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忙族與富忙族
那得看你的視域而定,若從《窮得有品味》來看有很閒的窮者;若從《10倍速時代》來看也有很忙的富者。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1756291/20061017062905/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9833015/2007070206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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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1755911/20050929094441/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9220307/20070624063619/
瞧你評的很犬儒,現實的世界是愈來愈多窮忙族了:<鱷魚的眼淚?><高學歷新貧階級><地下錢莊><債務解放條例><遊族><啥是飛特族>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9144504/2007062306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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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96232258/20071006054324/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6576685/20070519064531/
越窮越忙、越富越閒 M型趨勢明顯【聯合報07.11.05記者許韶芹
忙忙忙,每天超時工作薪水卻沒有增加,台灣出現「窮忙族」,錢少事多、忙個不停,卻始終是窮光蛋一個;窮忙族無力置產,連退休養老金也無著落!
中央大學人資研究所教授李誠針對一九八○到二○○五年期間,台灣廿五到六十四歲男、女性勞工,每周工時和時薪的變化做的研究報告指出,男性時薪所得前百分之十的「富人組」,近廿五年來每周工時減少了八小時,時薪則增到接近八百廿十元。
但男性時薪所得最後百分之十的「窮人組」,廿五年來每周工時不減反增,時薪換算下來才八十元。女性勞工的「富人組」和「窮人組」也呈同樣趨勢,顯現台灣漸走向「窮者越忙、富者越閒」的社會。
李誠分析富者已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窮者卻還留在勞動時代,普遍是處理庶務性工作,對公司產值貢獻度不大,薪資水準無法和付出的勞力成比率。
中華人事主管協會執行長林由敏擔憂,富者因閒,有餘時間吸收新知,懂得多元管道投資,累積財富,閒暇時還能考證照,念EMBA,加強專業能力,升遷更加快速。
窮忙族為了養家活口,甚至要兼好幾分工作,沒有時間投資自己,到最後變成惡性循環,忙個不停,但腦力退化速度越來越快,競爭力越來越弱。
造成窮忙族原因很多,1111人力銀行營運長吳睿穎認為,面對中國大陸強大經濟成長力,台灣普遍被邊緣化,很多工作機會外移,加上兩岸開放政策未明,內需產業不振,產業競爭力滑落,導致不少企業薪酬「M型」化趨勢明顯。
不僅低階員工薪水少,某些產業就連高學歷的社會新鮮人薪資也少得可憐。舉例來說,餐飲服務業的起薪只有兩萬二,百貨零售業、文教出版業起薪有兩萬三就要偷笑。
薪水少,但工作沒有跟著減少。吳睿穎觀察,企業因為景氣差,不少職缺幾乎都出缺不補,一人當二人用,行銷兼庶務,窮忙族的忙碌無法轉化為財富,繁雜的工作也沒法滿足個人成就感,結果越窮越忙,個人價值難以提升。
富忙族 也有危機感【聯合報╱記者許韶芹、
有窮忙族,社會上也有「富忙族」,雖然高人一等的收入令人羨慕,但國內前景混沌不明,兩岸三地人才競爭激烈,這些「富忙族」總覺得自己的位子隨時會被取代,有著莫名的不安全感。
安妮是一家跨國資產管理公司高級主管,月薪四、五十萬元,相當於窮忙族全年收入。安妮在大陸、新加坡、香港的同事都覬覦她的位子,讓安妮很焦慮,每星期港中台三地跑,甚至日夜顛倒,根本沒有生活品質,戶頭裡的錢與日俱增,卻沒機會花。
四十五歲的陳先生在房仲公司當經理。今年房市景氣明顯鈍化,業績更難做,陳太太是家庭主婦,兩個小孩都念私立小學,要學鋼琴、小提琴,要繳房貸,有老父老母要孝敬,陳先生幾乎都沒有休假時間,只能犧牲休閒,當個賺錢機器。
中央大學人資所教授李誠研究報告指出,很多中、高階人才的薪資令人稱羨,但在現實環境的「逼迫」下,每天還是得像陀螺般轉個不停,台灣社會形成「窮忙、富也忙」情況。
最近幾年,有二個流行的專用名詞在歐洲很盛行,這 兩個字也充份說明歐洲社會
的現況。
亞歷山卓淑曼每天早上五點便要起床,先為孩子準備早餐,然後便出門送報紙,這
是她的兼差,八點半送完報紙,她又趕去上正式的班,她在銀行有個打掃的工作,
她忙到下午五點,還要趕回家去會孩子做飯。像淑曼女士這樣的德國人不是少數,
已多至百萬人以上,專家說,這是社會新現象,有個英文專有名詞叫 working
poor窮忙族。
淑曼女士每天工作超過十二個小時,但還養不起三個孩子,單親媽媽的她已七年沒
渡過假,因﹂負擔不起」,有時連看病都沒時間,週日時只想躺下來休息。而漢斯
林克也一樣,他在柏林建築工地打零工,別人每個月工作一百六十小時,他是二百
六十小時,一小時賺四點六歐元,一個月勉強賺到一千二百歐元,養家糊口非常困
難。這真叫窮忙。
不祗德國,北歐國家和西歐各地,這樣的窮忙族已逐漸增多,只要超時工作但年收
入低過社會平均收入百分之六十,就算窮忙族,奧地利窮忙族每個月只賺七百八十
五歐元。
一九九八年德西的窮忙族大約佔百分之二點七,德國則百分之三點九,但根據統
計,德國的窮忙族增加到百分之七點四,西歐各國的情況差不多,就算富裕國家瑞
士也有近卅萬的窮忙人士。
法令,以德國為例,企業可以不再遵守在九八年以前明訂的最低工資,而提供失業
人士大量的低資工作,以期解決失業問題,但專家對此政策評價不一,有人認為提
供低資工作造就失業人士是好事,有人認為這種方案無濟於事,只是 working poor。
升,以單親家庭和孩子較多的家庭最多。德國工會過去爭取的最低工資底線是每小
時七至八歐元,但德國企業沒能遵守,很多窮忙族接受每小時四至五歐元的工作。
少高教育人士屬於窮忙族,最典型的例子是外文翻譯,不但工作繁重不亞於作家,
但收入遠不能相比,且沒有任何保障,書一旦暢銷也拿不到紅利。
前歐洲社會的消費大族,各樣的廣告都要跟著他們跑。這個族群叫好壽族best
ager,他們是五十歲以上的人,尤以五十到六十歲的近退休族為消費主力,不但有
錢,也肯花錢,他們不但沒有後顧之憂,身體狀況還足以讓他們不斷消費,旅遊,
連置產和買保險都不嫌太晚。
是,歐洲各界為了這個族群所花的心思,各種研究這族群的報告一個接一個發表,
各樣廣告也大量討好這個族群,還有報告指出,現代人比上世紀的人更長壽,未
來,好壽族的壽命將更延後,因此好壽族將愈來愈多,豈能不重視?
