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4-28 06:07:55阿楨
《第三條路》
啥《超越左派右派》《第三條路》（聯經，1999。北京：社科文獻、北大，另有簡體譯本）？不就是類似陳水扁等的「新中間路線」選舉口號騙術？
別將紀登斯的學術術語、與政客的口號混為談！
少來了，邪者與政客的共犯啦！多少「這樣的團體通常宣稱自己「超越」了歷史的區分界線，並堅持他們不屬於左派也不屬於右派。不過，他們還是經常被其他人劃分為政治光譜的某一部分，無論他們反對與否。」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A6%E6%B4%BE%E5%92%8C%E5%8F%B3%E6%B4%BE&variant=zh-tw
那只！那些所謂的「新中間路線」「第三條路」「超越左右」，其實是「中間偏右」：
政治上的第三條路已經成為今日世界爭辯的焦點。在冷戰期間，許多人視社會民主為美國式市場資本主義與蘇維埃共產主義之外的第三條路。在過去幾年被重新帶入政治對話之前，這個詞曾經沈寂了好一段時間。第三條路這個觀念在今日的流行源自於它被引介到兩個相關討論從未出現過的政治環境，美國與英國。其復興與後來廣泛的擴散很大程度是因為它為這兩個國家的主要政黨—民主黨與工黨所接受。這兩個政黨都重訂了其政治主張以及獲得勝選的更具體方針。
評論美國民主黨的佛克斯（Jeff Faux）是認為第三條路是「一個知識上的變形物質」的人之一；它已經變的如此寬泛，以致於比較像一個政治停車場而不像一條通往特定目的的高速公路。它寬泛到幾乎任何我們可以想的到的著名政治領袖都曾用過這個詞，不只是柯林頓與布萊爾，還有「加拿大的克雷謙（Chretien）、義大利的普拉迪（Prodi）、法國的約斯平（Jospin）、墨西哥的薩林納斯（Salinas）與塞迪羅（Zedillo）、德國的施若德、巴西的卡多索（Cardoso）、阿根廷的梅南（Menem），甚至是葉爾欽！」。（楨：都比不上陳水扁等的「新中間路線」選舉口號會騙！）
批評性的觀察可以分為幾個類別。第三條路被認為：是一個難以捉摸的政治計畫，難以掌握且缺乏方針。「第三條路」一詞也許正是模糊的來源，因為它有錯綜複雜的歷史，並且過去經常的被使用。無法維持左派的面貌，因此無論是否刻意如此，都已經落入保守主義形式。第三條路的擁護者將他們自己定位為「中間偏左」，但事實上只是朝右派靠近。對於政治中間路線的熱衷並不能符合左派的目標。接受新自由主義的框架，特別是對於全球市場的關注。第三條路再度接受新自由主義的主要論點以及他們對限縮國家權力範圍的期望。那華羅說，我們不需擔憂國家擴張的太大，因為國家與市民社會並非相互排斥的。一個來自英美的計畫，帶有第三條路發源的社會之特徵。
如果第三條路有任何可適用於那些社會福利高度發展的國家，社會民主黨對這些政策其實已經耳熟能詳。以積極勞力市場政策為例，在美國或英國聽過之前，瑞典早已經良好的行之有年。除了市場管理一切外，並沒有明確的經濟政策。舊式的社會民主有一套一貫的經濟策略，基於國家對市場的干預，要求管理與全面就業。新自由主義也有一套清楚的政策觀點，私有化與市場的解除規範將使富人與窮人同時受惠。第三條路經濟思維更傾向後者，而非前者，但自己卻缺乏任何明確的政策方針。因為缺乏確切的經濟思維，第三條路往往傾向隨波逐流。布萊恩說，第三條路一直乘著經濟繁榮的波浪，卻沒有任何應對經濟循環低潮的方案。承認環境問題的重要性，但缺乏一個有效的方案。
接受全球化的同時，第三條路政治默許了世界經濟發展對於環境破壞的毀滅性後果。在為科技變遷背書時，第三條路顯示了其對環境破壞的冷漠。今天的科學與科技發展主要由大企業所驅動，因此總是將利潤放在環境考量之上。如果考量今日許多科學發現的深遠影響力，像是生命科學的領域，大企業與科學發明的緊密連結就比過去更值得我們擔憂。許多環保作家說，回應這些發展的唯一方式就是採取警戒的態度，我們應遏止科學發明，除非我們能確定其可能後果。
《超越左派右派》譯序＜解構、重構與超越＞
