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聽天地音~略識音樂淵流(上)

七色天地五彩繽紛。

蔚藍天際幻化相生。

善法自然如來實境。

音樂有無哀樂、音樂能否移風易俗，涉及到音樂美學上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即音樂的本體與本質問題，音樂鑒賞中的聲、情關係問題，音樂的功能問題等。音樂是客觀存在的音響，哀樂是人們的精神被觸動後產生的感情，兩者並無因果關係。就是用嵇康的話：「心之與聲，明為二物。」

音樂本身的變化和美與不美，與人在情感上的哀樂是毫無關係的。人情感上的哀樂是因為人心中先有哀樂，音樂起著誘導和媒介的作用，使它表現出來的。兩漢以來把音樂簡單等同于政治，完全無視音樂的藝術性，甚至要它起占卜作用等方面，並且音樂的形式美、音樂實際內容與欣賞者理解之間的矛盾也是前人所未論及的。音樂脫離封建政治功利的音樂思想，與主張「禮樂刑政」官方音樂的思想，構成了中國封建社會中音樂美學思想兩大潮流的源頭。

美學中研究音樂的本質、特徵、社會功能，音樂內容與形式的關係，音樂美的法則等問題的分支門類。音樂是以聲音為表現媒介的藝術形式，它通過對音樂的高低、長短、強弱的控制和對音列、音階、調式、調性的組織構成藝術的表現手段，訴諸於人的聽覺，產生情感的激發作用。

音樂是一種動態藝術，是在時間過程中通過音樂的運動而形成的。音樂對現實的反映不是具體的模擬，而是一種概括的比擬。音樂的語言具有極大的概括性和演繹性，人對音樂的感受需要依靠藝術的聯想，通過情感作用而與現實生活內容聯繫起來。

古代對音樂的情感性與數理性特點的認識

從古代起人們就開始對音樂的內容、作用以及結構形式的哲學思考，古代思想家們對音樂的情感內容和陶冶功能已有所探索。在古希臘，畢達哥拉重視音樂對心情的影響，並注意到它的治療效力。柏拉圖認為節奏和曲調會滲透到靈魂裏去，音樂性格的善或惡使聽者的靈魂變得優美或醜惡。他從政治理想出發，排斥悲哀的、嫵媚的、醉人的樂曲，提倡鼓舞鬥志和抒發幸福心情的樂曲。快樂主義者的主張跟柏拉圖相反，強調音樂的娛樂功用，把音樂當作遊戲、休息、解除疲勞和苦惱的良藥。亞里斯多德則採取折衷態度，企圖在教育和遊戲兩極之間找到中庸之點，以“高尚的享樂”為音樂藝術的本質。

在古代中國的《荀子·樂論》和《禮記·樂記·樂化》詳細討論了音樂對於治理社會所起的重要作用，首先承認有了快樂而要形之於音樂是“人情之所不能免”的事情，認為“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

古代中國主張建立心靈秩序的樂與建立社會秩序的禮互相配合，“樂者為同，禮者為異”，乃至認為「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記·樂本》還按照音樂的情感內容的特點，對音樂的性格加以分類,提出哀殺、樂緩、喜散、怒厲、敬廉、愛柔、淫流七類，認為音樂可以“善民心”、“移風易俗”，因而提倡正聲，排斥淫聲。

春秋戰國時代有一個著名的醫師，名叫醫和，用音樂作為醫療手段之一，給人治病。在古代印度則以宗教的虔敬和熱忱作為音樂的主要情感內容，牢牢地固守著原始社會巫術儀式中音樂的“通神靈”、“祛病災”職責。(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