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常常把一些事情做壞，比如把愛情做成貞節牌坊，把蓍自由做成暴民四起，一談起社會均富就出現專吃大鍋飯的懶漢，一談起市場競爭就有財迷心竅唯利是圖的銅臭。思想的龍種總是在黑壓壓的人群中一次次收穫現實的跳蚤，卻被思想家們一次次說成龍種，讓大家覺得悅耳和體面。

如果讓耶穌遙望中世紀的宗教法庭，如果讓愛因斯坦遙望廣島的廢墟，如果讓佛洛德遙望紅燈區和三級片，如果讓歐文、傅立葉、馬克思遙望蘇聯的古拉格群島和中國的"文革"，他們大概都會覺得尷尬以及無話可說的。
人類的某些弱點與生俱來，深深根植於我們的肉體，包括臉皮，腸胃，生殖器。即使做最樂觀的估計，這種狀況也不會因為有所謂後現代潮出現就會得到迅速改觀。

有一個著名的寓言：兩個人喝水，都喝了半杯水，一位說： "我已經喝了半杯。"另一位說： "我還有半杯水沒喝。"他們好像說的是一回事，然而聰明人都可以聽出，他們說的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
一個概念，常常含注和載負著各種不同的心緒，欲念，人生經驗，如果不細加體味，悲觀主義者的半杯水和樂觀主義者的半杯水，就常常混為一談。蹩腳的理論家最常見的錯誤，就是不懂得哲學差不多不是研究出來的，而是從生命深處湧現出來的。他們不能感悟到概念之外的具象指涉，不能將概念讀解成活生生的生命狀態，躍然紙頁，神會心胸。即使有滿房子辭書的佐助，他們也不可能把任何一個概念真正讀懂。

說說虛無。虛無是某些現代人時髦的話題之一，宏論虛無的人常被劃為一党，被世人攻訐或擁戴。其實，黨內有黨，至少可以二分。一種是建設性執著後的虛無，是聲色犬馬花天酒地之後的無聊和厭倦。聖者和流氓都看破了錢財，但前者首先看破了自己的錢財，大家的就是我的。而後者首先看破TN,k的錢財，大家的就是我的。聖者和流氓都可以懷疑愛情，但前者可能從此節欲自重，慎於風月；而後者可能從此欲無忌，見女人就上。

尼采說：上帝死了。對於有些人來說，上帝死了，人有了更多的責任。對另一些人來說，上帝死了，人就不再承擔任何責任。我們周圍擁擠著的這些無神論者，其實千差萬別。

觀念總是大大簡化了的，表達時有大量資訊滲漏，理解時有大量資訊潛入，一出一入，觀念在運用過程中總是悄悄質變。對於認識豐富複雜的現實來說，觀念總是顯得有點不堪重用。它無論何其堂皇，從來不可成為價值判斷標準，不是人性的質檢證書。正因為如此，觀念之爭除了作為某種智力保健運動，沒有太多的意義。道理講不通也罷，講通道理不管用也罷，都很正常，我們不妨微笑以待。

虛無之外，還有迷惘，絕望，焦慮，沒意思，荒誕性，反道德，無深度，熵增加，喪失自我，禮崩樂壞，垮掉的一代，中心解構，過把癮就死，]見在世界上誰怕誰......人們用很多新創的話語來描述上帝死後的世界。上帝不是一個人，梵蒂岡最近也不得不訓示了這一點。，上帝其實是代表一種價值體系，代表摩西十誡及各種宗教中都少不了的道德律令，是人類行為美學的一種民間通俗化版本。，上帝的存在，是因為人類這種生物很脆弱，也熱愛懶惰，不願承擔對自己的責任，只好把心靈一古腦交給上帝託管。這樣，人在黑夜裏的時候，上帝說，要有光，於是便有了光，人就前行得較為安全。

