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3-24 16:13:58包淳亮

台灣的勝利願景

就兩岸關係而言,統獨意識仍是分割藍綠的最重要指標;每當選舉將近,此一議題就會被撩撥鼓動。爭執不休的原因,一部份是由於多數台灣人雖抱持現實主意態度,但中間立場的「維持現狀」卻是沒有力量的策略。在此擬提出「既統且獨」的「台灣的勝利願景」,以取代不統不獨的消極作為,並使國人對兩岸關係前景抱持更大的包容與彈性。

台灣的勝利願景,就是統獨兩線併陳、互相支持的戰略。換句話說,在中國趨向於民主富裕的過程中,兩岸可以在政治上增加交流,逐步邁向統一,這符合台灣人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基於目前兩岸分治的現實,爭取擴大國際參與空間,直至台灣與其他國家擁有完全平等的地位,也符合台灣人的共同利益。

當然,這兩條路線的前景都並不平坦。中共仍是一黨專制,目前大陸的民主程度仍與一般民主國家相距甚遠,因此統一似非可欲;然而台灣要擴大國際參與也絕不容易,甚至往往得與虎謀皮,制憲建國更絕不可求。現在台灣人沒有任何理由為了「似非可欲」的統一,或者「絕不可求」的獨立而互相爭吵。因為只要紮紮實實立足於台灣人的共同利益,所謂統派就會立足民主,其所期望的統一就不會損及、甚至將惠及所有的台灣人;同時,所謂獨派就會避免冒進,而其所爭取的擴大國際參與,也一樣將惠及所有的台灣人。因此所謂的「統獨」完全無須互斥。爭取民主統一,和爭取和平獨立,都是增進台灣人的利益。

進一步來說,這兩條路線也能同時成立,甚至互相加強。例如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在前蘇聯時期,在大國協商後成為聯合國的一員;雖然烏、白兩國只是被稱為國家的蘇聯地方政府;「歐盟」也以獨立身份加入了許多基本上只有國家才能參加的「國際組織」,雖然歐盟是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此種與一國一席相謬的事例絕非罕見。因此民主統一之後,就算台灣變成了中國的地方政府,也可以繼續爭取加入聯合國;此時在中國議會的台灣代表甚至可以成為推動此事的主要力量。而台灣在邁向獨立的過程中,也無須排除選舉代表參加中國國會的可能,歷史上由獨立國家逐步合併而統一本來就所在多有,而日增的國際地位,也可能使台灣降低被統戰、國家消亡的不確定感,而得以更寬鬆的態度看到兩岸的政治整合。

因此支持兩線並進是我們理性的選擇。歷次民調也都顯示,多數台灣人既不反對民主統一,也不反對和平獨立,既統且獨是台灣的絕對多數。然而,過去民主統一與和平獨立被視作兩條平行線,魚與熊掌不能兼得,兩害相權須取其一。現在我們知道,爭取民主統一對台灣有利、爭取和平獨立對台灣也有利,而且兩者並不互斥。

基於上述,我們可以跳脫「取其一」的僵化思考,以「取其二」為同時努力的目標。任何一方的進展,都是台灣利益的增加;我們可以不必滿足於統一的一分,或者獨立的一分,而是求取更大的兩分。而在求取兩分的過程中,我們也將更容易得到起碼的一分,無論這一分是純然的統一、純然的獨立,或者是半統半獨。

在突出「取其二」的立場之後,台灣將不至於被「一分為二」,而是由於「取其二」的共同目標而凝聚為一。統獨於是不再是兩條平行線,而是基於台灣人利益的兩隻高舉的手,這兩隻手既都能促進台灣人的共同利益,統獨零和遊戲的虛像就宣告破產了。

