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反面而來的笑聲──閱讀孫得欽《愚人之歌》〉
沈眠/寫
幽默是很難的。幽默是嘲諷的精神,嘲諷則是幽默的形式,一如就像詩與詩歌的互為表裡。而在我看來,嘲諷分有三種,一種是對他人嘲笑,往往夾帶攻擊性,最後可能損人也害己;另一種是自嘲,相較前者的傷害性,這種自傷的諷笑,安全且留有餘地,不會惹發某特點對象的傷痛,不過,自嘲的限度就在那裡,有時候只是扮丑,未必能揭示什麼;最後一種則是針對社會體制、文明世界的大規模反諷,也就是不針對個體,是對群體發出的心智警訊,演示了人類的愚蠢、文明的癲狂、荒謬的情境等。
孫得欽的詩集《愚人之歌》及《愚人的花園》(《愚人之歌》外傳),想來是第三種嘲諷吧,是關於人們群像可笑荒唐的真正有所揭穿,尤其他的悟往往帶著奇異的笑感,當然了裡面深處盛裝著無可忍的悲傷,如〈我們的音樂〉:「許多年以後╱我們都知道了╱無論是鉗型寫詩╱還是未卜先知╱都是因為使用了旋轉門╱╱如此說來╱我們的時間╱就像音樂。」、〈奧義〉:「我只會很小範圍的事╱╱在一次次的放棄中╱我發現了╱╱奧 義」、〈老婆語錄〉:「『我愛你』╱╱『你今天什麼毛病╱是不是吸了大麻』╱╱『妳就是我的大麻』╱╱『那你就不能合法地吸我了』」、〈我需要你〉:「需要╱是奴隸的遊戲╱╱當然╱還是可以玩╱前提是它╱真的╱好玩╱╱事實上╱如果它真的好玩╱就成了╱主人的遊戲。」
嘲諷是藝術,是一種重新令人認識事物與世界的方法,一種從普遍認知脫軌逸出的詩意,如同伊夫林‧沃(Evelyn Waugh)《一掬塵土》、寇特‧馮內果(Kurt Vonnegut)《第五號屠宰場》近乎殘酷地為我們打開了被層層簾幕遮掩住的文明、社會和人性之荒蕪瘋狂,《愚人之歌》亦然,在警語也如的詩句裡,令人品味到暗諷底下潛藏的、散發凜冽光芒的喜劇性。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小說的藝術》有寫:「悲劇性把人性偉大的美麗幻象提供給我們,帶給我們某種慰藉。喜劇性則比較殘酷:它粗暴地為我們揭示一切事物的無意義。我認為所有的人文事物都包含著它們的喜劇面向,有些是眾所周知、被承認、被開發過的,有些則是遮蔽隱晦的。真正的喜劇性的天才不是讓我們笑得最多的那些人,而是揭露了某個喜劇性的未知領域的那些人。歷史總是被視作一塊非嚴肅不可的領土。但是,歷史所未知的喜劇性還是在那裡。就像性慾也有喜劇性(雖然難以讓人接受)。」
非嚴肅不可,同時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關鍵字,就像昆德拉短篇小說〈沒有人會笑〉(《可笑的愛》)寫的那樣,每個人都擁抱自己的真理,鍥而不捨地追著別人的不正確,是這樣啊,在正義魔人的年代裡,幽默幾乎再也沒有容身之地。
昆德拉在〈耶路撒冷演講:小說與歐洲〉說小說家與扼結樂思忒(不笑的人、沒有幽默感的人)之間的永恆爭鬥:「……這些扼結樂思忒從來不曾聽到上帝的笑聲,他們相信真理是清晰的,他們相信所有人的想法都應該相同,他們相信自己和心裡所想的自己一模一樣。然而人之所以成為個人,恰恰是因為他失去了對於真理的確信以及其他人的一致共識。……」
我想,《愚人之歌》的確縈繞著上帝的笑聲,孫得欽也不斷辯證、展現著對於真理的不確信,而此詩集也就彷彿是孫得欽所構組的莫比烏斯環,笑聲迴盪在正面、反面,甚至是反面的反面,如〈箭術與禪心〉:「現在打蚊子╱都會先裝作不在意╱再心平氣和╱無欲無求地╱出手╱╱甚至╱不必求快╱好像手╱只是剛好在那裡╱跟牠巧遇一樣╱╱這讓我╱多打到╱很多蚊子」、〈為了誰〉:「沒有打動你╱我很遺憾╱但我不是為了打動你╱而寫╱╱事實上╱我是為這天氣而寫╱為一株小草而寫╱為了剛剛發布的╱黑洞照片而寫╱╱事實上╱我只是為了自己而寫╱╱問題是我╱就住在╱╱你的靈魂裡」、〈初衷〉:「他所堅持的核心價值╱正是他痛苦的原因╱他卻以為╱╱是那些東西讓他活下來」、〈信念〉:「他抗拒的許多事╱正是讓他活下來的東西╱他卻以為╱╱那是他痛苦的原因」等。
而如是這般的人性觀察、情愛體悟,令得《愚人之歌》穿透生活的荒謬虛無,在各種非理性意見充斥的此時此刻,在無意義的後面,在詩歌的裡面,重新發現了生命的真實意義。
發表於《野薑花詩集季刊》第四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