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李行導演的電話，通常就意謂著要開始忙了，因為李導演想到什麼就會拿起電話下指令，忙歸忙，最後，我卻總是收獲最多的人。

公元2000年的十二月初，回鍋接任金馬獎主席的李行導演打了通電話給我：「祖蔚，李安帶了《臥虎藏龍》的幾位外國工作班底回來參加金馬獎，李安認為他們都是《臥虎藏龍》的功臣，難得來台北，可不可以為他們辦一場座談會，把他們的實務經驗說給台灣影人聽，李安是有心人，能夠回饋台灣的時候，他一定都會做。」李導演打這通電話給我是很無奈的，李安有心，李行也願意配合，可是那一年金馬獎人力不足，也沒錢辦座談，台北那些號稱電影專業科系的學校也不願接辦，李行導演只好打電話給我，請我派記者前往採訪這幾位幕後工作者，「讓他們的經驗、智慧和才情，透過你們的報導讓台灣讀者知道。」

李導演說服了我。

那時候，我是自由時報影劇版面的負責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帶著記者去做了採訪，一口氣採訪了《臥虎藏龍》的剪輯師Tim Squyers、音效師Eugene Geaty和特效師Jonathan Styrlund三人，「這麼技術性的電影專業內容，報紙適合刊登嗎？」記者問我，其實我也不知道，我只相信，人都到了台北，不問，就一定沒有資料留存，問了，經驗才可能傳承，「先做了訪問再說嘍！」

那一年，剪輯師Tim Squyers、音效師Eugene Geaty和特效師Jonathan Styrlund三人都上台領了金馬獎，可是版面很擠，長篇大論的專訪根本擠不上去，畢竟多數人都習慣在金馬獎盛會上看星光大道的明星衣著以及得獎或失意影人的心情，沒有人關心技術層面的。

過了一個月之後的一月二十一日，就在美國金球獎和奧斯卡獎頒獎前夕，趁著美國影壇要再度熱炒《臥虎藏龍》的相關新聞時，我終於推出了前後兩天的兩個全版《臥虎藏龍》幕後全製作實錄的獨家專訪，一位電影科系的老師告訴我：「我要學生把這兩個版都留下來，一定要反覆研讀，這是多珍貴的經驗啊。」

文章到底好不好？有沒有參考價值？或許是見仁見智的，但是那個年代的報紙容許刊登這麼深度專訪的內容，卻是今天的媒體同業很難想像的寬容年代，但是我一直相信，報紙如果沒有讓人值得剪下來收藏的文章，其實也只不過是曇花一現的廢紙而已，今天打開舊檔案，找到了由我執筆的這篇《臥虎藏龍》特效師Jonathan Styrlund的專訪，想起了七年前自己的瘋狂傻勁，眼眶竟然有了一點濕涼。

我不知道，時隔七年之後，還有多少人會來研究《臥虎藏龍》？這篇文章能有多少價值？但是，我還是再做了一次整理，就算是紀念自己的中年癡狂吧！

問：《駭客任務》的特效也是你們公司做的，和《臥虎藏龍》的做法有何不同？

答：預算就很不一樣，《臥虎藏龍》預算很低，但是李安很有誠意，也很有野心，他來找我們的時候，剛巧我們手上沒有大案子，他也開門見山說他沒有很多的錢做特效，但希望能做出一點不一樣的東西，讓大家可以看得很刺激很過癮，我們也沒有做過類似中國武俠電影的特效，加上李安風評不錯，所以呢我就說好啊，我們一起來試試。

也正因為預算少，不能有太多的應變方案，我們必需很小心很仔細想好每一個流程，所以我們花了很多時間來做前製的準備工作。

問：你們是怎麼和李安合作的？

答：這是一次很完美的合作經驗。李安以前很少動用過電影特效，對我們而言是很難得的一次機會。我們就先請他說清楚他到底想要做什麼，再根據他的需求來打預算，李安只要說得出他要的效果，我們就會提供專業的解決方案。

工作愉快的主要原因就是李安很清楚他自己要什麼，不只是因為他在紐約住了一段日子，說得一口流利英語，大家溝通沒有困難，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把每一個人物每一段情節的來龍去脈都交代得情清楚楚。

例如拍動作戲的時候，通常導演只會說演員從甲跳到乙再跳到丙，但是李安不只是做位置交代而已，他還會清楚地說為什麼會從從甲跳到乙再跳到丙，每一個動作都有心理條件，每一個動作都有原因，工作人員明白這種心理和肉體邏輯，就不會瞎忙了。

李安在中國拍片，特效人員基本上則是待在洛杉磯的，中美兩地有十六小時時差，我們只能趁他收工後，起個大早或是熬到深夜打國際電話，透過三方通話的方式溝通各項執行細節，李安相信一開始就去做「對」的事會比誤打誤撞走了一大圈錯誤的路，白忙一場來的有效率，節省時間也省錢，所以他再忙再累，也會固定和我們通電話，因為他很清楚自己要什麼，這種電話會議效果奇佳，一點不浪費時間，比大多數的工作人員都算計得格外精準，能跟這樣的導演合作，實在是最愉快不過的事了。

問：你們在拍片前如何籌備的？

答：我們到中國拍戲之前他很明確地告訴我們兩個場景的戲，要我們準備好所要必要的設備和器材，例如他說他一定要拍出舊北京的模樣，甚至連攝影機的拍攝角度都想好了，我們的工作就是要重建已經不復存在的舊北京模樣，做法則是在搭建了北京城外的一些小房舍的迷你模型屋，然後到現場參歡北京城的現況，實地感受一下城與人的關係，正巧也有人提供了一些北京城的舊照片，另外再翻查古籍，更清楚了歷史重建的必要條件。有了大致藍圖之後，李安也來參與意見，例如他想再把攝影機的鏡位壓低一點，拉近與觀眾的距離，我們也建議加進一點人煙霧氣的效果，就會使得特效更栩栩如生。

