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女孩們：

當我再次穿越妳們行政大樓前那一木質地板搭建的陰涼走道，忽而回顧起這些年來，同樣的時刻、同樣的地點，我們行禮如儀齊聚於那個名為「科學館」（與感性多麼衝突的所在）的教室，嚴陣以待探索「何謂小說」？「如何寫出好小說」？乃至妳們甚為關心的：

「我的作品究竟能夠得到第幾名？」（長輩們也許會問：多少錢？將來能不能拿去當作推甄的資歷？）

不可否認，這是一場機制，一個場域（極其無奈又想不出更好辦法的比式場），所以無可厚非妳們擁有預期的心理狀態，期盼從評審那裡獲得一點忠告，或者指點迷津。看著妳們濕黑的眼神，瓷細光潔的臉龐，我依舊一如第一次遇見妳們那般激動（並非因為妳們是「女孩們」，而是青春年華啊），那總使我想起音樂人黃舒駿在他的文章裡所提及的：「有些時候，我會覺得，我當時一定是窮極無聊，才會花那種時間，去玩那樣的創作！要是現在的我，才不幹呢！但是，我很感動於當年那不得不做的青春的衝動！」

「過程中那種生命跟世界搏鬥，既困惑又驚喜的探索，是所有經歷過創作生活的人，永遠忘不了的存在感。」

可不是？青春之大無畏。青春不該被現實浪費。青春無罪啊。

所以，與其說是我們評審了妳們的作品，倒不如說是妳們給予我們這些將老之人回顧青春的契機。

我明白，於妳們而言這或許是第一場文學競賽，或第一次提筆（將概念化作真實的字的），然而於評審如我者，所有的細節早已瞭然於胸，好幾次看著妳們各自想像中的文學景觀：全然不理會文學獎機制或純文學那一套的，全然的歡快與孩子似肉綿綿、粉墩墩的這個那個，我亦暗暗為妳們的勇氣喝采。確確實實，在我們這個年紀，已經失去寫小說的「本質性」了（相對來說，我們也學會了更為複雜的技術）。換句話說，當我們更靠近小說理論一些，小說便離我們更遠一點，直到我們將小說理論忘卻而不自得。確確實實，妳們沒有這樣的困擾，因為妳們的小說充滿了活力勃勃、亂衝亂撞的莽動與快樂。

那更接近於唯有青春足以釋放的氣力。也因此，一開場我感謝妳們，感謝妳們願意在無夢的時代裡說夢。感謝妳們在緊鑼密鼓的高三生活，抑或必須背誦英文單字、幾何證明那些百無聊賴的時光底，寫下這些篇章——這些夢。夢裡或許涉及了亂倫，或許舊事新說二戰英雄人物，或者遁入遙遠未知的異國，凡此種種，在普遍的評審眼中，無疑是一場完完全全的「噩夢」——無關乎形式，而是內容——主要是，妳們筆下的夢境如斯相似，如斯不快樂，如斯奇幻而輕盈，因而小說家朱天心在某年刻意接下大小不同的校園文學獎邀約後，終於在妳們所主辦的評審會上忍不住提問：「誰可以說說學校外的行道樹是什麼樹？」

（沒有人說得上來）

（根據她的觀察，妳們校門前的長安東路種植了尤加利與菩提樹）

她困惑著：「現實讓她們討厭到一眼也不想看嗎？」

是的，現實的消亡。這句話頗值得玩味，那即是：現實意味著什麼？為什麼我們必須逼視現實？但我反而以為，消解（抑或逃避）現實並非關鍵，而在於：妳們如何重建屬於妳們自認的「現實」？妳們所形塑的小說景觀會否重蹈「妳們無感的現實」而渾然不覺？或者，妳們遁入了另一個更牢不可破的意識形態（比如正義，比如愛欲，比如哈利波特似的幻術）？亦即無論妳們這個世代不可或忘的奇幻文學抑或魔幻寫實，妳們如何看待「那一世界」？妳們是否具備足夠的能力重新搭建唯有妳們能夠說出的「小說世界」？

換言之，妳們是否在妳們所屬意的世界裡，發現唯有那個世界才能夠獲知的冒險與意義？而非複製乃至模仿現實的條件？

所以當我指出妳們普遍愛好奇幻文學的同時，也正意味著，妳們作為一名小說家（或作為一名「創作者」）的面目刻正渙散中。亦即妳們連同創作也走向「一致性」了。但妳們不正是最厭煩制服的一群嗎？妳們自青春期以來意欲不同於眾，卻也害怕特立獨行，於是制服式的一窩蜂類型創作由然而生，以致忘卻：為什麼必須墜入奇幻世界？為什麼在奇幻世界裡，我們仍然逃不開華人小說向來關注的家庭與群體脈絡？

