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正涉及到徵信管理的一個關鍵問題，信用文化的形成比徵信制度的建立更重要！如果忽視信用文化建設，信用制度的建立所形成的鏡像反而會產生誠信的尺縮效應，徵信成功的關鍵在於能夠喚起人們心中之信。
傳統文化中有一種別人對我怎麼樣我就對別人怎麼樣的群體意識，“別人對我怎麼樣”就成了“我就對別人怎麼樣”的一個誠信鏡像。在兩個人之間，這種鏡像可以看作是一報還一報，還算公平；但是當鏡像成為公共信息時，作用就會被放大。這就好比兩面鏡子相互對照的情況，鏡子裡所照出的對面的鏡子的層層疊影中，在旁觀者看來，越靠裡面的那個鏡子就越小，於是就會出現社會誠信的尺縮現象。聯想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兩面鏡子分別以不同的速度運動，這種尺縮現象的理論模型就更加毋庸置疑。徵信機構一旦出於商業原因對誠信有扭曲的反映，就會形成誠信瑕疵的多米諾牌骨效應，造成全社會誠信的尺縮。 徵信社 徵信 外遇
媒體對徵信市場化、商業化運作模式感到擔憂，也是這種尺縮現象的一種後果。 《條例》公佈的背景是一個時空層面，而媒體的擔憂是另一個時空層面，兩者以不同的速度前行，按照相對論的理論，就會對徵信的商業化運作有不同的看法。在前者看來，徵信的商業化運作模式已經形成事實，再不拿出一個《條例》就是立法的滯後。中國人民銀行2009年3月7日發布的《2003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工作主要情況》報告顯示，早在2007年年底，央行徵信系統已為近6億自然人建立了信用檔案。個人信用檔案除採集在銀行的信貸信息外，參保和繳費信息、住房公積金信息，電信用戶繳費信息等均被收錄在內。一些原行政機構下屬的徵信機構，在業務運作上也基本採取了市場化的方式。而在擔憂者看來，《條例》似乎在為商業化運作始作俑。換言之，在前者的時空層面，商業化運作早己出發；而在後者的時空層面，商業化運作似乎才醞釀起步。參照係不同，後者對徵信的商業化運作的價值判斷難免會產生“尺縮”。
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可以肯定，《條例》的公佈如果不是事後的被動補救，也是順勢而為，填補了這一法律空白，甚至可以看作是對已經處於徵信商業化運作強勢一方的一種限制，而不是在刻意發端；我們不能將其解讀為立法者試圖將商業化運作作為服務業的一個增長點，甚至在倡導誠信完全商品化。應當指出，徵信的商業化運作並非洪水猛獸，並非必然會危及徵信的公平、公正，美國社會信用體係就是以民營徵信服務為特徵的市場化模式。然而，筆者無意指責媒體對商業化運作模式的擔憂，反而要強調這種擔憂的合理性。因為在我們面臨的市場環境中，確實發生了誠信尺縮現象，專家們稱之為中國當前商業精神的缺失，標誌性的事件是三鹿集團因三聚氰胺奶粉而折戟沉沙。假如造成誠信尺縮現象的市場環境得不到改善，徵信的商業化運作不可能獨善其身。徵信的鏡像如果出現尺縮，就會專門為這種尺縮提供“縮尺”，即提供誠信的扭曲的鏡像，對誠信將會造成更直接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