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3-17 06:49:25包淳亮
轉載: 中國的狀況與挑戰
中國的狀況與挑戰
http://www.cc.org.cn/zhoukan/zhonguoyanjiu/0301/0303141008.htm
作者：劉海波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
1如何理解中國
對於理解當今中國的狀況而言，人們相當重視關於中國各方面的統計資料，特別是中國的GDP，近來對中國GDP統計真實性的爭論吸引了相當多的注意力。人們也重視在中國發生的可觀察到的事實和通過對這些事實的歸納得出的結論，因此大規模的社會調查以獲得第一手材料似乎是理解當今中國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誠然，上述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自有其意義。但是，宏觀經濟統計資料和對中國某些可觀察的事實的收集，對理解中國的狀況和預測其前景，並不足夠，特別是當我們的目的在於幫助人們解決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時。統計不能包括一切實在甚至可能忽略至關重要的實在。至少對中國這樣的超大範圍和相對封閉的政治經濟體而言，GDP統計不能和小範圍的高度開放的經濟體如新加坡具有同樣的意義。
用GDP來評價中國的成就，其意義是有限的。即使我們把GDP視為真實的經濟績效的重要表現，中國自1978年以來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這一事實可能僅僅證明了原來的制度是多麼糟糕，而不能推出以後也會如此的結論。
一種制度在短期內取得成就可能恰恰是導致長期衰敗的原因。前蘇聯計劃經濟體制在短期內取得的增長和工業化成就，表明的是這一體制致命的弱點，這一體制在長期內絕無可能出現持續良性發展的模式。
另外，對中國部分領域的成就如幾個大城市各項發展指標已同中等發達國家接軌，判斷要審慎。區域性地對任何一個分析單元都是真的這一事實，不能得出它可能世界性地對全部單元都是真的這一結論。無人否認澳門和拉斯維加斯是富裕的地方，但是絕不可能有全局性的澳門或拉斯維加斯經濟發展模式，這不過是死亡遊戲。
在對當今中國狀況的分析中，需要區分短期後果與長期後果，區域性的後果與全局性的後果。因此，對中國最基本制度以及此制度下社會秩序的一般性質的理性重構將成為我們理解中國重要的理論基礎。社會的整體秩序這樣高度抽象的觀念事實，不可被化約，必須被視為是其所是。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式的視角，哈耶克式的理論建構方法，是不可缺少的。
2中國的基本制度和其一般後果
上述理性重構的工作由於中國情勢的複雜性而非常困難。1949年後中國所建立的政治和經濟體制不具有蘇聯－東歐式極權政治和計劃經濟的典型性，這個因素再加上文化大革命這一事件，使得中國可能在不進行政權更迭的情況下其政治經濟發生較大的變化。對於理解中國而言，將政治和經濟領域截然區分尤其是不適當的。
早期的一些變革措施，如給私人一些經濟自主的空間，科舉制度的恢復，對社會全面控制的削弱，確實帶來了顯著的良好效果。傳統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也極大地削弱了。但是，中國現有的政治經濟結構不太可能取得長期的和全局性的成就。
A舊制度的複歸
當今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我們最好抽象為舊式的王朝體制即中央集權制的官僚帝國的複歸，同時帶有利用公共權力尋利的鬆散性寡頭政治特徵――即公共權力私人化。
在這樣的政治結構下，政府一方面在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和公共品方面是低效的，一方面卻仍然有強大的控制社會、資源轉移和創租的能力。地方沒有政治生活，沒有像樣的精神生活，全國的精英和資源聚集於少數幾個大城市，地方和農民子弟中的精英無一不在逃離他們的家鄉湧向少數幾個都市。都市的地位是由政治權力所創造和保障的。
我們必須注意到一些更複雜的但實質性相同的區域性後果與全局性後果的區別，這裏所針對的是一些人士在觀察了北京、深圳、上海之後對中國狀況所作的樂觀估計，我在這裏並不否認這些地方經濟水平的發達，但疑問的是就中國全局而言這種發展模式是否有效？