蓝岛 2007-04-29 20:35:48

那么.中南海是如何知道这件事情的呢?
中南海,还在做人民,农民一天吃上五顿饭的美梦时.
自己的父老乡亲,以家人的身份,向中南海里写信,带口信,说,家乡已经尸孵遍地了.
一些人得到了同样的消息,相互确认,才知道中国已经饿死千万人了.
我所知道的三个省的数据是,
确切数字有,
四川,四分之一人口.考虑到城里人有商品粮供应,而且有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死的少些.主要是农民.按农村居民人口计算,是三分之一的农村居民.
河南,和四川省数字相同,
安徽,600万人口.

landao 2007-04-29 20:11:22

2006年12月19日 14:23新闻午报
“大跃进”中是如何饿着肚皮唱赞歌的
从1958年开始,“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下的灾难已经过去48年了,但至今仍令人难以忘记。本文作者当时是新华社四川分社的一名记者,他觉得那些“瓜菜代”的日子犹能苦熬,而最痛苦的莫过于在强烈意识形态的压力下,不能不说话,又不能说真话。
  泪水挡不住瞎指挥的命令
  1959年初人们已笼罩在一片阴霾气氛中,惊恐觅食求生是许多人唯一的念头。开春,四川农村缺粮,水肿病像瘟疫一样在全省蔓延。简阳县棉丰公社党委书记张泗洲放言,他发明的“蒸汽疗法”可治水肿病,已治愈了四周不少病人。一时仿佛华陀再世,新华社四川分社也有职工和家属曾去试过。怎奈病人排汗出水虽虚肿有减,但辘辘饥肠缺乏食物补充,不久浮肿依旧。
  几个月来病人愈治愈多,“蒸汽疗法” 也失灵了。但省里领导依然强调,水肿病原因不是缺粮,是农民不讲卫生。省里派出大批医务人员下乡,在统一口径下医生讳莫如深,只说是“不明病因”。私下里,记者和医生都知道,这是营养不良和长期劳累过度造成的,但在公开场合谁也不敢讲真话。
  那时,尽管城乡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但中共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强迫命令瞎指挥丝毫未减,提出全省上下“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的口号,服从命令听指挥,一意孤行想扭转形势。在众多举措中,省里下了一道命令,放干冬水田,实施“以机电提灌为主”的水利方针,改种单季为双季,扩大复种指数,缓减粮荒局面。
  四川省有大小河流1380多条,但如没有强大工业基础做支撑,要把河水抽到扬程高达几十上百米的山丘,遍灌全省冬水田,只是痴人说梦。群众们对这种做法强烈反对,说:“水是农民的命根子,放干老祖宗留下的冬水田,大家只有饿肚皮。”但是上面利用权力,谁也不敢违抗,泪水挡不住上面的命令。
  省委主要领导是真理的化身,指东不能向西,要分社按旨意报道,显扬领导的这项决策方针是正确的。那些年,我和刘宗棠沿沱江、涪江两岸采访,除见个别地方有机泵抽水,大量冬水田放干后,机灌设备没着落,断电缺油,管道设施不配套,成了白天晒太阳、晚上照月亮的“望天田”。结果,当年水放不干,小麦播种积水歉收,次年春天缺水,水稻无法栽插,两头落空,愈发加重了饥荒。
  喝着稀粥堆砌美好字眼
  分社记者常年基层采访,对灾情是清楚的,然而大家宁做“闭口道士”,也不口吐真言。新华社四川分社老记者多,采访作风深入踏实,过去凡事都要问个明白,时有报道与省委领导看法不同,屡批屡犯。因此,1957年“反右”运动一开始就成了重点,宣传部长来坐镇,在全体职工大会上指着社长邵挺军说:“四川分社没有‘右派’,你邵挺军就是‘右派’。”分社17名记者,上级领导指名道姓就划了5个“右派”分子,邵挺军也背上个“邵老右”的恶名。
  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省委派人到分社用“指鹿为马”的方式,要大家对《李仲云的意见书》和《彭德怀的信》表态,对“大跃进”是“赞成”还是 “反对”。社长纪希晨担心我们忘记吸取教训,说话没遮拦,重蹈1957年覆辙,就把刘宗棠、王焕斗和我三人派到新繁县新民公社去蹲点调查,也有暂避风头保护的意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蹲点任务是完成一篇《人民公社好》的调查报告。庐山会议下山前,毛主席给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写了一封信,宣称“要向全世界宣战”,用这本书表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坚持“三面红旗”的决心。指定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派记者到全国各地调查,“至迟三个月交卷。”“文字要既扎实又生动,引人入胜。”书成后,老人家“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反对派。”
  时间紧迫,纪希晨接到指示把任务落实到我们三人身上。我们看着空空如也的粮仓顿顿喝稀粥,饿着肚皮挖空心思做文章,堆砌美好字眼,想尽量放出奇光异彩,文章三易其稿终于脱手。
