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快速的發展，並逐漸成為與美國平起平坐的世界最重要的政治與經濟力量。在此前景鼓舞下，一些大陸所謂策士派文人出版「中國不高興」一書，強調要建立中國人的英雄意識，消除「逆向種族主義」思維，要敢於與西方較勁云云。雖然作者們也強調對內爭民主的重要性，但這一類說法引起一些人質疑作者為民族「憤青」，不足為怪。
作者指出的逆向種族主義一詞，其實很可以進一步探討。有人認為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與鍾祖康的「來生不做中國人」是逆向種族主義，其實這類書反映的是缺乏比較國際政治、經濟學訓練的弊病，因此才不能明白先進的制度來源與其進步過程的醜陋面。落後產生自責，乃至於自我否定，這是可以被理解的，但問題關鍵還是落後，而解決落後的關鍵不在於自責與自我否定，而是少折騰、拼經濟。發展之道無他，也就是紮紮實實的進行建設，並開放人民的自由創新的空間，如此而已。
如果對歷史詳加考察，中國人就不會把國家的當代問題歸咎於一些因果關係可疑的說法：無論是歸咎於六十多年前的日本侵略，或者歸咎於祖先傳承的文化，或者歸咎於人口過多。而逆向種族主義在現實中的一個最突出的影響面，就在於人口政策。質言之，中國的主流思想，隱隱然把人口過多當成文革之後面對周邊新興工業化國家遙遙領先，而內部殘破不堪時，所提出的代罪羔羊。

人口被視為發展的包袱，其實是毛澤東時期發展政策不當的結果，卻被許多人視為中國未能發展的原因。由於三十多年前的人口管制政策與改革開放政策約莫同時開始，一些人又將改革開放的發展成果，用以證明人口管制政策的成就。其實稍加省思，就知發展歸功於改革開放者多，歸功於人口政策者少，且後者對於長遠的發展更未必有利。
「中國不高興」指責的對象，包括了那種中國人愈少愈好的逆向種族主義者，對此筆者認為是大快人心之舉。該書提出的觀點，對於掃除「河殤」式的自詒伊戚與「醜陋」之類的自慚形穢，還是正面的作用居多。文化批判是有益處的，但若把白血球當成了主流，就成了白血症，又叫「血癌」；得了民族血癌，才會自陷於文化已墮落的迷思，或者人口是包袱的逆向種族主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