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家已在路上


•桑塔格在一篇關於文學翻譯的演講中，說文學翻論文翻譯譯基本上是一種“不可能的任務”。在世界上所有的行當中，翻譯家的魔力在於這種魔術一般的“通感”，但它同時是一個被強行推到幕後的隱匿者——幾乎所有的翻譯家都必定具備這種甘於站到發言者背後的美德

王永年的身份有很多，但他最為人所知的就是翻譯家，他大概也最愛這個身份——據說，晚年的王永年深居簡出，翻譯的工作卻一直沒有停下：當博爾赫斯的詩歌、小說和凱魯亞克的《在路上》無數次被年輕人心懷忐忑地翻開，王永年作為譯介者便又一次成為一種語言與另一種語言、一個靈魂與另一個靈魂之間的“靈媒”。他精通英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種外語；他翻譯的歐•亨利系列小說出版多種版本，備受英美文學研究者的好評；他從意大利原文翻譯《十日談》、《耶路撒冷的解放》，是中國從原文翻譯《十日談》的第一人；《博爾赫斯全集》中絕大部分的篇章都譯自他的筆下；而凱魯亞克的《在路上》則讓美國嬉皮一代上路的衝動再次催促了無數中國年輕人。
還記得在大學空無一人的宿舍裡，午後逃課睡醒後，順手翻開薄薄一本博爾赫斯，讀到那篇《小徑分叉的花園》，其中有一句：我們並不存在於這種時間的大多數裡；在某一些時間裡，您存在，而我不存在；在另一些時間裡，我存在，而您不存在；在再一些時間裡，您我都存在……這句話進入頭腦，反應兩秒鐘，立刻便一片澄明。再如《詩人》中有這樣的句子，“他心想，我再也看不到充滿神話般恐懼的天空，也看不到自己將被歲月催老的臉龐”，驚艷之余仍忍不住心儀：“神話般恐懼的天空”是一種什麼樣天空？……

遺憾的是，彼時的我並不知道，自己所讀到的每一個字，都是經由王永年的筆傳遞，卻一絲精魂也沒有被遺失。但想想又覺得釋然，王永年作為翻譯家的樂趣並不在於我在讀書的那一刻意識到他。

作為曾在新華社擔任譯審30多年的新聞工作者，王永年利用工作之外的時間翻譯了大量外國文學。他曾將“通順”作為一生翻譯的標准。平實而不事張揚的翻譯風格也成為他的最大特色，但也因此，他失去了許多過於追求文字快感的讀者。

例如關於《博爾赫斯全集》，每過一段時間總會有人跳出來說王永年翻譯得不好、不夠美，但好在博爾赫斯的作品本身並不侍奉“美”這個東西。真正懂得書的人會明白，讀博爾赫斯是一生翻譯社的事，忽然活過某一歲，就會明白，王永年筆下的博爾赫斯，是最雋永的。正如卡爾維諾在閱讀博爾赫斯的時候發現了某種簡潔寫作的詩學，比冗贅優越，比精煉更精煉。而作為一個追求准確的翻譯者，王永年的譯作注定不會以曉暢作噱頭，他說：“有的人翻譯的東西就疙疙瘩瘩，我不會。”

80歲開始的《在路上》

在王永年漫長的翻譯之路上，博爾赫斯只不過是他文字生涯中的一部分。1959年起任新華社西班牙語譯審時，就開始翻譯世界文學名著，其中翻譯的歐•亨利小說暢銷多年。他又從意大利文翻譯了《十日談》，是中國最早的一個。他翻譯的博爾赫斯全集大部分篇章中，詩文選集《巴比倫彩票》是公認的最傳神、最精准的中譯本。

最令人感喟的是，2006年應上海譯文出版社邀請翻譯《在路上》時，王永年已經八十多歲。基於老一輩人的老派價值觀，王永年必是不喜歡凱魯亞克以及“垮掉的一代”的，而這個年齡翻譯一本荷爾蒙如論文修改此旺盛的書，到底是一種奇緣還是痛苦，我想它們之間也並不矛盾。《在路上》新譯本出來後，很多人吐槽覺得英文論文不好，認為不如文楚安早年的譯本，但王永年仍然賦予這本書一種獨特的氣質中翻英翻譯：那並不是瞬間勃發的激情，而是一種經過克制、壓榨和晾曬之後的熱烈。我也仍然覺得他的譯筆嚴謹而精美，比如第十二章寫到薩爾到了一個小鎮特雷西，“落日留下長長的影子，一片血紅……天色很快就暗下來了，葡萄色的黃昏，紫色的黃昏。籠罩在柑橘林和狹長的瓜田上；太陽是榨過汁的葡萄紫，夾雜著勃艮第紅，田地是愛情和西班牙神秘劇的顏色。”面對這樣的句子，除了覺得驚艷，似乎再找不出別的詞形容。

王永年的一生頗具傳奇色彩。舊上海長大的他，中學時代就掌握四門外語，青年時代更是著名作家張愛玲在聖約翰大學的同學。“文革”中很多知識分子受到打擊，但作為一個單純的翻譯者，他反而在時代的厄運中陰差陽錯地尋覓到一方棲身之地。回首那段幽暗的歲月，王永年感慨不已：“‘文革’那些年，我過得挺安穩的。不是運氣好，是人好啊！”

在王永年的觀念中，翻譯僅僅是一種職業，沒有那麼神聖和高貴，他不願意將翻譯工作的意義過於拔高。就翻譯的報酬，王永年曾對媒體說英文潤稿道：“翻譯稿費一般是千字60元，翻譯《在路上》也是按這個標准，翻一本書賺不到1萬塊錢。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就是這個價錢，一直沒變過，給翻譯翻錢會多一點，一般都是商業文件，但要得比較急。翻譯《博爾赫斯全集》，也就不到2萬塊錢，那本書用了不到兩年的時間，每天譯一點，定時定量，一點一點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