  没想到12月回到分社,纪希晨和采编主任李策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降级,不再过问业务。后来稿件送省委宣传部定夺发出,他们两人也随即发配农村劳动改造。
  撕心裂肺在灾区
  连遭二次“反右”运动的打击,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成了惊弓之鸟,人人自危。1960年初,我到隆昌县蹲点,所见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一片惨象。这个县素以出产“三白”———白猪、白兔、白夏布而著称,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我蹲点的胡家公社供销社,主任陈舜尧是党的“八大”代表。往年腊月正是农家忙碌杀年猪、做腊肉的欢乐时候,但此刻见到的是断垣残壁,路断人稀,新坟还比旧坟多。
  陈舜尧带我看望了蜷缩在庙宇、祠堂和大院里的群众,他们一无所有,“大跃进”砸锅拆灶,原来的土坯茅舍早已化作肥料和炉渣。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每天老秤原粮四至五两,打出米折合新秤只有二两,群众就靠这点粮食活命。
  与省内其他县相比,隆昌县死人算是比较少的,但情景依然令人惊怖。长期缺粮的群众先是浮肿,渐渐地形销骨立状如骷髅,乡干部每天的头等大事,是入夜给社员烧一把柴草御寒,次晨一早赶紧熬一锅菜叶稀粥施救。有的老弱社员见到端来热粥,兴奋过度心脏骤受刺激突然倒毙,断气时惨带笑容。
  抗战八年我几次从日寇轰炸扫射的死人堆里逃出,但眼下的惨状仍让我撕心裂肺颤栗不已。这个50万左右人口的县,一年多时间就减少了四分之一人口。
  在隆昌先后蹲点三年,正是全省灾情最严重的时候,我身在灾区不敢言灾,没有写过一篇反映这方面情况的通稿和内参,我尽量避重就轻,就虚避实,绕开矛盾做文章。我针对当时国家对农民竭泽而渔、强制农产品收购、封闭城乡流通渠道、严禁“五匠”离乡谋生以及无视价值规律、扼杀商品生产和流通等一系列极“左”政策,采写了《要学会与农民做生意》、《在茶馆里》、《纵与横——隆昌夏布生产调查》等一批稿件,大都被《人民日报》登在显著位置,有的还被转载。但这一切无济于改变灾区的现状。
  一场“赔粮”风波
  那些年,我分工采访财经,对全省的灾情是清楚的。四川是个粮食调出大省,1950年代中期平均每年调出32.24亿斤,三年“大跃进”放卫星、创高产,大话说过了头,又连续三年减产,比1949年还少30亿斤,但粮食外调任务有增无减,1960年外调粮增到68.4亿斤,比过去增长一倍以上。我们把这说成是发扬“四川风格”,把农民的口粮叫余粮,仿佛取之不竭。从1959年起,三年内全省农村人均留粮包括种子、饲料和口粮,从原来的512斤猛降到260 斤。由于强迫命令征了过头粮,国家粮库告罄,春荒没有返销粮,农民只好饿以待毙。三年灾难期间,四川的一千多万人就是这样活活饿死的。
  民以食为天,群众对眼下的饥荒似乎看不到尽头,传出“中央宁肯四川死人,也不让京津沪死人”的小道消息。面对赤地千里,哀鸿遍野,省里为粮食而焦虑,搞得焦头烂额,不再宣扬“四川风格”,而是要求尽量不事声张。那时分社对粮食的报道,既要服从全国大局,又要考虑地方饥荒实情,处在一个两难境地,凡是涉及一个“粮”字的报道都格外慎重,严格把关惟恐有个闪失,宁肯少发或不发,尽管这样仍常受到省委领导的批评和责难。
  1960年底,新华总社国内部财经组章海蓝来电话,从粮食部得悉四川已完成全年粮食征购任务,要求尽快发一条消息。稿件很简单,我写好送审及时发出,赫然辟栏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中间,谁知这条普通的消息,触动了省委领导的紧张神经,见报即令宣传部负责人打电话到分社责问:“为什么要发这条消息,是谁写的?”最后丢下一句话:“省里还没有完成统购任务,差欠的一千万斤粮食由分社和记者赔出来。”一时大家都慌了神,惊得不知所措。采编主任翟静之清楚此稿来龙去脉,承担了责任,没有错也认了错。她先向省委领导作了检讨以平怒息气,稍后再解释此稿原委,一场风波暂时平息。
  事后打听方知,当时全国粮食形势越来越严重,京津沪等大城市和辽宁存粮只能供应几天,许多粮食调入省要求增加调入,调出省又要求减少调出,中央下了一道死命令,要求四川必须如期完成外调任务。发这条消息,中央有“借东风”的用意,对一些强调困难、拖延观望的省份起个施压推动作用;而省里虽然任务已经完成,但怕“枪打出头鸟”,“鞭打快牛”追加任务,于是分社被夹在中间,发生了这场“赔粮”风波。
  记者稍不慎就“触雷”—波未平又起一波。1961年开春,刘宗棠去万县采访,发回一条《川东喜降春雨》的简讯,登在《人民日报》不显眼的角落,又遭省委领导斥责,认为分社哪壶水不开提哪壶,似乎专与省委唱反调对着干。一时大家不知所措,晕头转向。
  分社派我到粮食厅去打听,一问才知道又是因粮食问题而引发。此刻,中央正在召开全国粮食工作会议,落实各省当年征购上调任务,讨价还价争得不可开交,听说李先念几乎到了“乞求”地步。恰在这时,传来这条四川发来的消息,一场春雨意味着丰收有望,于是顺势借雨落实任务,四川代表顿失发言权,不容再有讨价余地。情况传到省里,省委领导大为恼怒,对分社劈头盖脑一顿批评。