上帝最終死於奧斯維辛集中營。這個時候，一個身陷戰俘營的法國教書匠，像他的一些前輩一樣，苦苦思索，想給人類再造出一個上帝，這個人就是薩特。薩特想讓人對自己的一切負責，把價值立法權從上帝那裏奪回來，交給每個人的心靈。指出他們之間的相同之處更是容易的。他們大膽構築的不管叫理性，叫物自體，還是叫存在，其實還是上帝的同位語和替代品，一種沒商量的精神定向，一種絕對信仰。蒂利希評價他的存在主義同黨時說： "存在的勇氣最終源于高於上帝，他是這樣的上帝，一旦你在懷疑的焦慮中消失，他就顯現。"尼采也並沒有擺脫上帝的幽靈。他的名言之一是："人為自己的不道德行為羞愧，這是第一階段，待到終點，他也要為自己的道德行為羞愧。"問題在於，那時候為什麼還要羞愧?根椐什麼羞愧?是什麼在冥冥上天決定了這種羞而且愧?人類似乎不能沒有依持，沒有寄託。上帝之光熄滅了以後，薩特們這支口哨吹出來的小曲子，也能湊合著來給夜行者壯壯膽子。
另一個古老的傳說是，人是半神半獸的生靈，每個人的心中都活著一個上帝。
人在謀殺上帝的同時，也就悄悄開始了對自己的謀殺。非神化的勝利，直接通向了非人化的快車道。這是"人本論"嚴肅學者們大概始料末及的諷刺性結果。

二十世紀的科學，從生物學到宇宙論，進一步顯示出人是宇宙中心這一觀念，和神是宇宙中心的觀念一樣，同樣荒唐可笑。人類充其量只是自然界一時衝動的結果，沒有至尊的特權。一切道德和審美的等級制度都證明出假定性和暫時性，是幾個書生強加於人的世界模式，隨便來幾句刻薄或窮究，就可以將其拆解得一塌糊塗一一邏輯對信抑無往不勝。到解構主義的時候，人本的概念乾脆已換成了文本，人無處可尋，人之本原in,成虛妄，世界不過是一大堆一大堆文本，充滿著偽裝，是可以無限破譯的代碼和能指，破譯到最後，洋蔥皮一層層剝完了，也沒有終級和底層的東西，萬事皆空，不餘欺也。解構主義的刀斧手們，最終消滅了人的神聖感，一切都被允許，好就是壞，壞就是好。達達畫派的號一次次被重提： "怎樣都行。"
聖徒和流氓，怎樣都行。
惟一不行的，那是反對怎樣都行之行。在這一方面，後現代逆子常常表現出一些怒氣衝衝的爭辯癖。

大街上到處流淌著可口可樂的氣味和電子音樂，人們不再為上帝活著，不再為國家而活著，不再為山川和鄰居而活著，不再為古人和孫子而活著，不再為任何意義任何法則而活著。薩特們的世界已經夠破碎了，然而像一面破鏡。還能依稀焦灼成像。而當今的世界則像超級商場裏影像各異色彩紛呈的一大片電視牆，讓人目不暇思，什麼也看不太清。一切都被愉悅地洗成空白。這當然也沒什麼，大腦既然是個欺騙我們已久的贅物禍根，消滅思想愈便成為時尚，讓我們萬眾一心跟著感覺走。這樣，腸胃是更重要的器官，生殖器是更重要的器官。羅蘭巴特乾脆用"身體"一詞取代"自我"。人就是身體，人不過就是身體。"身體"一詞意味著人與上帝的徹底決裂，物人與心人的徹底決裂，意味著人對動物性生存的嚮往與認同--你別把我當人。這一天，叫做"後現代"。"後現代"正在生物技術領域中同步推進著。魚與植物的基因混合，細菌吃起了石油，豬腎植入了人體，混有動物基因或植物基因的半人，如男豬人或女豬人，可望不久面世，正在威脅著天主教義和聯合國的人權宣言。到那時候，你還能把我當人?

歐洲是一片人文昌榮、物產豐饒的大陸。它的盛世不僅歸因於科學與工業革命，還得助于民主傳統，也離不開幾個世紀之內廣闊殖民地的輸血--源源不斷的黃金，鑽石，石油，黑奴。這樣的機遇真是千載難逢。與中國不同的是，歐洲的現代精神危機不是產生於貧窮，而是產生於富庶。叔本華，尼采，薩特，差不多都是一些衣食不愁的上流或中流富家公子。他們少年成長的背景不是北大荒和老井，而是巴羅克式的浮華和維多利亞時代的錦衣玉食。是優雅而造作的禮儀嚴密而冷酷的法律，強大而粗暴的機器，精深而繁瑣的知識。這些心性敏感的學人，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開始了追求精神自由的造反，宣傳種種盛世危言。

