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9-17 18:30:13阿楨
《隋唐中央權力結構及其演進》
雷家驥的《隋唐中央權力結構及其演進》露了那三點？
＜李氏王朝的囈言＞明天就要更換了，趁機將本文推銷掉吧！
＜李氏王朝的囈言＞明天就要更換了，趁機將本文推銷掉吧！
有必要以一短文來評雷家驥的《隋唐中央權力結構及其演進》（東大，1995）嗎？直接在《台灣共犯体》論及中国中古史的相關行文中插入一評即可。
我也想呀，我還想在歷史小說《李氏王朝》談呢。但左思右想，決定不再用以前「隨讀隨插」而後一次在電腦增修的方式了，因為在電子檔尤其綢站上，每修一次、不備份儲存又怕中毒或故障，要備份又嫌麻煩，乾脆直接在「書評」欄上來談，如此也較能使館友了然有何增修。
我了，你實際用意是在炫耀自己最近讀過啥書。
有必要嗎？能評的不過十百分之一，這不只讀書、時事亦然、所看影音更甚，真要人知之，豈非以流水帳記之？
那你到底看上雷著的那點？
「露三點」～
抗議！本文是嚴肅的書評，不是你這無行呸子文氓的穢言！
別這樣古板，雷著真的「露」了學界有關唐史、史學方法、及寫作方法，不為人知見不得人的「三點」。
是你少知多怪，多到學術期刊綢站，最好是會議後台的「內衣走秀場」，別說三點，連汗毛都清晰可見。就以雷著以計量方式推翻唐史權威陳寅恪的唐初政權在關隴士族集團說、而另立山東集團（二大集團以出關前黃河為界分西東）來說，這有何不為人知？人家洋人早在《劍橋隋唐五代史》就已提及。
什麼「早在」？雷著的博士論文也早在1980年之前便已提出。
要比誰早是嗎，那毛漢光的博士論文《唐代統治階層社會變動》更早在1968年提出了。
會比許倬雲等在美的華人學者更早用這種計量方式研究史學嗎？
說的也是，爭來爭去還不是以洋人為祖師，他們那了中國政治的虛實，就像台灣現在各種號稱無黨派立場的委員會，如果用計量方式根本看不出其實權在執政者手上。同理，單從山東集團比關隴集團的比例高，能否定或透露唐初政權基礎在關隴府兵制及均田制的實質嗎？
唉呀！你不了解年鑑學派的「長歷史」啦，到唐玄宗時府兵制及均田制不就快完了，所以安史之亂才會發生。
多長呀？會比歷史小說文體冗長嗎？即使雷氏不滿註脚式論文「煩瑣累贅，華而不實」。自己的更長達五六十萬字。
不過你不覺得雷著有關武則天的方析比一般學術著作生動嗎？
還是冗長又不夠深入淺出。
就你的《李氏王朝》能深入武則天的身心靈？
不敢當，唐太宗唐玄宗的部分也還可以。
雷家驥教授訪談回憶錄 by林靜薇2007/05中正大學文學院
我原來在香港讀中學，考上臺灣師範大學，就來臺灣當僑生。我在香港讀天主教學校，僑生考試第二名，原本可以考進臺大，也可以透過教會保薦到教會所辦的輔大拿講學金；但因父親已聲明若讀大學則自己想辦法，基於四年有公費的考慮，所以選讀師大，以免後顧之憂。會讀歷史系的原因，是因為我從中學時代就對歷史很有興趣，那時已看完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和《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有次朋友約我去參加香港大專同學的討論會，發言時還被人家以為是歷史系的學生。
進到師範大學歷史系之後，原來想要研究近代中國的變化，所以寫了一篇清宣宗與鴉片戰爭的文章，現在已收入王壽南先生所編的《中國近現代史論叢》。作為一個大學生，那時要研究近代中國變化這類題目很難，因為每次去國史館、黨史會、故宮，都常遭到推託拖延，不給看檔案，就因為我是大學生之故。不能看檔案就無法做第一手研究，所以我決定要改做大家都能看到檔案的東西，於是就做中國古代史。會選擇研究唐代，是因為唐代是中國最輝煌的時代之一，有關的書籍也都人人可以讀到，我想做的要不就是研究中國歷史的轉折、變遷，要不就是研究中國歷史上的輝煌時代，因為前者是探險，後者是觀光，都有益於的精神學識。
我唸的是師範大學，師範學校要考國音的，但我剛來到臺灣，不懂國語，可是我第一年就考過國語了。因為每天下課就找同班女同學教我講國語（文學院女生多，我班五十幾人，僑生除外就只有三個本省男生，當年立法院還為此而討論保障男生名額，但後來不了了之），被同學見到，都以為我一天換一個女朋友，所以笑我是「遊擊司令」。不過也因如此，就認識了當時是同班同學的師母。在這之前我也交往了一個同班的香港僑生做女朋友，但是後來分手了，原因是她約會總是遲到。我討厭經常遲到的人。我對時間很重視，對時間有很重的壓迫感，只要跟我約了時間，我一定會注意準時，到時就會焦慮不安，到現在仍然如此，想告訴自己輕鬆一點也沒辦法；事實上，我知道女生是要男生遷就時間的，但我做不到，就被她以為我不尊重她，誤會累積，因此不到半年就告吹了。
大學時代有許多老師對我的影響都很深，像朱際鎰先生、朱雲影先生等。朱際鎰先生曾為我的《中古史學觀念史》作序，他的影響你們一讀就知道。至於朱雲影先生，他是研究中國上古史以及中國文化對中法越影響的學者。我上他的史學方法，課堂上從來不點名，有一次期末考時突然點名，點到我就停止了，不點了，就站在我旁邊，看著我作答，讓我感覺得怪怪的。事後我纔知道，因為我先前考史學方法時，答案上是常加註解的，老師覺得我程度很好，所以站在我旁邊看，一邊是要認識我，一邊是要知道答案是不是我自己寫的。等到知道我沒有作弊，他從此就對我大加欣賞與鼓勵，我發表的第二篇論文〈相國制度淵源考〉，就是上他中國上古史的讀書報告。
當時還有一位教英國史的女老師，第一學期考完試後，就傳話要我去見她，我當時嚇了一跳，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後來到她的辦公室去，老師說：「雷家驥，你下學期不用來修我課了。」我當時想，糟了，被當掉了。但是後來老師又問我：「你想要幾分？」我被弄糊塗了，老師才說：「你考試用英文回答，挑出我在課堂上的錯誤，以你的水準下學期不用來上課了。」我才鬆了一口氣，感到很大的鼓勵，但我下學期仍然繼續去修課。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於西洋中古史和西洋上古史課，任課老師是曾祥和先生，她是沈剛伯先生的太太。她在一次期中考後，課堂上問：「誰是雷家驥？」我站起來答到。她說：「你是我在師大教書以來第一個用英文作答的學生，不過你雖然用英文作答很好，但是文法錯誤很多，要再加強，所以我給你扣了分。」
我曾被兩位老師在課堂上聲明要扣分的，另一位就是錢穆先生。其實我一向不重視考試分數，考得高分是意外。我所以用英文應試，一方面覺得唸外國史就要用英文讀寫，一方面也可以考驗自己的英文能力，所以沒什麼不對的，兩個小時之內能用英文寫四道答案，自己覺得已經很不錯了，當然文法也就沒時間斟酌。不過也因此，畢業以後我就不敢再用英文隨意寫東西。至今想來，曾先生當年的出發點應是善意勉勵的，但我卻發生了負面的影響，真是愚不可教！
研究所唸的是香港的新亞研究所，碩士論文是嚴耕望先生指導的。進研究所時，我將大學畢業論文〈唐代樞密使制度〉呈給嚴先生看，希望繼續作五代的樞密使制度研究，大綱也寫好了，請嚴先生作指導教授。嚴先生原本不收我，因為他覺得我走的是解釋歷史的理路，也有乃師（我的大學畢業論文指導教授是李樹桐先生）之風，而嚴先生則是做仔細考據的功夫，所以覺得不適合指導我。但我很堅持想跟他做學問，想學他的「繡花針」功夫，後來選〈曹植贈白馬王彪詩並序箋證〉做碩士論文，就是要跟他學繡花考據。他見我很誠懇，所以就收了。我兩年就把論文寫好，但因為嚴先生與所長唐君毅先生建議我繼續留所讀書，一邊是要我不急著考試，從容修改論文，以便發表；一邊是要給我多讀書的機會，並為我申請哈佛燕京社的獎學金去外國。所以我是在第三年考過碩士論文，第四年才離開所。
當我留在新亞從容讀書，整天泡在學校圖書館的書庫，躺在庫內長板凳上看書時，常常看到牟宗三、徐復觀二先生入庫找書或看書，而最常見到的是牟先生。他們都備受學生的愛戴，尤其牟先生更是純真，暇時會趴在館旁的草地上與同學下棋，我在庫裏躺在板凳上看書就是學他的，此與全漢昇先生的嚴肅大不同，剛好相映成趣！
留所讀書時，唐先生幫我拿到兩份博士講學金，一份是哈佛燕京社去京都大學的，一份是法國教育部去巴黎第七大學的。我不想去巴黎，但是適逢中東石油危機，物價騰貴，哈燕社依去年申請核下的錢，不足以支應去京都的全部經費，所以唐先生要我拿這筆錢先到臺灣遊學一年，明年再爭取去京都。稍後，全先生又為我爭取到加拿大的講學金，由於我已準備赴臺，女朋友（就是你們師母）也知其事，當然不能不來，所以就婉轉告知計畫，不想去加，全先生大不以為然。後來全先生來臺參加院士會議，透過人在圓山飯店要約見黃淑梅，討論她在論文裏所用的貨幣理論，我陪她去，才知道這是我的太太。事後他送我們出圓山時，故意放慢腳步，偷偷說我當年的選擇是對的，以後來臺都常找我或我們飲茶吃飯。回想老師的厚愛，至今猶感歉疚！
回臺一年間，逢遇父親當年的老長官時任僑務委員長的高信先生，告以臺灣的歷史所博士班也有獎學金，加上女朋友的因素，所以就決定留下來讀「漢家博士」，去信給唐先生請求同意並請原諒。我雖在師大讀過四年書，但那時靠公費維生，一介貧乏，兩袖清風，平常只好刻苦讀書，與外界很少交際來往，不知學界門戶之嚴、同黨伐異之切。甚至當我以第一名考上文化大學的博士班後，也跟一些同學相處得不很愉快。因為過去第一名的獎學金慣例要跟同學瓜分，但我家裡沒有錢支應我讀書，所以這筆獎學金對我就很重要，是獎勵我支付生活開銷而全心做研究的唯一支柱，必須全部留下。因此之故，那些同學就認為我只會做研究而不會做人，與我的感情就好不起來。我對我的「不夠意思」至今猶覺不安，但也無可奈何！本所創立時，我堅持第一名講學金應由第一名全部獲得，其實就是因於過去的經驗教訓，這種事情應由老師出面承當，才能平息同學之間的誤會和矛盾，雖然老師也會因此招怨。基於這緣故，我在博士班就拼命讀書，想早一點畢業早一點工作，因此報告所長也是我的指導教授宋晞先生，說我的論文要三年內寫完，有些同學以為我說大話，很自大，但我真的三年寫完了，三年半在註冊時就申請學位考試。當時拿博士要到教育部考試，很多人為求慎重起見都是唸到七、八年才敢畢業。畢業既然要到教育部考試，通常由九位委員口試，只有一次機會，沒通過就甚麼都沒有了，通過後才由教育部頒發學位證書，所以號稱「國家博士」。我是當時最年輕的國家文學博士之一，但是有些人卻因為考試如此慎重隆重，所以就不敢輕易提論文，甚至慎重到寫不出來，以致錯過了畢業機會而放棄學位。文化大學史研所博士班那時沒有研究唐史的老師，所以只好請一位時代最接近的老師做我的指導教授，那就是研究宋史的宋晞先生。宋先生為了慎重起見，另邀研究五代及宋的蔣復璁先生做我的聯合指導。
我所以會選擇做隋唐中央權力結構演變的研究，一方面是未能忘情於大學畢業論文的先業，另一方面更是好奇為什麼中華民國會有獨裁體制，甚至比以前皇帝制度還專制？中華民國的制度跟古代比起來，為什麼越走越回去？中華民國的制度和唐朝的制度有何不同？當時蔣中正總統說的話就是一切，什麼行政院、立法院都只有附議的份，而唐代還有三省制可以互相制衡甚至牽制君權，但是中華民國的五權體制為甚麼竟比不上唐朝？我想瞭解當前的獨裁體制從哪裡來，是不是中國政治所固有，才研究隋唐的中央權力結構，希望能從中找到問題與答案。
中古史一路走來，除了我的幾位指導教授之外，影響我最大的應該是陳寅恪先生，雖然沒見過他，但我從他的書上學到他的東西。我的治學深受陳先生影響，但是久了也發現陳先生的研究不是全然都正確，也是需要修正的。有人說我反陳先生，但是學術就是這樣，即使再權威也仍有討論修正的餘地，學術才會進步，因此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在今天也有人修正它，但是無損於愛因斯坦之偉大。陳先生的研究也有解釋不清楚的地方，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沒有完全反對陳先生；反而受他獨立思考的影響，知道研究下去發現有問題，則還是需要修正的。那些把陳先生奉若金庸筆下「丁春秋」的人，其實只是「可憐蟲拜者」，他們對於陳先生之所以文章光芒恐怕毫無真知。做研究遇到困難是很常見的事，寫博士論文是我研究中所遇到最大的困難。因為我走歷史解釋路線，三年半寫完四十萬字，又跟人家看法頗不一樣，花了很多精力在思考，寫到最後思竭力疲，很想把所有的書燒掉。那時我遇到困難沒有人可以討論，老師是做宋史的，一般老師也不會幹涉其他老師門下的學生如何寫論文，所以都是自己解決問題，真是「獨學而無友，勤苦而難成」！有時也寫信給嚴先生請教，因此結下很深的師生緣，他回臺開會也常找我全家，甚至晚年買屋與我家相鄰，準備與我家共度他與師母的退休生活，只是做化弄人，某次院士會議後散步時昏倒暴逝，不果於所願！
做研究本來就是孤獨的，那時候讀博士的很少，做中古史的也少，跟我一樣走解釋路線的就又更少了，如果跟那些講究「史學就是史料學」的人論學（其實傅斯年先生也是重視歷史解釋的），就常感到格格不入，所以我才會跟一些學文哲的人論學，道術相知，後來共同創辦了《鵝湖》月刊。不過那些文哲倜儻之友，談義理多過談實證，有些時候也格格不入，所以就日漸淡出《鵝湖》。兼顧解釋路線和考證功夫，或許做得還不夠好，但卻是我最感自豪的地方。許多人走解釋路線，但史料基礎不夠紮實；有的考證功夫很細，史料紮實，但是解釋性卻不足。我對史料看得很仔細，然後又盡量從大處做出解釋。嚴先生當年說李樹侗老師指導我的學士論文，分析資料有點問題，遣詞命句又過於自信，所以我就跟他學繡花考據。嚴先生做考據，繡出一片錦秀山河，但解釋卻不夠。我曾將所見請益於嚴先生。他說，這個工作就交給你做好了，他的最大責任就是把史實制度考證清楚，將來總會有人站在他的考證結果上做出歷史解釋。兩位老師給我不同的啟蒙，傳我不同的功夫，現在還在努力當中，因為學問是無止境的。政治史、軍事史、民族史、史學史都是我喜歡的領域，都具有挑戰性，就是喜歡才做。我喜歡「攻堅」，所以我不找冷門題目寫，反而找大家都熱門的題目來做，做得好不好是一回事，但是一旦有些創見，就能使人有成就感。這就是上帝對孤寂學者的回報！「攻堅」有幾個條件，一個是史料功夫，這一點我從嚴先生身上學到很多。史料大家都看得到，但不見得每個人都看得那麼精細，看得越精細則發現得越多。第二個是解釋，高明的解釋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得到，但若能往高層次的義理想，則高明的解釋就越可能出現，這是我上錢先生課時所得到的啟發。
