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06-22 00:04:11包淳亮
蘇聯權力繼承史對中共研究的啟示
出處：共黨問題研究，民國90年6月。
一、前言
在一黨政治的國家，似乎「沒有一套預先確立最高領袖執政期限的規定。既缺乏一套涉及職位任期的規定，提供每一名執政者那些相似的權責、權力和影響力，也沒有前例可循作為在位者讓與權力的標準」。 對於共產政權來說，由於所謂的「集體領導」的要求，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似乎就是最高領導集體，無論其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或者其他的名稱。然而，似乎共黨國家又都確實有一個「個人」，擔任最高領導人的職位。在中國，先後有毛澤東、華國鋒、鄧小平、江澤民，在或長或短的時期，是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而在蘇聯，則先後有列寧、史達林、馬林可夫、賀魯曉夫、布里茲涅夫（L. I. Brezhnev）、安德洛波夫、契爾年科、戈巴契夫等人擔任最高領導人。
筆者曾以「江核心的建立」一文，試圖建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領導人的轉變的結構。 但這種結構是否有趨於穩定的可能，在歷史上毋寧需要更多的佐證。而蘇聯既是歷史上最久的共黨政權，權力繼承、權位演化的經驗亦最為豐富；何況蘇維埃制民主政治作為一種母型，後來的共黨國家體制，包括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會議制，原羅馬尼亞的大國民會議制等的精神和原則，都是衍生自蘇聯的體制，政治型態也大致相若； 因此，蘇聯的權力繼承，無疑可以做為我們深入探究中共權力繼承時的參照對象。
然而，由於戈巴契夫造成的政治大震盪，使得共黨研究界專注於「開放」、「重建」之類轉型策略之中，對蘇聯體制的晚期型態較為忽略。似乎提到蘇聯的權力繼承，還是這一些學者曾經歸納出的規律，包括：
第一、 史達林死後的蘇聯繼承時期，其過程歷時甚久，一般長達七年時間；
第二、 雖然我們無法確切瞭解，這兩個繼承時期的轉捩點在什麼時候，但我們可以意識到，每一個繼承時期都包含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為時大約四年，其特徵是各種敵對政策的雜相併陳，權力鬥爭和政策歧見也相互糾纏；第二個階段為期三年，其特徵是新的共黨領袖脫穎而出，其對內進行結構的廣泛改組和預算的重新分配，對外則主動增進與美國的和諧關係。
第三、 繼承的型態。證明了所謂「後史達林共識」（post-Stalin consensus）的說法，繼續具有重要的價值。
然而，此種規律，其實並未將1977年之後蘇聯較為穩定的權力分配明晰的闡述出來。本文將藉由歷史，說明倍遭忽略的「1977年」的「雙元領導模式」，是蘇聯權力繼承演化的最終型態，而「雙元領導」型態不僅是共黨國家的一種常見型態，且也極可能是中國大陸民主化改革之前的穩定型。為更進一步認識此種權力繼承形式的變化，我們必須回顧蘇聯權力繼承的歷史。
二、蘇聯的權力繼承史
基本上，蘇聯最高蘇維埃為蘇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蘇聯最高主席團，是蘇聯最高蘇維埃休會期間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則為蘇聯國家權力最高執行與管理機關，相當于總理一職。 軍事的領導則由政治局內部的「國防會議」為決策機關。 在列寧生前，其並非以掌握各個職位來進行統治，而是依靠其個人的聲望，影響、命令各個重要職位的負責人。在其死後，史達林控制了中央委員會書記處，季諾維也夫控制了列寧格勒黨委以及共產國際，卡米涅夫控制了莫斯科，而托洛斯基則控制了軍事委員會。 但經過長期的鬥爭，史達林最終掌握了大權，並在以總書記身份掌權18年之後，於1941年成為部長會議主席。
就如同列寧死後群龍無首，產生了激烈的權力鬥爭，史達林死後，也發生了一場串的權力鬥爭。1953年3月5日史達林死後，其職位被眾人分擔；其中馬林可夫在最初曾擔任了總理與第一書記的職位； 但馬林可夫這種權力獨大的狀況到半個月的時間，即在1953年3月中旬的中央委員會常會中的眾人壓力下，「自願」辭去了中央委員會書記的責任，同時並在中央形成了由五人組成的書記處；其中馬林可夫擔任總理、賀魯雪夫擔任第一書記，而貝利亞掌握了內部武力與安全首長的職位。 1955年2月，馬林可夫被赫魯雪夫鬥倒，辭去了部長會議主席的職位，由布加寧接替。當時新上任的國防部長朱可夫元帥，對於軍隊仍有極大的影響力；但到了1957年，朱可夫也被整肅； 於是，經過一段時間的鬥爭，賀魯雪夫在1958年3月27日，在擔任黨的領導人五年之後，也成為總理了。
