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從前，整份報紙我只看體育版，甚至不看。

所以我了解年輕一輩是怎麼對政事不以為然，身為80年代循規蹈矩的一群又怎麼對現在一班被稱為「80後」的疑似激進青年有「非我族類」的感慨。

我亦曾經對梁國雄(長毛)的形象與辦事手法極度懷疑，所以我明白。

你們沒有錯，你們只是不知道。

我不敢說09年1218，今年116在立會外的所有「80後」都是有識之仕，完全沒有所謂的「跟風」、「冇事搵事做」的人；

我只可以肯定的是，引用我在07年9月寫過的說話：「我決不相信，有人會沒有依據，沒有酬報……絕食抗議著雞毛蒜皮的事情。」

在甚麼時候開始，我關心我所愛的香港？

印象中，是06年約三年前的天星搬遷事件。那時候我在美國留學，為著不能見證天星的最後一夜而黯然。那畢竟，是年少時的我人生裡首次見識到風浪力量的地方。

然後我開始讀陳冠中、馬家輝、梁文道等文化評論人的文章，然後在07年中，我邂逅了龍應台的《野火集》。

在07年，我決意回港。

天星事件凝聚了一班社運人仕而其主要成員被認識並稱為「本土行動」。

我在後來才知道，天星抗爭走得最前的十多人很多都是中大的保樹立人行動的成員，為此傳媒蔡子強說笑稱：「若曾蔭權打電話叫中大高層斬樹, 天星運動可能就會自然瓦解...」

以保育為抗爭主要議題的「本土行動」，接下來還參與了07年的皇后碼頭保育抗爭、利東街(俗稱：囍帖街)重建抗爭，然後在08年，音樂媒體也加入推動「集體回憶」，詞人黃偉文寫出了至尊金曲《囍帖街》，捧紅了一個謝安琪，終於引發社會對保育的關注。

「本土行動」一路走來，經過層層關於古蹟鑑定的司法覆核，漸漸地，市民與媒體一起了解關注並發現：香港大商場大財團的資本主義式發展路向是如何地不能抑止。

然後，金融海嘯席捲全球，引發雷曼事件，08年黃毓民以大熱姿態進入立法會，再到09年港大學生會罷免陳一諤，六四20萬人維園集會，然後的然後，2010年116的反高鐵。

05年12月韓農「Down DownWTO」我記憶猶新，即使那時候在電視看見了只有「咦，幾好秩序喎」的反應；5年後的今天，我卻彷彿看見菜園村的居民在世貿前三跪一叩。

從天星起始(當然應是更早，如紅灣事件)，我覺得，每一個在身邊發生的社會運動猶如一個黑影般一步步向我挨近，問題從天星「在何樣位置搭乘小輪過海」到高鐵「會不會在西九看見大量公安及同胞」。我卻明白，不是問題嚴重了，而是社運規模擴大，關注的問題才愈來愈廣，廣得令我們不能不正視問題：自己納的稅竟統統流進了地產商的口袋？

切身影響我們的施政每日不斷，只是過去我們一直沒有留意，肉隨砧板被商人宰割利益而不自知，或像奴才般認為被剝削是理所當然而放棄抗爭。

在不知不覺間，地盤沙塵滾滾，我們看不見藍天。

然後不知為何，看不見藍天成為了理所當然的事情，在街上以手掩鼻成為了習慣。

追本溯源，我們對政治的冷感，成就了一個個不合理的習慣與觀念。

07年從美回港，見證參與了一列選舉工程遊行和抗爭，發現原來「一同攜手建設香港」不單單是宣傳標語而是真的可行的。

需要的，是每一個視香港為家的人去參與。

反高鐵絕食舉橫額抗議不是可行方法，財團政府簽了的約駁了的水管不會為了一伙熱血年青人而把契約撕掉說：「好啊，你們的不滿我聽見了，因為你們是未來的當家我姑且聽你的」那樣。

抗爭是為了聚集更多的聲音，讓更多的人看見問題並關注。凝聚更強更多的團體，才能令聲音被決策的傢伙聽見。

另一方面，街頭抗爭，是沒辦法中的唯一辦法---三十年家園面臨破壞，情何以堪？

我從天星事故到今天的五區總辭，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一股力量正衝擊現有的、不合香港時宜的體制。

如果兩個人有一個對現在廣泛討論的「五區總辭」表達意見，在下一屆2012立法會選舉中黃宜弘與詹培忠之流的功能組別的去留已不成疑問。

一步一步，即使少但仍然走在民主路上。

小圈子選舉、政治助理、林公公、佔三份一議席卻玩自動當選的功能組別…...如何可能令人信服沒有用人唯親，沒有官商勾結？

這樣的體制又如何可能吸引人才去花時間攀那偽政治階梯？

我不敢說普選會令香港立刻變得美好，但這樣下去陳克勤成為某局局長拿廿萬月薪絕對不稀奇。

而坐在電腦前有朝突然上不了facebook網絡被和諧掉更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假如2017普選最終選了劉德華，他顧著演戲唱歌而忽略市民福祉，至少他鞠的躬漂亮一點，「對不起」亦動聽一點。

2017，我不想「夾硬」投票予說出「我會搓好我個胸」之流的人物去代表我。

如果不成，

還是北望神州，早早預備成為河蟹一員。橫豎那時廣深港已一體，大家都習慣操了。

但，在那之前，即使反對票也好，支持「五區總辭」行動。

因為那也許會是你一生最後的能夠改變香港的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