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月刊，2007年7月，頁4-9。

各國首都的中軸線佈局，往往具有高度的權力象徵，大國如中國、美國、印度、法國、英國，小國如韓國或台灣，都是如此。權力倘若轉移，中軸線的佈局也可能隨之改變，其中的建築物的功能，更可能快速的調整。這種作法歷史上屢見不鮮，也顯示建築與權力的密切關聯。
2007年5月，台北的中正紀念堂被改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民主紀念館要紀念什麼目前還不清楚，不過人們似乎預期此一民主紀念館將切割歷史，紀念的事件將截止於本土政權奪得權力為止。今天在台灣的主流論述，把民主視為「最高價值」，似乎有了形式民主，權力的運作方式就與昔日「威權」截然不同，而自然受到了節制。會有這種觀點的人，肯定對美國的立國精神非常生疏。

美國首都：國會為尊
美國建國先賢、第四任總統麥迪遜曾說，「凡政府中的實際權力所在之處，就存在壓迫人的可能」，「何處存在做壞事的利益和權力，一般就會做出壞事來，在這方面，一個強有力的利益集團決不會比一位強有力的自私君主心腸稍軟些」。美國的立國精神之一，就是防範以「民主」之名行壓迫、防範強而有力的利益集團控制政府做壞事。這種防範並不以言語教誨為滿足，「聯邦」、「三權分立」，乃至於國會的「兩院制」等制度，即貫徹了防範行政權力的集中的精神。
這種精神更彰顯在首都的佈局上。到過美國首都的人，絕對不會將白宮誤為權力的中心，因為「國會山」是首都最高也最大的建築，是首都毫無疑問的中心。許多人將Capitol Hill譯為「國會山莊」，這容易造成誤解，因為當初的設計就是要讓美國國會可以居高臨下的俯瞰整個「國家大廳」(National Mall) ，因此向西的正面為一處草坡或山丘，才被稱為「國會山」。
國家大廳也被翻譯為「國家大草坪」、「國民廣場」，不過這個寬達五百公尺、長達三公里的區域，其實就是國家的客廳，東半部包括自然史博物館、美國歷史博物館、史密森機構與航太博物館、國家藝廊，中間是華盛頓紀念碑，西半部包括了二戰紀念碑、越戰紀念碑與韓戰紀念碑，向西到底是林肯紀念堂。華盛頓紀念碑往北有白宮，往南有傑佛遜紀念堂。橫穿國家大廳的四條道路由北往南分別是憲法大道、麥迪遜馳道、傑佛遜馳道與獨立大道。在白宮附近與首都許多地方，則豎立了大量的人物雕塑。毫無疑問，美國首都彰顯了開國先賢的偉業，充滿了政治符號，也滿載了國家的歷史。
作為近代世界第一個民主國家、並且以民主為立國精神的國家，美國首都的佈局明明白白的告誡後世：國會才是民主國家的權力中心，要隨時防範行政權力的擁有者，同時要對權力的運用戒慎恐懼，以免兵連禍結，造成無謂的死傷。

倫敦、巴黎，尊重歷史
與美國不同，英國與法國並非一開始就是民主的國家，他們處理首都布局的方式也各有特色。
英國皇室不像法國或中國皇帝一般具有絕對的權威，因此在倫敦，我們不能看到羅浮宮或紫禁城一般，令人敬畏讚嘆的宮殿。也許正因如此，英國皇室才能到廿一世紀繼續維持其榮譽。皇室所在的白金漢宮規模不大，正門出來就是首都的大廳(Mall)，一條兩旁是翠綠公園的紅底四線公路。雖然大廳應該是首都的軸線，但倫敦的城市佈局並沒有以此大廳為中心展開。
白金漢宮與其門外的大廳，都讓人一眼看出皇室的弱小。相形之下，泰晤士河畔的國會，則以其高聳鐘樓、巨大身影、繁複線條、貴氣顏色，來彰顯權力。更讓人玩味再三的則是唐寧街，首相與財政部長各擁一戶「透天厝」；這種面對權力的謙卑，使得唐寧街的身影在我們的心靈中顯得崇高。
法國巴黎的香榭儷舍大道舉世聞名，市中心區的端點兩側分別為羅浮宮與凱旋門，在中央則為協和廣場。皇帝早已死去，羅浮宮成為博物館，因此共和政權得另尋辦公處所。總統府愛麗舍宮臨兩線小道；總理府馬提尼翁宮亦然。就是國民大會亦僅能落座於馬德蓮教堂往南、經過協和廣場的左岸，且建築亦不甚雄偉。
巴黎著名的宏大建築傷兵院，曾被考慮作為總統府，不過今日此一建築仍以拿破崙的安息之處著稱；另一巨構萬神殿則安厝雨果、盧梭、伏爾泰、左拉、居禮夫人等的骨骸。1931年擔任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先生有一句名言：「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套用在城市上也很適合。立德、立功、立言的先賢，撐起文明的大廈，也因此巴黎的權力不在於現世的總統、國會，而在於文明之精神；我們可以說，巴黎因這些名人而偉大，法國則由此進步之歷史所凝聚。