現任倫敦經濟政治學院院長的吉登斯教授，是目前西方學術界最耀眼的明星之一。隨著英國左翼政黨(工黨)領袖布萊爾上臺執政、社民黨紛紛走上歐洲政治舞臺，作爲左翼學者的吉登斯，其理論研究進入了一個更加活躍的時期。除了大量發表的專著以外，吉登斯還在諸如《新政治家》等刊物上頻頻撰文(《處于舞臺中心的中左翼》，1997年5月；《左派癱瘓之後》，1998年5月)，針對全球化背景下的歐洲左翼在政治理論、政治綱領、政治策略等各個方面的問題發表了自己獨到的見解，被人們稱爲布萊爾和英國工黨的精神領袖。擺在讀者面前的這本《超越左與右》就是吉登斯近期思想的一個系統論述。
吉登斯在對保守主義的各種形態和歐洲社會主義的發展曆程進行回顧和分析的基礎上，試圖說明保守主義在它自己的演進中已經走向了反面，而向來以激進主義面目出現的社會主義卻走向了只注重社會福利的保守主義。吉登斯按照保守主義的發展曆史，把保守主義劃分爲“老保守主義”、“哲學保守主義”、“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勾畫了保守主義從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和封建傳統，反對新生的資本主義，一直發展到激進的“新右派”，即走向保守主義的反面的思想曆程。同時吉登斯也研究了社會主義從一種社會革命理論發展爲它的保守形式“市場社會主義”的曆程。他于是得出結論說，左和右的說法已經失去了意義，用吉登斯的話說，“已經變得激進的保守主義遭遇到已經變得保守的社會主義”，因此，“在今天的社會條件下，已經不存在右派和左派的陳詞濫調”。
吉登斯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也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政黨政治現象：左和右，激進與保守，由于其本身的片面性，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它們各自的反面。歐洲如此，其他國家也不例外。作爲一個政黨政治方面的詞彙，“左”也好，“右”也罷，當我們使用這些詞彙時，我們實際上是假定了一個沒有說出來的前提，即有一個沒有說出來的曆史中心。在中心的這一邊，人們稱之爲“左”；在中心的另一邊，人們稱之爲“右”。在一個特定的革命時期，這種左右之分就會極其明顯地表現出來，否則就談不上革命。但革命是特定時期的工作任務——革命時期，革命政黨的任務是試圖從社會的邊緣進入社會的中心——不可能是永恒的工作中心。因此，一個政黨或組織，尤其是執政黨，其工作中心就不能總是偏離曆史的中心。所謂“越左越革命”，“寧左勿右”，只是極端革命時期的“矯枉過正”，不可能成爲永恒的工作中心。當一個政黨或組織從邊緣進入中心以後，任何一方的偏執都是不利的。立場變了，立足點變了，看問題的方式也一定會跟著改變。中國改革開放以前和以後的情況變化正好說明了這一點。改革開放以前，我們沒有考慮到工作中心轉移的問題，立足點一直都在左的方面，黨內普遍存有根深蒂固的寧左勿右的心態。現在我們知道，左和右一樣，都是不正確的。這說明我們的立足點發生了變化，我們真正走到了曆史的中心。當然，並不是原來的左和右不存在了，而是發生了曆史性的變化：過去的左派或激進派(如果他依然堅持他過去的觀點的話)有可能因爲對過去的留戀而對現實不滿，從而變得保守和向右轉，而過去的右派則有可能因爲抱怨改革的步子太小而成爲左派或激進主義者。歐洲與中國不同，有執政黨和在野黨之分，所以左派和右派往往與兩黨之爭有關。爲了在競選中獲勝，不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需要盡量向曆史的中心靠攏，以便取得選民的支持。
第一章 包含激進主義的保守主義
第二章 退進激進主義的社會主義
第三章 當代的社會革命
第四章 兩種民主化理論
第五章 福利國家的矛盾
第六章 能動性政治和積極的福利
第七章 積極福利、貧困和生活的價值
第八章 現代性的負面：生態問題和生活政治
第九章 政治理論與暴力問題
第十章 力量和價值問題
解讀紀登斯＞黃瑞祺（中研院歐美所研究員）(2002.04.14)
紀登斯十四日將對政府官員和大眾演講。這一個老外關我們什麼事呢？他不就是個大學教授嗎？那去跟大學老師、學生演講就好了，跟官員、我們小市民有什麼關係呢？的確，本來是無關的。可是，最近台灣（以及大陸）加入WTO，搭上了「全球化」的超快列車，於是，政府和企業便面臨如何改造制度及體質，以便和世界接軌，來迎接新的機會及利益，而非被衝擊、淘汰，就成為當前急務。全球化對於所有國家（尤其是開發中國家）都是一個危機和轉機，讓我們認清它，把危機轉為轉機吧！
