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電視的源流與演變》
有啥好評的？書中開宗明義不是說美國電視基本原則不變的典範是：「自主、娛樂與競爭」了嘛？
什麼「自主、娛樂與競爭」？是商業利益吧！這是國際傳播學界的常識、好不好：
國際傳播學界都把美國電視的運作模式看作是商業化電視的典型。美國電視是世界上最商業化的電視，不管是從體制，還是從結構、運作和理念等等而言。美國電視的商業化體現在幾個方面：
一是從它的所有權(ownership)來看，至少90％或高達95%以上的電視公司都是商業性的，也就是說是私營、民營的。以前，美國電視主要由CBS、NBC和ABC三大電視網控制，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三大網占據了美國電視市場的90％左右。但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初，特別是進入90年代中期，隨著美國政府不斷出臺政策打破這種壟斷，以使其進一步商業化，這種情況逐漸有所變化。目前，美國電視的圖景可以說是五花八門，也可以說是百花齊放。美國家庭可以收看的電視頻道，包括無線的、有線的、衛星的，加在一起有幾百個。
二是從它的運作（operation)來看，美國電視完全是建立在商業競爭的機制上的。換句話說，除了各地的公共電視網(PBS)和一些小規模的教會或社區電視外，幾乎所有的電視臺、電視公司都是依靠競爭生存發展。而即使那些非商業性的公共電視、教會電視和社區電視也要與衆多的商業電視一起去市場上競爭觀衆。
三是從它的目的（goal）來看，美國這些商業電視都是以最大限度地賺錢爲最終目的的。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5-03/29/content_2757841.htm
是嗎？如果美國電視的本質是商業利益，那怎會扯到含社會、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等的《電子殖民主義》呢？
那你得從公開的顯性的商業利益，透視美式資本主義民主私下隱性的共通集體潛結構一一美國電視的商業利益即是美國政府（全球）的政治利益。
這太陰謀論吧！
廢話！不如此，怎見美帝有幾根陰毛：
＜陰謀理論：當代政治傳播學的理性探討＞
[摘要]陰謀理論是一種信仰，也是一種經驗假設，認定某些事件（曆史的或當前的）是由一個或幾個有勢力的秘密組織陰謀操控、秘密實施産生的結果。由于陰謀理論往往很難得到事實的佐證，因此成爲一個貶義用語。按照波普的科學哲學觀與檢驗理論科學性的標准，陰謀理論並非科學。但事實上，陰謀理論並非是無根據的、非理性的、虛僞的。
陰謀理論，它是一種信仰，也是一種經驗假設，認定某些事件（曆史的或當前的）是由一個或幾個有勢力的秘密組織陰謀操控、秘密實施産生的結果。它斷言，某些特殊重大事件，例如暗殺、革命，甚至是商品推廣的失敗，並非僅僅是由公開的政治力量或市場力量實施的公然的行動而導致的，而更是由于非公開的操縱而産生的。
與此同時，由于陰謀理論是基于對非公開行爲的斷言，所以它們往往很難得到事實的佐證。于是乎，勢力團體甚至個人都可能會用這個字眼去譴責那些有罪的（真實或假定的）人。它常常被人們輕蔑地用來描述3種想法：(1）廣泛認爲是虛假的但卻尚未證實的推測；(2）不可能證明是真是僞；(3）妄想猜疑的，或無中生有的。術語“陰謀理論家”（Conspiracists）也往往被用來輕蔑地形容那些易于相信陰謀理論的人士。心理學家指出，那些相信某一陰謀理論的人也往往會相信其他陰謀理論。
陰謀理論的涵蓋範圍十分廣泛，涉及暗殺、秘密社團與兄弟會、被壓制的工藝技術、間諜機構、監視技術、疾病與流行病、排猶信仰體系、地球外生命、宗教預言等等。正如威廉?哈森所指出的，“我們自己的語言裏布滿了帶有意志的詞”，而且在對話表述中“陰謀”與“陰謀理論”這兩個術語往往被混用，因而極其容易被攻擊和蔑視。陰謀理論的批評者們對這一理論的蔑視相當普遍。美國學者威廉?哈森在其《世界新聞多棱鏡》一書中指出：“網絡上的新聞販子不僅能迅速得到更多的新聞，而且還能接觸到一整套輕率而不負責任的信息，其中包括種種未經證實的傳聞、臆想、評述、討論，甚至陰謀理論等。”盡管它在西方世界擁有悠久的曆史傳統，但卻往往被視爲偏執的世界觀，因爲它包含有迷信的內容。例如某些人認爲，在我們的世界，除了表面的運作邏輯外，還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曆史的底層操縱一切，譬如魔鬼組織“光明會”（Illuminati）。