中國的政治體制已不具有對基層社會的強大動員能力，但卻壓制了公民社會的形成，較之托克維爾描述的法國，中國更是一個由原子化個人組成的私性社會。被寄予很大希望的村民委員會選舉，如果站在本文政體層次分析的角度看，對中國狀況的改變，不會有大的影響。中國傳統大帝國長期形成的統治經驗就是，理性的王朝不下鄉――即中央集權政府不直接統治鄉村。
B兩種經濟
在當今中國的體制下，出現了龐大的貨幣化尋租經濟，經濟結構的二元對立，實際上主要不是傳統的產業和現代的產業的對立，而是貨幣化的尋租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對立。但貨幣化的尋租也被誤認為市場經濟，似乎市場經濟的存在可以脫離適當的政治法律背景。
中國經濟中不那麼初級的部分，如金融、證券市場、房地產，變成了貨幣化的尋租經濟已是事實。是否能夠深層次得進入貨幣化的尋租經濟，是決定一個人貧富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一個人如果有幸在比較純粹的民營經濟領域獲得財富，一定會投資于政治，利用政治權力取得超額利潤。龐大的貨幣化尋租經濟是造成了今天中國不公平的貧富兩極分化，引起了嚴重的不滿，而且長期看是一種負和博弈。
C缺乏發現功能的制度或荒謬的正義
在中國權力缺乏有效的制約，但中國制度更隱蔽也更嚴重的缺點是缺乏發現的功能，制約保證不發生腐敗，但不能告訴人們做什麼事情。行政上的中央集權、立法上的集中統一（中國至今仍拒絕判例法），使得嚴格實施某些形式公平的規則帶來出乎意料的不良後果。
中國社會是等級森嚴的，但等級之間卻有可能是很高的流動性，不同階層並不因出身而凝固。中國有一種形式上接近公平的精英選拔體制，這是中國社會能夠在一定時期內保持穩定的重要原因。在中國出人頭地的機會很大程度上是由科舉式的正義來分配的，科舉式正義的思想和實踐彌漫於整個社會。
設想一種純粹的科舉式正義分配模式，分配的內容是官職和政府通過政治權力汲取和轉移的財富，分配的依據是形式公平的客觀標準。如以統計數字表現的政績進行官職提拔、以考試分數決定進入政府舉辦的最好大學（因此決定了一個人今後的前程）、以發表論文數量決定學術職位等級。
形式的公平不能掩藏這其中的資源的巨大耗費，以及獲取者行動的尋租性特徵。民族的精英將大量的精力用於不創造價值（最廣義的，不僅僅是物質財富）、對社會無益的活動中而取得財富和地位。首次宣佈科舉考試可能帶來萬眾歡騰的效果，但這不意味著在更遠的長期，科舉制度會有當初那些在短期內的良好效果。
這是不可擴展不可長久的模式，中國現行體制的精英吸納能力也是有限的，無論是歷史的經驗還是理論都可以說明這一點。中央集權制下對官員政績出於善意的要求，卻造成報表出官、數位出官、形象工程出官，這使得公共資源的使用被系統地扭曲，短期的效果帶來的是長期的代價。一個個人操守很清廉的官員也無法服務於公眾真實的福利。
中國基本制度的上述方面的缺陷實際還使對權力制約的設計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造成規則的合理性與嚴格實施之間的矛盾。社會生活經驗豐富的人告訴我，現有規則的嚴格實施不見得是好事。腐敗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國社會得以運行下去的潤滑劑。
3結論
不是從統計資料當中，而是對中國當今基本制度結構的重構和這些基本制度下的整體社會秩序的模式化預測中，我得出結論：中國當前的政治制度和該制度中出現的法律和行政措施，絕對不可能形成一個可長遠持續的，可全局擴展的，在抽象意義上的良好社會秩序。如果不能通過深思熟慮和選擇變革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那麼經濟危機與停滯、社會動亂、政治不穩定這些可見的後果就會不可避免地出現。
這裏作的不是精確的預言，而是附帶條件的模式化預測，模式化預測是我們理性限度內能獲得的非歷史決定論的預言，這樣工作的目的主要是為改變現實提供幫助。
當今中國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進行在政體層次或憲法層次的改革，這一改革的方向不應該是重複第三波民主的道路與簡單地擁抱權利宣言，也不僅僅是限制權力的腐敗，而是建立保證政治之審議性的權力機構配置、引入具有發現之功能的聯邦主義和普通法司法制度。
由於中國所面臨環境的嚴酷，其社會精神狀況對客觀正義之信奉的喪失和對建立在大社會抽象秩序之認識上的規則的不理解，改革前景不可樂觀。但是，悲觀和宿命論是無益的，我們只能為此作出艱巨的努力。
中國的政治選擇關係到中國能否出現一個自由和繁榮的社會，並成為文明世界的一個重要支柱，從而嚴重關係到世界的和平、安全與自由。中國政治改革的失敗尤其要被認為是全人類的不幸。
注釋：
本文系應某國外網站之約所寫，以英文在該網站發表。
《世紀中國》（http://www.cc.org.cn/） 上網日期 2003年03月14日