紀登斯在他的《現代性的後果》（1990）就開始關注現代性及全球化的議題，而在《超越左派右派》（1994）他就在探尋第三條路。這些都是他在劍橋大學任教時的著作。第三條路深一層來看正是為了管理全球化所帶來的全球秩序變遷，而建立起來的政策架構，而全球化則是內涵於現代性裡頭的一個重要趨勢。全球化和第三條路似乎是他近來比較關注的，也是他這次來台灣演講的主題。這樣看來紀登斯與台灣似乎開始有些交集。
他談論現代性、全球化及第三條路並不是一時興起、心血來潮，而是一步一步發展下來，有脈絡可循的。雖然有時會有昨非今是之感，紀登斯也不能免於此，但是客觀而言都是他的思想的一部份。本文主要是重點式介紹他的思想著作，有些方面雖然對於一般大眾比較艱澀一點，由於關係密切也必須交代。關於他的生平事蹟，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拙文「紀登斯現象」（拙文「紀登斯現代社會論叢」代序）和他即將出版的訪問錄中譯本。
多面向的人及著作
他著作等身，目前出版三十五本專論，兩百餘篇文章，積極參與政治，還開設出版社呢
紀登斯是什麼人？或許大眾只知道他是第三條路理論家以及政策顧問，而不知道其他的面向。他其實是一位多面手，同時也是社會學教授、社會理論家、出版公司老闆、大學校長等等，每一方面都有出色表現，也因此獲頒十五個榮譽學位（包括俄羅斯科學院和中國社科院）。只是政治角色比較引人矚目而已，在台灣尤其是如此。
即使就他的思想著作而言，他也是多面向的。迄今紀登斯出版了三十五本書（這些書已被翻譯成三十幾種文字），發表了二百多篇論文、評論及書評。他撰寫教科書《社會學》（1988）的英文原著印數已超過了六十萬冊。已有十三本專書出版，評論紀登斯的學說，其中倫敦的羅特莉芝（Routlledge）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四卷本的文集專門評論他的學說。所以，若說他的思想著作已經成為社會科學界的一種「現象」、一種「產業」，毫不誇張。
他的思想著作可歸為幾方面：
重新詮釋社會思想史（尤其是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期）
重建社會科學的邏輯及方法
分析現代社會制度的產生
政治理論及政策主張
本文只能鉤玄提要，無法面面俱到。讀者可自行選擇閱讀他的專書，或參閱他的網頁（ http://www.lse.ac.uk/Giddens/）。紀登斯按其工作經歷及所屬機構，可分為三段時期：英國萊斯特大學（1961-70）、劍橋大學（1970-97）、倫敦政經學院（1997 迄今）。大多數人只知道他是倫敦政經學院院長，殊不知他跟劍大的淵源更深，雖然他和劍大的主流菁英格格不入。按照他的履歷登載，他現在也還是劍橋大學的社會學教授。
全球化及第三條路
面臨東亞經濟競爭造成歐洲失業率居高不下與經濟成長停滯，開出處方「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提出第三條路「後福利國」方案，因應福利國家危機
今天大家都知道紀登斯是第三條路的理論家，在台灣《第三條路》（1998）是他最為知名的一本書，也是他到倫敦政經學院之後的第一炮。回顧他的著作或許可以逆向操作，以此為起點而往前推。
紀登斯認為當代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全球化」所帶來的全球秩序變遷，第三條路要發展一個政策架構，以便回應全球化所帶來的全球秩序變遷，「老左派抗拒這種變遷，新右派不欲管理這個變遷，我們必須管理這個變遷，以產生社會團結和繁榮。」這是他在《第三條路》一書開宗明義就點出來的。所以第三條路必須聯繫著全球化來了解，全球化才是一種比較基本的情況，第三條路則可能是一時一地的解決方案。而全球化又必須聯繫現代性來了解，前者係根源於後者的，而為後者重要的一環。
