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1-07 13:56:59BRYANT
四老聚談：除了大陸，台灣沒有其他選擇
當被譽為「經營之神」的王永慶，當自謙為「平凡的勇者」的趙耀東，當自喻為「壯志未酬」的王作榮，當被公認為「福州才子」的王昭明，一起來討論當前財經與兩岸關係時，會激發出什麼樣的智慧火花？
2004年12月上旬《遠見》雜誌在王永慶先生寓所，就安排了這樣一場聚談。
他們的年齡在八十五歲與八十九歲之間，他們都擁有輝煌的經歷，都掌握過實權，都對社會做出過重大的貢獻，都受到大多數人民的尊敬。
在這以前，我曾參加過幾次他們四位之間類似的聚談。這次的感受特別深刻，是他們的年紀更大了？是他們的憂慮更深了？是國家的前景更不確定了？
聽完他們近三小時的聚談，我聯想到這一個時代最缺乏的就是：有大格局的遠見人物。在我的構思中，大格局者才能看得寬與廣，看得深與遠；才能不受小人與左右的阻擋；才敢突破「傳統智慧」與「政治正確」；才有「一笑泯恩仇」的氣度；才能創造歷史的新契機。
回顧半世紀以來這四位人物的言與行，他們都擁有「大老」應當要具備的特質：
（1）一種放眼天下宏觀世局的思惟。
（2）一種強烈使命感的實踐與擴散。
（3）一種從不認輸泱泱大國的中華氣度。
（4）一種為下代子孫永續發展的深思熟慮。
剛傳出喜訊的楊振寧院士常常引用朱自清的新句：「但得夕陽無限好，何須惆悵近黃昏。」
以這兩句來形容四位大老的心境，十分貼切；「四老聚談」，也更具特殊意義。————高希均
早期政府清廉、領導有方
遠見：過去幾十年來，台灣雖然遭遇不少困難，但是經濟仍然持續發展，近十年來，台灣經濟發展卻出現遲緩，到底是什麼原因？
王作榮：台灣的經濟從老蔣總統時代到小蔣總統一直都發展得很好。歸納起來，首先是政府擔任了經濟的發起人。遷台之初，日本企業走了，台灣最缺的就是企業家，因此，政府接手創辦了許多企業，讓公營事業發揮領導作用，貢獻人才、技術及其本身的專業經營，而隨政府遷台的大陸民間企業也帶來人才、資金、技術、經驗與國際的關係。在此同時，政府採取了自由市場經濟，讓台灣的民間企業家充分釋放能量，由於本省族群本身就有刻苦耐勞、冒險、經商的天賦，因此，民間企業很快就發展起來。
我常說，閩南人最會做生意，湖北人會寫文章，湖南人會打仗，廣東人搞革命，浙江人會做官。當時政府扶植了好多位優秀的本省籍企業家，包括王永慶董事長、吳火獅（新光）和林挺生（大同）等人。
回顧過去，可供現在參考的經驗，我特別要指出，一個廉能政府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政府應該重視經濟發展，並且對現狀反應迅速。
與現在的企業家相比，當時的企業家腳踏實地，苦幹實幹，很少投機取巧，很少官商勾結，但眼光、知識有局限，對國際市場開展不足。現代的企業家教育、知識、視野都比以前好，但是投機取巧、官商勾結，虛華不實。仔細觀察，不管過去還是現在，企業和政府都是配套的，有什麼政府，就有什麼企業家。
現在民進黨及陳水扁政府不斷醜化兩代蔣總統，說他們威權、打壓台灣人，但我親眼所見，當時的政府是日以繼夜地為台灣經濟的穩定與發展、為改善人民的生活而努力奮鬥。
趙耀東：1970年代初，台灣窮，沒有工業，特別是沒有大工業。
王永慶：你太客氣了不好意思說，我替你說，台灣一直到中鋼成立，才算有大型工業，中鋼也是國營企業中最規矩的。
趙耀東：最初我堅持不去創辦中鋼，在經國先生的鼓舞下，特別從南到北走了一趟，發現當時台灣根本沒有任何建煉鋼廠的條件，我的急性胃潰瘍就是在那時候犯的。但是，經國先生前後找我談了四次，他說「政府要為台灣經濟做點事」，要我儘管去做，一切責任由他負，而且要做就做個大的，其他什麼事都不必管。經國先生胸襟開闊，他對我說：「路是人走出來的。」有了他的支持，我才敢去做。
當時建個煉鋼廠要新台幣560億元，但是最初連10億元都湊不到，經國先生就要經濟部負責九成的建廠經費，他告訴我：「500億元不夠，還要多少，填個單子給我。」當時的政府是窮得連燒餅油條都要管制，中鋼的例子說明，政府的魄力加上民間的配合，成就了台灣經濟奇蹟。
