射雕英雄傳》英文版上市8個月，在亞馬遜暢銷書排行榜上排名3318位，只有12個讀者留言，而且看起來有一部分是中國讀者。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但尷尬的另一面是，這至今仍然大部分是華人的自娛自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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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笑傲江湖》那幾年，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奪權鬥爭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當權派和造反派為了爭權奪利，無所不用其極，人性的卑污集中地顯現。我每天為《明報》寫社評，對政治中齷齪行逕的強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寫一段的武俠小說之中。”——金庸，《笑傲江湖》後記
　小資產階級的典型反應
　以金大俠對世界和歷史得認知水準，自然無法理解新中國，有興趣可以去看看溫鐵軍的《八次危機》，再結合中國為了擺脫對美蘇的依附所做的努力和必須付出的代價，也就能理解在前三十年為啥要高度集中權力和資源，統一思想了——否則整個社會如何艱苦奮鬥？..
　用好人壞人來評判政治人物，這本身就是幼稚的表現。
　如果笑傲江湖這種小說真是影射當時大陸的政治，本身就說明了金庸在政治上的幼稚。不要說統一整個武林，就算是領導一個幫派，都不是令狐沖這種人可以搞得好的。不要看左冷禪嶽不群陰險狡詐，那是對外，對內人家可是把自己的幫派管理的井井有條，深得下屬的擁護好吧。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49607&s=syfwjxbt

這篇談金庸的文章，讓人心裡不是滋味！ 2018-10-31 李小飛刀

金庸先生揮別他的江湖而去，從昨夜到今天，紀念他的文章無數。有一篇幾個月前的文章也被翻了出來，但刀哥看完心裡很不是滋味。
這篇題作“金庸的江湖傳奇與政治寓言”的文章，4個月前發表於美國《紐約客》雜誌，作者是耶魯大學研究生院東亞研究博士生傅楠（Nick Frisch）。文章的目的，大約是想向西方讀者推薦由英國出版社出版的郝玉青譯《射雕英雄傳》英譯本。
　　文章先是誇讚了金庸小說豐富博大的內容及其在華人世界的巨大影響力，“讓大人小孩都廢寢忘食”，“阿裡巴巴的總裁馬雲就曾一度把金庸納入企業精神中”，“將淵博學識、柔情蜜意、扣人心弦的情節以及動人的文筆融為一爐，故被廣泛奉為最出色的武俠小說家”。
　　在介紹金庸的過程中，作者反反復複拿他與西方現代奇幻小說之父，《魔戒》作者托爾金作比較，說“金庸將江湖交織融貫於中國歷史，這就像是托爾金把自己的創造力帶向了查理曼時代的歐洲”。說“射雕三部曲”篇幅將近兩百八十六萬漢字，相當於一百五十萬個英文單詞，是托爾金《魔戒》系列三倍有餘。
　　不知金庸先生泉下，是否與有榮焉。
接著，作者話鋒一轉，認為金庸的“深遠影響和幽微意圖仍未被世人充分領會”。
　　文章先是追述，金庸的父親被“定為階級敵人處決”，而金庸自己本想做外交官，卻在新政府中沒有機會，便做了編劇、影評人和記者，並連載小說。他的小說有一種“中國文化的古典置地”，而這種置地被“新政府連根拔除”（包括“大多數譯成英文的當代中國文學作品也是如此”）。
　　1981年，鄧小平在北京中南海接見金庸一行，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香港主權，一國兩制，制度不變，港人治港，保持繁榮的方針政策。金庸回港後在他辦的《明報》上，大力宣傳香港回歸祖國、“恢復主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保持繁榮”的16字方針。更在1982年柴契爾夫人會見鄧小平途經香港時，單獨與柴契爾夫人聊了45分鐘，跟她講“一國兩制”。
　　到了傅楠這張嘴裡變成了，金庸“受命”負責“北京方面含糊不清的（香港）政治自治承諾”，讓香港“民主派”感到了背叛。而大陸此時掀起“金庸熱”，是因為金書給經歷“浩劫”的大陸人“提供了沉浸在中國輝煌的過去之中的閱讀快感”。
　　而金庸小說中的東方不敗，神龍教主，無不是在對應當時的中國大陸。雖然金庸本人對這一切“諱莫如深”，卻“親口”在傅楠的採訪中承認了這種影射。
…..

中國第一次發行政府債券（國庫券）是在1981年，那時候距文革結束才5年。如果真的是象某些艾粉所說的那樣，文革時期的工廠效益不差，國家興旺的話，那為什麼會在文革結束僅僅5年之後，中國政府就不得借內債了呢？如果當時的國家財政不是難以為繼的話，還用得著發行政府債券向老百姓借債嗎？難道是由於文革結束後的中國政府倒行逆施，才導致文革時期的經濟成果被揮霍一空，而不得向內舉債的嗎？證據又在哪裡呢？可見，拿“既無內債又無外債”來證明文革時期的國民經濟發展良好實在是站不住腳哇！
　　那麼身為著名大學南開大學教授的艾躍進為什麼要發佈這樣一條邏輯混亂，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企圖利用文革顛覆政府，再次在中國製造動亂。這也是我把艾躍進等人定義為“偽左派”的原因。他們為了替文革洗地，不惜顛倒是非，編造謊言。另一個比較流行的著名謊言就是把文革時期的一些建設成當成發動文革正確性的證據。其實，正是由於各級幹部、黨員和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份子的抵制、抗爭和鬥爭，“文化大革命”的破壞性作用受到一定限制。也由於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克服頻繁的政治運動的重重干擾而頑強努力，經濟建設才取得一定進展。科學技術取得若干重要成就，包括成功地進行了導彈核武器發射試驗，爆炸了第一顆氫彈，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郭永懷、鄧稼先等許多科學家為此作出了重要貢獻。農業科學家袁隆平在1972年育成一代秈型雜交水稻，為我國的糧食生產作出重大貢獻。在國家動亂的情況下，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衛著國家的安全。當然，這一切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恰恰相反，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擾而取得的。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社會主義事業會取得比這大得多的成就。
　　我不反對宣揚社會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但我反對宣揚文革這種錯誤，更反對“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種名為“大民主”實際上卻是破壞了民主的錯誤做法！
　　回應
艾躍進似乎說的是事實呀
根本不是事實！比如說工人沒有下崗，你知道大躍進後期大批進城的工人被動員回農村嗎？你知道高中畢業生在城裡沒有工作要上山下鄉嗎？你知道放開個體經營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解決城市青年嚴峻的就業問題嗎？又比如說貨幣沒有貶值、物價沒有飛漲，你知道供給制、票證嗎？知道有錢也買不到肉買不到付食買不到布料手錶自行車嗎？物價是人為壓低的，結果就是全面的物資短缺。我非常懷疑，某些故意美化文革的人是高級黑！

第二，“工廠沒有倒閉、工人沒有下崗、貨幣沒有貶值、物價沒有飛漲、看病不要錢、住房不要錢、上學不要錢”。
大家都知道，整個毛澤東時代，包括文革時期，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工廠是以完成國家行政指令下達的生產任務為目標的。一個不以贏利為主要目標的工廠和企業，怎麼可能因為效益不好就倒閉關門呢？而工人又是國家和工廠的主人，讓主人下崗失業與社會主義理念更是背道而馳的。所以，工廠沒有倒閉，工人沒有下崗是由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對社會主義理論的理解所決定的，而不是由國民經濟的好壞來決定的。
同樣的道理，“貨幣貶值，物價飛漲”這種現象都是只有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才會出現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生產產品不是為了贏利，當然也就不允許通過價格的升降來牟利了。艾躍進的一個最大的邏輯錯誤就是，拿市場經濟體制的標準來衡量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事物。這不是張冠李戴是什麼？
至於“看病不要錢、住房不要錢、上學不要錢” （楨：?)，這是一種社會福利，同樣是出於對社會主義理論的理解和追求才決定要實行這種社會福利的，根本就不是因為國家有實力了，國民經濟發展的好了，才決定這樣做的。
所以，這些根本就不是文革的成就。
　　第三，“一人工作可以養七八口”。
這是一種社會現象，也是當時人民群眾生活水準的真實寫照。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靠一個人的工資養活一家七八口人的生活水準是什麼樣的。那只是勉強夠溫飽而已，根本就談不上什麼生活品質了。所以，這種一人工作可以養七八口人的現象根本就不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更不能把它當做成就來宣揚，這樣做的人才是在昧著良心說胡話呢！這種生活水準低下的“一人工作可以養七八口”倒是應該成為證明當時的國民經濟發展的不好的證據才對呢！
　　第四，“既無內債又無外債”。
文革時期的中國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是處於孤立、封閉的狀態，中國當時就是想借外債也借不著哇（還得有人敢借給你呀）。

駁斥@南開艾躍進 為文革洗地的謬論 2018-10-27 觀察者網

@南開艾躍進：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如果崩潰了，能在1968年、1971年、1973年三次加持黃金246噸嗎？那時候，國家經濟沒有危機、工廠沒有倒閉、工人沒有下崗、貨幣沒有貶值、物價沒有飛漲、看病不要錢、住房不要錢、上學不要錢、一人工作可以養七八口、既無內債又無外債……這經濟怎麼就崩潰了呢？！簡直是一派昧心胡言！
　　我曾經讓艾躍進拿出“1968年、1971年、1973年三次加持黃金246噸”的證據並請他解釋加持黃金與國民經濟是否崩潰的關係。可至今艾躍進也沒有回應過一句話。他的粉絲替他辯解說：人家根本就懶得搭理你。下面就讓我逐條為你解讀艾躍進在那條微博中提到的“國家經濟沒有危機、工廠沒有倒閉、工人沒有下崗、貨幣沒有貶值、物價沒有飛漲、看病不要錢、住房不要錢、上學不要錢、一人工作可以養七八口、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等說法為什麼不能作為國民經濟是否發展良好或是否崩潰的證據。
　　第一，“國家經濟沒有危機”。
剛才我說過，由於文革的破壞，使得文革結束時（即七十年代末期）的國民經濟已經處於崩潰的邊緣。這種說法是有大量的事實和資料來支撐的。
例如：“在長時間的社會動亂中，國民經濟發展緩慢，主要比例關係長期失調，經濟管理體制更加僵化。這十年間，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資的應增效益推算，國民收入損失達五千億元。人民生活水準基本上沒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國際局勢趨向緩和，許多國家經濟起飛或開始持續發展的時期。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中國不僅沒能縮小與發達國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間的差距，從而失去了一次發展機遇。”摘自《中國共產黨簡史》
又如：“文化大革命家”這場非常運動，給中國造成了兩個方面的重大變化。一是把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變成了單純指令性計劃的，沒有任何市場調節的僵化的產品經濟，在“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口號下，平均主義成了分配的主要方式，中國的國民經濟也因此陷入了絕境；” （摘自高皋、嚴家其的《文化革命十年史》序）
還有：《"文化大革命"簡史》作者：席宣 金春明
以上這些著作都對文革的危害以及文革時期的經濟狀況進行了闡述。如果那還不算經濟危機的話，難道只有徹底破產才算是經濟危機嗎？

其實這就是典型的'破窗效應'，一個窗戶被打破沒人管，很快所有窗戶都會破。一個人（不論年紀）的惡行沒受到懲罰，效仿者就會越來越多。2015年人民日報記者做過調查，在149起因為扶人而起的爭議中，因為攝像頭普及，大部分查明真相，其中誣陷好人的高達84起，而受到懲罰的是多少呢？是0。有錯不罰，就是鼓勵更多人犯錯，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絕對是壞人變老了！年輕人也有很多這樣的人，比如年輕人地鐵辱罵、吃韭菜包子、扔雞骨頭不也經常見諸報端。至於殺人綁架，校園暴力也是常見。壞人就是壞人，與歲數無關。老人也有很多好人，比如那簡樸的院士、合唱團，感動中國里也有很多老人的感人事蹟。切勿將老人與壞人對等，那跟地域黑沒任何區別，至少我是很瞧不起的。
　都不是，哪個時候都有壞的老人，好的老人，不是壞人變老了，也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媒體變壞了，世界變小了，信息傳輸變小了，受眾變多了。
　並非什麼好人變壞了，什麼壞人變好了。而是壞人就是有一定比例的，中國十幾億人，總會有一定比率的壞人。十幾億人裡有幾億的老人，幾億老人中總會一定比例的壞人。這沒什麼好糾結的，就是老人做好事的新聞不被人記住，老人做壞事的新聞才會有噱頭罷了。當初我新聞學第一課的標題就是：壞事就是好事。因為對於學新聞的人來說，發生了壞事=有新聞。這個也別怪新聞記者，人性就是喜歡看壞的內容，就喜歡看人咬狗，而不是狗咬人。
　都不是，是媒體變壞了，媒體把這些小概率小範圍的，可以說很小的事兒，無限渲染放大，給人感覺我們生活中這種事兒無處不在。但是，看看現實中我們身邊，哪有這些破事兒？幾億老人，十幾億人的國家，這麼大的群體，哪能不發生點兒事兒？鬧點兒矛盾再正常不過了。不正常的是變壞的媒體，集中在一個時間段內，火力全開，大肆渲染，霸屏報導，給人感覺，這些老傢伙太壞了，該集體自殺才對得起社會對得起良心。不存在好人變壞還是壞人變老，社會本來就是這個樣子，要說變，也是整體穩步變好了。但媒體是確實變壞了。
http://www.guancha.cn/GuanChaZheWang/2017_06_15_413413.shtml

老人變“壞”了，還是“壞”人變老了？2017-06-15觀察者網

最近，老年人的相關話題真是自帶上頭條的潛質，而且由此引發了老人變“壞”還是“壞”人變老的激烈討論。這裡的“壞”倒也未必是說他們心眼壞到不行，要做惡事，而是說不能換位思考，不能容忍別人有反對意見，像火藥桶一樣一點就著，尤其是在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兒上，很任性，很“孩子氣”，但是很不可愛，甚至做出過激反應。
前段時間，洛陽大爺大媽與小伙子之間的“ 廣場舞和籃球之爭 ”，火了。
高考期間，拒絕讓步堅持要操練廣場舞的大叔一句“ 我們還是要練，健康更重要！”，又火了。
在高鐵上亂扔瓜子殼，保洁員勸阻，我不開心了，就要跟你鬧：“掃吧，掃吧”。
在地鐵上，一個人坐兩位置，有人提醒，我不樂意聽，就要懟你：“ 我舒服嘛就好了呀，誰把你娶回家這日子肯定過得累得要死 ”。
　　類似的奇葩言行也是多了去了，說多了也是堵心，大家可以在留言區繼續補充。
　　有人說這些極端案例被過度渲染了，“倚老賣老”、“為老不尊”的標籤使中國老人群體被無辜地污名化了。
　　也有人說我們對“老人”這個概念，以及“變老”的那個群體，理應懷抱尊重，所謂“敬其善行，而不以老為尊”。
　　那麼，你怎麼看老人變“壞”和“壞”人變老這些說法？
“我問你答”，就是完全屬於讀者的舞台，這是篇“讀者訂製”的評論。接受其他讀者歡迎的優秀答案，將在正文頁上展現。
.....
　　回應
　現在60-70歲的老人都是那個火紅年代出生，成長起來的，“與天奮鬥、與地奮鬥”的名言在那個時代被曲解為“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鬥爭思想深入人心，當然，有些老人可能也因為一時心理不痛快，做些出格的事情，我們也應該理解，最後，我寧願是壞人變老了，也不遠老人變壞了，因為，只有前者，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才有希望和未來。

“認罪從寬”打造中國版的認罪協商制度 2016-08-31

全國人大常委會29日開始審議有關決定草案，擬授權在北京等18座城市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根據兩高提交的試點方案，犯罪嫌疑人自願如實供述符合重大立功表現等情形的，經公安部或最高檢批准，偵查機關可以撤銷案件，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或對涉嫌數罪中的一項或多項提起公訴。（8月30日《人民日報》）
　　“認罪認罰從寬”進入試點，這也就意味著中國版的認罪協商制度正在逐步形成，這在筆者看來，是我國司法的巨大進步。
　　“認罪從寬”是依法治國的必然措施。長時間以來，人們法律意識並不強，很多地方對刑事案件也存在著私了的民間習俗。隨著社會發展進一步加快，陌生人社會的形成，遇到刑事案件，進入法治渠道解決也就成了必然。舉個簡單的例子，《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今年3月1日實施，這預示著家暴正式入刑。體量越來越大的刑事案件，也就決定了認罪從寬成為一種必然。
　　正如徐顯明委員說，要打擊犯罪，國家又沒有那麼多司法資源。如果嫌犯自動認罪的話，就會節省國家的偵查資源，法庭就可以適用簡易程序，一節省偵查成本，二節省法庭司法成本。在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雙重價值衝突的背景下，就產生了這樣一個折衷的製度。
　　實際上，認罪協商制度，在歐美法律體系中十分常見。比如，前段時間，美國球星德雷蒙德-格林打了一名大學橄欖球運動員。如果定罪的話，格林將面臨超過90天的監禁。格林與檢察官達成了認罪協議，他同意支付500美元的罰款，支付60美元的監獄補償，並做到一年內不惹麻煩——做到以上幾點，格林的指控將變為民事違法行為，也就不用接受監禁的處罰。儘管我國沒有明確的認罪協商制度，但卻早已經進行了一定的司法實踐，比如交通肇事罪，如果被告人能充分或很快賠償受害人，當事人就民事賠償達成協議，法院就會以“法定的”理由判緩刑或免予刑事處罰。可以說，認罪協商制度的出台是一種司法實踐中的必然。
　　2013年，8%的聯邦刑事指控被撤銷，剩餘指控中超過97%是通過控辯交易解決的，真正上庭受審的不到3%。控辯交易基本上決定了最終宣判的罪名。控辯交易為司法系統提供了一條出路：被告通過承認犯下較輕罪行，換取控訴方撤銷更嚴重的指控罪名。認罪協商制度的實踐節省了大量的司法成本的同時，也提高了其他案件的審判效率。

我认为《三体》系列的最大价值就在于作者提出了两个问题：我们能够接受每一个人都会死这个事实，为什么不能想象人类这个物种的灭绝呢？更进一步想象，地球、太阳系和宇宙也可能灭亡，从人类到宇宙，这一切灭亡时是怎样的情景？
　　科幻文学中有一个几乎不被注意却又普遍存在的倾向：人类总是有未来的。即使人类没有，生命也总是有未来的。即使生命没有，宇宙也总是有未来的。总之，就是很少有人想知道这所有一切的终点到底是什么样。而事实上终点完全是很有可能存在的啊，就像一切有一个起点（宇宙大爆炸）一样，为什么不想象一下呢？刘慈欣就用《三体》系列，进行了这样的想象。作者就是想走那条“死路”，一路走到黑，看看路的尽头是什么样啊。这不等于说，作者就判断现实中的人类和宇宙的未来就只有“死路”可走，只是在文学的世界里，尽情想象走上死路的起因经过结果而已。
　　也因此，我认为作者在本系列中对极权和民主的种种构想，不见得意味着他推崇一方而贬抑另一方（两者在此系列中都有机会显示自身的优劣）——在人类和宇宙都将毁灭的前提下，哪一种政治形态的成功都只是暂时的。作者在本系列中苦心经营的大方向是，无论是哪一种政治体制，都不能破坏未来“走上死路”这个结局。
　　当然，作者在本系列并不出色的人物和事实的文学描写中，对中国军方高层的语言模式、文革中红太阳的批示等GCD话语模式显示出了高度熟悉和自如运用；而他对那位委内瑞拉未来总统当选面壁人时的履历描述，也简直像直接搬来了铁血论坛的狂想（笑）。我想，这可能只说明作者确实很熟悉此种意识形态下的思维和语言模式吧。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495117

