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2-02 10:05:19讀書人
君主與國運
作者：姜德成
近日，抱著懇切的學習態度閱讀余秋雨先生的《山居筆記》，想學學散文家如何在歷史長河中抒發情懷。首章〈一個王朝的背影〉寫得非常優美，懷著遠離塵世觀光者的心境，導引讀者在關外悠遠純淨的避暑山莊之間徜徉，探索清朝康雍乾盛世的玄機。開篇說：“把清代成捆的史料留給歷史學家吧。我們，只要繞過這個消夏別墅裡去偷看幾眼就夠了，偷看自己心底從小埋下的歷史情緒和民族情緒，有多少可以留存，有多少需要校正。”讀來飄逸灑脫。
余秋雨先生寫到：避暑山莊是康熙大帝的傑作，這座園林將王朝軍政國防的要旨消解在湮水蔥籠之中，是中國歷史命運的一所“吉宅”。康熙皇帝是帝王中的典範，他具有異乎尋常的生命力和健全的人格，如此非凡的個人素質和人格魅力給歷史打下重重印記。康熙從少年時開始的六十年君主生涯中，以個人生命的雄偉挽救了明末的頹勢，重新啟明了中國的國運。余秋雨先生還說：與康熙相比，明代的許多皇帝都活得太不像樣了，像一群“無賴兒郎”。
〈一個王朝的背影〉使我想起了另一篇文章。
2002年末我赴香港參加年度明清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期間與泰國崇聖華僑大學的郭偉川教授、北京文物出版社的毛佩琦教授舊識重逢，侃得非常愉快。偉川兄當時提交的論文是關於曾國藩的研究，發言中談到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其實是曾國藩湘軍〈愛民歌〉的原樣翻版，令我眼界大開。我的論文內容是對明朝中葉大臣章奏中頻繁追究內閣祖制這一現象的探討。我認為明代內閣原本不存在“祖制”依據，都是官僚大臣為攻訐政敵睜眼說瞎話虛構出來的。佩琦兄提交大會的論文，就是我現在閱讀余秋雨散文時聯想到的這篇，討論的問題正是明末清初的“國運”。
佩奇兄思想活躍，人也多才多藝。在大會閉會的聚餐酒會上他曾乘興美聲演唱了一首自己譜曲填詞的歌曲，我的老師大會主席趙令揚教授當場幽默地評價道：“由此可見，姓毛的都很厲害！”佩琦兄的論文題目是：〈從明到清的歷史轉折〉，副標題為：“明在衰敗中走向活潑開放，清在強盛中走向僵化封閉”。文中提出的論據相當雄辯，恕不能詳述，只概括其觀點。他認為：大明帝國走入末期的衰敗後，政治統治趨於瓦解，思想束縛鬆綁，傳統經濟開始異變，社會生活奢侈頹廢。而這衰敗頹勢恰恰帶來了無限生機，正是新的經濟因素、新的思想和新的生活觀萌發生長的溫床。而且明末海禁開放，來自西方的新知識思想大量湧入。滿族八旗入主，陡然將此頹廢中變異求新的活潑局面結束了，歷史重新板起面孔，回歸於沉悶。在西方世界繼文藝復興後紅紅火火開展產業革命之時，中國卻不合時宜地出現了一個“康雍乾盛世”。我們的歷史為此一大“盛世”付出的代價是：失去了與西方世界同步變革的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
在此兩種不同方式的敘述之下，我相信讀者能體會到毛佩琦與余秋雨眼界和境界的差異。佩琦兄把歷史的轉機放在明末，余秋雨把歷史的轉機放在了清初；余秋雨著眼於政治的制控，佩琦兄著眼於社會的進步；余秋雨仰慕於封建君主的雄才偉略，佩琦兄關注於社會民眾的生活、思想。佩琦兄的視野既在明清之際，也在中西之間，遠遠超越於了漢族正統觀的情結；余秋雨先生在批評漢族正統觀時未能擺脫君本位、官本位舊意識的局限，把君主的氣象與國運的走勢混為一談了。我不禁感憾，散文家賦予歷史以詩情畫意，卻忽略了其中的時代變遷，雖然文字上一改歷史敘述的古板為活潑，認識上卻把活潑的歷史僵化了。
