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10-09 20:41:54包淳亮
全球化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全球化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北京之春，2001年9月）
全球化的形成
各文明之間的互動自古有之，但從五百多年前，隨著西方世界向全球的擴張，文明之間的互動頻率大大增加了。雖然一些研究從國家間的經貿依賴程度分析，認為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的全球互賴程度，與上一個「世紀之交」相差無幾，似乎顯示全球化範圍與深度不斷擴張的想像，有其盲點。但整個態勢是，除了「白銀資本」之類的學術嘗試外，多數人同意全球化是隨著西方擴張，逐漸形成的多文明並存、以西方為中心的態勢。
在全球化的擴張過程中，西方的先進性成為各文明交相模仿的對象。由於西方文明的先進性並非其所固有，而是不斷改變、揚棄舊文化的過程，因此就是在西方，文化也得面對「進步性」的不斷挑戰；對其他文明更是如此。因此全球化不僅有地理上的中央與邊陲，也存在了不斷演化中的「中心價值觀」的輻射作用。各文明之間迄今不是「後現代」所想像的多元並存，而仍然存在大量的先進與落後的分野。因此除非趕上了進步的列車，實現了先進性，或說「現代性」，否則文明「落後」的焦慮感難以克服。
1990年代以後的十餘年，相對於之前的幾個十年，「全球化」在媒體與學術圈出現的頻率又有了增加，給人一種「全球化」的發展速度又重新加快的感覺。對全球化的重新強調，原因至少有二，其一是蘇聯、東歐共黨政權瓦解，以及其他共黨政權的市場化改革，使資本主義的空間領域「重新」覆蓋了整個地球。其次，通信與運輸方式的革新、成本的降低，不僅使全球分工的深度有了新的進展，且同步傳送的聲音影像，更讓人有天涯若比鄰的真切感受----對於「進步」與「落後」，也有了更直觀的感受。一些學者便強調，蘇東共黨國家之所以崩潰，穿透了重重鐵幕的西方訊息帶來的落後焦慮感，正是原因之一。
擺脫全球化焦慮的海外華人社會
在過去一百多年，中國也如同許多其他文明一般，由於被動接受西方中心的全球化而感到焦慮。如果必須等到文明中的每一個人，都享有西方式的生活，才算是文化全面復興，才能與西方文明進行平等正常的互動，才能消弭此一焦慮感，則對中國大陸來說，此一前景似乎還很遙遠。但就整個華人世界來說，台灣則似乎已經率先突破，藉由經濟與政治的先進性或「現代性」，擺脫了期待文明自救的焦慮。
不止台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華人社會，也都在較小、較淺的程度上，適應了西方文明，並使中華文化得以源源不斷的新生。雖然這些海外華人社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強調「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類的傳統思想，並藉由華人風俗的展現，維繫了自身的中華文化認同；但究其實際，則首先是由於這些華人社會依靠經濟上的支持，獲得了與西方平等互動的門票，其次才是強化自身文化表徵，以維繫認同。因為當經濟實力處於絕對弱勢，「文化革命」或「中體西用」，都不能根本的消除面對「先進文明」的焦慮感。
民主化與現代性
除了經濟因素，政治是否民主，對於能否擺脫文明落後的焦慮，也非常重要。雖然「民主」或如中共所稱的，對有凍餒之憂的貧民有些奢侈，但對於正進行著人際互動的個人來說，只有建立民主的社會，他們才能擺脫那種相對於民主社會的人民的「二等公民」自卑情結。因為民主與否，意味一個普通百姓是否享有「政治權力」，是否是一個可以進行政治活動的完整人格，是否享有免受政治干擾的人身安全，並從而影響其契約、承諾的可靠性。當愈來愈多人從事貿易流通，愈來愈多人出國旅遊，愈來愈多人擁有足夠的經濟能力與知識，能夠與外界進行細緻的互動，「民主」對他們不再是一個想像，而是必要之物。
