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1-20 22:42:23捐三姑
「中國」在哪裡？客家論述的問題化系列之(一)
「中國」或「中華」作為一個民族的指稱是個含混而拒絕受檢定的概念，這種拒絕被檢定的起源，與產生於華南地區的「客家」指稱有著相同的背景：「中華」或「客家」的種源論極向，前者是以「近代國家統一機構崩壞」為背景而以救亡意識為形式浮現於族群歷史的前臺，後者起於清帝國剿滅鄭成功海上勢力的策略而「出現」的一種自稱。（瀨川昌久 P13）
幾千年的文字記載中，「中國」這個字眼以多樣的涵義見於史冊，目前已知記載有中國二字的史料，最晚始於周成王五年的“饕餮紋青銅尊”該青銅器上誌有銘文122字 ：唯王初遷宅于成周。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餘其宅茲中或，自之乂民。
銘文中「餘其宅茲中或」，“或”疑為“琙”的脫損字，說文訓：“或”同國，邦也。但就文脈所示“中或”意指：武王克商後，將在成周建都城作為天下中心。“或”字也可能是“閾”或“罭”字的脫落，但無論哪個“琙”，此中或皆不離“作為天下中都”一義。
稍晚時代裡，詩經 的「中國」是個危殆的價值：「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春秋的中國：公羊傳‧昭公二十三年（519B.C）：「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
詩經與春秋公羊傳中兩條有關“中國”的概念大抵涵蓋了公元前一千一百年到公元前五百年之間所出現“中國”一詞的指涉功能，別於四夷，然而“四夷”二字也未必實指四個民族—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如《周禮．夏官．職方氏》載有：…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禮記．王制》輯錄：東方曰夷，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也就是說，地域空間上，中國之外尚有信仰著不同圖騰、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於周制的諸族部，中國，因此並不是一個有著一致民族的指稱。
中國不是一個民族，也不是一片廣大的疆域，它原只是秦嶺、巴山以北，太行山以西，沿渭水、汾水所沖積的帶狀谷地。“中”字也未必帶有天下之中的天下意識，而是相對於以「大邑商」為中心的東方諸夷而言之另一個以周之宗姓為首的心，所以在饕餮青銅銘文所載“武王克大邑商…宅茲中或”，這反映了公元前一千六百年前東北亞大陸上豐富而多樣的民族文化在政治經濟利益上的協力與衝突。
克商後的周室維持了八百年名義上的共主，但期間四鄰與之仍是不相隸屬的獨立疆域，孟子‧梁惠王上：「…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孟子向梁惠王攤牌表示自己明白梁惠王欲成霸主的心思，文中“中國”一詞有多重意味，一方面既是天下「共主」的象徵，另一方面也是與秦、楚、四夷相區別的疆域。
中國之為中國漸成為諸夏名義上所擁的宗周典制之代稱，但它仍不是一國名，蠻夷亦有蠻夷的典制，《史記．楚世家》誌：「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於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
熊渠即與中夏系周文化平行發展的巴楚文化，“楚本蠻夷，亦即淮夷”，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論及：淮夷即楚人，即蠻荊……淮徐荊舒每連言，必系同族，且為殷之同盟。由此可知形成於十九世紀末而大盛於廿世紀的中國史學，將中國文化、中華文化、漢化、漢人化、漢文化化…視為相等同的文化類型，不但刻意抹除「中國」外圍更加複雜而多元的的「非中國」成份，更因晚清時期的文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臺灣之國民黨政府，基於政權合法統性所進行的民族想像工程，而將中國這個名詞與概念改造成五千年一脈相承的漢族國家史。
