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都跟我差不多年紀。我彷彿可以看見他們的回憶裡，跟我非常貼近，熟悉的許多劇情。儘管我們並不相識，但我們讀一樣的書，在同一個時間參加聯考，再同一個時間思慕異性，同一個時間對青春迷惑。我們同樣花了許多時間，慢慢在這個世界站起來。

據說SARS的高危險群，是21-49歲的青壯年人口。這回是衝著生力軍來的了。這是世界性的，SARS最看不順眼的似乎是飛來跑去的白領階級。我很贊同李家同教授的意見，認為需要馬上進行全國性隔離。像防空演習一樣的嚴格執行，甚至頒發戒嚴令也不無太過。至少要先看清敵人的位置。否則這個資本主義的架構，會一點一點被吃掉。好不容易花了幾十年培養的人才，在這場戰役中都率先犧牲。台灣的社會已屆高齡，再死些優秀的年輕人，將會更高齡；台灣的競爭力在疫情前就已經倍受爭議，再死些優秀的年輕人，各方面都絕對不敵。

替代役男消防隊員的死，點出了我們的防疫問題。對於發燒的病人，我們大張旗鼓的派出消防隊員護送就醫，因而使得這群人暴露在危險之中。然而這方面的謹慎防疫，卻防不了另一方面的疏鬆防疫。比如逢甲大學所傳出大四學生發燒，（後來我的學生告訴我說，他已證實並非sars病患，雖然我並不清楚消息來源是否正確。最近的消息就像戰時一樣，愈來愈趨近原始的以訛傳訛了。）學校只有隔離跟他一起上課的四堂課。（當然這個做法不祇是學校而已，整個台灣都以類似的模式作為隔離的標準。）然而，這個學生是誰，曾在何時，到過哪裡，摸過什麼，沒有人知道。逢甲的校園內、旁邊的商圈，都是擁擠的不能再擁擠。如果他是sars病患，只隔離那四個班級，明顯只是隔心安的。還有關於發病前是否會傳染的說法，正反兩面我都在媒體上見過。如果發病前就會傳染，那麼量體溫這回事也只是量安心的而已。這些事情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但都抱著一種「也沒辦法啦」，聽天由命的消極態度。防疫的一邊是嚴密「寧可錯殺」，認為即使犧牲掉少數防疫英雄（醫護人員、消防人員）也是不得不的態度，另一邊卻只是「息事寧人」採取一些心安措施，這不等於是往破掉的水缸裡灌水嗎？這使得嚴密那一邊的犧牲失去了意義。

如果這時候不拿出魄力來對抗病毒，還要死多少人呢？現在不是靠個人良知的時候，也不是宣導人民互助互愛的時刻，即使的殘酷的戰時，一樣會有宵小，為錢去偷拔為國捐驅烈士鑲金的假牙。現在是嚴刑峻罰的時候，因為當動一髮而遷全身時，嘴裡嚷嚷的權利自由，只顯示出任性孩子的欠缺管教。我們的目的是短期內控制疫情，目的也是要重獲自由，只是我們這次要打伐的不是欺壓百姓的貴族，而是神龍不見首尾的病毒。

我上課的時候，剛好上到法律。我要學生討論，如果他們是政府，現在要推動這個全國性的隔離，要怎麼樣才能將怨言、損失減到最低。令人失望的是，學生依舊是一貫事不關己的態度（這是大學生一貫的態度，即使是sars也沒叫他們改變初衷），我問他們時，他們只是聳聳肩，認為不可行。為什麼呢？「因為有很多人會反對。」他們說。我不禁懷疑，所謂的追求民主，是不是會教出一些，認為不要（或不敢）反對別人意見，就是「尊重」，就是「民主」的人？所謂的「文明」，削去了原始的愚勇，卻包裝了原始的懦弱，削去了明辨是非的勇氣？

我周圍有的人正在抗戰：我表哥是馬偕醫院的醫師，雖然我阿姨給他防毒面具，一樣沒有辦法停止做母親的擔憂。他的太太已經在居家隔離（台大醫院醫師）。我周圍也有人無知輕忽：我姑姑的朋友閒適地說了一句話：「你過來要記得帶個口罩啊，因為我現在在居家隔離。」。漸漸的，每個人的身邊都會充滿許多時時與死神搏鬥，還有以為在玩遊戲的兩極化人士。如果還不用外在的強制力量來整合內在向敵的精神，台灣還要死多少人？死完這批人以後社會會退化到哪一個地步？恐怕是令人不敢想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