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一日清晨十二點五十分，我坐在電視機前，人已經暈了，電視還正演著一部沒有太多感覺的電影，突然之間，手機響了，「天啊，誰啊？這麼晚了！」我嘴吧喃喃唸著，暈暈沈沈地起身摸向牆角正在充電的手機。

電話那頭是報社的值班編輯打來的，因為雲林地方記者來電：「有台灣布袋戲通天教主美譽的黃海岱在凌晨12點15分病逝家中，享年107歲。」報社得連夜換版，我得立刻寫配合稿。越早交稿，能夠換版的版面越多，可以讓更多的讀者知道這條重要消息。電話才放下，人就醒了，

醒了，就要開電腦，然後安靜下來，計畫怎麼寫這篇紀念文章。黃海岱是台灣名人，網路資料不少，但是只能佐証，不能抄錄，除非有筆記，不然就得靠記憶，把肚子裡面所知的點滴內容匯整完成，否則就要找到關鍵人物談出重點。

我立刻想起一位關鍵朋友，他在霹靂家族任職，追思老祖宗，捉重點，最容易不過了，問題是：現在是半夜一點了，肯定吵人擾人；問題是：不打，就欠缺最關鍵，也最核心的感想。

我的選擇是：打。

然而，心裡卻一直嘀咕著：「怎麼會這麼巧？」

上個星期，台灣久周出版社找到我，希望能替他們年後出版的新書「死也要上報！－－訃聞裡的妙事趣聞」寫篇序，於是我就整理了自己過去二十多年來一直扮演「殯儀館長」的一點心得，寫了篇兩千多字的文章，原本以為已經退出新聞前線的我，應該可以退休了，孰料還是接到了半夜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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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年的記者生涯中，我常在休假日兼程趕往報社上班，久而久之，同事一旦在假日看到我現身報館，就知道：「又有人死了！」我的外號，很快就叫做殯儀館館長。

但是在媒體做殯儀館長，沒有時間字斟句酌，只能拚命和時間賽跑，在高度壓迫的時間內交出文情並茂的紀念文章。

1993年元月二十一日，那年的小年夜中午十二點四十五分左右，我正陪著四歲的兒子在床上打枕頭戰，家裡電話響了，報社主管通知我：「奧黛莉．赫本過世了。」

過年，是報社的年度大事，因為號稱全年無休的報社，大部份的記者可以連放四五天假，我服務的影劇版更是從小年夜起就開始放假了，印刷機也可以喘口氣，預定在小年夜當晚停機洗刷兼保養，所有的預發版版面必需在下午五點前全部截稿，換言之，我必需在一小時之內趕抵報社，一小時內找完所有外電圖文，一個半小時內要寫出2500字文章，給文編和美編一小時編輯作業，再請主管在半小時內看完版，才來得及趕上除夕當天的新聞版面。

2003年四月一日晚上七點，跑港聞的記者傳來馬路消息：「聽說張國榮自殺了！」那天是愚人節，沒人分得清那是笑話或是新聞？八點之前，幾位港星的台灣經紀人和朋友也傳來了張國榮跳樓自殺的消息，傳言的真實指數飛快上竄，編輯檯上的我們忐忑難安，卻還鐵齒咬說：「香港人製造這種愚人節消息，真是缺德。」八點二十分，香港媒體已經証實一切是真的，不是愚人節騙術。

接下來，我們必需在四個小時內連圖帶文寫作完成一萬字的新聞及追思文字，社方決定給我們兩個全版版面，報導這則轟動華人社會的明星自殺事件。

2004年七月二日清晨十二點二十分，我已經就寢了，報社總編輯親自掛電話給我：「祖蔚，馬龍白蘭度往生了。」報紙通常清晨一點鐘開印，「如果來不及搶第一輪印刷，一定要趕第二輪。」第一輪就是正常出報，第二輪印刷可能只有台北縣市版的讀者才能讀到最新消息了。

我立刻翻身下床，打開電腦，手錶指針明白告訴我：只剩半小時了，你要交出一篇八百字的追思文章，而且對象是赫赫有名的馬龍．白蘭度。

一切，沒有太多時間思考，你必需靠著平常累積的見聞與能量，瞬間激發出文字火花，讓殞逝的流星有一些夠份量的文字相配他的光芒，可供讀者剪報、留存、背誦或追思。

我用寫情書的方式紀念奧黛麗．赫本，感謝她生前曾經在大銀幕上教導我們的純情之美；我用向大哥致敬的方式，向讀者報告了馬龍．白蘭度這位「教父」影星曾經在接受ＣＮＮ訪問時，痛斥主播說話像連珠砲，只挑腥辣題目發問，其實都是商業炒做，霹靂叭啦熱鬧過後就上廣告；我挑了張國榮生前最俊美的劇照和生活照，讓這位性向撲朔迷離，戲路千變萬化，卻也最重視銀幕扮相的影星，最後能以最美麗的倩影向影迷和讀者說再見…每一位巨星的訃聞重點都不同，文章和版面的選擇與切入重點，反應的其實正是寫作者自認最適宜的謳歌與懷念巨星的方式了。