我想稍微轉換一下視角，重新審視關於君主勤政與荒政的問題。君主勤政荒政屬君主個人的行為，而國運問題則遠為複雜，關乎太多的因素。在帝制時期，君主勤政常常表現為個人的意志對國家機器職能的強行干預，有“外行領導內行”之弊，其間引出的衝突對國家行政體制運作並無裨益。而君主荒政的實際效果有時恰恰是君主對獨裁專制特權的自行放棄。君主個人意志遊離於國家政務之外，任憑國家機器職能據規則正常運作，各類職能機構擺脫外來意志的干預，順利發揮職能作用。像政府的監察部門，如果該部門官僚能夠無所顧忌地彈劾皇帝的寵臣和不法大僚，官僚機器職能上的相互制約機制就能得以充分實現。
越來越多的人不再過份誇大君主在后宮的“生活作風”對國運趨勢的影響了，再驕奢淫逸的昏君也只有一幅腸胃和一根陽具。明朝十六帝，從第九帝明孝宗的弘治中興之後，有正德朝武宗、嘉靖朝世宗、隆慶朝穆宗、萬曆朝神宗、泰昌朝光宗和天啟朝熹宗六帝，都不勤政，他們在位時明朝正處於中末葉的頹勢中。問題是，這六幅腸胃和六根陽具與大明國運的頹敗趨勢之間是否果真存在緊密的因果聯系？
明代中末葉國運出現頹勢之原因是個很大的話題，此類規模的文章無法說得清楚，簡單地講應該和漢、唐、宋衰敗的原因一樣，主要有兩條：一是龐大帝國內部政治經濟不平衡，二是北方關外遊牧民族勢力的消長情況難把握。這第一條是王朝大一統的大忌，每當國家出現統一強勢，衰落也就由此而開始了。而北方軍備沉重負擔，使政治經濟不平衡變得更尖銳化了。古人對此國運趨勢看得很透，也很灑脫，道出其中玄機，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我想舉出明史中的兩個常識：明朝歷史中經濟文化最富強繁榮、思想最活躍的時期在哪一代？答：既不是開國二祖時期，也不是“仁宣之治”和“弘治中興”時期，而是神宗皇帝荒政的萬曆朝，那時中國是世界上最富庶發達的國家。說到明朝真正勤政的皇帝，算來算去大約也只有兩個：明太祖朱元璋和崇禎皇帝朱由檢。一個是馬上得國的開國大帝，一個是吊死煤山的亡國之君。同樣勤政，國運不同，結局就不同，口碑就更差異如霄壤了。
很少人在評價君主時賦予他們以我們凡人一樣的人性人格。我知道明穆宗皇帝是性情極溫和的人，一生厭倦政治，根本不愿作皇帝，只想當藩王。他在位時朝政出現極其寬鬆合諧的局面，前朝所有重大冤案（包括海瑞的案子）都得以平反。而武宗皇帝和神宗皇帝都是極重情感的人。武宗一次南巡，營帳大隊已行至臨清，突然想起與一位女士的約定，即單舟返回去接這位娘娘。南行剛啟行皇帝就突然失蹤，隨行文武都炸了營了。萬曆朝的神宗皇帝人性極善，童年時就聰明懂事，懂得體貼人。成年後與鄭貴妃忠貞相愛，想立鄭貴妃為正宮皇后，遭到滿朝文官反對，由此內心憤懣，賭氣拒絕與大臣共政。外廷的文官對萬曆皇帝的批評彈劾近於惡毒的人身攻擊，萬曆帝都以寬容待之，很少懲處（若放在康雍乾盛世，多少人頭又落地了）。只可惜後人俗眼，不識其中故事，只罵昏君，不罵迂腐的文臣阻撓了一段忠貞愛情。
我一向不喜歡古代歷史中英明勤政的君主，這些人共同特點是暴戾兇殘，草菅人命，敵視知識界。康熙皇帝是這伙人的典範，清初的嚴厲政治和思想禁錮是康熙開始的，文字獄、海禁、禁南洋貿易、禁西方思想和西教傳播等等也都是康熙開始的。後來雍、乾二帝繼父祖之業，此所謂“盛世”一脈相承延續了下來，直到嘉道之後才又重新開始做明末時已經著手做的事情，整整晚了二百年了！
歷史不會變，而我們認識歷史的眼光會變。事隔几個世紀了，人們對清初諸帝的厭惡早已超越漢、滿民族間的宿怨，時代賦予了人們以民本民主這一新的觀察歷史的視角。
說了這麼多，除了歷史之外還想說：散文家還是不要把世俗文學學術化了吧，因為世俗文學對歷史的反思常常不能逃於世俗觀念的捆綁，觀察歷史的視野可能太缺乏穿透力了。我更希望清高的學術走出孤立的殿堂與世俗聯姻，讓更多的人學會以縱深的目光觀看歷史；不希望世俗文學帶上學術的假面，使人們在美文陶醉之中重溫迂腐陳舊的觀念。
