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文章摘譯】

一九八九年之後，東歐共黨國家紛紛從蘇聯卵翼下脫離出來，兩年後，蘇聯亦告崩潰。此一歷史性事件匆匆發生，使學者頗感有意外，亦紛紛尋求其解釋。對此問題的理解，應先由社會主義國家如何運作開始。

就像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之間，也有德國模式、日本模式、美國模式等等區別，前東歐、蘇聯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在中央控制的深度廣度上，在其人民支持度上，在改革的發生時點上，都或有差異之處；但社會主義國家的共性卻比其歧異更為明顯，因此自柯奈Kornai以來，學者即樂於對社會主義國家採用單一的分析模式。

早期的「極權主義」模式雖已不為學界採用，但其深刻影響直至雷根總統稱蘇聯為邪惡帝國，仍可見其遺續。但事實上，雖然極權主義似乎說明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強大，但事實上卻非如此；這種黨國體制的國家反而經常是相對脆弱的。由於國家領導人的正當性較低，使其國家體制的權力運作，在各個環節要受到經常的抵制消蝕，並最終成為造成體制崩潰的主要原因。

這種脆弱性首先由於其既沒有適當計畫又沒有良好控制的「中央計畫」。此「中央計畫」設定生產指標，再交由其下的條條塊塊負責其中各個瑣細的項目；而這些生產單位會將指標所需的原料提報上層。問題主要出在這些生產單位無法掌握原料供給廠商是否能夠即時有效的提供所需物資，因此他們會要求更多的原料，以備所需；不止原料，作為生產力一部份的勞動力，也必須要的比工廠所需員工更多許多，以適應無效率不即時的原料供給。同時，如果這些單位手上有超過所需的原料，他們也會將之囤積起來，一方面以備不時之需，另方面可以與其他單位交換物資，以提昇本單位的福利。同時各生產單位既然以「生產」為目標之完成，其是否提供適宜的供給於消費者或下游生產單位，則非其所必須負責，因此生產完的東西也不急著銷出去，當然也就逼得下游生產單位必須向上游生產單位燒香拜佛了；於是以市場經濟的觀點來看愈不負責的生產者，反而因為其囤積的行為，掌握了權力。

社會主義經濟又稱為「短缺經濟」，這一方面是由於其生產力較差，另方面也是由於前述的囤積所造成。同時由於缺乏嚴格的預算、審計制度，「軟預算限制」成了常態，生產項目所需物資經常一方面被大量浪費，同時又不斷超支，而相關負責人也不需為此經濟問題負責（因為部份負責人幾乎皆是由於政治因素任命，同時只會因政治因素下台，在中國大陸這種現象仍是國企改革的一個難點）。簡而言之，這些生產單位所汲汲於去實現的，是得到更多資源，而非滿足更多需求；這種情形與資本主義國家是恰恰相反的。

不止在各生產單位之間會發生上述情形，在各生產單位內部，管理人員與工人之間，也有類似情形。管理人員對於工人的權力比較有限，因此工人也不像資本主義國家那麼兢兢業業，使工人囤積自己的勞力，或說怠工的現象，非常普遍。管理人員也因此要求更多的工人，但也同時使冗員更為增加。

共產黨在生產單位內的宣傳工作並未能改變這些現實，反而使工人感到自己被剝削了。黨的領導吃飯不幹事，只要嚷一嚷口號就可以混飯吃，成了最壞的示範。

由於廣泛的不滿，監偵機制以及生產品的分配，成了避免不滿情緒滋生為暴動的法寶。監偵機構，例如由前蘇聯的KGB、秘密警察、眼線、密告者編織的網路，編織了一個生產書面報告的系統。這些報告中的個人資料，內容或真或假，其中不乏惡意的指控或無意的扭曲，但卻伴隨各個人一生，並決定了其前途。在此監偵體制下，人與人之間乃互相猜忌，不信任的氣氛乃瀰漫於共產國家之中。

可以稱為「社會主義家長制」的生產品的社會分配機制，則用來安撫人心。國家要人民報告他們的需求，並由國家設法加以滿足，但國家不鼓勵額外的需求，並努力使每個人的分配結果不會相差太多。在此分配機制下，有些社會主義國家也或能在某一段時期取得正當性，但為時通常不久。共黨體制本就不擅於滿足需求，而國家的分配本身也如前述的生產原料，當其被囤積，控制這些物資的人反而坐擁權力。家父長制的分配體制，也照搬前述生產單位弊病。且其囤積的欲望也一樣不僅是單項物資，而是愈多、愈齊備就愈好。大而全、小而全的生產體系也就不難想見了。

消費方面的問題也是如此。問題首先由於社會主義國家為超趕西方工業國家，而傾向於發展重工業，以生產更多生產機械；如此就忽視了輕工業。同時，如前所述，分配機制一方面強調滿足人民欲望，但又傾向於囤積物品。其結果是國家愈來愈難以滿足人民的需求，隨著人民的物質欲望不斷上升，國家的合法性就不斷下降。