但此種權力集於一身的情況，並未能使赫魯雪夫的權位不受挑戰。由於種種施政上的問題，1964年10月14日，反赫魯雪夫集團迫使赫魯雪夫下台，開始了一段時間的「三頭集體領導時期」。 在當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中，為保障集體領導的繼續存在，並決議今後黨的總書記與部長會議主席，不宜由同一人兼任。 雖然如此，並不代表蘇聯就此免於權力鬥爭。到了1977年5月24日，布里茲涅夫迫使波哥尼（A. P. Podgorney）辭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一職，尤其接任該職位，從而結束了十二年的三頭馬車的集體領導形式。 在這之後雖然布里茲涅夫權力獨大，但之後並未爭取行政首長的「部長會議主席」一職。
1982年底布里茲涅夫去世之後，安德洛波夫接任了布里茲涅夫的總書記一職，並在隨後接任了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以及國防會議主席的職務。 到了1984年安德洛波夫去世，接替他的契爾年科，也接任總書記與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職務。 1985年契爾年科去世，接任的戈巴契夫，也一樣接任了總書記與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職務。
由上述蘇聯權力交替的歷史觀之，可以發現，雖然從1941年開始，史達林開啟了總書記兼任國防委員會主席與總理的模式，並且赫魯雪夫也沿襲了此一先例，使兩人都成為「政黨軍合一」的最高領導人；但從布里茲涅夫開始，蘇聯總書記不再兼任政府首腦，而是兼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和國防委員會主席。 於是由此刻開始，蘇聯形成了國家名義的最高領導人與黨的最高領導人的重合，加上負責行政的部長會議主席，形成了國家領導人與政府領導人的「雙元領導模式」。
三、共黨國家的雙元領導體制
由蘇聯的領導人繼承的歷史可以發現，儘管「蘇聯原先的制度設計是以國會為橡皮圖章，一切聽命於共產黨，因此不論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主席，或是國家主席，都不是具有實權的職位」；「真正的國家領導人是蘇共的總書記，和政治局的成員」；「蘇聯政府是以部長會議主席（總理）為首腦，這是一個實際掌控行政權力的職位」， 但由於自1977年布里茲涅夫擔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之後，國家名義最高領導人與總書記一職，一直由同一人所兼任，而與此同時，實際掌控行政權力的部長會議主席，則由他人出任，因此已經顯示出一種雙重首長的實質；而非僅如學者所指出的，「戈巴契夫建立了實權總統制之後，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並沒有更動。因此在蘇聯的最後兩年，總統與總理成為最有權力的兩個職位，這就埋下了日後俄羅斯聯邦採行雙首長制（半總統制）的根源」， 我們反而可以說，雙首長制，早從1977年開始即成為蘇聯體制中的常態，而只是到1990年戈巴契夫正式以總統之名成為實權總統，才將半總統制的長期實踐給予明確的法律上定義。
總之，蘇聯的黨國體制，到了布里茲涅夫時期，其權力繼承已有規矩可循；不僅黨國體制的權力繼承，已逐漸具有妥協性、可預測性與制度化等特徵，且逐步形成了雙元領導體制。參考蘇聯的歷史，我們似乎可以進一步假定，共黨國家產生後，經過一段時間，權力繼承時的職務分配，將具有很大的穩定性；而從蘇聯來看，此種穩定性是立足在握有名義國家領導人身份的黨、軍領導人為「核心領導」的「雙元領導」的模式中。
事實上，不僅前蘇聯，許多共黨國家的體制，都是一種的「雙元領導」的體制。所謂的「雙元領導體制」，其實至少包括了「傳統君主國」中的國王與首相、「共產國家體制」中的黨的領導人與行政首長、以及「半總統制」的總統和總理等三種形式。布隆德（Jean Blondel）曾指出，在共黨體制國家，雙元領導其實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實行雙元領導的共黨國家包括了北韓、越南、阿爾巴尼亞等等。許多共黨國家，從1950、乃至於1960年代開始，即是雙元領導，這幾乎是一種規則。 這種一黨政治中的規則是這樣的：實權總統藉由掌握軍權與黨權，成為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而國內政治的推動，則交由要向國會負責的「內閣首相」負責。此種分權方式，正是前蘇聯在1977年，以及中國大陸在1993年以後的寫照。