今年，我的《武則天傳》入選大陸出版界的「中國文庫」。該文庫是代表中國二十世紀最佳出版之作，入選標準據說是：各大知名出版社先提名他們認為最佳的書，提交一個審查委員會審查，審查結果報告給政府主管單位，然後核定入選為「中國文庫叢書」重新出版。根據北京人民出版社的編輯告訴我，我這本書入選的原因，是因為這本書有創新性的寫法，與一般傳記的寫法不同。我自問我的書起碼是極重史料的考據，對人格極盡理論的分析，對人的思想作為與歷史變化的關係也努力予以疏通解釋，應該就是獲得青睞而入選的原因。但是，我最滿意的卻是早年所寫的《中古史學觀念史》，這是此領域全球的第一部學術專著。這本書在兩岸研究中國史學史的師生手中多有，如果入選我會更開心。
今年四月我到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作短期講座，北京師範大學是大陸地區研究史學史的第一把交椅。他們有一個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是大陸全國研究史學的基地。我跟裡面一、二十位師友一起座談，他們認為臺灣真正搞史學史的學者不多，比較知名的有杜維運、逯耀東和我，而杜先生所寫的《中國史學史》，在中古那一部分就一再稱引我的《中古史學觀念史》。我寫《中古史學觀念史》，比他們的吳懷祺先生（去年曾應邀來我們系客座）搞史學思想史還早十幾年。我那本書提出的理論與解釋好不好是一回事，總之我是從史料的考證分析中，提出了自己的一己之言，甚至因為研究過累而吃了三年的心臟病藥，所以它如果能入選我會最高興。
這次我到北京清華大學王國維講座，主持人張國剛先生介紹我給大家認識時，張先生說我做研究的特點就是：搞小地方說大問題。我很高興他是我的知己。事實上，做研究要佔有史料，史料佔有越多固然越好；但是假如對史料不能鑽研，或者鑽而不精、研而不深，則會無所創見，雖多奚以為！我認為，盡量佔有史料之後就要能鑽研史料，鑽研史料越仔細，就越能分析出更多更深的問題；分析越精微，就越能發現別人之所未見，然後推而論之、解而釋之，使這些問題霍然而通，無所滯礙。一般人讀書寫論文時，都是看看史料就寫了，史料大概是這個意思就寫了，沒有逐字逐句的盡致分析，所以看不出史料的精微之處。當看出了史料精微之處後，跳到更高的層次去觀察思考，就可以知道很多跟傳統解釋不一樣的事情，或是見到前人所未見到的事情。這種研究方法，我曾得力於嚴耕望先生的指導以及錢賓四、陳寅恪二先生的啟發，另外一位啟示者則是柯林烏。柯林烏所說的歷史想像，也是創造力的要素。凡是偉大創造，不論是理工、藝術或是人文科類，內裏都有豐富想像力的存在；如果缺乏豐富的想像力，就根本不會有很大的創見。就我所知的歷史研究中，若能以豐富的歷史想像去盡量佔有史料，對之精研細析，就能由隱而顯、見微知著；然後從而提出客觀中允的歷史解釋，就能獲得高明貫通的學術創見。這就是古人所說的「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最後，就是要有足夠的文字表達能力，才能將這些問題和創見展現出來；不過現在的學生，似乎首先最缺乏的就是中文表答能力。就我個人的比較，以前的學生比較刻苦，比較用功，比較積極。他們比較樂意和老師討論，不喜歡太忙碌的老師，因為這樣會想找老師都找不到；但是現在的學生不一樣，他們比較活潑，比較有主見，也比較懶散，要他們來找老師就好像見鬼一樣，不像以前都很希望跟老師多多討論。要看一個研究生有沒有研究能力，第一個是看他讀書仔不仔細，上課發言可以看出讀書仔不仔細，還有就是看課堂報告也可以看得出來讀書仔不仔細。仔細就會發現問題，細而後能精，精而後能慮，然後才有見微知著的可能。第二個是表達，看他如何運用文字，組織推理，表達自己所要表達的事情，是不是能充分表達自己。做研究本來就是要積極主動的，有的學生說是父母要我來唸研究所的，我不得不唸；有的學生說選題目寫論文是因為學校規定的，我不得不寫；有的學生為了應付交差，所以隨便找個題目來寫，或者請求老師給個題目。這都是被動的，我不相信這樣以後會有成就。做研究完全是積極主動的，沒有人會去催。學生成年了，早就超過二十歲，有自主思想，有充分行為能力，還要老師去催他嗎？有些學生怕功課壓力，喜歡找「放牛吃草」的老師做指導教授，既然喜歡被放，則遲早會如願變牛。有的學生唸完碩士班就不唸了，這也未嘗不是正常的。因為有的是為了需求才唸碩士班，需求滿足就當然不再唸下去；有的是因為才性到此為此，再強迫他唸下去也沒用。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才性、想法和目標，碩士班基本的研究訓練有做到就好了，外國兩年就碩士畢業了，何必茍延？既然已無興趣，或不可造就，基本訓練做完了就讓他早點離開就是了。選題目選不出來，老師私下給個題目還勉強算是可以，但不是學校制度規定老師應該給的。連題目都選不出來，就表示沒有疑問能力，也就是根本沒有研究能力，所以不適合再繼續做研究。如果大綱也擬不出來，就表示沒有組織建構的能力，寫下去也是痛苦，那還是早點回家好了；不過大綱寫到最後也有可能要修改的，不是全然不可以變動的，只是主題和範圍應該不會有太大的變動。有的人只是把前人研究成果整理整理，就成為一本論文，如果是碩士論文，我還勉強可以接受。引完史料之後，白話文複述一遍，是嘉惠讀者，但是應該還要再有自己的分析與解釋，而不只是白話翻譯。近年以來有很多從後現代或新文化史角度來研究中古史，如乞丐啦、養生術啦，這些從新觀念來做舊史料的研究，也未嘗不可。我認為政治領域也是如此，還是可以做研究的，因為不同的政治理論觀念，對政治制度、政治問題，所提出的分析解釋就可能不一樣，當然可以再做研究。
如果說前輩高人對某些論題都已經做完，我們就沒得做了，那麼《新、舊唐書》完成後，我們還要研究唐史的什麼？難道我們比得上《新、舊唐書》那些作者嗎？老師反對「重復勞動」，是反對勞而無得、類近勦襲的研究，不是反對舊題新見的研究。舊題新見的研究前提是要有新史料、新方法或者新觀念的任何一種，嚴耕望先生用近代行政學觀念，對唐朝尚書省的機關與地位重新提出解釋，就是一個很鮮明的成功例子。所以我要你們去修一些跟你研究主題相關的其他學科課程，最起碼不修也要讀這些書，例如你要研究唐朝政制，就應該去政治系修些政治學和行政學的課程，然後再回過頭來看這些舊論文舊資料，有什麼不能做的？舉一個例子。隋唐府兵制裡，十二衛各有大將軍和將軍，其實都是很關係政局的，也關係中央權力結構的變化，且與是關隴集團或不是關隴集團，以及是不是從胡人集團變成漢人集團的解釋有關。現在假如有人運用舊文獻以及新出土的全隋、全唐文補遺資料，學習嚴耕望先生的《唐僕尚丞郎表》方法，將這些大將軍、將軍的任命、任期一一分析考證，臚列成書，也就可能會像嚴先生的著作一般變成名著，以後很多研究中古史的人非參考不可。而且此書若成，你就可以據之以印證、修正或推翻上述的歷史解釋，重新提供中古史上很多的認識與理念。不過，你要對這些問題從理論解釋上攻堅，就必須先要學些政治學、行政學、軍事學、軍事建制學以及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否則不易奏功。假如熱門題目是這樣的重復做，哪就有什麼不能做或者不可以做的？歷史系每年都招生，就是因為歷史還有很多問題要重新思考。我當年博士論文做《隋唐中央權力結構及其演變》，有些老師跟同學都說這些問題大陸時代的前輩們已經做完了。我不信邪，給他們解釋我的出發點和研究理路跟人家不一樣。假如找個冷門或者新花樣的題目做，例如中古兒童教育、中古婦女與貞節、中古茶酒與休閒之類題目，可能角度、點子都相當新，但是我懷疑內容會不夠深刻，關係歷史變局會不夠大，所以不想選做這類題目的研究。譬如說，描述茶酒與休閒生活，見於文人筆下的唐詩與筆記小說最多，且多是描述官宦貴族的生活，雖說也有描述平民的，如杜甫所詠「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但畢竟還是少數。
這類研究既不能反映廣大的基層生活以及生活的變化，又與大歷史變動的解釋關係不深，因此就算角度、點子再新我也不想去做研究，而寧願花工夫去攻堅。我不是鄙視文人生活，更不輕視詩文。從漢到唐，我讀過很多詩，你們從我所寫的詩箋就可以知道，很多師友也都知道我的生活相當文人化。畢竟文人才能大量留下文字材料，這是毫無疑問的，因此要瞭解中古文化史就要讀他們的詩文。有些師友給我說，寫女人的詩詞文章都是男人寫的，所以男人筆下的女性，不能代表就是那個時代女性的思想感情與生活。這個說法頗從女性主義出發，理論一半成立一半不成立，因為焉知那個男人不瞭解女人？如何證明之？要說男人寫不出他所要寫的女人，就要先證明這個男人不瞭解女人。起碼在論證上是如此。為什麼男人就寫不出女人的思想感情？假如一個男人寫不出女人的思想感情，則女人寫女人就一定可以嗎？我看這也不見得，因為畢竟這個她不是那個她，妳非彼她，又焉知彼樂？至於男人之所以能寫女人，是男人畢竟真實擁有他的媽媽、姊妹以至老婆、女兒及其他女親戚，所以也就能瞭解她們。男人寫女人可能會有一些極限，但是不是不能根據他們所寫的詩文去做女性研究，只是要看研究者如何分析史料、發揮想像而已。所以大言說男人筆下的女性不能代表女性的思想感情，如果這不是出於某些女性主義者想壟斷女性研究的說法，則是此人不懂歷史研究為何物。
我參加《嘉義縣志》的編纂，是上帝安排的錯誤。因為早在六、七年前，前任縣長時就已經由中央政府撥款同意進行縣志修纂，原本是南華大學龔鵬程校長要接手這個工作，據說因為南華教授群缺乏歷史學門的老師，所以後來沒有接成，而龔校長也離開了南華，便後續無人再做規劃。兩年前嘉義縣文化局決心纂修此志，派人與嘉大史地系接觸不果，有人介紹我給他們認識，我給了一些建議，但是當時並沒有要接受這個計畫的意圖。後來我的朋友裡有人認為應給地方做點事，有人認為應該爭取研究業績，加上縣府也口頭邀請組隊競標；而我自忖研究史學以及方法論多年，也不妨一試，為本縣做些文化工作，所以就匆匆草擬了一個計畫書。當初以為只是意在參加、不問收獲，捧個人場就是。不料開標那天卻僅有我那一隊，只好硬著頭皮接標。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參加競標包工程，卻就是這樣糊裏糊塗得標的，當然會影響自己已有的研究計畫，真是後悔莫及！我研究唐史讀唐詩，深受唐代文人豪放性格的影響，這次是豪放到意外「上了賊船」，那就航行到底吧，不過以後再也不會做這種傻事了。
今年我休假一年，未來的研究有幾個方向，如果時間不夠，我希望至少能有兩個方向可以發展。一個是寫一本上古史學，這沒有多少人做得好，資料缺乏是一回事，重要的是如何在思路上疏通這些稀少史料，花時間思考很重要。我這次到上海及北京講學，都以孔子的春秋教和劉知幾的明鏡說做比較，來討論中國史學的核心問題。從漢唐諸儒以來，許多人對於「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的真義弄不清楚，因此對於古代史學的解釋就會有很多錯誤。要詮釋這句話的史學涵意，除了要有上古史、史學理論和史學史的根基之外，還需要有哲學，乃至小學以及考據學的訓練。我在新亞上過唐先生等哲學課程，大學時也曾修過許多中文系的課程，包括甲骨文、鐘鼎文、文字學、詩經、左傳、史記等課，或許可以派得上用場。我覺得儒者之所以對這句話解釋紛歧，是導因於他們多從春秋史學去做理解，尤以今文春秋學者為然；至於近人之所以解釋不妥當，則是因為從西洋史學理論的角度去做理解，都很少從中國史學史上考證源流、辨章原義。我這次去大陸講學，主要就是在談這個問題，希望繼續研究下去，以求能得到結果。另一個就是想寫一本西魏北周到唐初的軍事體制。論府兵制者多從兵役制度去做討論，雖成績斐然，但這僅是軍制的一環。陳寅恪先生對府兵制有宏觀的解說，議論縱橫而精闢，但是對於此制的軍事建制、軍隊結構以及性質功能的變革諸問題，解釋仍嫌不足；對此諸問題與魏周隋唐的國策以及國家戰略的變化關係，解釋上也頗有闕如；尤其他著名的「關隴集團說」，有些地方也仍然值得檢討補充。每個時代都有集團，不僅是宇文泰才有。假如集團的定義，是指兩三個人以上有共同的利益基礎以謀求共同利益，則我不否認任何朝代都有政治集團。但是宇文泰的政治集團，並不是僅僅像他所說的胡漢混合而已。我覺得他從民族與文化的角度去分析推論仍嫌不夠，也沒有把宇文泰等人的國策與國家戰略弄得更清楚。因此，為什麼府兵制是部落兵制，或者什麼是貴族制，部酋制的國策意義與戰略構想究竟是甚麼，為什麼後來變成了隋唐的平民制，等等問題，他都沒有提出充分的解釋，甚至沒有解釋。所以我想從國策和戰略的變化來考察魏周隋唐的軍事體制，提出陳先生所沒提出的解釋，以及補充其所不足的解釋。希望到我六十五歲退休時，這兩本書都能如願完成，所以未來會減少參加各種活動。
隋唐＞百度百科
隋唐時期從公元581年隋文帝楊堅建立隋朝，到618年隋煬帝楊廣被絞殺，共存在了37年，是個典型的短命王朝。隋文帝的貢獻最大：一是官制，廢除北周的六官制度，建立起三省六部制。隋文帝還制定了新的法律，刑罰不再像南北朝時那麽殘酷。此外，創立了科舉制度，創新了官吏的選拔方式。隋煬帝除了修造大運河有一半功勞外（另一半是爲了遊玩），其他方面沒有給後人留下好印象。隋煬帝的殘暴在曆史上也很有名。由于其橫征暴斂，激起民怨沸騰，終于自食惡果被絞死于江都，隋朝宣告滅亡。