為此，三體人進化出了在亂紀元來臨時脫水的本能以應對危機。但這並不總是有效的，由於三個太陽運行無規律，當行星過於靠近太陽時，會因為溫度過高而表面熔化；過於遠離太陽時溫度又會過低；更可怕的是，當行星同時靠近幾個太陽時，會因為引力的撕扯導致星體分裂。以上幾種原因使三體文明毀滅了數百次。但尤為恐怖的是，因為相對太陽來說，行星的質量太小，最終會因為軌道的混亂而掉落到太陽中去，使三體人和三體文明永遠消失。對於三體人來說，宇宙移民是惟一的選擇。三體社會時刻面臨毀滅的危機，因而進化出了高度極權的社會體制和完全不同於地球道德文化的價值觀，因為唯有這樣，才能生存。
　　當人類社會和三體社會建立聯繫後，由一群對人類文明、破壞自然不滿的人發起而成立了一個三體組織，旨在毀滅地球文明，迎接三體文明。葉文潔是該組織的精神領袖。同時，三體世界為保證順利向地球移民，消滅地球社會和地球人類，利用「智子」技術（將單個質子從九維展開至二維並雕刻成智能計算機）干擾人類的高能物理試驗，將人類的科學研究鎖定，使之停止不前。三體組織也在此時暗殺全球的科學家。為吸收會員，三體組織開發了《三體》遊戲。與此同時，各國政府也組成聯盟應付可能的危機。主人公汪淼進入了該遊戲並深入到三體組織內部。汪淼聯合警探大史，在多國部隊協助下，於巴拿馬運河以奈米線割毀了三體組織的總部——「審判日」號輪船，最終擊垮了三體組織。後來，多國政府在俘虜葉文潔後，通過審訊及從「審判日」號中取得的硬盤獲知三體文明的詳細資料。但地球科技的發展已經被「智子」鎖定，三體人的移民已經開始，450年後，三體人將降臨地球，人類必須為此開始準備。

如何评价《三体》系列小说？-知乎

一流故事，三流文笔，慕名而读，感觉上当受骗了……这个作品的部分主干的逻辑我是很同意的，但是抛弃掉这些主干逻辑和科幻的外表以后，主要人物和描写手法，都有点像非常大流的玄幻文。

《三體》在線閱讀
http://www.xiaoshuotxt.net/kehuan/3084/

三體 (小說) 維基百科

《三體》是中國大陸作家劉慈欣於2006年5月至12月在《科幻世界》雜誌上連載的一部長篇太空歌劇，出版後成為中國大陸最暢銷的科幻長篇小說之一。2008年，該書的單行本由重慶出版社出版。本書是「三體」系列（系列原名為：地球往事三部曲）的第一部，該系列的第二部《三體II：黑暗森林》已經於2008年5月出版。2010年11月，第三部出版發行。 2011年，「地球往事三部曲」在台灣陸續出版。小說的英文版獲得美國科幻奇幻作家協會2014年度「星雲獎」提名，並榮獲2015年雨果獎最佳小說獎。
　　主體脈絡
人類對太空發射的信號，被四光年以外的三體文明截獲，兩個文明從此開始了博弈與較量。在基礎科學被三體文明鎖死後，人類開始以「面壁計劃」對抗三體人的高等文明，並發現黑暗森林法則，贏得並維繫了脆弱而短暫的和平。藉著隱藏在黑暗的宇宙背景當中其他超高等文明的手，人類和三體人相互毀滅了對方的文明。
　　世界觀設定
小說的基本設定涉及了經典力學裡的三體問題。生活在三體世界中不斷進化和毀滅的三體人，最新的一代三體人具有超越地球文明數倍的科學水平。
　　內容概述
文化大革命時期，是一個探索外星人是否存在的絕密，直屬中共中央最高層領導。目睹了作為清華大學物理教授的父親被紅衛兵批鬥而死，並受到牽連的天體物理學女大學生葉文潔因機緣巧合進入該絕密基地。在偶然發現了太陽的增益反射後，她私下利用該原理向宇宙中發出了包含地球訊息的電波，訊息被距地球最近的恆星系統上的居民——三體人收到，從此，三體世界和地球世界建立了聯繫。
　　三體世界是一個地球人完全無法想像的生存環境極端嚴酷的世界。三體世界有三個質量差不多的「太陽」，根據牛頓運動定律，這三個太陽的運動軌跡是完全不可預測的（三體問題）。而三體人所在的行星被這三個太陽的引力交互作用，導致該行星的軌道高度混沌：當行星被一個太陽捕獲，並圍繞之旋轉時，三體人會暫時獲得一段穩定的發展期，三體人稱之為「恆紀元」。當行星未能被一個太陽捕獲，太陽升落毫無規律時，這段時期被稱為「亂紀元」。

“一戰”結束後，法國效法美國，想把“庚子賠款”的一部分退還給中國，併計劃在法國辦一所大學，專門吸收中國學生去留學。作為著名的華商和非政府組織負責人，加之在中法兩國的政界都廣有人脈，這件好事就落在了李石曾的頭上。於是，他專門辦了一個銀行，把法國的庚款存入其中，並創辦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來經營這件事。
1916年，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即於當年聘任李石曾為生物系教授。
1918年6月，毛澤東的恩師楊昌濟應北京大學之聘，舉家遷居到了北京，居住在鼓樓附近的豆腐池胡同9號。而兩個月後，即這一年的8月15日，毛澤東、蔡和森、肖子升、羅章龍等“楊門弟子”一行二十餘人，便浩浩蕩盪追隨導師而來。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出省，也是他第一次來到北京。
　　他們是有備而至。
按照當時民國教育部的規定，師範生畢業後需立即工作，不能繼續升學。而此時的楊昌濟則告訴弟子們說，他們雖然喪失了進入北京大學或中國其他大學深造的機會，但卻可以去法國勤工儉學。
　　經楊昌濟的託付，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介紹毛澤東等4人，與李石曾在其位於香山的別墅見面。在看了毛澤東起草的赴法勤工儉學計劃書後，李石曾當即答應：為湖南青年先辦三處留法預備班，分設於北京大學、河北的保定和蠡縣。
儘管執筆了留法勤工儉學計劃書，但毛澤東本人卻並沒有出國留學的打算。
在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釗的信中，毛澤東說，欲改造中國，有兩件事是最為急迫的：其一，是對中國歷史上的治理經驗加以系統地整理與批判；其二，是做實地的調查研究，而這兩項當務之急的工作，都不能在國外做。
　　毛澤東不願出洋留學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放心不下母親的病。
此前，毛澤東曾經給蕭子升寫信說：“然母病在廬，倚望為勞，遊子何心，能不傷感！”而旅途中的他不禁這樣感慨：“刁斗再發，餘音激壯，若鬥若擊，中夜聽之，不覺泣下。”在赴京前，毛澤東寫信給兩個舅舅，感謝他們照料病重的母親，並打算在秋收之後，接母親去省城長沙治病。毛澤東是藉錢來北京的，他必須生活。一個說法是楊昌濟直接找校長蔡元培批了一個條子給當時的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但今天的北大檔案館並未留下這樣的資料），而另一個說法則是時任北大圖書館館長的湖南同鄉章士釗出手相助—但無論如何，當時接受了毛澤東這個貧寒書生的人，便是長他4歲的李大釗。
.........

韓毓海：從“兄弟”到“同志”2016-07-02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五百年來誰著史》

1918~1923年間，世界和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大變革。在短促的5年之間，毛澤東由信奉“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無政府主義者，成長為替勞動者謀解放的馬克思主義者。
　　在這短短的5年間，毛澤東的父母和恩師楊昌濟相繼去世，他獲得了令他終生驕傲且心碎的愛情，成為一個的丈夫父親。毛澤東由湖南長沙的一介書生，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隨即又成為中國國民黨的主要領導人；由一個小學教員，成為中國政治領域和思想文化領域中冉冉升起的新星、巨星。正是在此期間，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德國爆發了工人階級起義，終結了“一戰”，而中國則爆發了五四運動，誕生了中國共產黨。
　　這5年決定了毛澤東的一生，注定了毛澤東的人生不會在寧靜的校園裡度過，從此後，他便永遠不可能像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樣，當一個“教書先生”了。
而這巨變如風暴走過夏季寧靜的原野，來得如此迅疾而猛烈，事先幾乎毫無徵兆。
　　1918年6月，毛澤東和新民學會的大部分成員先後畢業，而擺在​​他們面前的最現實的問題，便是升學或者就業。新民學會的成員都是抱負遠大的青年，他們的共同意見自然是繼續學習深造，而且是出省乃至出國去深造。而恰好就在這個時候，一個機遇擺在了他們面前——留法勤工儉學。
　　留法勤工儉學這件事，與李石曾這個人物最有關係。李石曾的父親是前清軍機大臣李鴻藻。李家非常有錢，李石曾1902年隨駐法公使孫寶琦赴法留學，他在巴黎巴斯德學院的畢業論文是《大豆的營養研究》，李石曾畢業後在法國經商，辦了一系列企業，其中最著名的是巴黎豆腐公司。他從家鄉河北蠡縣招募了一批老鄉，在巴黎生產幾十種豆製品，而恰逢當時法國流行素食主義，結果豆腐公司賺了大錢。蠡縣，因此也被稱為北方的僑鄉。
　　李石曾因把中國的豆腐引進到法國而發了大財，但他的抱負卻是要做一個有思想、搞文化的“儒商”。他和蔡元培共同參與“一戰”期間負責招募和遣散中國赴法勞工的勞務中介機構——惠民公司的經營，並在吳稚暉等人的協助下，在巴黎辦了一本《旅歐雜誌》 ，宣傳“四海之內皆兄弟”和勞動互助，當時，這就叫作無政府主義學說。而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說，李石曾經營的那些機構，便是“非政府組織”（NGO）。

官媒：決不允許“文革”錯誤重演 2016-05-18 海峽網

正值“文化大革命”發動50年，中外各方熱烈討論，甚至有外媒稱中國在“文革”問題上選擇失憶。對於種種論調，人民日​​報17日刊文指，中國絕不允許“文革”這樣的錯誤重演，並要堅決防範和抵制“文革”問題來自“左”的和右的干擾，毫不動搖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人民日報17日凌晨刊文指，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否定了文革，這項政治定性經受住了實踐、人民和歷史的檢驗，具有不可動搖的科學性和權威性。文章重申，文革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嚴重的。歷史已充分證明，“文革”在理論和實踐上是完全錯誤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
　　文章指，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日益強大，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提高，社會主義民主法制不斷健全，中國的道路越走越寬，不會也決不允許“文革”這樣的錯誤重演。中國一定要牢牢記取“文​​革”的歷史教訓，牢牢堅持黨對“文革”的政治結論，堅決防範和抵制圍繞“文革”問題來自“左”的和右的干擾，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要毫不動搖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環球時報評論員單仁平撰文指，在“文革”發動50年這個時間節點上，出現一些討論是正常的，但中國社會看待“文革”的共識遠大於分歧。中共中央1981年的《決​​議》對文革作出徹底否定的權威定性，這不僅是全黨上下的認識，也應該說是中國社會整體上相當穩定的共識。
　　單仁平續指，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的協調推進，不斷接近“國家現代化”目標，中國人前所未有的“獲得感”是真實的，這個時候尤其不會把文革重拾為樣板。文革十年浩劫也不可能在中國重演，因為這場運動給中國發展造成了嚴重損失，也讓許多中國人留下了永久的人生傷痛。沒有人比中國人更害怕動盪，更渴求穩定。
　　文章指出，中國這幾十年的發展，是從“撥亂反正”邁出的第一步，把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為國家前進提供了強大動力。把發展放在中心位置，是最基本的歷史經驗，無論是嚴懲腐敗、依法治國，還是發展民生、縮小社會差距，都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努力做世界上最有活力的探索者、實踐者。

六四中槍的不只是學生 2013-06-05 中時 熊玠（紐約大學終身教授）

　本人在二○○九年七月號的《海峽評論》曾發表了一篇命名為〈一個天安門事件「變相受害者」的「喊冤」回憶〉文章。因為在那二十年前天安門事件發生時，正值我在北京年休，親眼目睹一切。而在那不久以後回到台灣，卻因我對媒體據我本著良心所交代的目睹實況與一般人印象不相雷同，故而遭遇到很多靠情感代替思考的人們窮兇極惡地譴責唾罵。　
　該文中第二項迷惑，有關在公主墳與木樨地（即天安門的西邊）到底死了多少人、甚至什麼人？根據路透社駐北京分社主任與他的同仁當晚在現場所目擊，簡直難以置信。原來，半夜由長安街西邊進來的解放軍（正如我在北京飯店看到從長安街東邊進來的解放軍一樣），均是徒手而來。武器均放在軍車上，緊隨在後徐徐駛入。可是半途槍枝卻被學生搶劫，然後向士兵掃射。據他估計，打死了一百多士兵。倏忽間，士兵再奪回槍枝，對學生開槍，大約打死了兩、三百學生。
　這位路透社分社主任，由於任期將滿，他誓言回國後將撰寫回憶錄，將他的目擊公諸於世（以後他黃牛了）。不過他所目擊的這學生與士兵實彈交鋒的一幕，卻在事後由《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花了三、四個月時間明查暗訪地求證屬實。並為《紐約時報星期日雜誌》撰寫了專文報導。

泰國政治干擾 「紅衫軍」死傷真相難明2013/06/13泰國世界日報梁東屏

　　當年的執政黨是「民主黨」。「紅衫軍」示威期間，媒體上就不斷有所謂「黑衣人」的消息放出，明白表示「黑衣人」是「紅衫軍」的特攻隊，擁有強大的火力，不斷四處暗算軍人，同時還會「殺自己人」嫁禍給軍方。換言之，死傷都不關軍人的事。
　　只不過包括我在內的國際媒體記者，從來沒有在任何場合見到所謂的「黑衣人」，或者政府所描述的「大量軍火」。再者，死亡的92人中，至少有85人以上是「紅衫軍」。這是一個簡單的算數，不需要什麼智慧，就可以得出結論

（楨：一群理盲濫情的霉體酩嘴政剋冥眾鄉民 /邪者磚家叫獸/公知大V噴子憤青糞青屌絲 在鬼打架！另參【圖博館】：《公共知識份子》 海龜與烏龜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中國非正常死亡 中共的國企社保與醫保改革 壟斷二二八 《統計數字：是事實還是謊言》 《天安門一九八九》 泰國紅衫軍 伊斯蘭革命)

單仁平：對西方獎項多一些心眼，不過分 2016-02-17環球時報

　　西方主流媒體近日把《墓碑》一書作者楊繼繩作為談論中國的新焦點之一。報導說，哈佛大學尼曼基金會決定將2016年路易斯·里昂獎授予楊，而楊退休前供職的中國官方媒體“不允許”他前往美國領獎。
　　楊繼繩《墓碑》一書2008年在香港出版，是關於中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大饑荒”所造成人員死亡的“調查性報導”。該書認為從1958年至1962年中國一共餓死約3600萬人，這一數字是對那場天災人禍中究竟餓死多少人各種推算版本中最高的之一。

「埃及天安門事件」【聯合報黑白集2013.08.20
回應：
這次埃及死那麼人，這是埃及的二二八，天安門除了那些暴亂學生將六個公安活活燒死被就地正法，接著軍人清場向空鳴槍，大家都跑光了，根本沒死人，你看王丹等人不都活得好好的嗎？二十多年了，所編造的死幾千人，為何就是編不出所謂死者的名單？聯合報根本就在欺騙人民，有死人的二二八，不是天安門。

回歸二二八會訊 2012-02-27 旺報 周玉山(世新大學教授)

2005年11月，228事件紀念基金會出版了會訊，公布了通過補償的案件，其中死亡681件、失蹤177件，合計858件。同期「228會訊」指出，此一數據與以往學術界的推估數差距過大，引起諸多爭議，為釐清真相以正視聽，實有深入調查實際受難者人數之必要，因此董事會決議成立專案小組調查。
韶光留不住，匆匆近7年。現在，基金會的執行長宣布，深入調查的結果，成案860件；換言之，7年來增加了2件個案。郝柏村先生據此撰文，提到「仍為1000人左右」，已是從寬的論斷；卻引來綠色報紙鋪天蓋地的辱罵，其中沒有真相、也沒有真理。
郝先生本著科學的數據、而且是「228會訊」的數據，說了實話，引來辱罵，公道何在？宣稱「死亡逾萬」的人士們，請公布另外9000位遇難者的名字以及受害經過，大家一起來哀悼！

6、70年代，中國人均壽命增加速度在全世界主要國家中是最快的，赤腳醫生製度功不可沒。80年代起，中國人均壽命增加速度降下來了，慢於韓國、新加坡以及發展中國家一般水平。70年代，中國人口死亡率比歐美還低，而自80年代合作醫療制度瓦解後，嬰兒死亡率和人均壽命就長期停滯不前了！
　還在利用大多數人的知識盲區混淆視聽。本質上和莆田系沒什麼區別。婦幼保健院是指的是90年代開始的統計方式，區別於以前的。道理就像是現在發現的貪官多可能是因為現在反貪的人比過去能查而不一定是官變貪一樣。90年代才開始推行的一種統計方式，它的動態變化規律，只能反映全面推行一胎化計生政策，以及人口大規模頻繁流動的90年代以後的社會環境情況，並不適用於沒有極端計生政策及人口流動數量少的計劃經濟年代。該縣級婦幼保健院某人用90年代以後的動態變化規律去“追溯預測及重新構建”80年代以前的嬰兒死亡率，其實就是個一文不值的數字遊戲。其可信性幾乎等於0。
　這個“重新構建的嬰兒死亡率”，是依據1981～2010年嬰兒死亡率動態變化規律進行重新構建的數據，它忽略了80年代開始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將一胎化年代的動態變化規律亂套到以前的嬰兒死亡率上重構測算，這樣“追溯性預測”重新構建出來的嬰兒死亡率，既不能替代當時實際水平，也無法接近當時的實際水平。他們重新構建的目的不是追尋真理，只是為了解釋：為何改革開放後十多年的1990～1995年，嬰兒死亡率平均值居然比1976～1980年還高.......

　　相關新聞
人民日報：如何避免人財兩空的“魏則西式悲劇”？

據人民日報2016.5.6刊發題為《魏則西留下的生命考題》的文章，文中指出醫學本無“神話”，但很多身患絕症的病人，由於缺乏科學認知，希望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創造生命“奇蹟”。這種“有病亂投醫”的心理，讓醫療騙子鑽了空子。提升全民科學素養是一個長期過程，建立符合國情的家庭醫生製度，讓每一位居民都擁有高素質的家庭醫生，是避免“魏則西式悲劇”的治本之策。不過在中國當下國情，解決好這個問題需要一個過程。

隨著形勢的發展，“赤腳醫生”完成了歷史使命。通過資格考試者，被授予的證書改成了“鄉村醫生”，“赤腳醫生”已經成了一個時代的背影。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不再使用“赤腳醫生”名稱，鞏固發展鄉村醫生隊伍》一文， “赤腳醫生”逐漸消失。根據2004年1月1日起實行的《​​鄉村醫生從業管理條例》，鄉村醫生經過相應的註冊及培訓考試後，以正式的名義執照開業，赤腳醫生的歷史自此成為過去式。
　　雖然“赤腳醫生”有各種不足，但是無論從出發點還是社會效益來看，都不是“當代遊醫”能比的。縱使“遊醫”中有部分人曾經是“赤腳醫生”，也與整個“赤腳醫生”體制沒有什麼聯繫。現今的某些亂象，需要立足現實分析、解決，隨便從過去找個名詞套用或硬拉關係，能有什麼幫助呢？抑或有些人只是為了吐槽而吐槽，為污名化而污名化？
　　回應
　赤腳醫生醫術差了些，但是以病人為本，獲得了群眾信任。現在大醫院的醫生醫術倒不差，卻以效益為先，難以取信於人，醫患糾紛就是這麼來的。
　“赤腳醫生”是政府主導，公益性質的，不以掙錢為目的。“當代遊醫”完全就是為了掙錢的私人生意。及時有的赤腳醫生成了遊醫，那也跟公立醫院的大夫辭職進了莆田系一樣是他個人的問題。這兩者天淵之別，肆意抹黑的人為什麼看不見？
　這些人不是無知，只是反共而已，所以只要和共產黨扯上關係的都要攻擊一下
　赤腳醫生是毛澤東醫療衛生思想體系的一部分，而毛澤東醫療衛生思想體系使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的國民健康狀況大幅度躍升：一是平均壽命從建國前的35歲增加到了1978年的68歲，達到當時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遠遠超過我國經濟水平的排名。二是初生嬰兒死亡率從1950年約250‰下降到1981年的低於50‰，比較60年代到70年代幾個主要發展中國家人均壽命和嬰兒死亡率指標的改善情況，中國遙遙領先。三是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亂、性病等得到較徹底的消除，而寄生蟲病如血吸蟲病和瘧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削減。健康就是生產力。新中國在改善人民健康方面取得的這些成就，同當時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是十分突出的。不僅有效改善了人民生活，而且為改革開放之後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
　古巴也是​​這樣，是卡斯特羅思想嗎，