他倡議的第三條路是一種中間偏左的立場，相對於新自由主義（新右派）信仰市場機制、反對福利國家，以及相對於古典社會民主主張包山包海的福利國家以及平等主義，紀登斯主張「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權利與義務是相對的，所以建議以「積極福利」取代福利救濟，以「工作福利」（workfare）取代單純的福利（ welfare）。紀登斯在《第三條路》提出了一套福利國家的改革方案（或許可稱之為「後福利國」方案），這是他所倡議的社會民主更新的重要一環。
現在很多人都逐漸看清福利國並不像它的名稱看起來的那麼甜美，甚至還可能有苦果。而要提出激進改革方案也還不是太困難的事，最困難的事在於執行，因為既得利益的關係。所以福利國經常成為一條不歸路。這可能也是第三條路晚近比較沉寂的因素之一吧。
有人批評「台灣沒有左派右派，哪來的第三條路。」第三條路係針對全球化所帶來的變遷的一個解決之道，就像「以手指月」，並不是教人看指頭，而是叫人看月亮。所以第三條路的精神是要在變遷之際（全球化）以及現狀之外尋求新的解決之道，而不執著於既存的對立選項（新／舊、左／右、激進／保守）。
在這一層次上或許和民進黨提出的「新中間路線」有相通之處，二者都是尋求另類政治思考的努力。《第三條路》在他的著作當中是最為綱領性的一本，稍早的《超越左派右派》（1994）則是其姊妹作，當時他還在劍橋沈潛，包含著比較詳細的論證及理論基礎，對歐洲的政治討論（尤其是關於社會民主）影響甚大。
紀登斯談的全球化簡單說即增加世界相互依存性，華勒斯坦就認為全球化並沒有比他的世界體系多出什麼東西，不過紀認為世界體系比較局限於經濟面向，而他的全球化則是比較多面向的概念，包括政治、社會、文化、軍事等面向。
「現代」而非「後現代」
有人戲稱他為「最後的現代主義者」，他卻認為當代並沒有超越現代性，乃是現代性高度發展的時期，重視此一過程的反思性，稱現階段為「反思性的現代化」，也可謂「第二現代」。
九○年代初期他陸續完成他的現代性的三部曲：《現代性的後果》（1990）、《現代性與自我認同》（1991）及《親密關係的轉變》（1992）。一年出版一本書，分析現代性的不同面向，看起來非常多產，不過大都是好幾年前就已在進行的。例如八○年代後期他就在撰寫《現代性的後果》一書，我還記得當時跟他說「你是不是要仿效哈伯馬斯的《現代性的哲學論述》，撰寫一本《現代性的社會學論述》？」現在回想起來，雖是一句玩笑話，還是覺得自己提議的書名不錯。我遇到過一些人常因他的多產而對他有所微詞，其實他的多產完全是由於他的智慧和努力，絕非由於草率。這應是有目共睹的。
他其實自始就從社會學或社會制度的角度關注現代性的議題。他的成名作《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就是從古典社會學三大家的學說中梳理現代性（資本主義乃現代性的核心）的問題，他所謂的現代性係指「歐洲大約十七世紀以來出現的社會生活或組織的方式，其後影響到全世界」。現代性也蘊涵了現代化、殖民化、全球化等擴張趨勢。他不談「後現代」，因為他認為我們並沒有超越現代性，而是處於現代性高度發展的時期。
紀登斯特別注重現代性的反思性（ reflexivity）特徵，他稱現階段為「反思性的現代化」（這也是他和德國理論家貝克等合著的一本書）。他認為在現代社會，社會制度具有高度的反思性，能反思地監控自身的行為表現，或反思地取用現有的知識，來調整或理性化自身的行為，他稱之為「制度性的反思性」。知識與行為之間的反饋關係越來越快速，這使得現代社會變遷越來越快速，乃至有失控的危機。《失控的世界》（1999）是他在 BBC的講演，其後出版成書。
全球化是內涵於現代性的一個趨勢，其繼續發展可能會超越現代性的格局，而導致難以預料及駕馭的發展。知識或科學能夠預測及控制知識或科學本身的創發嗎？科學發明本身即內含高度不確定性，建立在科學知識基礎上的現代經濟及社會也因而內含高度不確定性。我認為人類有了這一層的反思，即證明現代性的發展不會完全失控。這也是人類能動性的表現。
何謂「結構化」？
他企圖走出社會科學的歷史困局，超越個人與社會二元對立，回歸社會現象的過程性思考，強調人的能動性。