四、走向雙元領導體制的中共
回到中共的現實，本文認為，鄧後的中共政治發展格局，似乎也將過渡到一個朝理性化發展的制度化階段。 由是，則中共領導人的職務分配，似乎也將趨於穩定；其趨於穩定的「模式」，也將如同蘇聯一般，名義的國家領導人，藉由掌握黨、軍領導人身份，而同時成為國家最高的領導人。因此在中共已經廢止了領導人職務終身制的前提下，蘇聯領導權力繼承的歷史，其實能進一步佐證筆者之前對於中共權力繼承的研究，即認為在體制的要求下，江澤民應該會在十六大全面退休。 而下一任接班人，在體制的要求下，也將同時接任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以及總書記之職。
進一步言，在沒有體制上的疑義的情況下，中共在九十年代出現了一個實權總統；但這個實權總統並沒有使中國大陸成為總統制的國家。這不僅是由於中共是一個由共產黨的「政治局」領導一切的國家，更是由於「內閣」，即「國務院」，才是憲法中的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而在日常政治運作中，與「內閣」相對的國會，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正負擔監督之責。因此只看國務院向人大負責的層面，可以認為中共體制類似於西方的議會制（內閣制），但若將江澤民實權總統的地位考慮進來，則當前中共的權力分配樣態與西方的「半總統制」更為類似。因此一旦中共修憲，將「現狀」在憲法上進一步加以確立，則中共的憲政結構，也就將進一步向半總統制靠攏。
註釋：
1. Seweryn Eialer, Stalin's Successors: Leadership,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65-66. 轉引自：趙春山，蘇聯領導權力的轉移--從列寧到戈巴契夫（台北：桂冠，1990），頁6。
2. 參：包淳亮，「江核心的建立-職務分配模式的觀點」，中國事務（台北），2000年第1期，頁92-108。
3. 王滬寧，民主政治（香港：三聯書店，1993年），頁20。
4. George W. Breslauer, "Political Succession and the Soviet Policy Agenda," Problems and Communism, May-June 1980, pp. 34-36. 轉引自：趙春山，前揭書，頁8。
5. 另有研究也認為蘇聯的黨國體制，到了布里茲涅夫時期，其權力繼承已有規矩可循。黨國體制的權力繼承，已逐漸具有妥協性、可預測性與制度化等特徵。參：張佑之，蘇聯領導人的權力轉移（台北：政治大學東亞所碩士論文，1974年6月），頁70-71。
6. 畢英賢編，蘇聯（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9年），頁220、232、236。
7. 畢英賢編，前揭書，頁496。葉自成，俄羅斯政府與政治（台北：揚智文化，1997年），頁76。筆者在此必須提請讀者注意，蘇聯的黨的領導人如何實踐以黨領軍，在實務上直到蘇聯崩潰前，外界的認識極為有限。類似於中共「中央軍委」的「國防委員會」的成員，長期未為外界所悉。此處所引的葉自成一書，是在蘇聯解體後所出著作，因而肯定了此種總書記兼任國防委員會主席的慣例。
8. 畢英賢，前揭書，頁190。
9. 趙先運譯，俄共簡史（台北：政供幹部學校，1965年），頁290。
10. 趙先運譯，前揭書，頁270。
11. 趙先運譯，前揭書，頁272-273。
12. 畢英賢編，前揭書，頁92-93。
13. 畢英賢編，前揭書，頁93。趙先運譯，前揭書，頁290。
14. 關素卿，蘇俄黨政演變之評析（下）（台北：黎明文化，1983年），頁327。
15. 畢英賢編，前揭書，頁197。
16. 畢英賢編，前揭書，頁198。關素卿，前揭書，頁328-330。
17. 畢英賢編，前揭書，頁198。
18. 畢英賢編，前揭書，頁223。
19. 畢英賢編，前揭書，頁223、232。
20. 葉自成，前揭書，頁76。
21. 吳玉山，俄羅斯轉型1992-1999（台北：五南，2000年），頁68。
22. 吳玉山，前揭書，頁68。
23. Jean Blondel, "Dual Leadership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 Arend Lijphart ed., Parliamentary versus Presidential Gover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64.