從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到907年被朱溫滅掉，大唐王朝共存在了289年。唐朝分前期和後期，中間以安史之亂爲界限，前期是昌盛期，後期則是衰亡期。唐高祖建立了唐朝，而唐太宗李世民領兵用十年時間完成了統一大業。曆經玄武門之變，李世民登位之後，經過勵精圖治，使唐朝在中國封建社會空前繁榮，出現了"貞觀之治"，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居于當時世界領先地位。此後，唐玄宗時期又出現了"開元盛世"，國強民富，升平之世再次出現。但同樣也是在唐玄宗時期發生了安史之亂，從此唐朝走向了衰亡。
隋唐時，典章制度方面多有建樹，如三省六部制、科舉制、兩稅法等，對後世影響深遠。隋唐對外采取較爲開放的政策，中外經濟文化交流頻繁。文學以唐詩成就最大。以初唐陳子昂，盛唐李白、杜甫，中唐白居易、元稹，晚唐李商隱、杜牧爲傑出代表。韓愈、柳宗元倡導的古文運動，對後世影響甚大 。顔真卿的書法，閻立本、吳道子、李思訓、王維的繪畫，《霓裳羽衣舞》等音樂舞蹈，以及衆多的石窟藝術，均流傳後世。科學技術方面，中國四大發明中的印刷術和火藥兩項均出現于這一時期。
後期的唐朝政治混亂，從牛李黨爭到宦官專權，其間農民起義不斷發生，終于爆發了黃巢起義，起義領袖之一朱溫開始叛降唐朝，後又取代唐朝自立爲帝，建立了五代的第一個王朝--後梁。
http://baike.baidu.com/view/469372.html?tp=2_01
從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到907年被朱溫滅掉，大唐王朝共存在了289年。唐朝分前期和後期，中間以安史之亂爲界限，前期是昌盛期，後期則是衰亡期。唐高祖建立了唐朝，而唐太宗李世民領兵用十年時間完成了統一大業。曆經玄武門之變，李世民登位之後，經過勵精圖治，使唐朝在中國封建社會空前繁榮，出現了"貞觀之治"，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居于當時世界領先地位。此後，唐玄宗時期又出現了"開元盛世"，國強民富，升平之世再次出現。但同樣也是在唐玄宗時期發生了安史之亂，從此唐朝走向了衰亡。
隋唐時，典章制度方面多有建樹，如三省六部制、科舉制、兩稅法等，對後世影響深遠。隋唐對外采取較爲開放的政策，中外經濟文化交流頻繁。文學以唐詩成就最大。以初唐陳子昂，盛唐李白、杜甫，中唐白居易、元稹，晚唐李商隱、杜牧爲傑出代表。韓愈、柳宗元倡導的古文運動，對後世影響甚大 。顔真卿的書法，閻立本、吳道子、李思訓、王維的繪畫，《霓裳羽衣舞》等音樂舞蹈，以及衆多的石窟藝術，均流傳後世。科學技術方面，中國四大發明中的印刷術和火藥兩項均出現于這一時期。
後期的唐朝政治混亂，從牛李黨爭到宦官專權，其間農民起義不斷發生，終于爆發了黃巢起義，起義領袖之一朱溫開始叛降唐朝，後又取代唐朝自立爲帝，建立了五代的第一個王朝--後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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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隴集團＞百度百科
關隴和河東等地豪強地主的力量，在東、西魏的爭奪戰中，這些豪強地主都歸附了宇文泰。爲了把北方六鎮武將和關隴豪族的力量統一起來，宇文泰組成了以八柱國爲核心，以大將軍、開府爲主要成員，以府兵系統爲基礎的關隴軍事貴族集團，一般就稱之爲關隴集團。這是一個依靠武裝力量建立起來、胡漢結合的集團。在西魏、北周、隋和唐初他們都占據著統治地位．
關隴集團，亦稱關隴六鎮集團或六鎮胡漢關隴集團，陳寅恪所提出的學說，用以闡釋西魏、北周、隋、唐三代政權的特點。
關隴集團是一個政治統治集團，最早源自宇文泰的八柱國，由北魏六鎮武將、代北武川的鮮卑貴族和關隴地區豪族如京兆韋縝、河東柳澤、太原郭彥、武功蘇椿、河內司馬裔、敦煌令狐整等所組成，隴西李氏被人稱爲“駝李”。楊堅本身便是關隴集團的一員。楊堅建國，關隴集團的支持功不可沒。漢人如鄭譯、劉昉、高熲等名臣有助推動國策。李唐則自稱出自隴西李氏，以西涼李皓的嫡裔自居[1]。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曾言：“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啓，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
陳寅恪多次引用《瘐子山集》，證明關隴士人與鮮卑胡姓的關系。岑仲勉反對說：“況隨宇文泰入關之北族，雖暫改河南郡望爲京兆，但至唐時已大都恢複其河南郡望，唐室如真出自趙郡，又何愛于隴西而堅持不改？陳氏之說，殊未可信。”“陳氏必要把僧孺、令狐楚排出于西魏以來關隴集團之外，無非歪曲史實以遷就其臆見。”汪榮祖《陳寅恪評傳》認爲岑氏對于陳說趙州昭慶二陵及《光業寺碑》未能提出反證，無法動搖陳說。
關隴軍事貴族集團的起源----西魏八大柱國!!!
中國在魏晉時期有過許多政治貴族，幾乎壟斷了當時的政治權力，到了南北朝時期，曾經風光無限的東晉門閥世族們，隨著東晉的滅亡，劉宋的興起而逐漸衰敗，王謝庾桓這些響當當的貴姓也已經不複當年，眼看中國貴族的黃金時代就要結束，這時，一個新興的貴族集團橫空出世，一飛沖天，延續了中國貴族時代的壽命，並開創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偉大時代，這就是縱橫中國近二百年的關隴軍事貴族集團，他起源于代北武川，初建于關中，共創造出四個王朝，分別是西魏，北周，隋，唐，這在中國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奇迹，並將中國推向了一個新的曆史高峰，其發端便是成盛極一時的西魏八大柱國。
八柱國家，分別爲：宇文泰(李世民曾外祖父)，元欣，李虎（李淵祖父），李弼（李密曾祖父），趙貴，于謹，獨孤信（楊堅嶽父），侯莫陳崇。他們創造了西魏,北周,隋,唐四個朝代輝煌的曆史。史曰：今（唐）之稱門閥者，鹹推八柱國家。當時榮盛，莫與爲比。
其中，宇文泰首創府兵制，雖說是柱國之首，但地位早已超然。元氏則是因地位尊崇而挂名，實際上是爲六柱國，正合周禮治六軍之意。 六柱國，各督二個大將軍，所以有十二大將軍了。每個大將軍督兩個開府，每個開府各領一軍，共24軍，這就是府兵的系統了。
府兵制由宇文泰首創，初唐時完善，高宗武後時衰落，玄宗時被徹底破壞。而關隴軍事貴族集團，北朝隋唐曾盛極一時，皇室與其將相大臣幾全出于同一之系統及階級。而太宗時期，權力漸衰，與新興的山東豪傑頗有爭鬥。而長孫無忌出任顧命大臣，是關隴集團最後的閃光，武後欲消滅唐室之勢力，遂開始施行破壞此傳統集團之工作，如崇尚進士文辭之科破格用人及漸毀府兵之制等皆是。至玄宗尤稱李唐盛世，然其祖母開始破壞關隴集團之工事竟其身而告完成。
根據陳寅恪先生的說法，此集團有兩大特征：
1.“融治胡漢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
2.此集團中人“入則爲相，出則爲將，自無文武分途之事”。
故此，研究初唐史，有必要對于關隴軍事貴族集團的發端——西魏八柱國家有所了解。
關隴集團，亦稱關隴六鎮集團或六鎮胡漢關隴集團，陳寅恪所提出的學說，用以闡釋西魏、北周、隋、唐三代政權的特點。
關隴集團是一個政治統治集團，最早源自宇文泰的八柱國，由北魏六鎮武將、代北武川的鮮卑貴族和關隴地區豪族如京兆韋縝、河東柳澤、太原郭彥、武功蘇椿、河內司馬裔、敦煌令狐整等所組成，隴西李氏被人稱爲“駝李”。楊堅本身便是關隴集團的一員。楊堅建國，關隴集團的支持功不可沒。漢人如鄭譯、劉昉、高熲等名臣有助推動國策。李唐則自稱出自隴西李氏，以西涼李皓的嫡裔自居[1]。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曾言：“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啓，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
陳寅恪多次引用《瘐子山集》，證明關隴士人與鮮卑胡姓的關系。岑仲勉反對說：“況隨宇文泰入關之北族，雖暫改河南郡望爲京兆，但至唐時已大都恢複其河南郡望，唐室如真出自趙郡，又何愛于隴西而堅持不改？陳氏之說，殊未可信。”“陳氏必要把僧孺、令狐楚排出于西魏以來關隴集團之外，無非歪曲史實以遷就其臆見。”汪榮祖《陳寅恪評傳》認爲岑氏對于陳說趙州昭慶二陵及《光業寺碑》未能提出反證，無法動搖陳說。
關隴軍事貴族集團的起源----西魏八大柱國!!!
中國在魏晉時期有過許多政治貴族，幾乎壟斷了當時的政治權力，到了南北朝時期，曾經風光無限的東晉門閥世族們，隨著東晉的滅亡，劉宋的興起而逐漸衰敗，王謝庾桓這些響當當的貴姓也已經不複當年，眼看中國貴族的黃金時代就要結束，這時，一個新興的貴族集團橫空出世，一飛沖天，延續了中國貴族時代的壽命，並開創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偉大時代，這就是縱橫中國近二百年的關隴軍事貴族集團，他起源于代北武川，初建于關中，共創造出四個王朝，分別是西魏，北周，隋，唐，這在中國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奇迹，並將中國推向了一個新的曆史高峰，其發端便是成盛極一時的西魏八大柱國。
八柱國家，分別爲：宇文泰(李世民曾外祖父)，元欣，李虎（李淵祖父），李弼（李密曾祖父），趙貴，于謹，獨孤信（楊堅嶽父），侯莫陳崇。他們創造了西魏,北周,隋,唐四個朝代輝煌的曆史。史曰：今（唐）之稱門閥者，鹹推八柱國家。當時榮盛，莫與爲比。
其中，宇文泰首創府兵制，雖說是柱國之首，但地位早已超然。元氏則是因地位尊崇而挂名，實際上是爲六柱國，正合周禮治六軍之意。 六柱國，各督二個大將軍，所以有十二大將軍了。每個大將軍督兩個開府，每個開府各領一軍，共24軍，這就是府兵的系統了。
府兵制由宇文泰首創，初唐時完善，高宗武後時衰落，玄宗時被徹底破壞。而關隴軍事貴族集團，北朝隋唐曾盛極一時，皇室與其將相大臣幾全出于同一之系統及階級。而太宗時期，權力漸衰，與新興的山東豪傑頗有爭鬥。而長孫無忌出任顧命大臣，是關隴集團最後的閃光，武後欲消滅唐室之勢力，遂開始施行破壞此傳統集團之工作，如崇尚進士文辭之科破格用人及漸毀府兵之制等皆是。至玄宗尤稱李唐盛世，然其祖母開始破壞關隴集團之工事竟其身而告完成。
根據陳寅恪先生的說法，此集團有兩大特征：
1.“融治胡漢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
2.此集團中人“入則爲相，出則爲將，自無文武分途之事”。
故此，研究初唐史，有必要對于關隴軍事貴族集團的發端——西魏八柱國家有所了解。
柱國，原意是北魏的柱國大將軍這一稱號，始封于爾朱榮，爾朱榮敗亡後被廢置，到宇文泰再興東魏時又重新設立。在西魏大統十六年以前柱國大將軍這一稱號共封給八個人，分別是：宇文泰、元欣、李虎、李弼、于謹、獨孤信、趙貴、侯莫陳崇，當時號稱“八柱國家”，其中宇文泰總領諸軍，而元欣爲西魏皇族，兵權受到限制，剩下的六人每人統領兩名大將軍，即爲府兵中的“十二大將軍”。在這八柱國十二大將軍中，産生了從西魏到北周再到隋，直至唐初的新一代門閥貴族，而這幾個時代的皇室後族大多都出自這些家族------宇文泰子孫爲北周皇族，李虎子孫爲唐朝皇族，大將軍楊忠子孫爲隋朝皇族，北周曆代皇後多在這些家族中産生，隋文帝的皇後與唐高祖李淵之母都出自八柱國裏的獨孤信。而這些家族後來的盛況，都源于在南北朝最後的亂世中這些名將的豐功偉績。
八柱國之宇文泰家族：
宇文泰是南北朝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他所創建的功業深深的影響到了他以後的中國數百年的曆史走向，他生于亂世，養成了冷靜沈穩，豁達大度的性格，“驟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幾乎是以非常理智的方式治理國家，他不尚虛飾，崇尚簡樸，這與南北朝衆多荒淫放蕩的統治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的這種執政風格也被後來的周武帝，隋文帝所繼承。在數十年的軍事政治生涯中，他勤修內政，建樹頗多，首創的府兵制，後世向稱良法，八柱國十二大將軍的影響，可以從隋唐的軍事體制中找到，複古爲今的六官制，也成爲後世六部制的藍本，是從秦漢以來的三公九卿制演變爲隋唐三省六部制的轉折點，中國的行政體制由此又更加完善成熟。他率先廢除了流行千年的宮刑，結束了這一不人道刑罰的曆史，在與東魏，南梁的三國鼎立過程中，縱橫捭闔，攻城拓地，先後襲取了蜀地和江陵，大大擴展了西魏版圖，使西魏在軍事政治鬥爭中逐漸轉弱爲強，爲北周統一北齊奠定了堅實的政治經濟基礎。功業若此，盛矣哉！