  这时远在川东大山里的刘宗棠,怎么也想不到,这条平常的气象简讯,竟会引起中央和地方的如此关注,成了双方在会上争执的焦点。灾难临头,四川每多调出一亿斤粮食,就会增加几十万人的缺粮面,导致水肿病死人大大增加的后果。

  那时分社记者采访如同走进地雷阵,步步都是陷阱,报道稍有不慎就会触雷引爆,触发一场不小的震动。邓拓赠诗留绝笔抗战期间我曾在四川呆过,那时群众生活艰苦,负担可谓不轻。1945年10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在题为《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指出,在抗战八年中,四川是大后方的主要基地,负担了当时国家财政总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最高时超过了一半,供应的粮食占全国征解粮的38.6%。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302.5万人,还有350万人服工役,完成了川陕、川黔、川滇、川湘四条公路大动脉,修筑了33个军用飞机场。这些工程都是打着灯笼火把、挑灯夜战,不分昼夜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当时,四川人口不过四千多万,以不到全国十分之一的人口,支撑半壁江山,承受的人力、物力、财力负担,时间之长、劳役之重,都是历史上罕见的。那时也有天灾人祸,但没有发生过成千上万人饿死的事件。
  抗战期间,宽厚包容的四川人民容纳了大批内迁工厂和几十万入川难民,有48所高校从战区迁川,开办了一批专门安置辍学流亡学生的国立中学。那时物价飞涨,很多人吃的是霉变掺杂的所谓“平价米”。我在昆明西南联大附中和成都光华大学附中读书期间,食堂吃的都是这种米,里面稗子、沙子、老鼠屎都有,粗糙难咽,但敞开肚子能吃饱,没听说过水肿病,只有营养不良症。许多国立学校的流亡学生免交学费,吃饭不要钱。分社一些老记者当年流亡入川,就是这样靠公费刻苦完成学业的。