八○年代，紀登斯出版他的社會理論的系統代表作─《社會的構成》（1984），總結他多年逐漸發展出來的結構化理論。試圖解決社會理論中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即「結構」與「行動」之間，由於過去種種不當的概念化（例如結構主義）而長久處於對立的位置。紀登斯重新概念化二者以及相關的概念（如權力、能動性等，皆意指改變世界的能力），使二者的對立能消解在結構性的動態歷史中。結構不僅僅會消極地限制行動（constraint）而且積極地使行動成為可能（enabling）。例如一項法規不僅規範或限制相關之行為，同時也使相關行為有法可循。行動也能改造結構。基本上它的結構化理論比較偏向行動這一邊，強調人的能動性、反思性，這和他後來倡議的「知時」、「迎變」或「馭變」有密切的關係。
初試啼聲
他的成名作即企圖綜合與超越社會學古典三位大師馬克思、韋伯、涂爾幹，奠定學界地位外，還成為社會學理論的長銷教科書
紀登斯是以社會學（確切而言，社會理論）起家的，《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1971）是他的成名作。這部書初步奠定他在社會學界的地位，至今常被當作社會學理論的教科書。當時他剛到劍橋大學不久，擔任社會學講師及王家學院院士。在這本書中，他把馬克思、韋伯、涂爾幹三大思想家並列，重新梳理社會學的古典傳統，這個提法已被社會學界廣為接受了。這是他早期（1970年代）的主要關注之一，他後來陸續出版了幾本有關上述三大家的專著－－諸如《韋伯思想中的政治學和社會學》（1972）、《涂爾幹著作選讀》（1972）、《涂爾幹》（1978）、《歷史唯物論的當代批判》（1981）等著作。
不過，他關注社會學古典傳統，主要是想透過古典社會思想家，來界定他後來所謂的「現代性」（現代社會的特徵），這也就是為什麼他鎖定「資本主義」當作他理解古典傳統的參考點。（社會學歷史不長，還不到兩個世紀，它的古典傳統其實是歷史中的近現代）
重建社會科學邏輯
顛覆主客體二分的實證主義或科學主義，認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相對差異十分重要，批判主流社會科學，嘗試重建社會科學的邏輯及方法
這是紀登斯最為哲學的一面，他對哲學的造詣是很深的，例如他就受到海德格的時間概念影響很大。他的貢獻之一是援引歐陸現象學、批判理論、詮釋學等的傳統來批判實證論和批判解釋社會學，或總括而言，批判主流社會科學，進而重建社會科學的邏輯及方法。這方面以《社會學方法新論》（1976）（仿效涂爾幹的名著《社會學方法論》命名的）一書為代表，此書歸結到社會學的概念及方法應該是一種雙重的詮釋（double hermeneutic
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有重要的差異，社會科學的對象是人，具有理性或能動性，能對其行為進行反思及調整，可能因社會科學的知識而改變或調整其行為，這就使得「批判」在社會科學中有其必要了。在這方面他跟批判理論或哈伯馬斯的關係顯而易見。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差異雖然不是絕對的，不過若無視於二者的重要差異，則可能淪為素樸的實證主義或科學主義。紀登斯在這方面的貢獻與法蘭克福學派（尤其是哈伯馬斯）、詮釋學、社會現象學（徐志）、語言分析（後期維根斯坦、溫區）等等共同形成六○年代以降的後實證主義、後經驗主義的思潮。此一思潮是歐陸與英美哲學的某種匯通或融合，紀登斯不但在思想上從事這種匯通融合，作為編輯者、作為出版者，他也做了很多這方面的工作。他創立的「政體出版社」（Polity Press）就是以此為宗旨的，至今已成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要出版社。
材有相當大的變化，不過他始終關注現代社會的特性（現代性）及其發展趨勢（全球化），他的著作中即使涉及「西方社會的歷史」或「非西方社會」，也只是當作比較或參照的對象，所以我稱他為「現代社會的詮釋者」。由於他對現代社會或現代性的關注，有人戲稱他為「最後的現代主義者」，或許稍嫌誇張，不過他確實是現代主義的主要旗手之一。本文只是我個人一得之愚，他的書我未全看，率爾操觚，只因與他有過一段願將其思想扼要介紹。
http://blog.roodo.com/rivegauche/archives/2162651.html
「現代」而非「後現代」