為什麼？妳們不是幻想著有朝一日要將學生裙剪爛、脫下牙套成為另一個小S嗎（我曾在陽明山山仔后那附近目睹當時還是ＳＯＳ團體的她們姐妹倆，那時候，戴著口罩的她其實也就是個平凡的少女罷了）？為什麼一旦進入小說創作，竟毫不抵抗地再次披上「制服」？再次任由「制服」宰制了妳們？也許我們可以想想：自己的作品與其他人的差別在哪？即使只是語言的不同，也夠令人驚豔了，因為那表徵了作為小說家最重要的質素，亦即上個世紀被譽為「歐洲最後一位讀書人」的班雅明所言：「小說家徹頭徹尾是個孤獨之人，他與人群相隔開來。」

他說：「小說的誕生之地乃是離群索居。」

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我不斷追問妳們為什麼要寫小說？為什麼寧肯放棄大好的閒散時光，坐在「科學館」裡聆聽我們幾位評審煞有介事地各自表述「心目中的第一名」（我總是困惑著，為什麼我們不問「何謂爛小說」？我曾經試著請學生們寫一篇「爛小說」，但他們怎麼也寫不出來），以及第一輪投票、討論、再投票——在影視傳播大行其道，溝通進入WEB 2.0乃至4.0的世代，我們為什麼還需要小說？我們為什麼必須寫小說？

因此，當我再次穿越那一森涼的禮堂穿過甬道時，我想起剛剛因為塞車而目睹妳們校門口那條街上的那家老餅店。中秋時分，店門口大排長龍，人群裡那個孩子穿著一條短褲，兀自咬著餅，餅很乾，以致他頻頻吞口水，但他手上除了餅，就沒有其他了。於是，我想起那麼多年以前，當我還是妳們這個年紀時，糊裡糊塗被拉入叫作「故事社」的學校社團，在那裡，虛構是唯一的技巧，而如何達到「真摯的虛構」則是終極的技巧。

那一年，我們去了一座育幼院為院童們說故事，唬得他們一愣一愣。其中，一個正自進行化療的小男孩戴起毛帽坐在輪椅上，看得出來所有院童皆有意無意與他保持著塑膠質感似的距離。約莫是藥的副作用吧，，他的身上留下一條條因著痛苦而抓傷的血絲，有時甚至連藥也不肯吃。那時候，只剩下我們的故事足以安慰他了。每回說完故事，他總會眨著明澈的眼珠，發顫地一字一句說（癌細胞已經擴散到他的喉嚨了）：

「大葛格，那，皮諾丘最後變成人了嗎？」

皮諾丘是《木偶奇遇記》裡，那個小木偶的名字。他被木匠雕刻出來，卻企圖賦予它生命。故事即是圍繞著「我終於變成人了」而困難而解密而進行。當時，我並不明白男孩為什麼這麼執著小木偶最後的結局？我只是跟他打勾勾說：「如果下個禮拜葛格再出現時，你不亂發脾氣，也有按時吃藥的話，那麼，答案就會揭曉唷。」

「真的嗎？」他很高興地與我捺了捺大拇指。

可惜的是，年輕的時候，我們總是把承諾看得太過輕易了。於是等到幾個禮拜後，在我歷經了期中考疲勞大轟炸以及忙碌的社團成果展，壓根就忘了這回事。所以當育幼院院長告訴我，男孩幾天前已經不幸過世時，我極為震動，尤其他還有「遺言」給我，更超出了那個年紀我所能夠理解的「死亡與託付」這類的邊界。男孩說，他有遵照我們的約定乖乖吃藥，也沒有亂發脾氣，不過可惜的是，他再也聽不到皮諾丘能不能變成人的故事了。

「不過他說，」院長說：「他真的遇見了活生生的皮諾丘！皮諾丘的鼻子不再變長，也不再愁眉苦臉了！他說他很謝謝大葛格，讓他認識了皮諾丘，如果可以的話，他希望自己來生就是那個皮諾丘，能夠帶給別人歡樂，而非悲苦。」

想當然，妳們早該瞭解，這其實是一則虛構的故事。它糅雜了我的經驗、另一位評審羅位育老師提到的典故，以及日本小說家大江健三郎的小說理論。

「我終於變成人了！」這樣不忍捨棄想要成為人的良善的渴望，運用在我們的小說創作裡，不正是一次刻骨銘心的溫暖，一場令人動容的美好時光嗎？在那個世界裡，唯獨皮諾丘明能夠承擔他的冒險，唯獨他足以理解鯨魚的肚子何其黏膩與昏暗，以及被棄絕何等傷心，因而當他自鯨魚的氣孔逃出時，他再也不畏懼了，大步朝著他的「成人之路」邁進。

——朝著讓最初神仙教母所承諾的：一旦讓「心型玻璃瓶」（權充他的心臟的器物）裝滿了「服務別人所流下的眼淚」以及「因為愛、因為關懷別人所流下的淚水」，即可「成為人」的旅程邁進。

而那正是小說家（您們）離群索居之際，理應念茲在茲的全部。

但願我們都能遇見屬於自己的皮諾丘。

但願妳們都能忘掉「制服」，在創作的過程中感到自由與快樂。

－－「所謂寫小說，乃是意味著人類存在的同時如何將不可度測的一面推向極致。」（班雅明）