  那时,老百姓大骂国民党腐败,一些大小贪官污吏乘民族危亡之际,大发国难财,但人们仍是爱国的。1943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紧张的阶段,为了配合盟军对日作战,全省一个月内有4.5万名知识青年投笔从戎。回顾四川这段历史,天灾大都出于人祸,离开四川七年我重返故地,没想到在太平盛世会有千百万冤魂坠入深渊,“大跃进”的教训不能忘记。
  在分社会议室,“文革”前挂着一幅邓拓写的一首 “七绝”:“身居天府写文章,瀚墨清新立意强,记者生涯当自励,一言一动慎思量。”1958年3月,中央召开酝酿总路线的成都会议,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邓拓在与会期间抽暇到分社和记者站看望大家,临别挥毫留下这幅墨宝。作为久经磨练,具有高度政治警觉的人民日报社领导人,邓拓当时似乎已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全诗满含愁虑悲悯委婉,没有激情昂扬的豪语。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大都比较年轻不明世事,但每当笔底疮痍心潮起伏的时候,都会想到这首“七绝”以自勉。对邓拓这首诗的含义,分社记者各有不同理解,但有一点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对极“左”思潮的提醒。邓拓直抒胸臆勉励记者,但在那政治风云多变、莫测高深的非常年代,他自己却不断遭受到“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和“占着茅坑不拉屎”的辱骂和责难。士可杀、不可辱。他终于含冤含恨离开人间,为分社留下了“身居天府写文章”的绝笔。