新中國的衛生工作倡導“預防為主”，赤腳醫生配合生產隊，在農村大力宣揚講究衛生的好處與方法，開展了以除害滅病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提倡垃圾分類，糞便管理，注重飲用水源的健康與乾淨，這對於當時農村衛生面貌的改觀有著巨大作用。
　　赤腳醫生的收入和日常怎麼樣？由於他們“半農半醫”的身份，因此，赤腳醫生往往比普通農民更加辛苦。赤腳醫生，一年到頭大隊補貼工分1700分（每天工價0．7元），參加集體勞動不得少於200個勞動日，半醫半農。時值“雙搶”農忙季節，要參加生產隊勞動，中午想和社員一樣休息一回都難，不是中暑的就是腹瀉的，還有生癤子的、感冒的病人等著你去治療。只想好好地睡個覺都成了奢望。那時社員看病雖然是免費的，拿點藥片5分錢，肌註一針一角錢。但還是有些社員連5分錢也拿不出。我家也一樣困難，沒辦法我只好掏錢墊上，年復一年也不知道墊了多少回。我放棄了幾次招工和招乾的機會，紮根農村，實踐著“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理想。（《赤腳醫生》 周祥新）
　　1975年，謝晉導演執導的電影《春苗》真實地反映了赤腳醫生的日常與生活。該片講述了江南某大隊婦女隊長田春苗被送到公社醫院學習，回隊後為貧下中農治病的故事。影片中就對農村的醫療現狀進行了描述，缺醫少藥成為當時赤腳醫生們的共鳴。
　　誠如影片中的演繹，中國農村的醫療狀態當時並不樂觀，赤腳醫生常常會遭遇難以治療的，甚至病症都難以確定的情況。另一方面，中央也深知，在短時間內僅憑藉赤腳醫生從根本上徹底解決農村醫療難題很難。在毛澤東主席看來，用較短的時間，花較少的力量，先培養出一些醫術雖然不高，但農村最需要的赤腳醫生算是一種權宜之計。赤腳醫生的用藥和醫術最然不高，但是赤腳醫生對待病人的熱情，對待病患負責任的態度卻是當時能在農村紮根醫療的必要條件。
赤腳醫生的醫術雖然有所欠缺，但卻在培訓與實踐中不斷地提高。1974年10月，鄧小平在接見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的衛生代表團時，肯定“赤腳醫生”一方面勞動，一方面治病的方向，並用從赤腳到穿起草鞋再到穿起布鞋的形像比喻，指出赤腳醫生增加知識、提高本領的發展道路。“文革”結束以後，由縣衛生局統一組織赤腳醫生進行了考試，合格的發給一本“赤腳醫生證”，不合格的不發，這就是說，沒有取得證書的赤腳醫生將失去行醫的資格。此後也是進行了一輪又一輪的考試，赤腳醫生的門檻也越來越高。

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培訓存在著明顯的“功利性”，主要學的是對一些常見病的對症處理與治療，並不是全面系統地學習醫學基礎知識。他們只掌握了注射、止血、人工呼吸等技能，以及負責發止痛片、阿斯匹林、黃蓮素、磺胺類藥的工作，只能應付感冒發燒之類的常見病小病，對於慢性病和大病基本上是無能為力的。再加上醫學是一門需要臨床經驗的學科，這一方面的培訓卻因為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而難以實現。如果按著這種標準來選拔醫生，是遠遠不夠滿足建國初期廣大​​農村的需求的。
　　許多人會將赤腳醫生同如今的一些“江湖遊醫”混淆，實際上，這兩個群體之間有著巨大的不同。在當時，赤腳醫生的管理制度還是比較完善的，大隊、公社、衛生院、公社黨委、縣衛生局都對赤腳醫生進行管理，只在管理的形式和內容上有所不同。赤腳醫生在行政上受大隊公社管理，而公社衛生院則是對赤腳醫生進行業務指導和培訓的部門。赤腳醫生時期恰逢“文革”，當時每個縣、每個公社、每個大隊都有一位副書記分管或主管赤腳醫生。
　　選拔出的赤腳醫生，除了會進行培訓之外，還要通過考核，大隊以及公社衛生院，有時也包括縣衛生局都會參與。公社衛生院是主要的考核單位，對其業務進行考核與指導，縣衛生局是赤腳醫生間接的考核單位，大隊考核赤腳醫生參加生產勞動的情況和綜合表現。對於赤腳醫生的首要調查標準就是群眾的滿意度，赤腳醫生是受縣、公社、大隊的管理的，在集體經濟下，赤腳醫生基本是不考慮經營成本的，完全是全心全意地“懸壺濟世”。
　　赤腳醫生給人看病，不分白天黑夜，不論寒暑季節，也不管天寒地凍、刮風下雪，只要哪個人有病痛就必須迅速出診。在當時，病情就是命令，時間就是生命。一些赤腳醫生曾經回憶自己當年出診看病的情節：......
　　對於農村醫療而言，治病重要，防病也絕對不容忽視。農村每年都要接種麻疹、“百白破”三聯、卡介苗、牛痘、流腦、乙腦、小兒脊髓灰質炎、霍亂等各類疫苗。另外，還在流感季節用板藍根大青葉煎湯，乙腦流行季節用千筋草煎湯，讓每個社員喝，而且全部免費。還要一年兩次檢查釘螺，防止血吸蟲病蔓延。到了夏季，要用漂白粉對水井消毒，防止腸道傳染病蔓延。這些工作都是由各村的赤腳醫生來完成的。

拿“赤腳醫生”和“當代遊醫”比，真的好嗎？
額爾瑾 歷史發燒友 2016-05-04

“赤腳醫生”這個名詞現如今提起的人不多了，可最近由於魏則西事件的發酵，有些人在痛斥某些私營醫院時，竟拿“赤腳醫生”與之相提並論，或挖掘當年“老軍醫”的背景，指出那是部分赤腳醫生進入城市後產生的現象。朋友圈中這些言論頗有些市場，因此筆者不得不說上兩句。
　　“赤腳醫生”是用來稱呼20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在我國農村的“半農半醫”醫療人員的。當時，我國的醫療制度還沒有完全建立，特別是對農村人來說，基本是“小病拖，大病扛，重病不治見閻王”。這主要是因為在此之前，像郎中、醫生這樣的職位，出診的診金一般很高，多數農村家庭負擔不起。針對這種現狀，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6·26”指示，於是，赤腳醫生製度、合作醫療和三級醫療保健網成了解決農村醫療衛生問題的三大舉措。
　　這些赤腳醫生一般未經正式的醫療訓練，仍持有農業戶口。由於國家十分重視對赤腳醫生的培養問題，適當降低了准入門檻。招聘的來源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醫學世家；二是高中畢業、略懂醫術病理的人； 三是一些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但因為過分強調“根正苗紅”，所以有些人的文化程度並不高，這為日後​​進一步的培訓增加了不少困難。
　　“赤腳醫生”最早見於《紅旗》雜誌1968年第3期（9月10日）刊登的一篇調查報告：《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調查報告》 。為什麼要稱呼其為“赤腳醫生”呢？那時候都是泥路，遇上天下雨，農村人一般不穿雨鞋都是光著腳走路，鄉村醫生也不例外，於是農村人不把他們叫作鄉村醫生，而叫赤腳醫生。
　　“赤腳醫生”這一群體在七十年代的時候達到了鼎盛時期，“赤腳醫生”在七十年代發展到鼎盛時期。最高時全國“赤腳醫生”150多萬，生產隊的衛生員、接生員390多萬。農村不脫產從事醫療衛生工作的人員達500多萬，超過衛生部系統原有衛生技術人員的總數(220萬)一倍多。（《共和國重大文化事件紀程》）
　　當年對這些赤腳醫生會進行在職培訓，培訓​​方式最多的是在縣醫院或者公社衛生院，還會定期召開業務學習例會，其他的方式還有赤腳醫生函授班、衛校正規培訓、下鄉醫療隊培訓等。靠著這些方法，在短期內，低成本、高效率地培養出一大批“留得住、養得起、用得上”的赤腳醫生。

歷史上，憤青式的極端思維和道統至上的自以為是可能會給一個民族帶來災難性後果，這是有前車之鑑的。南宋的清流黨人聯蒙滅金並不自量力地主動攻蒙，加速招來南宋亡國之禍。甲午戰爭時的清流黨人挾持“誰不主戰，天下共誅之”的話語霸權，使得清廷統治者在準備不足的不利條件下，迫於“愛國主義”的道德壓力進入一場力量懸殊的戰爭，結果《馬關條約》讓中國面臨亡國危機。此後六年又發生“庚子事變”，保守派以“仇洋愛國”為原則，鼓動義和團“殺盡洋人”，煽動義和團攻打使館並將街頭穿洋服、戴眼鏡者一律視為“二鬼子” “漢奸”格殺勿論，造成中國在短短六年多時間裡對外賠款達七億兩白銀，內憂外患進一步加劇。
　　憤青文化是封閉時代的文化衍生物，一個民族的現代化需要國民與政治精英以開放的心態、中道的常識理性，而不是極端民族主義狂熱與意識形態，來處理國際關係和國內發展中的問題。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理性比激情更可貴。只有理性地超越憤青文化，中國才有美好未來。(作者是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

憤青文化根源何在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憤青文化？我覺得是多種歷史、文化與社會心理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首先，它與傳統中國文化中的道統至上、與改革開放前意識形態原則至上的思維模式有關。自南宋以來，士大夫就以大言高論、激昂高調著稱於世。鴉片戰爭後，中國在應對西方挑戰後又備受挫折與屈辱。處於封閉環境中的士紳對外部世界一無所知，非理性化的虛驕心理油然而生，清朝同治光緒時代的清流黨人士就是如此。變法志士唐才常就是這樣評述清流黨人特點的：“無論曲直強弱，勝負存亡，但一不主戰，天下共罪之……以清議自許者，虛驕尤甚。及問其所以製敵之策，則曰持我忠義之氣在。”清流黨思維與憤青思維具有高度的同構性。他們都是高調主戰，他們空泛的不切實際的大言高論，滿足了人們急於宣洩屈辱感的未遂願望與心理需要。
　　另一方面，改革以前的極左思維通過長期教化宣傳，已在幾代人心中形成一種左的思維習慣與政治文化，久而久之就會形成固有的“定見”。眾所周知，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在各方面突飛猛進，但支配人們的潛意識和思維方式，相對於器物、制度而言變化相對緩慢。這些固化了的“定見”會干擾人們對信息的判斷與處理，使他們只願接受與自己觀念相近的信息。定見是一種思想惰性，它不自覺地支配人們，決定判斷的方向與主觀偏好。
　　雖然在現實生活中，具有憤青極端思維方式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遠不是很高，但在網絡虛擬空間裡，他們表現得極為活躍，並吸引著眾人眼球。具有共同極端思維與價值觀的人們，往往會​​在某一特定網絡上“物以類聚”，這些同質性的言論會在彼此互動中進一步強化，這就形成網絡上的“群體極化”現象。在特定情況下，由於網絡民意的表達是非均衡的，極端憤青的聲音無形中會被放大。
　　如果真愛國，則理性比激情更可貴
　　憤青所代表的這種極端非理性思維的危險性在於兩個方面：一是在特定條件下，它會煽動群體性非理性，形成話語霸權，並經由極端化社會思潮的惡性膨脹，影響一個民族在關鍵時刻的歷史性選擇。二是他們挾持高調的道德壓力與原則至上的意識形態話語優勢，對決策精英施加道德原則上的壓力。他們在輿論場上呼風喚雨，會被人誤以為是廣泛民意的代表，進而產生消極誤導作用。

蕭功秦：如果真正愛國，就應超越憤青思維2016-04-27 環球時報

摘要：早在文革後期，我在上海市郊當工人時，有一次參加廠裡組織的支持某國革命運動的大遊行。歷史上，憤青式的極端思維和道統至上的自以為是可能會給一個民族帶來災難性後果，這是有前車之鑑的。
　　“左右”憤青立場不同但思維相似
　　早在文革後期，我在上海市郊當工人時，有一次參加廠裡組織的支持某國革命運動的大遊行。這時突然一輛奶罐車闖進我們浩浩蕩蕩的隊伍，遊行者中一些人頓時憤怒起來，“誰竟然敢破壞革命大遊行？”於是一批人勇猛地衝上去，把那司機拖出來，一邊打，一邊罵“帝國主義的走狗”。那可憐的司機事後解釋說，那天牛奶再晚些送出去加工就變質了，只是沒想到車擠到隊伍中間去了。
　　這就是文革中我所經歷的真實的憤青故事。它具備了“憤青文化”的所有條件：自以為是的道德優越感，凡是“干擾”自己行動或反對自己觀點的，不是道德上的邪惡者就是政治上的敵對分子。對於“邪惡者”與“敵對分子”沒有妥協餘地，必欲打倒在地而後快。封閉狀態下的唯我獨尊、非正即邪、兩值分類、鬥爭思維、無情打擊，這就構成“憤青文化”的內在邏輯與基本特徵。
　　四十年後，我再一次經歷了這樣的事情。那是幾年前，我到日本旅行，回來後寫了一篇遊記，文章中提到靖國神社外的廣場上，日本青年男女盡情享受陽光，與靖國神社的遊就館電影院裡老人發出的那幾聲孤獨的掌聲形成鮮明對比。我在文章中感嘆道，“看來說日本軍國主義正在復活實在是冤枉了這些少男少女。戰爭已經結束六十多年，日本已經變了，我們大可不必再用原來的眼光看日本。”沒有料到這篇短文在某網站上發布不到兩週，居然有了31萬點擊量，許多人在跟帖中罵我“漢奸”“賣國賊”，某些言論甚至不無極端意味。那些言論中非此即彼、非正即邪的兩叉分類，不留餘地的鬥爭思維，與文革時工廠憤青暴打奶罐車司機的事可謂如出一轍。頗有意思的是，雖然只有部分跟帖者支持我的觀點，但這些支持者中的大多數人恰恰都是去過日本。他們說，他們看到的日本就是我所寫的這樣。
　　值得指出的是，除了那些把外部世界看作是“陰謀論世界”的極端民族主義憤青，社會上還有鼓吹“再搞一次文革”的極左派憤青，以及主張來一場“某某革命”的極端自由派憤青。雖然這些憤青立場各異，在網絡上視如冠仇、相互攻擊，但他們在唯我獨尊、自我優越的思維方式上卻​​極為相似。

馬雲回應BAT壟斷說：把地主弄死農民不一定富

“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壟斷了整個互聯網創業的資源，使得大家沒法混了，”2016.4.23，馬雲在2016年中國綠公司年會上發言表示，BAT格局兩三年內就會變化，如果重來，他一定不會選擇把企業做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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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
　可地主不死，農民一定富不起來！
　你的說法是掩耳盜鈴，無非是讓老地主死掉，換一批農民做新地主而已！
　貪官不死，百姓一定富不起來。
　就像當年罵老蔣獨殘一樣，結果是，犛奪權後自己做了獨殘，比老蔣時代還要黑暗、獨得還要久！
　都是為了自身的利益，在欺騙百姓。
　馬雲你就是個地地道道的地主資本家。你就是靠剝削用戶發的財。你的財富充滿了別人的血汗。你是地主階級的代言人，你是在和億萬農民為敵。你的言論是徹底反馬克思主義的謬論。
　馬雲什麼時候變成地主階級了？馬克思主義有偏差就不能修正了？
　馬雲要倒霉了，有些事情不可以亂說的！
　地主不就是富起來的農民嗎？財產私有化才是致富的動力，吃大戶只能一起受窮。壟斷是必然趨勢，但是由政府主導的壟斷必然導致腐敗。
　Sb啊，想當年斗地主，瓜田地的時候，你們祖輩富起來了嗎？？真的地主死了能富起來的話，你也不會是現在這種吊死了，早成富二代三代了.
　地主要分什麼樣地主，資本家要分什麼樣資本家。馬先生講得對，五十年代初滅了地主，後來就餓死了幾千萬農民，現在絕大多數人是個小地主，大家可都有飯吃了！
　千萬小地主死了，卻產生了全球最大的地主，農民比之前更慘.
　你還在仇富，說明你應該被這個社會淘汰了。物競天擇，看到別人富，就認為自己窮是因為富人造成的。總是期盼著富人完蛋，以為窮人的好日子就來了。這種邏輯就決定了這部分窮人將繼續愚昧下去。
　馬雲一出，屍橫遍野，零售基本不行，商業都灰色一片，大家都不逛街了，除了吃的，很難做下去，這不是馬雲的錯，因為這個世界，除了地主，真的誰都生存不下去，地主不死，農民真不一定富，但富的機會都沒有.
　農民不一定富，仍然想把地主弄死。弄死地主把錢分了，等下一波地主成熟，再弄死他們，割韭菜快感。

（楨：一群理盲濫情的霉體酩嘴政剋冥眾鄉民 /邪者磚家叫獸/公知大V噴子憤青糞青屌絲 在鬼打架！另參【圖博館】：《公共知識份子》 海龜與烏龜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光棍節vs感恩節 )

單仁平：對西方獎項多一些心眼，不過分 2016-02-17環球時報

　　西方主流媒體近日把《墓碑》一書作者楊繼繩作為談論中國的新焦點之一。報導說，哈佛大學尼曼基金會決定將2016年路易斯·里昂獎授予楊，而楊退休前供職的中國官方媒體“不允許”他前往美國領獎。
　　楊繼繩《墓碑》一書2008年在香港出版，是關於中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大饑荒”所造成人員死亡的“調查性報導”。該書認為從1958年至1962年中國一共餓死約3600萬人，這一數字是對那場天災人禍中究竟餓死多少人各種推算版本中最高的之一。該書出版後，楊繼繩獲得西方組織和機構頒發的多個獎項，比如2013年美國曼哈頓研究所的海耶克圖書獎和2015年的瑞典史迪格·拉森獎都頒給了他。
　　楊退休前供職於新華社，後做過《炎黃春秋》副社長，是一位廣受爭議的人士。在受到西方獎項“包圍”的同時，《墓碑》也受到國內部分研究者的批評，被指出所用史料​​不實，邏輯也有問題。2014年孫經先教授曾與他在一個有關中國土地制度演變的研討會上直接對話，提出其“絕大多數關鍵性的餓死人數數據都是虛假的”。
　　那場大饑荒成為一個時期以來中國輿論場的熱題。一些人批評官方只提當年的“天災”，不說“人禍”，他們支持“3000萬”或者更多人餓死的推測。有人並非很嚴肅地總結道，看一個人在網上說那幾年餓死多少人，常常可以判定他在網上的角色“左”還是“右”。如果他說死了3000甚至4000多萬，大概就是“右”的。如果他說沒死人或者死得很少，就是“左”的。
　　其實中國官方對三年大饑荒早有正式說法，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這樣寫的：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不難看出，官方對“人禍”因素並不迴避。然而《墓碑》談論的並非“歷史”，它帶有強烈的現實政治情緒，該書前言中公開稱中國政治制度是“極權制度”，“奴役人類的製度”，大概是因為這些不尋常之處，西方組織頒給楊獎項時都稱讚他的“勇氣”。
　　不扯什麼“政治勇氣”就事論事，中國政府承認大饑荒中餓死了人，中國地方上有的博物館和史料中保存著具體的記載。然而學者們大多相信，獲得一個精確的餓死人總數字是困難的，即使一個龐大的國家工程也未必能搞清楚。
　　西方的獎項這幾年雨點般落到中國“異見人士”身上。我們對此多一些心眼，大概不過分。