對於輕工業、消費品的疏忽，就使社會主義國家在官方經濟之外，滋長出非正式的經濟。前述囤積品中用來與其他生產單位交換物資，以改善單位內福利是一種，農村自留地的農產品市集是一種，各種商品與服務中為求得較佳的品質而給予紅包又是一種。由於種種物資都屬於國家，國家由於缺乏管控這些貿易的手段，會認為非正式經濟是對其權力的損害，因此雖然這些非正式經濟在人民消費中可能佔有一定地位，但卻常可能為官方所壓制打擊。消費也因此與「政治」關係極為密切。此外，前述家父長制下，國家一方面強調滿足人民欲望，另方面又追求平均主義，加上消費品的缺乏，人民的欲望乃反而飽受挫折，其衝擊也直接影響於政權的穩定。
「趕超」西方工業化國家成了證明合法性的致命誘惑。蘇聯成立之初就開始向西方學習生產技術，例如福特式的大工業、流水線生產等。然而西方的生產技術在嚴格的市場競爭下，不斷推陳出新；例如零庫存等新的流程要求，使成本大為降低。西方的創新發明，使蘇聯、東歐必須不斷自西方引進新的技術。因此為發展經濟，就或早或遲必須與西方貿易，並向西方學習。而由於一些新的生產技術與共黨政權的體制有著難以調適的矛盾，於是在雙方交流的過程中，就埋藏了造成共黨政權崩潰的引信。

東歐共黨國家為了進口新的生產設備及其他消費品，必須出口許多原料或製成品以提供硬通貨；在此情況下，有別於國內生產體制的外貿體制就出現了。此種情況又加深了共黨國家內部原本即存在的黨內派系分化。外貿相對於內貿，生產相對於消費，重工業相對於輕工業，城市相對於農村，都有不同的利益。為了調和不同利益，更為市場化的體制就必須被導入，以對利害有所判別，而此一市場化又會不斷侵蝕共黨體制權威的基礎，就像掀開了潘朵拉的盒蓋一般。

問題主要出自1960年代後期、1970年代初期。當1970年代西方遭遇石油危機之後，西方一方面迅速調整經濟體制，為日後發展建立基礎，另方面西方銀行界得到大筆中東國家「油錢」存款，並將之貸予開發中國家。這些貸款使開發中國家得到資本，以進行基礎建設，而這些開發中國家的發展也使西方國家有了新的更為擴大的市場。在此同時，蘇東共黨國家未能相應進行經濟的改革，同時由於東歐國家的出口產品，在70年代之後愈來愈沒有競爭力，但又必須不斷自西方進口以縮小與西方的技術差距，因此他們就必須藉由向西方借款，來維持其自西方的進口。到了1979年、1980年前後，由於東歐共黨國家的債信危機，西方的貸款也轉而緊縮，逼使蘇東共黨國家不得不解決其生產過程中的弊病，以提高工業製成品與出口品的品質，維持外貿運轉。但考量到前述計畫生產與政治權力的關係，此種改革，乃成為以共黨專政與集體財產為代價，換取提昇經濟產出與合法性以維持蘇聯帝國的改革。

改革的尖兵也來自於從擴大的與西方貿易中獲得權力的共黨官僚；他們既從外貿中獲得國內極為缺乏的生產技術、物資乃至於消費品，就希望通過改革，維持外貿的可能，以及因此得到的權力。在他們的推動下，國內的私有化也次第展開，市場經濟導向的一部份與計畫經濟的另一部份，形成的國內的二元經濟的狀態。在波蘭，由於市場經濟的部份可以獲取利潤、緩和因囤積造成的生產無效率，改革乃得到默認，並愈趨於強化。而共黨官僚在生產中的角色，也由於其掌握的資源相度愈來愈少，而逐漸降低。

同時，資金的迅速流動，世界經濟一體化腳步的快速推進，使社會主義國家自西方的貸款也繼續增長。龐大的資金誘惑，與附帶的改革條款，也使社會主義陣營內的經濟改革得到加強，更從而加速了其捲入西方資金擺佈的速度。
在直線發展的觀點下，社會主義原本是要替代資本主義的，這種歷史的必然的論點，是社會主義陣營維持合法性的重點之一。然而，前述種種變化顯示「時間」不站在社會主義陣營的那一邊，這就使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的狀態，陷入一種時間感錯亂的窘境。1985年戈巴契夫上台之後，「改革」、「新思維」的提出，更座實了此種疑慮。廣電媒體的發展，使全球一體化的感覺更為強烈；西方的生活方式，對全球發展中國家的人民，都構成致命的誘惑力；而對與西方針鋒相對的蘇、東國家來說，則壓力更為巨大。

然而前述種種問題仍不必然導致蘇東共黨政權的崩潰；例如這些國家一旦拒絕償還其向西方的借款，也可能導致西方的金融危機，反而實現了赫魯雪夫「埋葬西方」的讖言。但這些蘇東國家領導人終究未這樣做；他們自己先已喪失了定義未來的信心與勇氣。

總之，逐漸降低的合法性成了崩潰的火藥，不斷的累積，等待爆發的引信；於是當匈牙利拆除其與奧地利的邊界圍籬，使得到匈牙利旅遊的東德人民可以輕易投奔西德，而喪失了信心的蘇聯領導人卻拒絕為東德的鎮壓背書，終於促成東歐共黨政權先後下台的歷史轉折。

但蘇東共黨政權的相繼崩潰，也不就意味了資本主義全面勝利，進而實現世界太平。整個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是一回事，對經濟陷入混亂的轉軌國家而言，更問題叢生。崩潰後的政權留下的政治、經濟與思想真空，內部的族群衝突，整個民族的重新自我定位，都是擺在眼前的事。同時這個巨大轉折也為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開展了一片空間；如何實現私有化，如何建立財產權，如何發展民主、市民社會與憲政，以使轉軌國家成為真正的自由國家等等問題，都亟待進一步認識與研究。因此後共產主義研究，也或者將成為促使社會科學進一步發展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