有人戲稱他為「最後的現代主義者」，他卻認為當代並沒有超越現代性，乃是現代性高度發展的時期，重視此一過程的反思性，稱現階段為「反思性的現代化」，也可謂「第二現代」。
九○年代初期他陸續完成他的現代性的三部曲：《現代性的後果》（1990）、《現代性與自我認同》（1991）及《親密關係的轉變》（1992）。一年出版一本書，分析現代性的不同面向，看起來非常多產，不過大都是好幾年前就已在進行的。例如八○年代後期他就在撰寫《現代性的後果》一書，我還記得當時跟他說「你是不是要仿效哈伯馬斯的《現代性的哲學論述》，撰寫一本《現代性的社會學論述》？」現在回想起來，雖是一句玩笑話，還是覺得自己提議的書名不錯。我遇到過一些人常因他的多產而對他有所微詞，其實他的多產完全是由於他的智慧和努力，絕非由於草率。這應是有目共睹的。
他其實自始就從社會學或社會制度的角度關注現代性的議題。他的成名作《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就是從古典社會學三大家的學說中梳理現代性（資本主義乃現代性的核心）的問題，他所謂的現代性係指「歐洲大約十七世紀以來出現的社會生活或組織的方式，其後影響到全世界」。現代性也蘊涵了現代化、殖民化、全球化等擴張趨勢。他不談「後現代」，因為他認為我們並沒有超越現代性，而是處於現代性高度發展的時期。
紀登斯特別注重現代性的反思性（ reflexivity）特徵，他稱現階段為「反思性的現代化」（這也是他和德國理論家貝克等合著的一本書）。他認為在現代社會，社會制度具有高度的反思性，能反思地監控自身的行為表現，或反思地取用現有的知識，來調整或理性化自身的行為，他稱之為「制度性的反思性」。知識與行為之間的反饋關係越來越快速，這使得現代社會變遷越來越快速，乃至有失控的危機。《失控的世界》（1999）是他在 BBC的講演，其後出版成書。
全球化是內涵於現代性的一個趨勢，其繼續發展可能會超越現代性的格局，而導致難以預料及駕馭的發展。知識或科學能夠預測及控制知識或科學本身的創發嗎？科學發明本身即內含高度不確定性，建立在科學知識基礎上的現代經濟及社會也因而內含高度不確定性。我認為人類有了這一層的反思，即證明現代性的發展不會完全失控。這也是人類能動性的表現。
何謂「結構化」？
他企圖走出社會科學的歷史困局，超越個人與社會二元對立，回歸社會現象的過程性思考，強調人的能動性。
八○年代，紀登斯出版他的社會理論的系統代表作─《社會的構成》（1984），總結他多年逐漸發展出來的結構化理論。試圖解決社會理論中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即「結構」與「行動」之間，由於過去種種不當的概念化（例如結構主義）而長久處於對立的位置。紀登斯重新概念化二者以及相關的概念（如權力、能動性等，皆意指改變世界的能力），使二者的對立能消解在結構性的動態歷史中。結構不僅僅會消極地限制行動（constraint）而且積極地使行動成為可能（enabling）。例如一項法規不僅規範或限制相關之行為，同時也使相關行為有法可循。行動也能改造結構。基本上它的結構化理論比較偏向行動這一邊，強調人的能動性、反思性，這和他後來倡議的「知時」、「迎變」或「馭變」有密切的關係。
初試啼聲
他的成名作即企圖綜合與超越社會學古典三位大師馬克思、韋伯、涂爾幹，奠定學界地位外，還成為社會學理論的長銷教科書
紀登斯是以社會學（確切而言，社會理論）起家的，《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1971）是他的成名作。這部書初步奠定他在社會學界的地位，至今常被當作社會學理論的教科書。當時他剛到劍橋大學不久，擔任社會學講師及王家學院院士。在這本書中，他把馬克思、韋伯、涂爾幹三大思想家並列，重新梳理社會學的古典傳統，這個提法已被社會學界廣為接受了。這是他早期（1970年代）的主要關注之一，他後來陸續出版了幾本有關上述三大家的專著－－諸如《韋伯思想中的政治學和社會學》（1972）、《涂爾幹著作選讀》（1972）、《涂爾幹》（1978）、《歷史唯物論的當代批判》（1981）等著作。
不過，他關注社會學古典傳統，主要是想透過古典社會思想家，來界定他後來所謂的「現代性」（現代社會的特徵），這也就是為什麼他鎖定「資本主義」當作他理解古典傳統的參考點。（社會學歷史不長，還不到兩個世紀，它的古典傳統其實是歷史中的近現代）