台灣反課綱學生再拋神言論：二戰後光復台灣在法理上不合理
by林西 觀網時政組 2016-01-05

2015年夏天，台灣高中生在街頭上演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課綱鬧劇。不僅獻出了一場充滿錯別字的抗議活動，還拋出了不少逆天“神言論”，比如“部分慰安婦是出於自願，不應在課本中加入'被迫'二字”；“如果被日本政府知道（寫日本殖民台灣），他們會不會憤怒？會不會覺得不公平？ ”
1月3日，微博網友@斯圖卡98 發布微博稱，一台灣高中生在電視節目中稱“馬關條約是合法的”，後又改口稱“不能說合法，它是一個契約， （日本）是在法理上取得土地（台灣）。”
看到這樣的“神言論”，小編再一次驚呆了，趕緊看完視頻壓壓驚。
觀察者網小編經查詢發現，這段視頻的內容不是最近的，而是華視新聞廣場於2015.8.5上傳至網絡的節目。7月，因台灣新版歷史教科書做出部分微調，將“日本統治”改成“日本殖民統治”，將“接收台灣”改為“光復台灣”，一些高中生髮起反課綱運動。
在這段節目中，幾位嘉賓和高中生對於課綱存在爭議的內容進行討論，其中一位學生質疑歷史課本中微調的部分說法，稱鄭成功是來台灣驅逐荷蘭人的說法不妥，他表示“荷蘭人比你更先早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為什麼你會說你是把他驅逐走的呢？這好像搞得台灣本來就是你中國的東西，這完全是站在中國本位主義來看這件史實。”
在談到國民政府來台灣到底該不該使用“光復”二字時，這位學生表示“這也是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我們事實上知道的是馬關條約是一個合法的，它是一個契約，它用這個契約在法理上取得土地，就好像你今天簽契約，你賣給了別人，然後你今天突然說你要拿回來，直接搶回來，這在法理上完全不合理。”
　　回應
　年輕人，再多讀幾年書吧。馬關合法，那開羅宣言不合法麼？
　國際法的背後都是武力那！馬關條約也罷，波茨坦公告也罷都是武力對決後的結果！嘴炮再打，難不能阻擋我們解放台灣的決心！
　看到所謂的契約論，就想到賀衛方！他也是用契約論為八國聯軍洗地的，認為西方不但無錯，而有大功，錯在中國！
　我拉一夥人把你打一頓，並強迫你簽字。這合法嗎？合法的話，你家在哪裡？給我個地址。我們會勉為其難地將你家“合法”地變成我家的.
　人家的意思就是說，以後解放軍進入台北，一定要先簽約，之後就可以合法佔領了。
　　統一之後該怎麼辦？怎麼肅清台獨餘孽？怎麼對付恐怖破壞活動？怎麼教育重建？

台灣媒體稱台灣已進入“綠色文化大革命”造神時代2016-1-5

　　此前，我們已經發現有台媒“醒了”，說大陸的科研、工業和科技水平都遠超台灣，台灣人一直懵懂無知，是因為台灣媒體太會搞愚民政策了。沒想到，“醒”的不只是一家台媒。1月4日，在台灣“名嘴”黃智賢主持的中視政治談話節目《網絡酸辣湯》中，台北教育大學教授莊淇銘直言，，台灣正在進行一場文化大革命，綠營和一些“藍皮綠骨”的人士配合媒體，在做台灣的“文化大革命”，只問顏色，不問是非，形成學生強佔“立法院”有理的社會氛圍。
　　回應
　不要侮辱文化大革命,不過是一些小年青的任性胡鬧而已,有信仰嗎
　補充一下：當年俺們鬧文革的時候，如果有人說啥侵略者有人性之類的話，無論文革中的哪一派都會有人出來活活把說這樣話的人給打死！文革的時候，可沒有吃飯砸鍋帶路黨和漢奸。
　和文化大革命比，他們也配！
　同樣是文革，有著本質區別
中國大陸：好人鬥壞人。【革命】
中國台灣：壞人壓好人。【壓迫】
好人：長期被被剝削的人民。
壞人：剝削百姓的利益集團。
　一切事物都有好的和壞的一面，在文革時代，賀衛方之流(公知大V噴子)敢肆意妄為的胡說八道嗎？
　呦，這麼多給文革洗地的啊～～
　總的來看，過大於功，所以文革還是不要搞了，那個時候就是因為沒有個度，才導致了10年動盪.
　你哪隻眼看到動蕩了？只不過整了一些教師、腐儒、官老爺而已，老百姓哪個受害了？當然了，誰受害了、挨整了，肯定不爽了，後來復辟了，就說是10年浩劫，我還說他是權臣篡位呢!
　這家媒體本來就是旺旺老闆本身就是統派。這個深藍節目一向如此調調，沒什麼醒不醒的，小編少見多怪。
　不要污衊文化大革命！文革被中共否定了，但也比台灣現在好！起碼中央的權威還在，人民還有希望，還有是非……
　文革是文化革命，它內容很多，至少名義上要改造中國舊社會文化。其主體本來是學習，而鬥爭是學習的延伸。靠學習改造不了的，就用鬥爭來解決。只是在斗爭方面，最終演化為民粹式的失智，狂熱。但學習的部分其實是有效的。諸如上山下鄉這些都是學習的一部分。而台灣這事兒明顯只有鬥爭,而且只是單純的為政治集團牟利的民粹鬥爭。

（楨：一群理盲濫情的霉體酩嘴政剋冥眾鄉民 /邪者磚家叫獸/公知大V噴子憤青糞青屌絲 在鬼打架！另詳參【圖博館】：《公共知識份子》 海龜與烏龜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攻占馬桶府 壟斷二二八 《1949》 《1895》 　)

針對“文革”的客觀歷史回憶和研究一點都不敏感，當思想激烈人士帶著明顯現實情緒大談“文革”時，就很像是另一回事了。這些人呼籲社會“全面反思文革”，要求執政黨就“文革”向全國人民“道歉”，或者另一些人給“文革”時期的國民經濟成就一一擺功，他們的姿態就不再是“歷史學者”的，而更像是“政治鼓動家”的。
　　如果說國家主張今天“少爭論文革”，是為了避免上述兩種極端現象把輿論場帶偏，試圖保持國人對解決現實問題的專注，那麼這是值得給予一定理解的。
　　當然，由於熱衷爭議“文革”的人給這個話題帶來了一些敏感，可能會讓有的基層管理者不知所措，對措施的運用未必總能把握得當，從而引發新的爭論。但是必須說，有關“文革”的各種衍生爭議決非當下意識形態的真正主題，它們有時出現的短時間熱鬧在相當程度上屬於“互聯網病”的一部分。
　　希望人們別被網上表面的“文革熱”忽悠，以為它真的是一個導致了重大思想衝突的話題，甚至以為社會真的在因為對它的不同認識而“分裂”。真實情況哪是這樣的，國家和主流社會對“文革”的認識恰恰是高度一致的。
　　“文革”被廣泛看成一場錯誤和災難，“文革”這個詞有很強的負面性，說誰或什麼事像“文革”帶有很強否定性。這一切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宣稱國家“拒絕反思文革”的人與要求重新發現文革“積極面”的人不斷互相把對方逼向極端，那是他們之間的遊戲和恩怨。

另詳參【圖博館】：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公共知識份子》 海龜與烏龜

社評：圍繞“文革”網上爭論是泡沫化的2015-12-17 環球時報

　　已退休的省部級官員於幼軍在中山大學做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講座，吸引了輿論的注意。儘管於本人強調他的講座只是學術性的，反對媒體炒作，但相關爭論還是在互聯網上得到一定的擴散。不少人想起，明年是“文革”發生50週年。
　　“文革”是這幾年輿論場上一個挺特殊的熱題，一方面圍繞它的爭論一點就著，一方面參與爭論的人很多是意識形態激烈人士，其中不少人帶有輿論場上“左”或“右”的標籤。社會對“文革”的真實興趣並不高，因此有關“文革”的“激烈爭論”有泡沫化成分，實際意義被(理盲濫情的霉體/邪者磚家叫獸/公知大V噴子)誇張了。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革”有清晰明確的結論，即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它還有一個簡單的描述：十年浩劫。當年“文革”結束後，國家從政治上、文化上、組織上、法律上都對“文革”做了清算，公審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將“三種人”清除出乾部隊伍，出了一大批“傷痕”文藝作品，國家走向全面改革開放。
　　近年來一些人批評國家“拒絕反思文革”，這嚴重違背歷史事實。還有一些人搞對“文革”的“再發現”，強調它的一些“客觀正面效果”，這不符合中國社會的主流認識。輿論場上經常上演的其實就是這兩種比較偏的認識打架，而主流社會對“文革”的看法基本是穩定的。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國社會集中反思“文革”的時期，在那之後“文革”逐漸成為一個普通話題，這種轉變應當說是正常的。社會保持當年反思“文革”的強度既不現實，也沒必要，“文革”走進歷史不能說是國家某種刻意的政治安排。
　　泛泛說“文革”成了當下中國的敏感話題，​​這不准確。“文革”的場景再現以及那個時期的悲劇故事至今在影視作品中比比皆是，說明迴避“文革”並非今天的一個傾向。有關“文革”話題的敏感，往往是一些人出於現實政治目的爭論它，把這種爭論作為政治影射或者用於現實洩憤時才出現的。

我們確實有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很遺憾，三十八年來，他們幾乎被系統地滅絕了。現實是殘酷的，平民造反之後，就是精英反造，結果：反黨升官；反體制發財；反社會出名；反國家獲獎；反人民成英雄。以經濟學為例，大師的名號竟然可以是“股份”和“市場”，就連“冰棍”都可以成為中國經濟學理論。不寫文章的朋友，很難理解中國現實的殘酷性。我的文章，只能在香港媒體發表。我被無數次告知，你的思想深邃、邏輯嚴謹、文筆優美，但你的文章所表達的內涵不符合我們的宗旨，我們向你致以歉意並希望你理解並有所改變。我總是在問，應如何改變？相熟的朋友說，能否不要提人民、毛澤東、社會主義。不提行了吧？還是不行！我寫了超級地租，還是觸犯了反造派的潛規則，他們可以跨境來阻止你發表文章。所以，每每左翼山呼勝利的時候，我唯有苦笑加冷笑。
　　三十餘年來，精英專制不斷精進，精英反造的結果恰恰是滅絕公共知識分子。當然，歷史有時候也很任性。反造得過頭了，人民就會起來造反了。中國左翼開始崛起了，左翼知識分子將成為中國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是的，左翼很可憐，愛黨卻被拋棄，維護體制卻被邊緣，健全社會卻被污名，捍衛國家卻被問罪，為人民服務卻被羞辱。左翼不必氣餒，真公知從來就是苦行僧。行者，總是要六度的，沒有足夠的考驗如何修成正果！公共知識分子是金子，必須經歷無數的洗禮，必須經歷無數的冶煉。真正的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在成長，他們已經開啟了艱難的人民立法進程，必將實現公民共治，終將結束精英專制。
　　回應
中國公雞？
還有母知呢？作者歧視女性嗎？
中國公知已經成為中國公害。
　三十多年來，許多名詞被糟蹋了，如小姐，同志……當然也包括專家、精英和公知，但社會的良心永遠不會被糟蹋的，儘管他們有時微如寒星，他們實際上具有巨大的能量，他們一直在發光發熱，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中國有哪些左翼公知，為百姓利益奔走，甚至做大牢。您能列舉一些合格的公知嗎？
　盧老師，知識分子不是改開後墮落的，從士大夫階層開始，就往顏如玉黃金屋奔去了，所以，老毛兜兜轉轉一圈，回頭還是要搞文革，不革文化人的命，不洗掉知識分子身上的脂粉氣，其他啥都白搭。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05fd90102v8dm.html

另詳參【圖博館】：《公共知識份子》 海龜與烏龜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論中國公知 by 盧麒元

　　公知，是公共知識分子（The Public Intellectual）的簡稱。一般而言，是指具有平民立場的知識精英。一般而言，公共知識分子，往往是政治立場和經濟基礎相對獨立的思想家。例如，馬克思就屬於公共知識分子。很遺憾，在中國，公知一詞被偷換了概念。中國公知，通常是指反社會主義的右翼精英。中國公知很神奇，確實不具有平民立場，確實不具備足夠知識，他們被定義為公共知識分子頗為荒謬。恰恰相反，他們往往擁有明確的雇主，他們往往擁有精英的立場，他們往往獲取豐厚的收入，他們往往被包裝成公知而成為明星，他們幾乎是旗幟鮮明的利益代言工具。
　　在人類文明中（無論東方或西方），公共知識分子大多具有社會主義情懷，他們大多數是歸屬於左翼的優秀知識分子。中國公知，具有鮮明的反​​社會主義傾向，他們大多數應歸屬於右翼或極端右翼。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由平民共治向精英專治轉型。轉型過程中，需要進行思想、理論、輿論的顛覆，需要一批人從事反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工作。體制大量需求、資本大量需求、買辦大量需求，大量的形形色色的學術光棍就粉墨登場了。他們也確實提供了他們雇主所需要的特殊服務。與此同時，在他們的雇主利益與國民利益和國家利益產生衝突的時候，他們厚顏無恥地傷害了他們祖國的國民利益和國家利益。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公知已經成為中國公害。
　　我們非常確定，多數中國公知不屬於人才的範疇。他們當中，多數人並非憑藉專業能力脫穎而出，而是藉助肆無忌憚的言行被炒作成功的。一些文學藝術從業者，為了尋求成功的捷徑，也加入到了這種特殊服務當中，成為了一種古今罕見的中國公知現象。公知們為了搏出位，超越了一般理論爭論的底線，他們公然進行反黨、反體制、反社會、反國家、反人民的社會活動。在古代，他們屬於叛逆。在西方，他們屬於敗類。然而，在中國，他們被捧為公知。

中國的政治模式不可能取代選舉民主，因為中國從不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包裝成普世通用的模式，也不熱衷於對外輸出。進一步說，中國模式的重要意義，不在於為世界各國提供了一個可以替代選舉民主的新模式，而在於從實踐上證明了良政的模式不是單一而是多元的，各國都有可能找到適合本國的政治制度。
　　回應
　　你若只是轉貼，就請註明"轉貼"，這篇文章主要是讚揚集權的優點，民主的缺點。
　　我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夠腦袋清楚點，不要把西式選舉制度的兩黨專制當成萬靈丹、普世價值。不管是一黨專政還是兩黨專制或是以前的封建年代的帝制，都各有其優缺點，兩黨專制的西式選舉制度不見得適用於全世界，張開你的眼睛看看其他國家以及台灣採用西式選舉制度的下場如何？西方國家說選舉制度是普世價值，及如同他們說耶穌基督是唯一的神，難道你也要非基督徒的人全都改是基督教？
　　那麼喜歡共產，你就過去吧，放面國旗，作幌子， 你這樣會害死國民黨，會害愛這面國旗的人。缺德甚於共產黨。你還要繼續丟人嗎？
　　喜歡共產？請問，對岸現在還是共產制嗎？你還活在20世紀冷戰年代？你連李世默演講裡「兩種制度」指的是什麼都搞不清，就只會用意識型態，有色眼光看問題，搞民粹。
　　請問: 我們若是退回30年前一黨專制，是否你就滿意了?
　　我哪句話，說要台灣採用「一黨專政」？如果你腦袋夠清楚，不帶有色眼睛看李世默的演講內容，就會知道李世默並未完全否定西式選舉制度，他要表達的是，西式選舉制度並非普世價值，適用任何國家與民族，你愛採用西式選舉制度，那是你的自由，但不能強迫所有國家都要跟你一樣採用西式選舉制度，這樣也不行嗎？
http://blog.udn.com/tsaixiaolang/14353398

另詳參【圖博館】：《中國模式》民粹亡台《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主制的國家，從1970年的45個已增至2010年的115個。……
　　但這一次，中國敬謝不敏。
歷史是最好的裁判。僅僅30多年間，中國就從世界上最貧困的農業國，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實現6.5億人脫貧。實際上，這期間全世界80%的減貧任務是由中國完成的。而取得這些成績的中國，沒有實行他們所謂的選舉，也沒有實行多黨制。
　　面對這一切，我開始做我唯一可以做的事，即思考它！
　　中國的確是個一黨制的國家，由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不實行西方意義上的選舉。按照當代主流的政治理論，人們據此可以生成三個判斷，即這個體制一定是僵化的、封閉的、不具合法性的。
　　但這些論斷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事實恰恰相反，中國的一黨制具有與時俱進的能力、選賢任能的體制、深植於民心的政權合法性，這些是確保其成功的核心要素。……
　　相比之下，全世界大部分選舉民主制國家都處於慘澹經營的境況。……這樣下去，失去合法性的恐怕不是中國的一黨制，而是選舉民主制。
　　當然，我不想造成一種誤會，認為中國成為超級大國已經指日可待了。中國當前面臨重大挑戰，巨大變遷帶來的經濟、社會問題數不勝數，譬如環境污染，食品安全、人口問題。在政治領域，最大的挑戰是腐敗。
　　目前，腐敗猖獗，危及中國的政治制度及其道德合法性。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誤判了腐敗的原因，他們聲稱腐敗是一黨制導致的，只有終結一黨制才能根絕腐敗。更嚴謹一點兒的分析將證明這種觀點毫無根據。
　　據透明國際發佈的全球清廉指數排名，中國近年來的排名在第70到80名之間。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選舉民主制國家，排名第95位，且逐年下滑；希臘排名第80位；印尼與阿根廷排名並列第100位；菲律賓排名第129位。排名在中國後的約100個國家中，超過一半是選舉民主制國家。如果選舉是根治腐敗的萬靈藥，為何在這麼多國家不靈呢？ ……
　　「元敘事」就像癌症一樣，正在從內部吞噬民主。我想澄清一下，我並不是要譴責民主。相反，我認為民主政治對西方的崛起和現代世界的誕生居功至偉。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種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這是西方當前各種病症的病灶所在。

李世默--兩種制度的傳說（A tale of two political systems）

　　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時的上海。外婆後來告訴我，她當時抱著繈褓之中啼哭不止的我，心驚膽戰地聽著「武鬥」的槍聲。
　　在我少年時，我被灌輸了一個關於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大故事，這個「元敘事」是這樣說的：
　　所有的人類社會都遵循一個線性的目標明確的發展規律，即從原始社會開始，經由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最終過渡到（猜猜這個終點？）共產主義社會。
　　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政治、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所有的人類社會，不管民族、文化、語言有何異同，或早或晚都將演進到這一階段。人類社會自此大同，彼此相親相愛，永遠過著幸福的生活------人間天堂。但在實現這樣目標之前，我們必須投身於正義與邪惡的鬥爭，即正義的社會主義與邪惡的資本主義之間的鬥爭，正義終將勝利！
　　這個「元敘事」不僅征服了中國，也影響了全世界。世界上曾經有整整三分之一人在它籠罩之下。然而，忽然一夜之間，蘇聯崩潰，世界滄桑巨變。
　　我赴美留學，改宗成為伯克利的嬉皮士，哈哈！
就這樣，開啟了我另一段成年經歷，我又被灌輸了一個全新的宏大敘事，仿佛我這輩子只經歷那一個還不夠似的。這個宏大敘事的完美程度與早前的那一個不分伯仲。它同樣宣稱，人類社會遵循著一個線性的發展規律，指向一個終極目標。敘事故事是這樣展開的：
　　所有的人類社會，不論其文化有何異同，其民眾是基督徒、穆斯林還是儒家信徒，都將從傳統社會過渡到現代社會。在傳統社會中，最基本的社會單位是家庭、氏族、部落等群體；而在現代社會中，最基本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社會單位是原子化的個人。所有的個人都被認定為是理性的，都有同一個訴求：選舉權！
　　因為每一個個人都是理性的，一旦有了權選舉，必然會選出好政府，隨後就可以在好政府的領導下，過上幸福的生活，相當於實現大同社會------又是一個人間天堂。選舉民主制將成為所有國家和民族唯一的政治制度，再加上一個自由放任的市場讓他們發財。當然，在實現這個目標之前，我們必須投身於正義與邪惡的鬥爭，即正義的民主與邪惡的不民主之間的鬥爭。前者肩負著在全世界推動民主的使命，必要時甚至可以動用武力，來打擊那些不投票不選舉的邪惡勢力。

文革電影：名導演79

《武訓傳》（1950年，孫瑜導演，孫瑜編劇，趙丹、黃宗英主演）

《早春二月》（1963年，謝鐵驪導演，柔石原著，謝鐵驪編劇，孫道臨、謝芳、上官雲珠主演）

《再見中國》1974年：唐書璇導演及編劇，描述文革時中國大陸知青因不同理想而逃亡到香港，影片曾被香港政府以「影響與鄰近地區關係」禁映

《楓》1980年 峨嵋電影製片廠攝製，編劇：鄭義、導演：張一、演員：徐楓（飾盧丹楓）、王爾利（飾李紅鋼）。

《戴手銬的旅客》1980年 導演：于洋 編劇：紀明 馬林 演員：于洋、邵萬林，趙子岳，馬樹超，葛存壯

《苦戀》（1980年，彭寧導演，白樺、彭寧編劇，劉文治、黃梅瑩主演）

《天雲山傳奇》（1980年，謝晉導演，石維堅主演）

《皇天后土》（1980年）：中央電影公司（台灣）出品，演員有秦祥林、劉延方、郎雄、柯俊雄、胡慧中、歸亞蕾

《小街》1981年 上海電影製片廠攝製。編劇：徐銀華 導演：楊延晉 攝影：應福康、鄭宏 美術：劉藩 作曲：徐景新 演員：郭凱敏（飾夏）、張瑜（飾俞）

《牧馬人》（1982年，謝晉導演，朱時茂主演）

《芙蓉鎮》（1986年，謝晉導演，阿城、謝晉編劇，劉曉慶、姜文主演）

《霸王別姬》（1993年，陳凱歌導演，李碧華、蘆葦編劇，張國榮、張豐毅、鞏俐主演）

《藍風箏》（1993年，田壯壯導演，蕭矛編劇，呂麗萍、濮存昕、李雪健、郭冬臨、郭寶昌、張豐毅主演）

《活著》（1994年，張藝謀導演，余華原著，蘆葦編劇，葛優、鞏俐主演）

《陽光燦爛的日子》（1994年，姜文導演，王朔原著（《動物兇猛》），夏雨、寧靜主演）

《天浴》（1998年,陳冲導演，陳冲、嚴歌苓編劇，李小璐、洛桑群培主演）

《巴爾扎克與小裁縫》(2002年,法國籍的華人戴思傑執導之電影，由周迅、劉燁和陳坤主演)