他們的宣示在中國激起了回聲，但是這宣示已經大多被人們用政治農業文明的生存經驗--而不是用金錢業文明的生存經驗--來悄悄地給予譯解。同樣是批判，他們不言自明的對象很可能是"忠字舞"。他們對金錢的失望，到了中國，通常用來表示對沒有金錢的失望。一些中國學子夾帶著一兩本哲學，積極爭當"現代派"，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差不多就是窮人想有點富人的憂愁，要發點富人脾氣，差不多就是把富人的減肥藥，當成了窮人的救命糧。

個人從政治壓迫下解放出來，最容易投人金錢的懷抱。中國的薩特發燒友們玩過哲學和詩歌以後，最容易成為狠宰客戶的生意人，成為卡拉OK的常客和豪華別墅的新住戶。他們嚮往資產階級的急迫勁頭，讓他們的西方同道略略有些詫異。而個人從金錢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最容易奔赴政治的幻境，於是海德格爾讚賞納粹，薩特參加共產黨，陀斯妥耶夫斯基支持王權讓他們的一些中國同道覺得特傻冒，這樣看來，西方人也可能把窮人的救命糧，當成富人的減肥藥。

當然，窮人的批判並不比富人的批判低檔次，不一定要學會了發富人的脾氣，才算正統，才可高價，才不叫偽什麼派。在生存這個永恆的命題面前，窮人當然可以與富人談心，可以與富人交上朋友，可以當上富人的老師。只是要注意，談話的時候，首先要聽懂對方說的是什麼，也必須知道，自己是很難完全變成對方的。

請設想一下這種情況，設想一個人只面對自己，獨處幽室，或獨處荒原，或獨處無比寂冷的月球。他需要意義和法則嗎?他可以想吃就吃，想拉就拉，崇高和下流都沒有物件，連語言也是多餘，思索歷史更是荒唐。他隨心所欲無限自由，一切皆被允許，怎樣做--包括自殺--也沒有什麼嚴重後果。這種絕對個人的狀態，無疑是反語言反歷史反知識反權威反嚴肅反道德反理性的狀態，一句話，不累人的狀態。描述這種狀態的成套詞語，我們在後現代哲學那裏似曾相識耳熟能詳。但只要有第二個人出現，比如魯濱遜身邊出現了星期五，事情就不一樣了。累人的文明幾乎就隨著第二個人的出場而產生。魯濱遜必須與星期五說話，這就需要約定詞義和邏輯。魯濱遜不能隨便給星期五一耳光，這就需要約定道德和法律。魯濱遜如若要讓星期五接受自己的指導(比如分工和講點衛生)，這就需要建立權威組織......於是，即便在這個最小最小的社會裏。只要他們還想現實地生存下去，就不可能做到"怎樣都行"了。

暫時設定這種秩序的，不是上帝，是生存的需要，是肉體。在一切上帝都被消滅之後，肉體最終呈現出上帝的面目，如期地沒收了自己的狂歡，成了自己的敵人。當羅蘭•巴特用"身體"取代"自我"時，卡勒爾先生已敏感到這一先兆，他認為這永遠產生著一種神話化的可能，自然的神話行將復辟。可以看出，後現代哲學是屬於幽室、荒原、月球的哲學，是獨處者的哲學，不是社會哲學；是幻想者的哲學，不是行動哲學。物化的消費社會使我們越來越容易成為獨處的幻想者，人際關係冷淡而脆弱，即使在人海中，也不常惦記周圍的星期五。電視機，防盜門，離婚率，資訊過量，移民社會，認錢不認人......對於我們來說，個人越來越是更可靠的世界。一個個商業廣告暗示我們不要虧待自己，一個個政治家暗示你的利益正被優先考慮。正如我們曾經在忠字舞的海洋中，接受過個人分文不值的信條，現在，我們也及時接受著個人至高無上的時代風尚，每個人都是自己：最大的明星，都被他人愛得不夠。