24. 參：郭錫碬，「『江核心』權力結構面臨挑戰」，共黨問題研究（台北），第23卷第2期，1997年2月，頁4。但郭文雖提出此種理論基礎，卻缺乏貫徹此種論點的闡述，而執著於權力鬥爭的種種曖昧過程。
25. 參：包淳亮，「江澤民在十六大全面退休的可能與挑戰」，共黨問題研究（台北），第二十六卷第十期，2000年10月，頁91-95。
26. 此種觀點在筆者前「江澤民在十六大全面退休的可能與挑戰」文提出時尚未被外界接受，但2000年年底以來已經有一些相關報導可以印證此種論點。例如余毓賢（「中共新世紀投十年三件大事」，廣角鏡（香港），2000年12月，頁10-13。）文章認為：「有評論界人士提到，江澤民有黨政軍三大最高職銜，迄今只提黨政安排，軍權則從來未言及，可能會保留軍委主席職務，此說是對江體制多年的交班部署缺乏瞭解。應該看到，只要十六大完成向胡錦濤第四代體制的交班，根據『黨指揮槍』的原則，胡錦濤必定會兼任軍委主席…」。另外2001年1月江澤民在接待外賓時的說詞也正面印證了此種看法，見：「以退為進？江澤民暗示明年一定退休；在十六大退休的計畫並未改變，與外界研判其將繼續擔任軍委主席的動作有出入」，勁報（台北），2001年1月30日，第4版。
一、前言
在一黨政治的國家，似乎「沒有一套預先確立最高領袖執政期限的規定。既缺乏一套涉及職位任期的規定，提供每一名執政者那些相似的權責、權力和影響力，也沒有前例可循作為在位者讓與權力的標準」。 對於共產政權來說，由於所謂的「集體領導」的要求，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似乎就是最高領導集體，無論其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或者其他的名稱。然而，似乎共黨國家又都確實有一個「個人」，擔任最高領導人的職位。在中國，先後有毛澤東、華國鋒、鄧小平、江澤民，在或長或短的時期，是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而在蘇聯，則先後有列寧、史達林、馬林可夫、賀魯曉夫、布里茲涅夫（L. I. Brezhnev）、安德洛波夫、契爾年科、戈巴契夫等人擔任最高領導人。
筆者曾以「江核心的建立」一文，試圖建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領導人的轉變的結構。 但這種結構是否有趨於穩定的可能，在歷史上毋寧需要更多的佐證。而蘇聯既是歷史上最久的共黨政權，權力繼承、權位演化的經驗亦最為豐富；何況蘇維埃制民主政治作為一種母型，後來的共黨國家體制，包括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會議制，原羅馬尼亞的大國民會議制等的精神和原則，都是衍生自蘇聯的體制，政治型態也大致相若； 因此，蘇聯的權力繼承，無疑可以做為我們深入探究中共權力繼承時的參照對象。
然而，由於戈巴契夫造成的政治大震盪，使得共黨研究界專注於「開放」、「重建」之類轉型策略之中，對蘇聯體制的晚期型態較為忽略。似乎提到蘇聯的權力繼承，還是這一些學者曾經歸納出的規律，包括：
第一、 史達林死後的蘇聯繼承時期，其過程歷時甚久，一般長達七年時間；
第二、 雖然我們無法確切瞭解，這兩個繼承時期的轉捩點在什麼時候，但我們可以意識到，每一個繼承時期都包含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為時大約四年，其特徵是各種敵對政策的雜相併陳，權力鬥爭和政策歧見也相互糾纏；第二個階段為期三年，其特徵是新的共黨領袖脫穎而出，其對內進行結構的廣泛改組和預算的重新分配，對外則主動增進與美國的和諧關係。
第三、 繼承的型態。證明了所謂「後史達林共識」（post-Stalin consensus）的說法，繼續具有重要的價值。
然而，此種規律，其實並未將1977年之後蘇聯較為穩定的權力分配明晰的闡述出來。本文將藉由歷史，說明倍遭忽略的「1977年」的「雙元領導模式」，是蘇聯權力繼承演化的最終型態，而「雙元領導」型態不僅是共黨國家的一種常見型態，且也極可能是中國大陸民主化改革之前的穩定型。為更進一步認識此種權力繼承形式的變化，我們必須回顧蘇聯權力繼承的歷史。
