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5-27 23:11:00包淳亮
《走向共和》的啟示
南方週末 2003-05-22 16:07:30
方舟評論
□胡偉
在央視一套黃金時間播出的歷史劇《走向共和》於5月18日晚播畢，此劇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於它提供的觀察歷史的角度，和我們以前所接受的歷史教育迥異其趣。它所突出的慈禧“女政治家”的一面，李鴻章忍辱負重、充滿智慧的一面，以及袁世凱“治世之能臣”、大行新政的一面，確實讓觀眾覺得新鮮。
很難說一部電視劇能起到“廓清歷史迷霧”的作用（《走向共和》播出不久，即有專家撰文指出這部片子存在很多硬傷），但是我覺得對這部電視劇不能過於從細節來評判，而應當從大的方面來看。
這個劇展示的是從甲午海戰到張勳復辟破產的歷史時期，可謂中國近代史的宏大敍事。中國近代史顯示了追求現代化的努力，它大致上經歷了三大步：從“器物”到“制度”到“文化”；也即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再到“五四”新文化運動。《走向共和》展現的就是前述“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即制度改革，也就是走向共和。它之引人共鳴、引人反思，就是因為抓住了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
英文中的Republic（共和）一詞，來源於拉丁語的respublica（公共事務），意思是說天下為公，國家權力是公有物。共和主義關心的是權力制衡，限制政府的權力，使人的自然權利不受侵犯。據《史記》記載，周厲王行暴政，國人造反，厲王逃跑，後由召公、周公共同執政，故號“共和”。以“共和”譯Republic，反映出分享管理公共事物的權利（共）、行仁政（和）是中國乃至人類的古老理想。在歷史上，共和作為一種政體，是作為君主政體的對立物而產生的。但是廢除君主本身，並不等於實現了共和，並不能自動避免專制政體的弊端。
從甲午海戰中國戰敗，我們可以看到制度的重要性。過去一直有一個觀點，落後就要挨打。實際上，在整個19世紀前半葉，日本的國力並不比中國強，中國到底落後在哪里？《走向共和》表明，不是錢少，不是船不堅炮不利，而是制度落後，政治腐敗。
康有為、孫中山等先進人物就是總結甲午戰敗的教訓，才向西方學習，尋找到救國圖存的道路，即改革中國的制度。但諸如“戊戌變法”以及清末新政這樣的旨在君主立憲的路子失敗了，而孫中山領導的通過革命建立“遠東第一共和”的實踐換來的卻是帝制復辟和軍閥混戰。
因此，我同意該劇策劃鄭佳明的說法，走向共和，並不是一個完成時，而是一個現在完成進行時。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辛亥革命邁出了歷史性的第一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又邁出實質性的一步。但是，這個任務還不能說已經完全地完成了。
尤其是以“文化大革命”的悲劇為例，就暴露出共和國制度不完善之處。鄧小平於1980年8月18日所作的《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重要講話，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更嚴重更根本的原因還在於我們在領導制度、組織制度方面存在的嚴重缺陷”。
鄧小平接著說：“史達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為什麼不可能發生？其實《走向共和》已經給我們講得很清楚了，它們有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提出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兩手都要抓，十六大更進一步，提出了文明的三分法，增加了“政治文明”，三位一體。這可以從中國的近代史找到很好的依據，意義非常重大。其實，物質文明的核心是“器物”，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制度”，精神文明的核心是“文化”。或者換句話說，物質文明的核心是先進的生產力，精神文明的核心是先進的文化，政治文明的核心就應該是先進的制度，或者說是先進的政治制度。“三個代表”要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必須要有一個好的制度上的保證。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政治文明的核心就在於先進的制度，尤其是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可以說，政治文明建設將是中國未來很重要的發展方向。
這部連續劇還給我們很多啟示：如雖然改革較之革命更溫和，但改革也是要流血的。維新變法中，譚嗣同等六君子為了改革中國的制度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付出了鮮血。清末的“新政”也是很不容易的，既得利益者劇烈反彈，幾百個京官、上萬個外地官員向慈禧太后請願要殺袁世凱。
這部電視劇還有一個重要啟示，就是改革還必須及時，如果不及時就會出大亂子。清末的改革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我把它概括為“遲到一步的改革”。不是晚清政府沒有進行政治改革，但總是改得不及時，滯後了一步。因為改得不及時，所以總不能產生好的效果。
當然，歷史是不可以假設的，但是，馬克思說過，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我們進行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就必須以史為鑒，吸取中外歷史上———不僅是晚清政府———的經驗教訓，抓住時機，及時改革。只有這樣，才能夠為政治文明建設開闢更為堅實的道路。（作者系著名政治學者，上海交通大學博士生導師）
按：這個作者胡偉的一本著作「政府過程」，也是我學科考的指定書籍之一呢!