「新左派」批評「民主」是西方輸出的想像，這固然有真確的一面，但這種想像又是一種實存的力量。在這種想像下，民主不僅攸關個人利益，且是「民族利益」。因為「不民主」意味落後，意味不被先進國家接納，意味著現代性的欠缺，因此，會不斷呼喚出文明焦慮感；如前文所述，這也正是全球化下的現代性的挑戰。
現代性與台灣認同
台灣不僅在經濟實力上在華人社會名列前茅，在政治上，經過十多年的改革，也大體上走完了民主發展之路。台灣的成就，已經對其他華人社區示範了成功適應全球化的前景。但一個附帶的結果是，當台灣擁有了西方意義的經濟與政治的「先進性」，也使台灣面對中國大陸時，產生了一種自我的特殊想像，一種自信。在某些場合，這增加了兩岸在政治與社會互動時的不必要的緊張；因為台灣愈來愈不能接受與非民主的中國大陸的政治連帶感。
這種情勢的產生原因，不能單從中國傳統的「大一統」倫理觀加以認識。正如前文所述，民主也是全球化下的「現代性」的一環。當台灣不僅經濟富裕，且實現了民主化，則與西方「先進文明」相聯繫的想像，就能化解自身文明落後的焦慮，從而帶來心裡的安適感。相對來說，與中國大陸相聯繫，則也就得與落後焦慮感相聯繫。然而，台灣的此種傾向，卻又不經意地挑動了中國大陸的落後焦慮感；由此我們或者可以說，由於台灣不願意認同中國大陸帶來的兩岸政治緊張，正是兩岸面對全球化的焦慮的畸形展現。
中國的現代性與兩岸關係
二十年的改革開放，也讓中國大陸愈來愈深刻地參與了全球的經濟分工，並使其中一些人擺脫了文明消亡的焦慮。然而中國大陸要全面擺脫「落後」，還需一長段時間。政治上強調的「中國特殊性」是最突出的反全球化作為；「中國共產黨無可替代的團結全國的作用」的說詞，也許在維持中國的表面上的穩定還能有所作為，但這種政治壟斷既難以團結隨著經濟分化而產生的各種不同利益團體，更使中國人民都一起背上了不必要的「一黨專政國家」的惡名。
這種「惡名」不止是中國大陸的內政問題，也對兩岸關係有重要影響。已經實現民主的台灣，雖然可能藉由參與中國的政治運作，降低尋求獨立的必要性；但除非中國大陸先實現民主化，否則此一「必要條件」就不可能被滿足。香港的人大代表是被「遴選」，大陸各省市的人大代表選舉則是有差額無競爭；政治參與的「落後」狀態，不只是在技術上難以說服台灣與中國大陸「統一」，在認同上更加困難。然而若只就經濟來說，當台灣在面對具有先進市政設施的北京、上海時，則也會產生落後焦慮感，並對台灣立足於現代性的自我認同造成衝擊。因此從相反的方向來說，認同乃是流動的，同樣的理由可能有不同的結果，關鍵仍在於中國的現代性。
兩岸關係與全球化
加入WTO或許是兩岸進一步擁抱「全球化」的必要之舉，在全球化過程中，各國必須逐步廢除對不同國家廠商的歧視性待遇。既然中國人要在中國的土地上與美國人、歐洲人公平競爭，美國人也要在美國的土地上與中國人公平競爭，則中國大陸片面的對台優惠就變得荒誕不經；除非把十二億多的大陸中國人當成二等公民，否則從何給台灣人更多優惠？而把自己國家的公民當成二等公民的政權，難道可以長存？這都令人不禁質疑。因此，當中共在軍事恫嚇的「一手硬」之外，以籠絡手段的「一手軟」，強調兩岸加入WTO後台灣可能不再有優惠，因此兩岸宜先進行談判時，台灣當然置之不理。就此來說，台灣要求的是全球化下「公平公正」、與其他各國一樣的待遇，而非任何「優惠」。
就經貿乃至於人員往來來說，如果全球化進一步發展，則國界的作用將益形降低，兩岸之間的政治分歧，對於一般人民的生活，也就將變得更無足輕重。但我們不需對太過於遙遠的未來作太多的揣想，還需面對現實；這個全球化的前景，在貧富國家差距巨大的情況下，如何實現？對於全球主義的互賴前景來說，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角逐，是否將扮演「反動」的因素？此外，面對全球化，也必須有更高效的政府，並在民主的內涵上必須有所更張。種種問題，都使我們在面對全球化時，必須有更全面的思考。