二、蘇聯的權力繼承史
基本上，蘇聯最高蘇維埃為蘇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蘇聯最高主席團，是蘇聯最高蘇維埃休會期間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則為蘇聯國家權力最高執行與管理機關，相當于總理一職。 軍事的領導則由政治局內部的「國防會議」為決策機關。 在列寧生前，其並非以掌握各個職位來進行統治，而是依靠其個人的聲望，影響、命令各個重要職位的負責人。在其死後，史達林控制了中央委員會書記處，季諾維也夫控制了列寧格勒黨委以及共產國際，卡米涅夫控制了莫斯科，而托洛斯基則控制了軍事委員會。 但經過長期的鬥爭，史達林最終掌握了大權，並在以總書記身份掌權18年之後，於1941年成為部長會議主席。
就如同列寧死後群龍無首，產生了激烈的權力鬥爭，史達林死後，也發生了一場串的權力鬥爭。1953年3月5日史達林死後，其職位被眾人分擔；其中馬林可夫在最初曾擔任了總理與第一書記的職位； 但馬林可夫這種權力獨大的狀況到半個月的時間，即在1953年3月中旬的中央委員會常會中的眾人壓力下，「自願」辭去了中央委員會書記的責任，同時並在中央形成了由五人組成的書記處；其中馬林可夫擔任總理、賀魯雪夫擔任第一書記，而貝利亞掌握了內部武力與安全首長的職位。 1955年2月，馬林可夫被赫魯雪夫鬥倒，辭去了部長會議主席的職位，由布加寧接替。當時新上任的國防部長朱可夫元帥，對於軍隊仍有極大的影響力；但到了1957年，朱可夫也被整肅； 於是，經過一段時間的鬥爭，賀魯雪夫在1958年3月27日，在擔任黨的領導人五年之後，也成為總理了。
但此種權力集於一身的情況，並未能使赫魯雪夫的權位不受挑戰。由於種種施政上的問題，1964年10月14日，反赫魯雪夫集團迫使赫魯雪夫下台，開始了一段時間的「三頭集體領導時期」。 在當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中，為保障集體領導的繼續存在，並決議今後黨的總書記與部長會議主席，不宜由同一人兼任。 雖然如此，並不代表蘇聯就此免於權力鬥爭。到了1977年5月24日，布里茲涅夫迫使波哥尼（A. P. Podgorney）辭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一職，尤其接任該職位，從而結束了十二年的三頭馬車的集體領導形式。 在這之後雖然布里茲涅夫權力獨大，但之後並未爭取行政首長的「部長會議主席」一職。
1982年底布里茲涅夫去世之後，安德洛波夫接任了布里茲涅夫的總書記一職，並在隨後接任了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以及國防會議主席的職務。 到了1984年安德洛波夫去世，接替他的契爾年科，也接任總書記與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職務。 1985年契爾年科去世，接任的戈巴契夫，也一樣接任了總書記與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職務。
由上述蘇聯權力交替的歷史觀之，可以發現，雖然從1941年開始，史達林開啟了總書記兼任國防委員會主席與總理的模式，並且赫魯雪夫也沿襲了此一先例，使兩人都成為「政黨軍合一」的最高領導人；但從布里茲涅夫開始，蘇聯總書記不再兼任政府首腦，而是兼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和國防委員會主席。 於是由此刻開始，蘇聯形成了國家名義的最高領導人與黨的最高領導人的重合，加上負責行政的部長會議主席，形成了國家領導人與政府領導人的「雙元領導模式」。
三、共黨國家的雙元領導體制