做爲能與高歡抗衡的一世之英雄豪傑，可以說西魏北周的輝煌都出自他的手中，雖說他與另外七人並稱八柱國，但實際上他是府兵乃至整個西魏的真正領導者。宇文氏在這一時期內也是人才輩出，除了後來獨掌大權的宇文護和英明神武的周武帝宇文邕外，在十二大將軍中也有宇文泰一族兩人：宇文導與宇文貴。雖然最後宇文氏的北周爲隋所滅，而後又代隋以唐，但宇文氏一族早就與楊氏李氏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系，或是當年的並肩共患難，或是後來的聯姻，以至宇文氏後來雖經隋文帝大量捕殺，但仍有旁支以高門大族的形式繁盛不已，其中有許多人也繼續擔任顯貴，如隋朝的宇文慶,宇文述,宇文化及,宇文愷，唐朝的宇文士及等。宇文泰及其子孫較爲寬仁，在篡西魏之後並不是像曆代那樣殺盡先朝的皇族，反而與之以高官後祿，這種寬仁的風格也爲隋特別是爲唐所沿習，而宇文氏因此在後來被保存下來，可以說也是福報吧。
八柱國之趙貴家族：
趙貴字元貴，天水南安人，在戰亂中逃亡到中山，被逼加入葛榮軍，葛榮戰敗後投入爾朱榮麾下，後又跟隨賀拔嶽平定關中，以軍功做到了鎮北將軍。侯莫陳悅殺死賀拔嶽之後，趙貴詐降于侯莫陳崇，騙取其信任後爲賀拔嶽收屍，隨後出奔平涼，擁立宇文泰爲主帥。平定關中後趙貴又參加了宇文泰與高歡在河橋、玉璧、邙山的激戰，而後在廣武大敗柔然，斬首數千。“尋拜柱國大將軍，”“孝閔帝踐阼，遷太傅、大塚宰，進封楚國公，邑萬戶。”宇文泰死後，宇文護輔政，而趙貴自認爲當年于宇文泰平起平坐，而今卻要居于宇文護之下，甚爲不平，于是與獨孤信密謀殺掉宇文護，但在即將動手之前被獨孤信制止，隨後爲開府宇文盛告發，趙貴因此被宇文護誅殺。趙貴初期以德智而成其功名。
八柱國之元欣家族：
元欣字慶樂，其父爲魏獻文帝之子廣陵王元羽，其弟爲西魏節閔帝元恭，是地地道道的魏國皇室近支。元欣爲人粗魯率直，素以飛鷹走狗爲樂，並不見得有什麽大才，但當魏孝武帝爲高氏所迫出逃關中投靠宇文泰時，元欣率先響應，這一步好棋給他帶來了後半生的煊赫榮華，一下子成爲西魏皇室諸王之首。“爲大宗伯，進大塚宰、中軍大都督。大統中，爲柱國大將軍、太傅。”。“後拜司徒。恭帝初，遷大丞相。”這一系列高位使他表面上幾乎可與宇文泰平起平座，而這種封賞，大概是宇文泰認爲他粗魯率直沒有野心才給予的。事實上，他在長安大置産業，特別愛好園藝，以至當時長安的好果子都是出自他的園中，他對宇文泰也表現得畢恭畢敬，而推薦的人也都是無能之輩。這樣一個皇室首席親王，對宇文泰當然是沒有任何威脅的，他能成爲八柱國之一並且後半生享樂而終，可以說是憨人有憨福了。十二大將軍裏也有元氏三人：廣平王元贊、淮安王元育、齊王元廓。總體來看，從西魏到北周，一方面，元氏諸王甘于置身宇文泰之下，甚至是被篡位也沒作出多大反抗，另一方面，元氏與宇文氏頻繁通婚，所以到了北周，元氏不但沒有衰落反而更加繁盛；而後，大將軍元胄在隋篡周的過程中爲楊堅立下大功；到了唐朝，元氏與崔、裴、盧三家並稱四大宰相門第，更見其盛。
八柱國之李弼家族：
李弼字景和，遼東襄平人，爲人沈穩，有遠見豪氣，而且膂力過人。最初投于爾朱天光麾下，後來跟隨賀拔嶽，在討伐赤水蜀、萬俟醜奴、萬俟道洛、王慶雲的戰鬥中樹立了驍勇之名。後來屬侯莫陳悅，當宇文泰與侯莫陳悅爭奪關中霸權之時，李弼的率衆投奔宇文泰決定了宇文的勝利。而後李弼作爲宇文泰的大將經曆了平定關中、抗擊高氏的諸次戰役，特別是在宇文泰與高歡的沙苑大戰中，當宇文泰的左軍遭敵強攻之時，李弼果斷的領輕騎向敵突擊，將敵軍橫截爲三段，由此決定了戰爭的勝負。“[大統]十四年，北稽胡反，弼討平之。遷太保，加柱國大將軍。”李弼以將略見長，其大將風度在八柱國中鮮有能及。因爲上述功勞，他在八柱國中的地位也首屈一指，到了北周之時與于謹並爲元老，死後被追封魏國公。李弼之弟李丂也是北周名將，雖不過五尺，但驍勇過人，一度讓宇文泰大爲歎服，後成爲大將軍。李弼後代在周爲魏國公，在隋世襲蒲山公，其次子李曜之孫就是在隋末亂時間縱橫一時的梟雄自稱蒲山公的李密。
八柱國之于謹家族：
于謹字思敬，河南洛陽人，早年以才名著稱一時。與其它人不大相同的是于謹出身于北魏正規軍，在鎮壓邊鎮大暴動出謀畫策，立下大功，被魏帝封爲積射將軍，後一度位至北魏征北大將軍，但他在爾朱天光與高歡之爭中站在爾朱一邊，不久爾朱大敗，于謹逃入關中，向宇文泰獻稱霸關中之策。隨後，于謹跟隨宇文泰參加了諸次戰役，並帶領大將軍楊忠攻下了梁都江陵。“俄拜司空，增邑四百戶。十五年，進位柱國大將軍。”宇文泰死後，宇文護受命輔政，而于謹在大多數人遲疑之際，說服大家服從宇文護的權威，化解了分裂傾向。後來北周尊三老，于謹即爲三老之一，可見其威望之高。總的來看，于謹在八柱國中以謀略爲優，凡宇文泰以後大方向戰略的制定都有于謹的參與，而于謹也是以其謀略保自身功名在數次換主時不失。于謹諸子在周隋間皆位重一時，而又以于翼爲最，其地位在北周與于謹類似，周武帝繼位前于翼甚至受先帝托孤，周武帝滅齊時于翼領一軍獨當一面，滅齊後又主持了長城的修補。最後在楊堅代周之時，于翼與李穆一樣起到了影響全局的作用，因而于氏在于謹死後曆周隋兩朝更顯其盛。
八柱國之侯莫陳崇家族：
侯莫陳崇字尚樂，代郡武川人，其祖先出自鮮卑別部。自十五歲起侯莫陳崇便隨賀拔嶽征討葛榮、邢杲、元顥，在征討萬俟醜奴時，侯莫陳崇單騎沖入敵陣，于馬上生擒萬俟醜奴，因功被封安北將軍。賀拔嶽死後侯莫陳崇歸入宇文泰麾下，隨後“三年，從擒竇泰，複弘農，破沙苑，增邑二千戶。四年，從戰河橋，崇功居多。七年，稽胡反，崇率僸討平之。”“十五年，進位柱國大將軍，轉少傅。孝閔帝踐阼，進封梁國公，邑萬戶，加太保。曆大宗伯、大司徒”，在宇文護掌權時因說出晉公宇文護必死之言被勒令自盡。侯莫陳崇三子皆爲周將，而其兄侯莫陳順更是十二大將軍之一。侯莫陳崇一族以武猛而享威名，故能成一時之盛，而陳崇最終以言語魯莽喪身，乃是脫不了輕率之道，一世英名也轉眼雲散，足以讓人歎息。
八柱國之獨孤信家族：
獨孤信，出自雲中的鮮卑別部，本名獨孤如願，少年時風度過人，任勇好俠，後投入葛榮帳下。獨孤信在軍中對著裝修飾都非常重視，打扮不同于一般人，因此他又被人稱作“獨孤郎”。葛榮敗亡後獨孤信跟隨爾朱榮征戰各方，因功升至武威將軍，甚得魏孝武帝看重。魏孝武帝入關之時，獨孤信辭別家人單騎追上魏帝相隨，成爲一時間美談。而獨孤信與宇文泰又是同鄉，自小就十分友善，故入關之後甚見重用。後來獨孤信與楊忠攻下了東魏的荊州，隨後東魏高敖曹以大軍來攻，獨孤信不敵，奔入南朝梁，三年後才回歸西魏，其忠心如一得到了梁武帝稱贊。“十四年，進位柱國大將軍。”後來趙貴謀反事泄，獨孤信受到連帶，爲宇文護所逼，自盡。獨孤信一生都以德信著稱，盡管戰事非其所長，但憑其德信樹立的威望，既使是偶有戰敗，也不損其名，他的功勞也多在安撫各方，深得民心，在隴右、荊襄地區都享有很高的聲望，宇文泰因此命他將名字由“如願”改爲“信”。獨孤信死後也因此常爲時人所懷念，加之北周的兩個皇後和隋文帝的皇後及李淵之母都是獨孤信的女兒，因此他的名譽隨後就得到了恢複。
八柱國之李虎家族：李虎爲隴西成紀人，其祖先爲晉末的涼武昭王，後爲北魏所滅。李虎本人爲宇文泰手下大將，後被封爲柱國大將軍，太尉，尚書左仆射，隴右行臺，少師，大都督，隴西郡公。李虎于周篡魏之前去世，其子李炳也隨後早逝，由時年七歲的李淵襲爵。李淵之母與後來的隋文帝楊堅之妻爲姐妹，都是八柱國之一獨孤信的女兒，因此李淵深爲其姨母即隋文帝的獨孤皇後所喜愛，而且又與隋煬帝爲表兄弟，故李淵一族在隋朝的顯赫更盛于周，這也爲後來李氏建立唐朝打下了基礎。十二大將軍中的陽平公李遠同樣也出身于隴西成紀李氏，不過這一支與李虎的一支關系較遠。李遠與其兄李賢並爲周初大將軍，李遠在後來也被封爲柱國大將軍，不過較之早已成名的“八柱國家”晚了許多。另外還有一位名將李穆據言也出自隴西李家，其人最初爲宇文泰手下小將，聲望遠不及前述諸人，但長壽確過之，憑著多年積功，在周末時已位居大將軍鎮守一方，楊堅攻滅尉遲迥篡周時李穆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到了隋更加顯赫，隋末煬帝聽信方士的“當有李氏應爲天子”這一讖語而盡誅李穆子孫。
八柱國中趙貴成立宇文泰之功，元欣佐宇文泰以皇室之威，李虎以戰立名，李弼將略能軍，于謹以謀輔事，侯莫陳崇以勇縱橫，獨孤信以德撫民，正是由于這些人各顯其才于宇文泰之下，才鑄就了宇文泰及北周的輝煌。這些人能團結于宇文泰周圍，也更顯出宇文泰乃是英雄中的英雄。
另外，十二大將軍具體爲元育、元贊、元廓、宇文導、宇文貴、李遠、達奚武、侯莫陳順、楊忠(楊堅之父)、豆盧寧、賀蘭祥、王雄，皆世之名將，此外另有王思政,王羆等名將,其詳細事迹不再一一列述，關隴集團中，其它後起將才如宇文憲(宇文泰第五子)、尉遲迥(宇文泰外甥)、韋孝寬、長孫晟(唐長孫皇後之父)、賀若弼、韓擒虎、李世民、李靖、侯君集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名將，這麽多豐富的人才，乃是北周統一北方，以至隋唐統一全國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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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官制＞百度百科
中央官制
一、三省六部
二、監察機關
三、事務機關
四、諸衛
五、諸軍
地方官制
一、道州縣
二、都督與都護
三、節度使與觀察使
少數民族政權的職官制
一、突厥與回紇
二、吐蕃
三、南詔
四、靺鞨渤海
唐代散階
二、都督與都護
三、節度使與觀察使
少數民族政權的職官制
一、突厥與回紇
二、吐蕃
三、南詔
四、靺鞨渤海
唐代散階
唐代官制分中央官制、地方官制、少數民族政權的職官制幾個方面。
一、三省六部
二、監察機關
三、事務機關
四、諸衛
五、諸軍
地方官制
一、道州縣
二、都督與都護
三、節度使與觀察使
少數民族政權的職官制
一、突厥與回紇
二、吐蕃
三、南詔
四、靺鞨渤海
唐代散階
二、都督與都護
三、節度使與觀察使
少數民族政權的職官制
一、突厥與回紇
二、吐蕃
三、南詔
四、靺鞨渤海
唐代散階
唐代官制分中央官制、地方官制、少數民族政權的職官制幾個方面。
中央官制
唐代的官制基本是沿襲隋制。《新唐書?百官志》雲：“唐之官制，其名號祿秩雖因時增損，而大抵皆沿隋故。”
以皇帝爲首的封建國家體制，在唐高祖武德時期就比較完備地建立起來。皇帝掌握著國家的最高權力，操有對一切臣民生殺予奪的大權。法律和法令都以皇帝的名義頒布，皇帝有權修改法律和法令，並可以不受法律和法令的約束。在皇帝之下，有三省、六部、九寺、五監等職官體系。在中樞機構中，制令機關、封駁審議機關與行政事務機關是分工而又合作的。政務機關和事務機關的職責是很分明的，監察機構也很完備。此外，還有一套比較完備的品階勳爵制度。《新唐書?百官志》說： 其辯貴賤，敘勞能，則有品、有爵、有勳、有階，以時考覈而升降之，所以任群材、治百事……方唐之盛時，其制如此。
隨著社會矛盾的發展和政治形勢的變化，唐代的職官制度也發生了變化。“使職差遣”逐漸侵奪了原來職官的權力，新出現的一些使職，使得原來的一套官僚體系發生了紊亂。他們占據了中央與地方的大部分權力。當時的局面，正如李肇《唐國史補》所說的“爲使則重，爲官則輕”。這種現象對宋代官制也有一定的影響。
唐代的中央官制大致有以下幾個系統：
一、三省六部
唐沿隋制，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同樣是國家最高的政務機構，分別負責決策、審議和執行國家的政務，同時把原尚書省諸曹正式確定爲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六部下有司，部的首長稱尚書，副首長稱侍郎，各司正、副負責人稱郎中、員外郎。 隋唐三省六部制的確立，是秦漢以來封建國家中央官制不斷變化的結果。其組織較完備，分工較明確，是封建社會發展至成熟階段的一個標志。這些一直沿續到清代，基本上沒有改變。但有一點與明清不同的，唐代的尚書省有一個總機構，名爲“都省”，都省之中以左右丞及左右司郎中、員外郎分管吏、戶、禮左三部，兵、刑、工右三部。左右丞處于行政監督地位，而左右司則兼有總務管理的性質。
唐代中書省（隋因避諱作“內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中，關系最爲密切的是中書省與門下省，它們合稱爲兩省或北省（尚書省稱爲南省），長官爲中書令、侍中，開元時皆爲正三品（代宗時升爲正二品）。中書省與門下省同秉軍國政要，中書省掌制令決策，門下省掌封駁審議。凡軍國要政，皆由中書省預先定策，並草爲詔敕，交門下省審議複奏，然後付尚書省頒發執行。門下省如果對中書省所草擬的詔敕有異議，可以封還重擬。凡中央各部、寺、監及地方各部門所呈上的奏章，重要的必須通過尚書省交門下省審議，認可以後，方送中書省呈請皇帝批閱或草擬批答，門下省如認爲批答不妥，也可駁回修改。唐太宗非常重視中書、門下兩省在中樞政務機構中所發揮的作用，他曾多次稱中書門下爲“機要之司”。《資治通鑒》卷192記載：他于貞觀元年十二月對群臣說： 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然駁正。人心所見，至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己從人，亦複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顔情，爲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
可見唐太宗非常注意集體的智慧，防止個人專斷而造成“兆民之深患”。中書、門下協助皇帝決定大計方針，就是防止個人專斷的有效措施。
