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社會有很大的變遷，景氣變差與失業率高的時候，人們在生涯出現危機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去思索過去習以為常的職業體系與就業結構的問題。可是這樣的思索，並不見得會帶來多正面積極的結論，有時後在極度經濟匱乏的不安全感下，會產生出更強化舊有的思維方式而無法跳脫。

這可以從有關於最近教師就業的公眾討論中看得出來，無論是從將要發動六二一上街頭的六項主要訴求，或是教育部因應所做出來的回應方案，可以發現幾個爭論的主題焦點在於以下幾點：首先是教師就業的問題，這連帶的討論到所謂的教師「供需失衡」現象與學程減招、不適任教師評鑑等等議題，再者是中小學師生比例的問題，這也衍生出經費計算與政府財政負擔的討論。

然而從以上的訴求與討論中，可以發現到，對於教育師資的問題上，只是關注在「中小學」，也正是因為主要關注在中小學的師資，才會對目前台灣「少子化」的現象，起了那麼大的恐慌並把少子現象界定為一個嚴重的問題。然而在此討論背後所忽視的根本問題出在，教育的「需求」對象，難道只有在中小學的學校機構才有嗎？教育難道只能年紀大的教年紀小的嗎？或者更進一步的問，教育難不成只存在於步入職場前，而不存在於步入職場後嗎？許多在中小學教育現場的老師，在發展創意與專業的過程中，常常所遭遇的困難是學生的家長，這就十足的表現出教育只限定在「小孩」所產生出來的困境。

教育本身是一種深層緩慢而且多重的啟蒙過程，在這過程中，對象不一定只是集中在中小學生，也不一定只能是單方教師的輸出，甚至更不一定教師只能完全的關在學校當中，也許更應發展的是教師可以同時一邊工作，同時一邊教人的兼職，再加上有經過社會歷練的「學生」教學相長，如此才能有更多融合社會經驗的辯證，使教育本身更為基進又更加務實。所以，可以思考的方向是，把過多的流浪教師導入到社區大學或是社區實驗學校，讓教師的專業能力，大膽的向社會人士對話，這在技能方面，可以師生互相幫助發展其他專長，另外更重要的是，在沒有升學壓力的限制下，可以擺脫學科的限制，師生雙方可以基於自身專長與興趣經驗，更自由地結合社會情況，發展出更為務實的課程，其教育效果的社會影響力，更甚於教中小學生。

透過社區大學的課程，除了技能與多重專長的培養以外，更可貴的是，這對於汲汲營營總是忙碌的社會人士，能夠多出一個可以思考的啟蒙空間，把獨立思考的能力直接普及於公民，並逐步地進一步地擺脫政客與媒體的操弄。如此下去，也許有一天台灣能像法國一樣，在不接受政客的遊說下，堅決而且自主的否決歐洲憲法。但是也正因為如此啟蒙的威力，造成不少的反對力量，這反而成為師資投入的對象轉向社會最大的困難，全教會等教育領域的壓力團體，所應抗議的並不是在既有的體系下，吵著政府給更多的教缺，而是自己開拓社會上潛在的教育需求，並對抗試圖阻擋此需求與供給建立的勢力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