http://www.cc.org.cn/zhoukan/zhonguoyanjiu/0301/0303141008.htm
作者：劉海波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
1如何理解中國
對於理解當今中國的狀況而言，人們相當重視關於中國各方面的統計資料，特別是中國的GDP，近來對中國GDP統計真實性的爭論吸引了相當多的注意力。人們也重視在中國發生的可觀察到的事實和通過對這些事實的歸納得出的結論，因此大規模的社會調查以獲得第一手材料似乎是理解當今中國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誠然，上述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自有其意義。但是，宏觀經濟統計資料和對中國某些可觀察的事實的收集，對理解中國的狀況和預測其前景，並不足夠，特別是當我們的目的在於幫助人們解決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時。統計不能包括一切實在甚至可能忽略至關重要的實在。至少對中國這樣的超大範圍和相對封閉的政治經濟體而言，GDP統計不能和小範圍的高度開放的經濟體如新加坡具有同樣的意義。
用GDP來評價中國的成就，其意義是有限的。即使我們把GDP視為真實的經濟績效的重要表現，中國自1978年以來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這一事實可能僅僅證明了原來的制度是多麼糟糕，而不能推出以後也會如此的結論。
一種制度在短期內取得成就可能恰恰是導致長期衰敗的原因。前蘇聯計劃經濟體制在短期內取得的增長和工業化成就，表明的是這一體制致命的弱點，這一體制在長期內絕無可能出現持續良性發展的模式。
另外，對中國部分領域的成就如幾個大城市各項發展指標已同中等發達國家接軌，判斷要審慎。區域性地對任何一個分析單元都是真的這一事實，不能得出它可能世界性地對全部單元都是真的這一結論。無人否認澳門和拉斯維加斯是富裕的地方，但是絕不可能有全局性的澳門或拉斯維加斯經濟發展模式，這不過是死亡遊戲。
在對當今中國狀況的分析中，需要區分短期後果與長期後果，區域性的後果與全局性的後果。因此，對中國最基本制度以及此制度下社會秩序的一般性質的理性重構將成為我們理解中國重要的理論基礎。社會的整體秩序這樣高度抽象的觀念事實，不可被化約，必須被視為是其所是。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式的視角，哈耶克式的理論建構方法，是不可缺少的。
2中國的基本制度和其一般後果
上述理性重構的工作由於中國情勢的複雜性而非常困難。1949年後中國所建立的政治和經濟體制不具有蘇聯－東歐式極權政治和計劃經濟的典型性，這個因素再加上文化大革命這一事件，使得中國可能在不進行政權更迭的情況下其政治經濟發生較大的變化。對於理解中國而言，將政治和經濟領域截然區分尤其是不適當的。
早期的一些變革措施，如給私人一些經濟自主的空間，科舉制度的恢復，對社會全面控制的削弱，確實帶來了顯著的良好效果。傳統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也極大地削弱了。但是，中國現有的政治經濟結構不太可能取得長期的和全局性的成就。
A舊制度的複歸
當今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我們最好抽象為舊式的王朝體制即中央集權制的官僚帝國的複歸，同時帶有利用公共權力尋利的鬆散性寡頭政治特徵――即公共權力私人化。
在這樣的政治結構下，政府一方面在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和公共品方面是低效的，一方面卻仍然有強大的控制社會、資源轉移和創租的能力。地方沒有政治生活，沒有像樣的精神生活，全國的精英和資源聚集於少數幾個大城市，地方和農民子弟中的精英無一不在逃離他們的家鄉湧向少數幾個都市。都市的地位是由政治權力所創造和保障的。
我們必須注意到一些更複雜的但實質性相同的區域性後果與全局性後果的區別，這裏所針對的是一些人士在觀察了北京、深圳、上海之後對中國狀況所作的樂觀估計，我在這裏並不否認這些地方經濟水平的發達，但疑問的是就中國全局而言這種發展模式是否有效？
中國的政治體制已不具有對基層社會的強大動員能力，但卻壓制了公民社會的形成，較之托克維爾描述的法國，中國更是一個由原子化個人組成的私性社會。被寄予很大希望的村民委員會選舉，如果站在本文政體層次分析的角度看，對中國狀況的改變，不會有大的影響。中國傳統大帝國長期形成的統治經驗就是，理性的王朝不下鄉――即中央集權政府不直接統治鄉村。