由蘇聯的領導人繼承的歷史可以發現，儘管「蘇聯原先的制度設計是以國會為橡皮圖章，一切聽命於共產黨，因此不論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主席，或是國家主席，都不是具有實權的職位」；「真正的國家領導人是蘇共的總書記，和政治局的成員」；「蘇聯政府是以部長會議主席（總理）為首腦，這是一個實際掌控行政權力的職位」， 但由於自1977年布里茲涅夫擔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之後，國家名義最高領導人與總書記一職，一直由同一人所兼任，而與此同時，實際掌控行政權力的部長會議主席，則由他人出任，因此已經顯示出一種雙重首長的實質；而非僅如學者所指出的，「戈巴契夫建立了實權總統制之後，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並沒有更動。因此在蘇聯的最後兩年，總統與總理成為最有權力的兩個職位，這就埋下了日後俄羅斯聯邦採行雙首長制（半總統制）的根源」， 我們反而可以說，雙首長制，早從1977年開始即成為蘇聯體制中的常態，而只是到1990年戈巴契夫正式以總統之名成為實權總統，才將半總統制的長期實踐給予明確的法律上定義。
總之，蘇聯的黨國體制，到了布里茲涅夫時期，其權力繼承已有規矩可循；不僅黨國體制的權力繼承，已逐漸具有妥協性、可預測性與制度化等特徵，且逐步形成了雙元領導體制。參考蘇聯的歷史，我們似乎可以進一步假定，共黨國家產生後，經過一段時間，權力繼承時的職務分配，將具有很大的穩定性；而從蘇聯來看，此種穩定性是立足在握有名義國家領導人身份的黨、軍領導人為「核心領導」的「雙元領導」的模式中。
事實上，不僅前蘇聯，許多共黨國家的體制，都是一種的「雙元領導」的體制。所謂的「雙元領導體制」，其實至少包括了「傳統君主國」中的國王與首相、「共產國家體制」中的黨的領導人與行政首長、以及「半總統制」的總統和總理等三種形式。布隆德（Jean Blondel）曾指出，在共黨體制國家，雙元領導其實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實行雙元領導的共黨國家包括了北韓、越南、阿爾巴尼亞等等。許多共黨國家，從1950、乃至於1960年代開始，即是雙元領導，這幾乎是一種規則。 這種一黨政治中的規則是這樣的：實權總統藉由掌握軍權與黨權，成為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而國內政治的推動，則交由要向國會負責的「內閣首相」負責。此種分權方式，正是前蘇聯在1977年，以及中國大陸在1993年以後的寫照。
四、走向雙元領導體制的中共
回到中共的現實，本文認為，鄧後的中共政治發展格局，似乎也將過渡到一個朝理性化發展的制度化階段。 由是，則中共領導人的職務分配，似乎也將趨於穩定；其趨於穩定的「模式」，也將如同蘇聯一般，名義的國家領導人，藉由掌握黨、軍領導人身份，而同時成為國家最高的領導人。因此在中共已經廢止了領導人職務終身制的前提下，蘇聯領導權力繼承的歷史，其實能進一步佐證筆者之前對於中共權力繼承的研究，即認為在體制的要求下，江澤民應該會在十六大全面退休。 而下一任接班人，在體制的要求下，也將同時接任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以及總書記之職。
進一步言，在沒有體制上的疑義的情況下，中共在九十年代出現了一個實權總統；但這個實權總統並沒有使中國大陸成為總統制的國家。這不僅是由於中共是一個由共產黨的「政治局」領導一切的國家，更是由於「內閣」，即「國務院」，才是憲法中的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而在日常政治運作中，與「內閣」相對的國會，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正負擔監督之責。因此只看國務院向人大負責的層面，可以認為中共體制類似於西方的議會制（內閣制），但若將江澤民實權總統的地位考慮進來，則當前中共的權力分配樣態與西方的「半總統制」更為類似。因此一旦中共修憲，將「現狀」在憲法上進一步加以確立，則中共的憲政結構，也就將進一步向半總統制靠攏。
註釋：
1. Seweryn Eialer, Stalin's Successors: Leadership,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65-66. 轉引自：趙春山，蘇聯領導權力的轉移--從列寧到戈巴契夫（台北：桂冠，1990），頁6。