重建社會科學邏輯
顛覆主客體二分的實證主義或科學主義，認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相對差異十分重要，批判主流社會科學，嘗試重建社會科學的邏輯及方法
這是紀登斯最為哲學的一面，他對哲學的造詣是很深的，例如他就受到海德格的時間概念影響很大。他的貢獻之一是援引歐陸現象學、批判理論、詮釋學等的傳統來批判實證論和批判解釋社會學，或總括而言，批判主流社會科學，進而重建社會科學的邏輯及方法。這方面以《社會學方法新論》（1976）（仿效涂爾幹的名著《社會學方法論》命名的）一書為代表，此書歸結到社會學的概念及方法應該是一種雙重的詮釋（double hermeneutic
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有重要的差異，社會科學的對象是人，具有理性或能動性，能對其行為進行反思及調整，可能因社會科學的知識而改變或調整其行為，這就使得「批判」在社會科學中有其必要了。在這方面他跟批判理論或哈伯馬斯的關係顯而易見。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差異雖然不是絕對的，不過若無視於二者的重要差異，則可能淪為素樸的實證主義或科學主義。紀登斯在這方面的貢獻與法蘭克福學派（尤其是哈伯馬斯）、詮釋學、社會現象學（徐志）、語言分析（後期維根斯坦、溫區）等等共同形成六○年代以降的後實證主義、後經驗主義的思潮。此一思潮是歐陸與英美哲學的某種匯通或融合，紀登斯不但在思想上從事這種匯通融合，作為編輯者、作為出版者，他也做了很多這方面的工作。他創立的「政體出版社」（Polity Press）就是以此為宗旨的，至今已成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要出版社。
材有相當大的變化，不過他始終關注現代社會的特性（現代性）及其發展趨勢（全球化），他的著作中即使涉及「西方社會的歷史」或「非西方社會」，也只是當作比較或參照的對象，所以我稱他為「現代社會的詮釋者」。由於他對現代社會或現代性的關注，有人戲稱他為「最後的現代主義者」，或許稍嫌誇張，不過他確實是現代主義的主要旗手之一。本文只是我個人一得之愚，他的書我未全看，率爾操觚，只因與他有過一段願將其思想扼要介紹。
http://blog.roodo.com/rivegauche/archives/2162651.html
羅思義：全球發展的最大絆腳石，是美國的寄生性資本主義 2023-09-27觀察者網
前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署長，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導讀】本文是筆者為觀察者網主辦的一帶一路倡議十周年演講稿的加長版。為什麼150個經濟戰略、發展水準和政治制度極具多樣化的國家會加入一帶一路？還有數十個國家排隊加入金磚國家。
資本主義一直在演變
帝國主義國家將世界劃分為相互競爭的正式或非正式殖民帝國——這些國家之間的鬥爭最終引爆了一戰到1945年二戰結束時，美國取得勝利。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與前資本主義體系截然不同，生產力發展超越了前殖民帝國時代的資本主義。美國投資占GDP的20%， 70年代末的日本投資率30%或更多。因此，美國逼迫這些國家降低投資水準，這一過程在拙文《它曾成功“謀殺”了德國、日本、四小龍，現在想要勸中國“經濟自殺”》中有詳細分析。
資本主義的世界都是由一個大國主導——從18世紀末到1914年是由英國主導，19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規模超過了英國，到1913年，美是英兩倍多，到1945年是五倍。
國際金融結構也隨著經濟生產主導地位而改變，在英國1931年停止英鎊與黃金的兌換之前，金本位制一直主導國際金融體系。1945年起，美國成為世界貨幣。英美的經濟發展進程如出一轍，在其經濟主導地位達到巔峰時，不僅能為其國內投資提供融資，還用於對外輸出資本。