事實上，在迷信、謠言的陰雲中，陰謀理論也包含著懷疑與批判精神，包含著對社會組織體系的辨識。而且由于它自身尚未得到充分證據的支持，所以也難以真正推翻。《The Persian Gulf TV War》（波斯灣電視戰）一書的作者柯爾諾（Douglas Kellner），在精心搜集並仔細核對海灣戰爭的巨量信息之後，仍不得不承認他無法否認某些陰謀理論（例如美國誘使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爲證明將某一“理論”視爲貶義的“陰謀理論”是正確的，詆毀者往往羅列出3項指控：(1）未受足夠證據的支持；(2）不能被證明爲不正確的；(3）無法置信的古怪看法。然而，辯護者往往對此做出如下反擊：(1）卷入陰謀的那些強權人物隱藏、銷毀或者混淆證據；(2）在他們看來，對方沒有開放的心態；(3）對方可能受政治動機的激勵，並可能在現實環境中有自己的利益。正是由于第3個辯護論點，陰謀理論具有了社會階級分析的屬性。
進一步擴展到社會政治與文化層面，陰謀理論也滲透入“文化工業”與“文化霸權”的範疇之中。20世紀30至40年代初興起的法蘭克福學派，以批判的社會理論著稱，其代表人物包括霍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和哈貝馬斯等。他們對大衆文化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態度，認爲“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是一個憑借現代科技手段大規模地複制、傳播文化産品的娛樂工業體系。它以大衆傳播和宣傳媒體，如電影、電視、廣告、無線電、報刊、雜志等，操縱了非自發性的、虛假的、物化的文化，成爲通過娛樂方式欺騙大衆，束縛意識的工具。在這裏，傳媒成了陰謀理論實施的工具。而葛蘭西在《Prison Notebooks》（獄中雜記）一書中提出的“文化霸權”理論（Cultural Hegemony）則是指統治階級爲了確保其統治地位而行使的文化支配權力，它可以通過文化消費的方式勸誘被統治者接受自己的道德標准、政治觀念和文化價值，而無需使用武力。而且霸權的形成並非統治者單方面的意願，而是由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談判後産生的，是被統治者某種“自願的贊同”。 這表明，資産階級統治下的社會文化實際上並不是純粹的資産階級文化，而是一種來自不同階級不同意識形態的文化聯合體，這直接將陰謀理論賦予了大衆文化。
二、陰謀理論是否科學
卡爾波普（Karl Raimund Popper）是20世紀英美著名的哲學家。他的哲學研究範圍包括科學哲學﹑政治哲學和形而上學等。他對陰謀理論有如下評述：“有一種非常有影響的哲學人生觀，大意是說，在這個世界上無論什麽時候發生了某件真正壞事（或是我們非常討厭的事），那麽都肯定有某個人是造成此事的原因：這件事肯定是某個人故意而爲。”這種觀點頑固地存在于《荷馬史詩》、後期基督教思想以及階級批判的社會學中。他還將“那種把戰爭、貧困和失業看成是來自某種邪惡的企圖或某種陰險的計劃的理論是常識的一部分，然而未經過批判的考察”，稱爲“Conspiracy Theory of Society”（社會陰謀理論），並堅定地認爲“理論性的社會科學的目的就是去發現造成了我們的行爲所導致的不受意圖決定的後果的那些社會關系”。[9] 這樣就否認了某些壞事（例如戰爭、貧困和失業）是由某些集團或個人有意策劃出來的；或者說，事件的發生和結果其實並不受某些集團或個人的意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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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多的陰謀理論並非如這一案例那麽容易追蹤和檢視。例如西方政治學中有兩種對立的理論模式：多元競爭和權力精英。多元競爭模式認爲：西方民主社會的最大特點就是政治權力向一切社會集團開放，各種勢力通過多黨制和議會制進行公開、公平競爭以及談判和妥協，任何個別集團都不可能長期取得壟斷地位。