王昭明：台灣經濟過去能夠順利發展，就是因為在政策選擇上，選擇正確的路。例如，當年發展人造纖維，到底是國營還是民辦，政府內部吵得很厲害，但是多數官員主張民辦，特別是尹仲容先生，雖然經濟部主張公有事業，但尹先生卻堅持讓民間經營。吵歸吵，但很幸運的是，當年在大陸發表政治高論的人，不看好台灣，紛紛跑到香港、美國，沒有來台灣，讓台灣有了難得的安靜，讓一群有政治良心的專業幕僚，如嚴家淦、孫運璿先生等，可以向當局直言建議。
當時，政府主張管制經濟的保守勢力以徐柏園為首，外匯管制就相當嚴，台幣兌美元有四種價格。尹仲容先生則主張走市場經濟的路，讓民間經濟活潑起來，並且改革外貿體系，但是反對勢力非常大。支持尹先生的嚴家淦，積極說服當局，建議如果要選擇開放政策，就應該重用尹仲容。
當年的專業幕僚有擔當、有魄力，使政策推動順利，這是台灣過去成功的「看不見的關鍵」。過去政府考慮經濟政策，很少考慮政治得失，不像現在決策，只考慮政治得失。
王永慶：早期台灣經濟能夠發展靠的是安定，政府撤退來台後，台灣領導人很清廉，比韓國，東南亞國家，甚至比日本還清廉。我要再強調，當時，政府清廉、領導有方，這是事實。回想當年台灣經濟困難的情形，我覺得經國先生對台灣是有貢獻的，歷史一定會為他記上一筆。
其次，台灣走的是市場經濟，走市場經濟是最有力量。日據時期，台灣沒有工業，只有酒廠，但啤酒，清酒全都是日本進口的，台灣只是種甘蔗、茶葉、樟腦出口。政府遷台後，開始走市場經濟，台灣沒有工業，就做加工。以我來說，當時一天做四噸PVC（聚氯乙烯），規模是世界上最小的，做不下去，沒有銷路。當時PVC主要從日本進口，因此，我生產的PVC，有三個月一噸都賣不出去，這是因為國內沒有二次加工，沒有出口。後來創立南亞，進行二次加工，但生產的膠布一樣沒有市場，所以又創立新東，進行三次加工，生產皮包、鞋類、窗簾，出口美國。
我曾經雇用六千個女工，當時工人很勤勞。為什麼勤勞，這是因為殖民地時代日本人管得嚴，台灣民眾很苦，後來，只要有工作，大家就拚命做。我記得，當時女工有班可加，就很高興。就是勤勞打下台灣的經濟基礎。
2004年12月上旬《遠見》雜誌在王永慶先生寓所，就安排了這樣一場聚談。
他們的年齡在八十五歲與八十九歲之間，他們都擁有輝煌的經歷，都掌握過實權，都對社會做出過重大的貢獻，都受到大多數人民的尊敬。
在這以前，我曾參加過幾次他們四位之間類似的聚談。這次的感受特別深刻，是他們的年紀更大了？是他們的憂慮更深了？是國家的前景更不確定了？
聽完他們近三小時的聚談，我聯想到這一個時代最缺乏的就是：有大格局的遠見人物。在我的構思中，大格局者才能看得寬與廣，看得深與遠；才能不受小人與左右的阻擋；才敢突破「傳統智慧」與「政治正確」；才有「一笑泯恩仇」的氣度；才能創造歷史的新契機。
回顧半世紀以來這四位人物的言與行，他們都擁有「大老」應當要具備的特質：
（1）一種放眼天下宏觀世局的思惟。
（2）一種強烈使命感的實踐與擴散。
（3）一種從不認輸泱泱大國的中華氣度。
（4）一種為下代子孫永續發展的深思熟慮。
剛傳出喜訊的楊振寧院士常常引用朱自清的新句：「但得夕陽無限好，何須惆悵近黃昏。」
以這兩句來形容四位大老的心境，十分貼切；「四老聚談」，也更具特殊意義。————高希均
早期政府清廉、領導有方
遠見：過去幾十年來，台灣雖然遭遇不少困難，但是經濟仍然持續發展，近十年來，台灣經濟發展卻出現遲緩，到底是什麼原因？
王作榮：台灣的經濟從老蔣總統時代到小蔣總統一直都發展得很好。歸納起來，首先是政府擔任了經濟的發起人。遷台之初，日本企業走了，台灣最缺的就是企業家，因此，政府接手創辦了許多企業，讓公營事業發揮領導作用，貢獻人才、技術及其本身的專業經營，而隨政府遷台的大陸民間企業也帶來人才、資金、技術、經驗與國際的關係。在此同時，政府採取了自由市場經濟，讓台灣的民間企業家充分釋放能量，由於本省族群本身就有刻苦耐勞、冒險、經商的天賦，因此，民間企業很快就發展起來。