1998年九月六日下午，ＮＨＫ才剛播出大導演黑澤明過世的消息，我就接獲了兩家報社的邀稿，限定在三小時內要各寫一千字的追思文字，一篇強調電影天皇，一篇強調世界公民，一則談日本影史地位，一則談世界文化觀點，綜合兩個面向勉強才可以拼湊出這位電影大師的多元面貌，但也正因為黑澤明是名副其實的電影巨人，每個面向都粲然可觀，也都足以向大師致敬了！

影劇記者寫電影明星或採訪對象其實是最便捷的工程，因為採訪，記者和明星之間有無數接觸機會，偏偏，絕大多數都屬宣傳場合，說著場面話，講著宣傳詞，雖然笑得燦爛，卻少了真心真情，只有試著突破明星心防，多從平常生活接觸（大家做朋友，而非只顧著搞宣傳），多陪他們討論專業上的成就或瓶頸（藝人最期盼汗水辛苦能得到專業回饋與肯定），才有可能累積不同的視野與素材，例如：1995年若非孤軍深入黃山的《風月》拍片現場，張國榮就未必會有風雨故人來的感動，因而透露說他在中國拍戲絕不喝當地水，絕不食肉，就怕不潔惹病的小心謹慎；若非曾經在坎城影展上，陪著張國榮與找擔任評審的影星蓋瑞．歐德曼請教他未能以《霸王別姬》坎城封帝的關鍵，也許就不會聽到張國榮打開話匣子，暢談他是多在意和梁朝偉之間的演技競爭？以及他多麼在乎曾經和譚詠麟的歌壇爭霸……。

華文媒體鮮少專業的訃聞寫手，多數都靠專業記者就責任管區在名人過世後屬筆撰文，蓋棺論定，此時，誰能在平時擁有最多第一手的採訪經驗、生活接觸和人生觀察，就越能在關鍵時刻成就擲地有聲的追思文字。

然而，台灣媒體記者斷層嚴重，老成巨椽不見容於只求「輕薄短小」的老闆，出道三五年的新秀，沒見過江山人物，卻已經儼然以資深記者自居了，一旦名人辭世，不是渾然不知，就是只能寥寥數語，簡單帶過。訃聞寫作的標準潰散，其實見証的是歷史健忘症和文明癡呆症正逐漸在社會底層蔓延。

還記得名導演大衛．連（David Lean）1991年辭世時，台灣報紙還在限張年代，主管卻能以半版版面全版報導台灣眾家導演追念大衛．連的感言，贊佩他的影像作品曾經震撼多少人心，浩歎歷史匆匆又翻過一頁；2006年日本電影大師今村昌平過世時，台灣報業的影劇版面已經都擴大到四大張，卻只肯給三百字的篇幅做生平誌要的簡訊處理；號稱二十四小時播出的電視新聞頻道更連一分鐘的新聞畫面都做不來（或者是根本不知道他是誰了）…。

訃聞，是名人在世的最後回顧，齊備，就不枉此生，周詳，就讓讀者見証了生命的光與熱。媒體是貪婪又現實的，能夠行銷的議題才會大做，因此日前同日去世的年輕藝人許瑋倫及亞洲鐵人楊傳廣，獲得的媒體關注及報導版面，其實完全不成比例，也不能反應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然而，媒體樂此不疲地快炒偶像明星的點點滴滴，因為收視率証明，觀眾（讀者）愛看，卻也讓媒體忽略了旗下記者欠缺歷史縱深，只會短線熱炒的缺憾。

身處在一個囫圇吞棗的短線與速食年代，身處在一個只追求流行，只看重表象熱鬧的新媒體年代，訃聞寫作或報導的失衡，正是媒體偏食，也只圖以快炒熱炒手法填塞讀者的經營心態。

人心變了，媒體變了，訃聞也變了，人要死得早，死得意外，才有報導的價值，那還不如回到古老的墓誌銘年代吧，自己選擇幾句讓人願意記憶與誦讀的文句，權充不枉人間行走的文字紀錄，或許還能少些閒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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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一日清晨一點二十分，我掛斷採訪電話，筆記本洋洋灑灑記了一整頁，坐回到電腦前，開始寫稿了，一點四十五分，八百五十字的文章完成，按個傳送鍵傳往了報社。

筆墨，肯定無法具現每一個精彩靈魂的全貌；每一回的訃聞寫作，卻都是難忘的靈感激戰。謹為之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