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導演胡安執導的《西洋鏡》是一部「無中生有」的電影。

2005年海峽兩岸的影人都曾有不同活動慶祝華人自拍電影一百年，因為電影史學家程季樺在「中國電影發展史」記載華人開始拍電影的年代就比西洋人晚了十年，第一部自己拍攝的電影是1905年由京劇老生譚鑫培演出的《定軍山》。

程季樺在「中國電影發展史」上用七百字描寫了「豐泰照相館」老闆任景豐和技師劉仲倫拍攝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的過程；另外用七十字記載了慈禧太后過壽，在宮中觀看英國大使館賀壽電影不慎起火的故事。

另外，資深電影編導程步高在1983年出版的《影壇憶舊》中談到《定軍山》的拍攝過程時也指出，「是無聲片，故唱功場面均刪，只抽《請纓》、《舞刀》、《交鋒》等幾個舞蹈武功動作場面…這是中國攝製的第一部影片，亦是中國最早的一部京戲紀錄片。」

其實，中國人到底什麼時候開始拍電影的？文字史料都是殘缺不全的，光憑這麼單薄的幾百字就要轉化成九十分鐘有血有肉的電影，的確需要高超的想像力，這也是《西洋鏡》最大的成就。

史實重現可以透過舊藉查訪的血汗功夫來營建骨架，但是添加戲劇血肉則要靠才華。任景豐、劉仲倫和京劇泰斗譚鑫培都是歷史人物，拍出他們的生平往事不難，難的是如何編織出他們之間的互動關係，串連出他們的矛盾情感與信任義氣，推衍出精彩多變的戲劇衝突，就考驗著編導的功力。

胡安的拍片動機是要紀念華人電影問世一百年，所以史實趣味就成了電影的重心所在，他一方面試圖從古典的放映器材上重建人們從皮影、走馬燈一路研發到無聲電影的影像發展史，另一方面則從劇場效果上重建保守年代中，凡夫俗子驚見電影時的譁然與騷動。《西洋鏡》的考據功夫下得不少，但是創作才情上只見皮相，不見精髓，只見電影史的文字複製，不見影像新意。

導演或許是想「淺出」，拍出一部雅俗共賞的電影史入門作品，卻忘記了創意的真正源頭在於「深入」，以致於我們只看到百年前的北京人乍看到盧米埃所拍的早期電影中的火車進站時，人們驚惶失措的醜態，只看到人們眼看洋人默片、耳聽「藍色多瑙河」，身體便會隨著華爾滋旋律舞動的忘我神態（這些都是中外電影史文獻上常看到的描寫片段，胡安只是用影像來複製文字），卻很難就人像攝影如何從東方傳統迷信的「奪魂攝魄」文化意識型態，跳脫轉進到美學認同的生活要件，做更深層的文化解析與意識型態解剖。

例如，既然一般市井小民乍見西洋影戲會嚇得屁滾尿流，同時代的譚鑫培、慈禧和李蓮英何以西洋新玩意沒有任何情緒反應，說拍照就拍照，莫名其妙就做了文化先鋒，他們究竟有過什麼心理轉折和衝撞，書上既沒寫，電影也沒拍出來，一切就好像天工造物，草莽天成，天何言哉？問題是天既無言，那又何必拍電影呢？《西洋鏡》的劇本忠於史實，卻少了人心轉折，以致於處處捉襟見肘，無處著力，顯見創作者的觀察與省思太弱，困扼了電影格局。

比較有趣的觀點是任景豐、劉仲倫都是卑微男子，一個靠有錢太太供養照相館，一個等著嫁給有錢寡婦，陰盛陽衰恰是清末民初國力不振的「性勢」象徵；「奇技淫巧」卒能有成，也未能扭轉世人對於戲子藝人的嗆俗定見，則是士大夫身段的文化流毒，「西洋鏡」倒是忠實照射出中華文化的傲慢盲點。

本片唯一感人，也唯一可取的就是劉仲倫帶著洋人梭巡北京城，紀錄浮生百相，登上長城，見証山河歲月的中國電影攝製工程，我們很難確認這些舊影片資料從何而來（是舊片重現？還是新拍之後故意彷舊？），然而胡安明明白白地指出百年前的北京模樣，千年的長城礫瓦，全都可以因為影像寫真得能鮮活長存，這就是電影的香火傳遞功能，《西洋鏡》能在劇終前浮現輻射出這種影像文明的傳衍意涵，總算保住了本片的觀賞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