2005/2/2
近日，抱著懇切的學習態度閱讀余秋雨先生的《山居筆記》，想學學散文家如何在歷史長河中抒發情懷。首章〈一個王朝的背影〉寫得非常優美，懷著遠離塵世觀光者的心境，導引讀者在關外悠遠純淨的避暑山莊之間徜徉，探索清朝康雍乾盛世的玄機。開篇說：“把清代成捆的史料留給歷史學家吧。我們，只要繞過這個消夏別墅裡去偷看幾眼就夠了，偷看自己心底從小埋下的歷史情緒和民族情緒，有多少可以留存，有多少需要校正。”讀來飄逸灑脫。
余秋雨先生寫到：避暑山莊是康熙大帝的傑作，這座園林將王朝軍政國防的要旨消解在湮水蔥籠之中，是中國歷史命運的一所“吉宅”。康熙皇帝是帝王中的典範，他具有異乎尋常的生命力和健全的人格，如此非凡的個人素質和人格魅力給歷史打下重重印記。康熙從少年時開始的六十年君主生涯中，以個人生命的雄偉挽救了明末的頹勢，重新啟明了中國的國運。余秋雨先生還說：與康熙相比，明代的許多皇帝都活得太不像樣了，像一群“無賴兒郎”。
〈一個王朝的背影〉使我想起了另一篇文章。
2002年末我赴香港參加年度明清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期間與泰國崇聖華僑大學的郭偉川教授、北京文物出版社的毛佩琦教授舊識重逢，侃得非常愉快。偉川兄當時提交的論文是關於曾國藩的研究，發言中談到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其實是曾國藩湘軍〈愛民歌〉的原樣翻版，令我眼界大開。我的論文內容是對明朝中葉大臣章奏中頻繁追究內閣祖制這一現象的探討。我認為明代內閣原本不存在“祖制”依據，都是官僚大臣為攻訐政敵睜眼說瞎話虛構出來的。佩琦兄提交大會的論文，就是我現在閱讀余秋雨散文時聯想到的這篇，討論的問題正是明末清初的“國運”。
佩奇兄思想活躍，人也多才多藝。在大會閉會的聚餐酒會上他曾乘興美聲演唱了一首自己譜曲填詞的歌曲，我的老師大會主席趙令揚教授當場幽默地評價道：“由此可見，姓毛的都很厲害！”佩琦兄的論文題目是：〈從明到清的歷史轉折〉，副標題為：“明在衰敗中走向活潑開放，清在強盛中走向僵化封閉”。文中提出的論據相當雄辯，恕不能詳述，只概括其觀點。他認為：大明帝國走入末期的衰敗後，政治統治趨於瓦解，思想束縛鬆綁，傳統經濟開始異變，社會生活奢侈頹廢。而這衰敗頹勢恰恰帶來了無限生機，正是新的經濟因素、新的思想和新的生活觀萌發生長的溫床。而且明末海禁開放，來自西方的新知識思想大量湧入。滿族八旗入主，陡然將此頹廢中變異求新的活潑局面結束了，歷史重新板起面孔，回歸於沉悶。在西方世界繼文藝復興後紅紅火火開展產業革命之時，中國卻不合時宜地出現了一個“康雍乾盛世”。我們的歷史為此一大“盛世”付出的代價是：失去了與西方世界同步變革的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
在此兩種不同方式的敘述之下，我相信讀者能體會到毛佩琦與余秋雨眼界和境界的差異。佩琦兄把歷史的轉機放在明末，余秋雨把歷史的轉機放在了清初；余秋雨著眼於政治的制控，佩琦兄著眼於社會的進步；余秋雨仰慕於封建君主的雄才偉略，佩琦兄關注於社會民眾的生活、思想。佩琦兄的視野既在明清之際，也在中西之間，遠遠超越於了漢族正統觀的情結；余秋雨先生在批評漢族正統觀時未能擺脫君本位、官本位舊意識的局限，把君主的氣象與國運的走勢混為一談了。我不禁感憾，散文家賦予歷史以詩情畫意，卻忽略了其中的時代變遷，雖然文字上一改歷史敘述的古板為活潑，認識上卻把活潑的歷史僵化了。