(北京之春，2001年9月）
全球化的形成
各文明之間的互動自古有之，但從五百多年前，隨著西方世界向全球的擴張，文明之間的互動頻率大大增加了。雖然一些研究從國家間的經貿依賴程度分析，認為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的全球互賴程度，與上一個「世紀之交」相差無幾，似乎顯示全球化範圍與深度不斷擴張的想像，有其盲點。但整個態勢是，除了「白銀資本」之類的學術嘗試外，多數人同意全球化是隨著西方擴張，逐漸形成的多文明並存、以西方為中心的態勢。
在全球化的擴張過程中，西方的先進性成為各文明交相模仿的對象。由於西方文明的先進性並非其所固有，而是不斷改變、揚棄舊文化的過程，因此就是在西方，文化也得面對「進步性」的不斷挑戰；對其他文明更是如此。因此全球化不僅有地理上的中央與邊陲，也存在了不斷演化中的「中心價值觀」的輻射作用。各文明之間迄今不是「後現代」所想像的多元並存，而仍然存在大量的先進與落後的分野。因此除非趕上了進步的列車，實現了先進性，或說「現代性」，否則文明「落後」的焦慮感難以克服。
1990年代以後的十餘年，相對於之前的幾個十年，「全球化」在媒體與學術圈出現的頻率又有了增加，給人一種「全球化」的發展速度又重新加快的感覺。對全球化的重新強調，原因至少有二，其一是蘇聯、東歐共黨政權瓦解，以及其他共黨政權的市場化改革，使資本主義的空間領域「重新」覆蓋了整個地球。其次，通信與運輸方式的革新、成本的降低，不僅使全球分工的深度有了新的進展，且同步傳送的聲音影像，更讓人有天涯若比鄰的真切感受----對於「進步」與「落後」，也有了更直觀的感受。一些學者便強調，蘇東共黨國家之所以崩潰，穿透了重重鐵幕的西方訊息帶來的落後焦慮感，正是原因之一。
擺脫全球化焦慮的海外華人社會
在過去一百多年，中國也如同許多其他文明一般，由於被動接受西方中心的全球化而感到焦慮。如果必須等到文明中的每一個人，都享有西方式的生活，才算是文化全面復興，才能與西方文明進行平等正常的互動，才能消弭此一焦慮感，則對中國大陸來說，此一前景似乎還很遙遠。但就整個華人世界來說，台灣則似乎已經率先突破，藉由經濟與政治的先進性或「現代性」，擺脫了期待文明自救的焦慮。
不止台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華人社會，也都在較小、較淺的程度上，適應了西方文明，並使中華文化得以源源不斷的新生。雖然這些海外華人社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強調「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類的傳統思想，並藉由華人風俗的展現，維繫了自身的中華文化認同；但究其實際，則首先是由於這些華人社會依靠經濟上的支持，獲得了與西方平等互動的門票，其次才是強化自身文化表徵，以維繫認同。因為當經濟實力處於絕對弱勢，「文化革命」或「中體西用」，都不能根本的消除面對「先進文明」的焦慮感。
民主化與現代性
除了經濟因素，政治是否民主，對於能否擺脫文明落後的焦慮，也非常重要。雖然「民主」或如中共所稱的，對有凍餒之憂的貧民有些奢侈，但對於正進行著人際互動的個人來說，只有建立民主的社會，他們才能擺脫那種相對於民主社會的人民的「二等公民」自卑情結。因為民主與否，意味一個普通百姓是否享有「政治權力」，是否是一個可以進行政治活動的完整人格，是否享有免受政治干擾的人身安全，並從而影響其契約、承諾的可靠性。當愈來愈多人從事貿易流通，愈來愈多人出國旅遊，愈來愈多人擁有足夠的經濟能力與知識，能夠與外界進行細緻的互動，「民主」對他們不再是一個想像，而是必要之物。