我常說，閩南人最會做生意，湖北人會寫文章，湖南人會打仗，廣東人搞革命，浙江人會做官。當時政府扶植了好多位優秀的本省籍企業家，包括王永慶董事長、吳火獅（新光）和林挺生（大同）等人。
回顧過去，可供現在參考的經驗，我特別要指出，一個廉能政府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政府應該重視經濟發展，並且對現狀反應迅速。
與現在的企業家相比，當時的企業家腳踏實地，苦幹實幹，很少投機取巧，很少官商勾結，但眼光、知識有局限，對國際市場開展不足。現代的企業家教育、知識、視野都比以前好，但是投機取巧、官商勾結，虛華不實。仔細觀察，不管過去還是現在，企業和政府都是配套的，有什麼政府，就有什麼企業家。
現在民進黨及陳水扁政府不斷醜化兩代蔣總統，說他們威權、打壓台灣人，但我親眼所見，當時的政府是日以繼夜地為台灣經濟的穩定與發展、為改善人民的生活而努力奮鬥。
趙耀東：1970年代初，台灣窮，沒有工業，特別是沒有大工業。
王永慶：你太客氣了不好意思說，我替你說，台灣一直到中鋼成立，才算有大型工業，中鋼也是國營企業中最規矩的。
趙耀東：最初我堅持不去創辦中鋼，在經國先生的鼓舞下，特別從南到北走了一趟，發現當時台灣根本沒有任何建煉鋼廠的條件，我的急性胃潰瘍就是在那時候犯的。但是，經國先生前後找我談了四次，他說「政府要為台灣經濟做點事」，要我儘管去做，一切責任由他負，而且要做就做個大的，其他什麼事都不必管。經國先生胸襟開闊，他對我說：「路是人走出來的。」有了他的支持，我才敢去做。
當時建個煉鋼廠要新台幣560億元，但是最初連10億元都湊不到，經國先生就要經濟部負責九成的建廠經費，他告訴我：「500億元不夠，還要多少，填個單子給我。」當時的政府是窮得連燒餅油條都要管制，中鋼的例子說明，政府的魄力加上民間的配合，成就了台灣經濟奇蹟。
王昭明：台灣經濟過去能夠順利發展，就是因為在政策選擇上，選擇正確的路。例如，當年發展人造纖維，到底是國營還是民辦，政府內部吵得很厲害，但是多數官員主張民辦，特別是尹仲容先生，雖然經濟部主張公有事業，但尹先生卻堅持讓民間經營。吵歸吵，但很幸運的是，當年在大陸發表政治高論的人，不看好台灣，紛紛跑到香港、美國，沒有來台灣，讓台灣有了難得的安靜，讓一群有政治良心的專業幕僚，如嚴家淦、孫運璿先生等，可以向當局直言建議。
當時，政府主張管制經濟的保守勢力以徐柏園為首，外匯管制就相當嚴，台幣兌美元有四種價格。尹仲容先生則主張走市場經濟的路，讓民間經濟活潑起來，並且改革外貿體系，但是反對勢力非常大。支持尹先生的嚴家淦，積極說服當局，建議如果要選擇開放政策，就應該重用尹仲容。
當年的專業幕僚有擔當、有魄力，使政策推動順利，這是台灣過去成功的「看不見的關鍵」。過去政府考慮經濟政策，很少考慮政治得失，不像現在決策，只考慮政治得失。
王永慶：早期台灣經濟能夠發展靠的是安定，政府撤退來台後，台灣領導人很清廉，比韓國，東南亞國家，甚至比日本還清廉。我要再強調，當時，政府清廉、領導有方，這是事實。回想當年台灣經濟困難的情形，我覺得經國先生對台灣是有貢獻的，歷史一定會為他記上一筆。
其次，台灣走的是市場經濟，走市場經濟是最有力量。日據時期，台灣沒有工業，只有酒廠，但啤酒，清酒全都是日本進口的，台灣只是種甘蔗、茶葉、樟腦出口。政府遷台後，開始走市場經濟，台灣沒有工業，就做加工。以我來說，當時一天做四噸PVC（聚氯乙烯），規模是世界上最小的，做不下去，沒有銷路。當時PVC主要從日本進口，因此，我生產的PVC，有三個月一噸都賣不出去，這是因為國內沒有二次加工，沒有出口。後來創立南亞，進行二次加工，但生產的膠布一樣沒有市場，所以又創立新東，進行三次加工，生產皮包、鞋類、窗簾，出口美國。
我曾經雇用六千個女工，當時工人很勤勞。為什麼勤勞，這是因為殖民地時代日本人管得嚴，台灣民眾很苦，後來，只要有工作，大家就拚命做。我記得，當時女工有班可加，就很高興。就是勤勞打下台灣的經濟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