landao 2007-04-29 20:11:14

2006年12月19日 14:23新闻午报
“大跃进”中是如何饿着肚皮唱赞歌的
从1958年开始,“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下的灾难已经过去48年了,但至今仍令人难以忘记。本文作者当时是新华社四川分社的一名记者,他觉得那些“瓜菜代”的日子犹能苦熬,而最痛苦的莫过于在强烈意识形态的压力下,不能不说话,又不能说真话。
  泪水挡不住瞎指挥的命令
  1959年初人们已笼罩在一片阴霾气氛中,惊恐觅食求生是许多人唯一的念头。开春,四川农村缺粮,水肿病像瘟疫一样在全省蔓延。简阳县棉丰公社党委书记张泗洲放言,他发明的“蒸汽疗法”可治水肿病,已治愈了四周不少病人。一时仿佛华陀再世,新华社四川分社也有职工和家属曾去试过。怎奈病人排汗出水虽虚肿有减,但辘辘饥肠缺乏食物补充,不久浮肿依旧。
  几个月来病人愈治愈多,“蒸汽疗法” 也失灵了。但省里领导依然强调,水肿病原因不是缺粮,是农民不讲卫生。省里派出大批医务人员下乡,在统一口径下医生讳莫如深,只说是“不明病因”。私下里,记者和医生都知道,这是营养不良和长期劳累过度造成的,但在公开场合谁也不敢讲真话。
  那时,尽管城乡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但中共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强迫命令瞎指挥丝毫未减,提出全省上下“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的口号,服从命令听指挥,一意孤行想扭转形势。在众多举措中,省里下了一道命令,放干冬水田,实施“以机电提灌为主”的水利方针,改种单季为双季,扩大复种指数,缓减粮荒局面。
  四川省有大小河流1380多条,但如没有强大工业基础做支撑,要把河水抽到扬程高达几十上百米的山丘,遍灌全省冬水田,只是痴人说梦。群众们对这种做法强烈反对,说:“水是农民的命根子,放干老祖宗留下的冬水田,大家只有饿肚皮。”但是上面利用权力,谁也不敢违抗,泪水挡不住上面的命令。
  省委主要领导是真理的化身,指东不能向西,要分社按旨意报道,显扬领导的这项决策方针是正确的。那些年,我和刘宗棠沿沱江、涪江两岸采访,除见个别地方有机泵抽水,大量冬水田放干后,机灌设备没着落,断电缺油,管道设施不配套,成了白天晒太阳、晚上照月亮的“望天田”。结果,当年水放不干,小麦播种积水歉收,次年春天缺水,水稻无法栽插,两头落空,愈发加重了饥荒。
  喝着稀粥堆砌美好字眼
  分社记者常年基层采访,对灾情是清楚的,然而大家宁做“闭口道士”,也不口吐真言。新华社四川分社老记者多,采访作风深入踏实,过去凡事都要问个明白,时有报道与省委领导看法不同,屡批屡犯。因此,1957年“反右”运动一开始就成了重点,宣传部长来坐镇,在全体职工大会上指着社长邵挺军说:“四川分社没有‘右派’,你邵挺军就是‘右派’。”分社17名记者,上级领导指名道姓就划了5个“右派”分子,邵挺军也背上个“邵老右”的恶名。
  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省委派人到分社用“指鹿为马”的方式,要大家对《李仲云的意见书》和《彭德怀的信》表态,对“大跃进”是“赞成”还是 “反对”。社长纪希晨担心我们忘记吸取教训,说话没遮拦,重蹈1957年覆辙,就把刘宗棠、王焕斗和我三人派到新繁县新民公社去蹲点调查,也有暂避风头保护的意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蹲点任务是完成一篇《人民公社好》的调查报告。庐山会议下山前,毛主席给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写了一封信,宣称“要向全世界宣战”,用这本书表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坚持“三面红旗”的决心。指定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派记者到全国各地调查,“至迟三个月交卷。”“文字要既扎实又生动,引人入胜。”书成后,老人家“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反对派。”
  时间紧迫,纪希晨接到指示把任务落实到我们三人身上。我们看着空空如也的粮仓顿顿喝稀粥,饿着肚皮挖空心思做文章,堆砌美好字眼,想尽量放出奇光异彩,文章三易其稿终于脱手。
  没想到12月回到分社,纪希晨和采编主任李策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降级,不再过问业务。后来稿件送省委宣传部定夺发出,他们两人也随即发配农村劳动改造。
  撕心裂肺在灾区