就史論史，不但是「中國」並不特指為漢族人的自稱，甚至連「漢族」這個名詞也有相當大的問題。《世說新語•言語篇》載：「江左地促，不如中國。」又《宋書•索虜傳》載：「自索虜破慕容，蠻馬二萬餘人攻圍義陽，據有中國，而芮芮虜有其故地…自西路通京師，三萬餘裏。僭稱大號…與中國亢禮…」《樂府詩集卷八十八》收錄晉武帝太康後童謠：「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宮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
以上史料所揭妇南渡晉人認為江左（江南）非中國，中國在此指關中地區。专索虜，即鮮卑人，拓跋氏族劇關中之地建北魏，因此稱據中國，同時，芮芮 （即柔然）自西域興起據河西匈奴故地與拓跋魏相對抗，因此文中說「據有中國…與中國亢禮」，此處中國皆指拓跋魏（而非漢族）将以晉號的司馬炎擊敗東吳孫皓，晉進入短暫的帝國一統時代，但江南吳地之人抵抗心未了，因此終司馬炎(此歌行流傳於晉武帝太康年間公元280~289，以及以後)，吳地民間傳唱「中國當敗吳當復」，並由「局縮肉，數橫目，在三十年後」可知此歌行於公元259年－306年晉惠帝之後，由司馬炎建國到司馬衷，晉王朝三十餘年覆滅，江南與華北、關中等地之格格不入猶反映在江南吳地民間歌謠裡，江南人並不認為自己是中國或中國人顯而易見。
江南江東本濱湖藪江海散居著形形色色的民族，對北方陸路政權的統治典章從一開始便以「披髮文身」而與中夏諸部文化有顯著差異。江南地饒豐產，以漁獵採集為主要經濟活動，所以說民以龍蛇之形紋身乘艫入江海捕漁或貿易為業，自不同於關中農業所需要的組織制度。其次，吳越之語與關中華北語截然不同，言語不同、產業經濟方式也相異，自古南北西東方本難統轄為一，終所謂「中國」之歷史其實是一部南方與北方、北方與西方諸部落氏族在產業經濟上的衝突發展，而不該是一個稱為「中國」的國家對其領土的開發歷史，而如同「中國」這個概念，「漢」也是一個有待檢定的人種概念。
今天所謂的漢人似乎是指組成中國這個概念的人種底蘊，這個迷思可由前述史料分析形成一個問題化的漢人概念，如果不能放下國別中心或中華民族中心論，從「地域」觀點重新瞭解「中國」，則中國只是一個找不到謂語安身的虛詞。韓國人更理當能勝稱孔仲尼是朝鮮人先祖，因為山東是遠離華夏系統的東夷之地，歷史上，日本與朝鮮皆曾在其需要一個宗籍象徵強化國家神話時挪用所謂「東夷」「百越」的文化，正因中國並不能獨佔別於炎黃世系中夏文化的東夷文化。
幾千年的文字記載中，「中國」這個字眼以多樣的涵義見於史冊，目前已知記載有中國二字的史料，最晚始於周成王五年的“饕餮紋青銅尊”該青銅器上誌有銘文122字 ：唯王初遷宅于成周。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餘其宅茲中或，自之乂民。
銘文中「餘其宅茲中或」，“或”疑為“琙”的脫損字，說文訓：“或”同國，邦也。但就文脈所示“中或”意指：武王克商後，將在成周建都城作為天下中心。“或”字也可能是“閾”或“罭”字的脫落，但無論哪個“琙”，此中或皆不離“作為天下中都”一義。
稍晚時代裡，詩經 的「中國」是個危殆的價值：「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春秋的中國：公羊傳‧昭公二十三年（519B.C）：「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
詩經與春秋公羊傳中兩條有關“中國”的概念大抵涵蓋了公元前一千一百年到公元前五百年之間所出現“中國”一詞的指涉功能，別於四夷，然而“四夷”二字也未必實指四個民族—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如《周禮．夏官．職方氏》載有：…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禮記．王制》輯錄：東方曰夷，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也就是說，地域空間上，中國之外尚有信仰著不同圖騰、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於周制的諸族部，中國，因此並不是一個有著一致民族的指稱。