這兩個名詞出現後便在歐陸大量使用,可見歐洲的社會已漸失去平等,過去歐洲國
家的高福利制度也快無法運行,社會在貧富差距已拉大,未來市場的消費能力只有
更二極化。
http://blog.udn.com/jadechen123/195914
最近有一個新的名詞叫做「窮忙族」,意思是「錢少事多、忙個不停,卻始終是窮光蛋一個;窮忙族無力置産,連退休養老金也無著落!」。這是來自于最近一份調查,針對一九八○到二○○五年期間,臺灣廿五到六十四歲男、女性勞工,每周工時和時薪的變化做的研究報告。在報告中所指出:(注一)
以下內容摘譯自二○○七年十二月十日播出的「Working PoorⅠ&Ⅱ」(ワーキングプアⅠ&Ⅱ),為去年得獎作品的重編版本,日本向來是台灣的一面明鏡,這些令人鼻酸、為之驚悚的真實案例,這些企業、媒體和政客都避而不談的事實,非常值得小老百姓的你我好好省思。特集內容將藉由八個真實案例,從女性、地方、全球化、高齡化、兒童等五個面向深入探討「Working Poor」的問題。
「Working Poor──再如何賣力工作都無法享受富裕生活」
(ワーキングプア~働いても働いても豊かになれない~),在正沉浸於景氣復甦氛圍的日本社會投下一枚震撼彈,同年十二月十日,NHK 又播出第二集「Working Poor Ⅱ──努力是否就能脫困?」(ワーキングプアⅡ努力すれば抜け出せますか)。
二○○七年六月,NHK 更將採訪內容集結成兩百三十頁的特刊《Working Poor──侵蝕日本的疾病》(ワーキングプア─日本を蝕む病)。
節目播出後,NHK 共收到三千多封迴響,創下該節目的紀錄,世人終於開始正視「Working Poor」是社會結構問題,不再將之歸咎於個人怠惰。二○○七年九月,「Working Poor 特集」榮獲二○○七年度新聞協會獎,日本放送協會認為:「本特集透過那些再如何賣力工作都『無法享受富裕生活』的人們,揭露日本結構改革的偏差與階級社會的弊病,以細膩的影像傳達現代日本社會的黑暗面,讓『Working Poor』一詞迅速為社會大眾熟知,實為優秀之調查報導。」 「Working Poor」(ワーキングプア)指的是「本身有工作,但收入低於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們」,這群人約占日本家庭的十分之一,至少有四百萬個家庭,實際數目則不得而知。假設每個家庭有三個人,那日本大約就有一千兩百萬名「Working Poor」,想想真是非常驚人。關於「Working Poor」的翻譯,目前最普遍的中譯是「窮忙族」,我個人則比較偏好 NHK 使用的「勤勞貧困階級」(勤労貧困層)或「工作貧困階級」(働く貧困層)。
日本企業為求縮減人事成本,派遣員工和打工族等非正式員工的數量與日俱增, 目前日本女性勞工有五成是非正式員工。因為薪資水準低、工作不穩定,一旦落入「勤勞貧困階級」,許多女性就永無翻身之日。
鈴木さと美(Suzuki Satomi)
居住於福島縣的鈴木小姐(三十一歲),晚上在便利商店的便當工廠打工。工作內容是在深夜統計各店的便當訂單,再分配給各工廠,時薪日幣九百一十圓。鈴木小姐回到家時已是半夜兩點,白天還在其他公司兼差,每天睡眠時間僅有四小時,週末也沒有休息。
鈴木小姐是單親媽媽,一家三口住在月租日幣四萬五的公寓。高中畢業的鈴木小姐,原本是飯店的正式員工,十九歲時結婚,為了照顧小孩而離職,但結婚三年後離婚,面臨必須立刻就業的問題。同時養育兩名幼子的鈴木小姐,沒有一家公司願意僱用她當正式員工。過了半年,她終於找到時薪六百五的超市打工,之後陸續從事過包括廢料工廠、大樓管理公司等各類打工,有些工作的月薪只有七萬,鈴木小姐不得不開始身兼數職的忙碌生活。
鈴木小姐目前白天在建設公司打工,負責處理事務性的工作,這是她離婚至今的第八份工作。她甚至曾經因為請假照顧生病的小孩,就慘遭前公司解僱。而每次被解僱,她就必須接受多間公司面試,才能爭取到新的兼職。鈴木小姐說:「許多公司光是聽到我獨立扶養兩名年幼的孩子,就直接拒絕。企業多半認為單親媽媽經常請假、早退,為免麻煩而不願僱用。」
身兼早晚兩份打工的鈴木小姐,每個月的收入是十八萬五千圓。她總是小心翼翼地用信封將薪水分成房租、水電、學費等各種用途,最後剩下的三餐生活費僅有兩萬多圓。
日本政府有意幫助鈴木小姐這類單親媽媽尋求更高薪資的工作,但相對之下,政府希望她們自己也要更努力。鈴木小姐曾經想考取護理師執照,可是就讀專門學校必須犧牲白天的工作,她不得不放棄進修。「想去也不能去、想學也無法學,如果這就說是自我努力不夠……那……我們這些必須拚命工作才有辦法糊口的人,難道還不夠努力嗎?」鈴木小姐嘆道。
晚上九點多,鈴木小姐送孩子們上床之後,還有一份工作正等著她。記者問她身體受不受得了,她苦笑道:「這不是我受不受得了的問題,我只能選擇繼續工作。就算我受不了,還是只能選擇繼續工作。」