時曠日久的文化空白化和惡質化，產生了這樣一代人：沒讀多少書，最能記起來的是政治遊行以及語錄歌，多少有點不良記錄，當然也沒吃太多苦頭，比如當"右派"或參加戰爭。他們被神聖的口號戲弄以一誰也不來負責，身後一無所有。權力炙手可熱的時候他們遠離權力，苦難可賺榮耀的時候他們掏不出苦難，知識受到尊重的時候他們只能怏怏沉默。他們沒有任何教條，生存經驗自產自銷，看人看事決不迂闊一眼就見血，他們是文化的棄兒，因此也必然是文化的逆子。

這一些人是後現代思潮的天然沃土。他們幾乎不需要西方學人們來播種，就野生出遍地的冷嘲熱諷和粗痞話。
其實也是一種文化，雖然沒有列于文化譜系，也未經培植，但天然品質正皂它的活力所在。它是思想統治崩潰的必然果實。反過來，它的屯壞性，成為一劑清瀉各種偽道學的毒藥。"後現代"將會留下詩人--包括詩人型的畫家、作家、歌手、批評家等等。真：正：的詩情是藐視法則的，直接從生命中分泌出來。詩人一般都；恩有瘋魔的特性，一次次讓性情的烈焰，衝破法理的岩層噴薄而出。他們覺得自己還瘋魔不夠時，常常讓酒和夢幫忙。而後現代思潮是新一代的仿酒和仿夢製品，是高效制幻劑，可以把人們引入豐富奇妙的生命景觀。它恢復了人們的個人方位，拓展了感覺的天地，雖然它有時可能失於混沌無序，但潛藏在作品中的革命性、獨創精神和想像力的解放顯而易見，連它的旁觀者和反對者也總是從中受益。"後現代"將會留下流氓，對於有心使壞的人來說，"怎樣都行"當然是最合胃口的理論執照。這將大大鼓舞一些人，以直率來命名粗暴，以超脫來命名懶惰，以幽默來命名欺騙，以法無定來命名無惡不作，或者乾脆以小人自居，也沒什麼不可以。如果說，在社會管制嚴密的情況下，人人慎行，後現代主義只能多產於學院，成為一種心智遊戲；那麼在管制鬆懈之地，這種主義便更多流行於市井，成為一種物身的操作。這當然很不一樣。前者像夢中殺人，像戰爭片，能提供刺激，樂趣、激動人心，而後者則如同向影劇院真扔上一顆炸彈--你受得了?因此，對後現代主義配置的社會條件不夠，就必有流氓的結果。

詩人總是被公眾冷淡，流氓將會被社會懲治。最後，當學院型和市井型的叛逆都受到某種遏制，"很多後現代人可能會與環境妥協，回歸成社會主流人物，給官員送禮，與商人碰杯，在教授的指導下攻讀學位，要兒女守規矩。至於主義，只不過是今後的精神晚禮服之一，偶爾穿上出入某種沙龍，屬於業餘愛好。他們既然不承認任何主義，也就無所謂對主義的背判，沒有許諾任何責任。最虛無的態度，總是特別容易與最實用的態度聯營。事實上，在具體的人那裏，後現代主義通常是短暫現象，它對主流社會的對抗，一直被憂心忡忡的正人君子估計過高。

在另一方面，權勢者對這些人的壓制，也往往被人估計過高。時代不同了，眾多權勢者都深諳實用的好處，青春期或多或少的信念，早已日漸稀薄，對信仰最虛無的態度其實在他們內心中深深隱藏。只要是爭利的需要，他們可與任何人親和與勾結，包括接納各種晚禮服。不同之處在於，主義不是他們的晚禮服，而是他們某種每日必戴的精神假面。他們是後現代主義在潮中或市中的潛在盟友。

這是"後現代"最脆弱之點，最喜劇化的歸宿。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後現代主義猛烈燃燒的尾聲，它對金燦燦社會主流的批判性，正在被妥協性和認同傾向所悄悄置換。它挑剔和逃避了任何主義的缺陷，也就有了最大的缺陷--自己成不了什麼主適，不能激發人們對真理的熱情和堅定，一開始就隱伏了世俗化的前景，玩過了就扔的前景。它充其量只是前主義的躁動和後主義的沮喪，是夜行者短時的夢影。

如果"後現代"又被我們做壞，那也是沒法子的事。
夜天茫茫，夢不可能永遠做下去。我睜開眼睛。我寧願眼前一片寂黑，也不恩當夢遊者。何況，光明還是有的。上帝說，要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