  连遭二次“反右”运动的打击,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成了惊弓之鸟,人人自危。1960年初,我到隆昌县蹲点,所见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一片惨象。这个县素以出产“三白”———白猪、白兔、白夏布而著称,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我蹲点的胡家公社供销社,主任陈舜尧是党的“八大”代表。往年腊月正是农家忙碌杀年猪、做腊肉的欢乐时候,但此刻见到的是断垣残壁,路断人稀,新坟还比旧坟多。
  陈舜尧带我看望了蜷缩在庙宇、祠堂和大院里的群众,他们一无所有,“大跃进”砸锅拆灶,原来的土坯茅舍早已化作肥料和炉渣。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每天老秤原粮四至五两,打出米折合新秤只有二两,群众就靠这点粮食活命。
  与省内其他县相比,隆昌县死人算是比较少的,但情景依然令人惊怖。长期缺粮的群众先是浮肿,渐渐地形销骨立状如骷髅,乡干部每天的头等大事,是入夜给社员烧一把柴草御寒,次晨一早赶紧熬一锅菜叶稀粥施救。有的老弱社员见到端来热粥,兴奋过度心脏骤受刺激突然倒毙,断气时惨带笑容。
  抗战八年我几次从日寇轰炸扫射的死人堆里逃出,但眼下的惨状仍让我撕心裂肺颤栗不已。这个50万左右人口的县,一年多时间就减少了四分之一人口。
  在隆昌先后蹲点三年,正是全省灾情最严重的时候,我身在灾区不敢言灾,没有写过一篇反映这方面情况的通稿和内参,我尽量避重就轻,就虚避实,绕开矛盾做文章。我针对当时国家对农民竭泽而渔、强制农产品收购、封闭城乡流通渠道、严禁“五匠”离乡谋生以及无视价值规律、扼杀商品生产和流通等一系列极“左”政策,采写了《要学会与农民做生意》、《在茶馆里》、《纵与横——隆昌夏布生产调查》等一批稿件,大都被《人民日报》登在显著位置,有的还被转载。但这一切无济于改变灾区的现状。
  一场“赔粮”风波
  那些年,我分工采访财经,对全省的灾情是清楚的。四川是个粮食调出大省,1950年代中期平均每年调出32.24亿斤,三年“大跃进”放卫星、创高产,大话说过了头,又连续三年减产,比1949年还少30亿斤,但粮食外调任务有增无减,1960年外调粮增到68.4亿斤,比过去增长一倍以上。我们把这说成是发扬“四川风格”,把农民的口粮叫余粮,仿佛取之不竭。从1959年起,三年内全省农村人均留粮包括种子、饲料和口粮,从原来的512斤猛降到260 斤。由于强迫命令征了过头粮,国家粮库告罄,春荒没有返销粮,农民只好饿以待毙。三年灾难期间,四川的一千多万人就是这样活活饿死的。
  民以食为天,群众对眼下的饥荒似乎看不到尽头,传出“中央宁肯四川死人,也不让京津沪死人”的小道消息。面对赤地千里,哀鸿遍野,省里为粮食而焦虑,搞得焦头烂额,不再宣扬“四川风格”,而是要求尽量不事声张。那时分社对粮食的报道,既要服从全国大局,又要考虑地方饥荒实情,处在一个两难境地,凡是涉及一个“粮”字的报道都格外慎重,严格把关惟恐有个闪失,宁肯少发或不发,尽管这样仍常受到省委领导的批评和责难。
  1960年底,新华总社国内部财经组章海蓝来电话,从粮食部得悉四川已完成全年粮食征购任务,要求尽快发一条消息。稿件很简单,我写好送审及时发出,赫然辟栏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中间,谁知这条普通的消息,触动了省委领导的紧张神经,见报即令宣传部负责人打电话到分社责问:“为什么要发这条消息,是谁写的?”最后丢下一句话:“省里还没有完成统购任务,差欠的一千万斤粮食由分社和记者赔出来。”一时大家都慌了神,惊得不知所措。采编主任翟静之清楚此稿来龙去脉,承担了责任,没有错也认了错。她先向省委领导作了检讨以平怒息气,稍后再解释此稿原委,一场风波暂时平息。
  事后打听方知,当时全国粮食形势越来越严重,京津沪等大城市和辽宁存粮只能供应几天,许多粮食调入省要求增加调入,调出省又要求减少调出,中央下了一道死命令,要求四川必须如期完成外调任务。发这条消息,中央有“借东风”的用意,对一些强调困难、拖延观望的省份起个施压推动作用;而省里虽然任务已经完成,但怕“枪打出头鸟”,“鞭打快牛”追加任务,于是分社被夹在中间,发生了这场“赔粮”风波。
  记者稍不慎就“触雷”—波未平又起一波。1961年开春,刘宗棠去万县采访,发回一条《川东喜降春雨》的简讯,登在《人民日报》不显眼的角落,又遭省委领导斥责,认为分社哪壶水不开提哪壶,似乎专与省委唱反调对着干。一时大家不知所措,晕头转向。
  分社派我到粮食厅去打听,一问才知道又是因粮食问题而引发。此刻,中央正在召开全国粮食工作会议,落实各省当年征购上调任务,讨价还价争得不可开交,听说李先念几乎到了“乞求”地步。恰在这时,传来这条四川发来的消息,一场春雨意味着丰收有望,于是顺势借雨落实任务,四川代表顿失发言权,不容再有讨价余地。情况传到省里,省委领导大为恼怒,对分社劈头盖脑一顿批评。