中國北京：厚重之城
去過上述幾個城市後再到北京，會對這個城市更為理解。由於中國歷朝權力集中，北京規劃格局之「宏大」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人在北京，對中國的大國地位與抱負將毫不懷疑。
紫禁城是北京的中心，南北軸線從鼓樓、鐘樓、景山、紫禁城、天安門廣場、前門大街到永定門；東西軸線則為長安大街。作為公眾集會的空間，天安門廣場成為現在北京的中心，她的北邊是天安門，西邊是人民大會堂，東邊是國家博物館，南邊是正陽門和箭樓，中間是人民英雄紀念碑，中間偏南有毛主席紀念堂。許多人討厭毛澤東，筆者是其中一員。台灣有人要「去蔣」、華人世界不少人想「去毛」。然而，就像台灣許多人對於蔣介石的歷史地位抱持敬意，華人圈中對毛澤東抱持敬畏之情的大概也不在少數。未來中國政府也得處理毛主席紀念堂，而恐怕「改名」也將是其中一種被考慮的方式。
天安門廣場左右的人民大會堂與國家博物館相對，將中央機關深藏於中南海園林、高牆之中，與巴黎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兩座城市有非常多的可比性，羅浮宮與紫禁城，凡爾賽與圓明園、頤和園，眾多的城門，法國大革命的暴亂時期與文化大革命等等。北京較為深沉霸氣，巴黎較精緻優雅，雖然如此，但若有人認為「北京和巴黎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就純粹的美而言，巴黎和北京是無與倫比的」，他們應該是見識廣博的。
人在天安門廣場會有無邊無際之感，於是覺得自己的渺小，相反的，如果買票登上天安門城樓，俯瞰這座世界最大的廣場，則油然而生一種毛澤東所謂的「欲與天公試比高」、「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豪情壯志。西方媒體常稱中國是「中央之國」，無論中國是否果真在世界之中，只要在紫禁城旁的「中南海」上班，大概難免要胸懷天下。

德里漢城：揮別殖民
許多國家曾經是其他帝國的殖民地，而殖民帝國興建殖民地首府時，會以總督府作為城市中軸線的端點，例如印度首都新德里、韓國首都首爾，以及台灣的台北。
新德里是1920年代由英國殖民政府所規劃興建，總督府坐西向東，位在類似美國國會山的絕佳位置，且真的建築在一做小山坡上。殖民結束後，昔日總督府成為總統府，不過印度實行議會制，總統無權，因此並未承繼昔日總督府的威權氣息。同時，英國興建印度總督府以及週遭的建物時，採用了大量當地的建築元素，融合了蒙兀兒帝國、伊斯蘭教與印度本土的精神，因此獨立後的印度人對之並不排斥。
韓國的總督府建築在南北中軸線的北端，是拆除了原朝鮮皇城景福宮的部分建築後興建。想像紫禁城的午門與天安門被拆除，以挪出空間興建一棟龐大的希臘羅馬或者維多利亞式建築的突兀感，而且這棟西式建築還構成一個「日」字，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雖然朝鮮總督府在二戰之後改為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但到1997年，韓國金泳三大統領還是將之拆除，並重建被日本拆除的朝鮮皇宮建築。
今日韓國的總統府青瓦台，是昔日皇宮後方的一棟附屬建物，國會則位漢江畔的汝矣島，是一棟巨大的歐式建築物，具有鮮明的圓頂。首爾的南北軸恢復了歷史本色，首爾市長還將清溪川加以整治，成為首爾的東西軸。總統府樂山、國會樂水，行政權需有仁、立法權得有智，拆除「宏偉精緻」、「美輪美奐」的日本總督府或許讓一些人感到惋惜，但首爾不因此不成為一個愈來愈吸引人的地方。

台灣總督，魂歸何處
和韓國一樣，今日台北重慶南路上的昔日總督府、今日總統府，也象徵殖民統治威權，且從空中鳥瞰也是一個「日」字。日本據台後，台北城內的天后宮、文廟、武廟、布政使司衙門、西學堂、書院等等，被掃除一空，城內成為日本統治者的禁臠。日本統治者走後，台灣總督府曾經暫時閒置，後來東南軍政長官、行政院、總統府先後遷入，最終成為總統辦公處所。蔣介石、嚴家淦、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先後入主，不以為忤。至於中華民國的國會，則迄今暫厝於一日據時期的中學，如此倚重倚輕，恰恰反映了今日台灣民主之稚嫩。
近年台灣雖有「轉型正義」、「正名運動」，欲發揚「本土精神」，但總統身居昔日威權淵藪之內，並未引起「轉型正義」的抨擊，昔日總督府仍然號令全國，在此同時，「轉型正義」支持者卻發動沸沸揚揚的「去蔣運動」，彷彿死人還得鞭屍。原因或在於中正紀念堂代表落後的中國政權，而總統府既有緬懷日本「現代性」之意義，且象徵本土政權與昔日日本的聯接。
許多台灣人可以接受外來政權，但不能接受落後政權，可以接受日本殖民或成為美國第五十一州，不能接受一國兩制------關鍵在於現代性的意象。今日台灣主流民意對於美國與日本的文化抱持寬容欣賞的態度，對於彼岸中國則仍以其落後骯髒而排拒。這種成見既有物質的基礎，也為媒體所強化。今日藍綠政治鬥爭激烈，中正紀念堂要改名、但總統府則不會遭到韓國式的遭遇。由此來說，兩座建築的命運，可算是另類的中日「軟權力」之爭。
但就算不學金泳三拆除總督府，也未必不能改變昔日總督府的威權意涵。我們可以學習韓國獨立初期的作法，將總統府改為博物館，或許哪一天這個博物館可與羅浮宮、故宮齊名；或者仿效美國哥倫比亞特區的都市規劃，將總統府讓給國會（立法院），以彰顯民主；或者修憲改為內閣制，總統無權，如同新德里或倫敦。無論從推動台灣民主的角度出發，或希望總統府的主人不要自以為是日本「總督」或者民選「皇帝」，都不妨考慮重新塑造台北的中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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