2. 參：包淳亮，「江核心的建立-職務分配模式的觀點」，中國事務（台北），2000年第1期，頁92-108。
3. 王滬寧，民主政治（香港：三聯書店，1993年），頁20。
4. George W. Breslauer, "Political Succession and the Soviet Policy Agenda," Problems and Communism, May-June 1980, pp. 34-36. 轉引自：趙春山，前揭書，頁8。
5. 另有研究也認為蘇聯的黨國體制，到了布里茲涅夫時期，其權力繼承已有規矩可循。黨國體制的權力繼承，已逐漸具有妥協性、可預測性與制度化等特徵。參：張佑之，蘇聯領導人的權力轉移（台北：政治大學東亞所碩士論文，1974年6月），頁70-71。
6. 畢英賢編，蘇聯（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9年），頁220、232、236。
7. 畢英賢編，前揭書，頁496。葉自成，俄羅斯政府與政治（台北：揚智文化，1997年），頁76。筆者在此必須提請讀者注意，蘇聯的黨的領導人如何實踐以黨領軍，在實務上直到蘇聯崩潰前，外界的認識極為有限。類似於中共「中央軍委」的「國防委員會」的成員，長期未為外界所悉。此處所引的葉自成一書，是在蘇聯解體後所出著作，因而肯定了此種總書記兼任國防委員會主席的慣例。
8. 畢英賢，前揭書，頁190。
9. 趙先運譯，俄共簡史（台北：政供幹部學校，1965年），頁290。
10. 趙先運譯，前揭書，頁270。
11. 趙先運譯，前揭書，頁272-273。
12. 畢英賢編，前揭書，頁92-93。
13. 畢英賢編，前揭書，頁93。趙先運譯，前揭書，頁290。
14. 關素卿，蘇俄黨政演變之評析（下）（台北：黎明文化，1983年），頁327。
15. 畢英賢編，前揭書，頁197。
16. 畢英賢編，前揭書，頁198。關素卿，前揭書，頁328-330。
17. 畢英賢編，前揭書，頁198。
18. 畢英賢編，前揭書，頁223。
19. 畢英賢編，前揭書，頁223、232。
20. 葉自成，前揭書，頁76。
21. 吳玉山，俄羅斯轉型1992-1999（台北：五南，2000年），頁68。
22. 吳玉山，前揭書，頁68。
23. Jean Blondel, "Dual Leadership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 Arend Lijphart ed., Parliamentary versus Presidential Gover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64.
24. 參：郭錫碬，「『江核心』權力結構面臨挑戰」，共黨問題研究（台北），第23卷第2期，1997年2月，頁4。但郭文雖提出此種理論基礎，卻缺乏貫徹此種論點的闡述，而執著於權力鬥爭的種種曖昧過程。
25. 參：包淳亮，「江澤民在十六大全面退休的可能與挑戰」，共黨問題研究（台北），第二十六卷第十期，2000年10月，頁91-95。
26. 此種觀點在筆者前「江澤民在十六大全面退休的可能與挑戰」文提出時尚未被外界接受，但2000年年底以來已經有一些相關報導可以印證此種論點。例如余毓賢（「中共新世紀投十年三件大事」，廣角鏡（香港），2000年12月，頁10-13。）文章認為：「有評論界人士提到，江澤民有黨政軍三大最高職銜，迄今只提黨政安排，軍權則從來未言及，可能會保留軍委主席職務，此說是對江體制多年的交班部署缺乏瞭解。應該看到，只要十六大完成向胡錦濤第四代體制的交班，根據『黨指揮槍』的原則，胡錦濤必定會兼任軍委主席…」。另外2001年1月江澤民在接待外賓時的說詞也正面印證了此種看法，見：「以退為進？江澤民暗示明年一定退休；在十六大退休的計畫並未改變，與外界研判其將繼續擔任軍委主席的動作有出入」，勁報（台北），2001年1月30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