中書省，置中書令二人，正二品（代宗以前正三品），高宗龍朔元年（公元661年）改中書省爲西臺，中書令稱右相。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改中書省爲鳳閣，中書令稱內史。開元元年（公元713年）又改中書省爲紫微省，中書令稱紫微令。後複舊稱。中書令爲一省之首官，《新唐書?百官志》雲：“中書令……掌佐天子執大政，而總判省事”。又置侍郎二人，正三品，爲中書令之副，參議朝廷大政，臨軒冊命，若四夷來朝，則受其表疏而奏之。又置中書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是中書省的骨幹官員，掌侍進奏，參議表章、草擬詔旨制敕及璽書冊命。因其所掌皆機務要政，故特規定四條禁令，即禁漏泄，禁稽緩，禁違失，禁忘誤。他們可以就省內所討論的軍國大政及報上的奏狀，發表自己的初步處理意見，並簽上自己的名字，謂之“五花判事”。省內的意見經中書令、侍郎彙集後，再交付中書舍人，然後根據皇帝的意旨草成制敕，這個專門負責執筆草詔的舍人稱爲“知制誥”，其余舍人也要分別在制敕上署名。在舍人中選擇一個資格最老的，稱爲“閣老”，負責處理本省雜事。舍人六人分押尚書省六部，並輔佐宰相判案。宰相的議事處政事堂就有一個門通往中書舍人辦公廳，宰相常從這個門經過，找中書舍人咨詢政事。據《舊唐書?常袞傳》載，代宗大曆時，常袞爲相，才把這個門堵死，“以示尊大，不相往來”。肅宗時，常以他官知中書舍人事，《新唐書?百官志》說當時因“兵興，急于權便，政去臺閣，決遣顓出宰相，自是舍人不複押六曹之奏。”直至武宗會昌末年，宰相李德裕再建議：“臺閣常務，州縣奏請，複以舍人平處可否。”但這一制度在當時似乎未認真執行過。唐代的中書舍人都是文人士子企慕的清要之職，所謂“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是躍居臺省長貳以至入相的一塊重要跳板。此外，中書省的屬官還有起居舍人2人，從六品上，《新唐書?百官志》雲：“掌修記言之史，錄制誥德音，如記事之制，季終以授國史”。通事舍人16人，從六品上，掌朝見引納，殿廷通奏，凡近臣入侍，文武就列，通事舍人則導其進退，而贊其拜起、出入諸禮節。四方蠻夷納貢，也由通事舍人接受呈進。軍士出征，則受命勞遣，並每月慰問將士家屬。又有主書4人，從七品上。主事4人，從八品下。右散騎常侍2人，右諫議大夫4人，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則上封事。
門下省，置侍中二人爲省長，正二品（代宗以前正三品）。唐高宗龍朔二年（公元662年）改門下省爲東臺，侍中稱左相，武後光宅元年（公元684年）稱納言，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改門下省爲鸞臺。開元元年（公元713年）改稱黃門省，侍中稱監，天寶元年（公元742年）改稱左相。《新唐書?百官志》雲：“侍中……掌出納帝命，相禮儀，凡國家之務，與中書令參總，而顓判省事”。有門下侍郎2人，正三品，爲侍中之副，龍朔二年改稱東臺侍郎。武後垂拱元年，稱鸞臺侍郎，天寶元年，又稱門下侍郎。《百官表》雲：“門下侍郎……掌貳侍中之職。大祭祀則從；■則奉巾，既帨，奠巾；奉匏爵贊獻。元日、冬至，奏天下祥瑞，侍中闕，則蒞封符券，給傳驛。”門下省的屬官有左散騎常侍2人，正三品下。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左諫議大夫4人，正四品下，掌諫諍得失，侍從贊相。武後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有一個名叫魚保宗的，上書建議置銅匭以接受四方之書。武則天接受了這個意見，鑄銅匭四個，塗以四方顔色，排列在朝堂：東方青匭，稱爲“延恩”，凡是告養人勸農之事者投之；南方紅匭，稱爲“招諫”，凡是論及時政得失者投之；西方白匭，稱爲“申冤”，凡是陳述受抑屈者投之；北方黑匭，稱爲“通玄”，凡是告發天文或秘密謀反者投之。朝廷派諫議大夫、補闕、拾遺各1人爲使者，管理四方銅匭；又派禦史中丞、侍禦史各1人爲理匭使。天寶九載（公元750年），唐玄宗以“匭”聲近“鬼”，故改理匭使爲獻納使。肅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恢複舊稱。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以諫議大夫1人爲知匭使。又有給事中4人，正五品上，掌侍左右，分判省事，監察弘文館繕寫讎校之事。凡百司奏抄，侍中審畢，則駁正違失。凡是詔敕有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白居易在《鄭覃可給事中敕》中說，給事中的職責是“凡制敕有不便于時者，得封奏之；刑獄有未合于理者，得駁正之；天下冤滯無告者，得與禦史糾理之；有司選補不當者，得與侍中裁退之”。《舊唐書?李藩傳》載，唐德宗貞元年間（公元785—805年），李藩任給事中，“制敕有不可，遂于黃敕後批之”。當時有人對他說，這是皇上的聖旨，應該把自己的意見另紙寫上，那能隨便擬在聖旨上？李藩說，如果用另紙寫，便是文狀，那能稱爲擬敕？李藩之所以敢于發此大言，就是因爲制度規定給事中有權在認爲不合適的詔敕上“塗竄而奏還”。白居易所謂“刑獄有未合于理者，得駁正之”，就是《大唐六典?門下省》說的“凡國之大獄，三司詳決，若刑名不當，輕重或失，則援法例，退而裁之”的意思一樣。《新唐書?百官志》說，給事中可“與禦史、中書舍人聽天下冤滯而申理之”，就是指他們可以組成“三司”，越過執法機構，受理天下冤錯案件，聽其訴訟，這種制度稱爲“三司受事”或“三司詳決”。白居易所謂“有司選補不當者，則與侍中裁退之”，就是《新唐書?百官志》所指的“六品以下奏擬，則校功狀殿最、行藝，非其人，則白待中而更焉。”這種制度稱爲“過官”。又有起居郎2人，從六品上，掌錄天子法度。天子禦正殿，則起居郎居左，舍人居右。若天子有詔命，起居郎俯陛以聽，退而書之，每季終了時交給史官。貞觀初年，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唐高宗時，許敬宗、李義府爲相時，爲了防止泄密，上言減少預聞機密的人員，故命起居郎、舍人承旨之後，與百官同出，不得與聞機務。至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才詔令起居郎、舍人于入閣之日，具紙筆立于螭頭下，恢複貞觀時期的制度。
此外，門下省還設有錄事4人，從七品上；主事4人，從八品下；左補闕6人，從七品上；左拾遺6人，從八品上；典儀2人，從九品下。掌贊唱及殿中版位之次序。城門郎4人，從六品上，掌京城、皇城、宮殿諸門開關之節。符寶郎4人，從六品上，掌天子八寶及國家之符節，大朝會，則奉寶進于禦座，天子行幸，則奉寶隨從。凡命將、遣使，皆請旌、節。旌以顓賞，節以顓殺。
中書省與門下省還各有補闕拾遺，它們均分左、右置，“左”隸門下省，“右”隸中書省。左右補闕，從七品上；左右拾遺，從八品上，均是武則天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創置的。據《舊唐書?白居易傳》載，白居易于憲宗元和二年（公元808年）曾任過左拾遺，他說：“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于時，不合于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弊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諫官有直接向皇帝提意見的機會，所以，官品雖低，也頗爲時人所重。從理論上說，諫官的本職，就是建言諷諫，即使言辭激烈，也無可責難，白居易在任拾遺、補闕期間，曾盡其職而力諫，屢次上書言事，甚至當面和皇帝爭執，據《資治通鑒》卷238記載：“白居易因議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白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所以，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白居易被改任太子左贊善大夫，這是一個不得過問朝政而專門陪伴太子讀書的閑官。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被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派人刺死，白居易激于義憤，首先上書“急請捕賊，以雪國恥”，而當時舊官僚集團卻攻擊他說“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並借機加以誣陷，把他貶爲江州司馬。這件事既說明了諫官有言事的特權，也說明諫官處境的艱難。
尚書省，尚書省置令1人，正二品。唐高宗龍朔二年（公元662年），改稱東臺，廢尚書令，改尚書爲太常伯，侍郎爲少常伯，武則天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又改稱文昌臺，不久再改爲文昌都省。垂拱元年（公元685年）稱爲都臺，長安三年（公元703年）稱爲中臺。唐代尚書省的辦事機構設在長安皇城的承天門大街東側，位于中書、門下二省之南端，所以又別稱南省或南宮。從中書門下發出的詔令制敕，均經由尚書省轉發到中央各部門及地方各州縣，或者根據詔令制敕的精神制成政令，下達到有關部門。《新唐書?百官志》說： 諸州計奏達京師，以事大小多少爲之節。凡符、移、關、牒（按：皆公文名），必遣于都省乃下。天下大事不決者，皆上尚書省。這說明尚書省的權位相當重要，據《舊唐書?戴胄傳》記載，唐太宗曾說：“尚書省，天下綱維，百司所稟，若一事有失，天下必受其弊者。”這幾句話就足以說明尚書省在中樞行政機構中的重要地位了，也就是說在三省中，尚書省才是行政的實際總彙。唐代的尚書省組織更加整齊嚴密，由隋之六曹固定爲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而每部的組織，則以隋之侍郎升爲尚書的佐貳，在尚書左右丞下，每部有4個屬司，共24個司。
尚書省的長官是尚書令，掌典領百官。因爲唐太宗即位前曾任其職，故唐代例不複置。以左右仆射爲本省的實際長官。另有左丞1人，正四品上，右丞1人，正四品下，主持省內日常事務，《新唐書?百官志》雲：“掌辯六官之儀，糾正省內，劾禦史舉不當者”。有左右司郎中各1人，從五品上，員外郎各1人，從六品上，爲丞的助手，分判本省六部諸司事務。唐高宗龍朔元年（公元661年），改左右丞爲左右肅機，郎中爲左右承務，諸司郎中爲大夫。唐初，仆射的地位十分尊崇，因爲在中樞的職事官中，正一品的三公、三師不單獨設置，而正二品的尚書令又被廢，只有從二品的仆射官階最高，其他兩省的副官如門下侍郎、中書侍郎以及各寺、監的長官均在三品以下。所以《唐會要》稱左右仆射爲“師長百僚，雖在別司，皆爲統屬”。據說仆射于都堂上書，宰相皆送，文武三品以上官均升階列坐，左右丞、各部侍郎、禦史中丞以及四品、五品以下者皆羅拜階下，仆射不答拜，可見其威權之重。自中唐以後，由于仆射被排斥于宰相行列之外，尚書省的地位因受到使職差遣的沖擊，加上用非其人，其享有的地位就逐漸下降了。
據《唐會要》記載，貞觀時，唐太宗曾規定：“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送仆射”。可見左右丞在尚書省內的權位也是相當重要的，其中左丞統吏、戶、禮三部；右丞統兵、刑、工三部。六部諸司文案均需送都省由左右丞勾檢後，方下達到有關部門。因爲規定省內有大事才向仆射請示，其余細務均由左右丞處理。這樣，左右仆射已漸被架空，都省的實權自然落在左右丞手中了，所以到宋代，左右丞也是執政官之一。
尚書都省所屬的六部二十四司，負責處理全國軍政、財文、兵刑、錢谷等一應行政事務。其中吏部掌文選、勳封、考課之政，下統吏部、司封、司勳、考功四司。唐代規定官員的選授制度是：三品以上者由皇帝親自選授，五品以上者由宰相提名呈報皇帝禦批，吏部聽制授官；六品以下者由吏部根據其身材、資曆、才能、功勞、德行、言辭、書判諸方面的優劣予以“注批”，並報請門下省審複後授職。四司官員分掌如下：吏部郎中，掌文官階品，朝集、祿賜、給假告身、假使，其中有一人專掌選補流外官。員外郎二人，從六品上，一人判南曹，均爲尚書、侍郎之副貳。司封郎中，掌封命、朝會、賜予之級。司勳郎中，掌官吏勳級；考功郎中，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及其行狀。若官員死亡後，史官要爲其立傳，太常要議諡，若要銘于碑者，則會同百官議其宜記述的事迹上報，然後考功郎中通報其家屬。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以前，由考功員外郎主持科舉考試。戶部，掌天下財政、民政，包括土地、人民、婚姻、錢谷、貢賦等，所屬有戶部、度支、金部、倉部四司。其中戶部郎中、員外郎，掌戶口、土地、賦役、貢獻、蠲免、優複、婚姻、繼嗣之事；度支郎中、員外郎掌天下租賦、物産豐約之宜、水陸道塗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與中書門下省議定上奏；金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庫藏出納、權衡度量之數，管理兩京市、宮市等交易之事，並供給宮人、王妃、官員奴婢衣服；倉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庫儲、出納租稅、祿糧、食稟之事。禮部掌禮儀、祭享、貢舉之政。所屬有禮部、祠部、膳部、主客四司。其中禮部郎中、員外郎，掌禮樂、學校、衣冠、符印、表疏、圖書、冊命、祥瑞、鋪設，及百官、宮人喪葬贈賻之數，爲本省尚書、侍郎之副；祠部郎中、員外郎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國忌、廟諱、蔔筮、醫藥、僧尼之事；膳部郎中、員外郎，掌陵廟之牲豆酒膳；主客郎中、員外郎，掌諸蕃朝謹之事。開元二十四年玄宗詔禮部侍郎主持科舉考試。這樣，禮部的地位就大大提高了。兵部掌六品以下武官選授、考課、主持武舉，以及軍令、軍籍和中央一級的軍訓，但並不直接帶兵。所屬有兵部、職方、駕部、庫部四司。其中兵部郎中一人判帳及武官階品、衛府衆寡、校考、給告身諸事；一人判簿籍及軍戎調遣之名數。
