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三角洲包括江蘇、上海、浙江三省市鄰長江與杭州灣的15個城市，土地面積9萬9700平方公里，人口7447萬人，1998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為1萬2723億元人民幣，分別占中國大陸的1%、6.2%和16%，區域內的人均GDP已超過2000美元，為中國大陸平均的2.7倍。按照中國大陸官學界的經濟增長目標，到2005年，此一區域的GDP將達到2萬5000億元人民幣（3250億美元），略多于台灣2000年時的水平﹔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2015年GDP將達到5萬億元人民幣（6500億美元），超過台灣同期水平，人均GDP將達到8000美元。在此過程中，7400萬既有人口中的60%將城市化，同時將新增外地常住人口2000萬，使城市總人口增至6000萬以上。在這15年中，并將建設三角洲地區的高速公路與高速鐵路網，使三角洲主要城市之間的高速公路行車時間在四小時之內，從上海到各主要城市的行車時間將在三小時之內。

　　這樣一個被公開的區域經濟發展目標，其可行性，或者預測的准確度，也許都未必精確。尤其在中美關系緊張的情況下，中國大陸的經濟是否將會受到影響，也不免為人所懷疑。然而國際環境的因素姑且不論，從過去20年的經驗來看，學者官員提出的長江三角洲的上述目標雖然有挑戰性，但也可能提前達成。

　　從好的角度來說，這意味著中國大陸將會有一塊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區域，成為“模范區”，有益于進一步改革與發展。從壞的角度來說，區域間的差異極大，且短期內沒有縮小的趨勢，或將不利于穩定。

　　此一強勢的區域經濟的興起，必然給周邊區域經濟帶來很大的壓力。更且，這個壓力乃是全方位的，既包括了產業部門與經濟表現，例如GDP與產業規模的大小，以及與此相關的聚集經濟效應的大小，產業的多樣性，更多的研究機構與技朮資源，乃至于人力資源方面的技朮人才的多寡良莠等﹔同時也包括了社區的生活環境，居住品質等人文環境的優劣之爭，而這又加強了人才良莠的優劣之爭，并可能升高為區域間的文化與認同之爭，特別是對已經產生一定自我意識的香港與台灣，所可能帶來的沖擊，值得進一步關注。


不易形成深化的分工


　　就經濟規模來說，以香港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人口雖亦多達4000萬人，且人均GDP與長江三角洲相差不大，但香港與珠江三角洲在貨物與人力流動上的聯系，遠不如上海與長江三角洲各地的聯系，因此香港與中國大陸不易形成更深化的產業分工。

　　就台灣來說，雖然台商大舉西進，但投資地域分散，未能形成可靠的台商聚居地﹔且由于兩岸的對立狀態尚未解決，兩岸尚未正式直接通航，加上對中國大陸居民采取歧視性的簽証措施，以及資本的管制，都使貨物、人力與資本的流動更加困難，這也更使台灣成為規模更小的區域經濟。

　　反觀長江三角洲，不僅在人口與土地規模上遠大于港台，按照前文估計，顯然其經濟規模亦將在可預見的將來趕上港、台。此外，由于上海是中國的經濟中心，因此它不只以長江三角洲為其經濟腹地，且也是整個中國大陸的產業與人才高地﹔長江三角洲與大陸其他地方的分工，相對于香港與台灣之于大陸的國際分工，可能更為緊密。

　　大陸的“諸侯經濟”，在經濟的快速發展與行政體制的改革下正逐漸式微，中國經濟的一體化發展，使此種景象更為明顯。由于前述的經濟規模效應，因此長江三角洲的發展，就可能使區域外的其他經濟圈，在競爭時處于不利的地位。

　　更值得注意的，是長江三角洲不僅在規模上可能將凌駕港台之上，其居住環境、人文品質，更不容小覷。“住在蘇、杭”早有盛名，而一百多年來的上海迷人風情，也讓人充滿想像。這樣的“情調”本來就有利于吸引人才，加上長江三角洲各地的官員素質較佳，對于區域與都市計划都有所著墨，使社區環境的硬體亦有提高。


教育程度最高


　　此外在人力資本上，此一區域一向是中國教育程度最高的地方﹔上海市的高等教育固不待言，江蘇省的大學毛入學率也已達到同年齡人口的15%，提供了大量的高等教育后備軍。當前中國國務院29個部委領導人中，有九個來自此一區域，比例是其他省分的三倍以上，這不只顯示此地的人力素質，也說明此區域政治支持較強。再加上中國各地往長江三角洲集中的人才，都使此一地區成為全中國的人才高地，因而更有利于吸引企業進駐。

　　相對來說，香港的語言文化與過度擁擠的環境，加上前述的人力流動障礙，對于吸引高階人力居住則較為不利。至于台灣，雖然逐漸發展出精致的文化，且政治、社會氛圍寬松，因此使台北市榮膺英文《亞洲周刊》的最佳城市﹔但台灣對外來人力管制嚴格，人才后備力量有限，且都市景觀相對殘破，人文素養尚待深化，加上未能建構起社會的發展愿景，因此不僅在吸納人才時有其困難，同時在長江三角洲的興起過程中，許多台商反而可能向大陸遷徙，“落地生根”。最近台灣熱銷的《移民上海》等書，即顯示此種趨勢之一斑。

　　此一人文環境的挑戰，結合上述經濟規模的挑戰，將逐步削弱港台兩地經濟與文化精英的本土認同，從而使“中港台”經濟圈下的港台兩地，有逐漸在經濟與文化兩方面，都落居扈從地位的危險。然而危機就是轉機﹔長江三角洲興起帶來的區域間的良性競爭，對港台既有很大的壓力，同時也可能促成兩地生活環境的進一步提高，使港、台掌握機會的廠商發展為更大的跨國企業，乃至于使整個華人世界的文化更為多元丰富。何況香港與台灣所擁有的資本、技朮與行銷優勢，都仍遠優于長江三角洲，因此香港與台灣都仍有一些時間。

　　至于新加坡雖然距離中國較遠，因此不像香港與台灣面對直接且嚴峻的挑戰，但就長期來看，長江三角洲的區域優勢勢將逐步波及日本與東南亞各國，新加坡也不能例外。因為跨國企業的大中華，乃至于東亞區域總部只有一個，一旦選擇上海，就意味了台北、香港乃至于新加坡失去了一個機會。因此面對此種挑戰的准備不容許從容，相反的，必須要有急迫感。

　　為此，几種政策選擇勢將擺上當局的辦公桌，例如在經濟上，開放金融與產業領域以促成產業的合理分工，引進或促成本土或歐美區域總部落腳港台，提高人力素質使高科技產業能繼續留駐，輸入更多的中國大陸高等人力資源，提供更好的多語言教育環境等﹔在政治上，促成更寬松多元的政治社會環境，注意社區發展，滿足高階人力的參與需求﹔在都市與區域計划上，提供更好的硬體設施，并藉由行政人力素質的提升，維持較高的生活品質等。

　　香港與台灣兩地都有著一定的自我意識，不希望被中國大陸所同化，但與此同時，又必須面對上海，面對長江三角洲的競爭與合作。因此在維持自我與維持競爭力兩者之間，必須取得協調﹔一方面藉由更為自由的環境以回應東亞各國之間貿易互相依賴的現實，另方面必須使經商與生活環境都更為舒適，才能在長期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