《八九點鐘的太陽》（2004年，卡瑪、白傑明、高富貴導演）

《山楂樹之戀》（2010年，張藝謀導演，艾米原著《山楂樹之戀》，尹麗川、顧小白、阿美編劇，周冬雨、竇驍主演）

張藝謀《回歸》(2014)
…………………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28449701

天浴-很傻，很天真

她的追去和她的“很傻很天真”，註定了她悲劇的一生。萬花筒中看到的是假像，稍微一動就沒有了。他的愛的博大和深沉，註定了他要備受愛情的煎熬。
http://bbs.tiexue.net/post_2692862_1.html

詳參【圖博館】：販母案考 《香魂女》《少女小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邊緣夾縫中的低語2008-5-16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新移民作家的作品，通常給我的感覺都是在講述他們輝煌的“美國夢”，宣揚他們如何通過奮鬥打破人種、國籍的隔閡成就了勝利。嚴歌苓卻是特別的。
　　 近日拿到了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兩本嚴歌苓的短篇小說集《少女小漁》和《天浴》，細讀書中的每一篇作品，可發現她筆下的主角，不分民族，不分國界，不分文化，大多都是主流社會外“邊緣又邊緣”的人物：像來自中國大陸的窮困無依的留學生或其他新移民准移民，無論在經濟上、文化上、種族上，他們都是理所當然的邊緣人；即使是在同一個國家內，時代也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決裂，像文革時期的下鄉知青、造反派等被強行隔離在人群之外的群體，同樣也是社會的邊緣人。這些人難以被任何一方所接納，也都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改寫自己的命運，他們都是只能被動地隨波逐流的弱者。嚴歌苓就塑造了這樣一批有特點的弱者形象，如少女小漁，如女知青文秀
　　 一、異鄉的哀愁
　　 在美國的生活曆煉讓嚴歌苓特別關注國外華人的境遇。移民對於很多內地人來看似乎是一個的美差，但事實上，很多移民連最起碼的生存問題都無法解決，為了討生活，他們不惜付出自己的尊嚴，忍受著各種屈辱。他們或許都無力幻想發洋財，更不可能像《北京人在紐約》那樣創造異國的輝煌，他們要的僅僅是一個落腳處。小漁就是這些新移民中的一員。
　　 《少女小漁》說的是個眾所周知的為獲取綠卡而假結婚的老故事——小漁在男友的安排下和一個67歲的義大利老頭結了婚，面對男友的嫉妒猜忌、老人的貧苦年邁，小漁試圖用自己的善良與包容換取三人之間的理解和平靜……在這個故事裡，當事人的動機純粹是功利的，故事的情節也是老套的，但嚴歌苓用她特有的邊緣視角成就了一個不俗的故事。

假學術自由之名

　　島內外反中者，因不依理性專業事實而評論，理盲濫情地亂挺「北大教授解聘」「香港佔中運動」「新快報事件」，如今看他們如何交待？
　　交待啥？假學術/民主/新聞等自由之名1，便是最好的黑膠帶，能黏貼遮羞一切的抹黑。本文先評北大教授夏業良，如何假學術自由之名，抹黑北大屈服於中共而解聘他，事實是夏的論文未達標、上課又多是自吹/啐他的廢話，經系上師生評鑑不續聘。夏根本是個政治教授，不知一小撮台大師生在聲援啥？簡直是侮辱阿楨館長的母校！
　　夏業良是北大經濟系而非政治系教授，館長搞錯了人家專業？
那兒搞錯了？上課不務正「課」、將學術殿堂當政治運動場，說他政治性教授、已算客氣，根本是流氓教授！北大可是歷經、民初五四學生運動2和中共文化大革命3、一九八九天安門4等事件教訓的，深知這些假學術自由之名的職業教授和學生5之底細。那像理盲濫情的呆歹灣，經過「學運世代」6的教訓，還看不清這些運動團體根本是反國府的外圍組織。
　　看清又如何？反正呆歹灣的職業叫獸和邪生當道，這可不是屎上最無情無義的阿楨屍哲在戲(謔評)論，而是有詩為証。
………………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26435570

「埃及天安門事件」【聯合報黑白集2013.08.20

六四的血腥清場震撼世界視聽。卻仍有為清場辯護者，如季辛吉當時即稱：「沒有一個政府能忍受首都主要廣場被數萬示威者占據八星期。」此話確有語病，因為，倘係暴政，推翻亦可，遑論占據廣場八星期？
鄧小平稱，動用軍隊是為了換取改革開放的條件。世人當然可以不同意此一解釋，然從二十四年後的今天看來，鄧小平的承諾，似也局部實現；因而，六四清場的未來評議，不無可能隨著中共改革開放成果的興衰榮枯而出現變異。
但埃及情勢的因與果卻迥然而異。此時，抗議民眾不只是要求民選的穆希復位，更是對抗一個藉「政變」奪權的政府，而社會又在宗教斷層上全面撕裂。埃及沒有鄧小平，沒有改革開放的憧憬。六四當日，全國靖然；但十四日開羅清場後，群眾又回到解放廣場和拉姆希斯廣場，槍聲續響，衝突續發。
其實，近年各國的政治故事，可謂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廣場故事。北京天安門廣場是一種故事，美國的「占領華爾街」是一種故事，開羅解放廣場則是另一種。至於八月三日發生在台北凱達格蘭大道的白衫軍事件，以一條人命否定了整個軍隊的尊嚴、榮譽、士氣與戰力，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回應
　　聯合報黑白集果然心黑，埃及軍政府清場行動與老共有屁關係，「占領華爾街」是芝麻大的事，難道美國政府沒用暴力清場？
　　六四事件跟埃及軍人政變剛好說明美國的雙重標準. 天安門鎮壓後美國鼓吹全世界隔離中國，重重的打擊了中共. 而埃及政變推翻民選總統,又血腥鎮壓抗議者. 美國表面譴責, 卻不中止對埃及的13億美元年度軍援. 原因是 : 由美國豢養的埃及軍方 向來為帝國主義、軍事統治、殖民統治的共犯。至於 白衫軍, 擁著民粹護身符 推銷 cheap 的正義 , 也只不過是自欺欺人!!
　　這次埃及死那麼人，這是埃及的二二八，天安門除了那些暴亂學生將六個公安活活燒死被就地正法，接著軍人清場向空鳴槍，大家都跑光了，根本沒死人，你看王丹等人不都活得好好的嗎？二十多年了，所編造的死幾千人，為何就是編不出所謂死者的名單？聯合報根本就在欺騙人民，有死人的二二八，不是天安門。

反媒體巨獸發起人林飛帆：仍會說該說的話【聯合報 2012.12.08

反媒體巨獸聯盟發起人、台大學生林飛帆表示，陳為廷是為「態度」傷到人表示道歉，但他當天的行為與發言內容並無不妥；未來聯盟成員在任何場合發言，仍然會說「該說的話」。
外界質疑學生淪為政治工具，林飛帆表示，學生、公民團體被邀請到國會備詢是很平常的事，二○○五年時，就有學生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後相關議題，對著外交部長的面拍桌子，比起來，成員當天的表現還不是最激烈，若因此檢討議事規則是「過頭了」。
　　回應
　　首先主動在大路上用10句話羞辱人，接著在小巷內用2句話道歉但又用4句話牽拖別人，此時其它的共犯會在一旁幫腔作勢、拒不認錯，互扮黑白臉。這是民進黨人搏版面、拼人氣的SOP，是所有入黨職業學生的基礎學科！
　　陳為廷並不是態度傷人，而是其訴求無法讓人感覺，是在反對媒體壟斷，大多數人只會覺得，他的主題就在要部長道歉，林飛帆這番發言，顯然思維方式更有問題，不由得使人憂心整個聯盟的水準，及日後學生參與社會活動的低落層次。
　　又是台大的，台灣幾十年來被這些台大畢業的摧殘的夠了，以後選舉不選台大畢業的，尤其是法律、政治系。
　　看到如此的表現，只能說：難怪高學歷新鮮人的月薪只能22k，我研究所畢業的兒子還說19k-自己感覺丟臉。
　　難怪台大法律系畢業才給22K,董智森19K,都還太高 懂做人道理的企業主根本沒人要你 連陳樹菊女士都知道不懂做人的道理,唸多高的書都沒有用 你未來的路:當民意代表助理,當民意代表
　　窮酸書生被人利用還不知道﹗哪一個作生意不想大小通吃﹖三立年代鈔票夠的話，必定也會當巨獸﹗
　　什麼是媒體壟斷？沒有人強迫一定得去“買某報或看某電視”，怎麼去壟斷？
　　看到“反媒體壟斷”，我就很反感，因為太莫名其妙！好像大聲嗆聲就贏。台灣媒體常把個人“評論”當成新聞報導，歪曲事實，美其名：為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對於如此惡質新聞沒有人會去反抗。
　　是壟斷可怕還是做假新聞還是亂栽贓別人可怕?所以這些這以為是的反媒體巨獸團體才最可怕

狠嗆式的民主 班會上演公民科教師【聯合報/鄧敏宏/國中公民科教師 2012.12.06

我在班會中，就曾看過青少年學生，不顧台上主席發言，隨意打斷別人談話，盡是謾罵字眼；甚至，在討論校慶園遊會的班級活動中，當總務股長報告預算開支時，開口閉口就是「刪預算」，這些孩子到底從哪裡學來的？
在公民教育的課堂上，我們強調傾聽、尊重與對話，正義不是基於踐踏他人之上。套句另一位部長的名言，「請用文明來說服我」。
在推動社會運動的過程，身為社運工作者，往往要展現出比改革對象更高的道德情操，這是為了讓對方折服，也讓支持改革的人看見不一樣的希望，願意投身社運浪潮。「大學生在立法院狠嗆教育部長」，這算台灣民主的成果吧，但這樣的民主要讓我們感到「驕傲」，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附帶一提，如果這位大學生在議事殿堂上，中規中矩的對教育部長提出深刻的質疑，我想媒體不會報導。正因如此，反媒體壟斷真的很重要。
　　回應
　　中規中矩沒人理，是因為媒體只喜歡報導聳動、誇大的新聞！應該歸責於媒體本身！跟媒體壟斷與否無關！關鍵在於記者有沒有勇氣與良心做出正確的報導！
　　他們真的是反媒體壟斷嗎?他們是在「反中」！反壟斷根本是假議題 根本和綠營一貫操作手法一樣 那群學生只不過是被利用的棋子 所以陳為廷被罵是活該自找不值得同情
　　如果進入職場希望他們也要如此態度對待雇主，那就不會那麼可憐月領22K了！結果不是加薪就是被資遣領救濟金，加油.......
　　7樓說得對 .....這跟跟媒體壟斷與否無關 這就跟做節目一樣 為了搶收視率 用詞極盡辛辣 聳動 換個角度想 如果媒體壟斷 反而沒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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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簽約恐延期 工會下午總社封街示威【聯合晚報 2012.11.17

壹傳媒併購案原訂今天簽約，但傳出因為買方團隊的股權架構無法確認，簽約恐將延後，最遲月底前完成。壹電視聯席主席陳裕鑫表示，併購案談判部分屬於集團主席負責，昨晚就聽說可能會延期，據他了解有一些變數，但詳細情況並不清楚。蘋果日報工會則表示，今天下午在總社封街示威照常舉行，風雨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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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楨：聯中大戰！詳參【圖博館】：聯經的農改內戰 媒媒相護 名嘴內鬥）

聯合報享特權 大陸特批代印 2012-11-17 中國時報

　受限於大陸嚴禁境外媒體在境內發行及印刷，自兩岸有新聞交流起，台灣多家報刊前仆後繼以各種方式突圍卻無功而返，不過聯經報系的聯合報與經濟日報卻能在二○○六年四月一日起，獲得國台辦特批，委由中共廣東省委報刊南方日報於東莞印刷廠代印，由台北製版，電腦輸到東莞印出後在大陸發行。多位資深媒體人對於聯合報能獲此超級特權，感到不可思議。
　總體而言，聯合報雖委由大陸代印，但虧損嚴重，還不如從台灣運送過去，只是當初爭取到這個特權太珍貴，捨不得放棄，因此還「硬撐著」。但聯合報能取得這項唯一特權，仍讓其他同業稱奇，也好奇聯合報為什麼與大陸官方關係竟作得如此「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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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悲鬧鬼叫 2012-12-05 中時短評

　一群反派學生在立法院咆哮教育部長，引起公憤，沉默的大眾也忍不住了。終於。
　這種心情很像文革末期，人民在廣場憤喊：「欲悲鬧鬼叫，我哭豺狼笑。」
　大陸文革十年，大痛苦，但早結束了，台灣，晚生，時長，到現在仍沒完沒了。
　這一小撮學生，怎麼會鬧得如此不可開交？背後黑手？哪裡，白手就大剌剌的把他們帶入議會殿堂，放開羈索，立刻就撲上去！
　我們的教育部長做錯了什麼？怎可由一群紅衛兵壓著他罵：「偽善、滿口謊言、不知悔改」？
　這與當年大陸公審台上，官員戴高帽，坐飛機，頭被壓著，學生喊著「把階級鬥爭進行到底。」有何兩樣？
　蔣偉寧部長向學生噓寒問暖，也是「施壓」「截訪」，應該道歉？
　這些學生不是戴著面具，是公然驕傲的翻牆衝撞，那教育部還會要「清查」什麼？
　教育部又怎能叫學校「禁止」學生反反反？台大社科院及中研院，公然在內部刊物鼓吹「本院師生參與社運，責無旁貸。」這種違法逆理的行為，都在「革命有理」下公然為之，教育部從來不管，這才是「荒腔走板」。
　同樣的，立委依法可請「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但要經立委詢問，才能發表意見，不能直接與列席的官員對話。立委哪可請人代為「質詢」，主客顛倒，代行辱罵官員，再唱雙簧問「你該不該道歉」？踐踏國會尊嚴，莫此為甚。
　「歷史會記下這個汙點」。誰的？
　最寒冷的冬天，何時過去？
　回應
　貴報本篇大作言簡意賅，論述有據，好過友報楊姓名家的評論！
　立委不及格！廢掉立法院！這多年挾民主之名立威！成事甚少笑話一推！這民主也太亂做主！如此自由而踐踏他人之尊嚴可乎？
　台大社科院及中研院自以為菁英份子, 其實就是最象牙塔裡的一群, 他能代表全民嗎?全台灣人都知道民進黨才是台灣亂源, 選輸不甘心, 無所不用其極阻礙政府施政, 利用三民自製造反馬氣氛, 不就是奪權鬥爭的手段嗎?
　非也，他們不在象牙塔，而是與民進黨的關係盤根錯節，民進黨會抹紅立場不同者，而他們會以啟蒙者的姿態，將立場不同者當成無知，能力較差的人，而他們是先知，是真理．比如曾在清大任教，現在中研院社科所的吳介民，就寫書主張中國恐已在台灣複製香港洗腦模式，把台灣人當成沒有思考判斷能力的一群．
　陳為廷自認沒錯 王丹聲援"由此可知，89年六四動亂就是由一群無知、狂妄、欠缺教養的小鬼引起。

中共中央2012.09.27開除薄熙來黨籍公職 新華網

　　經查，薄熙來在擔任大連市、遼寧省、商務部領導職務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期間，嚴重違反黨的紀律，在王立軍事件和薄谷開來故意殺人案件中濫用職權，犯有嚴重錯誤、負有重大責任；利用職權爲他人謀利，直接和通過家人收受他人巨額賄賂；利用職權、薄谷開來利用薄熙來的職務影響爲他人謀利，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額財物；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系；違反組織人事紀律，用人失察失誤，造成嚴重後果。此外，調查中還發現了薄熙來其他涉嫌犯罪問題線索。薄熙來的行爲造成了嚴重後果，極大損害了黨和國家聲譽，在國內外産生了非常惡劣的影響，給黨和人民的事業造成了重大損失。

薄「雙開」 網民評價兩極 2012-09-29 中國時報
　
　一名自稱施威博士的網民說，薄案「終於劃上句號，一代梟雄就此退出歷史舞台。」不少網民慶幸，「黑打領袖終於玩慘了，差點再推向文革，等待他的會是法律制裁。」
　不過，也有網民力挺薄熙來，呼籲民眾簽名支持薄熙來，並對中共「違法」拘禁薄熙來的行動提出抗議。這批網民稱，薄熙來注重民生民權的「重慶模式」有一定的民意基礎，擁有高人氣，導致北京擔心並除之而後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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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甩「政」盪 穩住經濟大勢
薄熙來一家累積大筆財富 其他領導人的家人呢
民眾感念薄熙來 把重慶變美女
重慶百姓仍挺薄 張德江施政謹慎 難全切割
中共官方《人民日報》旗下人民網：薄熙來下場 證明文革是死路
（楨：未審先判的文革式鬥薄，除非有直接證據，不然民主化後「唱紅打黑」式左派民粹終將起！）
薄熙來遭「雙開」 陸媒掀起「批薄風」
北京倒薄 汪洋率2012.09.30先表態「擁護」
薄瓜瓜2012.09.29網路貼文 為父辯護
薄瓜瓜在美國哈佛大學畢業
劃清界線 薄熙來長子斥父：毀我一生（楨：打著文革反文革！)

詳參【圖博館】：沒直接證據又如何 民主與民粹 別侮辱民眾智商 中共十七大 《中共研究方法論》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中共為何反維權 《天安門一九八九》《謠言》 中國式媒體監督

孔慶東公開挺薄 節目遭停播 2012-03-21 旺報

　香港《明報》報導，薄熙來上周四（15日）被免職後，孔慶東便在第一視頻網的《孔慶東有話說》節目中宣稱罷黜薄是「反革命政變」，還呼籲民眾要挺身「維權」抗「黑暗」。
　不料，第一視頻19日發表通告稱，由於進行設備升級，部分節目暫停播出。該網雖仍可重溫《孔慶東有話說》，但上周四挺薄的一段節目被刪除。
　重慶「變天」後，大陸多個左派網站連日無法登入，其中「烏有之鄉」在19日重開，但網站內的熱點專題「重慶經驗」標題下卻一片空白。
　景山公園禁掛毛肖像
　至於薄熙來一手主導的唱紅歌，在薄被免職後，活動也遭到打壓。有重慶「紅歌角」之稱的人民廣場，在15日薄遭撤換當天，突然豎出告示牌禁止民眾唱歌跳舞，由於告示牌是綠色，有網民調侃，「重慶由紅色轉深綠了。」在北京，持續多年的景山公園紅歌會18日亦受限制，當局以影響環境為由，禁止懸掛毛澤東肖像和相關布條。薄熙來○八年六月展開「唱讀講傳」活動以來，在大陸各地推廣的紅歌傳唱活動累計十八萬場以上，參與民眾逾一億一千萬人次，驚人的動員能量令人不敢小覦。
　薄熙來被免職後，外界高度關注其動向。網上消息指，薄熙來妻子谷開來姐姐谷丹，日前偕丈夫李小雪出席大陸著名學者鄧英淘喪禮時，首度開口談及薄熙來的近況，證實薄熙來去職後在其北京寓所，指「薄在家平靜坦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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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法輪功大紀元報道薄熙來、王立軍對法輪功學員進行人體實驗