日本女子大學教授岩田正美(Iwata Masami)看完鈴木小姐的紀錄片後表示,女性非常容易由於離婚或換工作陷入窘困,她的情況其實並非特例。岩田教授認為:「跟其他國家相比,日本的單親媽媽們都十分賣力工作。誠如鈴木小姐的案例,單親媽媽身兼二到三份工作都不稀奇。她們那麼努力,卻仍面臨貧困的壓力,這或許就代表我們國家出了問題。」
丘ゆきえ(Oka Yukie)
早上五點半騎腳踏車上班的丘小姐(二十三歲),工作是在鎮立醫院替病患準備餐點。丘小姐以前是小鎮的臨時職員,因為鎮公所將餐點外包給民間,她從前年開始變成打工人員,不但時薪減少三十圓,變成六百七十圓,就連十萬圓的年終也幾乎告吹。丘小姐每天工作八小時,月薪也只有八萬圓。
日幣八萬圓換算成台幣約兩萬三,聽起來好像還可以,但日本高中畢業生的平均起薪是日幣十六萬(正式員工);換句話說,若以台灣高中畢業起薪台幣兩萬的比例換算,丘小姐等於月領台幣一萬,甚至低於我們台灣的每月最低薪資,以每天工作八小時來說,實在有點誇張。
這個人口約莫兩千的小鎮,主要產業是農業,年輕女性的工作機會逐年減少,丘小姐表示:「我不敢奢望薪水增加,想要更好的薪水,只能找其他工作;可是在這種鄉下地方,我實在想不出有什麼高薪的工作。」
丘小姐從小就非常有繪畫天賦,四年前的她對未來充滿期望。高中畢業之後,丘小姐經由推薦入學考上札幌的專門學校,她的夢想是學習電腦繪圖,有朝一日進入電玩公司;但事與願違,父親離婚後罹患憂鬱症,最後失去工作,因為付不出每年一百二十萬圓的學費,她被迫放棄升學。
目前丘小姐和妹妹一起支撐家裡的經濟,妹妹也在同一間醫院負責餐點準備工作,兩人每個月的薪水共計十六萬圓,少了其中一人,就無法維持目前的生活。丘小姐為了增加收入,花費半年自修,成功考取調理師執照。公司雖然同意替她調薪,時薪卻只增加日幣十圓。
丘小姐望著執照黯然說道:「即使擁有執照,沒有工作機會的話,也無法運用這些能力……如果因為找不到工作機會,就被說是努力不夠(苦笑)……那些拚命努力還是沒有成果的人,如果因為這樣就被說是『失敗者』,我覺得實在是情何以堪……」
對於政府該如何補導女性爭取高薪工作的問題,岩田教授認為應該從「所得保障機制」著手,她解釋道:「如果政府可以保障單親媽媽鈴木小姐在就學期間的收入,就能協助她考取護理師執照。另外像北海道丘小姐的例子,辛苦考取了執照,薪資卻只增加十圓,實在是日本就業補導的悲哀。女性們那麼努力,勞動條件卻沒有相對提升。企業有責任提供穩定的薪資和勞動環境,否則政府的就業補導就形同虛設。」
看過上述兩個案例,你是否依然認為她們不夠努力?是否有權叫她們「失敗者」?女性同胞為了照顧小孩或父母,常常不能依照自己喜好選擇工作。加上日本政府決定減少單親媽媽的兒童扶養津貼,更讓她們的生活雪上加霜。日本政府現在正努力規畫補導女性二度就業的各項政策,這時更應該好好傾聽這些女性同胞心聲。
(鎌田)本人目前所在位置是秋田縣內部的農村。自從一九九二年最後一個家庭遷出之後,目前這個村落已經無人居住,遺留下來的殘破建築彷彿在訴說那些被迫離鄉背景的村民的悲哀。秋田縣這種無人居住的村落超過一百個,數量逐年增加。人們為何選擇離開?那裡有著村民必須面對的艱困環境。
裁縫店老闆:鈴木勇治(Suzuki Yuji)
二○○六年三月,秋田縣大仙市當地的農家和店主,因收入減少而付不出稅金的兩百四十人召開集會。「今年冬天沒有錢買石油,只好每天少吃一餐,把餐錢省下來買石油,今年日子特別難熬。」其中一名參加會議的民眾忍不住抱怨道。
這一天,裁縫店老闆鈴木勇治(七十四歲)帶著準備提交給國稅局的文件來開會。文件上寫著鈴木先生的年收,扣除店內經營成本之後,只剩日幣二十四萬八千多圓,換算成台幣僅七萬圓。鈴木先生對記者說:「現在收入比以前減少很多。如果有案子接的話,就不會這麼辛苦,目前只能算是勉強維持生活。」
地方景氣並未隨著大環境改善,位於仙北市角館町中央的「富士通名店街」,以前沿街有四十多家餐飲店,是鎮上最熱鬧的一條街。隨著顧客減少,店家接二連三倒閉,業者紛紛轉戰秋田市或東京等大都市。今年付不出稅金的鈴木先生獨居於此,裁縫店的主要客源是附近所剩無幾的店主和農家。
一九八六年的鼎盛時期,裁縫店每年要製作一百件西裝,店內有兩名專任裁縫師,是鎮上最大的裁縫店。二○○六年的現在,訂單多半是修改長度或尺寸,修改長度每件一百圓,修改尺寸每件一千圓。裁縫店能否經營下去已成問題,四月底為止的營業額還不及一萬圓。「你看帳本也知道,我根本沒賺什麼錢。連一萬圓也賺不到,不是嗎……我也很佩服自己能撐到現在……」鈴木先生神色茫然地望著地面道。
鈴木太太和先生一起在店裡工作四十年,後來罹患老年痴呆症,九年前半身不遂、無法進食,鈴木先生只好讓太太她接受醫院的專業照顧。這一天,鈴木先生接到鎮公所的通知信,表示看護保險費將從三千七百圓增加為七千圓,幾乎是原來的一倍。鈴木太太每個月的住院費大約六萬,鈴木先生的年金都花在支付住院費。走投無路的鈴木先生只好前往鎮公所,申請調降保費,理由是「收入微薄,無法支付」。