員外郎一人掌貢舉、雜請，一人判南曹，歲選解狀。皆爲尚書、侍郎之副；職方郎中、員外郎，掌地圖、城隍、鎮戎，烽候、防人道路之遠近及四夷歸化之事。凡蕃客至，鴻臚寺先詢問其國山川、風土，然後制成地圖上奏，並送副圖于職方司，殊俗入朝，則圖其容狀及衣服樣式通達于上；駕部郎中、員外郎掌輿輦、車乘、傳驛、廄牧馬牛雜畜之籍；庫部郎中、員外郎，掌兵器、鹵簿儀仗。刑部掌律令、刑法、徒隸並平議國家之禁令。其屬有刑部、都官、比部、司門四司。其中刑部郎中、員外郎掌律法，按覆大理寺及天下上奏諸案件，爲尚書、侍郎之副貳。凡是審理大案件，可用尚書侍郎之名義與禦史中丞、大理卿組成“三司”，共同參議。國家發布大赦令，可代表刑部召集囚徒宣布赦免名單；都官郎中、員外郎，管理俘虜，奴隸的簿錄，給以衣糧醫藥，並審理其訴訟事件；比部郎中、員外郎負責通會內外賦斂、經費、俸祿、勳賜缺乏物資，以及軍用物資、器械、和■等事；司門郎中、員外郎，管理門禁關卡出入登記，以及各地上繳失物的處理。工部掌土木水利工程和國家農、林、牧（軍馬除外）、漁業之政，以及諸司官署辦公所需紙筆墨之事。所屬有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四司。其中工部郎中、員外郎，掌城池之工役程式，爲尚書、侍郎之助手；屯田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屯田及在京文武官員之職田、諸司官署公田的配給；虞部郎中、員外郎，掌苑囿、山澤草木以及百官蕃客菜蔬薪炭的供給和畋獵之事；水部郎中、員外郎，管理河流過渡、船艫、溝渠橋梁、堤堰、溝洫的修繕溝通，以及漁捕、漕運諸事。
六部長官稱爲尚書，正三品，副官爲侍郎，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唐初以來，尚書的地位很高，據《通鑒》開元二十四年的記載：“惟舊相及揚曆中外有德望者乃爲之”。正因爲如此，尚書實際上成爲高官權臣的兼職，不能具體處理本部事務，這自然就被架空而失去實權。唐代六部尚書分爲三行：吏、兵爲前行；刑、戶爲中行；禮、工是後行。各部官員的遷轉就是按照這個次序的，由後而中而前的，所以擔任某部尚書，並不等于熟悉這部的職務，而只是由于資格的關系。因此，中唐以後，六部尚書基本上成爲官員遷轉之資，其官稱只代表一種身份，而不一定說明所任的職務。這就是宋代六部等于虛設，而另以其他機構代替六部的由來。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政事堂
唐代初年，以中書省長官中書令、門下省長官門下侍中、尚書省長官尚書令共議國政，都是宰相。宰相是輔佐皇帝總領天下大政的官員。《新唐書?百官志》說：“佐天子總百官，治萬事，其任重矣”。後來，因爲唐太宗即位前雖曾任過尚書令，臣下避而不敢居其職，便以仆射爲尚書省長官，與門下侍中、中書令號稱宰相。據《冊府元龜?宰相總序》說，自隋代以來，就有“或以他官參掌機事及專掌朝政者，並爲輔弼”。
唐代也因宰相品位尊崇，人主不肯輕易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並假借他官之稱。如唐太宗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征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其後，或稱“參議得失”，或稱“參知政事”等等，名稱不一，都是宰相之職。《舊唐書?李靖傳》載貞觀八年（公元634年），中書令（《百官志》作仆射）李靖因足疾上表“乞骸骨”，其言辭極爲懇切，唐太宗爲之感動，說：朕觀古往今來，身居富貴，能知足者甚少。縱然才能不堪，身患疾病，猶自強居職位。公能識大體，精神誠可嘉。于是，太宗除下優詔，令其在家調養外，又命其疾小愈，兩、三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貞觀十七年（公元633年），太宗以李績爲太子詹事（東宮百官之長），並特加“同中書門下三品”之銜，使其與侍中、中書令一樣參預宰相職事。從此之後，就有“平章事”與“同三品”的銜號，就是品級再高的官，也不例外，否則，就不能行使宰相的職權，只有三公、三師及中書令不加。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以黃門侍郎郭侍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以後，“同平章事”也成爲宰相的銜號。開元以後，爲仆射者例不加“同平章事”，結果就不能參與宰相機務，而被擠出宰相行列。
安史之亂以後，宰相名號又有了變化。由于代宗大曆十二年（公元777年）升中書令和門下侍中爲正二品，所以就廢除了“同中書門下三品”的職銜。與此同時，中書令和門下侍中基本是藩帥兼領，幾乎不單獨作爲宰相來設置，因此，唐後期的宰相名號基本上就是“同平章事”了。
唐代初年，三省長官在門下省議事。這個議事地點稱爲政事堂。《文獻通考?職官四》說：“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于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其後，高宗時的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于中書省。玄宗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張說爲中書令，又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並且列吏房、機務房、兵房、戶房、刑禮房五房于後，“分曹以主衆務。”至此，政事堂已從“議事”之所變成宰相的辦事機關了。産生這個變化的原因是因爲唐玄宗以前，宰相都是三省長官兼職的（因三省長官尚有本省常務），他們上午在政事堂議事，下午就回本省辦公，因此，不必要另立宰相的辦公機關。玄宗開元以後，宰相數量少了，其職位更爲尊崇，基本上是專職的（楊國忠雖身兼四十余職，但也以相職爲主），于是就有必要設立一個固定的宰相辦事機關，並列五房以處理日常行政事務。
政事堂會議是協助皇帝統治全國的決策機關。軍國大事經政事堂會議商定，奏請皇帝最後裁決；機密大事以及五品以上官員的升降任免，只在政事堂議論，他官不得預聞。在政事堂（或中書門下）議事的幾位宰相中，有一位是首席宰相，稱爲“執政事筆”。唐玄宗時，李林甫、楊國忠爲相，他們之所以能專權用事，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長期竊居了“執政事筆”的職位。安史之亂後，肅宗鑒于相權集中而造成個人專斷之弊，乃“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宰相十天一秉筆的制度，到唐德宗貞元十年（公元794年），才改每日一人輪流秉筆，其用意顯然是在于防止宰相專權，但德宗以後，這個制度並沒有沿續下去，如穆宗、敬宗時的李逢吉，武宗時的李德裕都是獨秉國政的。宰相權力的大小，都是取決于皇帝（還有中晚唐時期的宦官）的態度的。
二、監察機關
禦史臺：長官禦史大夫一員，從三品；禦史中丞二人，正五品上。會昌二年（842），禦史大夫升正三品，禦史中丞正四品下。
禦史臺下屬三院：
臺院：侍禦史四人，從六品下。令史、書令史、亭長、掌田爲流外官。
殿院：殿中侍禦史六人，從七品上。
察院：監察禦史十人，分察六部及地方州縣，秩正八品上。
三、事務機關
有九寺、五監、諸衛、諸軍。
九寺：長官爲卿。太常卿正三品，其余從三品；副長官爲少卿，太常少卿正四品上，其余少卿從四品上。寺下設署，分上中下三級，上署令從七品下，丞從八品下；中署令正八品上，丞正九品上；下署令正八品下，丞正九品下。
太常寺：設太常博士四人，從七品上；太祝六人，正九品上；奉禮郎二人，從九品上；協律郎二人，正八品上。下設郊社署、太樂署、鼓吹署、太醫署、太蔔署。太樂署有樂正八人，從九品下；開元二年（714），京、都皆置內教坊使。鼓吹署亦有樂正四人，從九品下。
光祿寺：轄太官、珍饈、良醞、掌醢四署，用掌郊祀、朝宴之膳食供設。
衛尉寺：轄武庫、武器、守宮三署，各有監事一、二人，正九品上，掌儀仗、兵器、宮廷宿衛。
宗正寺：官員全爲皇族，掌天子宗族譜牒及外戚事務。
太仆寺：轄乘黃、典廄、典牧、車府四署，掌天子、王公車馬養護選擇之事。唐代在各地設牧監畜養馬等家畜，上牧監從五品下，中牧監正六品下，下牧監從六品下。
大理寺：除卿、少卿、丞外，有大理正二人，從五品下；司直六人，從六品上；評事十二人，從八品下；獄丞二人，秩從九品下。
臚寺：掌典客、司儀二署，典客署掌外來使節、四夷君長朝見之禮、收貢、回賜，並有掌客十五人，正九品上。司儀署掌高官凶喪賻葬營墓之務。
司農寺：掌上林、太倉、鈎盾、槁官四署。上林署掌管果菜種植；鈎盾署掌柴炭禽畜；槁官署管糧油加工，太倉爲國家糧食總管。各宮苑總監一人，從五品下，副監從六品下；九成宮監亦同之。
太府寺：轄京、都諸市署、左、右藏署、常平署、瓊林、大盈庫。
五監：
國子監長官爲祭酒，少府監、將作監長官均爲監，同爲從三品；軍器監長官爲軍器監，正四品上；都水監長官爲都水使者，正五品上。國子監副長官爲司業，少府監、將作監副長官爲少監，均從四品下；各監丞爲從六品下，主簿從七品下，錄事從九品上（國子監錄事從九品下）。
國子監：設國子學，博士五人，正五品上；助教五人，從六品上。太學，博士六人，正六品上；助教六人，從七品上。四門館，博士六人，從七品上；助教六人，從八品上。
少府監：轄中尚署，掌牋祀圭璧、天子佩飾；左尚署，掌車乘制造；右尚署，掌鞍轡、紙筆等；織染署，掌冠冕、組綬、織紉、染色，有染坊使；掌冶署，掌玉器、金屬器制作。各署、監還有監作，從九品下。將作監：長官曆稱將作令、將作大匠、將作大監，掌土木營造之事。右校署，掌版築、塗泥、粉刷；中校署，掌管竹、葛等器物制作，左校署，掌木器制作；甄官署，掌石器、陶器制作。
軍器監：有甲坊署、弩坊署，令皆正八品下。
都水監：掌各地川澤、津梁、渠堰、陂池之事。轄河渠署及諸監。
四、諸衛
由于唐代前期實行府兵制度，所以在朝廷設立十六衛。
十六衛的名稱，唐代前期變化甚多，到唐玄宗開元時方大體上固定爲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衛和左右千牛衛。千牛衛是保衛皇帝權貴的軍隊。
五、諸軍
府兵崩壞之後、安史之亂發生以前，唐朝的軍隊大致包括禁軍、邊軍、地方武裝（如團結兵）等。前兩種雖任務有別，但都是職業兵，後一種則具有民兵性質；其中邊軍是國家武裝的主力。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軍隊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原中央軍隊轉變成爲地方軍隊。平叛過程中剛剛組建的軍隊，則在地方化的趨勢下，組建之初即已具有了濃厚的地方色彩。
地方官制
道州縣
都督與都護
節度使與觀察使
一、道州縣
唐初依隋舊制，地方上有州（郡）、縣兩級。據《舊唐書 地理志》的記載，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全國有358州，1551縣。州縣均按其地位之輕重，轄境之大小，戶口之多寡以及經濟開發水平之高低分爲上、中、下三等。三萬戶以上爲上州，二萬戶以上爲中州，二萬戶以下爲下州；五千戶以上爲上縣，二千戶以上爲中縣，一千戶以上爲中下縣，其余爲下縣。近京之州稱輔州，京都所在縣名赤縣，京之旁邑謂畿縣，此外還有雄、望、緊、上、中、下等級，一般也是按戶口多少而定的.州的長官爲刺史。
唐玄宗天寶元年（公元742年），改州爲郡，改刺史爲太守。後複稱州，上州刺史從三品，其下佐官有別駕1人，從四品下，長史1人，從五品上，司馬1人，從五品下，錄事參軍事1人，從七品上，錄事2人，從九品下，此外還有司功、司倉、司戶、司田、司兵、司法、司士等七曹參軍各1人，皆從七品下。又有市令、丞、文學、醫學博土等；中、下州刺史皆正四品下，其下佐官仿上州，但不全置。別駕（中州不置）、長史、司馬稱爲“上佐”，唐制規定，凡刺史缺員或爲親王兼領時，上佐可代行州事。但在一般情況下，上佐並無具體職任，因其品高俸厚，又不親實務，故多用以優待宗室或安置閑散官員等，所以白居易稱這類官爲“送老官”。
諸曹參軍分掌各州府的軍政、財政、刑法、農田以及戶糧諸事務，稱爲“判司”。諸曹“判司”由各州錄事參軍事統轄。未設司馬之州，錄事參軍爲刺史之佐，處于綜領督察的地位。
縣的長官不分大小統稱令。京縣令，正五品上；畿縣令，正六品上；上縣令，從六品上；中縣令，正七品上；中下縣令，從七品上；下縣令，從七品下。佐官有縣丞、主簿、縣尉等（京縣增設錄事2人）。《新唐書•百官志》說：縣令掌導風化，察冤滯，聽獄訟。凡民田收授，縣令給之。每歲季終，行鄉飲酒禮，籍帳、傳驛、倉庫、盜賊、堤道，雖有專官，皆通知。可見縣令統管一縣所有軍政事務，親自處理刑獄。縣丞爲之副，縣尉分判衆曹，催征租賦，主簿掌文書簿計。此外，還有七曹佐官，是應州府七曹而設，因事務不多，一般不常設。