但20世紀60年代後，權力精英理模式的地位上升。它認爲，在西方多黨、議會民主制只不過是一種表面形式，真正實質性的政治決策，是通過一小批精英人物在幕後操縱完成的。提出權力精英模式的人，如米爾斯（C. W. Mills）強調社會高層圈子內的密切聯系]，巴克拉克（Peter Bachrach）關注政治議程的幕後預設，而喬姆斯基（Noam Chomsky）關注大媒體的思想控制等等。如果將這種理論推至極端，就是“陰謀理論”。但假使我們深入分析美國社會的體制結構，就會發現，權力精英模式是更准確地反映現實。在表面上，美國制度中的總統、參衆議員和最高法院的法官是掌管著最大的權力。但在美國社會日常運作的過程中，最高利益中心和實際決策中心，遠不在于三權分立的政治家們的臺前表演，而是處在幕後的，一個集社會等級、經濟實力、文化資本等各方面特權于一體的利益集團。
三、校驗理論科學性的標准
波普在劃分正確與錯誤的哲學觀的同時，還提出了檢驗理論科學性的標准。他認爲，要判斷一個理論（Theory）是否是科學理論，重點並不在它能被證實（Verifiable），而是在于它能被證僞（Falsifiable）或具備可證僞性（Falsifiability）。所有科學命題都要有可證僞性，不可能爲僞的理論不能成爲科學理論。但波普的標准是否應像應用在自然科學那樣嚴厲一樣應用到社會科學上，這已成了一大論題。這一標准在對陰謀理論的認定方面，也時常讓人困惑。
例如陰謀理論者認爲，2003年伊拉克戰爭是喬治W.布什與美國石油公司一起謀劃的結果。但是，石油公司股價隨後卻下跌了，這一事實成爲陰謀理論失敗的經驗主義證據（之後又大漲）。但他們還指出，戰後主要美國石油公司對伊拉克油田展開掠奪，這卻是支持這一陰謀理論的經驗主義證據。一些數據看似證僞了陰謀論的觀點，而另一些數據證實了這一觀點。
陰謀理論的批評者們有時也辯解道，許多陰謀理論並不能證僞。這一說法常常是正確的。例如，根據民意調查，盡管大多數美國人相信本拉登與薩達姆侯賽因有密切關系，然而它卻從未得到美國政府的明確證實。鮑威爾（Colin Powell）曾在伊拉克戰爭期間提供了一盒磁帶，顯示本拉登與薩達姆?侯賽因有染。不過這盒磁帶似乎是一種誤導。還有有關微軟、英特爾和美國政府聯手的陰謀理論，認爲這兩家企業利用軟件、硬件來竊取我們的機密和隱私。專家們認爲微軟在其Windows操作系統裏開了“後門”，以換取美國政府在反托拉斯壟斷方面網開一面。但即使放棄微軟的操作系統，電腦機箱裏英特爾的Pentium系列芯片上還有一個獨有的電子序列號。用系統後門與電子序列號來對使用者進行遙控和追蹤，在技術上是可以實現的，但卻尚未有證據證實這一陰謀理論。
波普認爲，一個無論對錯與否，都不能被證明是錯的理論，是不能承認爲科學的。但上述陰謀理論卻可能暗示著，可證僞性的標准是很難或不可能應用到變量不能被獨立出來的複雜環境中，尤其是社會和政治環境。
[作者簡介]李一峰，浙江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生。《中國傳媒報告》(China Media Reports) 2005年第2期
http://media.szu.edu.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509
清大研究員劉皓琰：當代帝國主義是如何進行數位殖民的？ 2020-08-18 觀察者網
殖民體系往往被認為是帝國主義的必要組成部分，但是在上世紀90年代後，由於民族解放運動的繁盛、國際輿論的影響、擴張成本的提升等因素，當代帝國主義很少再使用以軍國主義為主要方式的殖民政策。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帝國主義放棄了對殖民地的掠奪，而是開始將掠奪的範圍從現實領土轉向隱蔽性更強的虛擬空間。
中國企業位元組跳動旗下的TikTok之所以被白宮封殺、施壓，除了特朗普企圖借此煽動反華情緒爭取選票外，很大程度上也因為TikTok“逆流而上”，在美國社交領域攻城掠地，甚至出現趕超社交傳統巨頭Facebook、Twitter之勢，引發了美國政府的“小人之心”——擔憂美國被中國“反殖民”。
一、數位殖民的核心方式
（一）平臺壟斷
而在平臺上，資訊流動的方式和內容都不是完全自由的。平臺決定著資訊流動的方式，資訊流動的內容也是可以被篩選的。
（二）文化輸出與資訊煽動