  这时远在川东大山里的刘宗棠,怎么也想不到,这条平常的气象简讯,竟会引起中央和地方的如此关注,成了双方在会上争执的焦点。灾难临头,四川每多调出一亿斤粮食,就会增加几十万人的缺粮面,导致水肿病死人大大增加的后果。

  那时分社记者采访如同走进地雷阵,步步都是陷阱,报道稍有不慎就会触雷引爆,触发一场不小的震动。邓拓赠诗留绝笔抗战期间我曾在四川呆过,那时群众生活艰苦,负担可谓不轻。1945年10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在题为《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指出,在抗战八年中,四川是大后方的主要基地,负担了当时国家财政总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最高时超过了一半,供应的粮食占全国征解粮的38.6%。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302.5万人,还有350万人服工役,完成了川陕、川黔、川滇、川湘四条公路大动脉,修筑了33个军用飞机场。这些工程都是打着灯笼火把、挑灯夜战,不分昼夜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当时,四川人口不过四千多万,以不到全国十分之一的人口,支撑半壁江山,承受的人力、物力、财力负担,时间之长、劳役之重,都是历史上罕见的。那时也有天灾人祸,但没有发生过成千上万人饿死的事件。
  抗战期间,宽厚包容的四川人民容纳了大批内迁工厂和几十万入川难民,有48所高校从战区迁川,开办了一批专门安置辍学流亡学生的国立中学。那时物价飞涨,很多人吃的是霉变掺杂的所谓“平价米”。我在昆明西南联大附中和成都光华大学附中读书期间,食堂吃的都是这种米,里面稗子、沙子、老鼠屎都有,粗糙难咽,但敞开肚子能吃饱,没听说过水肿病,只有营养不良症。许多国立学校的流亡学生免交学费,吃饭不要钱。分社一些老记者当年流亡入川,就是这样靠公费刻苦完成学业的。

  那时,老百姓大骂国民党腐败,一些大小贪官污吏乘民族危亡之际,大发国难财,但人们仍是爱国的。1943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紧张的阶段,为了配合盟军对日作战,全省一个月内有4.5万名知识青年投笔从戎。回顾四川这段历史,天灾大都出于人祸,离开四川七年我重返故地,没想到在太平盛世会有千百万冤魂坠入深渊,“大跃进”的教训不能忘记。
  在分社会议室,“文革”前挂着一幅邓拓写的一首 “七绝”:“身居天府写文章,瀚墨清新立意强,记者生涯当自励,一言一动慎思量。”1958年3月,中央召开酝酿总路线的成都会议,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邓拓在与会期间抽暇到分社和记者站看望大家,临别挥毫留下这幅墨宝。作为久经磨练,具有高度政治警觉的人民日报社领导人,邓拓当时似乎已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全诗满含愁虑悲悯委婉,没有激情昂扬的豪语。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大都比较年轻不明世事,但每当笔底疮痍心潮起伏的时候,都会想到这首“七绝”以自勉。对邓拓这首诗的含义,分社记者各有不同理解,但有一点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对极“左”思潮的提醒。邓拓直抒胸臆勉励记者,但在那政治风云多变、莫测高深的非常年代,他自己却不断遭受到“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和“占着茅坑不拉屎”的辱骂和责难。士可杀、不可辱。他终于含冤含恨离开人间,为分社留下了“身居天府写文章”的绝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