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人們相信，一個政治體制，由上到下，有著分官設職龐大的分層負責體制或集體責任制。但到了現在，以前的這種信念早已解體，公共事務的 複雜化，使得政府看起來有很多手，但這些手都只管公文層轉之類的事，一到真正有事時，老百姓才發現這些手全都不見了蹤影，特別是當急難大事發生，所有的手 全都跑光光。研究官僚體制的人，以前發現這種體制在德國最嚴密有效率，但到了納粹時代，這種體制卻使得每個公務員都成了納粹罪惡的共犯，每個人都以「我只 是奉公辦事而已」，去做大罪惡裡一環的小罪惡。而到了現在，則是以前那種極端愛國主義已告消失，官僚體系則成了逃避責任最好的源頭。

    　現在的官僚體系日益龐大，而且公共事務也更趨複雜，一件事誰該真正發動，誰應終極負責，也都更難定義。於是在上面的人相信下面的人會辦好一切事，不勞他去煩心；而下面的人等不到各種上級的指示，自然樂 得輕鬆。湯普遜教授說，當出了大問題，上面的人一句不痛不癢的「我們該負起責任」這種官話，政治上最需要的責任感就被唬弄帶過。他並以一九七○年代美國 「中央五號井」礦災為例，那次礦災死亡一一一人，為最大災變，那就是整個官僚體系徹底癱瘓的最佳例證。他寫書時還沒有卡翠娜風災，否則他舉的例子一定由礦 災換成風災。

    　而這種「政治的手太多」，最後卻手全都看不見，在台灣我們的感覺就更痛切了。

    　最近，雲林麥寮六輕連二爆，這不只是巨大工業災難，同時也是超級的環境災難，影響當地海洋及民生至鉅，但廿多天，平常時到處都是的那些政府的手，可有什麼影蹤，如果不是百姓自救的呼聲愈來愈高，政府的手可能還會繼續藏起來。

    　六輕連二爆是大事，它對週邊海洋會造成多大衝擊，白海豚以後要怎麼轉彎，這些事都要看下回怎麼分解。而一般人可能更感興趣的是下面這些小事：

    　例如，有個車站搞共構，建築物是共構了，但鐵路部分是鐵路警察管，隔幾步商店街卻又不算鐵路警察轄區，於是又要歸地方分局管。建築物可搞共構，但政府那麼多隻手卻不會搞共構。對老百姓而言，太多手等於沒手，手和手之間的推來推去，可真讓人歎為觀止。

    　再例如，政府號稱要太陽能補助，但其中所牽涉到的手可多著啦，好多個衙門推來推去，要搞太陽能的反而惹出一堆閒氣；手太多等於沒手，還不如別搞！

    　當今台灣的政府運作的確已問題愈來愈多愈大，而撰其原因，可以說乃是責任感與責任心的日益失落。人們都知道如果體制權責賞罰分明，公務員大家好好幹，上面的各級老闆也敢於去發動各種新政策與新作為，這些手的積極性就可發揮。反之如果要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事情是推不掉的，「那件事與我無關」、「那件事十足共同責任」、「那件事無可抗力」、「那件事老百姓自己要小心」…，所有的推諉之辭裡，少掉了的就是「我的責任心」在那裡。

    　湯普遜教授指出，當今政治這種手太多等於沒手的問題日益深重，他有一段話可用來說今天的台灣：「今天人們想對重大事故或災難確定責任時，就會發現他們所碰到的，其實是個巨大的，無法靠近的、無情的生命有機體。可能這些無情的巨大的破壞力，它們整體乃是當今這個時代真正的惡徒！」（作者為文化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