鈴木先生如果無法支付醫療費用,最後只能求助社會安全生活補助金;可是,若想接受相關補助,他就必須放棄所有存款。鈴木先生目前有日幣一百萬圓的存款,這是他替妻子準備的喪葬費,早就決定絕不動用。「到頭來,意思就是要窮人早點去死,這種事哪個年代都一樣嘛……」鈴木先生抿嘴陷入沉默。
日本空中大學教授宮本みち子(Miyamoto Michiko)認為:「鈴木先生想要保有喪葬費用,換言之他有不願失去自立的意志。這或許是身為人類的尊嚴;可是,以日本目前的生活保護制度的條件來看,當事人必須捨棄這一切,才有接受救濟的資格。政府或許應該考慮容許這類自立的尊嚴,讓有困難的人可以利用某一部分的生活保護制度,等他們沒有困難時,就可脫離救濟,這種具有柔軟性的生活保護制度,是日本今後的重要課題。」
醬菜販&農民:谷藤祐二(Tanifuji Yuji)
武家屋敷是角館町著名的觀光勝地,每到櫻花盛開的五月,就有許多觀光客到此賞櫻。武家屋敷的一隅,有一間醬菜店,老闆是專門種植稻米的農民谷藤祐二(六十六歲),他亦是今年繳不出稅金的人之一。販賣醬菜是谷藤夫妻的副業,材料是自家菜園裡種的蔬菜。
晚上九點,結束農耕作業的谷藤夫妻正在製作醬菜。他們每天從清晨五點忙到凌晨十二點,年中無休。販賣醬菜的營業額每年約三百萬圓,扣除成本,實際獲利僅剩三十萬圓。這是由於價格競爭激烈,醬菜定價必須控制在兩百到三百圓所致。谷藤先生說:「因為是手工製作,每天都工作到半夜,昨天咱們夫妻倆也是忙到快十二點……實在很累,真希望能夠早點上床休息。」
隔天一大早,谷藤先生就下田耕作。谷藤先生在這塊一公頃的土地種了四十年的稻米。因為政府開放稻米進口,價格競爭日趨激烈,光是這五年稻米價格就跌了兩成,去年這塊土地的收入幾近於零。根據政府統計,二○○五年秋田縣就有約莫六千戶農家放棄農業。谷藤先生說道:「當時根本沒想過稻米的價格為跌成這樣,因為成本高,我幾乎聽不到有種稻賺大錢的人。」
辛苦工作一整年,結果收入幾近於零,那種打擊我實在無法想像,假設我翻譯一年的稿件,突然因為電腦當機消失,我肯定沒辦法像影片中的谷藤夫妻那麼堅強。這個案例也讓我想起台灣楊儒門的訴求,「Working Poor」的問題或許早已在台灣浮現,那些被中央忽略的地方發展、只被政客視為選舉籌碼的老農年金,如果我們不徹底檢視,城鄉差距只會擴大,「勤勞貧困階級」更會陷入世襲的惡性循環,社會成本增加的結果,受害的不是別人,終究是我們自己。
這十年來,岐阜縣紡織業不但面臨外國的價格競爭,如今又慘遭另一波全球化的浪潮侵襲。除了來自中國的廉價商品,現在還出現大量的廉價中國勞工。岐阜縣的中國外勞這五年就增加一倍,約有一萬名中國外勞在此從事紡織業。這些來自中國的外勞,以技術研修生或實習生的名義在企業工作。除了每個月五萬圓的實習津貼外,平均時薪約莫六百圓,其中甚至有不肖業者以兩百圓的超低時薪僱用這些中國外勞,讓低成本的競爭更加激烈,使得地方小企業淪為俎上之肉。
燙衣師:増田豊満(Masuda Toyomitsu)
燙衣師増田先生(五十六歲)專門替紡織品進行最後整燙,針對不同材質改變蒸氣、壓力,以細膩手法著稱;然而,因為企業引進中國外勞,以更低廉的單價,快速、大量進行燙衣工作,他的案源大幅減少。増田先生說道:「我一方面覺得自己很沒用,也覺得很空虛。一想到自己的工作連家人都養不活,就感到非常難過……」
増田太太(五十八歲)平時在家協助先生燙衣,過去他們每件衣物收取一百圓的費用,現在多半只剩五十圓的案件,這兩年收入驟減。前年的營業額是五百六十八萬,往後每年減少一百萬,今年甚至可能不及三百萬。扣除成本之後,幾乎無法維生。
清晨五點,増田太太出門打工。以前是由増田先生外出打工,但今年三月他因為腦溢血病倒之後,便改由増田太太負責賺外快。増田太太在老人院替老人準備早餐,另外兩名同事亦是紡織業者,大家現在都無法靠本業維生。
這一天,從事縫製業的服部和博先生(Hattori katsuhiro)前來拜訪増田先生。服部先生本身也是接受企業訂單的下游企業,四年前開始將燙衣工作承包給増田先生。服部先生為了跟僱用中國外勞的企業競爭,不得不將支付増田先生的費用減為每件五十圓。
増田家十七歲女兒彩華(Ayaka)明年將就讀大學,一家經濟也更為拮据。彩華小姐的目標是考取執照,成為營養師。為了減少家裡的負擔,她不但申請獎學金,同時也開始打工。
同時身兼兩份工作的増田太太,為了女兒的升學,傍晚又增加另一份打工。第三份工作是在專門收容中國研修生的機構準備餐點,増田太太和另外兩名員工必須準備兩百人份的晚餐。本業收入因全球化而大幅減少的増田家,現在反而必須靠服務外勞來支撐家計,想想實在頗為諷刺。