我想稍微轉換一下視角，重新審視關於君主勤政與荒政的問題。君主勤政荒政屬君主個人的行為，而國運問題則遠為複雜，關乎太多的因素。在帝制時期，君主勤政常常表現為個人的意志對國家機器職能的強行干預，有“外行領導內行”之弊，其間引出的衝突對國家行政體制運作並無裨益。而君主荒政的實際效果有時恰恰是君主對獨裁專制特權的自行放棄。君主個人意志遊離於國家政務之外，任憑國家機器職能據規則正常運作，各類職能機構擺脫外來意志的干預，順利發揮職能作用。像政府的監察部門，如果該部門官僚能夠無所顧忌地彈劾皇帝的寵臣和不法大僚，官僚機器職能上的相互制約機制就能得以充分實現。
越來越多的人不再過份誇大君主在后宮的“生活作風”對國運趨勢的影響了，再驕奢淫逸的昏君也只有一幅腸胃和一根陽具。明朝十六帝，從第九帝明孝宗的弘治中興之後，有正德朝武宗、嘉靖朝世宗、隆慶朝穆宗、萬曆朝神宗、泰昌朝光宗和天啟朝熹宗六帝，都不勤政，他們在位時明朝正處於中末葉的頹勢中。問題是，這六幅腸胃和六根陽具與大明國運的頹敗趨勢之間是否果真存在緊密的因果聯系？
明代中末葉國運出現頹勢之原因是個很大的話題，此類規模的文章無法說得清楚，簡單地講應該和漢、唐、宋衰敗的原因一樣，主要有兩條：一是龐大帝國內部政治經濟不平衡，二是北方關外遊牧民族勢力的消長情況難把握。這第一條是王朝大一統的大忌，每當國家出現統一強勢，衰落也就由此而開始了。而北方軍備沉重負擔，使政治經濟不平衡變得更尖銳化了。古人對此國運趨勢看得很透，也很灑脫，道出其中玄機，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我想舉出明史中的兩個常識：明朝歷史中經濟文化最富強繁榮、思想最活躍的時期在哪一代？答：既不是開國二祖時期，也不是“仁宣之治”和“弘治中興”時期，而是神宗皇帝荒政的萬曆朝，那時中國是世界上最富庶發達的國家。說到明朝真正勤政的皇帝，算來算去大約也只有兩個：明太祖朱元璋和崇禎皇帝朱由檢。一個是馬上得國的開國大帝，一個是吊死煤山的亡國之君。同樣勤政，國運不同，結局就不同，口碑就更差異如霄壤了。
很少人在評價君主時賦予他們以我們凡人一樣的人性人格。我知道明穆宗皇帝是性情極溫和的人，一生厭倦政治，根本不愿作皇帝，只想當藩王。他在位時朝政出現極其寬鬆合諧的局面，前朝所有重大冤案（包括海瑞的案子）都得以平反。而武宗皇帝和神宗皇帝都是極重情感的人。武宗一次南巡，營帳大隊已行至臨清，突然想起與一位女士的約定，即單舟返回去接這位娘娘。南行剛啟行皇帝就突然失蹤，隨行文武都炸了營了。萬曆朝的神宗皇帝人性極善，童年時就聰明懂事，懂得體貼人。成年後與鄭貴妃忠貞相愛，想立鄭貴妃為正宮皇后，遭到滿朝文官反對，由此內心憤懣，賭氣拒絕與大臣共政。外廷的文官對萬曆皇帝的批評彈劾近於惡毒的人身攻擊，萬曆帝都以寬容待之，很少懲處（若放在康雍乾盛世，多少人頭又落地了）。只可惜後人俗眼，不識其中故事，只罵昏君，不罵迂腐的文臣阻撓了一段忠貞愛情。
我一向不喜歡古代歷史中英明勤政的君主，這些人共同特點是暴戾兇殘，草菅人命，敵視知識界。康熙皇帝是這伙人的典範，清初的嚴厲政治和思想禁錮是康熙開始的，文字獄、海禁、禁南洋貿易、禁西方思想和西教傳播等等也都是康熙開始的。後來雍、乾二帝繼父祖之業，此所謂“盛世”一脈相承延續了下來，直到嘉道之後才又重新開始做明末時已經著手做的事情，整整晚了二百年了！
歷史不會變，而我們認識歷史的眼光會變。事隔几個世紀了，人們對清初諸帝的厭惡早已超越漢、滿民族間的宿怨，時代賦予了人們以民本民主這一新的觀察歷史的視角。
說了這麼多，除了歷史之外還想說：散文家還是不要把世俗文學學術化了吧，因為世俗文學對歷史的反思常常不能逃於世俗觀念的捆綁，觀察歷史的視野可能太缺乏穿透力了。我更希望清高的學術走出孤立的殿堂與世俗聯姻，讓更多的人學會以縱深的目光觀看歷史；不希望世俗文學帶上學術的假面，使人們在美文陶醉之中重溫迂腐陳舊的觀念。
20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