州、縣官員都是“親民”之官，一方面要負責刑獄治安，征斂賦役；另一方面要“宣揚德化”、“勸課農桑”，“務知百姓之疾苦”。因此，《冊府元龜》卷636《銓選部；考課》說：“殊功異行及祥瑞災蝗、戶口賦役增減，當界豐儉，盜賊多少”，就是吏部考核州、縣官吏政績的標准。各州縣每年造一次計帳，向尚書省報告戶口及明年所征的課役。《新唐書；食貨志》說，各州縣必須把每年征稅的數目“書于縣門、村坊，與衆知之”。所以，州縣官員的選任，得人與否，對封建政權的穩固關系甚大。
唐自太宗開始，就很重視地方吏治，據《貞觀政要》卷3記載，他曾說自己“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輩實理亂所系，尤須得人。”他親自過問刺史的選用，並把各地都督、刺史的名字寫在屏風上，凡作“善事”的就在其名下記上一筆。貞觀八年（公元634年）又派李靖等13人爲諸道黜陟大使，到各地巡查，升遷廉吏，懲罰貪官，問民間疾苦。州府的判司及縣的簿、尉，雖然職位不高，但一般也是進士及第後的起家之官，若上有官員提攜，下有州縣推薦，幾經遷轉就可能入朝爲郎官、禦史，甚至可以外派爲州刺史，直至藩帥，所以唐代一些高級文職人員大多在基層擔任過這類職務。
唐代首都或陪都所在地有“府”的建制。玄宗開元元年（公元713年）改雍州爲京兆府，洛州爲河南府，並州爲太原府，長官稱“牧”，由親王挂名遙領，實際主持府政的是“尹”。如上都京兆尹、東都河南尹、北都太原尹。後來又陸續設有鳳翔、成都、河中、江陵、興元、興德等府，也都有“尹”，但已不置挂名的“牧”。府尹之下有少尹、錄事參軍事以及六曹參軍事，其職掌同于州諸官，只是品秩略高而已。若皇帝不在京城，則置留守官，多由府尹或臨時指定大臣兼任。由于唐高宗、武後時多居東都洛陽，玄宗以後諸帝雖然都居住長安（除短期避亂外），但洛陽原來那一套略同于長安的職官建置並沒有省去，凡在那裏任職的，叫做分司東都，或稱爲分司，這些官員都由東都留守總之。分司各官署往往空存其名，于是朝廷常以貶降或閑廢的官員安置在此。這裏的官員一般是除按期拜表行香外，只領俸而不任事。只有分司禦史還可以稍爲行使職權。除分司官外，還有王傅一官，也是養老的。因爲唐代親王雖有額定的官屬，而親王並不出閣。名爲王傅，官居三品，實際連王的面都沒有見到過。
唐代大官犯了公罪，多半是貶到遠方作州縣以下的官，稱爲左降官。這種官只有官名，沒有任職，名爲員外，置同正員，其實只能領少數的生活費而已。但由于大赦頻繁，每經一次大赦，即有“量移”的機會（從遠處移回近處），而且在君主或執政大臣有變動的時候，也很容易再起掌權，如德宗時的楊炎，從左降的道州司馬一躍起爲宰相。而宰相一旦遠貶爲司馬，或錄事參軍的，也不足爲奇。在這種情況下，地方官對左降的朝官總是另眼看待，不敢以僚屬相待。
唐代有一種駕淩于州縣之上的地方行政機關，叫方鎮，又稱“道”，是依山川形勢而劃分的監察區域。貞觀時期分全國爲十道，玄宗時分天下爲十五道，至唐後期，全國已被劃分成四十余道，每道皆置觀察使，雄藩重鎮則帶節度使，不帶節度使者則帶都團練使或都防禦使。它們雖仍是使職，實際上已經成爲統領一道軍政、民政、財政、司法等大權的行政長官了。州縣二級建制實際上變成了道、州、縣三級建制，出現了“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的局面。諸道觀察使等，一般以所治州刺史或府尹、長史爲本官，其屬下除了原來州府下的一套佐僚外，還有一套人數不少的幕府。其中既有都知兵馬使、都押衙、都虞侯、都教練使、都指揮使等帶兵打仗的武夫，又有副使、行軍司馬、判官、掌書記、支使、推官、巡官等一批文職幕僚，地方事權盡掌于這些人手中。如行軍司馬掌軍籍、符伍、號令印信，德宗朝常以之爲“儲帥”。判官，據《通典；職官十四》雲：“掌判倉、兵、騎、胄事”，各藩鎮往往盡委錢谷支計于判官。
掌書記，《通典•職官十四》雲：“掌表奏書檄”，凡文辭之事，皆出掌書記。幕職還常被派往巡察管內州縣，有的本身即兼任州縣之職，有的甚至代行刺史之權。中唐以後，這些人實際上是控制州縣的實權派。故《封氏聞見記；風憲》雲：“遊宦之士至以朝廷爲閑地，謂幕府爲要津”。 方鎮屬下之州郡稱爲支州、支郡。支州刺史往往亦帶團練使或防禦使之類的使職，由于方鎮一般皆在支州派駐兵馬，另遣鎮將領兵事，支州刺史實際上是沒有兵權的。所以唐代方鎮對所屬州縣有很大的統治權。
五代時期，中央政府逐漸加強了直接對支州的統治，這爲北宋時期削弱藩鎮之權以諸州直隸中央奠定了基礎。唐代臨時性質的要職除節度使、觀察使之外，財政方面則有度支、鹽鐵、轉運、租庸、鑄錢等使，名目不一，分合也無一定。大體上鹽鐵轉運使以揚州爲中心，派員巡視各地，在正規職官之外又另成一系統。鹽鐵使往往身兼要職，手握財權，而正規的戶部職官反而不能舉其職，必以其他官員判戶部，才是戶部真正負責人（即使官居戶部侍郎，也要加判本司的頭銜才能實任戶部之職），因此，戶部本身的職務只掌賦役，度支使的職務爲統籌財政，鹽鐵使的職務則統一切稅源。三者合一才能行使全部的財務行政。這就是後來五代定名三司使的由來。
唐代道、州、縣官最爲複雜，因爲這是由幾套制度糾纏在一起的，除道州縣官外，同時並存的還有以下其它幾種制度並存。
[編輯本段]二、都督與都護
都督與都護，隋煬帝廢除總管府之後，到唐高祖武德初又恢複了，不久改名都督府。一般置于“緣邊鎮守及襟帶之地”。唐初規定，管十州以上的爲大都督府，不滿十州稱都督府。玄宗開元時進一步規定，戶滿二萬以上爲中都督府，不滿二萬爲下都督府。
都督府設都督1人（大都督府從二品，中都督府正三品，下都督府從三品）。大都督一般以親王遙領。都督既是軍事長官，故其僚屬也以長史、別駕、司馬爲名。開元以後，特別是安史亂後，從邊疆到內地相繼興起了節度、觀察、團練、防禦等使。都督府雖未明令廢除，但已成空名，長史、別駕也不常設，司馬則僅存其名，以位置貶謫或閑散之人，也可以名居此官而實任事于他處（詳見白居易《江州司馬廳記》），這都是無職務的。只有大都督府往往還用長史的名義施行節度使的職權，這是另一問題。
爲了管理周邊少數民族事務，唐代還在邊疆地區設置了都護府，所謂“都護”，其意本爲監察，《新唐書•；百官志》說：“都護掌統諸蕃、撫慰、征討、敘功、罪過，總判府事”。唐從貞觀到天寶間，先後設置過六個都護府：①安東都護府；②安南都護府；③安西都護府（治龜茲）；④安北都護府；⑤單于都護府；⑥北庭都護府。此外，高宗時設昆陵都護府（治碎葉川以東），蒙池都護府（治碎葉川以西），均隸屬安西都護府。
都護府有大都護府與上都護府之分。大都護府設大都護1人（一般由親王遙領），從二品，副大都護2人，從三品，副都護1人，正四品上；上都護府設都護1人，正三品，副都護1人，從四品上，其下僚屬之設置，略同于都督府。邊疆地區的都督府和都護府都有管轄羈糜府州的職責。所謂羈糜府州是唐朝前期于邊遠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設置的一種類略仿于內地的行政單位。大者稱都督府，小者稱州，以當地少數民族首領爲都督、刺史，皆得世襲。《新唐書；地理志》說，這些府州“貢賦版籍，多不上戶部，然聲教所暨，皆邊州都督、都護所領”。也就是說，中央不向這些府州征收貢賦，一般內部事務也任其自治，但仍須接受邊州都督與都護的領導。這樣的羈糜府州，據《地理志》的記載，有856個，比內地府州還多。這種以羈糜府州自治，而以都督、都護府監領的邊疆行政體制，對于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開發和文化發展都發揮了積極作用。
三、節度使與觀察使
節度使與觀察使，著封建軍事制度的演變和統治階級內部關系的變化，統治集團中的明爭暗鬥又逐漸激烈起來。自唐睿宗時起（公元684年），爲了適應邊防軍的需要，開始設立節度使，由統領當地軍隊的都督兼任。這時地方州郡仍由朝廷委任的各道按察使監督，不隸屬于節度使。
天寶中，節度使增至八個，它們是：安西（駐今新疆庫車）、北庭（駐今烏魯木齊）、河西（駐今甘肅武威）、範陽（駐今北京）、平盧（駐今遼寧朝陽）、隴右（駐今青海樂都）、朔方（駐今寧夏靈武）、河東（駐今山西太原）。他們的權力也大大擴張，一般不僅兼任駐區的都督、刺史、且兼任一道的采訪處置使，握有監察地方官吏的大權。同時，他們還兼屯田、水陸轉運等有經濟權的使職。這樣，節度使們就集地方軍、政、財權于一身。
《舊唐書；職官志》說： 天寶中，緣邊禦戎，置八節度使。受命之日，賜之旌節，謂之節度使，得以專制軍事。行則建符節，樹六纛。外任之中無比焉。至德以後，天下用兵，中原刺史，亦循其例受節度使之號。節度使往往兼領數鎮，久任不替，長期掌兵。因此，昔日府兵制實行時期的那種“兵散于府，將歸于朝”的狀況已經過去了。此時的節度使，正如《新唐書；兵志》所說“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還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的地方軍閥勢力。
唐代的節度使，實際上有三種不同情況：
（一）早期的節度使，是統轄邊防軍隊、駐守國境，是比較固定的軍事首領。
（二）安史之亂後，軍閥占據地的節度使，形成了半獨立的政權，即使表面上聽命，也始終是唐朝政府力量所不能控制的地方割據軍閥。
（三）一般地區所設的節度使，其性質和魏晉南北朝的都督、刺史相似，以節度使兼任所在的州刺史。這類節度使多設在中原及東南、西南地區，由中央任免，大多數是文人擔任。節度使直屬軍隊的軍職和使府內的文職，大多數是自行任命的。規定的文職有行軍司馬、副使、判官、支使、掌書記等，其中任要職者也可以代行節度使職權。次一等的，可以委派代理州縣職務。這些名爲幕職的差遣官，無官階，故此種人必須帶有郎官、禦史等頭銜。幕職不限出身，文士不論是否中進士，都可以應聘。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推薦到中央任職。事實上，唐代中期以後的文士，很多都以幕僚作進身之階，這是宋代進士必先任幕職的由來。
少數民族政權的職官制
這些政權的職官大體分爲兩種情況，一種是前述過的羈糜府州制，但實際上還有另外的一套制度，如突厥、回紇和前期的渤海等；另一種是王國制，如吐蕃、南紹和後期的渤海國等。以下就現存有限的史料，分別介紹周邊少數民族的地方官制。
一、突厥與回紇
突厥汗國是六世紀中葉至八世紀中葉我國北部和西北部一個強大的少數民族政權。《新唐書；突厥上》說：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于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強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別部典兵者曰設，子弟曰特勒。“設”統兵鎮守一方，權力甚大。《通典；突厥上》記載，有個名叫阿史那思摩的人，本來是突厥頡利族人，但可汗（突厥稱其君主曰可汗）一直認爲他“貌類胡，不類突厥”，不喜歡他，所以他雖然貴爲特勒，但始終不能典兵爲“設”。《新唐書；突厥上》又載，突厥汗國的官稱還有“大臣曰葉護、曰屈律啜、曰阿波、曰俟利發、曰吐屯、曰俟斤、曰閻洪達、曰頡利發、曰達幹，凡二十八等。皆其世官而無員限。衛士曰附離。”
東突厥亡後，唐政府從東起幽州，西至靈州（寧夏靈武縣西南），設置了順、祐、長、化四個都督府，以安置內附的十多萬突厥人民；又把頡利可汗統轄的今內蒙古地區，東面置定襄都督府，西面置雲中都督府，下面設六個州，任用原來的突厥酋長爲刺史，來管理當地的突厥部落。當時突厥人遷居長安的有近萬家，突厥貴族被任命爲將軍、中郎將等五品以上官吏的達百余人。《唐會要；突厥》載，唐太宗曾賜西突厥十姓部落十箭，每部一箭。十姓部落又分爲左右廂，其中左廂五姓稱爲五咄咄，每部各置大啜領之；右廂五姓號五弩失畢，每部各置大俟斤以領之。由此可見，“啜”與“俟斤”乃是突厥某部官長的名號。“吐屯”是突厥派駐被征地區的監領官，“頡利發”這一名號有時用來授予被征服王國的君主。《舊唐書；突厥傳下》載，西突厥統葉護可汗時，“對西域諸國王悉授頡利發，並遣吐屯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①。
回紇即今維吾爾族人的祖先。在漢文史籍中，它又被稱爲袁紇、韋紇、回鶻、畏兀兒等。這些異稱其實都是“維吾爾”一詞的不同音譯。回紇的國家制度，兼采突厥和唐制。可汗的子弟稱特勒，別部領兵者稱“設”，大臣有葉護、俟利發、達幹、吐屯等，這是突厥的制度；另外《新唐書；回鶻傳》說，還有“外宰相六，內宰相三，又有都督、將軍、司馬之號”，這些官稱都是唐的制度。回紇在唐太宗時爲瀚海都督府，那時，回紇的首領吐迷度雖然是唐朝的懷化大將軍兼瀚海都督，但在其部族內則自稱可汗。回紇可汗在“九姓鐵勒”等部皆置都督，以管理各部事務。在其他部則派監使，以督責貢賦，監察政事，這個“監使”實際上也就相當于突厥在西域各國所置的吐屯。安史之亂以後，回紇成爲北方繼突厥而後起的一個大汗國，東北的奚、契丹等皆爲其所役屬。
二、吐蕃
吐蕃是藏族的祖先。在西藏高原，很早就有人類居住。戰國以後，在民族鬥爭中失敗的羌族部落，如越巂羌、發羌、唐旄、迷唐等部，都逐漸遷移到西藏地區。他們和當地人民相融合，繁衍發展，形成了吐蕃族。建立吐蕃王朝的是活動在雅隆河谷（西藏窮結縣）的犛牛部，
統一犛牛部各部落的叫棄聶棄贊普。“贊普”是雄健丈夫的意思，以後成了吐蕃君長的專稱。贊普妻稱爲末蒙。從七世紀松贊幹布建立統一政權算起，到九世紀後半葉分裂衰亡爲止，這個王國大約存在二百余年。