即使身兼三份工作,依然不夠支付女兒的入學金和學費,増田家於是向金融金機構貸款兩百萬。為了減少支出,増田家的晚餐菜色是中國研修生吃剩的菜餚。到女兒唸完大學為止,増田太太打算繼續身兼三份工作。「雖然接下來還有退休生活的問題,不過這四年暫時不考慮這些,總之……總之先讓女兒畢業,這就是我們現在的目標……」對未來充滿不安的増田太太安慰自己似的說道。
經濟評論家内橋克人(Uchihashi Katsuto)認為,景氣復甦並無法改善「勤勞貧困階級」的困境。岐阜縣紡織業的外勞競爭問題,只要政府開放外勞,一樣會在其他產業出現。内橋先生說:「一旦使用以研修生名義引進的低廉勞工,將迫使日本勞力廉價化,形成底層競爭的社會結構。而這種削價競爭的手法,我個人認為不是真正的國際競爭力,絕對無法提升日本的競爭力。」
内橋先生並認為,如果不改變現在這種大企業獨享利益的結構,非正式員工和地方居民再如何賣命都無法獲應有的回報。内橋先生憂心道:「假如努力無法獲得相對報酬,人們將失去勤奮工作的動力,昔日視勤勞為美德的日本文化亦將消失。勤勞貧困階級一旦變成多數派,國家又如何能富強呢?」
Case 06:京都市
資源回收:北山徳治(Kitayama Tokuji)
早上七點,北山徳治先生(八十歲)正在京都市內的街道撿拾飲料罐。北山先生從三年前起就靠資源回收的微薄收入為生,北山太太(七十五歲)平時也一起幫忙撿拾。每公斤的飲料罐可換取日幣一百三十圓,平均每個只值兩圓,夫妻倆每個月的回收所得約莫五萬。
北山先生之所以必須撿拾飲料罐,是因為他沒有領取國民年金。身為家中長子的北山先生年輕時是木匠,為了供養父母及四名兄弟姊妹,有一段時期無力繳納保費,距年金領取資格還差五年。北山太太回首前塵道:「當時滿腦子都在煩惱怎麼熬過眼前的生活,總認為養老這種事與咱們無關,根本就沒想過要長命百歲,更別說是領取年金了。」
北山夫妻本身有七十萬的急用存款,因為這筆錢,他們無法獲得政府救濟,每個月都為籌措餐費和水電費傷透腦筋。他們有兩位兒子,孫子正值高中生和大學生的年紀,兒子們亦被學費和房屋貸款壓得喘不過氣來,北山夫妻不想麻煩他們。北山太太神色堅毅地說:「做父母的都不想伸手向子女要錢,大人要自己照顧自己,靠自己的力量生活、迎接死亡,咱們從以前就一直這麼想。」
像北山先生這種沒有年金的老人,全日本可能超過四十萬。北山先生年過八十,還得天天出門撿拾飲料罐。其實他三年前曾經擔任清潔公園的工作,但因為僧多粥少,年齡較大的北山先生被迫離職。好不容易找到這份資源回收的工作,由於越來越多老人無法單靠年金為生,最近競爭者亦開始增加,如今甚至難以維持每個月五萬圓的收入水準。截至十一月中旬,本月回收所得只有一萬八。
突然感到胸口疼痛的北山先生鑽進被窩休息,北山太太擔心地看著老伴說道:「如果哪天沒辦法思考、身體走不動的話,咱們大概就沒辦法撿罐頭了。」究竟能夠靠自己的力量生活到何時?北山夫妻的老年生活總是揮不去這種不安。
失去未來的兒童
我們目前最擔心的是「Working Poor」可能代代相傳。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如果他們因為自己的成長環境而對未來失去希望的話,那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我們絕不希望低所得家庭的孩子,因為缺乏教育經費,喪失升學或就業的機會。
單親爸爸:山田鉄男(Yamada Tetsuo)
山田鉄男先生(五十歲)五年前因為公司經營不善被解僱,目前分別在三間加油站打工,山田太太七年前病殁,他獨力扶養就讀國一和小六的兒子。本身是東京私立大學畢業的山田先生,希望至少讓自己的孩子讀到大學畢業。
山田先生上班族時期的年收超過日幣六百萬,如今只剩兩百萬。即使在三間加油站打工,月薪總額也只有二十二萬。山田先生說道:「孩子們接下來要讀高中,必須準備入學金和學費,這部分或許還能應付;可是高中讀完還有大學,唉~~真的很懷疑自己撐不撐得住。萬一籌不出錢,他們的未來就很辛苦。一想到這裡,我就非常恐懼。」
山田先生每週有四天在時薪較高的深夜打工,這個時段來加油的計程車司機特別多,工作非常忙碌。每到黎明,他就開始擔心獨自看家的兩個兒子,深怕他們沒有好好吃早餐。為了兩個兒子,山田先生想找穩定的白天工作,可是五十歲的男人很難找到正式員工的職缺。
大兒子最近表示想跟同學一起上補習班,但山田先生的薪水無法支付。以前想讀大學當律師的大兒子,最近也開始認為這是遙不可及的夢想。「爸爸一個人工作很辛苦,如果爸爸說我可以讀大學,如果爸爸答應讓我讀,我就去讀。如果可以讀的話,我也很想讀。」善解人意的大兒子輕聲告訴記者。
山田先生的六百萬存款業已耗盡,最近甚至不得不動用兒子們的大學教育基金。「我必須替他們準備大學學費,我認為這是父親的責任,就算犧牲自己,我也必須讓他們升學。不管我是否有這個能力,我都得讓他們讀書……這是我的錯……不是孩子們的錯……」山田先生說著不禁哽咽。為了兩個兒子的未來,山田先生表示他考慮再找一份打工。