B兩種經濟
在當今中國的體制下，出現了龐大的貨幣化尋租經濟，經濟結構的二元對立，實際上主要不是傳統的產業和現代的產業的對立，而是貨幣化的尋租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對立。但貨幣化的尋租也被誤認為市場經濟，似乎市場經濟的存在可以脫離適當的政治法律背景。
中國經濟中不那麼初級的部分，如金融、證券市場、房地產，變成了貨幣化的尋租經濟已是事實。是否能夠深層次得進入貨幣化的尋租經濟，是決定一個人貧富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一個人如果有幸在比較純粹的民營經濟領域獲得財富，一定會投資于政治，利用政治權力取得超額利潤。龐大的貨幣化尋租經濟是造成了今天中國不公平的貧富兩極分化，引起了嚴重的不滿，而且長期看是一種負和博弈。
C缺乏發現功能的制度或荒謬的正義
在中國權力缺乏有效的制約，但中國制度更隱蔽也更嚴重的缺點是缺乏發現的功能，制約保證不發生腐敗，但不能告訴人們做什麼事情。行政上的中央集權、立法上的集中統一（中國至今仍拒絕判例法），使得嚴格實施某些形式公平的規則帶來出乎意料的不良後果。
中國社會是等級森嚴的，但等級之間卻有可能是很高的流動性，不同階層並不因出身而凝固。中國有一種形式上接近公平的精英選拔體制，這是中國社會能夠在一定時期內保持穩定的重要原因。在中國出人頭地的機會很大程度上是由科舉式的正義來分配的，科舉式正義的思想和實踐彌漫於整個社會。
設想一種純粹的科舉式正義分配模式，分配的內容是官職和政府通過政治權力汲取和轉移的財富，分配的依據是形式公平的客觀標準。如以統計數字表現的政績進行官職提拔、以考試分數決定進入政府舉辦的最好大學（因此決定了一個人今後的前程）、以發表論文數量決定學術職位等級。
形式的公平不能掩藏這其中的資源的巨大耗費，以及獲取者行動的尋租性特徵。民族的精英將大量的精力用於不創造價值（最廣義的，不僅僅是物質財富）、對社會無益的活動中而取得財富和地位。首次宣佈科舉考試可能帶來萬眾歡騰的效果，但這不意味著在更遠的長期，科舉制度會有當初那些在短期內的良好效果。
這是不可擴展不可長久的模式，中國現行體制的精英吸納能力也是有限的，無論是歷史的經驗還是理論都可以說明這一點。中央集權制下對官員政績出於善意的要求，卻造成報表出官、數位出官、形象工程出官，這使得公共資源的使用被系統地扭曲，短期的效果帶來的是長期的代價。一個個人操守很清廉的官員也無法服務於公眾真實的福利。
中國基本制度的上述方面的缺陷實際還使對權力制約的設計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造成規則的合理性與嚴格實施之間的矛盾。社會生活經驗豐富的人告訴我，現有規則的嚴格實施不見得是好事。腐敗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國社會得以運行下去的潤滑劑。
3結論
不是從統計資料當中，而是對中國當今基本制度結構的重構和這些基本制度下的整體社會秩序的模式化預測中，我得出結論：中國當前的政治制度和該制度中出現的法律和行政措施，絕對不可能形成一個可長遠持續的，可全局擴展的，在抽象意義上的良好社會秩序。如果不能通過深思熟慮和選擇變革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那麼經濟危機與停滯、社會動亂、政治不穩定這些可見的後果就會不可避免地出現。
這裏作的不是精確的預言，而是附帶條件的模式化預測，模式化預測是我們理性限度內能獲得的非歷史決定論的預言，這樣工作的目的主要是為改變現實提供幫助。
當今中國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進行在政體層次或憲法層次的改革，這一改革的方向不應該是重複第三波民主的道路與簡單地擁抱權利宣言，也不僅僅是限制權力的腐敗，而是建立保證政治之審議性的權力機構配置、引入具有發現之功能的聯邦主義和普通法司法制度。
由於中國所面臨環境的嚴酷，其社會精神狀況對客觀正義之信奉的喪失和對建立在大社會抽象秩序之認識上的規則的不理解，改革前景不可樂觀。但是，悲觀和宿命論是無益的，我們只能為此作出艱巨的努力。
中國的政治選擇關係到中國能否出現一個自由和繁榮的社會，並成為文明世界的一個重要支柱，從而嚴重關係到世界的和平、安全與自由。中國政治改革的失敗尤其要被認為是全人類的不幸。
注釋：
本文系應某國外網站之約所寫，以英文在該網站發表。
《世紀中國》（http://www.cc.org.cn/） 上網日期 2003年0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