（楨：薄熙來雖因以似毛之「矯往必過正」鄧「改革開放」之弊、有違胡「和諧社會」而遭貶，純屬假反文革左派復辟之名、透過媒體謠言、行權力鬥爭之實，若薄真貪腐、胡溫大可依法判薄刑、不必訴諸有爭議的路線之爭，此乃歷史常見之受害者變迫害者如文革/屠猶！但薄「唱紅打黑」之「均富肅貪」本質、是人民對任何政體要求「廉能」之普世價值，若民主選舉、薄將似俄普丁以民粹勝選。故薄不必學宋權謀，宜暫退出黨政，深入民間，或有再起之日！另參本館：中共十七大 《和諧社會導論》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意識形態與烏托邦》 《中國大陸基層改主改革》 《中國多黨合作制》 《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 《中共研究方法論》 中國式媒體監督 《德國與日本的省思》 俄羅斯聯邦選舉制度與總統職權 民粹亡臺 別侮辱民眾智商 自作孽的親民黨 ）

記者會直言 薄熙來：有人給我潑髒水 2012-03-10中國時報

　今年大陸全國人大、政協「兩會」焦點人物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昨上午出席重慶團記者會，薄熙來面對媒體提問答稱，我們敢打黑，就像古人說的「敢同惡鬼爭高下，不向霸王讓寸分」，就是要這種精神，「但是他出走這個事情，我就完全沒有想到！」
　薄還要求在場媒體完整報導說：「出了這個問題，我很痛心，我感覺到我用人失察，要認真反思和總結」。而重慶市長黃奇帆也當場證實說，他二月七日確實去了美國駐重慶總領事館，和王立軍談了兩個小時、瞭解情況，但外傳有十幾輛車陪著，「這是子虛烏有的事！」
　外媒對薄的妻子與兒子「奢華」生活頗多質疑，薄熙來語帶憤怒地說，「也有不少人給重慶潑髒水，給我本人給家庭潑髒水，甚至說我兒子在外邊學習，開紅色法拉利，一派胡言，我感到非常氣憤！」語畢氣不過，薄又補一次：「一派胡言！」薄熙來澄清說，兒子讀國外名校，「是拿全額獎學金」，妻子早是司法部認可的律師，原在大連開設律師事務所也很成功，後來怕外界造謠，廿年前就全關了，「就幾乎在家裡做些家務，我對她做出的犧牲很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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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薄能告老還鄉已萬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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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測 另一場文化大革命？【聯合報╱陳禹齊／高中國文教師2011.05.23

仔細作完基測國文科試題之後，不管是全國版，還是北北基版，總覺得胸口鬱悶、思緒糾結，題型單調又複沓，作答無疑是種煎熬，讓人喘不過氣！
攤開今年的試題，「語意文義的判斷」及「閱讀測驗」兩大類型，就占了七成多，不斷重複的給一段文字，然後問「這段文字的涵義與下列何者最接近」，這些題目，說穿了，只是在考「判讀與閱讀」這單一能力罷了！
各界常批評中學生閱讀能力低落，因此基測委員會就端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誠意，大幅提升此類試題。然而，考試又領導教學，造成許多國中老師大吐苦水：「現在課本都不必教了！因為全部不會考，老師只要教學生如何對一段文字或一篇文章進行判讀就好了！教他們答題技巧，比教他們國學知識有用多了！」國學真正的精髓、國文真正的奧妙、古人真正的生命情境，全拋一邊，因為基聯不會考！
也許有人認為，不該再回頭考那些「死的」知識，應該考「帶得走的能力」，但這就像要求連走路都不會的人，要先學會飛行一樣，沒有深刻的知識作基礎，哪來的活用能力？把課本裡的選文讀得精透，語文能力豈會低落？了解國學的脈絡、各文體的特色、重要作家的生命意識，與其作品呈現的美感與思想，難道不算國文能力？
以前中學課本都由國立編譯館統一編訂，後來教改主張教育要思想解放，於是開放「一綱多本」。也因為課本變成百家齊鳴、眾聲喧譁的戰場，所以基測題目怎麼出，就更難上加難；教育當局竟想出不是考死的知識，而是「帶得走的能力」這個無敵美麗的口號，一夕間「獨尊此口號、罷黜眾課本」。難怪有人打趣說：「以前聯考若考出課本外者，送分；現在聯考若考到課本內者，送分！」第一線的教師，早已茫然地失去了踏實講授課本的熱情！
教改雖不能走回頭路，但是倘若這路太窄太偏，還是得重新思考什麼是基本價值？今年全國版試題連一題國學常識都未見，這究竟是在考「智力測驗」，還是考國文？北北基版僅出現一題關於陶淵明的題目，還算合格。至於文法修辭，今年全都銷聲匿跡，文字發展、書法演變、各類文體基本常識……亦付之闕如。不禁讓人憂心，基測是不是另一場文化大革命？

另參本館：論語與中國風 基測社會學 《教改錯在哪裡？》《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我們的七十年代

作者：曠晨 編著
出版社：廣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年08月01日

七十年代迥異于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代，它像一個命運多舛的早產兒，經歷了”四人幫“的橫行和垮台、上山下鄉、”批林批孔“、中越之戰，這個年代的人民目睹了三大偉人的逝世、天安門事件、冤假錯案的平反……連天的戰火在我們的眼前喧囂，呼號聲響了滿耳，多少人，就在七十年代的懷抱里——出生或死去。那時候，我們的物質生活極端匱乏，但內心卻被一種罕有的激情鼓舞著，我們喊革命口號，貼宣傳標語，游行示威，搞大串聯，高仰著頭顱，向天空高高地舉起了拳頭。

在本書中，我們力求詳盡地記錄和描摹這段歷史，還有在中國這方水土上，七十年代普通百姓的生活歷程。

它大體由老新聞、中國電影、小人書和記憶碎片四大板塊組成。每一個板塊足可以挑起一本大書，我們把它們整合起來，目的是使翻看此書的人，對早已過去的七十年代有一個系統的把握。而更大的希望，是在這鋼筋水泥的城市里，拓出一塊天地來，構建曾經屬于我們的精神家園。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china/chinafile.php?item=CN10090071

簡體字轉成繁體字（當然繁體字轉成簡體字也一樣）～有許\\\多地方需要特別注意與校對的～例如文中～「若幹曆史」～應為「若干歷史」……整篇文章這樣的白字很多！

揭發要證據 文化界多主張寬容＞中時09-05-18朱建陵

　對於章詒和掀起的「告密」風波，大陸及海外文化界反對者的意見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反對揭發、主張「寬容」，一種是支持揭發，但要求確實的證據。兩者相較，反對揭發者尚多於支持者。

　對於主張「寬容」的反對者，章詒和在〈我沒錯〉一文中總結說，主要包含三個論點：一，告密、臥底誠然不對，但帳要算到毛澤東的頭上，是制度問題；二，放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一切皆可原諒；三，要從大局出發。

　除了李銳持這種看法之外，四川作家冉雲飛也認為，章詒和是「在對制度性告密缺乏較深刻思索的同時，對制度橫暴下的個體也缺少應有的寬恕與同情」。

　留德的文化界人士王容芬是第一個站出來反對章詒和的人，但她持的是第二種立場，認為落實證據是譴責甚至審判告密者的前提。對此，章詒和說：「其實，還有很多更冷酷的事實，筆下還是留有餘地的，還是有些不忍」，但她強調：「即使走向法庭，也有事實依據」。

　與章詒和熟稔的北京律師浦志強，則引述大陸自由派人士盧躍剛的話說，他們不是反對寬容與同情，而是要走出這種「告密」的怪圈，何況寬恕的前提，是說出真相和加害人的真心懺悔。

　但另一方面，章詒和揭發黃苗子對聶紺弩的「告密」，也引來一陣揭發與反揭發。

　筆名「赫連勃勃大王」的作家梅毅批評說，章詒和早年也害死了一個女犯人張家鳳。對此，章沒回應，但立即有知情者嚴家偉在網上撰文為章解釋。

　此外，幾乎所有主要參與此事的討論者，過往的「歷史問題」都被人提出討論，包括撰寫〈聶紺弩刑事檔案〉的李玉臻，批評李玉臻的自由派作家戴晴，透過傳話表達反對意見的李銳，以及傳話人王建勛等，都遭到了無情的批判。至此，李銳擔心的「冤冤相報何時了」似乎出現了苗頭。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化大革命或文革）是一場開始於1966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的重大政治運動，現在被廣泛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至今最動蕩不安的災難性階段，常常被稱為「十年動亂」或「十年浩劫」。
毛澤東提出「四個存在」的理論，即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在此基礎上，毛澤東發展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的被捕後被宣佈「勝利結束」（1978年憲法《序言》：「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使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但是部分史學家認為1969年時文革就已真正的終結，真正動亂的時期只有不到3年；也有人認為文革在1974年周恩來、鄧小平重新執政後結束。不過，在中國官方和民間，一般都認定文革是從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始，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事件止，歷時十年零五個月。
文化大革命在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被正式否定，決議認為毛澤東負有責任。該決議的正式表述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所謂的)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背景
大躍進
1957年，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後；1958年，毛澤東提出要加快社會主義建設速度，在農村成立人民公社，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基層組織。中共建國後主張「進一步鞏固發展新民主主義秩序」（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劉少奇等黨內高層實權人物，採取了迴避跟毛澤東激進路線正面對抗的方式，而是借用「大躍進」等口號的提出，從「左」的方面推波助瀾地把毛的路線推向極端，比如劉少奇本人就曾公開要求用10年時間趕超英國等西方工業化國家（後來甚至被變本加厲地改成更不切實際的7年、3年）。全國掀起全民大煉鋼運動，農業產量也要翻一番。大躍進最後卻是徹底的失敗。工業陷入癱瘓，除了鋼鐵之外其他工業產量都大幅度下降，九千萬農民被召入煉鋼廠，導致農業發展滯後，再加上全國各地虛報產量（浮誇風盛行），而且煉出的都是廢鐵，令剛有起色的經濟陷入混亂。
四清運動和毛、劉歧見
1959年7月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在廬山召開。廬山會議原本是要整頓在1958年大躍進中出現的極「左」錯誤，但是在會議後期出現了分歧。7月14日，彭德懷元帥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批評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儘力避免針對毛，而把矛頭指向當時主持一線工作的劉少奇等實力人物，並要求後者承擔責任。彭德懷的批評意見與一年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的意見十分相近，而當時中蘇關係已經破裂。公開信在擁戴毛劉主流地位的與會者中引起強烈反彈。毛澤東收到信後分發各小組討論，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贊同。7月23日，一直沒有明確表示意見的毛澤東，經權衡黨內具有壓倒性趨勢的批評彭德懷的意見，認為公開信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向黨進攻。廬山會議至此峰迴路轉，開始批判所謂的「彭德懷反黨集團」和右傾。會議結束後，彭德懷被軟禁，宣佈彭黃張周為「反黨集團」，一批同情彭的意見的幹部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1959年開始，中國進入了當時被官方稱為「三年自然災害」，文革結束後被稱為「三年經濟困難」的時期，糧食產量嚴重下滑，全國大部分地區陷入饑荒之中。官方表示很多人「非正常死亡」，非官方的右翼分析意見認為有很多人死於饑荒。中國經濟遭遇嚴重困難。毛澤東在經濟領域退居決策二線，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與黨總書記鄧小平在內的一些決策者改變了大躍進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復大躍進以前的體制，解散公社，實行三自一包。
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提出總結經驗教訓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作了自我批評，承認中央犯了主觀主義和脫離群眾的錯誤。劉少奇沒有出面主動承擔「一線工作」領導責任，卻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在此次會上，出現了政治上繼續支持毛澤東與要求進一步追究領導失誤責任的兩種不同聲音。劉的說法，被廣泛解釋為藉機向毛提出政治挑戰的信號。
1962年8月，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重申階級鬥爭是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存在「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重點討論開展社會主義教育的問題。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指出：「現在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只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會後全國範圍內逐漸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內容包括在城市開展的三反五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1]等等的增產節約運動和農村開展的「清帳目、清倉庫、清工分、清財物」，後來統稱為四清運動。
四清運動一開始主要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鬥爭對象是城市和農村的腐敗分子，後來隨著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向農村派工作隊，工作隊幹部代替基層組織，開始了由工作隊幹部領導大兵團運動，鬥爭對象轉向「地富反右壞」，鬥爭中逐漸出現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四清運動逐漸從教育性質轉向階級鬥爭。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社教運動的工作會議，毛澤東批評有那麼多的地方將壞分子劃成20%（包括地主富農、新生反革命、和平演變的）。毛強調運動重點是「整當權派」。劉少奇則認為，運動重點是整下面，整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整社會上對體制不滿的敵對力量。會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矛盾公開化。
在周恩來的協調下，劉少奇作了檢討。1965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文件接受了毛澤東對政治形勢的基本估計，強調運動的根本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並特別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治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文革的輿論準備
文革時期的毛主席像章，章上寫著「毛主席萬歲」。
另一種毛主席像章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等人的策劃下，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將矛頭對準了明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在1960年發表的歷史劇《海瑞罷官》。《評》文認為該劇借古諷今，通過描寫「平冤獄」為被打倒的彭德懷翻案，而劇中的「退田」情節則是為單幹風和三自一包做輿論準備，並認為全劇實質是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
此文一出引起極大震動，全國各大報紙、雜誌紛紛轉載。支持吳晗的北京市長彭真帶頭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並於1966年2月草擬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等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試圖將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局限於純學術範圍。然而與此同時江青則在上海活動，宣稱文藝界已經「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林彪、江青等人最終獲得了勝利。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前夕，《解放軍報》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指出應該全面「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隨後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的文章，再度將矛頭對準反對毛澤東路線的彭真、吳晗等人。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通過了康生、陳伯達起草、毛澤東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發佈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會議還決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取代原先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二月提綱》被廢除。5月18日，林彪發表談話，稱「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開始在全國各地搞個人崇拜。此時林彪、江青等人開始逐漸獲得實權，康生改組了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原總編輯鄧拓被打倒。
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學大飯廳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第一張大字報，批判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毛澤東指這張大字報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6月1日，毛澤東這張大字報寫了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之後經毛澤東的批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於當晚八時，向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的內容。另一方面，5月29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成立了第一個學生紅衛兵組織。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經陳伯達、王力、關鋒修改的頭版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呼籲民眾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同時《人民日報》發表聶元梓等六人撰寫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號召要把所有的資產階級權威、學者等打倒。
此後局勢迅速發展，全國大中學校學生紛紛起來造反，反對學校黨委或支部的領導，很快使得很多學校的領導和教學工作癱瘓或基本癱瘓。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和上海音樂學院等高校的校長被公開批判[來源請求]。
當時毛澤東已經退居二線，由劉少奇領導中央一線工作。在這種非常局勢之下，劉少奇在六月初主持的中央會議，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試圖減緩基層被挑動起來的革命情緒。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八條規定」，口頭傳達下去。這時毛澤東在杭州，對於劉少奇給他的請示彙報，沒有明確回覆。6月4日，劉少奇和鄧小平乘專機到杭州向毛主席彙報情況，並請毛澤東回京主持有關工作，毛澤東委託劉少奇相機處理運動的問題。
派工作組是共產黨在革命時期進行土改等運動的傳統辦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運動中，劉鄧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隊下基層大兵團作戰，結果引起毛的不滿，後來被認為是「形『左』而實右」。現在他們依然按照傳統的黨的領導的方法理解文革，認為是「四清」運動的繼續，所以想到還是派工作組。
劉鄧派到基層的工作組站在黨委一邊，把起來造反的造反派鎮壓下去，結果引起很多群眾的不滿，激起很多矛盾。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統計，工作組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師打成「反革命」[2]。
7月18日，毛澤東在暢游長江後，從武漢回到北京。當天聽取了江青等人關於工作組的彙報，看了一些學校反工作組的材料。19－23日，文革情況彙報會上毛澤東指責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24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了劉少奇和鄧小平，作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7月28日，北京市委發出《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並於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市大中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當眾宣佈這一決定。會上，劉少奇承認，文化大革命到底應該怎麼搞，他也不曉得；鄧小平的發言承認，老革命碰到新問題。當日紅衛兵寫信給毛澤東，聲稱「造反有理」，毛澤東表示同意。
8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召開。會上，毛澤東支持紅衛兵，再次指責中央派工作組，「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工作組是「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會議原定在8月5日結束，但在當日，毛澤東用鉛筆在一張報紙的邊角上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出中央有另外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令會議日程被延長，內容也很快轉向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批判。8月7日，毛澤東在謄清稿上修訂後加標題，由當日會議印發。文中說：「五十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矛頭直指劉少奇。會議中彭真、羅瑞卿、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被點名批判。
編年
1966年6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一定要把五星紅旗插到臺灣省》，重新提出了「一定要解放臺灣」的口號。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發出通知，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6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制度」，廢除高考制度。[3]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文化大革命」一語首次出現於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開始。
「十六條」里說這次運動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並做出了「『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鬥，不用武鬥」等規定。
8月12日，會議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等11人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為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林彪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出現。而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的副主席身份不再被提及。
8月18日，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此後毛澤東又陸陸續續會見了超過1100萬紅衛兵。從此全國便進入混亂狀態。紅衛兵四處串聯並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標語，又開會演說辯論，更有衝擊寺院、廟宇、教堂，大肆砸毀文物，破壞古跡，焚燒書籍、字畫，後來又開始抄家、攻擊老權威、知識分子。一批守舊的老學者、知識份子被毆打、虐待，並受到人格上的侮辱。
這一期間受到波及的人不計其數。和尚、修女、教士被公開批鬥，學生當眾毆打、侮辱教師，還有教師遭到以糞淋頭等極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為有親戚在國外，被紅衛兵以有「海外關係」等罪名批鬥抄家。紅衛兵抄家，把傢具全都搬走，翻遍地土，破開牆壁，到處搜掠，查看有否私藏物品，房屋被搶奪一空，跡同強盜。
幾乎所有反對文革的學者都受到殘酷對待。原《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著名翻譯家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以及作家老舍都因不堪屈辱而自殺。鬥爭中甚至有人陳屍街頭。原先國家的幾位重要領導人也被批鬥，劉少奇、鄧小平被撤職下放（劉少奇最終在監禁中死去）。彭德懷、賀龍等則被迫害致死（病死）。除此之外，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人還包括了桌球運動員容國團、電影演員上官雲珠、北京大學副校長翦伯贊（在軟禁的家中自殺）、國歌的作詞者田漢、作家趙樹理、民盟副主席章伯鈞等人，而不知名的死者更是不計其數（不確切的統計是40萬，四人幫被捕後也有相當多的人自殺[來源請求]）。
針對出現的打死人的事件，毛澤東寫了一個《關於發生打人事件的指示》，根據北京新巿委第一書記李雪峰的傳達，指示內容是：「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8月22日，毛澤東厭惡當權派利用國家機器大肆逮捕學生，發佈了《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規定警察不得干涉、鎮壓「學生革命運動」。在這段後來被稱為「紅色恐怖」的時間內，據官方統計光在北京就打死1700多人，而全國自殺人數達到20萬人。至於整個文革期間死亡的人數可能超過200萬到700萬人，占到人口的百分之一，這個數字需要確切的統計資料證實。[1]
除了批鬥「反動學術權威」外，全國紅衛兵還進行了大串聯。9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凡外地師生來京觀摩文革運動者，交通費與生活費由中央財政補助，這個通知使之前就已經開始的大串聯達到高潮。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10月9日，林彪再度指劉少奇、鄧小平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隨後彭德懷被押送回北京受批鬥。
1967年
1967年1月3日，江青、林彪等人策劃了「一月風暴」，陳丕顯、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領導被批鬥，王洪文等人奪取了上海的黨政大權。在北京，劉少奇、鄧小平再度被「聲討」，而陳伯達、康生則開始對準第四號人物陶鑄，一場全國的奪權行動開始。1月8日，毛澤東對此表示贊譽，《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給上海的「賀電」。全國多個省區市領導人被揪出來，中央和全國各地的政府機關陷入癱瘓。
2月，陳毅、葉劍英、譚震林等人對當前混亂的局勢感到不滿，發表反對造反運動的強硬談話。江青指責其為「二月逆流」，此後政治局就停止工作，中央文革小組實際已經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到該年5月，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批判已經完全公開化。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風潮已經蔓延至南面受英國統治的香港，這種風潮直至同年12月才告結束。（參閱六七暴動）
與此同時，各個紅衛兵組織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嚴重。3月份，中共中央就不得不發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聯活動。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開批鬥劉少奇。7月20日，武漢發生七二○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運動」，乘機指責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搞兵變」。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支持左派，有些紅衛兵開始搶軍隊的權。此後，全國衝擊軍隊、搶掠武器、槍支的事件不斷發生，武鬥已經升級，其中尤其以陝西、廣西、四川等地的情況最為嚴重。這種武鬥一直持續到1968年8月份才漸漸平息下來。
1968年