遊民青年:岩井拓也(Iwai Takuya)
三年前成為遊民的岩井拓也先生(三十五歲),每天四處搜集垃圾桶裡的雜誌,再以每本五十圓的價格賣給舊書店。岩井先生喜孜孜地對記者說:「今天一共找到八本,有四百圓進帳,可以好好吃一頓了。」
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岩井先生是對未來充滿憧憬的少年,夢想是成為運動選手。國一時,雙親因為父親的債務問題離婚,他和母親搬到公寓居住。母親開始在餐廳工作,每天只給他五百圓當生活費。岩井先生邊想邊說:「我原本的成績大概是中上程度,可是因為經濟問題,最後變成全班倒數第一,常常被同學取笑。只要是要花錢的,我都沒辦法參加,因為付不出錢……嗯……當時就知道自己跟別人不太一樣。」
升上高中之後,由於母親離家,岩井先生只得開始打工掙生活費。就連同學們找工作的時候,他也因為沒有錢買面試服裝,只好繼續打工。年過三十之後的現在,岩井先生再也找不到兼差,只能撿拾雜誌,賺取當天的飯錢。岩井先生吃著八本雜誌換來的泡麵苦笑道:「走了四個小時,結果兩分鐘就吃完了。」
岩井先生兒時常常幻想自己可以重新投胎,擁有不同的人生,當記者問他現在有什麼夢想,他淡淡答道:「就算有夢想,也不可能實現。淨想那些不可能實現的事情,只會讓自己更空虛。所以過了一定年齡之後,我就不再幻想,要自己專注於現實。」
關於勤勞貧困階級的兒童教養問題,宮本教授認為:「如果全國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人口處於無法脫離貧困的狀態,就成為一種沉澱社會。沉澱的恐怖之處在於,它將代代相傳。正如紀錄片所示,他們因為家庭因素,在求學階段就處於不利的地位,我們必須加以防範這種由父母世襲給子女的貧困。」
岩田教授則表示:「工作卻貧困的問題,從日本的生產水準來看,是非常不合理的情況。政府應該明確訂出一個最低標準,無論如何不能讓人民的生活低於該標準,即便是要跟國外競爭,薪資也不該低於某個極限。倘若社會缺乏這種正義的力量,就無法解決『Working Poor』的問題。最低薪資標準是多少?社會該補助單親家庭到何種程度?我們是否能容許七、八十歲的老人撿拾罐頭為生?這些道德抉擇,都是我們今後必須面對的問題。」
NHK 特集所要宣揚的,並非共產國家的齊頭式平等,而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到某種程度後,應該邁向「福利國家」,保障人民的「基本工作權」與「最低所得水準」。
一個上流或中產階級的父母,因為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孩子可以選擇自己的未來,只要他們努力「充實自己」,獲得回報的機會就很大。
相較之下,底層社會的父母,可能因為企業引進外勞或工廠外移而失業,或者只能轉任不安定、薪資低的契約人員,父母不但沒時間「充實自己」,也沒有多餘金錢讓他們的孩子「充實自己」,這種猶如死水般的沉澱社會,底層的人們永遠沒有翻身的機會,造成孩子對未來失去希望。
如果國家能夠適時介入,幫助那些有心求學的孩子、有心上進的父母,不但可以免去日後救濟和防治犯罪的成本,亦有助樹立「勤勞美德」、「努力圓夢」的良好社會風氣。
The Working Poor: Invisible in America (Hardcover)
by David K. Shipler (Author)
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我想這也是每個人所不得不面對的衝擊吧,在全球化下的財富及勞務所得重新分配的情況中...我們的政府能夠為我們做些什麼?看看現在的菲律賓及文中提及的日本...都是台灣的前車之鑑。菲律賓也曾經是亞洲地區所得極高的國家..但現在呢?日本更是帶動亞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現在也不得不面對新興國家的興起,所造成的結構性經濟失衡的問題...產業出走、勞務所得降低、物價通澎、實質儲蓄利率所得負成長.. 這些個問題相信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面對對岸中國強大的磁吸效應,台灣也正面對著和日本同樣的問題...,中高齡失業人口不斷攀升(支撐社會安定最重要的一股力量)、結構性經濟的失衡(產業嚴重出走,轉型過程中出現產業斷層)薪資下降、物價上漲...,這些問題相信不是只有檯面上政治人物隨便喊喊政策、端個牛肉就可以解決的,總統大選快到了...希望這次真的有人可以帶領台灣走出即將面對最嚴峻的景氣寒冬了, 60年代石油危機時的台灣還是撐過來了,相信勤奮的台灣人應該這次還是可以的...加油!