「新左派」批評「民主」是西方輸出的想像，這固然有真確的一面，但這種想像又是一種實存的力量。在這種想像下，民主不僅攸關個人利益，且是「民族利益」。因為「不民主」意味落後，意味不被先進國家接納，意味著現代性的欠缺，因此，會不斷呼喚出文明焦慮感；如前文所述，這也正是全球化下的現代性的挑戰。
現代性與台灣認同
台灣不僅在經濟實力上在華人社會名列前茅，在政治上，經過十多年的改革，也大體上走完了民主發展之路。台灣的成就，已經對其他華人社區示範了成功適應全球化的前景。但一個附帶的結果是，當台灣擁有了西方意義的經濟與政治的「先進性」，也使台灣面對中國大陸時，產生了一種自我的特殊想像，一種自信。在某些場合，這增加了兩岸在政治與社會互動時的不必要的緊張；因為台灣愈來愈不能接受與非民主的中國大陸的政治連帶感。
這種情勢的產生原因，不能單從中國傳統的「大一統」倫理觀加以認識。正如前文所述，民主也是全球化下的「現代性」的一環。當台灣不僅經濟富裕，且實現了民主化，則與西方「先進文明」相聯繫的想像，就能化解自身文明落後的焦慮，從而帶來心裡的安適感。相對來說，與中國大陸相聯繫，則也就得與落後焦慮感相聯繫。然而，台灣的此種傾向，卻又不經意地挑動了中國大陸的落後焦慮感；由此我們或者可以說，由於台灣不願意認同中國大陸帶來的兩岸政治緊張，正是兩岸面對全球化的焦慮的畸形展現。
中國的現代性與兩岸關係
二十年的改革開放，也讓中國大陸愈來愈深刻地參與了全球的經濟分工，並使其中一些人擺脫了文明消亡的焦慮。然而中國大陸要全面擺脫「落後」，還需一長段時間。政治上強調的「中國特殊性」是最突出的反全球化作為；「中國共產黨無可替代的團結全國的作用」的說詞，也許在維持中國的表面上的穩定還能有所作為，但這種政治壟斷既難以團結隨著經濟分化而產生的各種不同利益團體，更使中國人民都一起背上了不必要的「一黨專政國家」的惡名。
這種「惡名」不止是中國大陸的內政問題，也對兩岸關係有重要影響。已經實現民主的台灣，雖然可能藉由參與中國的政治運作，降低尋求獨立的必要性；但除非中國大陸先實現民主化，否則此一「必要條件」就不可能被滿足。香港的人大代表是被「遴選」，大陸各省市的人大代表選舉則是有差額無競爭；政治參與的「落後」狀態，不只是在技術上難以說服台灣與中國大陸「統一」，在認同上更加困難。然而若只就經濟來說，當台灣在面對具有先進市政設施的北京、上海時，則也會產生落後焦慮感，並對台灣立足於現代性的自我認同造成衝擊。因此從相反的方向來說，認同乃是流動的，同樣的理由可能有不同的結果，關鍵仍在於中國的現代性。
兩岸關係與全球化
加入WTO或許是兩岸進一步擁抱「全球化」的必要之舉，在全球化過程中，各國必須逐步廢除對不同國家廠商的歧視性待遇。既然中國人要在中國的土地上與美國人、歐洲人公平競爭，美國人也要在美國的土地上與中國人公平競爭，則中國大陸片面的對台優惠就變得荒誕不經；除非把十二億多的大陸中國人當成二等公民，否則從何給台灣人更多優惠？而把自己國家的公民當成二等公民的政權，難道可以長存？這都令人不禁質疑。因此，當中共在軍事恫嚇的「一手硬」之外，以籠絡手段的「一手軟」，強調兩岸加入WTO後台灣可能不再有優惠，因此兩岸宜先進行談判時，台灣當然置之不理。就此來說，台灣要求的是全球化下「公平公正」、與其他各國一樣的待遇，而非任何「優惠」。
就經貿乃至於人員往來來說，如果全球化進一步發展，則國界的作用將益形降低，兩岸之間的政治分歧，對於一般人民的生活，也就將變得更無足輕重。但我們不需對太過於遙遠的未來作太多的揣想，還需面對現實；這個全球化的前景，在貧富國家差距巨大的情況下，如何實現？對於全球主義的互賴前景來說，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角逐，是否將扮演「反動」的因素？此外，面對全球化，也必須有更高效的政府，並在民主的內涵上必須有所更張。種種問題，都使我們在面對全球化時，必須有更全面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