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大陸學者提出「中日接近論」，沈澱在中國人心頭的對日情緒，似乎找到一個攻擊的對象，如狼似虎的竄出。對於這種仇日情緒，也許有人會認為是中國政府在進行矛盾轉移、仇外宣傳；不過，中國人對日本的不滿，確實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在台灣人的立場來看，我們可以很容易跳開此種爭議，得出一個折衷意見，即日本應該為侵略道歉，中國人也有權利要求日本人道歉，但中國人也最好不要心懷舊怨。這三者應該一件一件算，以免混淆了正義與寬容的分際。

在這一類問題上，經常出現鷹派與鴿派的區分。這種區分可能是有用的，然而每個人可能都有些鷹派與鴿派的心理成分，因此這種區分又是擬制的，並不完全真實。獨派與統派的區分亦然。我們可以說，幾乎每個期望台灣與大陸統一的台灣人，都附帶了自由、民主等前提條件；同時，大部分希望台灣脫離中國獨立的台灣人，也都是有條件的獨派。由於這些條件，很多人同時是統派與獨派，兩者之間並非截然二分。因此統派與獨派、鴿派與鷹派之分，並非完全真實，但這個二元區分的角度，對於我們理解現實還是有幫助的。有用的概念未必反應真實的個人心理，這兩者也不能混淆。

統獨或鷹鴿之分，不影響我們作為一個人，對於一些事情的道德判斷。例如國際政治學以「現實主義」為主流，並發展出「攻勢現實主義」等支派。這派學說假設各個國家總是要實現自身權力極大化，因此大國間的衝突無可避免。這種概念對於理解國際政治的現實雖然有用，但也僅是一種擬制，不能代替真實的國家意圖。就像多數人雖然多少有些利己之思，但未必就以金錢、權力為唯一、乃至於首要考量；國家的很多考慮，也在實現權力極大化之外。

例如中共，有很嚴重的「合法性」問題，內憂重重，因此雖然擁有一定實力，但仍強調韜光養晦。而法國、德國之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固然有實力不足的自身條件考量，但亦不乏基於國際建制的思考。學者在論證競爭與威脅，以及權力的「零和遊戲」時，就像浮士德面對魔鬼的誘惑一般，必須更加小心謹慎；因為這類論述經常成為政府打壓異己、擴充權力、威脅別人，以實現自身權力極大化的合理說詞。

人格決定國格。如果一國之內整天憂慮他國侵略的人太多，整天想方設法要聯合甲國顛覆乙國，對於國家之間的合作、和諧的方面太少關注，那麼這個國家就不可能會有健康的外交政策，也自然會變成國際問題的製造者。「現實主義」之類學術包裝下的「科學用語」，只是用以擬制現實，而非用來為權力慾望塗脂抹粉。健康的政策與健康的心靈，必須立足於自信心與道德修養之上；仇中情緒或者仇日情緒的歷史源流，都不應該成為強化仇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