http://www.atlaspost.com/landmark-163967.htm
《窮忙族》(〔日〕門倉貴史著袁森譯中信出版社出版)是震撼日本社會的作品,關於“窮忙族”的權威著作之一。該書試圖幫助我們更清楚地反思各自的生活和境遇——反思我們為何忙碌而不快樂,窮忙族究竟“窮”在哪,也反思我們未來努力的方向。
曾經有個青年詩人名叫石川啄木,在他的詩歌集《一捧沙》中有這樣的句子:“工作啊工作,生活依舊無樂,兩手常見空空。”這首詩發表于1910年,明治時代行將終結。>>“窮忙族”檔案
“窮忙族”檔案——看不見十年後的未來
然後S先生就跟在網上認識的朋友跑到泰國玩了一個月。
http://www.stnn.cc:82/fin/200906/t20090625_1052989_2.html
韓窮忙族暴增 「勤勉」變神話 ‧朝鮮日報中文網 2009/07/21
今年46歲的李光日(音)高中畢業後在一家服裝公司就職,1995年在首爾東大門區開了紡織廠。他把布料供給服裝廠,每月銷售額達2億韓元。他用該筆錢還經營了當時還是領先的網路購物商場。但因亞洲金融危機,李光日走上了下坡路,當時他的關係銀行——同和銀行倒閉後,他經營的工廠也跟著倒閉了。
本月10日下午,在京畿道富川的一公寓區,李光日把剛炸好的雞肉串摞起來。他在亞洲金融危機時工廠倒閉後,10年開出租和在夜市賣服裝,從去年7月起改做流動雞肉串生意。朝鮮日報記者攝影
李光日在輾轉住宅小區的夜市,擺攤賣服裝和首飾,從去年和妻子一起開著卡車,跑首都地區各住宅小區,賣炸雞。他們每天上午10時出去第二天淩晨2時回家。他們住的是月租20萬韓元的韓屋。
金玉彩做2份清掃活和1份搬家公司的零活,但其收入合起來只不過110萬韓元。圖為,9日金玉彩在首爾會賢洞居民中心打掃衛生。/朝鮮日報記者 李泰敬攝影
今年51歲的一家計程車公司的白領職員林某一天上兩次班。上午6時到晚6時去首爾永登浦區的辦公室上班,下班後回家趕緊吃晚飯,然後7時去附近的加油站幹到深夜12時,5個小時掙1.75萬韓元(每小時3500韓元)。
窮忙族(Working Poor)的擴散並不只是韓國的問題。儘管對窮忙族概念的定義各國有所不同,但這些群體正在迅速增加卻是全世界的共同點。
窮忙族:新貧階級時代的來臨
作者:門倉貴史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8年09月11日
作者個人網站:www004.upp.so-net.ne.jp/kadokura/
目錄
推薦序 誰搬走我的乳酪?窮忙族的興起 國立中央大學溫世仁講座教授 李誠
推薦序 從窮忙到富閒 1111人力銀行營運長兼發言人 吳睿穎
前言
悲慘的現況:日本勞工中每4人就有1人是「窮忙族」
為什麼「窮忙族」持續增加?
接受社會救助的家庭越來越多
預期將會持續擴大的日本所得差距
美國持續增加的「窮忙族」
由「窮忙族」淪為遊民
窮忙族實例 1
窮忙族實例 2
如果「美國心玫瑰情」的男主角沒死……
超過40萬人的中高年男性「窮忙族」
因公司倒閉或裁員而成為「窮忙族」的中高年男性
無法壓低的各項生活開銷
為「窮忙族」所苦而自殺的中高年齡層
中高年齡層「窮忙族」的增加也影響了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業績
將中高年上班族壓得喘不過氣的子女教育費
窮忙族實例 3
窮忙族實例 4
一路走來相輔相成的終身僱用制和年功序列薪資制
為什麼終身僱用制和年功序列薪資制會瓦解?
何謂派遣員工?
1990年代後人數驟增的派遣員工
派遣勞工處於弱勢的代表性事件
過勞的正式員工是心理層面的「窮忙族」
窮忙族實例 5
窮忙族實例 6
日益惡化的青年僱用問題
無法成為正式員工的年輕人淪為「窮忙族」的危機
成為「單身寄生族」的年輕非正式員工
人數日增的飛特族和尼特族
尼特族和非尼特族的所得差異擴大
年輕人成為尼特族的主要原因在於僱用環境的惡化
可望改善的僱用大環境
年輕人正面臨日益嚴重的勞僱供需失衡問題
窮忙族實例 7
窮忙族實例 8
結構改革的得與失
必須大量釋出非正式員工轉為正式員工的機會
工作分攤制度能解決「窮忙族」問題嗎?