1913年，英國資本占GDP的18%，但國內投資9%。因此，英國19世紀維護國際主導地位靠的不僅是英國艦隊，還依賴於經濟投資和對外援助。但美國的崛起和英國在一戰中經濟受損，到1931年，英國發生了逆轉，不得不從他國引進資本，成為世界經濟的寄生蟲。因此，美國因此不僅可以通過暴力戰爭鞏固其國際霸權，如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以及多次政變，還可以通過援助：二戰後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畫、古巴革命後在拉丁美洲成立進步同盟，越戰期間扶持亞洲四小龍等等來達到其目的。但是，正如圖2所示，到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已不能創造足夠的資本為其國內投資提供融資，而是變得依賴其他國家的資本流入，成為世界經濟的寄生蟲。
【亮點交鋒】2023國際十大預測 2023.01.02 郭正亮
1、俄烏戰爭56月份停戰
2、1季度大量國家會訪問中國
3、中俄深化經濟合作
4、中國建構國際新秩序
5、美國朝野惡鬥加劇
6、中美鬥爭持續惡化
7、美國霸權持續衰退
8、英國持續沒落、分裂
9、歐洲瀕臨分解
10、日本持續沒落、政經兩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pPZwHDUNaI
經濟學人智庫（EIU）公布「2022年全球風險展望」
一、美中關係惡化，迫使全球經濟完全脫鉤。
二、貨幣政策意外快速緊縮，致美國股市崩盤。
三、中國房地產崩盤，致經濟巨幅趨緩。
四、國內與全球金融環境緊縮，拖垮新興市場復甦。
五、對疫苗有抗藥性的新型Covid-19病毒株現身。
六、社會躁動遍地開花，衝擊全球復甦。
七、中國與台灣爆發衝突，迫使美國介入。
八、歐洲聯盟與中國關係嚴重惡化。
九、嚴重乾旱引發飢荒。
十、國際網路戰爭，癱瘓主要經濟體基礎建設。
回應
經濟巫師
儘管如此，美國仍決心維持其國際霸權，採取額外的手段試圖減緩其他國家經濟增速，正如早前它對付德日一樣，像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對亞洲四小龍所做的那樣——加征關稅、技術制裁、封鎖華為等等。因此，美國已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雙重桎梏。
美國的一系列直接或代理人戰爭不斷升級。許多規模較小的“混合戰爭”和常規軍事行動，比如1999年轟炸塞爾維亞、2001年入侵阿富汗、2003年入侵伊拉克、2011年轟炸利比亞和現在在烏克蘭引入代理人戰爭。
除了實際的戰爭，美國越來越多地訴諸技術抵制，不僅切斷了本國公司，也切斷了盟友與中國等關鍵市場的聯繫，迫使華為退出盟友電信系統的壓力增加了他們的成本，美國通過控制美元實施單邊制裁，非法扣押俄羅斯外匯儲備令眾多國家中不安。
一些國家直接受到美國制裁或軍事行動的威脅，如伊朗、俄羅斯、朝鮮、古巴、委內瑞拉等國，一些國家正在遭受美國加征經濟關稅、抵制或未來軍事行動的威脅，最典型的是中國，以及越來越多的一些國家，它們只是想繼續發展經濟，但受到美國的阻礙。這有助於解釋為何150多個經濟和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國家加入了“一帶一路”倡議，數十個國家希望加入金磚國家——越來越多的國家，特別是全球南方國家，想方設法脫離美國的單方面的命令，獲得獨立自主的發展空間。它們不是從“親華”、“反美”或這些政策的任何組合開始的。他們只是對幫自己國家謀發展感興趣。
在與中國的接觸中，這些國家發現中國不僅在進行雙贏貿易，而且是資本淨出口國。如圖5所示，自1992年這30年來，中國一直是資本淨出口國。因此，各國發現，中國不但不是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而是生產力發展的潛在助推器。美國是生產力發展的枷鎖，中國則會是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