以文化產業為例，發達國家的大片、電視節目、遊戲、流行音樂等總會以更加炫目的特效和引人入勝的情結吸引受眾的注意力，並在其中隱含西方的行為導向和價值觀念。進入網路社會後，西方國家的意志、理念會隨著各類網路用語、網路符號的應用加速傳播。
除了保持在通訊行業、電子行業、資料庫建設等前沿資訊領域的全球引領地位外，帝國主義國家還頻繁地將觸手伸向法外之地，持續地窺探隱私、盜取資料，形成約翰•福斯特所說的“監控式資本主義”。蘋果、臉書等企業多次陷入“竊聽門”、“隱私門”，美國政府的行為甚至更加惡劣，每天收集全球各地近50億條行動電話記錄，監聽他國領導人手機，在2014年曝出“棱鏡事件”，又在2020年被爆出瑞士加密公司事件，成為名副其實的“駭客帝國”。
（三）人工智慧推薦
與傳統的宣傳、廣告、推銷等注意力競爭的方式相比，傳統方法更多的是利用產品、環境等外部客觀因素來誘導受眾的注意力，而人工智慧技術卻可以大規模、自動化地改變受眾的主觀意識。
文化4.0政策時代 2019-03-05 聯合報 劉維公（東吳社會學系副教授）
文化4.0來勢洶洶。對創作型態、藝文傳播、經營模式、到人才培育等文化發展各個層面，它都帶來劇烈的衝擊。
文化4.0的形成與第四次工業革命息息相關。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創辦人、也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倡議者施瓦布（Klaus Schwab）的界定，大約在一七六○年到一八四○年期間，鐵路的興建與蒸汽機的發明引爆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於十九世紀晚期到廿世紀初期，由電力與生產線所帶動的大眾生產促成第二次工業革命；一九六○年代的半導體與大型主機、七○與八○年代的個人電腦，以及九○年代的網路，推動第三次工業革命。每一次工業革命都造成當時人類生活世界根本結構上的改變。來到廿一世紀的今日，施瓦布指出，物理、數位元與生物三大科技領域的大融合（例如人工智慧、機器人等），激發出再度顛覆世界的第四次工業革命。
參考施瓦布的時間架構，我們可以從很多層面來勾勒文化1.0到4.0的演變。例如，文化的大眾傳播載體從印刷品（1.0）、電視機收音機（2.0）、電腦（3.0）、演變到智慧型手機（4.0），而這些載體是影響人們享用文化的關鍵因素。在文化4.0時代，人們一支手機在手，就可以擁有豐富的藝文內容產品，同時得到更即時以及更多互動的體驗。
展演方式的虛擬數位元化，是文化1.0到4.0的一大特色。例如：博物館的設立，在文化1.0時期會選擇放在傳統神殿式的雄偉建築，例如倫敦大英博物館；在文化2.0時期仰賴建築師創造新奇的展覽空間，例如古根漢美術館；在文化3.0時期則是致力於閒置空間的活化再利用，例如倫敦泰德美術館；不同於前面三個時期仍以實體空間做為藝術品展出與參觀的主要場域，進入到文化4.0，如何運用延展實境（Extended Reality, XR）空間，為人們帶來更沉浸式的藝文享受，將變得越來越為重要，代表性案例是谷歌文化機構（Google Cultural Institute）所設立的藝術與文化網站。
全面審視文化4.0，是政府當務之急的工作。它將大大改變主事者對文化基本法與文化內容策進院的看法。缺乏文化4.0的視角，是現今台灣文化政策的一大隱憂。
二、數位殖民的雙重邏輯
（一）經濟邏輯——資本積累的強化
（二）政治邏輯——意識形態入侵
首先，網路族群的製造分化了階級力量。
其次，借助族群力量進行國際政治博弈，或是干涉他國內政。
最後，利用網路族群進行和平演變。
三、反數位殖民手段
我國是世界上少數在數位技術上可以與帝國主義相抗衡的國家之一，在5G、區塊鏈、電子商務等方面業已突破了帝國主義的技術封鎖，生成了良好的業態。但是，在晶片、半導體、軟體設計等關鍵領域，我國也存在著顯著的短板。
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回到技術領域，增強原始創新能力，通過對平臺、資料庫、智慧演算法等一系列核心要素的構建，打破帝國主義在網路社會中的壟斷地位，搶佔網路空間，從而促進資訊的合理有序流動，解放公眾注意力，迫使帝國主義喪失製造網路族群的基礎性前提條件，粉碎其進行數位殖民的險惡企圖。
https://www.guancha.cn/liuhaoyan/2020_08_18_56190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