吐蕃的王族稱爲“論”（有大論、小論），宦族稱爲“尚”。論和尚構成了統治階級的核心。大論、小論即大相、副相。此外還有內大相（也稱爲論莽熱）、內副相、小相各一人。又有整事大相、副整事、小整事，皆任國事。由這些官員所組成的中央機構，《新唐書；吐蕃上》說它“總號曰尚論掣逋突瞿”。
吐蕃原來信奉缽教，後來又從唐朝輸入佛教，缽教巫師和佛教上層僧侶也是統治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 吐蕃的官制除本族特有的外，也兼采唐制。據漢籍文獻記載，吐蕃官名有宰相、中書令、都元帥、尚書令等。這些官，可能是根據唐代官名而意譯的，其實際不一定如唐代那樣有細致的分工。
從棄聶棄開始，吐蕃確定了酋長世襲制度，《冊府元龜》卷961《外臣部；土風》說：“其設官，父死子繼，絕嗣則近親襲焉”。
吐蕃在地方上實行軍政合一的制度，把全境劃分成四個軍事行政區，即拉如、葉如、伍如、雲如，各區的領兵軍官兼任地方行政長官。每區又分上下兩部，其下有若幹千夫長以統部民。從《舊唐書；吐蕃傳下》的記載中，可知吐蕃的地方官也兼采唐制，設節度使、觀察使等職，節度使之下設州，州置守將，如維州守將悉怛謀。軍事據點設討擊使，如別將尚恐熱爲落門川討擊使。
三、南詔
南詔隋唐時期，在今雲南地區錯雜散居著許多部落，名號繁多，難以勝計。就種族來說，主要有白蠻和烏蠻。從七世紀初葉到中葉，烏蠻部落不斷向洱海地區遷移，它們征服了當地的白蠻，建立了六個詔。烏蠻稱王爲詔，六詔就是六個王國。
南詔王姓蒙，始祖叫蒙舍龍。公元653年，舍龍子龍獨邏開始建詔，並依附于唐朝。到南詔王皮邏閣時，漸次消滅了其他各詔，建立了統一的南詔國，定都太和城（大理市南）。自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冊封皮邏閣爲雲南王起，到唐昭宗天複二年（公元902年）鄭氏建立大長和國止，南詔在西南地區立國160余年。
南詔王是一國的最高統治者。其下設有清平官6人以襄理政務，相當于宰相。大將軍12人，參議決定軍政大事。清平官中有1人爲內算官，兩人爲副，代理南詔王判押處置文書。《舊唐書；南詔蠻傳》載，異牟尋時，以鄭回爲清平官，“事皆咨之，秉政用事。余清平官5人，事回卑謹。或有過，回輒撻之”。此外，還有外算官2人，由清平官或大將軍兼領，負責處理“六曹”事務。“六曹”是兵曹、戶曹、客曹、法曹、士曹、倉曹，主管境內實際政務。九世紀以後，“六曹”擴大爲“九爽”，“九爽”的職掌，據《新唐書；南詔傳上》記載是：幕爽主兵，琮爽主戶籍，慈爽主禮儀，罰爽主刑法，勸爽主官民，厥爽主工作，萬爽主財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賈。所謂“爽”，就是唐朝中央行政機構“省”的譯音。九爽增加了掌管禮儀、官府手工業、貿易等部門。
南詔奴隸主政權將所占土地，劃分爲許多區。每區有的廣達30裏，由城、鎮地方軍將派遣官吏管理。官吏下有“監守”人，負責“催促”強迫佃人生産。南詔的地方組織多仿唐朝，其機構爲軍政合一，分設二都督府、六節度使、十嶮（相當于唐朝的州）。對平民實行軍事編制，《新唐書；南詔上》說：“百家有總佐一，千家有治人官一，萬家有都督一”。所有壯丁都是戰士，有馬的則爲騎兵。作戰時南詔王派高級官吏監視，身體前部受傷的才許休息，背部受傷後退就要處死。軍隊出戰時奴隸主政權不付給養，全靠掠奪爲軍事費用。南詔這種地方軍事組織，對內用于管理，鎮壓奴隸，對外爲奴隸主掠奪財物和奴隸服務，是南詔奴隸制政權的重要工具。
南詔政權建立後，基本上和唐朝保持友好關系。南詔十三代王中，有十個王接受過唐朝的委任和冊封，有的還與唐王朝建立了“兄弟若舅甥”的親密關系。
四、靺鞨渤海
靺鞨是滿族的祖先，它很早就出現在祖國的曆史舞名上。商周時它被稱爲肅慎，漢魏時稱爲挹婁，北朝時稱爲勿吉，隋唐時改稱靺鞨。它活動的地區，主要是在東北的白山（長白山）、黑水（黑龍江）地帶。
唐玄宗開元元年（公元713年）封大祚榮爲渤海郡王，以其所部爲忽汗州，令大祚榮兼都督。從此，這個政權就以渤海爲號。至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公元926年）渤海爲契丹所滅，曆時200余年。渤海政權的統治區域東至于海，北至黑水，西接契丹，南至朝鮮的德源，居民有十多萬戶。這一帶以前大都是荒寒之區，居民主要靠漁獵遊牧爲生。
渤海的官制基本上仿照唐朝。在國王之下，中央設有政堂、宣詔、中臺三省，相當于唐朝的尚書、中書、門下三省。政堂省設大內相（猶唐之尚書令）1人，左右司政（猶唐之仆射）各1人，左右允（猶唐之丞）各1人。下統忠、仁、義、智、禮、信六部，分別相當于唐朝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六部長官爲卿（猶唐之尚書），次官爲少卿（猶唐之侍郎）。宣詔、中臺二省長官稱左右相。三省長官共掌軍國政務。中正臺是渤海的監察機關，猶唐之禦史臺。此外還有殿中、宗屬、太常、司賓、司藏、司膳、大農等七寺。其中殿中、宗屬二寺設大令、少令；太常、司賓、大農三寺設卿；司藏、司膳二寺設令、丞。此外還有文籍院，設監；胄子監，設監長；巷伯局，設常侍。
武官有左右猛賁、左右熊衛、左右羆衛、南左右衛、北左右衛，分別設大將軍、將軍各1人。這些都是唐朝九寺、五監和殿中、秘書、內侍省與十二衛的簡化，其職掌也大體相同。
渤海的地方行政建制爲府、州、縣三級。九世紀時，全國除五京外，還有15府、62州和3個直隸州，州下有130余縣。府設都督，州設刺史，縣設令，爲地方各級之行政長官。
唐代散階
在唐代的官僚等級制下，“散官”與“職事官”判然兩分。在職事官之外，存在著文散階和武散階序列，它們分別由文武散官構成，被稱爲“散位”、“本品”或“本階”。“階”就是散官，它與“品”分列，是從屬于個人的位階，也稱“本品”。《舊唐書》卷四二《職官志一》：
凡九品已上職事，皆帶散位，謂之“本品”。職事則隨才錄用，或從閑入劇，或去高就卑，遷徙出入，參差不定。散位則一切以門蔭結品，然後勞考進敘。
就是說百官群僚都擁有著一個“散位”，以此“本品”來標志其個人身份。學者概括說：唐代以散官定官員班位，而以職事官定其職守。……散官與職事官的品級不一定一致。有低級散官而任較高級職事官者稱‘守某官’，有高級散官而任較低級職事官者稱‘行某官’，待遇則按其散官的品級。散官按資曆升遷，而職事官則由君主量才使用。所以常有任重要職事官而其本官階──散官仍較低的情況。
換句話說，唐代所謂“本品”與職事官是兩分另立的。職事官“隨才錄用”，遷徙不定；“本品”則依“勞考”而穩步上升。作爲“本品”的散官與職事官都用九品三十階來確定高下，二者的品級經常不相一致，爲此還發展出了“行”、“守”等術語以規範之。在入仕之初，官員首先獲得的是本品；在任滿解職的時候，這本品依然維系著官員個人的身份地位；在授予職事官時，本品的高低是必須考慮的因素。由這種“本品”制度，一種“跟人走”而與職位分離的等級序列，就清晰無誤地擺在我們面前了。如果與若幹年前我國實行的“行政級別”相比，“本品”的差異，不過是其各個等級都系以官稱而已──但也正是爲此，它每每令外行不知底蘊。然而這些官稱，諸如某某大夫、某郎、某將軍、某校尉之類，其實只是級差的“符號”。要是拿“本品”與軍銜制相比，二者就異曲同工了：軍銜的各階都系以名號，諸如大將、上校、中尉、下士之類。
文散官一共有29階。
開府儀同三司居從一品，特進居正二品；
自從二品到從五品下的都以“大夫”爲名，分別是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正議大夫、通議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中散大夫、朝議大夫、朝請大夫、朝散大夫；
自正六品上到從九品下，分別是朝議郎、承議郎、奉議郎、通直郎、朝請郎、宣德郎、朝散郎、宣義郎、給事郎、征事郎、承奉郎、承務郎、儒林郎、登仕郎、文林郎、將仕郎。
武散官也是29階。
自從一品到正三品分別是驃騎大將軍、輔國大將軍、鎮軍大將軍、冠軍大將軍；
自從三品到從五品下分別爲雲麾將軍、忠武將軍、壯武將軍、宣威將軍、明威將軍、定遠將軍、寧遠將軍、遊騎將軍、遊擊將軍；
正六品上到從九品下，上階爲校尉、下階爲副尉，分別是昭武校尉、昭武副尉、振威校尉、振武副尉、致果校尉、致果副尉、翊麾校尉、翊麾副尉、宣節校尉、宣節副尉、禦侮校尉、禦侮副尉、仁勇校尉、仁勇副尉、陪戎校尉、陪戎副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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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鳴謙：安史之亂後，中國文化轉向保守？ 2022-06-25
深究安史之亂的禍亂根源，實由唐玄宗在天寶年間施政昏聵、剛愎自用造成。行政一味交托權相李林甫，而邊鎮則一味信用番將，無所節制。它造成的動盪和毀壞，比之西晉“永嘉之亂”更為嚴重。自李唐立國到唐玄宗天寶年間，前後已承平140年，所以對唐人造成的心理震動尤為劇烈。
回應
從長時間的歷史來看，安史之亂在隋建立時就已註定。首都在西北長安，但主敵在華北和東北，必須在燕山腳下維持一個巨大的軍事集團，隨時應付來自蒙古高原和東北地區的敵人。宋之後元明清，首都在北京，天子守國門，拱衛京師和征服蠻族的武裝力量合二為一，解決邊軍尾大不掉的問題。同樣，兩漢，長安首都也是軍事重鎮，那時主敵在西北和陝北。
從北宋到南宋，儘管百病纏身，但是非常有錢，前後統治了351年。宋的重文輕武，原因是五代十國的“武德過剩”。從長週期來看，南北宋的燕雲十六州的長城被北方少數民族統治了，長城是農民民族修建用來防禦遊牧民族的預警系統，大部分在中國400毫米降水線附近（以北是半乾旱草原適合遊牧，以南是半濕潤旱地適合農耕）。從長週期來看，南北宋進入“冷週期”，400毫米等降水線南移，導致遊牧民族的南移。
很奇怪，保守難道就是罪大惡極？這種政治正確不要搬到中國這個世俗國家來。
保守，是實力下降衰敗後不自信的表現
5000年以上的歷史足夠長，經歷足夠豐富。各有各的“開放”“保守”。不存在單一不變的“正確”，所謂過猶不及，過不過必須在當時條件判斷。羅馬帝國末期，非常開放，結果蠻族進入羅馬帝國，導致羅馬帝國被顛覆。美國工業化的過程其實長期是保護主義對外不開放的，如開放，整個市場早就被英法製造占滿了。
楨：有些公知大V噴子還「理盲濫情」到史盲、說啥「漢唐長城都矮，主動出擊，才能勝利，宋明長城再高，消極防禦，還是會被突破。」其實自從後晉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失去騎兵天然屏障之後，宋根本沒控制過長城，北宋太祖和太宗幾次想收復燕雲十六州、恢復對長城的控制、但皆敗。而明朝一直採取主動進攻戰略，但除了明成祖數次北征稍有成之外，明英宗土木堡被俘、明武宗兒戲般御駕親征、也皆敗，直到萬曆後國衰才變消極防禦，後金也無法突破山海關，最後是靠吳三桂引清兵入關。
貞觀之治被神化了 海外學者怎麼看唐太宗 2020-11-21 觀察者網
在我們傳統的史論中，唐太宗也是一位勤政愛民的明君。他廣開言路，擴大文官統治階層，頒佈寬仁慎行的《貞觀律》，踐行民貴君輕的統治理念，是中國古代帝制時期功績突出的英主。
……
儘管中外學者在對唐太宗的評價角度不同、各有側重，很大程度基於在自己國家國情理解的基礎上去比擬太宗時代的唐朝。但是對於李世民所創造的歷史功績，古今中外卻都有近乎神話的一致追捧。
回應
貞觀之治被神化了？唐太宗確實是軍事天才，也是傑出的政治家和政治理論家，記載其言行的《貞觀政要》一直是後世帝王所推崇的政治教科書。
唐太宗的文功武治都是一流的。武，唐太宗有豐富的一線帶兵作戰經驗，陣前能打，屬於戰術戰役高手；戰略指揮才能也很強，唐代統一全國的戰事主要是在唐太宗的主導、指揮下完成。文，確立了科舉製作為選官制度的基礎，完善了三省六部制；文學藝術方面造詣很高，引領了唐初文化潮流走向，大力支持中外文化交流，比如唐太宗並不什麼信佛，但是卻大力支持玄奘法師翻譯佛經，開啟了中華傳統文化最鼎盛的時期。
中國西北暖濕化，能重回漢唐嗎？ 2022-10-17 中國氣象局重點實驗室主任張強
在過去三十年時間內，我國科學家逐漸得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結論：歷史上寒冷乾旱的西北地方，正在逐漸“暖濕化”！
科學家發現，從上世紀 80 年代到2002年，西北降水一直在增加的趨勢。以西北地方西部為主的克孜河、疏勒河等許多內陸河流量也在增加；還有就是阿牙克庫木湖、鹽湖、青海湖、烏蘭烏拉湖、阿其格庫勒、西金烏蘭湖和庫賽湖等一些內陸湖泊的面積也在顯著擴大，另外還在塔克拉瑪幹和庫姆塔格沙漠東緣地區出現了一些新的湖泊。
在過去的30多年時間，每十年大概增加6毫米左右。這個地區的平均降水量以前不到200毫米，現在已經到230多毫米了。同時，2009-2012年, 湖泊面積增幅大於10.0 km2的湖泊共有27個, 其中7個湖泊面積增加超過50.0。
降水量增加對乾旱地區的葡萄和棉花種植是有利的，但是棉花和葡萄實際上抗旱能力比較強一些，適合在相對比較乾旱的地方生長。如若降水太多的話，反而對葡萄生長不利，但目前西北地方降雨少，增加也比較有限，因此變濕總體比較有利於葡萄的種植。
當然，在西北種植棉花或者葡萄，主要依賴灌溉，自然降水的貢獻相對比較小，所以西北降雨增加對農業是有積極影響，但是影響應該不會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