方舟評論
□胡偉
在央視一套黃金時間播出的歷史劇《走向共和》於5月18日晚播畢，此劇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於它提供的觀察歷史的角度，和我們以前所接受的歷史教育迥異其趣。它所突出的慈禧“女政治家”的一面，李鴻章忍辱負重、充滿智慧的一面，以及袁世凱“治世之能臣”、大行新政的一面，確實讓觀眾覺得新鮮。
很難說一部電視劇能起到“廓清歷史迷霧”的作用（《走向共和》播出不久，即有專家撰文指出這部片子存在很多硬傷），但是我覺得對這部電視劇不能過於從細節來評判，而應當從大的方面來看。
這個劇展示的是從甲午海戰到張勳復辟破產的歷史時期，可謂中國近代史的宏大敍事。中國近代史顯示了追求現代化的努力，它大致上經歷了三大步：從“器物”到“制度”到“文化”；也即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再到“五四”新文化運動。《走向共和》展現的就是前述“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即制度改革，也就是走向共和。它之引人共鳴、引人反思，就是因為抓住了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
英文中的Republic（共和）一詞，來源於拉丁語的respublica（公共事務），意思是說天下為公，國家權力是公有物。共和主義關心的是權力制衡，限制政府的權力，使人的自然權利不受侵犯。據《史記》記載，周厲王行暴政，國人造反，厲王逃跑，後由召公、周公共同執政，故號“共和”。以“共和”譯Republic，反映出分享管理公共事物的權利（共）、行仁政（和）是中國乃至人類的古老理想。在歷史上，共和作為一種政體，是作為君主政體的對立物而產生的。但是廢除君主本身，並不等於實現了共和，並不能自動避免專制政體的弊端。
從甲午海戰中國戰敗，我們可以看到制度的重要性。過去一直有一個觀點，落後就要挨打。實際上，在整個19世紀前半葉，日本的國力並不比中國強，中國到底落後在哪里？《走向共和》表明，不是錢少，不是船不堅炮不利，而是制度落後，政治腐敗。
康有為、孫中山等先進人物就是總結甲午戰敗的教訓，才向西方學習，尋找到救國圖存的道路，即改革中國的制度。但諸如“戊戌變法”以及清末新政這樣的旨在君主立憲的路子失敗了，而孫中山領導的通過革命建立“遠東第一共和”的實踐換來的卻是帝制復辟和軍閥混戰。
因此，我同意該劇策劃鄭佳明的說法，走向共和，並不是一個完成時，而是一個現在完成進行時。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辛亥革命邁出了歷史性的第一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又邁出實質性的一步。但是，這個任務還不能說已經完全地完成了。
尤其是以“文化大革命”的悲劇為例，就暴露出共和國制度不完善之處。鄧小平於1980年8月18日所作的《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重要講話，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更嚴重更根本的原因還在於我們在領導制度、組織制度方面存在的嚴重缺陷”。
鄧小平接著說：“史達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為什麼不可能發生？其實《走向共和》已經給我們講得很清楚了，它們有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提出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兩手都要抓，十六大更進一步，提出了文明的三分法，增加了“政治文明”，三位一體。這可以從中國的近代史找到很好的依據，意義非常重大。其實，物質文明的核心是“器物”，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制度”，精神文明的核心是“文化”。或者換句話說，物質文明的核心是先進的生產力，精神文明的核心是先進的文化，政治文明的核心就應該是先進的制度，或者說是先進的政治制度。“三個代表”要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必須要有一個好的制度上的保證。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政治文明的核心就在於先進的制度，尤其是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可以說，政治文明建設將是中國未來很重要的發展方向。
這部連續劇還給我們很多啟示：如雖然改革較之革命更溫和，但改革也是要流血的。維新變法中，譚嗣同等六君子為了改革中國的制度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付出了鮮血。清末的“新政”也是很不容易的，既得利益者劇烈反彈，幾百個京官、上萬個外地官員向慈禧太后請願要殺袁世凱。
這部電視劇還有一個重要啟示，就是改革還必須及時，如果不及時就會出大亂子。清末的改革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我把它概括為“遲到一步的改革”。不是晚清政府沒有進行政治改革，但總是改得不及時，滯後了一步。因為改得不及時，所以總不能產生好的效果。
當然，歷史是不可以假設的，但是，馬克思說過，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我們進行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就必須以史為鑒，吸取中外歷史上———不僅是晚清政府———的經驗教訓，抓住時機，及時改革。只有這樣，才能夠為政治文明建設開闢更為堅實的道路。（作者系著名政治學者，上海交通大學博士生導師）
按：這個作者胡偉的一本著作「政府過程」，也是我學科考的指定書籍之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