文化大革命時期「批鬥」劉少奇的海報（1968年10月）1968年春天，在全國興起了一股對毛澤東的盲目崇拜浪潮，當時的口號就是「三忠於四無限」，毛澤東已經被神化。
不過此時的毛澤東也已經發現局勢有些失控。全國武鬥日益嚴重，打死、打傷的人不計其數，接近於開始一場內戰。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隊」進駐各高校，停止武鬥。但在清華大學，造反派頭子蒯大富無視工宣隊，甚至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情況已經非常嚴重。8月26日，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下達全國：「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武鬥才逐漸平息。
10月，毛澤東提出幹部下放，於是全國各地大批被打擊的幹部下放五七幹校。在同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劉少奇被定為「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一年後，劉少奇在河南開封的一座封閉的舊銀行中去世。
12月，毛澤東又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指示，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畢業生（後來稱為「老三屆」）的上山下鄉運動開始。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人數達到1600多萬人[來源請求]。

林彪的崛起（1969年—1971年）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屆黨代表大會召開。在這次會議上，國防部長林彪是最大的贏家。國家主席劉少奇已經被打倒，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地位已經下降。
會議首先由林彪作政治報告。他的報告中不斷引用毛澤東語錄，再度批判「劉少奇反革命集團」，還讚揚了軍隊的作用。會議的第二項議程是修改黨章。新的黨章中明確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從此毛澤東與林彪的名字就一直聯繫在一起。會議還選舉了中共的新領導人，毛澤東、林彪、陳伯達、周恩來、康生為中常委委員，而江青、林彪集團進入政治局（參閱中共中央政治局），周恩來則僅僅勉強維持了自己的地位，至於陳雲等一些中共元勛則全都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林彪陣營、四人幫、以及與以上兩者沒有關係的要員成三足鼎立的形勢。林彪陣營儘管取得優勢，但林彪卻只是一個虛銜式的第一副主席，並沒有政治實權。
然而林彪反對文化大革命取消特權的運動過多損害上層的利益。林希望能夠設立國家主席的職位。因為毛澤東已經多次明確宣佈他不再擔任國家主席，如果設國家主席，肯定會由林彪這個黨的第一副主席擔任，一來使他能得到政治實權，二來使他能夠在受憲法保障的情況下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又一次在廬山召開。25日，陳伯達首先發言，稱讚毛澤東的偉大、英明（即後來被批判的「天才論」），陳同時提出恢復國家主席。林彪陣營在各小組會議中串連，甚至策動黨內第四號人物陳伯達也帶頭支持設立國家主席，這一提議立即遭到毛澤東的駁斥，毛的答覆是「要我早點死，就讓我當國家主席。」陳伯達在會議結束後不久就失去了政治局常委的職務，同時全國還興起了一股不小的批「天才論」運動，陳被作為「劉少奇式的假馬克思主義者和政治騙子」批判。
陳伯達的失勢其實是毛澤東對林彪的一個警告。林彪在九大後不斷提升的權威已經令毛澤東警覺，毛認為其有奪權的計劃，懷疑林彪要搞垮他。而在二中全會上陳不合時宜地提出國家主席問題，對毛而言無疑更確信了他的懷疑（事後的情況顯示，其懷疑也許不無道理，但亦有這種可能：即如果毛不是因為他本人使林鞏固地位的企圖受挫，而處處感到安全受到威脅，也許他不會做出後來那種危險性極大的行動），國家主席對毛澤東而言並無任何要害，只是使毛澤東重新領導政府，但相反地對林彪則不同，林彪如果能夠擔任國家主席立即會成為國家無可爭辯的元首，使毛自己處於可以不受衝擊的保險地位上。
受到挫敗敗的林彪，雖然並沒有被直接點名批評，但毫無疑問他也已經意識到，其在黨內的地位已經搖搖欲墜。在這種情況下，林彪及其兒子林立果與其親信組成了代號為「聯合艦隊」的秘密組織，並在林彪等人的根據地上海制訂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五七一」取自「武裝起義」的諧音）。紀要內明確提出「一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將落在別人頭上。」林彪的計劃是要利用空軍為主導武力奪權，如果成功的話就可以一舉逮捕所有要員，獲得全國的政權。另一種可能性則是形成割據局面。
不過林彪的計劃並沒有實現，政變失敗了。根據香港《明報》幾星期後的報導，1971年9月8日至10日之間，毛澤東曾在上海險些遭到一系列襲擊。在此之前公安部就已經接到情報，稱林彪正在預謀一起重大政治陰謀，一批軍中林彪的親信正在接受特殊軍事訓練。而上海的襲擊陰謀則完全證實了該情報。此外還有其他各種傳聞，稱毛澤東在往北京的火車上險些遭襲，甚至有人到毛澤東寓所行刺。這些傳聞是否屬實不得而知，但是我們所知道的是，在9月11日後，林彪本人不知去向，林彪集團中大部分成員在11日後也從未再公開露面，20多個高級軍官則在逃亡香港途中被逮捕。
據中共官方表述，9月13日晚，林彪等人倉促從隸屬海軍的山海關機場乘256號三叉戟飛機準備逃往蘇聯伊爾庫茨克，飛機在沒有副機長和領航員且跑道燈未開的情況下強行起飛，在進入蒙古國領空幾百公里後在溫都爾汗墜落，林彪及其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駕駛員潘景寅在事故中喪生。而在同一天，北京的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林彪事件。直到9月14日林彪墜機的消息才傳到北京。當年10月1日的天安門國慶慶祝活動也取消。這也是十年文革中唯一沒有在天安門廣場舉辦國慶慶典的一年。

一打三反運動（1970年）
一打三反運動，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2月5日發出《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和《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為一，成了「一打三反」運動。由中共各級組織正式領導，以政治運動的方式，對相當多的人進行了死刑，有期徒刑和剝奪政治權利的懲罰。27歲的遇羅克就是在1970年3月5日，一打三反運動高潮中，在北京被公審宣判死刑，並立即執行。
四人幫的興衰（1971年—1976年）
林彪死後，毛澤東無所適從，一時找不到接班人。1972年9月，毛澤東將王洪文從上海調到北京，次年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就成為名列周恩來之後的黨的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似乎有意培養為接班人。與此同時，在周恩來的影響之下，鄧小平被恢復工作。這段時間內，毛澤東經歷了林彪事件的打擊，不得不再度依靠周恩來和鄧小平，但他卻也無意將權力交給鄧。和忠於毛澤東自己的左派勢力比起來，毛澤東還是不太喜歡「右派」。
「《論語》是孔丘和孔門子弟的談話記錄，研究孔丘反動政治思想的重要材料。內容反對社會變革，主張復古倒退，維護奴隸制度，輕視勞動人民，為統治階級出謀劃策。」——這是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一本《門外文談》，第35頁正文後的注釋中，關於《論語》的一段話，這段話反映了當時中國共產黨官方對孔子的定義與評價。《門外文談》原書由魯迅作於1934年，上面這段對論語的批判語句不是魯迅所寫，而是魯迅的正文後，人民出版社編者寫的注釋。1973年7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林彪和國民黨都是尊孔的。1974年1月，真正忠於毛澤東的勢力江青等人便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這場運動的主要目標就是批判宣揚「上智下愚」維護等級制度的孔孟之道，同時「批林批孔」後面本來還有「批周公」三字，指向當年10月病重入院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林彪死後，周已經成為四人幫在毛澤東死後獲取政權的最主要障礙，而周恩來有意提拔鄧小平，似乎也是為加強周恩來派系在黨內的地位。「批林批孔運動」雖然是對著死去的孔丘和林彪，周恩來卻強調林彪「左」的錯誤，而此時中國普通老百姓經過長時間的政治運動，對各種新的批判運動也好像沒有什麼興趣了。四人幫的「批林批孔」並不是很成功。
1974年10月，周恩來入院後，鄧小平獲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實際負責日常工作，工作方向就是延續周恩來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目標。到了1975年9月，毛澤東也病重。
1976年，是文革關鍵的一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但悼念周恩來的活動卻受到政府壓制。從第二天開始，北京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就已經出現了紀念周恩來的花圈，向紀念碑前送花圈，這在過去是從未出現過的。1月15日，是周恩來的追悼會，全國都有自發的紀念活動，鄧小平致悼詞。
2月，情況再度改變。自認已經沒有了障礙的四人幫開始打擊唯一剩下的鄧小平，經毛澤東批准，搞出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針對的正是鄧小平。但是毛澤東並沒有任命四人幫中的任何一個擔任總理，而是看中了名不見經傳的華國鋒，由他出任國務院代總理。
3月底，南京爆發了悼念周恩來、支持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的「南京三二九事件」，並迅速擴展到全國。4月4日，是中國傳統的清明節，從3月底開始北京群眾自發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紀念周恩來的逝世，同時也有人是對四人幫的抗議。人們還自行在紀念碑上張貼悼詞，並送來花圈。廣場上還逐漸出現了一些直接針對四人幫的批判性文章。到4月5日，已經有大約200萬人來過廣場上。由於擔心有人放火焚燒堆積在紀念碑四周的花圈，四人幫派出警察在夜間把花圈收走。對立情緒演變成燒毀汽車和房屋，於是要求各單位禁止本單位人員去廣場，並下令廣場上的人群離開，當夜，廣場上剩下的200余人不肯離開，被北京市委組織的工人民兵拘留甄別後遣散。這個後來被稱為「四五天安門事件」的活動，在四人幫與毛遠新的曲解下，病重的毛澤東把之定性為反革命活動，還指責鄧小平是事件的幕後黑手，撤消了鄧小平的一切職務，但留下一句「以觀後效」的伏筆。同時並決定代總理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天安門事件直到1978年冬才完全平反。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中國政治最高領導權歸屬不明，四人幫的行動慢慢與華國鋒作對。10月6日，華國鋒先發制人，在中共和軍隊元老葉劍英、毛澤東的侍衛長汪東興的支持下，策划行動。以通知四人幫成員開會為名，由汪東興負責的警衛部隊8341部隊就地逮捕四人幫所有成員，對其進行「隔離審查」。這次事件被稱之為「粉碎四人幫」，文化大革命也由此落幕。有外國人士認為這是一次政變。
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華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華成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於一身的人。

文革之後
武漢大學老齋舍在文革時期的標語「無限信仰毛主席」至今依然可見。華國鋒當權後雖然成功擊潰了四人幫，但是由於他的權力來源只是毛澤東的遺言「你辦事，我放心」六字以及汪東興等毛澤東晚年的衛士支持，面對著鄧小平這一批元老，華國鋒的經驗、政策、革命歷史也比不上鄧小平，故華國鋒憂心會被這些元老奪去大權，所以他奉行的依然只是毛澤東的政策及方向，他提出「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們都要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渝地遵循。」10月10日，鄧小平親自寫信給華國鋒，表示永不翻案，要求恢復工作。還有傳聞說[來源請求]，在政治局會議上，常委之一（這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華葉二人）的國防部長葉劍英提出要恢復鄧小平的工作，否則他也辭職。葉是華國鋒逮捕四人幫時的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再加上他在軍隊中的權威，令華不得不屈服。1977年7月，鄧小平恢復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國務院副總理等職務。8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和汪東興為副主席。五人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1978年5月，鄧小平把握機會，由他最親密的戰友、當時中共黨校校長胡耀邦負責，在《光明日報》發表由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初創的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該文在全國引起廣泛討論。他們巧妙地利用毛澤東的語錄，來為自己造勢，當時凡是支持該文實用主義論點的，都是鄧小平的支持者，而黨內大部分人確實接受了該觀點（唯一沒有表態的是華國鋒和毛澤東的親信汪東興）。7月1日，建黨節時，鄧小平成功地公開了毛澤東1962年為「大躍進」在黨內作自我批評的談話，表明即使是毛澤東也會犯錯誤，間接批評「兩個凡是」。到了9月，鄧小平已經開始公開批評華國鋒的「兩個凡是」了。
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鄧小平在會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華國鋒被迫在會上作自我批評，承認「兩個凡是」的錯誤，而汪東興也被批判。會上還重新評估了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為其平反。
1980年，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劉少奇、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領導人被平反，胡耀邦當選為黨的總書記，鄧小平的另一親信趙紫陽也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9月，全國人大召開，華國鋒迫於形勢，辭去總理一職，由趙紫陽接任，至此鄧小平已經成為中國實際的最高領導人。
11月，由江華擔任庭長的特別法庭開始併案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全國也開始廣泛討論，重新評估毛澤東的功過是非。1981年1月，最後判決江青和張春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其他人分別被判為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江青後來在保外就醫期間在寓所內自殺。文革中的受害者陸續平反，這個工作的主要負責人是胡耀邦。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

影響
文化大革命影響了當時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文革頻繁的政治運動令經濟活動近乎停頓，同時也消耗了不少的資源。例如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大串聯，全國鐵路系統就承受了極大壓力，總共運載了1100萬人次，而這也是後來大串聯停止的主要原因之一。武鬥時期被破壞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跡則更是難以統計。
因文革而死的人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主要包括由各地各級行政、司法和臨時運動組織完全不必按照中國大陸的法律程序和原則而判決處決的，因受迫害而得不到基本的生活所需、醫療服務等的，以及不堪受辱而自殺的。有些人的死刑沒有經過審判，往往是一個人說了算，例如：張志新。中國大陸政府至今沒有公開這一數目。由於文革期間各國家職能機構均陷入不同程度的混亂狀態，可能這一總數早已無準確記錄、統計的可能。同時文革期間中國基本對境外完全封閉，而國內正常信息的傳遞也陷於癱瘓，所以國內外非政府機構也無法做出可信的計算。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政界人物
自殺身亡：
周小舟（1966年12月25日，湖南省委書記）
閻紅彥（1967年1月8日，雲南省委書記）
受迫害身亡：
賀龍（1969年6月9日，中國十大元帥）
劉少奇（1969年11月12日，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
彭德懷（1974年11月29日，中國十大元帥）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知名人物
文革對中國各界的精英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一大批知名的作家、演員、學者、運動員等都遭到了肉體和精神上的嚴重摧殘，其中不乏不堪屈辱而自殺身亡的（用當時的語言來說是「XXX自絕於人民」）。由於文革的打擊面太廣，至今仍然無法統計出載文各種非正常死亡和失蹤的正確人數。下面只能列舉出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多為知名人物。其他無名無姓的，不計其數。
下面列出的人物只是文革犧牲者中極不完整的一部分：（括號內為去世時間，曾擔任職務，按照去世時間排列）
自殺身亡：
翦伯贊 歷史學家，北京大學副校長 1968.12.18 與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藥致死
姜永寧 桌球國手 1968.5.16 在拘留室上吊自殺
傅其芳 國家桌球隊教練 1968.4.16. 在北京體育館自縊而死
顧聖嬰 著名女鋼琴家 1969.1.31 與母親弟弟開煤氣全家自殺
儲安平 前光明日報總編、1966年跳海自殺或被紅衛兵打死
李翠貞 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 1966 開煤氣自殺
沈知白 音樂理論家 1968 自殺
馬連良 京劇表演大師 1966.12.16 在天津全副劇裝服毒死
鄧拓（1966年5月17日，人民日報總編輯，作家） 服毒致死
李平心（1966年6月20日，歷史學家）
老舍（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作家協會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作家）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陳笑雨（1966年8月24日，文藝評論家）
黃紹竑（1966年8月31日，政務院政務委員，原國民黨高級將領）
傅雷夫婦（1966年9月3日，著名翻譯家）與妻子朱梅馥上吊自殺
陳夢家（1966年9月3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考古學家，詩人）
言慧珠（1966年9月21日，京、昆劇表演藝術家，請參看章詒和條目）
劉永濟（1966年底，武漢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授）
葉以群（1966年，文藝理論家）
劉盼遂（1966年，古典文學研究專家、語言學家）
羅廣斌（1967年2月10日，共青團重慶市委統戰部長，《紅岩》作者）
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中國工人運動重要的領導人之一、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重要領導人）
陳璉（1967年11月19日，陳佈雷之女、全國婦聯執行委員）
胡慧深（1967年12月4日，表演藝術家）
嚴鳳英（1968年4月7日，著名黃梅戲演員） 1968.4.8 服安眠藥死於醫院，死後被解剖，造反派試圖在她的遺體體內找所謂的發報機。
傅其芳（1968年4月16日，國家級桌球運動員）
熊十力（1968年5月24日，北京大學教授，國學家） 絕食身亡
容國團（1968年6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世界體育冠軍──男子桌球單打冠軍）北京龍潭湖畔上吊自殺
楊朔（1968年8月3日，中國作家協會外國文學委員會主任，著名作家）
趙九章（1968年10月25日，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氣象學家）
李廣田（1968年11月2日，雲南大學副校長，作家）
上官雲珠（1968年11月22日，著名女電影演員）病中跳樓身亡
焦啟源（1968年，復旦大學生物系教授）
周瘦鵑（1968年，現代作家）
范樂成（1968年，武漢醫學院副院長）
劉綬松夫婦（1969年3月16日，武漢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教授）
吳晗（1969年10月11日，北京市副市長，歷史學家）獄中自殺，死前頭髮被拔光
顧而己（1970年6月18日，電影藝術家）
范長江（1970年10月23日，人民日報社社長、新華社總編輯，著名記者）在河南確山跳井身亡
聞捷（1971年1月13日，作家、詩人）
受迫害身亡：
李達（1966年8月24日，武漢大學校長）
楊端六（1966年9月，武漢大學教授）
向達（1966年11月24，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長）
林昭（1968年4月29日，北京大學學生）
蔡楚生（1968年7月15日，著名電影導演）
田漢（1968年12月10日，《義勇軍進行曲》歌詞作者）
遇羅克（1970年3月5日，被處決，北京工人，《出身論》作者）
趙樹理（1970年9月23日，中國曲藝協會主席、中國作家協會理事，著名作家）
潘天壽（1971年，著名畫家）
蓋叫天（1971年1月15日，病逝，著名京劇演員）
張東蓀（1973年，著名哲學家）
顧準（1974年12月3日，病逝，經濟學家，思想家）
張志新（1975年4月4日，遭割喉並槍決，「五七幹校」宣傳幹事）
史雲峰（1976年12月19日，慘遭槍決，工人）
失蹤：
儲安平（1966年，光明日報主編，著名記者）
其他在文革中受牽連的人物
任毅（中國知識青年，《知青之歌》作者，1970年被監禁九年，1979年平反出獄。）
較為詳細的名單見：
文革中部分名人自殺死亡名單
文革受難者名錄（不限於名人）
文革名人死亡檔案