中國不是一個民族，也不是一片廣大的疆域，它原只是秦嶺、巴山以北，太行山以西，沿渭水、汾水所沖積的帶狀谷地。“中”字也未必帶有天下之中的天下意識，而是相對於以「大邑商」為中心的東方諸夷而言之另一個以周之宗姓為首的心，所以在饕餮青銅銘文所載“武王克大邑商…宅茲中或”，這反映了公元前一千六百年前東北亞大陸上豐富而多樣的民族文化在政治經濟利益上的協力與衝突。
克商後的周室維持了八百年名義上的共主，但期間四鄰與之仍是不相隸屬的獨立疆域，孟子‧梁惠王上：「…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孟子向梁惠王攤牌表示自己明白梁惠王欲成霸主的心思，文中“中國”一詞有多重意味，一方面既是天下「共主」的象徵，另一方面也是與秦、楚、四夷相區別的疆域。
中國之為中國漸成為諸夏名義上所擁的宗周典制之代稱，但它仍不是一國名，蠻夷亦有蠻夷的典制，《史記．楚世家》誌：「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於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
熊渠即與中夏系周文化平行發展的巴楚文化，“楚本蠻夷，亦即淮夷”，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論及：淮夷即楚人，即蠻荊……淮徐荊舒每連言，必系同族，且為殷之同盟。由此可知形成於十九世紀末而大盛於廿世紀的中國史學，將中國文化、中華文化、漢化、漢人化、漢文化化…視為相等同的文化類型，不但刻意抹除「中國」外圍更加複雜而多元的的「非中國」成份，更因晚清時期的文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臺灣之國民黨政府，基於政權合法統性所進行的民族想像工程，而將中國這個名詞與概念改造成五千年一脈相承的漢族國家史。
就史論史，不但是「中國」並不特指為漢族人的自稱，甚至連「漢族」這個名詞也有相當大的問題。《世說新語•言語篇》載：「江左地促，不如中國。」又《宋書•索虜傳》載：「自索虜破慕容，蠻馬二萬餘人攻圍義陽，據有中國，而芮芮虜有其故地…自西路通京師，三萬餘裏。僭稱大號…與中國亢禮…」《樂府詩集卷八十八》收錄晉武帝太康後童謠：「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宮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
以上史料所揭妇南渡晉人認為江左（江南）非中國，中國在此指關中地區。专索虜，即鮮卑人，拓跋氏族劇關中之地建北魏，因此稱據中國，同時，芮芮 （即柔然）自西域興起據河西匈奴故地與拓跋魏相對抗，因此文中說「據有中國…與中國亢禮」，此處中國皆指拓跋魏（而非漢族）将以晉號的司馬炎擊敗東吳孫皓，晉進入短暫的帝國一統時代，但江南吳地之人抵抗心未了，因此終司馬炎(此歌行流傳於晉武帝太康年間公元280~289，以及以後)，吳地民間傳唱「中國當敗吳當復」，並由「局縮肉，數橫目，在三十年後」可知此歌行於公元259年－306年晉惠帝之後，由司馬炎建國到司馬衷，晉王朝三十餘年覆滅，江南與華北、關中等地之格格不入猶反映在江南吳地民間歌謠裡，江南人並不認為自己是中國或中國人顯而易見。
江南江東本濱湖藪江海散居著形形色色的民族，對北方陸路政權的統治典章從一開始便以「披髮文身」而與中夏諸部文化有顯著差異。江南地饒豐產，以漁獵採集為主要經濟活動，所以說民以龍蛇之形紋身乘艫入江海捕漁或貿易為業，自不同於關中農業所需要的組織制度。其次，吳越之語與關中華北語截然不同，言語不同、產業經濟方式也相異，自古南北西東方本難統轄為一，終所謂「中國」之歷史其實是一部南方與北方、北方與西方諸部落氏族在產業經濟上的衝突發展，而不該是一個稱為「中國」的國家對其領土的開發歷史，而如同「中國」這個概念，「漢」也是一個有待檢定的人種概念。
今天所謂的漢人似乎是指組成中國這個概念的人種底蘊，這個迷思可由前述史料分析形成一個問題化的漢人概念，如果不能放下國別中心或中華民族中心論，從「地域」觀點重新瞭解「中國」，則中國只是一個找不到謂語安身的虛詞。韓國人更理當能勝稱孔仲尼是朝鮮人先祖，因為山東是遠離華夏系統的東夷之地，歷史上，日本與朝鮮皆曾在其需要一個宗籍象徵強化國家神話時挪用所謂「東夷」「百越」的文化，正因中國並不能獨佔別於炎黃世系中夏文化的東夷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