提高消費稅使「窮忙族」的負擔越來越重
提高最低薪資以作為安全防護網
外籍勞工的加入將使非正式員工的生活更為辛苦
窮忙族實例 9
窮忙族實例 10
參考文獻
推薦序:全球化與窮忙族的興起 國立中央大學溫世仁講座教授 李誠
年輕的單身男子即使成為「窮忙族」,或是陷入幾近「窮忙族」的窘境,只要埋頭努力一陣子,想要脫離這樣的狀況並非不可能,因為他們還握有一絲「希望」的光芒。
日益惡化的青年僱用問題
http://www.books.com.tw/books/series/series9789570833188-2.php
全球饑餓指數一出,印度政府怒了!中國排名是... 2022-10-17 觀察者網
上週末,最新一期全球饑餓指數(GHI)發佈,印度在所列121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107位元,較上一期下滑6位。這一排名,引來印度政府的不滿。
據《印度快報》16日報導,相關排名發佈後,印度婦女和兒童發展部發表聲明,指責這一指數“持續”對印度搞汙名化,稱其“脫離現實,故意無視印度政府為保障糧食安全所做的努力”。
GHI的資料由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IFPRI)收集和研究,並由德國和愛爾蘭的非政府組織發表,被認為是研究世界糧食安全情況的權威資料之一。中國的指數從2000年起逐年下降,到今年已排在全球前列。
最新公佈的GHI指數中,印度為29.1,排名世界107位
根據最新一期發表的GHI,印度今年評分為29.1分,排名世界第107位,較上一期下滑6位。在GHI的評分體系中,印度本次的表現被評為“嚴重”。
與周邊國家相比,印度的表現也不算良好。印度的排名低於巴基斯坦(99位)、孟加拉(84位)、斯里蘭卡(64位)和尼泊爾(81位),僅比阿富汗高兩位。亞洲範圍內,中國和科威特排名最高,指數均小於5。
從縱向資料看,印度的GHI從2000年的38.8開始下降,在2014年達到28.2的最低點,之後又開始上升,今年達到29.1。此外,資料顯示,印度營養不良率不僅高於2014年(15.1%),甚至高於2000年(17.15%)。2019至2021年間,16.3%的印度人長期營養不良。印度兒童營養不良率達到19.3%,為全球最高。
GHI給出的總體評價是,印度從2000年來已獲得長足進步,饑餓威脅從“警戒”狀態下降到了“嚴重”狀態,但仍有幾個值得關注的領域,特別是兒童的營養狀況。
本次GHI指數,主要以四方面衡量:營養不良、兒童體重年齡比、兒童體重身高比,以及兒童夭折率。而在這四個領域,印度的表現都不佳。其中,印度的兒童體重身高比資料,更是全球最差。
針對這一資料,印度婦女和兒童發展部表示:“這是又一次顯而易見的玷污印度國家形象,把印度描繪為一個無法滿足人口糧食安全和營養需求的國家。錯誤的資訊,似乎已經成為年度GHI報告的標誌。”
此外,婦女和兒童發展部還表示這一報告脫離現實,“故意忽視印度政府在疫情期間為確保糧食安全所做的努力”,而印度正運行“世界上最大的糧食安全項目”。
Z世代價值觀在帶來經營模式革命 2022/01/12 日經中文網
1997年以後出生的「Z世代」2022年已25歲了,將成為拉動社會發展和消費增長,與上代人的價值觀相反。比如,Z世代認為,明知很快就會失去價值,卻仍然購買,這缺乏合理性。還會讓人貶值→用完就扔→增加廢棄物的循環。
日本27歲社畜日常曝光,讓中國600w網友瑟瑟發抖不敢去日本生活 2020-09-07
雖然中國996上班族每天都會喊累,但大部分人也不會因爲工作產生厭世的感覺,大不了重新換一份工作。
可是在日本的上班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畜」,有些人工作做到想自殺/過勞死的地步都不敢放棄,因爲在日本找工作不容易。讓600w網友瑟瑟發抖,原來看似美好的日本生活,竟然也有這麼不堪的一面,再也不說去日本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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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的社會》,描述日本年輕世代不婚、晚婚、不買車、不買房、不敢生、社會少子化等內容,事實上,這恐怕是當今亞洲、甚至全球年輕世代共同面臨的現象:貧富差距越拉越大,年輕世代普遍低薪,甚至失去了「奮鬥的目標」。
鄭強稱“二十幾歲年輕人沒資格享受五十多歲人的待遇”,如何看待買車買房難?
太原理工大學鄭強教授2022/11/19在亞洲教育論壇上,評某些年輕人“你有什麼資格說你寒窗四年,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出來就想享受五十多歲人的待遇,還抱怨買不起車是社會對他不公,買不起房是他爹媽窮?”“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我們沒有教我們的國民以平靜的心態欣賞自己的勞動和生活。”
回應
觀網評論,今天讓我很意外,我以為會有很多罵鄭強的。
他們年輕的時候,結婚難嗎,買房難嗎,看病難嗎,養老難嗎?
你瞭解過八九十年代的人都過的什麼生活嗎?你有過結婚三五年連房子都沒有,夫妻二人各過各的,只能在別人都走後偷偷跑到一間宿舍裡過夫妻生活的日子嗎?你有過一家三代人住十幾平米,全靠一個人的死工資,不敢吃肉、不敢生病,有病只能硬挺著不敢去醫院的日子嗎?今天年輕人是上一代人,甚至上幾代人做夢都不敢夢到的幸福生活。
主要還是對比之下年輕人的心理失衡,他們沒有那麼高的收入,沒有那麼優渥的工作,天天被老闆挑刺的同時還得大量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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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洋經濟線上網站2022/11/22,日本18-29歲的“Z世代”對中國的好感度達40%以上,與其他年齡層的人有明顯差異。從Z世代開始掌握選舉關鍵的世界潮流來看,只依靠“反華輿論”和“右派”的岸田外交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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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由這個就會想到55分流,在這些技校,以前霸淩不知道有多厲害
55分流就是一個巨大的錯誤,是把更多中等學生逼去垃圾的職業學校,跟最差垃圾學生在一起,慢慢也讓更多中等學生也變成垃圾學生了。
說句現實的話吧,讓孩子好好學習吧,不好好學習就得跟這些人同學。
好學校也有霸淩行為,我鄰居的一個豪門初中女生也被霸淩了,有些霸淩不是用暴力打人,而是用語言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