對教育的影響
十年文革令全國所有的學校進入停課狀態，大學入學考試取消。文革開始後的數年內，中國各級、各大教育機構基本都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圖書館藏書被焚燒，教師被當眾羞辱、打罵，一切教學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識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數被下放進行體力勞動，有些則遭到殘酷對待，財產被沒收。知名學者往往不堪羞辱，選擇自殺（見上文）。
有些人認為當今中國人普遍難以建立信任關係問題，以及道德淪喪問題，甚至腐敗成風問題都是文革時期人整人，人鬥人，互相出賣，互相揭發，互相批鬥的教育結果。因為不論是當時無法無天的紅衛兵還是被批鬥的知識分子現在已經為人父母甚至祖父母。這些經受了精神折磨的人的子女普遍繼承了他們的思想和性格，也就是說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一代甚至幾代人都在承受著文革的負面影響。
工農兵學員
1968年，毛澤東在一次批示中表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一段話被稱為「七二一指示」。
1970年開始，許多大學按照這個指示招收「工農兵學員」。工農兵學員由各地各界單位推選，選擇對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貧窮、政治思想激進的二、三十歲的青年，與本身的教育水準文化素質基本無關，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學以下文化水準。工農兵大學生去各大高等教育機構的主要目的是以毛澤東思想改變教育系統，即將激進的思維強加到各大院校中。工農兵學員雖然文化水準低，但是由於其政治立場和後臺，往往可以隨意批判學術權威，他們中還有不少人編寫政治思想符合毛澤東願望的教材等供中小學使用。工農兵學員招收持續到1976年，雖然也有個別人日後做出成績，但總體上這是中國各大院校歷史上學生地位最高而學生素質最低的奇特階段。
以學生文化知識水準決定大學入學資格的高考，直到1977年文革結束後才舉行，那一年考生的平均年齡是最大的，錄取率也是最低的。
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毛澤東思想在文革中成為中國的主導政治理論，截止到1967年12月，已經出版《毛主席語錄》3.5億冊，這對在中國掃除文盲起到了一定作用。毛澤東熱愛法家思想，不愛儒家，因此在1966年興起了「興法批儒」運動。毛澤東的威望空前高漲，任何修正主義傾向都會受到批評和批判，全國盛行「造反有理」的口號，法律完全受到漠視。全國大量文物受砸毀，古跡被破壞，對中國，以至人類文化遺產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出身成分論在文革中十分流行。工人農民等勞動群眾成為文藝歌頌的主角。提出了「破四舊」、「開門搞科研」、「人民代表以工農兵為主體」等眾多新觀點，提倡「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大民主。很多歷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輩遺物在「破四舊」的口號下被紅衛兵砸爛；一部分科學工作者被迫下鄉，研究工作因而停頓。文革後期的「批林批孔」，直接對準了中國文化自漢朝後的主流儒家文化。
對西藏文化破壞
西藏當時被認為是集四舊之大成的封建農奴制度社會，藏傳佛教象徵的寺院等建築如拉薩的大昭寺等成為破壞的對象，而所謂的「牛鬼蛇神」，代表舊西藏的舊政府、舊廟宇、莊園主，自然成為中共口中的「三大領主」，成為要批判的對象。這種批判雖然不利於西藏文化，但客觀上徹底摧毀了西藏的奴隸制殘餘。名勝古蹟被破壞
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屬建築遭嚴重破壞，除陵墓外，全部夷為平地。[2]
倉頡廟多處石碑被毀。[3]
西藏大昭寺主奉釋迦牟尼八歲等身像被搗毀面目。[4]
孔子墓被鏟平挖掘，「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大碑被毀。廟碑被毀，孔廟的泥胎塑像被毀。[5]
頤和園佛香閣、智慧海被砸，大佛被毀。[6][7]
王陽明文廟和王文成公祠兩組建築（包括王陽明塑像）全被毀平。[8]
新任太原市委書記下令砸毀廟宇。隨即全市190處廟宇古跡除十幾處被保留外悉數被毀。山西省博物館館長聞訊趕到芳林寺，只撿回一包泥塑人頭。[9]
醫聖張仲景的塑像被搗毀，墓亭、石碑被砸爛，「張仲景紀念館」的展覽品也被洗劫一空。「醫聖祠」已不復存在。
河南南陽諸葛亮的「諸葛草廬」（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龍』、『漢昭烈皇帝三顧處』、『文韜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間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羅漢全部搗毀，殿宇飾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龍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燒。
書聖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畝的金庭觀幾乎全部平毀，祗剩下右軍祠前幾株千年古柏。
文成公主當年親自主持塑造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塑像（安放覺拉寺）被搗毀。
合肥人代代保護、年年祭掃的「包青天」墓，也毀於一旦（參看包拯條目）。
河南盪陰縣中學生將岳飛等人的塑像、銅像，秦檜等「五奸黨」的鐵跪像，連同歷代傳下的碑刻「橫掃」殆盡。
江南最古老經典千年建築物杭州西湖靈隱寺周恩來總理派遣一連隊士兵堆壘包、架機關槍駐守防範紅衛兵破壞，仍不免有部份寺內石雕遭紅衛兵翻牆入寺敲毀。
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廟，連岳飛的墳也刨了個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揚灰。
阿拉騰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園被砸了個稀爛。
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馬被炸藥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乾二凈。
明神宗萬曆皇帝及后妃遺骸自北京定陵裡掘出，著龍袍骷髏吊掛於樹上曝屍。
明思宗崇禎皇帝自縊的景山槐樹被鋸斷；現存為後再植新株。
海南島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墳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遺骨被挖出遊街示眾。
湖北江陵名相張居正的墓被紅衛兵砸毀、焚骨。
北京城內的袁崇煥墳被夷成平地。
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騰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掃了個一乾二凈，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為榮的何騰蛟墓給挖了。
吳承恩的故居在江蘇淮安縣河下鎮打銅巷。他的故居不大，三進院落，南為客廳，中為書齋，北為臥室。幾百年來曾有無數景仰者來此憑吊此故居和墓地。文革時《西遊記》成「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里的「封」，吳氏故居也「被毀為一片廢墟」。
紅衛兵掘開《聊齋誌異》作者蒲松齡的墳，屍體被搗毀；墓里除手中一管旱煙筒、頭下一迭書外，衹有四枚私章。他們對蒲氏私章不屑一顧，棄之於野。
建於1959年的吳敬梓紀念館在文革中被鏟平。
山東冠縣中學紅衛兵在老師帶領下，砸開千古義丐武訓的墓，掘出其遺骨，抬去游街，當眾批判後焚燒成灰。
張之洞墳刨開。張是個清官，墓里沒一點珍寶，紅衛兵將張氏夫婦尚未腐爛的屍體吊在樹上。後人不敢收屍，任屍體吊在樹上月余，至被狗吃掉。
北京郊區的恩濟庄埋有同治、光緒兩朝的宮廷大總管李蓮英的墓，鑿開的墓穴里，衹有頭骨，不見屍骸，衣袍內滿是珠寶，後不知所終。
河南安陽縣明趙簡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毀。
黑龍江黑河縣有座「將軍墳」，「因為屬於「帝王將相」，也遭到嚴重的破壞。
宋代詩人林和靖（967年或968年─1028年）的墓也在被毀之列。
清末章太炎、徐錫麟、秋瑾，乃至「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中的楊乃武的墓，都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聲中作犧牲。
一位年輕的中學老師領著一幫初中生以「讓保皇派頭子出來示眾」為由，刨開康有為墓，將其遺骨拴上繩子拖著游街示眾。革命小將們一邊拖著骨頭游街一邊還鞭撻那骨頭，好象相信康氏靈魂附著在骨頭上似的。游街後康氏的頭顱被貼上了標簽，上寫道：「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康有為的狗頭」，送進「青島市造反有理展覽會」。
浙江奉化縣溪口鎮蔣氏舊居，中華民國前總統蔣介石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學生領導的寧波中學生掘幵，其遺骸和墓碑都被丟進了樹林。
南漳縣為抗日名將張自忠建造的張公祠、張氏衣冠冢和三個紀念亭均被破壞。
發動西安事變的楊虎城將軍，使國民黨政府停止剿共政策，使中共能於大後方擴展勢力，有大功於中共，雖被國民黨處決，仍是紅衛兵眼中的「國民黨反動派」，墓及墓碑都砸毀。
新疆吐魯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畫，曾被俄、英、德等貪焚商人盜割，賣到西方。但那運到國外的壁畫畢竟被博物館珍藏，並未毀掉。而中國人自己幹的『破四舊』卻重在一個『破』字：將剩下的壁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乾脆將壁畫用黃泥水塗抹得一塌糊塗，存心讓那些壁畫成為廢物。
山西運城博物館原是關帝廟。因運城是關羽的出生地，歷代修葺保養得特別完好。門前那對高達六米的石獅子可能是全國最大的。文革後獅子被砸得肢體斷裂，面目全非﹔母獅身上的五衹幼獅都砸成了碎石塊。
安徽霍邸縣文廟，雕梁畫棟、飛檐翹角，龍、虎、獅、象、鰲等粉彩浮雕皆為精美的工藝美術品。『房飾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統被砸毀。』文革後省、縣撥款數萬修葺，『尚未完全複原。』山東萊陽文廟，『大成殿雕梁畫棟、飛檐鬥拱，氣勢雄偉…文革期間大成殿被拆除。』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的吉林市文廟，『破四舊』中嚴重受損，荒廢多年，文革後歷時五年方修復。
唐代高僧褒禪結蘆安徽含山縣花山，死後弟子改山名為褒禪山。宋王安石游覽此山，作《游褒禪山記》後，褒禪山遂名揚四海。因是『四舊』，褒禪山大小二塔被炸毀。
全國最大的道教聖地老子講經台及周圍近百座道館被毀。
宋代大文豪歐陽修的《醉翁亭記》經另一宋代大家蘇東坡手書，刻石立碑於安徽滁縣琅山腳當初歐陽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將不僅將碑砸倒，還認真地將碑上的蘇氏字跡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內珍藏的歷代名家字畫更被搜劫一空，從此無人知其下落。
貴州省鎮遠縣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青龍洞內所有佛、道、儒三家供奉之像被砸壞，現僅余空房。http://www.xzdx.com/photo/xzdx/dispArticle.Asp?ID=24
廣西桂林西山唐代石刻、疊彩山等處摩崖石刻佛像頭部均被砸毀。
珠海陳芳梅溪牌坊群，原有3座，現僅存2座，右邊一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用耕牛和拖拉機拉倒，已無法考證受賜人，據說紅衛兵要拉倒另外兩座牌坊時，梅溪村民都坐在牌坊下，紅衛兵才罷手。
文物古董被破壞
北京名學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燒光。文革後，梁漱溟回憶抄家時紅衛兵的舉動時說：「他們撲字畫、砸石玩，還一面撕一面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藝兒』。最後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里付諸一炬…紅衛兵自搬自燒，還圍著火堆呼口號…」
南京著名的書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畫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毀之一炬，他被趕回安徽老家。當時在上海居住的畫家林風眠家被抄家、畫被焚燒，又在風聲鶴唳中自己將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進馬桶、沉入糞池。
中央文史館副館長、84歲的杭州名學者馬一浮的家被搜羅一空。抄家者席捲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誰知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他悲憤交集，不久即死去。
名滿天下的84歲上海書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擔心「反動書畫」累及家人，老淚縱橫地將畢生積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書法家的真跡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腳盆里泡成紙漿，再捏成紙團，放進菜籃，讓兒子在夜深入靜時拿出家門，倒進蘇州河。
作家沈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里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沒有什麼不服，」沈從文回答，「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燒了。
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祗落得「四舊」二字，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
遙遠的新疆首府烏魯木齊新華書店存書，通通被燒成灰。
湖南江永縣「女書」為僅有婦女懂得的一種文字。雖流傳近千年，因不入男子的社會，流傳並不廣，許多用女書寫成的詩歌被婦女珍藏，代代相藏，從未與世人見面。江永縣地雖偏僻，「破四舊」卻逃不脫，許多本應成為社會學、文字學乃至民族學研究資料的女書手稿被焚毀。
江浙一帶人文薈萃，明清兩代五百年，著名書畫家大部分出在那裡，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別多。僅寧波地區被打成紙漿的明清版的線裝古書就有八十噸，皆因燒書污染空氣，送到造紙廠打成紙漿才是好辦法。
紅學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澤東批判後，便是欽定「資產階級反動學者」。抄家者用骯臟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幾世積存的藏書，一把火燒了俞氏收藏的有關《紅樓夢》研究資料。
當時，中國特有的刻瓷藝術家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來曾規定朱的作品是國寶，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紅衛兵將他的作品摔個稀爛。不久朱凄慘地死去，國寶亦不復現。
蘇州桃花塢木刻年畫社的畫家凌虛，五十年代曾手繪一幅長達五十尺的《魚樂畫冊》，由中國政府取去作為國寶贈送印尼總統蘇加諾。他花了數十年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張古版畫，當時亦被燒個一乾二凈。
中國畫院副院長陳半丁年逾90，批鬥之餘，作品被焚毀。
上海畫家劉海粟珍藏的書畫被抄後，堆在當街焚燒。幸虧一位過路人以「工人」的名義鎮住革命小將，打電話給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燒了五個多小時，焚毀的字畫、器皿不計其數。
陝西畫家石魯被拉到西安鐘樓大街的鐘樓外，當街吊起來，在人群的圍觀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畫」被一幅幅拿出，批鬥一幅即撕毀一幅或在畫面上用紅筆打個叉。
因江青點名咒罵了名畫家齊白石。北京的紅衛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畫屋」。又逼著齊的兒子齊良遲刨平齊白石自書的匾上的字跡。
上海畫院七十五歲的畫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畫被搜羅一空，七十余方齊白石為他的刻的印章一個沒剩。
一九五二年，國畫大師張大千的前妻楊宛君將張在甘肅敦煌石窟現場臨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畫全部獻給了國家，自己僅保留十四幅張為她作的畫。如今抄家者光顧楊宅，那十四幅畫被搜走，從此全都沒有了下落。
著名的木刻家劉峴（中央美術館館長）被勒令交出全部「四舊」後，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爐旁，然後，點著火爐，一塊一塊地投進火爐，全部燒光。
上山下鄉運動的影響
上山下鄉運動令無數中國青年接觸了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一些年輕的學生因不能適應艱苦的自然環境和繁重的勞動，因病或自然災害而身故。很多人在文革結束後返回城市，但是也有人則永遠地留在了那裡。部分知識青年在農村真正地「落戶」，有的還有了自己的孩子，同時也部分的改變了中國的農村和城市的割裂的文化局面。同年齡的老三屆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繼續接受學校教育的機會，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後接受高等教育。知識青年下鄉，對農村開發建設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知識青年務農，對中國教育資源，人才資源是一種巨大的浪費。
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影響
文化大革命也在世界其他地區產生了影響。香港在文革期間爆發多次由共產黨領導的工人罷工運動，之後演化成六七武裝暴動。在西方國家，毛澤東主義的信奉者也有很多人響應號召，法國在1968年發生全國性罷工動亂，工人、學生高舉毛主席語錄遊行；美國學生佩帶紅袖章示威；日本學生高舉毛主席語錄向防暴警察扔自製的燃燒彈；澳大利亞大學漢語系的學生自製紅衛兵袖章賣錢，生意興隆。「造反有理」這句口號被全世界所有對現狀不滿的人使用。但在台灣，於1966年11月由中華民國以復興文化為名開展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抵制文化大革命。並組成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對文革的正負兩面評價
對於文化大革命，現在中國官方自從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後，始終採取否定的態度。其長期正式的說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被反動集團（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並指出毛澤東應為「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負主要責任。文革爆發原因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毛澤東對國內的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對當時的階級鬥爭形勢作出了極端的估計；另一方面，由於毛澤東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功績，使他的聲望達到高峰，成為人民心目中的「偉大領袖」，在這一背景下，毛澤東逐漸脫離實際而個人專斷，凌駕於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的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受到嚴重破壞。
受此文件影響，多數中國人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經濟文化停滯甚至倒退，所有的中國人都不同程度的承受了這場不幸。由於文革是由毛澤東策劃、發起和基本控制的，毛澤東應為這場災難承擔最主要的責任。還有一些人認為，文革本質上是毛澤東等人依靠支持群眾奪回喪失的權力而發起的政治運動，毛澤東正是包括江青在內的文革中堅的後台人物，他在文革爆發初期不斷對當時的黨中央施加壓力，引致文化大革命一發不可收拾。[來源請求]
但也有人認為，文化大革命後改革開放措施使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政權性質變質，而毛澤東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用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是正確的。有很多人，特別是不少中國農民，懷念毛澤東時代平均主義和有免費的赤腳醫生醫療的生活；他們不滿現在的醫院收費過高、房價暴漲、教育市場化的現實，甚至稱「看病難、住房難、上學難」為所謂的「新三座大山」。[來源請求]很多人痛恨現在的黨員官員大規模腐敗，認為文革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反腐敗鬥爭，是真正動真格的反腐敗。[來源請求]有人認為，毛主席時代倡導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聯」和「下級批判上級、群眾批判權威」等是真正的民主體現，相對於西方民主而稱文革為「大民主」。[來源請求]還有一些人認為，那時中國人全民族擁有信仰，充滿鬥志，不像現在這樣迷茫困惑無助。在世界上的毛主義者，比如尼泊爾毛主義黨，更認為「文革只有小過，無大錯」，1978年以後的某些人則是背叛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道路的「修正主義者」。[4][5][6]
在文革結束後不久，中國便出現了以《班主任》、《傷痕》等為代表的「傷痕文學」的流行，代表了當時社會上對於文革暴露批判的潮流。著名作家巴金在從1978年開始撰寫的《隨想錄》中，對於文革也進行了反思。並且在此後不斷地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倡議。在2005年春節，廣東省澄海市塔山風景區上、民間組織的文革紀念館正式開放，但直至4月17日，經《汕頭都市報》報導後才引起注意。
此外文化大革命後軍隊長期戰力受到嚴重損毀，造成軍隊「紅而不專」和訓練不足與溝通不良的結果，使後期的中越戰爭所造成嚴重的死傷就是一例。
在臺灣，國民黨執政時期對文革的評價一直非常負面。雖然台灣在這二三十年來有著非常驚人的變化，國民黨推行的許多價值觀已經被顛覆，但是對文革的負面評價完全沒有被挑戰；多數台灣人（不論藍綠統獨）對於文化大革命抱著極為負面的觀感。文革、紅衛兵一直是台灣人拿來罵人的用語，因為文革被台灣藍綠雙方視為中國共產黨最惡毒的統治罪行，而且是中國二十世紀的最大災難之一。
相關書目
Chan, Anita. 1985.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Chan, Che Po. 1991. From Idealism to Pragmatism: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Thinking among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in China .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雷運河，《告訴你真實的文革——濟寧地區文革傳記》
Liu, Guokai. 1987.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dited by Anita Chan. Armonk, N.Y.: M. E. Sharpe.
《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劉青峰 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初版。
Yang, Guobin. 2000. China`s Red Guard Generation: The Ritual Process of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1966-1999. Ph.D. diss., New York University.
《形形色色的造反：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徐友漁 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
《殺劫》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唯色 著，台灣大塊文化2006年1月21日初版，ISBN 9867291840
《殺劫》資料補充：當時在西藏也有紅紅火火的文革運動，但文獻和相片方面卻少得可憐；2006年1月在台灣出版的《殺劫》一書，藏人作者唯色根據父親在文革期間拍攝的數百張珍貴照片中，花費六年在西藏訪問遍查，並從訪者眼中認出不少相中批鬥與被批鬥的人物詳情和去向，並有少量官方資料，包括當時《西藏日報》的敘述；另外亦有不少訪談和文字描述，對文革期間對西藏的受害情況較好的補白。
《文化大革命博物館》楊克林 編，香港東方出版社1995年4月初版，ISBN 962-8102-02-8（上冊）、ISBN 962-8102-03-6（下冊）
文學
《血火痴情——被塵封的另類文革故事》，加拿大諾曼出版社2007年出版，作者李憲源為著名「新毛派」人士。這一聲稱全面客觀公正反映「被主流掩蓋扭曲」之文革歷史真相的60萬字歷史長篇小說，例外受到了汪暉、黃紀蘇、陳子明等中國左中右思想界代表人物和多位「文革造反領袖」的一致好評。
《天讎》廈門第八中學紅衛兵凌耿著作 描述文革時福建實況及全中國年輕紅衛兵串聯至北京動人描述之紀實長篇小說 1970年代美國紐約時報印製出版。
《反修樓》鼕鼕等十數篇文革中短篇小說著作集 台灣爾雅出版社出版
《最後的貴族》章詒和著 寫反右派、學者在文革時的種種 牛津大學出版
電影
《武訓傳》（1950年，孫瑜導演，孫瑜編劇，趙丹、黃宗英主演）
《早春二月》（1963年，謝鐵驪導演，柔石原著，謝鐵驪編劇，孫道臨、謝芳、上官雲珠主演）
《苦戀》（1980年，彭寧導演，白樺、彭寧編劇，劉文治、黃梅瑩主演）
《天雲山傳奇》（1980年，謝晉導演，石維堅主演）
《牧馬人》（1982年，謝晉導演，朱時茂主演）
《芙蓉鎮》（1986年，謝晉導演，阿城、謝晉編劇，劉曉慶、姜文主演）
《霸王別姬》（1993年，陳凱歌導演，張國榮、張豐毅、鞏俐主演）
《藍風箏》（1993年，田壯壯導演，蕭矛編劇，呂麗萍、濮存昕、李雪健、郭冬臨、郭寶昌、張豐毅主演）
《活著》（1994年，張藝謀導演，余華原著，蘆葦編劇，葛優、鞏俐主演）
《陽光燦爛的日子》（1994年，姜文導演，王朔原著（《動物凶猛》），夏雨、寧靜主演）
《天浴》（1998年,陳沖導演，陳沖、嚴歌苓編劇，李小璐、洛桑群培主演）
《八九點鐘的太陽》（2004年，卡瑪、白傑明、高富貴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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