問：你們花了多少時間來籌備的？

答：光是北京那場短短幾秒鐘的戲就花了三四個月的時間才做好，因為工程很瑣碎，這樣做一點，那邊修一點，最後再整合起來就得三四個月的時間。

以前，大家都以為好萊塢做特效一定很貴，其實不然，《臥虎藏龍》就很便宜，因為李安要什麼特效，事先說得一清二楚，不會捉瞎嘗試錯誤，我們一開始就參予籌備，共同發展拍攝方法，不必兜圈子，當然就很省。這也是我對台灣電影工作者的建議，想做特效就要先在拍攝之前想清楚，告訴特效人員他要什麼，共同研發出有效拍法，拍攝現場也全力執行原先計畫，而且千萬要記住：變動得越少，就不會多花冤枉錢，就怕導演做了半天後說一句我不喜歡，就又要重新起爐灶，那就慘了。

問：最困難的特效場面是什麼？

答：兩場都是炫耀武術的戲，一場是我們叫做「猴戲」的武打場面，為什麼叫「猴戲」？因為那就是周潤發和章子佁在竹林裡打來打下，上上下下穿梭，就像樹林裡的猴子；另外一場則是用輕功穿越水塘。

困難的所在是因為拍這些戲時，演員和工作人員都面臨了肉體極限，無法一氣呵成，只能跳拍，而且我們拍攝的場景一直在變，本來是在黃山拍了的水塘輕功戲的一部分，兩個星期之後又到另外一個地方繼續拍，要把不同景色的場景結合在 一起就是極大的挑戰，還好，李安早就告訴過我們他要什麼樣的效果，我們到了現場後發覺與原先的紙上作業不同，執行起來有困難，就開始去想要怎樣才能達成目的，但因目標清晰，所以執行起來還算順暢。

問：與李安合作的最大特色是什麼？

答：理念清楚。電影還沒拍，他就已經知道他要什麼，這不是一般導演做得到的，就算我們替好萊塢拍攝花大錢的Ａ級電影也是經常邊拍邊想，所以我們能夠很早就參與籌備，發展我們必要的設備和方法，然後李安在拍會運用到特效的關鍵戲份時也會帶我們去中國，一待就是三四個星期，不像我們做部分好萊塢電影時，都到了剪接檯上了，看過底片後再來想該如何用特效來補救和強化電影。

問：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呢？

答：我們在現場觀察到場景和拍攝角度後，就可以根據我們的需求提供建議給導演，請他參考我們的意見來決定他的拍法，例如水塘的那場戲，剛開始的做法是兩個演員一起吊鋼絲一起飛，但是我們認為這樣拍後製很困難，於是我們就要求一次飛一個人，最後我們會把他們合在一起，看起來還是像兩個一同時在飛一樣，這樣對大家都省事（一次飛兩個人的吊鋼絲作業也一位單飛複雜而且困難），否則到了後製工程才發現畫面不夠或是角度不對，想要重拍或是補救都太不可能了，這就是特效人員到現場看拍片也參與拍片的最大不同。

問：我們都知道俠客們飛簷走壁的技法都是吊鋼絲的成品，但是為什麼電影中完全看不到那些鋼絲線？

答：這完全是電腦剪接的技巧，拍攝時演員身上的鋼絲線都很細但是也都看得清楚的，但是同一格畫面裡就一定會有部分空景是看不到鋼絲的，我們就剪取那些畫面一點一點地貼上去蓋上去，看起來就完全沒有線的痕跡了。

另外，我們也會要求演員不上鋼絲，在藍幕前做出各種動作，搭配一些靜態照片做背景疊印上去做合成，透過電腦加一點雲彩上去，就這樣時而動態畫面，時而靜態畫面，可以修得天衣無縫，你完全看不出是用合成接上去的。

問：以前的特效就是特效，屬於技術面上的東西，但是「臥」的特效不只是銀幕奇觀，它還點出了濃濃的詩意，你們是怎麼做到的？

答：你問到了最基本的關鍵。

電影特效基本上有兩種功能，一種是純粹視覺上的，讓影迷一看就會：「哇！」地一聲叫出來，因為很刺激，很過癮；另外一種則是幫助導演來說故事，讓角色的性格或是劇情的發展更周延，更有魅力。這一個功能對我而是更重要的，因為只是讓觀眾狂叫，顯然是不夠的，讓劇情更迷人，更有咀嚼回味的空間，也因為李安把所有的人物關係都說得很清楚，大家明白他要表達的意境，所以做起特效的時候就會深入他的創意內涵，做更有效的表達。

問：《臥虎藏龍》帶給美國電影市場的刺激會是什麼？

答：首先，會讓更多美國人知道不是只要好萊塢才會拍好電影，全球各地都可能拍出好電影，1998年是《美麗人生》，1999年輪到中國人拍的《臥虎藏龍》而已。其次是美國人以前只看好萊塢電影，現在則會越來越習慣看不講英語而是加打英文字幕的電影。

電影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駭客任務》中的中國武術場景吸引了不少年輕影迷去討論和學習中國武術，但是《臥虎藏龍》不只是熱鬧炫奇的中國武俠，也有愛情和文化的縮影，根本就是一部老少咸宜的電影，可以吸引更寬廣的人來注意中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